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以亮/譯
在我們採訪他時，勞倫斯·費林蓋蒂已經九十九歲了。等訪談發表的時候，他就一百歲了。與此同時，雙日出版社準備出版他的第三部小說《小男孩》（littleboy），這是一部自傳體意識流小說，出版商更希望它是一本回憶錄。費林蓋蒂一九五八年出版的《心靈的科尼島》銷量超過一百萬冊，他不僅是一位著名詩人，還是一位反主流文化的偶像，以其與艾倫·金斯堡和傑克·凱魯亞克等「垮掉的一代」作家的合作以及他聯合創辦的書店/出版社「城市之光」而聞名。作為一名公眾人物，他幾乎取得了所有成就——接受《紐約時報》的採訪對他來說不算什麼，但是，接受《巴黎評論》訪談的前景仍然能喚起他的文學抱負。
費林蓋蒂於一九一九年出生於紐約的揚克斯，基本上算是一個孤兒；他的父親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而他的母親被送進了精神病院。他是由他的一位姨媽撫養大的，先是在法國的斯特拉斯堡，後來在紐約的布朗克斯維爾——她在那裡把他交給了她富有的僱主比斯蘭德一家照顧，後者則把他送進了寄宿學校。費林蓋蒂於一九四一年從北卡羅來納大學畢業後，日本偷襲珍珠港的事件爆發，他進入海軍軍官培訓學校學習，成了一艘潛水艇上的指揮官。他參加過諾曼底登陸，並被派往太平洋參加計劃中對日本的攻擊，但在廣島和長崎遭到原子彈轟炸後，該計劃被取消。幾周後，他去視察長崎遭受的破壞，這段經歷給他注入了堅定的和平主義，播下革命意識的種子，使他成為詩人和出版人。
戰後，在《退伍軍人教育援助法案》的資助下，費林蓋蒂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在索邦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在巴黎期間，他開始詩歌寫作和翻譯，並開始繪畫，這是他畢生的一項追求。一九五一年，他回到美國，遷居舊金山。一九五三年，他與彼得·d.馬丁聯手創辦了美國第一家純平裝書書店「城市之光」（citylights）。一九五五年，費林蓋蒂發表《逝去世界的畫卷》（picturesofthegoneworld），同時出版了「城市之光」的第一本書，以及「口袋詩叢」系列的第一冊詩集。一九五七年，他因出售「口袋詩叢」的第四冊即艾倫·金斯堡的《嚎叫和其他詩》而遭逮捕，並以傳播淫穢品罪受審。美國公民自由協會（aclu）為費林蓋蒂進行了成功的辯護，這成為終結美國文學審查制度的關鍵戰役之一。除了《小男孩》，費林蓋蒂此前還出版過兩部小說和十幾本詩集，以及戲劇、翻譯作品、旅行日誌和書信集。
我們的採訪在二〇一八年夏天進行，前後花了好幾個星期，地點在費林蓋蒂自一九七八年以來就一直居住的北灘公寓。近年來，黃斑病變損害了他的視力，以至於他再也無法閱讀，這位曾經的活躍戶外運動愛好者被迫放棄了在舊金山的長距離步行和腳踏車騎行運動。然而，即便如此，他看起來也遠不到一百歲的樣子。他的身姿依然不顯佝僂，他的握力依然很是強勁，所有試圖說服他使用手杖的嘗試都被拒絕了。在他人的協助下，他仍然繼續寫作，並保持著活躍的社交和職業生活。儘管名聲在外，他卻似乎沒有任何膨脹的自我意識。
——加雷特·卡普爾斯sup/sup，二〇一九年
勞倫斯·費林蓋蒂的一頁手稿
《巴黎評論》：你想從巴黎開始。你什麼時候去那兒的？是一九四……
