1932年8月，一位《星期六晚郵報》的記者詢問英國偉大的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此前是否出現過像「大蕭條」這樣的時期。他回答說：「有，持續了400年的黑暗時代。」如果視此為滅頂之災，未免誇張，但這兩個時期至少在一點上是共通的，即沒人清楚人民為何受苦受難。
有人籠統地將其都歸咎於「時勢」，這是胡佛為了逃避責任的說法。其他人將「大蕭條」與1929年的股市大崩盤混淆，「‘大蕭條’以來我們還沒有進過城」，或者他們會說「我去過，但是那是在‘大蕭條’之前」。許多勞工竟被冠以消極怠工引發隱性危機的罪名，這是由全國製造商協會主席約翰·e·埃傑頓提出的：「許多對工作提出諸多要求的人，要麼想罷工，要麼就是根本不想工作，他們就是想利用這種境況鼓吹共產主義。」勞工們只能忍氣吞聲，原因在於40年前美國新教倫理的強大勢力。雖然數百萬人陷入了非常悽慘的境地，但可以確定他們並非咎由自取，社會工作者們再三強調失業者們忍受著自責的折磨。「我已經超過兩年沒有穩定工作了，」1932年2月，一個被房東趕走的人告訴《紐約每日新聞》的記者，「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像個殺人犯。我到底怎麼了？我竟然不能保護自己的孩子！」
基於從小接受的相關教育，這些人也曾經逐漸相信：你只要努力工作，就會成功。現在卻無論表現如何一律失敗，民眾計程車氣逐漸低落。沃爾特·李普曼寫道：「士氣低落的人都孤立起來，不相信任何人、任何事，甚至不相信自己。」17年後，理斯曼在《孤獨的人群》中解釋了這種在危機下，性格內向的人陷入困境時的痛苦：「如果屢次失敗毀了他對未來成就的希望，那麼他內心的力量可能再也抵擋不住外界的壓力。他會感到極度內疚，因失敗和不足鄙視自己。」那個時期的報紙都在報道，人們寧願自殺也不願意靠救濟苟且偷生。愛米爾·涂爾幹創造了一個特殊分類，「利他的自殺」指的是這些人選擇自殺，而不成為社會的負擔。
這一切應該歸罪於柯立芝到胡佛時期繁榮「新時代」的基礎不穩固。從某個角度看，「大蕭條」似乎是工業革命最後的掙扎，也為技術革命的到來留出一個間隙。「一戰」後，多種大規模生產的技術結合，將每工時效率提高了40%以上。大量的貨物產出明確需要消費者購買力的相應提高，也就是說，需要漲工資。但在20世紀20年代，工人的收入並沒有隨著生產力的提高而增長。在1929年這個黃金年，據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經濟學家計算，一個家庭年收入要達到2000美元才能滿足最低的生活需求（超過60%的美國家庭在這一水平線下掙扎）。總之，購買力完全趕不上商品的產量增長。當時人們認為產量激增毫無問題，「一個優秀的銷售員什麼都可以賣掉」，這體現出當時的愚鈍，這意味著當有錢人（其中許多人並不富裕）在炒股時，熱心的推銷員就鼓勵其大規模炒股。並不算富裕的人被說服，無論如何先買下產品，再通過信貸過渡。
信貸經紀人四處貸款，股市終於不堪重負而崩盤，推銷員經手的百萬宗小商業交易款就此打了水漂，因為這些推銷員敢賣任何東西給那些無償債能力的人。這也結束了「新時代」的繁榮，國家完全應付不了隨之而來的恐慌。上一次大範圍的經濟危機發生在1893年，自那以來，美國的工業化程度使得迴歸農場已不可能。胡佛恰好在災難前夕當上總統，這本身就是自討苦吃。時任商務部長的他一心只關注生產力，卻毫不關心缺乏購買力的危險。他卸任總統以後很久才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一邊只有幾千人……卻享受了絕大部分的生產成果；另一邊超過20%的人，卻只得到了很少的一部分……」
從股市大崩盤到1932年（「大蕭條」最慘的一年），大家都堅信，對於經濟螺旋式的加速下滑，應該採取使之復甦的措施。然而，事實上所採取的措施反而使之下滑得更快。為了保護投資者的利益，不得不維持價格，於是銷量下滑，因此只好用裁員的方式削減成本，導致這些失業者也喪失了購買力，使銷售進一步下滑，從而導致更大範圍的裁員，引起購買力的全面收縮。結果，工人的貧困導致了農民的貧困，反過來，農民的貧困又加劇了工人的貧困。「任何一方都沒有錢購買另一方的產品。」一位俄克拉何馬州的證人在國會小組委員會上證實，並解釋了此惡性迴圈，「因此，在同一個國家，同時存在生產過剩和消費不足的問題。」
1932年6月，常春藤盟校應屆畢業生加入21974名其他學校畢業生的隊伍，開始找工作。那時，紐約百貨公司的電梯操作員都要求擁有學士學位。對於大多數畢業生來說，這份工作已很不錯。但也有特例，比如從亨特學院畢業的20歲畢業生西爾維婭·菲爾德·波特，她從英語專業轉到經濟學專業，原因是她後來所說的「想知道為什麼我周圍的一切都在崩潰，為什麼人們會失去工作」。她憑藉出色的口才進入一家投資諮詢公司，同時開始系統地研究世界金融市場，希望有一天能開一個相關的專欄。（她於1935年起為《紐約郵報》撰稿。）不久，她發現自己的國家正在經歷史無前例的經濟危機。
自從1720年英格蘭南海公司破產，「南海泡沫」一詞一直被用來形容註定的商業風險。泡沫肯定會破裂，南海股票已經下跌到峰值的13.5%。但隨後反彈，該公司又得以存活了80年。波特入行之時，美國鋼鐵公司和通用汽車公司的股價已下降到其崩潰前價格的8%。總體而言，主機板上市的股票價值相當於1929年的11%。投資者已經損失了740億美元，相當於「一戰」費用的三倍。5000多家美國銀行倒閉（從胡佛老家西布蘭奇跨越州際線便可到的艾奧瓦市有5家銀行，全部倒閉），86000家企業暫停營業。國民生產總值從1040億美元下降至410億美元（1973年，該數值約為21770億美元）。1932年，有273000個家庭被趕出出租屋，有工作的人平均週薪也只有16.21美元。
部分行業得以蓬勃發展。避孕藥行業一年賺取了2.5億美元（事實上那時的青年為人父母之後，很自然地就遺忘了這個事實）。超過一半的人每星期去看一次電影（成人25美分，小孩10美分）。吸菸者的數量每年都會增加，當時沒有人意識到吸菸有害健康。家榮華冰箱和阿特沃特·肯特收音機迅速普及。小型高爾夫球場和流動圖書館也蓬勃發展起來。阿爾弗雷德·c·富勒與他帶領的上門推銷團隊合作得非常出色，即使在經濟形勢嚴峻的1932年8月，他的銷售業績也從15000美元躍升到了50000美元，此後每年都以100萬美元的速度增長。一個名叫保羅·格蒂的神童悄悄注意到了低價石油井的商機，那年2月，太平洋石油總公司100萬股份中，他獲得了52萬股。各地都有那麼一兩個幸運的企業：在馬薩諸塞州的昆西，一家有著橘黃色明亮屋頂、仿殖民地建築的餐館正瀕臨破產，此時餐館對面的一家股份制公司開業，請來了表演團，第一個節目是尤金·奧尼爾的九幕劇《奇異的插曲》，每天晚上8點30分中場休息時，來吃夜宵的觀眾絡繹不絕，餐館老闆霍華德·約翰遜以此得以保住他的餐館。
