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時，我會跟她聊我要做什麼。在《一位作家的一生》（awriter’slife）中，我想寫她的母親和父親，以及我跟他們總是處不來，她讓我不要寫。
《巴黎評論》：你為你的稿子花了很多時間做研究。你有沒有想過，這變得太痴迷了，或者過度了？
特立斯：最開始的研究很困難、很花時間。我不是在寫法國大革命的歷史，那樣我可以去圖書館，去查閱一千本書。比如我開始研究反淫穢法時，單是搞懂那些法律檔案就要做很多工作。讀那些案例——非常枯燥！或者我想研究一個餐廳，納帕山谷烤肉，十四年前關閉了，我必須找人，走遍全國各地，就為了找到某一個曾經在那裡工作的副廚師長。你沒法用谷歌搜尋搞定這些事。
我為了寫作而收集的大部分東西最終都不會進入書中，但是我認為一個人做再多的研究都不為過。我所有的研究都很重要，因為它們給了我一個基礎，給了我的主題一種比例感。我還會發現東西，把我引向其他故事。為了寫一篇最後被改編進《一位作家的一生》的文章，我研究了一個生殖器被切掉的人，約翰·韋恩·博位元。博位元的故事是關於一名失去了勃起能力的男子。所以我對泌尿學特別感興趣，開始參加泌尿學會議。我得知，有很多年輕男性在常見的受傷，如車禍、戰爭受傷、運動受傷之後，有了勃起障礙。邁阿密大學醫學院有一整片區域都被用於努力幫助這些受傷的男性恢復勃起能力，那些還很年輕、結了婚、想要孩子的男性。
我找到醫學院一位負責讓男性勃起的女子。她是我遇到過的最有趣的人之一。她不漂亮，但她是全美國最強的給人自慰的人。我看她工作。男的坐在床上，還有一位男醫生，但是她開始輕撫病人。她有著最神奇的手指。然後醫生把精液取走，注入做好了準備的妻子的體內。我一直覺得，我會寫一篇關於這位女子的文章，但是我一直沒寫，也沒想好該怎樣把她寫入《一位作家的一生》。也許有朝一日我會為她找到一個位置。
《巴黎評論》：你是怎麼知道什麼時候把一篇文章變成一本書的？
特立斯：一個很好的例子是我關於韋拉扎諾海峽大橋的書sup/sup。一九五九年，羅伯特·摩西sup/sup提議，把住在布魯克林灣脊區，也就是納羅斯水道附近的幾千人趕走，以便修建大橋。我被安排前往布魯克林，報道該居住區抗議摩西的活動。我認為，對這些人來說，這是一場地震一樣大的災難。或者像戰爭——德累斯頓、波蘭、廣島——整個城區被炸彈夷為平地，倖存者只能被重新安置。摩西不僅要拆掉建築，他還要毀掉很多人的生活。我開始考慮所有會受到波及的人的型別。孩子們要去新的學校，擁有新的同學。一名男子跟他的街區的一位女子相愛——現在他們只能搬到另一個居住區。一位牙醫失去了他的病人，一個教堂失去了它的教區居民，殯葬業者失去了他們的死者。我給《紐約時報》寫了一篇關於抗議活動的文章，但是我覺得還有很多東西我無法寫到一篇短文裡去。
我想的第二件事是，你到底要怎樣建一座大橋？我一直搞不懂怎樣在水的上方修一條路。所以我就開始讀相關的東西。我得知，以前人們會把箭頭綁上繩子射到對岸去。我覺得這很有趣。現在都是用鋼索，可怎麼辦？
《巴黎評論》：你還寫了關於報紙產業、黑手黨、性以及你的家人的書。這些題材有某一個主題把它們統一起來嗎？