勞倫斯·費林蓋蒂：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〇年，依據《退伍軍人教育援助法案》，我在巴黎的索邦大學攻讀研究生。讓-保羅·薩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以及其他存在主義者當時還很熱。
《巴黎評論》：你見過薩特或他們中的任何人嗎？
費林蓋蒂：我經常看見波伏瓦和薩特坐在利普餐廳，就在聖日耳曼大道花神咖啡館的對面。他們流連於二樓，在遊客開始擁來前，他們不得不逃到城裡其他地方去。而我是一個學生，我還不打算走上前去跟薩特先生進行文學對話。我可以看到他在向服務員示意，然後我就從那裡溜走了。
《巴黎評論》：你當時懂法語嗎？
費林蓋蒂：法語是我的第一語言。很小的時候我就住在法國，和我母親的一個親戚住在一起，我母親生病了，她沒法照顧我。我們住在斯特拉斯堡附近的一個小城，就是德雷福斯上尉sup/sup出生的那個小城。
《巴黎評論》：對於小時候搬去法國和回到美國，你有什麼記憶嗎？
費林蓋蒂：沒有，我還太小。我記得在五層樓的陽臺上，有人把我抱著，那是法式古典建築的陽臺。我們站在陽臺上，閱兵式遊行隊伍正在經過。那大概是在一九二二年。這就是我對於斯特拉斯堡的全部記憶。
《巴黎評論》：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說英語的？
費林蓋蒂：我不知道。我大概才把它撿起來。
《巴黎評論》：你認為先說法語後說英語對你的詩歌有什麼影響嗎？
費林蓋蒂：不是很多。我的意思是，具體的某個詩人——比如阿波利奈爾——當然影響了我的詩歌。
《巴黎評論》：他的哪首詩對你來說很特別？
費林蓋蒂：嗯，你知道的，就是那些著名的詩。《米拉波橋》。
《巴黎評論》：我知道桑德拉爾sup/sup對你來說也很重要。
費林蓋蒂：哦，是的，桑德拉爾。我讀過他的一本書，書中說他經西伯利亞大鐵路，穿越俄羅斯到達西伯利亞。我也做過同樣的事，心想他可真是了不起，竟然完成了那樣一次旅行！現在我不知道他是真的完成了，還是那是他編造出來的。
《巴黎評論》：你什麼時候真正開始寫詩的？
費林蓋蒂：在到巴黎之後，我才真正開始的。這事深受t.s.艾略特和埃茲拉·龐德的影響。我沒有發表任何東西，也的確沒有什麼可發表的。我想它們都存在伯克利的班克羅夫特圖書館的某些藍色筆記本里了。
《巴黎評論》：在你成為詩人的過程中，翻譯詩歌的經歷起過很大作用嗎？
費林蓋蒂：是的，我當時在翻譯雅克·普列維爾sup/sup。他是很容易翻譯的。他用非常簡單的語言寫作。多年以後，我把他的《假釋》（paroles）作為「城市之光」的詩集翻譯出版了。「城市之光」最終成為他許多年裡在美國唯一的出版商。
《巴黎評論》：你見過他嗎？
費林蓋蒂：從來沒有。幾年之後，我收到了一張明信片——可能是他在喝醉之後寫的——寄自裡維埃拉的某個地方。但那是在我們的版本真正傳播開來之後。他一定是拿到了一冊。
但無論如何，「二戰」後的巴黎和今天是如此不同。那時巴黎在德國的佔領結束後仍然處於休克狀態。在一九四七年，你會看到成排的人提著他們的小桶等著取他們的那份牛奶。直到五十年代，巴黎才真正恢復正常。喬治·惠特曼創辦了莎士比亞書店sup/sup——最初被稱為「西北風書店」（lemistral）——就在今天的莎士比亞書店的同一位置，在左岸，巴黎聖母院對面。喬治·惠特曼可能是我一生中所遇見過的最古怪之人。
《巴黎評論》：你們倆是怎麼認識的？
