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舍伍德：不太熟悉。或者說，她是我的出版商。霍加斯出版社出版了《紀念碑》（thememorial）、《諾里斯先生》（rris）和《獅子與陰影》（lionsandshadows）。不過我對她很著迷。她是我這一生中見過的最美麗的女人之一。真是太美了，一種奇異的美。當然，我認識她時，她已經人到中年了。她有躁鬱症的特點，這一分鐘還彷彿在天空遨遊，下一分鐘又陷入絕望和黑暗。就像我們現在知道的一樣，她曾經有過這些糟糕的階段，但是人們看到的是她的生機勃勃，看到的是她的樂趣盎然，她在聊天時是這樣的。她喜歡喝茶聊天。有一次我們很多人都在她家，發生了一件我這輩子再也不會發生的事情。我們喝了茶，她說：「一定要留下來吃個晚飯。」所以我就留下來了，完全沉浸其中，一直坐著。突然，我一下驚醒了，這時大概是晚上十點，我想起來，我本來要去和一個人踏上一次非常浪漫的旅行，對方實際上正在機場等著我呢。我完完全全忘記了。她對人就是有這樣的影響力。
《巴黎評論》：是什麼最早讓你來到這裡的呢？
伊舍伍德：我來這兒，主要是因為我在美國真正認識的人在這兒。我認識傑拉德·赫德，我很想和他談談和平主義。我也非常想見一見奧爾德斯·赫胥黎，我來之前並不認識他。我還一直想去西部看看，以一種浪漫一點的方式，所以我就出發了。我們坐汽車過來，在不同的地方逗留。大概用了一個月的時間。人們都說這是遊覽美國的最佳方式，我覺得確實如此，比坐火車好。我們從紐約出發，然後是華盛頓、新奧爾良、埃爾帕索、休斯敦，最後到了新墨西哥州。
《巴黎評論》：聽起來就像亨伯特和洛麗塔的旅行。
伊舍伍德：確實。我一直喜歡《洛麗塔》的這部分內容，關於汽車旅館的描述，關於旅行世界的描述。我也很喜歡這部電影。我是庫布里克的忠實粉絲。
《巴黎評論》：赫德當然是一位和平主義者？
伊舍伍德：對，他是我見過的最令人震驚的人之一。他是一位了不起的神話創造者。我幾乎就像認識榮格一樣。他能非常清楚地看到支配生活運轉的重要原型，他知道很多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知道各種科學領域真正重要的進展，知道它們彼此間的關聯；他還了解神秘主義的整個領域，而且能夠和他對其他領域的知識融會貫通。而且，他是愛爾蘭人，有神奇的談話天賦。他絕對能迷倒眾生，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
《巴黎評論》：可能是不是因為他寫了一系列書，整體結構很複雜呢？得看完他所有的書，才能理解大概的意思……
伊舍伍德：非常複雜。而且他的文風蜿蜒曲折，非常深邃。他會用一個連綿不絕的長句開頭。在《南下訪問》中，奧古斯都·帕爾這個人物對他的說話方式進行了很粗糙的模仿。如果你問他：「你對越南有什麼看法？」他會回答：「我想你當然知道，荷爾斯泰因關於兵蟻的偉大著作……」接著，他開始大談特談。大概過個十五分鐘，你會意識到，這是回答這個問題非常恰當的方式。但是這時候，你會對他說的話非常感興趣，以至於你都忘記了你的問題是什麼。不過如果你想起來了，你也會發現他確實回答了問題。但你得坐下來聽著。他的回答非常明確，但同時他也試圖不那麼教條。