特立斯：歷史感。在我所有的書中，我努力告訴讀者我的人物從哪裡來，他們是怎樣抵達我找到他們的那個地方的。它永遠不只是現在時態。它總是關於過去時態的。源頭。即使是雜誌文章也是如此。這個本能源於我開店的母親。她是從布魯克林來的新來者，她想了解經常光顧她的店鋪的那些女性。
《巴黎評論》：你說你從來不會付錢給你的採訪物件，但是你為博南諾犯罪家族sup/sup設立了一個基金。對此你如何解釋？
特立斯：我在比爾·博南諾家為《父輩的榮譽》做研究時，經常聽到他的妻子羅莎莉跟他抱怨錢的事情。他們需要錢，他們的孩子需要錢。我想，我在目睹一種報紙犯罪新聞作家從來沒有報道過的事情，他們總是把黑手黨寫得很有錢，住在豪宅裡。博南諾本人假裝自己很有錢。但是在他們的內心中，我看到的是苦苦的掙扎。
出版時我唯一付過錢的東西是照片，《時尚先生》用的，以及後來書裡用的。我購買了大約五十張照片，花了九千美元。我在書裡披露了這件事。我寫完稿子之後，我的經紀人坎迪達·多納迪奧，馬上就賣掉了平裝本的版權，賣了四十五萬一千美元。一千的零頭讓它超越了《教父》平裝本版權的售價。那是在一九七一年，我人生中第一次有了錢。我買了現在住的房子。我覺得好像我必須為博南諾一家做點什麼。我能想到的只有建大學基金，那時我給我女兒設了一個。《父輩的榮譽》支付了博南諾家四個孩子以及我女兒們的學費。很高興我做了這件事，因為我現在有證據證明那是正確的決定。博南諾家的四個孩子都很正直，甚至其中一個是一位重要的醫生。沒有一個要去做他們的父親選擇去做的事情。
《巴黎評論》：那個不斷擴充套件、野心勃勃，後來成為《鄰人之妻》的專案是怎樣開始的？
特立斯：一天晚飯後，南和我走著去列剋星敦大道，在第五十八街附近，我看到一個標牌說有真人裸體模特。那是一九七二年。我對南說，讓我們上去檢視一番。她說，你去——我在家等你。第二天早上我又回去看，發現那是一家按摩院。前臺有一個男的，給了我一個影集。他說，你可以從照片上的四個姑娘裡面選。我選了一個，然後被帶到後面一個小房間裡。
那是在三樓，我能聽到列剋星敦大道上行駛的公交車、齒輪的咔嚓聲，還有街上聊天的聲音。我跟一個年輕女子在簾子後面。我問她是從哪兒來的。她說阿拉巴馬。我說，哦，真的嗎？我是阿拉巴馬大學畢業的。她當然是一點也不關心。但是在她服務的時候，我一半享受著，一半對整件事很感興趣——這女的是誰？她的童年是怎樣的？來這裡的男的是誰？
我開始每天都去這些按摩院。每次在按摩的時候，都跟這些女的聊天。
《巴黎評論》：你做筆記嗎？
特立斯：不做。我在尋找一個真正會說的女的。我在挑選。我在尋找一個人物。一九七二年的大部分時間，一直到一九七三年，我都在找人物。我想寫一下七十年代，以及對性有新態度的新一代。我覺得按摩院會是一個完美的實驗室。我有許多我覺得非常好的可以寫的女性，其中許多都上過大學，紐約大學或者亨特學院，但是跟她們在一起一段時間之後，做了很多筆記，帶她們去吃完飯，見過她們的男朋友，她們會告訴我，我不能使用她們的真名。這是我遇到的最大的問題。之後失敗了很多次，最後我找到了一個女的，說她會允許我用她的名字。
《巴黎評論》：為什麼對你來說，使用真名那麼重要？
特立斯：用一個人的真名時，我是在對讀者說，你可以去查驗。我想表明，你可以寫真實的人物，寫他們的私生活——這一直是小說家的地盤。我從不想走捷徑：用匿名的人物，合成的人物。所以很多記者和作家都是說謊者。你知道是哪些人。我想跟他們不一樣。這並不容易。在《鄰人之妻》中，我花了三個月的時間來確定怎樣在哈羅德·羅賓和約翰·布拉羅之間過渡。我想，天哪，如果我是在寫小說，我可以把他們寫成同一個人，因為他們都是猶太人，都來自芝加哥。但是我想寫實情。