費林蓋蒂：他有個妹妹在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我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當我決定去巴黎時，她給了我他的地址。他住在聖米歇爾大街一家叫蘇伊士旅館的三等或四等旅館裡。那簡直是一個廢料場。喬治住在一個大約十二平方英尺的房間裡，書從三面牆一直堆到天花板。他坐在一把破椅子上，用一個斯特諾牌的固體酒精罐煮午飯。那應該是一九四七年底。我想，他創辦「西北風」是在幾年之後。然後，一九六四年，在同一地點，他意識到莎士比亞書店的擁有者西爾維婭·比奇已經不在人世，於是出去買了一塊黃銅名牌，開始把自己的書店稱作「莎士比亞書店」。他和西爾維婭·比奇沒有任何聯絡，儘管他有一個女兒，他給她取名「西爾維婭」。他女兒現在經營著這家書店。
《巴黎評論》：你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什麼？
費林蓋蒂：我拿到了研究約翰·羅斯金和透納的碩士學位。羅斯金寫過許多書，合為《現代畫家》系列。整個系列的主題是，在中世紀繪畫裡沒有光。一般來說，繪畫是完全黑暗的，直到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天空中才開始出現一點點光亮。幾個世紀過去，越來越多的光出現在畫布上。因此，當透納在十八、十九世紀出現時，光湧現了出來。在透納生命的最後階段，他的繪畫幾乎都是純粹的光，幾乎沒有任何具象。
有人在敲我的門，你介意我去一下嗎？可能是郵差……哦，是我的新小說的校樣，《小男孩》。
《巴黎評論》：這是一本意識流風格的書？
費林蓋蒂：是的，你可以這麼說。
《巴黎評論》：你認為它是一本回憶錄，還是一本小說？
費林蓋蒂：哦，不，不是回憶錄！雙日出版社的編輯蓋裡·霍華德第一次給我打電話時，用的是「回憶錄」這個詞，我對他強調這不是回憶錄。我認為這是一部在其中虛構了一個「我」的小說。我所做的類比，就像詹姆斯·喬伊斯的《青年藝術家的肖像》一樣，裡面是一個想象性的我。斯蒂芬·代達勒斯有點像想象性的詹姆斯·喬伊斯，這本書絕對是自傳性的。我真的很喜歡《青年藝術家的肖像》的最後一頁。它是現代文學中最重要的幾頁之一。我一度幾乎能全文背誦。
《巴黎評論》：好吧，回到你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時光。那些年你住在哪裡？
費林蓋蒂：我在格林威治村幾個不同的地方都住過。
《巴黎評論》：你還記得當時紐約的文化生活是什麼樣子嗎？
費林蓋蒂：一九四五年的時候？我不知道。我在海軍待了四年，我對紐約文學界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我去過阿爾貢金酒店，因為我知道，那是文學界大佬們經常去的地方。我偷偷四處張望，希望能見到一些戰前的「圓桌騎士」。我記得一些名字，像海伍德·布魯恩sup/sup。但我從來沒有想方設法去見他們中的任何一位，儘管我在那裡逗留過幾次，在那些小房間裡。哪裡都看不到阿爾貢金人sup/sup了。
《巴黎評論》：那時候你去聽過什麼音樂會嗎？
費林蓋蒂：以前我經常去卡內基音樂廳。甚至當我在海軍服役時，在我回紐約度假的時候，我也會去卡內基音樂廳。除了管絃樂隊，還有很多音樂會和室內音樂。下船後，我會花很多時間去聽古典音樂會。
《巴黎評論》：你四十年代聽過爵士樂嗎？
費林蓋蒂：不，我沒有。我太正統了。
《巴黎評論》：你是什麼時候開始畫畫的？
費林蓋蒂：我真的是被耽誤了。現在我真希望我能去巴黎的法蘭西藝術院，但我選擇了文學路線，索邦大學。我離開巴黎的那一年，也就是一九五〇年底，那是我成為一名畫家的開始。我在巴黎畫了一幅畫，一幅很小的畫，叫作《二》（deux），它被展出過好多次。