《巴黎評論》：他覺得你對他的刻畫怎麼樣呢？
伊舍伍德：他覺得有點太過了，有點像漫畫。但是他沒有覺得受到冒犯。他相當喜歡我的作品。我把《河畔相會》題獻給他，因為他太喜歡這本書了。
《巴黎評論》：是不是有幾年你和他住得很近？
伊舍伍德：對，很近。他去世之前病了很久很久。他經歷了一次又一次比較輕微的中風，慢慢地，他不能說話了。我想這大概有三年時間。但是一直以來，你能感覺到他的頭腦非常非常清醒，並沒有因為生病而感到痛苦。他的生活似乎越來越趨於冥想狀態，不過是意識到身體躺在那兒——這身體顯然不可分離，可很快也得放棄了。最後，他非常安靜地離世了，就好像他準備喝點湯一樣。他有一個秘書，完全以超人一般的奉獻精神照顧著他。就像我們很多人一樣，他害怕的事情之一就是進醫院。加利福尼亞的這些醫院真的不一般。並不是說它們不厲害，只是最可怕、最不人道的死法就是死在哪家加利福尼亞的醫院裡。邁克爾·巴利知道這一點，所以在整個過程中，日日夜夜照顧著他。如果傑拉德沒有去世的話，我覺得巴利他自己也活不了多久了。他瘦太多了，飄飄忽忽像一縷遊絲。他最後連傑拉德都抬不起來。現在他的身體多多少少恢復了。他有好多好多素材，他要麼把它們加工成形，要麼把它們送給別人。
《巴黎評論》：奧爾德斯·赫胥黎去世的時候，他吸食了lsdsup/sup，我想是這樣。
伊舍伍德：劑量小到令人難以置信。他的妻子問了醫生，醫生說：「當然，這有什麼關係？」毋庸置疑，謠言四散，直到人們議論紛紛，彷彿她讓丈夫安樂死之類的，真是太蠢了。我和其他一些人鼓勵她把這件事情刊登出來，阻止這些無稽之談。人們說起他時，就好像他是個不折不扣的癮君子，但是她告訴我——她對毒品很瞭解——很多情況下，那些真正沉迷於毒品的孩子僅僅一個星期吸食的毒品，可能比奧爾德斯一生吸食的量還多。他使用的劑量非常非常小，而且幾乎都是因為科學的用途……因為一開始就是一種科學。一位來自加拿大的科學家問他是否願意作為科學實驗來使用。他非常反對濫用，他認為人們服用得太多了。
《巴黎評論》：史特拉汶斯基在他的一本書裡非常深情地、巧妙地提到了你。你關於他有怎樣的回憶呢？
伊舍伍德：想到史特拉汶斯基，我總是想到他的形象。他長得很討人喜歡；他很可愛——他那麼小，所以你想保護他。他的感情很外露，我想這是因為他是俄羅斯人，他總是喜歡親吻，喜歡擁抱。他熱情極了。他可以很不友好，冷落別人，攻擊他的反對者，讓人感到害怕，但是他本人是一個非常快樂、非常溫暖的人。我第一次去他家時，他對我說：「在我們喝醉之前，你想聽聽我的彌撒曲嗎？」他總是談論這些事情。在我看來，他對所有藝術都有很好的鑑賞力。他英語說得很流利，但是讓我驚訝的是，他對英語寫作也很有鑑賞力，儘管除了俄語之外，他更擅長德語或者法語。
《巴黎評論》：在克拉夫特sup/sup的那些書裡，他的英文好極了。
伊舍伍德：對，好極了。在我總見到他的那陣子，我也常常喝很多酒，因為他有很多好酒。記得有一種叫馬克——馬克·德·勃艮第——的致命美酒。這種酒是用葡萄核釀造的，無色，但是酒勁大極了，超乎想象。我常常和自己說，糟糕，又喝醉了，伊戈爾說著這麼奇妙的事情，我明早肯定什麼都想不起來了。過了幾年，克拉夫特的書出版了，我才意識到這正是他經常說的話的精髓。
《巴黎評論》：他說有一次他播放音樂時，你睡著了。