但這些都是例外。美國鋼鐵公司是重工業的龍頭企業，當年只賣出了產能的19.1%。因為美國機車公司不需要太多的鋼材。20世紀20年代，美國機車公司已達到平均每年售出600臺機車的水平，但在1932年只售出了1臺。曾經是鋼鐵產業大客戶的汽車產業，如今也風光不再。那些曾經大名鼎鼎的公司逐漸消失：斯圖茲汽車公司、奧本公司、柯德公司、愛德華·皮亞利斯公司、皮爾斯–箭公司、杜森堡公司、富蘭克林公司、杜蘭特公司和洛克莫比公司。一個魯莽的男子自創了一種名叫「洛克尼」的廉價車型，試圖挑戰福特，卻最終因損失了2100萬美元而自殺身亡。1932年1月，一位很有創造天賦的細菌學家阿瑟·g·舍曼因為他的第一輛簡陋的手工木拖車，成為底特律車展的黑馬。但這一整年內，他僅售出80輛。航空運輸也遇冷，那時的客機只有12個座位，商務部的報告稱，平均每次航班空餘7個。除了有聲電影，大多數娛樂場所即將銷聲匿跡。4年裡，爵士音樂家埃迪·康登只錄了4張唱片。唱片業已經從年收入5000萬美元萎縮至年收入25萬美元。脫衣舞皇后薩莉·蘭德全靠她著名的扇子舞勉強維持生計，記者問她為什麼選擇這一職業，她回答說：「我不脫褲子，哪裡會有錢賺。」
因為貧窮被認為是可恥的，所以人們常常向鄰居隱瞞真實情況，而且總能瞞過去。人們永遠無法完全瞭解街對面的家庭。每天總是在同一時間穿著整潔離開家的年輕律師可能已經不再是律師，而是在一個偏僻的街區上門推銷廉價領帶、雜誌、吸塵器、電壓力鍋或二合一鞋油等。他可能換掉他的衣服，去城市的另一邊乞討，或者已成為數以百萬計的求職大軍中的一員，看著他的孩子食不果腹，只能在夜裡與失望抗爭。長期在大街上晃盪的人也學會了一些生存的竅門。例如，用5美分買一杯咖啡，再要一杯免費熱水，在熱水裡混入放在櫃檯上的番茄醬，就做成了番茄湯。冬季，你可以在你的襯衫下塞滿報紙，以抵禦寒冷。如果你知道要站在職業介紹所外排很長時間的隊，可以用麻袋裹住你的雙腿。鞋是一個非同尋常的問題，紙板可以用來補鞋裡的洞，放一些棉花在腳後跟可以防止鞋子磨腳，但如果鞋破損得太厲害，什麼方法也沒用。路面會磨損紙板，然後就會露出打著補丁的襪子，雪浸入鞋裡，在腳趾周圍聚積，鞋釘會刺傷你的腳後跟，直到你學會用一種特殊的步態走路，才不至於太難受。
窮人家為節儉度日而想出的妙計實在是了不起。男士刮鬍子的刀片反覆打磨可以長時間使用，自己動手卷煙或抽翅膀牌香菸（10美分一包），為了省電只用25瓦的燈泡。孩子們撿拾回收可抵兩美分一個的飲料瓶，或站在麵包店前排隊買前一天剩下的特價麵包。女人們則把床單縱向從中間裁開，再重新縫合使中間破損處成為兩邊；把她們自己的衣服改一改，給女兒們穿；和鄰居家的女主人一樣，裝出一副一切遊刃有餘的樣子（其實她們可能也靠著微薄的收入度日，做著同樣的事情）。家人們整理出聖誕賀卡，這樣就可以來年送給不同的朋友。有時男人會消失幾個星期，所有鄰居只知道，他「出差」去了。一個體貼的丈夫會向他的妻子隱瞞實情，因為他們經歷的磨難，妻子往往難以想象。
當然，「出差」的丈夫是在找工作。到1932年，求職的傳奇故事已經在民間傳開，一些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確實存在。人們在底特律職業介紹所外過夜，為了第二天一大早可以排在隊伍的最前面。一個阿肯色人步行了900英里找工作。人們簡直是在「買」工作。在曼哈頓第六大道的一個招聘機構裡，5000名求職者爭搶300個崗位。根據第72屆國會勞動小組委員會證詞記錄，有人在華盛頓州的森林放火，這樣他們就可以受僱幫助撲滅大火。《商業週刊》證實了一個事實：很多不再熱愛美國的人要麼已經離開，要麼企圖離開。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早期，國內向外移民的數量超過入境移民量。蘇美貿易公司是一家位於紐約的蘇聯交易機構，每天會收到350份美國人想定居蘇聯的申請。有個最令人難忘的情景，蘇美貿易公司貼出廣告要招募6000名技術工人，卻有10萬人前來應聘，包括管道工、油漆工、技工、廚師、火車機師、木匠、電工、推銷員、印刷工、藥劑師、鞋匠、圖書管理員、教師、牙醫以及一個清潔染色工、一名飛行員和一個殯儀工。
紐約從周邊各州吸引了無數求職者，雖然紐約本身就有100萬失業人口。少量外來者加入曼哈頓的7000個擦鞋「男孩」的隊伍（擦一次鞋得5美分），或做起了偷運煤炭的勾當（全市10%的煤炭是由賓夕法尼亞州的失業礦工偷運來的），但大多數外來人口只是排進了紐約82個救濟隊伍中。如果有10美分，就可以住在散發著汗水和消毒水味的廉價旅館裡。但如果身無分文，就只能帶著撿回來的報紙走向中央公園，或是地鐵入口處，或市政焚燒爐旁。焚燒爐的溫度吸引了數百名男子在這裡度過冬夜，即使他們不得不睡在垃圾堆上。
丈夫鑽進空貨車裡或吊在空貨運車下從這樣一次遠征中返回後，開始和妻子一起盤算還可以堅持多久。賣掉結婚戒指，把傢俱拿去典當，憑人壽保險借錢，央求親戚借錢，通常下一步就是嘗試搞一個家庭作坊，此前的一切偽裝，至此在鄰居面前都露餡兒了。可能院子會變成一個迷你高爾夫球場，丈夫可能會開一個「客廳雜貨店」，妻子可能會為其他主婦洗衣服、整理房間、修指甲，每次收取1美元。在馬薩諸塞州，失業的紡織工會擺一臺紡織機在客廳；在康涅狄格州，許多人家在電線上穿安全別針，全家人辛苦工作很長時間，一星期才能掙得5美元。
這些垂死掙扎鮮有獲得成功的，因為幾乎沒有有錢的潛在客戶，最後的希望也破滅了。父親們跑到市政府，說自己身無分文，請求成為貧困人口中的一例。這些具體資料因為沒有得到妥善儲存而無人知曉。失業者大概有1500萬~1700萬，其中大部分是家庭中唯一的經濟來源。1932年9月的《財富》雜誌估計，有3400萬成年男女和兒童沒有任何收入。這已將近總人口的28%，像其他所有研究一樣，該統計尚未包括美國1100萬在農村地區忍受飢餓的農戶。
尼克松總統任職期間，美國農村人口減少到總人口數的5.2%，考慮到這個比例在40年前還是25.1%，這一情況令人震驚。他們沒有共享「新時代」的繁榮，經濟危機也只使得他們所處的這一全國公認的困境進一步加劇。1932年，一位記者由美國的農民想到了在報紙畫刊上看到的蒙古農民，以及平原地區遭遇饑荒帶來的陰影。自伊麗莎白女王統治以來，農產品價格從沒這樣低過。1蒲式耳sup/sup小麥的價格不到25美分，1蒲式耳玉米7美分，1蒲式耳燕麥10美分，1磅sup/sup棉花或羊毛5美分，1磅糖3美分，1磅豬肉或牛肉2.5美分，200個一箱的蘋果（假設它們都是毫無瑕疵的）40美分。