《巴黎評論》：從離開巴黎到你來舊金山之前，你走過一段怎樣的路？
費林蓋蒂：我在紐約停留，收拾我的衣服和其他東西，但我幾乎是直接到了舊金山。我是在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到達的。
《巴黎評論》：是什麼讓你選擇了舊金山？那時你就知道這將是一次長期的遷居嗎，還是你只是想看看？
費林蓋蒂：不。我肯定是打算遷居西部的。在五十年代，舊金山還是最後的邊疆地區。在這裡，一切都是開放的。
《巴黎評論》：你是乘飛機，還是坐火車來的？
費林蓋蒂：坐火車。那時還沒有飛機航班，據我所知，至少是沒有商業航班。我坐火車到奧克蘭購物中心，再坐渡輪到了渡口大廈，然後肩膀上扛著一個袋子走向市場街。我對舊金山一無所知，只知道它是葡萄酒之鄉。我知道威廉·薩洛揚sup/sup住在那裡——我讀過《我的名字叫亞蘭》。他是我唯一讀過的舊金山作家——我當時還沒讀過斯坦貝克的任何作品，直到後來才讀了亨利·米勒。
《巴黎評論》：米勒那時已經在這裡了嗎？
費林蓋蒂：他的作品只能在法國出版，還沒有美國版。詹姆斯·勞克林sup/sup出版了米勒的《空調噩夢》，卻不願意出版他的《北迴歸線》。風險太大。他說他沒有錢為它打官司。我想，對於他來說那本小說實在是太驚人了。
《巴黎評論》：你最初是如何接觸到這裡的文學圈的？
費林蓋蒂：我剛到這裡的時候，這裡唯一的書店是類似保羅·埃爾德書店這種，在市中心。他們都不賣期刊。我從一開始就覺得，在這裡有文學社團的存在之地。這裡的書店都在五點鐘關門，週末不營業。一個文學人士能做什麼？他應該去哪裡？從一開始，一九五三年彼得·迪恩·馬丁和我創辦「城市之光」書店時，我們的想法就是為文學界創造一個場所。我們曾經在《舊金山紀事報》上刊登過一個一英寸大小的廣告，上面寫著：「文學界的聚會之地，始於一九五三。」這就是我們起初的設想。
《巴黎評論》：你最初是怎麼認識彼得·馬丁的？你把你翻譯的普列維爾給了他的《城市之光》雜誌發表，對吧？
費林蓋蒂：那是一九五三年。我已經在內河碼頭有了自己的繪畫工作室，在使命街九號那棟很舊的奧迪弗德大樓裡。我把整個挺大的頂樓作為工作室，每月要花費二十九美元。我以我妻子柯比為模特畫了一幅畫，在那個工作室。那是我最早的真正的大型畫作之一，有六英尺高。在角落裡，有一個大肚火爐用來取暖。那裡一樓以上都沒有電，所以我們只能在白天工作。在同一層樓，還有其他畫家，我後來才知道他們都很有名。弗蘭克·洛德爾，他後來成為舊金山具象派畫家之一。從我的前窗可以俯瞰海灣。那是一個很棒的工作室，就像我還身處巴黎一樣。
《巴黎評論》：你是如何開始在這裡結識詩人的呢？是通過給《城市之光》投稿嗎？
費林蓋蒂：是的，就是這樣。一九五三年六月，我從工作室出來，看到那傢伙和一個朋友正在懸掛一塊牌匾，「城市之光口袋書店」，就在「城市之光」如今所在的地方，哥倫布街和百老匯大街的交界處。我開車經過，不知道什麼原因停了下來。那時候，停車沒有什麼問題，北灘到處都有很多位子。我走到街對面，告訴他我的名字，他說，哦，你給我寄過一些普列維爾詩歌的翻譯。他將它們發在了《城市之光》上。我就是這樣和彼得·馬丁取得聯絡的。