《巴黎評論》：你最後找到那個允許你使用她的名字的按摩女時，發生了什麼？
特立斯：我邀請她和她的男朋友，一位醫生，一起吃晚飯。我妻子南在做菜，那個醫生站起來說，我去跟南一起做。他就去了廚房，而我和那個按摩女坐在外面的客廳裡，在那兒聊天。他們在那裡非常安靜，我能看到那個按摩女有一些不安。好像那個醫生跟南相處得很好。最後南出來，說晚飯做好了。晚飯後，我說我要去幫著洗碗。那個醫生說，不，不要，我去幫忙。所以南和那個醫生又回到廚房，我聽到南說，不可以。
他在跟她調情。我能看到我的故事因此遇到了問題。接著南和那個醫生從廚房出來，他和那個按摩女開始喝酒。醫生喝醉了，暈倒在了地板上。他只能在這裡過夜，他的女朋友陪著他。第二天早上，南對我說，你逼迫我，逼迫我見他們，最後我做了，但是我不會再捲入你為這本書做的研究了。
《巴黎評論》：那個按摩女還為這本書跟你談過話嗎？
特立斯：沒有，幾天後，她說她要退出。她說她要跟醫生結婚了。他們結婚了，搬到邁阿密去了。我失去了她這樣一個人物。這讓我很沮喪，因為她是一個很好的人物。
《巴黎評論》：南很介意你在寫這樣一本書嗎？你要去按摩院，然後管理一家按摩院，接著又去性聚居地？
特立斯：不介意。有時我會在「砂岩」——加利福尼亞的一個性開放者隱居地——的舞廳用付費電話打電話給她。我光著身子，上樓，弄些零錢。我會在六點或七點，她下班後給她打電話。我說，哦，我在這裡看阿歷克斯·卡姆福特醫生給一些芭蕾舞演員做口活，或者類似的事情。我開始管理按摩院時，距離她上班的蘭登書屋的辦公室只有一個街區，我會邀請她過去看看，因為我想知道她對我做的事情的看法。但是她不想去。
《巴黎評論》：真的有必要把研究做到這種程度嗎？去一兩家按摩院是一回事，但是去兩年，然後當了一家按摩院的經理？
特立斯：為了瞭解這些人，深入他們的頭腦中去，我覺得我必須這樣做。不僅如此，我必須以和他們沒有差別的樣子在場。我不能看上去像個記者。比如你去「砂岩」時，你要把衣服脫了。第一次對我來說很尷尬，很不自然，尤其是鑑於我的年齡和背景。但是到了第四、第五次，就不尷尬了。之後我住在「砂岩」。從早上到中午、晚上都光著。問題是他們必須要信任我，我也要信任他們。不然我做不成。
《巴黎評論》：但是不是意味著，比如《父輩的榮譽》，要差一些，因為你不能成為一個黑手黨，或者犯下謀殺罪？
特立斯：不是的。我認為這沒有區別。我參與到了《父輩的榮譽》之中。我跟比爾·博南諾、他的保鏢和其他幫派成員一起乘車。我本來會被開槍擊中。一九六六年，我開始去北加利福尼亞，去看博南諾。接下來八年，我定期去看他們，有一段時間，我住在他們家裡。我一直在冒風險，雖然我沒有真的犯罪。
《大橋》也一樣。我從來沒有換下過我的三件套西裝，但是我戴了一頂安全帽，跟建橋的人一起閒逛。我到過大橋的最高點，在大橋還沒建成的時候，我在橋上的人行道上行走，在上面搖搖晃晃地四處走。週末，我去印第安人居留地，以便寫關於他們的故事。一個建橋的年輕人經常帶我去他在聖卡納瓦加居留地的家。他結婚了，有年幼的孩子。他父親住在隔壁，是一位建橋工人，他祖父也做過建橋工人——這個小部落所有人都做過建橋工人。有一次，這個年輕的建橋工人提議讓我住在他家，他又提議，我可以跟他姐姐一起睡。她二十七歲，尚未訂婚，她願意順從這個想法。現在，這個插曲不屬於建橋的經歷，但它屬於我置身於這個群體中的經歷，在聖勞倫斯河邊，一個混血莫霍克族建築工人居住地。我不是一個外來者。我也不是他們自己人。我當然也不是鋼鐵工人或建橋工，但我感覺我能體驗他們的世界。