如果把農民充滿了苦難和汗水的勞作折現，這意味著一馬車的燕麥買不到一雙4美元的託姆·麥克安低質鞋。一馬車的小麥可能剛好夠，但抵押的利息是每英畝3.6美元，加上其他稅1.9美元，種植小麥的農民每英畝虧損1.5美元。以棉花活來說，最強壯、手腳最麻利的人從太陽昇起一直辛苦勞作到太陽下山，一共14個小時，採300磅棉花只賺到60美分。用玉米做燃料比賣掉玉米買煤燒更划算。肉類的價格也跌到了谷底，一個人花1.1美元把羊送到市場，最終得到的回報還不到1美元。在蒙大拿州，一個農場主通過借貸買了子彈，花了兩個小時宰殺了一群牲畜，卻只把它們丟在峽谷裡任其腐爛。餵養牲畜花費的錢是賺不回來的。轉身離開時，他對一名記者喃喃道：「這是打擊‘大蕭條’的一種方式，對吧？」
隨著農產品價格的暴跌，數以萬計的抵押拍賣通知貼在了住戶門柱上和州法院門口。據估計，密西西比州1/4的房屋被拍賣。共和黨農村報紙編輯威廉·艾倫·懷特曾經懇求胡佛總統去看一看中西部地區的情況，他寫道：「每個農民，無論他的農場是不是已抵押，都知道以今天農產品的價格，遲早有一天會破產。「農場主破產了，甚至買不起麻繩，付不起工具維修費，買不起種子，放貸的銀行會收回這片土地，而世代擁有這片土地的人只能淪為銀行的佃農。與此同時，牧場主用羊肉喂禿鷹，燒玉米取暖，數以百萬計的城裡人連這足以擊垮農民的低價都難以承受（每磅黃油39美分，烤肋排21美分，兩打雞蛋41美分），因為城市裡有諸多閒雜人等，所以那些在職人員的工資往往只能維持在「餓不死人」的水平。
沒有人來保護他們。總統不贊成削減工資，但他也反對小時工資制，因此，在1932年春，當美國鋼鐵公司第二次削減工資時，工人們深感無助。工人運動幾乎絕跡，美國勞工聯合會（簡稱「勞聯」）的成員人數從1920年的410萬減少到220萬，約佔勞動力的6%。1932年爆發了多起殊死搏鬥的罷工，全部以失敗告終。礦工每月收入10.88美元，還要受檢量員的擺佈，被迫以高價在公司的商店購物，一旦他們反抗，國民警衛隊帶領的資方武裝隊伍就會實行血腥鎮壓。礦工聯合會勢單力薄，除了對受害者表示同情，其他什麼都做不了。
在林恩和洛厄爾這樣的新英格蘭工廠小鎮，只有1/3的工人有工作，像農奴一般被使喚。其中一個工人離開新罕布什爾州的曼徹斯特，到紐黑文找工作居然被捕了，因為流浪罪被送至法院，法官下令讓他回到曼徹斯特的工廠。大量求職者使得僱主們一再削減工資。百貨公司職員的週薪只有5美元。芝加哥的一項調查顯示，大部分女性工作者的時薪不到25美分，其中1/4的人還不到10美分。1932年，伐木工的時薪已降至10美分，一般承包服務業7.5美分，磚瓦製造業6美分，鋸木廠5美分。「大蕭條」之前，馬薩諸塞州紡織廠很少需要熟練的操作人員，每天工作8個小時，負責20多臺織機。現在工廠引入了加速制和加班工作制，作家路易斯·亞當米克看到十幾歲的女童工操作著30臺寬式紡織機，從黎明到黃昏不停歇。
在布魯克林的血汗工廠裡，15歲童工的週薪只有2.78美元。女工每星期工作50小時，只有2.39美元。1932年夏，康涅狄格州勞工部專員報告說，超過100家商店僅支付每星期工作55小時的店員60美分。紐約市是紐約州壓榨勞動力最嚴重的地方，其服裝行業僱用的5萬名婦女受剝削程度最深。《時代週刊》報道「無良僱主」將「工資削減到中國的水平了」。織帽子的工人工資是40美分一打，一個工人每星期只能織兩打；做圍裙是2.5美分一條，一個女孩一天只掙到20美分；做拖鞋襯墊的人做72雙才有21美分，如果她每45秒完成一隻，一天工作9個小時也才1.05美元；制褲廠的女清潔工縫合熨燙一條褲子可以掙0.5美分，通常5分鐘可以完成一條，所以時薪是6美分。厚道的僱主在這種競爭中是無法生存的。需要福利救濟的人越來越多，總統還是不肯給予他們聯邦政府的幫助，「大蕭條」時期第4個冬季來臨時，救濟開始瓦解。
一名參議員公開呼籲，要用一兩天的工資維持一個星期，工人根本沒有辦法生存，全國製造商協會主席埃傑頓卻說：「什麼？我支付工資，從來沒有想過要以工人的需求為基礎，我以效率為準。就個人而言，我上教堂就盡了社會福利責任。」毫無疑問，他認為自己盡到了責任。正如《財富》雜誌解釋說，當時的理論與過去一致，認為私人慈善機構和半公共福利團體可以照顧老人、病人和窮人。
現在這些機構完全不起作用。「大蕭條」使得慈善機構的負擔加重，已經耗盡了它們所有捐款。1932年，私人捐款銳減至救濟資金的6%，剩下的約3000萬人只能依賴公共福利。不幸的是，地方政府完全負擔不起。1930年以來，州政府和市政府財政一直呈現赤字狀態。約90%的市政收入來自房地產稅收，就「大蕭條」時期的美元市值而言，房地產的估價高得令人覺得可笑。如果房東持有建築物的所有權，那麼他們應該繳稅，他們的房屋能否產生收入卻與法律無關，都得照常納稅。所以，即使他們的租戶是靠市政救濟度日，沒有辦法支付租金，房東也要嘗試各種方法拿到租金。剛開始時，他們憤怒地將身無分文的租戶趕出去。在紐約，隨時隨地都能看到租戶被趕出來；在費城，許多家庭被趕到大街上，小女孩們就此發明了一種新遊戲，叫「驅趕租戶」。
但出租屋空出來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只是使得這些擁有房產的人遭到咒罵，同時留下未付稅的票據。最終，正如哈佛商學院的薩姆·h·斯利克特教授向參議院製造業委員會解釋的那樣，「只要有失業者牽涉其中的，幾乎都暫停收租了」。在大都市地區欠稅比率徘徊於20%~30%，缺乏這項收入的城市則削減公共服務：道路沒法鋪砌，人行道損毀，冬天被積雪覆蓋的街道無人清掃。在芝加哥，因為納稅人聯合起來拒不繳稅，政府兩年無此項收入，只好向銀行借貸，進一步加深了60萬失業人口的苦難。
地方政府已破產，而社會又普遍認為，從某種程度上說，貧困都是自找的，因此要得到政府的救濟變得極其困難。為了加大獲得救濟的可能性，在考慮申請救濟之前，人們不得不出售房屋和財產，取消保險，借貸無門，並且提供材料證明所有已知的親戚都已破產。即使這樣，在許多城市，未婚人士或沒有小孩的夫妻也不會得到任何救濟。接受救濟的人通常會被平白無故地冠以任何可能的汙名。1932年9月，緬因州劉易斯頓投票通過了一項剝奪被救助人的選舉權法案。從馬薩諸塞到俄勒岡，10個州的憲法中對選民有明確的財產要求，所以這個目標已經實現，無須再立法案。西弗吉尼亞州的醫院一定要有人擔保支付費用，才肯接收病人。一個孩子需要手術，一定要等到孩子父母保證支付1000美元后再進行。在得克薩斯州羅伊斯城，兩名醫生把以下廣告刊登在當地報紙上：