伊舍伍德：啊，是的，肯定是。想起那些日子，我確實很古怪。我記得有一次我真的昏倒在地板上，抬頭一看，在很高的地方，個子很高的奧爾德斯·赫胥黎站起來，和史特拉汶斯基說著法語，而史特拉汶斯基無論喝多少酒，好像從來都不會醉。奧爾德斯——我覺得他很喜歡我——好奇地看著我，彷彿在說：「你是不是喝太多了？」這樣的行為並不像我，或者像我想象的。可能確實吧。不過我突然意識到我當時是多麼放鬆，多麼自在。我就算把抄寫本弄髒了也沒關係。
《巴黎評論》：馬克酒起作用了？
伊舍伍德：有很多方式會讓人喝醉，不過，史特拉汶斯基一家的方式最令人愜意，這真是太讓人驚訝了。因為薇拉·史特拉汶斯基也在其中。她很有魅力，迷人極了，而且她非常有趣。和他們一起出去總有一種不一樣的體驗。有一次我們開車去紅杉樹林，我記得史特拉汶斯基，他個子那麼小，就那麼抬頭看著一棵巨大的紅杉樹。他站在那兒沉思了很久，接著轉身和我說：「那是嚴肅的。」
《巴黎評論》：你精通音樂嗎？
伊舍伍德：不，一點也不。首先，我很傳統。我認為，如果你對一種藝術最現代的表現形式沒什麼感覺，那麼你對這種藝術就沒有真正的感覺。在平面造型藝術方面，我更靈活，我對各種繪畫都很感興趣。但是，儘管我很有熱情，我還是對現代音樂沒有什麼研究。我喜歡貝多芬，等等。
《巴黎評論》：但你喜歡史特拉汶斯基的音樂。
伊舍伍德：對，不過即使是史特拉汶斯基的音樂，我喜歡上它們也用了很長的時間。
《巴黎評論》：奧登也和史特拉汶斯基一起工作過。你最開始是在學校認識奧登的嗎？
伊舍伍德：是的，在我的第一所寄宿學校，但他比我小三歲。當時，他對詩歌完全不感興趣。他是一個非常喜歡科學的小男孩——他是醫生的兒子，對冶金、地質學和採礦感興趣。他對英格蘭的各種礦產非常熟悉，而且他喜歡去英格蘭北部徒步旅行。他擁有一個很神秘、很強大的神話世界，這是他從童年時期起就已經擁有的。當他十八歲、我二十一歲的時候，我又遇到了他，他給我展示了他寫的所有詩——這些詩和他現在出名的詩完全不一樣。他當時的詩更像模仿，但是模仿得很出色，讀起來有點像哈代、弗羅斯特或愛德華·托馬斯。
《巴黎評論》：你和奧登合作時，你是怎樣工作的呢？
伊舍伍德：他經常給我看他的作品，我們會一起討論。有一天，是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的冬天，他給我寄來一部名叫《追捕》（thechase）的劇本，我提出了一些充實劇本的建議。有些部分我能寫，有些部分只有他能寫，就這樣，我們開始把這個篇幅巨大、結構鬆散的東西組合在一起，名字叫作《皮囊下的狗》（thedogbeneaththeskin）。這部作品從來沒有完整地演出過，因為太長了。在倫敦的一家劇院，這部作品特別受歡迎，我們真是覺得很驚訝。所以我們就想，好吧，我們得再合作一次。我們有意識地想到了一個主題，研究像阿拉伯的勞倫斯這樣的領導人物，不過把故事用登山的方式呈現出來——我們寫成了《攀登f6峰》（theascentoff6）。我們想把為登山而登山的活動和為政治目的而登山的活動進行對比，就像勞倫斯一開始是因為熱愛沙漠而深入沙漠，最後卻被用於政治目的一樣。奧登是作曲家、詩人，我起的作用是寫散文的部分和設計提綱。後來，奧登接手了一些散文的寫作，但我除了幾句打油詩，連一行詩都沒有寫。寫《在邊境上》（onthefrontier）時，奧登寫的內容比我多，當然這部作品肯定還是一起合作的。合作第一部劇本時，我們大概是書信往來，把寫的內容寄給對方。後來合作第二部和第三部劇本時，我們在一起工作，在葡萄牙，在別的地方。奧登喜歡在室內工作，他會在屋子裡幹活，而我喜歡在戶外的花園裡工作。奧登完成工作的速度非常驚人——包括創作最優美的詩歌。我們很少做潤色工作，寫完就交給出版商了。