《巴黎評論》：在《鄰人之妻》的結尾，你使用了一種不尋常的技巧：你用了第三人稱指代你自己。你為什麼想有一個叫蓋伊·特立斯的人物？
特立斯：我覺得用「我」會破壞掉語氣。那會很刺耳。我還想強調我跟我周圍的事物的距離，雖然我在它們之中。我也許是在桑拿間，但我也在桑拿間之外。我一直在想從街對面看過來，或者我在偷聽其他人的談話時是什麼樣子。作為一個報道者，我是跟環境脫離的。使用第三人稱好像是把我寫進書裡的最顯而易見的方式。我一直是一個觀察者。
我一直超然於所有人之外。現在，我在努力寫我跟南的生活，我意識到在五十年的婚姻中我在多大程度上是一個觀察者。如果我將要寫我正在做的事情，我就會想著怎樣寫這件事。我可能在打網球，但想著的是描寫網球場上的景象。可以說，這是我做人的一大缺點。我從不在某處。全身心地在那裡。
《巴黎評論》：《鄰人之妻》惹起那麼大的怒火是你希望的嗎？
特立斯：當然不是。我希望的是，我把非虛構帶到一個沒人帶到過的領域。我想闖進那個只有小說家有鑰匙的小小的私人俱樂部。菲利普·羅斯跟我一樣的年紀，約翰·厄普代克跟我一樣的年紀。他們可以在小說裡寫性。我想用非虛構來寫它。這是激發我的東西。
《巴黎評論》：《鄰人之妻》出版後遭到的抨擊都是人身攻擊，你感到驚訝嗎？
特立斯：我很失望，很驚訝。也許感到驚訝很蠢，但我確實驚訝。真正的評論在書出版之前七年就出來了。一九七三年，《紐約》（newyork）雜誌發表了一篇人物特寫，汙衊我，貶低我。那篇文章叫《跟蓋伊·特立斯一起裸體的一夜》，阿隆·萊瑟姆寫的。我被描繪成在第五十七街一個按摩院裡光著身子四處嬉鬧。那篇文章發表之後，我名譽掃地。我工作的方式有何驕傲之處成了一個疑問，因為好像我是在用可以報銷的錢去體驗色情，還稱之為研究。南也被拖了進來。更不用說我的女兒們了，她們當時在讀研究生。
人們想讓我覺得自己實際上是一個壞人，一個變態。但我認為我不是。我只是感興趣，愚蠢地、純粹地，以無與倫比的熱情，對那些能擴大我的界限、擴大我自己特定經歷的邊界的事情有著無窮的興趣。
《巴黎評論》：《鄰人之妻》出版時，你的父母還在世嗎？
特立斯：是的，但是他們沒讀過。實際上，甚至有報紙引用他們說了什麼什麼。他們從來沒跟我談到過這本書。《大洋城先驅報》上有一篇差評，我知道他們讀過。對他們來說，這本書是尷尬之源。我對他們說，我可以把我大洋城的房子賣了，他們說，別，別，你應該留著。就這麼多。
《巴黎評論》：你的作家朋友們做何反應？
特立斯：美國筆會的人對我很不客氣。那些年，女性主義者尤其直言不諱。我要參選筆會主席，有人告訴我，我最好把自己的名字從名單上拿下來，雖然提名委員會把我的名字放了上去。我覺得這非常可笑，因為筆會那些人並不是天主教保齡球聯盟的成員。他們本應該是第一修正案絕對主義者，保護寫作的自由。這是我的版本的「紅字」。我被烙上了罪人的標誌。
《巴黎評論》：你做出了什麼反應？