請注意：如果你妻子懷孕，打算來羅伊斯城醫院，請你一定備好資金，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煩。特此公告。
在一些社群，納稅人協會竟然阻止福利資助的兒童上學，接受公共援助的家庭也不允許進入教堂。
即使克服了一切障礙，能夠得到福利申請批准的人也屈指可數。《財富》雜誌報道，在工廠區、礦區和佃農農場，「救濟僅僅是徒有其名」。城市裡只有25%的合格家庭能得到某種形式的救助。1932年，托萊多市市長說：「我見過成千上萬受到打擊、灰心絕望的男女乞求公共援助，他們總是一副低眉垂首、阿諛奉承的模樣。這也是國家倒退的顯著特點。」況且即使得到了政府的救濟，也不代表失敗、沮喪和絕望都結束了。費城一家四口每星期只能得到5.5美元的救濟金，反對發放救濟金的人冠冕堂皇地宣稱這樣可以防止窮人腐化墮落。費城少得可憐的救濟金相比紐約（2.39美元）、密西西比（1.50美元）和底特律（0.60美元），算是優厚的了。最好的情況下，救濟金最多夠買食物和燃料。經濟危機前，被救濟家庭已經過上穿不暖的日子，如今又過了三個冬天，他們身上的衣服早已成了破布。隨處可見一家之主穿得像玩雜耍的流浪漢：上衣掉了釦子，手肘處和膝蓋處都被磨破，頭頂的舊涼帽就像已經在鍋爐房掛了很多年似的，網球鞋打滿了橡膠補丁，帆布手套兩隻不一樣，身上披著一張骯髒的老羊皮。
通常，公務員和領救濟金的人是無法區別開的，因為兩者的資金來源相同。作為一個法治社會，有權者會想辦法給警察提供體面的制服，因為那時社會治安是大家最擔心的問題。可是教師卻沒有受到同樣的關注，他們是政府稅源不足的最大受害者。「大蕭條」初期，他們微薄的薪酬還要被扣除一部分以補貼流動救濟點。在校學生人數每年增加20多萬人，學校必須採取進一步的節約措施。沒有教室，課桌擺在走廊上、可供暖的移動房屋裡和鐵皮棚裡；美術和音樂課被取消；同一本教科書，一學期這個班用完傳給下一個班，直到變得又破又髒，滿是破損和缺頁；教室變得越來越擁擠。最後，連教師工資也發不出來了。
到1932年，因為資金短缺，全國超過30萬兒童輟學。密西西比州、明尼蘇達州北部、愛達荷州、南達科他州和亞拉巴馬州的教師只好「借住」在學生家裡。在俄亥俄州代頓市，學校一星期只上三天課；阿肯色州的300多所學校停課10個月，甚至更長時間。在堪薩斯州，一蒲式耳小麥25美分，而農村教師的工資每個月只有35美元，一年只付8個月薪水，即每年280美元。在艾奧瓦州，教師月薪40美元，只是華盛頓設定的最低工資的一半。阿克倫市欠教師工資多達30萬美元，揚斯敦拖欠50萬美元，底特律拖欠80萬美元，芝加哥竟拖欠2000多萬美元。
芝加哥學校的故事是「大蕭條」時期的一段佳話。因為不忍看到50萬兒童輟學在街上流浪，當地教師們每天攔過路車上班，「薪水日減」也堅持上課（到1932年，他們只收到了過去13個月中5個月的工資），政府發的臨時欠款憑證要「大蕭條」過後才能兌現，甚至芝加哥的銀行家不肯兌現，教師還是接受了。可是我們看到，市政府竟有資金舉辦1933年世界博覽會。薩莉·蘭德當時每星期有6000美元的收入，可政府卻對教育委員會的處境不聞不問。1000名教師被解僱，那些仍然留下來的都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犧牲。1400名教師中，759名居無定所。他們以自己的保險擔保借了112.8萬美元，又以42%的高年利率借了23.2萬美元。雖然他們自己都很貧窮，卻還是用他們空癟的錢包養活了1.1萬名學生。
教師、福利工作者和警察的生活窮困潦倒。20世紀30年代初，沒有人叫警察是「豬」，即使他們不得不受命破壞罷工，眾所周知，他們和紐約大街上被剝削的工人一樣。sup/sup1930年以來，這些巡邏警察經常在最貧困的街區發放救濟品。捐款來自城市的公職人員，包括他們自己都貢獻出個人工資的1%。學者卡羅琳·伯德指出：「公開承認貧困應由官方承擔責任還是第一次，但承認的並不是管理層，而是一直生活在最底層窮人中的公務員。」
但教師們還是再一次見證了最悽慘的情況，因為最令人心痛的是，「大蕭條」的犧牲者就在教室裡。在可怕的1932年10月（總統大選前一個月），紐約市衛生局報告，公立學校裡超過20%的學生營養不良。美國公誼服務委員會秘書長上報國會，在俄亥俄州、西弗吉尼亞州、伊利諾伊州、肯塔基州和賓夕法尼亞州的礦區，兒童營養不良的比例有時超過90%，這些貧困兒童的症狀為「睏倦、嗜睡、懶惰」和「智力發育遲緩」。教師建議一個小女孩回家吃點兒東西，孩子回答說：「我不能吃，今天該我妹妹吃。」一個小男孩向訪客展示他的寵物兔，男孩的姐姐低聲說：「他認為我們不會吃掉兔子，但我們會。」社工莉蓮·沃爾德痛苦地問：「你有沒有見過父母自己餓了幾個星期，餓到控制不住打戰，只為了給他們的孩子節省一點兒食物？」可憐的父親說：「工人沒有權利有孩子。」馬薩諸塞州的一個牧師說：「我知道一個家庭常年只靠吃小扁豆為生，他們買不起麵包。我們的孩子還會遭受什麼？」
胡佛總統卻對記者說：「其實沒有人捱餓，這些流浪漢吃得比以前還好。在紐約，一個流浪漢一天吃了10頓飯。」1932年9月，《財富》雜誌直呼總統是個騙子，並表示「2500萬人需要幫助」才是對國家的經濟狀況更貼切的描述。飢餓事件被《財富》雜誌、《舊金山紀事報》、《大西洋月刊》、《紐約時報》報道，也被國會證詞記錄在案。紐約市福利委員會報告29人被活活餓死和110人死於營養不良，其中大部分是兒童。胡佛從來沒見過人們遭受的痛苦，但卸任後就不得不領教一下了：他在洛磯山脈區釣魚時，一個本地人把他帶到了一間小屋，屋裡有一個死於飢餓的孩子和7個已經掙扎在死亡線上的人。
許多人仍然像牲畜一樣才勉強存活下來。在賓夕法尼亞州的鄉村，他們吃的是野生雜草根和蒲公英；在肯塔基州，他們嚼的是紫羅蘭的花蕾、野蔥、勿忘草、野菜和牲口吃的野草。城市裡的母親們則在碼頭晃悠，等待被丟棄的廢品，還得和流浪狗搶奪。她們會一路跟隨裝載著蔬菜的卡車，等待著爭搶掉下來的東西。中西部一所賓館的廚師把一桶剩菜放在廚房外的小巷，立即就有十幾人從黑暗裡竄出來爭搶。在加利福尼亞州的長灘，一位66歲名叫弗朗西斯·埃弗雷特·湯森的醫生刮鬍子時瞥了一眼視窗，在一堆垃圾桶中，「三位憔悴的老女人佝僂著身體在垃圾桶裡翻找」。還有全家都一頭栽進垃圾場，啃著骨頭和西瓜皮的。一位芝加哥寡婦為了不讓自己看到食物上蠕動的蛆蟲，總是會先摘掉眼鏡。晚上的紐約街頭，托馬斯·沃爾夫看見「無家可歸的人徘徊在附近的餐館，掀起垃圾桶蓋，仔細搜尋裡面腐爛的食物」，他發現這樣的人「無處不在，並且在1932年艱難和絕望的日子裡，人數與日俱增」。