彼得有一個絕妙的主意，開一家平裝書書店。直到那個時候，美國還沒有平裝書，只有兇殺懸疑小說和一些堪稱垃圾的東西才會有平裝本在報攤上出售。那是平裝書革命的開端。第一批高質量的平裝書，只有幾家出版商在做。然後，它真正流行開來，所有的紐約出版商都開始這樣做。開一家全平裝書店的想法堪稱天才之舉，尤其是在那個時候，因為我們正好趕上了未來的浪潮。彼得說他需要五百美元的啟動資金。我說，好吧，我有五百美元。於是我們握了握手，就是這樣。我們就這樣成了合作伙伴。一年後，他離婚了，搬回紐約，開了一家「紐約客書店」，他經營了很多年。
《巴黎評論》：你是一直以來就打算通過開書店成為一名出版商嗎？
費林蓋蒂：嗯，我不僅僅想開一家書店，我還想成為一名出版商。在法國，最大的出版商最初通常是開書店的。這是一個合乎邏輯的程式。
《巴黎評論》：你是在創辦「城市之光」之後，才遇到像肯尼斯·雷克思羅斯sup/sup這些人的嗎？
費林蓋蒂：是的。文學團體開始走到一起。至於說我是怎麼認識雷克思羅斯的——我的妻子塞爾登·柯比-史密斯來自南方腹地。她的祖父埃德蒙·柯比·史密斯將軍是內戰中最後一位投降的將軍。但是她已經摒棄了南方——對邦聯之女聯合會sup/sup來說，她毫無用處。她去了斯沃斯莫爾學院，在那裡她結識了一位朋友，霍莉·貝伊（hollybeye），後者後來搬到了舊金山。貝伊是一位成名的詩人，誰都認識。她帶我和柯比參加了一個週五「社交晚會」，雷克思羅斯是這麼叫它的，地點就在他家裡，位於老菲爾莫區斯科特街二百五十號。菲爾莫區當時完全是黑人區，雷克思羅斯有一間很大的舊公寓，下面就是傑克唱片行。我獨自一人又去過幾次。我什麼都沒有說。我完全處在一種敬畏狀態中。雷克思羅斯似乎擁有百科全書般的知識。我就坐在後面聽著。那裡有羅伯特·鄧肯sup/sup、傑克·斯派塞sup/sup以及許多其他詩人。菲利普·拉曼蒂亞sup/sup也會出現。
雷克思羅斯是一個很會講故事的人，但是有一半都是他編造的。比如，我想他說過，哦，奧斯卡·王爾德來舊金山的時候，我見過他。如果你細查一下，就會發現王爾德來舊金山壓根是雷克思羅斯出生之前二三十年的事情。
《巴黎評論》：是的，那是一八八二年。
費林蓋蒂：這是典型的一例。雷克思羅斯在kpfasup/sup有一個讀書節目。他不願提前準備。你會聽到他在廣播中開啟包裹，然後馬上開始滔滔不絕地談論他剛剛拆封的那本書。他似乎可以長篇大論地談論任何你能想到的作家。我在kpfa上聽雷克思羅斯的節目，學到了很多東西。
《巴黎評論》：我們可以說雷克思羅斯影響了「城市之光」的出版書目嗎？
費林蓋蒂：哦，是的。在那些年裡，雷克思羅斯是舊金山詩人的家長。從五六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他的影響力都是主要的。他的作品由「新方向」出版，而「新方向」被認為是詩歌的象牙塔。
《巴黎評論》：那金斯堡呢？他對書目有影響嗎？有沒有作家是他介紹給你並最終獲得出版的？
費林蓋蒂：有的，艾倫真是太慷慨了。他是一個偉大的推動者，不僅僅是他自己，他還推薦了一大堆詩人；如果沒有他的推薦，這些詩人永遠不會得到出版。
《巴黎評論》：我猜他給你帶來了一些書，比如卡爾·所羅門sup/sup的書。
費林蓋蒂：哦，是的。
《巴黎評論》：你認為「城市之光」被東海岸的出版社忽視了嗎？我是說，讓我吃驚的是，《巴黎評論》直到現在才來找你。
費林蓋蒂：我來自紐約，在我還是一個孩童時，哈德遜河以西的任何地方都是不可思議的。它們就是不存在。這讓我想起一張很棒的《紐約客》封面，那張封面呈現的是曼哈頓，那就是你看事物的立足點，然後，越過幾座山是西海岸，中間是一個大沼澤。作為一個紐約人，這就是我所認為的現實。
《巴黎評論》：你有沒有發現你出版的書很難在紐約的出版物上得到評論？