特立斯：我想躲起來。我想寫一個完全不同的主題，一種接近美國人的內心的東西：汽車。我想寫一個不是我的義大利人。我寫的人總有一些我在裡面，尤其是在義大利人、迪馬喬、辛納屈那裡，所以我想我要寫李·艾柯卡，剛被任命的克萊斯勒的總裁，他成了一個顯著的全國性人物。有近一年半的時間，我一直在寫一本關於克萊斯勒的書，花了很多時間跟艾柯卡待在一起，在他位於布魯姆菲爾德山的家中。但是不起作用。我努力想通過寫汽車來恢復我的聲譽，而不是真的想寫汽車。有時你發現你寫的人物跟你的生活匹配，有時你發現它們不匹配。就像是談戀愛。就像你跟一個人約會，最後不歡而散。
《巴黎評論》：在我看來，你的職業生涯中有一個不解之謎，就是很多人喜歡和尊重你的作品，但你得到了過多的負面評論。你覺得為什麼會這樣，負面評論會讓你感到煩惱嗎？
特立斯：通常負面評論都是在貶低我的技巧。他們不相信我。他們認為我是在編造。特立斯寫道，某某人在想這個。我們怎麼知道這個人在想那些？我之所以知道，是因為我反覆採訪了他們。我問，你當時在想什麼？所以我能寫出來。你必須打好基礎，以便你能夠問他們，你那時是什麼感覺？你要跟他們有足夠多的過去。
評論者經常感到困擾的是，我沒有對我寫的人做出道德評判。不僅《鄰人之妻》如此，《父輩的榮譽》也是如此。他們說我對有組織犯罪太心軟。我努力像他們看他們自己一樣看他們。比爾·博南諾是一個謀殺犯，還有他的父親，以及那些我在下曼哈頓第一大街跟他們一起廝混的保鏢。但是我不覺得他們有別於那些因為殺人而被政府譽為愛國者計程車兵。保護你的同伴們，只是這麼回事。
我的書和文章也從來沒有得過獎。我聽說，我有幾次角逐普利策獎，但未被選中。我沒得過國家圖書獎。但除了一兩個例外，我不後悔我出版的任何東西。我得到的唯一的獎勵是，我覺得自己已經盡力而為了。
《巴黎評論》：你曾經說，《鄰人之妻》出版之後的時期是一個黑暗的時期。那之後發生了什麼？
特立斯：我被困住了，一事無成。南去倫敦出差，我沒有人可以去傾訴。我發現自己很孤獨。所以我就去了羅馬。結果我在那裡一待就是三年。那段時間，我遠離了整個出版界。我對出版人感到厭煩。我對編輯感到厭煩。我對經紀人感到厭煩。我決定在義大利研究我的家族史，那就是《移民家世》的開端。
後來發生了別的事情，讓我想離開羅馬。我最好的朋友是大衛·哈伯斯塔姆。我遇到他之後不久，他加入了《紐約時報》。一九六四年，他住到了這裡的街對面。我是他婚禮上的伴郎。我們就像兄弟一樣。然後在一九八二年，我認識他二十年之後，他打電話跟我說，蓋伊，我想寫寫汽車，我想跟你的朋友艾柯卡談談。我說，大衛，我寫這個已經寫了差不多一年了。他說，是的，這是我寫的二十世紀下半葉的美國系列的第三部分。他有一個更大的計劃——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我說，讓我們坐下來談談，因為我們不能寫同一個主題。我很沮喪。我不想告訴他，我不能確定我想寫這本書。我只是感到驚訝，我最好的朋友會進入我已經插了小旗的區域。兩週後，他回到紐約，我們在我家裡見了一面。南也在，我們吃了晚飯，他講了他是多麼想寫這個。我就說，那會影響我們之間的友情。我們就不能再見面，每天都聊我們的工作了。我從沒遇到過這種情況。我以為他已經改變了主意。但是他沒有。他很堅定。我意識到，他比我更強悍。大衛寫了他那本書，叫《大清算》（thereckoning）。我沒有讀過。它讓我們的友誼停止了十一年。