1932年，富裕的美國人把垃圾施捨給極度飢餓的農村同胞，就認為是行善。紐約基斯科山的慈善團體麋鹿會和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飲食俱樂部命令他們的服務員把剩菜送給有需要的人。《布魯克林之鷹》報提議建一箇中轉站，慈善市民可以把剩菜剩飯送到這裡，窮人也可以來這裡領取。俄克拉何馬市的約翰·b·尼克爾斯是一家燃氣公司的高管，他制訂了一份計劃，呼籲餐廳、公民俱樂部和酒店的廚師：「可以把剩飯菜用5加侖sup/sup的乾淨容器打包好，標上‘肉、豆類、土豆、麵包或其他食物’。」救世軍們把這些打包的剩飯菜蒐集起來，再分發給失業者。農民捐贈了木柴，由失業者自己去劈。燃氣商寫信告訴戰爭部長赫爾利：「我們猜，那些不值得得到照顧的人可能會來給我們製造麻煩，但為了照顧那些值得幫助的人，我們必須與這種情況鬥爭。」赫爾利認為這是一個不錯的想法，並敦促當局採納。但這一計劃被胡佛的就業緊急委員會會長否決了，因為這樣可能會被誤解。
似乎尼克爾斯、《布魯克林之鷹》報、麋鹿會和美國普林斯頓飲食俱樂部會員從來沒有意識到，更戲劇性的解決方案隨之而來。已經有人在思考吃飽喝足的富人和忍飢挨餓的眾人之間的對比，他們覺得自己看到了黑暗的來臨。托馬斯·沃爾夫常在紐約公共廁所和那些可憐的人交流，直到再也無法忍受聽他們講述痛苦的遭遇。然後，他沿臺階走上20英尺，眺望著「在如此寒冷的冬夜，曼哈頓燈火輝煌。伍爾沃思大樓就在不足50碼sup/sup處，再遠點兒的地方往下就是華爾街銀色的尖頂，鋼筋混凝土之下就是大銀行。這盲目的不公平似乎是整個經歷中最殘酷的篇章，因為在那裡，寒冷的月光下，幾個街區開外就遠離了這人間的不幸和苦難的深淵，照亮了權力的巔峰，全世界的大部分財富都被深鎖在那裡」。
身處逆境，美國人向來要尋找替罪羊，1932年年初，像沃爾夫這樣的「獵人」直擊曼哈頓下城。這裡的替罪羊肥美又易攻擊。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金融家和企業家已經成為國家的英雄。哈佛大學的威廉·z·裡普利對柯立芝總統的警醒也是徒勞，他說「變戲法、耍手段、嘴上抹蜜、坑蒙拐騙」等行為都會威脅經濟。柯立芝總統不相信預言末日的預言家。小阿瑟·施萊辛格後來寫道：9年來，政府處理業務就像它已經「發現了點金術，可以將資本主義制度的不確定性變成永久的繁榮」。梅隆譽滿天下，被稱為「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之後最偉大的財政部長」，《國家商業》報道，美國企業家是「全國最有影響力的人群」。但現在，股市大崩盤三年之後，孩子們這樣唱道：
梅隆吹響哨聲，
胡佛敲響鐘聲，
華爾街發出指示，
美國就去下地獄。
不過，這首歌金融巨頭們是完全不聽的，他們的世界仍然充斥著狹隘、自大和脫離實際。在《文學文摘》雜誌上，他們讀到的都是對「大蕭條」的讚揚：「人們在生意場上變得更有禮貌，在家中也更通情達理，尤其是考慮欠周的女人。過去不識大體的妻子們對自己的丈夫漠不關心、不做家務，現在變得溫順而謹慎。」一名參選新澤西州州長的共和黨候選人帶來了好訊息：「過度的繁榮將敗壞人們的道德品行。」報道稱，有人請杜邦家族的成員贊助一個星期日下午的廣播節目，卻遭到拒絕，因為「星期日下午3點，人們都在打馬球」。摩根指出：「如果你破壞了有閒階級，那麼你就摧毀了文明。有閒階級指的是僱用一個僕人的家庭，全國約有2500萬或3000萬個這樣的家庭。」當被告知，人口普查數字顯示，全國只有不到200萬個僕人時，他似乎嚇了一跳。人們對他的不諳世事並不感到驚訝。沃爾特·李普曼寫道，工業和金融領袖的「影響力和權力已經從歷史峰值下降到了歷史最低點」。
1932年，美國65%的工業產值由600家企業創造，全國1%的人口擁有全國59%的財富。芝加哥男子塞繆爾·英薩爾擔任了85家公司的董事、65家公司的董事會主席、11家公司的總經理。他的公共事業「帝國」有150家公司，擁有5萬名員工，為325萬名客戶服務。1932年元旦，他的證券價值超過30億美元。失業者們在威克大道地勢較低處點燃柴火取暖，抬頭看著高高在上的英薩爾辦公樓，向記者感嘆道為什麼英薩爾不能幫他們。
英薩爾不能幫忙，因為他自己也遇到了難題。他的控股公司的金字塔快要坍塌了，成千上萬的芝加哥人（包括許多教師）驚恐地得知，英薩爾股票已下跌到1931年價值的4%。英薩爾慌忙地試圖挽救，用36個保鏢日夜保護自己，但在4月，他的兩筆投資信託基金申請破產管理，到6月，他欠下6000萬美元的債務逃往歐洲。庫克縣大陪審團對他提起公訴。為瞞天過海，他在巴黎安排了新聞釋出會，自己卻從後門溜出，搭午夜快車前往羅馬，然後再飛到雅典。他的律師告訴他那裡很安全，因為當時希臘和美國之間沒有引渡條約。那時確實沒有，但11月初，美希兩國外交官便籤署了引渡條約。英薩爾男扮女裝，包船逃往土耳其。土耳其人把他交給美國當局，他被押解回國審訊，但最終罪名不成立，因為控股的公司沒有相關法律監管。幽默作家威爾·羅傑斯冷冰冰地說，控股公司就是警察調查你時，你把罪證交給同伴，就可以安全脫身了。
羅傑斯還說：「這些油滑老練的商人做了很多這樣的事情，它們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但又如此接近違規行為，與訴訟只差毫釐。」民主黨佔多數的國會尋找證據時，幾乎將華爾街翻了個底朝天，某些大人物才被挖出來。銀行家艾伯特·h·威金做空自己銀行（大通銀行）的股票，然後向部門謊報。由於經濟低迷，國民城市銀行（後花旗銀行）的查爾斯·e·米切爾撕毀了與紐約糧業銀行的合併協議。同一時間，他強迫他的文員和出納員繼續分期貸款購買國民城市銀行的股票，並且以經濟危機前的價格為準（每股200美元，現在下降到每股40美元）。同時，不要抵押品和利息，他將股東資金中的240萬美元貸款給銀行職員做投機交易。米切爾曾虧本把債券賣給家人，後來再買回來，這樣就可以逃避聯邦所得稅。摩根也被抓住有類似的問題，在1929~1931年都沒有繳納所得稅。《芝加哥論壇報》的發行人羅伯特·麥考密克上校每年只上繳給政府區區1500美元稅費，卻總是發表長篇大論，敦促他的訂戶悉數繳納稅款。