費林蓋蒂：你在開玩笑吧？在艾倫·金斯堡變得聲名狼藉之前，我們在紐約壓根沒有得到過任何評論。我自己的書，由新方向出版社出版的詩集《心靈的科尼島》，成了全國暢銷書，發行超過一百萬冊，但它至今仍沒有得到任何評論。
《巴黎評論》：是通過雷克思羅斯，你的書才被「新方向」選中的嗎？
費林蓋蒂：不，我不這麼認為，儘管他一直在提醒勞克林接受它，並讓他開始意識到舊金山正在發生什麼，在詩歌方面。但我寄《心靈的科尼島》的手稿過去時，不是寄給勞克林，而僅僅是寄給新方向出版社的。我不知道誰是管事的頭兒。我沒有附加任何人的推薦函就寄了出去。此前，我聯絡過巴貝特·多伊奇sup/sup，附上了《心靈的科尼島》一個早期抄本。我在哥倫比亞大學上過她的詩歌課，我想請她為我的詩集背書，因為我當時正在申請古根海姆基金。她回信說她的學生太多了，她不能為所有人背書，如此等等。所以事情就這樣結束了。
《巴黎評論》：而新方向出版社就這麼接受了書稿？
費林蓋蒂：我把它寄了過去，勞克林幾乎立刻給我回了信，說他想出一個平裝本。他們剛開始出版平裝書。他們是在一兩年前開始著手的。《心靈的科尼島》第一版是用非常便宜的新聞紙印刷的，所以如果你見到一本第一版的話，會發現所有書頁都發黃了。
《巴黎評論》：他出過很多這樣的書嗎？
費林蓋蒂：不是很多。他沒有在我身上冒太多的風險。
《巴黎評論》：既然我們在談論《心靈的科尼島》，那讓我問一問你有關書名的問題吧。書名來自亨利·米勒，對吧？
費林蓋蒂：是的。
《巴黎評論》：這是一個狂歡節隱喻，而你選擇這個書名，是為了把它和你的紐約淵源聯絡起來嗎？
費林蓋蒂：不，不是特意如此。這是一個抽象的書名。
《巴黎評論》：我之所以這樣問，是因為在《費林蓋蒂最佳詩歌》（2017）中有一首詩，最初收在《遙遠的心之四輪輕便馬車》（1998）一書裡，其中有這樣的詩句：「無證駕駛一輛不真實的汽車/在世紀之交/我父親撞上了我母親/在科尼島玩開心碰碰車遊戲時」。你的父母是在科尼島認識的嗎？
費林蓋蒂：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每個人都在不同的碰碰車裡，他們撞在了一起。但這不是我選這個書名的原因。如果在紐約長大，科尼島就是孩子們夢想去玩的許多地方之一。我記得那裡曾經有一條第三大道高架鐵路，它後來被拆掉了，但這條鐵路上的一列火車前部寫有「科尼島」字樣。一個小孩子抬頭望去，看到一列開往科尼島的火車，他就會希望自己也在上面。在《心靈的科尼島》裡，有一首詩就是關於第三大道高架鐵路的。
《巴黎評論》：是你在《讀葉芝，我不思考》一詩中提到過的發現葉芝那本書的那列火車嗎？
費林蓋蒂：我還留著那本《葉芝詩集》，藍色封面，白色內頁，其中一頁上用鉛筆寫著：「騎士，策馬向前。」這句話寫在葉芝位於愛爾蘭西海岸的墓碑上。「投出冷眼/看生，看死/騎士，策馬向前。」
《巴黎評論》：請跟我再說說你和新方向出版社以及詹姆斯·勞克林的關係吧。
費林蓋蒂：勞克林是一個有錢人，他擁有一個滑雪勝地，還經常打高爾夫球。雷克思羅斯的作品已經由勞克林出版了，所以，他總是強力地勸導勞克林，要他知道文學界到底發生了什麼。他說，詩歌領域正在發生一場革命，而你對它一無所知，所以，離開你的高爾夫球場，關注一下詩歌界發生了什麼吧，因為其他出版商正在參與其中。我是說，格羅夫出版社已開始發掘勞克林本應發掘的東西了。城市之光書店也是如此。勞克林從來沒有出版過艾倫·金斯堡的書，儘管他告訴我，他本來有機會在我們之前出版艾倫的書。
《巴黎評論》：哦，這麼說金斯堡曾經投稿給……