《巴黎評論》：那時你有沒有碰到過他？
特立斯：有時我和南會在派對上看到他。我會離他遠遠的。如果人很多，我能做到。但有時我會撞上他。我會說你好，他也說你好，就這樣。我的內心已經碎了。這就像離婚。
《巴黎評論》：後來怎麼結束的？
特立斯：一九九三年，他打電話給我，說他想送我一個他寫我的東西。那是他編的一本最佳體育報道合集的序言，以非常讚賞性的口吻，寫到了他對我的尊敬。我意識到，他在努力跟我和好。之後我們決定去看棒球比賽，比賽之後，我們一起吃飯。一點點地，我們又變得像以前那樣親密，之後更加親密。他和他妻子簡飛往威爾士，參加我女兒帕梅拉的婚禮，我們在倫敦一起過了一個禮拜。然後他去北加利福尼亞演講，我在洛杉磯教課一個星期，所以我提議，他過來，我們在一起待幾天。但是他來不了，我就回紐約了。兩天後，我得知他在西部一場車禍中喪生。簡給我打的電話，我立刻趕過去了。我們談了一整晚。那對我來說是很糟糕的一年。我從沒有一個朋友，會讓我像喜歡大衛一樣喜歡。
《巴黎評論》：你宣佈說，你的下一本書將是關於你的婚姻的。你是怎麼決定寫這個主題的？
特立斯：沒有人會蠢到寫這個，或者試圖寫這個。而且，這是唯一的我有資格講但我還沒有講的故事。我還能做什麼別的？我已經把故事都寫盡了。我要寫我的婚姻故事，寫這種關係的親密、複雜和不和，就好像我是另一個人一樣。我就是這樣，我想。我想寫南嫁給我是多麼不容易。為什麼這個聰明、成功、經濟上獨立的女性要跟我在一起生活五十年？她認識出版界所有的人，她去法蘭克福書展，參加各種銷售會議，她有交際、關聯和朋友。她為什麼想處於婚姻狀態？尤其在《鄰人之妻》出版後，她受到文字羞辱，像希拉里·克林頓那樣尷尬？誰會跟一個在她頭腦正常時不該嫁的人保持婚姻關係？這種婚姻沒有理由行得通。我想到那些因為瑣屑的事情而離婚的人。如果我們沒有離婚，我不知道為什麼其他人要離婚。我要在行將就木之前弄明白這件事。
《巴黎評論》：你要怎麼為此做研究呢？
特立斯：我僱用了幾個研究助理，錄下了很多個小時對她的採訪。
《巴黎評論》：你為什麼不自己做這個採訪？
特立斯：我希望錄下的是她自己的話，錄音上可以證實的，她關於事情的描述。引述的她的話，有錄音可以證實，她無法反駁。文字稿。因為我認為在很多愛情關係中，有兩個不同的描述。表面上看，南很鎮定，她非常平靜，沒什麼是不對的。她說她的婚姻很幸福。我聽到她談及我，我想，她在說的是誰？那不是我！她通常在公開場合對我的性格或者我這個人的描述，會比我本人更惹人喜愛。
我還查閱了我的日程表和照片，以重現我們在一起的歲月。我儲存了她寫給我的每一封信，通常我還會記下我收到那些信件時的背景。我有南從一九五九年開始寫給我的信，那時我們剛結婚。
《巴黎評論》：你曾經想象過自己在一段更傳統的婚姻中的樣子嗎？
特立斯：沒有。我看不出我能如何那樣活個十年。我認為南也做不到。她也過著這種難以理解的生活。我覺得她可以跟很多其他男性而不是我一起生活。比如她的一些作者，她跟他們很親近。那些關係，以及她的整個職業生涯，都有助於維持這種婚姻。
我瞭解的唯一的另一種婚姻，是我父母過的那種。它持續了六十多年，令人窒息。我的傳統婚姻觀是在我生活過的家裡形成的。它非常憋悶。他們整個白天一起在店裡上班，晚上又一起出去。他們從不吵架。他們全面相容。我母親愛慕我父親，我父親也愛慕她。