財政部長安德魯·梅隆對外催促那些不願意履行稅務責任的人，對自己則用另一套標準。梅隆要求美國稅務局總局局長為他編寫了一份備忘錄，詳細描述了12種逃稅方式，國人對此深感震驚。財政部指派了一位稅務專家查辦梅隆的個人所得稅，發現梅隆採用了專員的5條建議，包括虛報禮物和將損失入賬等，從而達到偷稅的目的。1932年1月25日，這些事情的揭露引起了得克薩斯州眾議員賴特·帕特曼的關注，他要求眾議院以「嚴重犯罪、行為不端」為由彈劾財政部長梅隆，但梅隆的崇拜者眾多，對他們來說，這些奇怪證據的披露是對上級的冒犯。其中一個崇拜者是梅隆的律師，他強硬地斥責《紐約時報》記者，因為他們「為激進分子提供了彈藥」。
英薩爾的陰謀和避稅都是合法的。儘管當時稅法有疏漏之處，但是一些人也已跨入了犯罪領域。「瑞典火柴大王」伊瓦·克魯格是法國榮譽軍團大員勳章獲得者，是「大蕭條」時期胡佛總統歐洲問題的顧問。克魯格為人正直廉潔，1928年波士頓事務所的李和希金森準備以克魯格的名義發行幾百萬美元債券，其人員同意了火柴大王的建議，卻沒有審查他的賬目。1932年3月12日，他買了一把大型手槍，鎖上了自己巴黎豪宅的大門，自殺身亡。所有感人的悼詞唸完後，人們才發現這個火柴大王是盜竊慣犯，犯有詐騙、欺詐和偽造義大利國債等罪行。此外，他還從信任他的投資者那裡偷了3億多美元。
每星期都會有新的爆炸性新聞出現。銀行家（或像《紐約時報》一樣稱為「銀行匪」）約瑟夫·萊特·哈里曼是美國外交家埃夫里爾·哈里曼的表弟，他離開了他所擁有的快要破產的銀行，逃到曼哈頓的敬老院避難。警察步步緊逼，他又逃到長島的小旅館，化名登記入住，結果拿騷縣警方還是發現了他。哈里曼試圖用一把屠夫的刀插入自己肋部，自殺未遂，他被控偽造銀行賬目和濫用資金，被判刑兩年。美國銀行（美國破產了的最大的銀行）執行副總裁索爾·辛格也因同樣的罪名獲刑，後來聯邦燃氣與電力公司總裁霍華德·霍普森作為188576名投資者的負責人，在華盛頓乘坐黑出租出逃後被警察抓獲，被控17項郵件詐騙罪。喬治·索克思寫道：「這個國家的昔日領導者已逐漸讓人喪失了信心。」眾議員菲奧雷洛·拉瓜迪亞談到股票操縱案時說：「和這些事實一樣，我相信凡是做股票，背後都是一樣骯髒的故事，因為這就是一個大染缸。」市場大亨約瑟夫·p·肯尼迪總結：「人們本以為領導美國各大企業的人個個誠實可靠、道德高尚，但如今這一信念已經徹底破滅了。」
從這個角度來看，胡佛的復興金融公司採取的經濟措施只能被稱為一個重大的政治失誤。1932年，國會領導人終於授權復興金融公司推進國家3億美元的失業救濟行動。然而到年底，實際只有3000萬美元發放到各州，這僅等同於道斯借給自己的共和國中央銀行和芝加哥信託公司金額的1/3。總統打電話給俄亥俄州前參議員阿特利·波默林，任命他接替道斯，當時波默林口袋裡只有98美分，在他去宣誓就職的路上，十幾個乞丐向他乞討。作為公共政策，復興金融公司失敗了。數百萬人把它稱為「大企業救濟所」，它也的確如此。
但這樣批判復興金融公司就像批判梅隆一樣，會激起麥克阿瑟將軍之流的粗暴反應，他們認為國家安全受到了威脅。富人也開始不由自主地害怕饑民，這種恐懼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什麼一個民主黨領袖會在1932年春遭到舊友的突然抨擊。阿爾·e·史密斯出生在城東出租房內，15歲時已成為福頓街魚市場檢查員，後來不斷晉升，通過坦慕尼協會活動，成為紐約州州長。1928年，史密斯與胡佛競選失敗期間，富蘭克林·d·羅斯福在奧爾巴尼當選紐約州州長。史密斯說：「離開在奧爾巴尼居住了6年的官邸，我無法心平氣和地看第一大道，所以我去了第五大道，我簽了租約，每年1萬美元租金。」股市大崩盤以來，史密斯始終坐著豪華轎車，由私人司機載著在曼哈頓穿梭。他是好幾家銀行和保險公司的董事、大亨的密友和帝國大廈的總裁。他來到了新的層次、更高的水平，因此他欣喜不已。
1932年4月7日星期四，全國人民聽到全國聯播裡傳來了新的聲音——富蘭克林·羅斯福充滿熱情、活力和自信的聲音。這位州長譴責胡佛政府救濟大銀行和企業，他嘲笑「膚淺的思想家」沒有辦法幫助農民。他說：「這些不愉快的時候，需要制訂建設計劃，對被遺忘的經濟金字塔的底部的人們重拾信心。」
史密斯在傑斐遜紀念日（4月13日）晚餐時大發雷霆。他聲音沙啞、滿臉通紅地說：「總有政治競選老手危言聳聽，說國家出了問題，這種話已經讓人噁心、厭倦了。現在可別想再挑唆了。我不惜脫了外套，與那些挑撥離間、教唆美國勞動人民自尋死路、搞階級對立、鼓動有錢人鬥窮人的人拼到底。」
回想起來，史密斯的爆發不可思議，引起這一抨擊的話語十分溫和。畢竟，羅斯福僅僅是建議為捱餓的窮人做點兒實事。
羅斯福的總統競選征程是在紐約市麥迪遜大道331號一個不起眼的辦公室開啟的，並不順利。自從成為了不起的羅斯福州長，他就成為民主黨的領軍人物，但隨著代表大會即將召開，他迅速失勢。他最忠實的下屬是61歲的路易·麥克亨利·豪——一個長相難看的前記者，他喜歡一接電話就說「我是中世紀矮人」。美國其他州的許多政治家都對他避而遠之。但批評家發現，羅斯福的競選本就沒有什麼吸引力。右派的伯納德·巴魯克叫他「沒有希望」的州長，澤西市老大弗蘭克·黑格說他「完全沒有在11月競選中獲勝的機會」，支援阿爾·e·史密斯的斯克裡普斯–霍華德報團表示「富蘭克林·羅斯福就是另一個胡佛」。
羅斯福是當時兩黨人士中唯一一個提出以改革的方式幫助國家走出困境的領導者，但自由派針對他的謾罵尤為嚴重。記者海伍德·布魯恩、埃爾默·戴維斯和沃爾特·李普曼都很瞧不起他。《新共和》週刊說他「沒有超群的智力，也沒有過人的耐力」。5月11日，在一封寫給羅斯福的公開信中，《國家》雜誌編輯奧斯瓦爾德·加里森·維拉德寫道：「你已經深深打擊了美國人的信心，他們不再相信非常時期會有非凡的領導者出現，使我們的體制得以倖存。」通過《國家》雜誌會前篩選過的議題，可以發現反對羅斯福的評論：「……他的競選沒有什麼希望」、「他的競選激發不出人們的熱情」、「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有人會把他當領導」、「只有軟弱和妥協」、「此時又有另一個軟弱無能的人代替了赫伯特·胡佛加入總統競選，這會是更大的災難，因為我們都誤以為富蘭克林·羅斯福是一個真正的自由派」。《國家》雜誌還模仿斯克裡普斯–霍華德報團的腔調寫道：「胡佛換了個名字，但仍然是胡佛。」