《巴黎評論》：你經常見到他嗎？或者經常和他通訊嗎？
伊舍伍德：哦，是的，我們是非常親密的朋友，不過我們的生活環境不同，所以住在不同的地方。很偶爾，他會來這兒和我們待一陣子，有時我們會在紐約或英國見到他。他討厭加利福尼亞，你知道，加州太炎熱，太明亮，等等，諸如此類。他搬到了奧地利，那裡經常下雨，他喜歡下雨。當然了，英國也是。
《巴黎評論》：你經常把你的作品拿給別人看嗎？你會詢問別人的建議嗎？
伊舍伍德：是的，在很多情況下，我都會給人們看一看我的作品。有時候，我的收穫很大。好的建議經常是關於結構的。有時人們會強烈地反對某些內容，我就把它刪掉。
《巴黎評論》：談論你正在創作的作品，你會覺得困難嗎？
伊舍伍德：不會，除非你開啟了一大罐豆子，得說一個小時才能說清楚你在做什麼。但是，我常常發現，只要把自己的問題說出來，自己就會找到答案。
《巴黎評論》：關於寫作，你有沒有什麼迷信的想法呢？
伊舍伍德：我確實會覺得有些日子吉利一些。我喜歡通過開始創作新作品來慶祝一些重要的日子。
《巴黎評論》：你迷信嗎？階段性的？
伊舍伍德：榮格心理學派說，沒有什麼「老奶奶的故事」；換句話說，如果人們說走在梯子底下不吉利，一定是有什麼原因。我屬於消極的迷信者——意思是，當然，我尊重迷信，我不是不迷信，但我會從梯子底下走過，覺得數字十三好，總是拒絕傳送連環信sup/sup，因為我覺得屈從於連環信的邪惡魔力是不對的。人必須超越它。
《巴黎評論》：你早些時候提到禁慾可以儲存能量，在你的寫作中，你會有意識地實踐這一點嗎？
伊舍伍德：不，禁慾更多被視為一種讓精神集中的方式，而不是藝術集中的方式；儘管一些藝術家的確說，在創造力強烈的時候，他們發現情慾被……我討厭「昇華」這個詞……轉移了。我很接受這種觀點，它可以和任何事情聯絡在一起。但是就我而言，它與我在洛杉磯吠檀多中心努力過修道生活的那段時期有關。
《巴黎評論》：是否曾經有那麼一刻，你知道你會成為一位作家呢？
伊舍伍德：我覺得我一直想成為一名作家。我的父親呢，我覺得，在他沒有意識到他在做什麼的情況下，讓我覺得寫作是遊戲而不是工作。他總是給我講故事，總是鼓勵我，總是對我的玩具戲劇感興趣，等等。對我來說，寫作似乎從來都是一種遊戲，是我一直在玩的一種遊戲。我傾向於認為那些讓我感到無聊的作家是「工人」。
《巴黎評論》：你的父母親都寫得很好，是不是？在《凱思林和弗蘭克》（kathleenandfrank）裡，你父親寫的信體現出了他很強的觀察力。
伊舍伍德：部分原因可能是因為他是一位相當出色的藝術家。我見到的藝術家都比普通人寫得好。他們注意細節的能力和描寫人物的能力都很突出。我在唐·貝查迪和我的藝術家朋友身上都看到了這一點。他們的信件中有深刻的理解和細緻的觀察。這也是我父親很擅長的。布林戰爭時，他從南非寫信來，裡面有一段寫得很漂亮，是寫南非草原上瓦楞鐵板屋簷反射的深藍色的光線，說瓦楞鐵板很難看，多有意思！他看到一樣東西時會問自己：「它看起來像什麼？」而不是問：「人們通常認為這是什麼？」我記得很小的時候，有一次，我準備模仿他畫畫時，他問我：「那棵樹是什麼顏色呢？」我說當然是綠色了，樹都是綠色的。「不，這棵樹不是。」他說。在當時的光線下，我再看時，發現那棵樹是藍色的。