費林蓋蒂：金斯堡的書對勞克林來說太離譜了，因為他是個新英格蘭紳士，有紳士出版人的傳統派頭。他是最後一批偉大的紳士出版人之一。《嚎叫》和金斯堡對他來說都太過了。他告訴我，他之所以拒絕金斯堡，是因為他沒錢在法庭上為《嚎叫》做辯護。
《巴黎評論》：你認識格羅夫出版社的巴尼·羅塞特sup/sup嗎？
費林蓋蒂：哦，當然。我是在紐約的格林威治村認識他的。由威倫茨兄弟經營的第八街書店最初就在格林威治村，巴尼·羅塞特和格羅夫出版社就在一兩個街區之外。巴尼出版了很棒的書。
《巴黎評論》：在「城市之光」之後，舊金山本地的出版業情況如何？
費林蓋蒂：我們幫助很多舊金山的小出版社搞發行。有一段時間，我們會列出一份小型出版社出版書目，我們將這份書目收在「城市之光」的出版目錄中。人們可以通過我們訂購這些出版社出版的書籍，這給他們帶去了一點國際發行量。
《巴黎評論》：你那時對戴夫·哈塞爾伍德sup/sup以奧爾漢出版社名義出版的詩歌感興趣嗎？
費林蓋蒂：感興趣，但他的書都太貴了。我從一開始就想做便宜的平裝書。哈塞爾伍德、喬納森·威廉姆斯以及其他小出版社的圖書定價都很高。我不想做一個精英出版社。我對普通人更感興趣。
《巴黎評論》：回到「城市之光」的出版目錄，「城市之光」出版的第一本非口袋本詩人圖書是肯尼斯·帕欽sup/sup的長篇小說《羞澀色情作家的回憶錄》（memoirsofashypornographer）。
費林蓋蒂：那是重印。我們並不是最初的出版方。我想，是雷克思羅斯讓我去找了帕欽。我的意思是，正如我所說，雷克思羅斯是舊金山最重要的文學人物。我對他的建議非常看重。
《巴黎評論》：你喜歡帕欽的作品嗎？你理解並喜歡它嗎？
費林蓋蒂：當然。如果我不喜歡，我就不會出版它了。它顯然是異見者的詩歌。
《巴黎評論》：我看過「城市之光」的書單，你在一九五七年出版了三本書，分別是瑪麗·龐索特sup/sup、丹尼斯·萊維托夫sup/sup和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的作品。當時被認為是垮掉派的鼎盛時期，而你卻出版了這三位非垮掉派詩人的作品。你從不認為自己是垮掉派出版人嗎？
費林蓋蒂：龐索特與垮掉派詩歌相去最遠。我們是第一個出版她的作品的出版社，後來她又與阿爾弗雷德·克瑙夫出版社開始合作。她從來都不是一個暢銷書作家，但她是作為一位博學詩人出名的，在紐約講授詩歌多年。
《巴黎評論》：你最初是怎麼認識她的？
費林蓋蒂：我受《退伍軍人教育援助法案》資助第一次去法國時，龐索特和她的女性朋友瑪裡·路易斯·巴雷特就在船上。柯比也在，她要去索邦大學學習一年的法國文明課程。龐索特和瑪裡似乎都活在朱娜·巴恩斯的《夜林》（nightwood）一書裡。故事發生在巴黎的切爾切-米迪街。我想她們就在那條街上找了一套公寓。
《巴黎評論》：你在一九五八年首次出版了格里高利·柯索sup/sup、在一九五九年出版了鮑勃·考夫曼sup/sup。是什麼吸引你出版他們的作品？
費林蓋蒂：柯索在波士頓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他把它寄給「城市之光」，我想我回了信，卻再也沒有得到他的訊息。然後，他親自出現了。就這樣，我們拿到了他的那本《汽油》（gasoline）。他不是艾倫·金斯堡的追隨者。金斯堡來自紐約下東區，猶太人、激進分子、共產主義傳統，而格里高利·柯索則完全沒有受過教育。他唯一一次接受教育是在柯林頓州立監獄。格里高利來自街頭，艾倫則來自一個知識分子傳統。
《巴黎評論》：那考夫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