1932年，按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規則，要想贏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需要2/3的選票。史密斯迅速成為反對羅斯福聯盟的領導者。兩人都在4月下旬進入馬薩諸塞州初選，史密斯給了羅斯福重重的一擊，拿下了本州全部36票，獲勝的比率為3∶1。隨後的一個月，愛給人扣「赤色分子」帽子的眾議院議長約翰·南斯·迦納得到赫斯特報系的支援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初選中以60000票獲勝，羅斯福居第二，史密斯以微弱劣勢居第三。現在只有一個辦法使羅斯福能夠贏得民主黨代表大會的支援，那就是與各州民主黨領導打交道。6月下旬，民主黨人聚集在芝加哥（兩個星期前，共和黨人在此重新提名胡佛，此前，一位提名柯立芝的代表已經被芝加哥警察從大廳逐出），麥克亨利·豪開始在國會大酒店1502室籌謀他的計劃。「你有什麼要求？」他問弗吉尼亞州前州長哈里·伯德。伯德說他想成為美國參議員。「這是你開的條件？」麥克亨利·豪反問道。伯德說就是這樣。弗吉尼亞州已經有兩名民主黨參議員sup/sup，但麥克亨利·豪說：「很好，我們可以讓葛拉斯或斯旺森進入富蘭克林的內閣。」那時的政治家非常直接。
芝加哥體育場的主席臺下，約翰·e·麥克法官准備發表一個毫無新意的演講以提名羅斯福。民主黨已經通過了一項駭人聽聞的黨綱，保證聯邦削減25%的支出、平衡預算、遵守金本位制、經濟自由化，以及唯一可取之處——廢除禁酒令。羅斯福的支援者們甚至連一首主題曲都沒有。史密斯已經搶佔了《紐約人行道》這首歌，反正州長的家鄉海德公園也沒有人行道。為了頌揚羅斯福擔任海軍部助理部長時的貢獻，麥克亨利·豪決定使用海軍軍歌《起錨》。麥克亨利·豪的秘書突然出現並告訴他：不能用《起錨》，因為它被用在了香菸公司的廣播電臺廣告中。相反，她建議選用米高梅電影《追逐彩虹》中有關股市大崩盤的歌曲。她在1502套房的臥室裡又蹦又跳，邊打拍子邊唱歌。豪無奈地同意了，拿起電話說：「告訴他們播《幸福的日子又來了》」，這樣就誕生了新一代民主黨黨歌。麥克法官講完話，遊行開始，聲音從廉價的管風琴傳出：
幸福的日子又來了！
天空晴朗澄澈！
讓我們唱起快樂的歌！
幸福的日子又來了！
這首歌曲雖然活潑歡快，但效果還是不明顯，經過三次投票，民主黨代表大會仍在僵持。有些羅斯福支援者開始動搖。在全州統一投票規則下，密西西比州陣營損失一票就意味著失去了整個州。羅斯福的競選團隊採取了長島政客吉姆·法利的建議，承諾競選成功後迦納可出任副總統。威廉·倫道夫·赫斯特擔心羅斯福勢力的解體會導致支援國際聯盟的候選人當選，在他的建議下，迦納同意了這個方案。迦納從華盛頓給他競選團隊經理人薩姆·雷本打電話，於是加利福尼亞州成為羅斯福陣營中的一員。擠滿看臺的史密斯的支援者，聽聞此事不禁暴怒。史密斯的代表們拒絕民主黨一致支援羅斯福，四處撕毀羅斯福的海報。威爾·羅傑斯評論：「啊！今天他們是民主黨人，他們在混亂紛爭中對戰，據理力爭，不斷分裂與言和，這就是民主黨的傳統精神。」其他評論家說的還沒有這麼委婉。海伍德·布魯恩嘲笑羅斯福是「混亂的民主黨代表大會中見縫就鑽的候選人」。h·l·門肯在《巴爾的摩太陽報》上寫道：民主黨人推選出了他們最軟弱的候選人。《舊金山紀事報》也對此表示贊同。胡佛總統第二天早上與朋友擲重力球鍛鍊時，也點頭同意門肯的說法。有人向胡佛保證，美國人仍然保守，也有人說難以想象選民會選出一位毫無希望的跛子做領袖。那時，計劃中的誹謗性造謠活動已經拉開序幕。
羅斯福乘坐福特三引擎飛機從奧爾巴尼飛抵芝加哥，因為天氣原因經停了兩地，9小時的顛簸飛行中，他寫下了接受提名演講稿。從來沒有人這樣愉快地接受總統候選人提名，但羅斯福認為「大蕭條」就是在召喚史無前例的舉措。他站到民主黨代表前，放好柺杖，說他希望民主黨能夠打破「荒謬的傳統」。他大聲說：「為了美國人民的新政，我請求你們和我一起。」一些代表認為，這是西奧多·羅斯福的「公道治政」和伍德羅·威爾遜的「新自由」的巧妙結合。然而，記者發現羅斯福是一個偉大的借用者。「被遺忘的人」來自1883年社會學家威廉·格雷厄姆·薩姆納的講話，而斯圖爾特·蔡斯剛剛出版了一本書，名為「新政」。羅斯福並不太在意一個字、一個想法或一個計劃的來源。他的治國之道總結在奧格爾索普大學的演講中：「除非我曲解了美國人的意圖，國家需要也必須要大膽且堅持不懈地探索……總之，嘗試新事物。」他已經開始招攬大學教授，蒐集建議。《紐約時報》的詹姆斯·基蘭稱他們為「智囊團隊」，其他人（包括羅斯福）借用時將其縮寫為「智囊團」。
如果對天才的定義是一個有超凡能力、善於利用各種人才和事物的人，那麼民主黨提名的候選人是合格的。他使約翰·甘瑟想起「萬向接頭，或者更確切地說，一個配電盤，一個變壓器」，其他人的智慧和力量可以藉此傳播。一年之內，他會因此變得充滿傳奇色彩。但作為一名候選人，他仍然被視為凡人——年過半百，有寬厚肩膀的人。他的長臂和那大而厚實、滿是雀斑的雙手，也彌補了一些雙腿殘疾的不便，他有稀疏的灰髮、微隆的啤酒肚，深藍色的眼珠嵌在棕色陰影中，嘴邊有兩條括號曲線形的皺紋。毫無疑問，在格羅頓學校校長恩迪葛·皮博迪的傳統道德引導下，羅斯福被培養成一名紳士，成就了他堅強的內心。他也許是全國唯一把經濟問題看作道德問題的人。羅斯福的自信讓人震驚，有人說「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記憶力如有神助」。他還記得童年時代看過一次的義大利的街道和建築物，當說起戰爭中有一條船在蘇格蘭附近海域沉沒，被魚雷擊中或是觸礁時，羅斯福說可能是觸礁，接著滔滔不絕地講那個季節海浪高度以及礁石水下位置。他最喜歡的表演之一（他一直是一位演員）是讓參觀者在沒有文字的美國地圖草圖上任意畫一條線，他就能說出這條線貫穿的幾個縣的名稱。他總是不斷追求進步，他一看到撒哈拉沙漠，就會想引水灌溉。在當時停滯不前的世界上，他已經全球聞名。布魯塞爾的《明天報》占星師發現他過度的理想主義，對快速改革有著極大的熱情以及「眼光精準」，還說1941年後，他可能會遭遇意外。
羅斯福告訴國民：「必須達到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平衡……才能有所成就。」這完全不是理論家想要聽到的話。英國工黨政治學家哈羅德·拉斯基冷笑道，羅斯福「企圖用一顆小藥丸彌補地震損失」。李普曼稱他太軟弱，太急於討好，對每個人都面面俱到。歐內斯特·k·林德利報道，美國渴望的是救世主，但是羅斯福先生「看起來或聽起來都不像一個救世主」。哲學家約翰·杜威認為關於提名羅斯福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說法純屬「自我毀滅」。勞工組織日落西山，拒絕支援任何候選人。