《巴黎評論》：我想大部分人都會認為這是好事。
特立斯：我認為不是。我只是覺得無處可逃。如果你進入那樣的關係，你沒有任何活下來的可能。
《巴黎評論》：南對這本書有何看法？
特立斯：某一天她覺得沒問題，第二天她又覺得不好。我剛拿到寫這本書的合同時，我的編輯找她，問她覺得這個想法行不行。她說她沒問題。她說，他想幹什麼，那是他的決定，但是我覺得他對婚姻一無所知。
我記得關於南的一些非常浪漫的事情。我有一輛tr3跑車，是我在一九五八年買的。它是一輛很小的帶活動頂篷的車，有一個帆布頂篷。有一次，我開著它去基韋斯特。很長的一段路。回來的路上，我想去看托馬斯·沃爾夫在北卡羅來納州阿什維爾的家。我事先不知道，但是這個路線需要經過一座山。我沒有加速，但是在山頂上，在一片冰面上，車失控了。我們開始打滑。我覺得車子要衝到路邊去了，那有一百多英尺的高度差。我覺得要完蛋了。我看著南，她看著我。她臉上毫無恐慌之色。她一直在做填字遊戲，她看上去就像在努力思考某個提示的答案一樣平靜。
我們越過路肩，掉進了一個泥溝。車子停了，歪向山崖一側，但是沒有翻。有一分鐘的時間，我們就坐在那裡。然後，南仍然非常平靜地說，你為什麼不下車，這樣我好跟著你？我開啟車門，我們並不著急。接著我們站在路上，挨著凍，等了一個半小時，才有一輛車過來，把我們帶下去。那時我知道，這個女人很有性格。她不會驚慌失措。這件事發生在一九六二年。我們剛結婚三年。
《巴黎評論》：你計劃在書中寫到其他女性嗎？
特立斯：也許會，但人們不明白的是：性沒那麼重要。它在任何關係中都不是最重要的。婚姻從來不是關於性的，但是在美國的小說中，有那麼多短篇和長篇小說把性嬉戲表現為一種不可饒恕的罪。我從來不認為這應該是真實的。
婚姻是頭等大事。其他的關係讓我得以涉足其他我本來不會了解的世界。其他人的生活——那才是性感的東西。它們是第一手的小說。這是友誼的意義所在。
《巴黎評論》：你對隱私有什麼概念嗎？披露關於你的婚姻的全部細節會讓你感到不愉快嗎？
特立斯：我放棄了我自己的隱私。在這本關於我的婚姻的書中，我想比寫《鄰人之妻》時走得更遠。我可以去任何地方，因為我沒感覺到任何限制。也就是說，我不覺得自己不負責任、不夠敏感、受到控制或者魯莽。至少我不覺得我是那樣，但是人們會說，不，你是那樣。所以我也不知道。我確實覺得我有權利講一個故事，我也知道我在寫什麼——我有資格去寫。我的視角也許會受到其他人的挑戰。我妻子可以寫同一個故事，但那會是完全不同的東西。但是最後，它是我的視角。是的，我是超然於它之外的。但是超然不等於缺乏同情。它只是意味著你在做別的事情的時候也一直關注著這個故事。
《巴黎評論》：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不是那本這些年來你一直準備要寫的書？
特立斯：這個主題我一直研究了五十年。不然我為什麼要儲存這些檔案？我儲存了每一片紙，給它們標了日期：照片、我寫的信，還有我收到的信，以及關於它們我做的筆記。我儲存了我做的每一次採訪、我寫的每一本書的筆記。
《巴黎評論》：你為什麼想儲存這些記錄——那些襯衫紙板、筆記和檔案？你是想著給其他人閱讀，還是隻是給自己用的？