美國人對於兩大政黨高度不滿。威爾·羅傑斯總結說：「大部分人都覺得，如果有可能，他們想給所有人投反對票。」在堪薩斯州，共和黨州長候選人阿爾弗雷德·蘭登因為兩黨之外的第三黨競爭者「山羊腺醫生」約翰·布林克利博士的加入，地位受到威脅。在加利福尼亞州，阿拉米達縣地區檢察官厄爾·沃倫競選連任時，竟有6個莫名其妙的候選人與他競爭。在黨內，羅斯福能否得到路易斯安那州官員休伊·朗的支援，成為讓他心存疑慮的問題。這位官員總是帶著槍，在羅斯福看來，他是美國兩個極其危險的人物之一（另一位是麥克阿瑟將軍）。
李普曼在羅斯福和胡佛之間沒有看到「基本原則上的分歧」，「左」派叛變的跡象尤為明顯。劉易斯·芒福德說：「如果我投票，就會投給共產黨人。這是立志拯救文明的共產主義。」芝加哥大學教授保羅·h·道葛拉斯（後來成為民主黨要員）宣稱民主黨的毀滅將是「我們政治生涯中非常好的事情之一」。9月，約翰·張伯倫寫道：進步主義「要麼是指諾曼·托馬斯（社會黨領袖），要麼是指威廉·z·福斯特（美國共產黨建立人），雖然這兩個人都難有作為」。托馬斯的支援者包括詩人斯蒂芬·文森特·貝尼特、神學家雷茵霍爾德·尼布林、斯圖爾特·蔡斯、埃爾默·戴維斯、莫里斯·恩斯特，以及《新共和》週刊和《國家》雜誌的編輯們。維拉德繼續他的長篇大論，關於羅斯福，他這樣寫道：「他提到‘被遺忘的人’，但從來沒有真實地、充滿激情地、明白地告訴我們‘被遺忘的人’被剝奪了什麼或者我們應該為他做些什麼……我們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領袖氣質，並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他可以滿足這個非常時期的需求。」
這種說法有些誇張，但是美國交通運輸研究委員會在《新共和》週刊上寫到「羅斯福競選抱騎牆態度」，《時代週刊》說羅斯福「出現在競選的浪潮中，精力充沛、善良、出身名門、彬彬有禮，但怯於改革」，都是對他最準確的描述。9月23日，候選人只對舊金山聯邦俱樂部成員做了一場非常激進的演講，後來再也沒有過。當時他自己的觀念還很保守，贊成金本位制、平衡預算和商業自由競爭。此外，他必須保持黨內團結一致。對於民主黨「左」翼分子來說，他們有一個休伊·朗，右翼就有10個像阿爾·史密斯和迦納這樣的人，他說「我們應該停止談論‘被遺忘的人’和階級差別」，迦納傳話給羅斯福，如果他再進一步推進這些「激進的思想」，他們會將我們「狠狠地踢出去」。羅斯福沒有再進一步。他的演講被指充滿含糊和矛盾之處，許多段落似乎反映出粗淺的樂觀主義，在匹茲堡發表的一次演講更犯下了可怕的錯誤。「鐵褲漢」休·s·約翰遜將軍成為羅斯福智囊團中的一員，他是巴魯克的朋友，也曾經是麥克阿瑟將軍在西點軍校的同班同學，後來在墨西哥邊境曾與喬治·巴頓共住一個帳篷。他年幼時常高呼:「除了休·約翰遜，每個人都圓滑世故到令人生厭，只有他很好。」這仍然是約翰遜將軍的做人態度，他認為其他智囊團成員都是令人討厭的人，他跟隨羅斯福乘火車到處競選，趁智囊團其他成員離開列車時，他說服了羅斯福將要求聯邦預算減少25%寫進民主黨競選綱領。4年後，羅斯福還將聽到這樣的意見。
羅斯福的支援者對他的關稅立場和電力工業並不感興趣，他們關心的是採取措施的人。他們看到的是一個傑出的領袖：他有力地昂著頭，眼睛裡閃爍著光芒，菸嘴斜指天空，他的海軍大氅優雅地從厚實的肩膀上垂下。他是熱情、溫暖和尊嚴的寫照。他總是面帶微笑，總是稱呼人們「我的朋友」。即便他的演講沒有充分闡明公共政策，仍然很吸引人。編輯們讀到羅斯福的話「一個國家真正的也是唯一的資本就是其自然資源和人民」也忍不住嘆息。選民被州長表現出的誠意打動。對他們來說，他傳遞的資訊清晰而具體，比喻通俗。他關心人民，人民也能感覺到。競選對於他和人民來說，都是一次很好的教育。羅斯福向西穿過平原，他第一次意識到國家的經濟情況已變得多麼讓人絕望。他對一個朋友說：「我看著成千上萬美國人的面孔……他們臉上都浮現出走失的孩子般驚恐的神色。」
同時，回到白宮的胡佛已經重整旗鼓，羅斯福的演講並沒有對其產生影響。《文學文摘》對羅斯福勝利的預測可能會對投票產生影響，所以人們對總統選舉下注，羅斯福對胡佛的比率是7∶1。然而，真正的衝擊來自緬因州。緬因州9月還在投票，統計選票時發現，該州選了一位民主黨州長和兩位民主黨眾議員——這是共和黨自內戰以來第一次遭遇這樣的挫敗。1928年胡佛參加總統大選，在40個州的選舉中獲勝，他卻一臉茫然。他告訴秘書，這意味著「我們要力拼到底」。此前他曾表示，4個月的競選活動後，羅斯福會失去商界對他的信心，他認為這可能會以某種神秘的方式決定選舉結果。像福特汽車這樣的公司，實際上已通知其員工「為了防止時局進一步惡化，也為了使之變得更好，胡佛總統必須當選」。但很顯然，員工沒有聽從老闆的指示。此外，還曾有一些來自共和黨的「逃兵」，最著名的是愛達荷州參議員博拉和加利福尼亞州參議員海勒姆·約翰遜。
所以胡佛穿上他的高腳鞋和賽璐珞領，走到了他的人民之中。他很幸運，還能活著回來。他特意採取了卑鄙的手段，向他的內閣成員透露說，國民對他懷有「仇恨」，唯一獲勝的辦法是引發人們「對羅斯福接下來的行為的恐懼」。在德梅因市，他談到關稅：「如果關稅取消，成百上千條城鎮街道都會成為荒蕪的草地，大片農田會長滿雜草。」聽眾們卻嘲笑胡佛還推著「胡佛車」，上面寫有標語「無論胡佛說什麼，我們都會做到，這不是信口開河」。在印第安納波利斯，胡佛告訴聽眾，羅斯福說的都是「廢話、錯話、空話、假話、汙衊的話、愚蠢的話和誹謗」，聽眾們噓聲一片。在克利夫蘭，他承諾沒有一位「有功勞的」市民會餓死，卻遭到了人們的一陣嘲罵。在聖保羅，提及補償金遠征軍的暴動時，他說「感謝上帝，我們仍然有一個地處華盛頓的政府，知道如何處治暴徒」，人群回以巨大的咒罵聲。底特律是最糟糕的，全市有25萬人需要救助。在車站，迎接胡佛的是噓聲和罵聲。騎警揮舞著警棍，驅散人群，他的豪車所過之處，數萬群眾揮舞著拳頭高喊「絞死胡佛」，標語上寫著「打倒胡佛，殘殺退伍軍人的兇手，弄垮銀行家的罪魁禍首，槍殺老兵的子彈」。後來一個特工告訴記者：「自從西奧多·羅斯福時代以來，我一直跟隨歷任總統四處巡視，在此之前，我從未見過有人對總統發出這樣的噓聲，也沒有見過有人衝到街上對總統嗤之以鼻。這可不光彩。」警察局局長看著胡佛倒霉透頂的樣子，胡佛當時氣得幾乎說不出話來。現在，當他乘坐的列車開過這片悽慘的土地時，人們憤怒地朝他扔雞蛋和西紅柿。他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些什麼，只好打電話給卡爾文·柯立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