特立斯：對此我沒有想過很多。我只是不想把它們都扔掉。現在對我來說這已經成了一種痴迷。我不想讓人以為我有一種膨脹的自我感，因為我沒有。但是我覺得我是一個記錄者。我想報道所有我看到的、聽到的和我認識的人，以及我做過的事情，因為我認為它跟歷史有聯絡。我有興趣留下我的印記。我持續記錄，為了證明我活著這一事實。
《巴黎評論》：就像t.s.艾略特的詩句，「這些片斷我用來支撐我的斷垣殘壁」sup/sup？
特立斯：此言讓我的陳詞濫調有了知性的內涵。
《巴黎評論》：你會擔心人們對你的新書的反應嗎？它可能會讓你想起關於《鄰人之妻》的記憶。
特立斯：我不再在意這些了。這是人老了以後一個很大的好處。我的意思是，他們能把我怎麼著？他們算老幾？他們算老幾？
（原載《巴黎評論》第一百八十九期，二〇〇九年夏季號）
凱蒂·洛芙（katieroiphe，1968—），美國作家、記者，著有非虛構作品《暮色將至：偉大作家的最後時刻》等。
一種方格厚毛呢雙排扣短款外套，以其誕生地、美國城市麥基諾命名。
大衛·哈伯斯塔姆（davidhalberstam，1934—2007），美國記者、作家、歷史學家，代表作有關於越南戰爭的非虛構作品《出類拔萃之輩》等。
為紀念愛爾蘭守護者聖帕特里克而設立的一個傳統基督教節日，在每年的3月17日或前一個星期六舉行。
吉米·佈雷斯林（jimmybreslin，1928—2017），美國記者、作家，1986年普利策評論獎獲得者。
亨特·s.湯普森（hunterpson，1937—2005），美國傳奇記者、作家，代表作有非虛構作品《懼恨拉斯維加斯》《朗姆酒日記》等。他是《巴黎評論·作家訪談》「新聞的藝術」子單元的第一位受訪者。
愛麗絲島（ellisisland），位於美國上紐約灣的一個人工島，曾是美國主要的移民檢查站，被視為美國移民的象徵。
弗洛伊德·帕特森（floydpatterson，1935—2006），美國職業拳擊手。
艾娃·加德納（avagardner，1922—1990），美國演員，弗蘭克·辛納屈的第二任妻子。
彼得·奧圖爾（petero’toole，1932—2013），英國演員，代表作有電影《阿拉伯的勞倫斯》等。
喬治·波爾克獎（georgepolkawards），美國新聞界最重要的年度獎項之一，設立於1949年。
阿道夫·奧克斯（adolphochs，1858—1935），美國新聞出版人，《紐約時報》前所有者。他於1896年買下《紐約時報》，並將其一手打造為日後的新聞帝國。
指出版於1964年的《大橋：韋拉扎諾海峽大橋的建造》(thebridge：thebuildingoftheverrazano-narrowsbridge)。韋拉扎諾海峽大橋是位於美國紐約的一座雙層懸索橋樑，連線斯塔滕島和布魯克林。
羅伯特·摩西（robertmoses，1888—1981），美國城市規劃師、政府官員，韋拉扎諾海峽大橋由他主持修建。
一個義大利裔美國黑手黨犯罪家族，活躍於20世紀30年代至60年代，是主導紐約市有組織犯罪活動的「五大家族」之一。該家族核心頭目為約瑟夫·博南諾，後文提及的比爾·博南諾是他的兒子。蓋伊·特立斯《父輩的榮譽》主要寫的就是這對父子的故事。
出自《荒原》，此處採用趙蘿蕤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