《巴黎評論》：在生活中你是不是一位觀察者呢？會不會有意識地觀察有哪些東西能用在寫作中？
伊舍伍德：我覺得我是一個很不擅長觀察的人，我會直接過渡到關於人的概念，忽略與概念相反的證據，忽略這個人周圍的裝飾。斯蒂芬·斯彭德曾經說過一件關於葉芝的趣事——他連續好多天什麼都沒有注意到，但是，大概一個月一次吧，他會從窗戶向外看看，會突然發現一隻天鵝，或者別的什麼東西。他感到驚訝極了，於是他以此為題，寫了一首精彩的詩。這更像我工作的方式：我時時刻刻都在做白日夢，我沉醉於自我的世界，突然有什麼東西闖進來了，我瞬間察覺到那個人、那個物件、那個情境很特別。
《巴黎評論》：你可以談一談把一個真實人物變成小說人物的過程嗎？
伊舍伍德：當思考一個人永恆的、神奇的、象徵意義的方面時，就會把他變成小說人物；這就像你愛上一個人時一樣，這時，他不再只是人群中的一張臉。不同之處在於，在藝術領域——這幾乎是藝術的應有之義——每個人都非常獨特，不過這需要你這樣去看待人們。當你寫一本書時，你會問自己：是什麼讓我對這個人這麼感興趣——不論他是好是壞，這不重要，藝術裡沒有這樣的詞語。當你真正找到你對這個人感興趣的東西時，你開始突出這一點。人物本身和你對他們的設想還不一樣。於是，你開始創造虛擬人物，這位虛擬人物正是你在這個人本身身上看到的最核心的有趣的地方，而且你刪除了這個人身上必然會有的矛盾之處，這些部分好像既不精彩，也不神奇，更不美好。你最不需要做的一件事，是瞭解一個人的全貌，這樣你會一無所獲。
《巴黎評論》：寫作是否令人快樂呢？
伊舍伍德：它幾乎超越了快不快樂的問題，不是嗎？在健身房鍛鍊快樂嗎？快樂，也不快樂，但是你會覺得，當你在做這件事的時候，是有積極意義的。你很專注於寫作，你不會問自己寫作是快樂的還是討厭的。讓自己寫東西可能是痛苦的，也可能是美妙的。而意志顯示了自己的權威，你又會感覺良好。
《巴黎評論》：如果給年輕作家提建議的話，你會提醒他們不要掉入哪些陷阱呢？
伊舍伍德：不好說。這更取決於你的性格，而不是你的才華。如果一個作家耐力不夠，有些追求可能很危險。但是我覺得，如果你有足夠的願望、足夠的毅力，很少有什麼會傷害到你。很多偉大的作家不僅完成了極大量的苦力活，而且還能從裡面獲得訣竅。比如在報社工作過的作家，他們沒有怨天尤人，沒有把自己當成奴隸、妓女，他們實際上學會了怎麼能寫得更簡潔一些。喬治·博羅sup/sup的作品數量巨大，而且都是很辛苦的工作，耗費了他巨大的精力，但是，他仍然能寫出《拉文格羅》（lavengro）和《羅姆·羅依》（theromanyrye）——對我來說，這兩本書是有史以來最引人入勝的作品。
《巴黎評論》：那麼，你覺得住在加利福尼亞、置身娛樂行業的作家，是不是在某種程度上做了妥協？或者這是一種虛構？
伊舍伍德：我敢打賭莎士比亞一定經常妥協；娛樂行業的每個人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如此。但是，你準備沉下去還是游泳？你所寫的一切都應該很「完美」，其他作品都要小心翼翼地毀掉，這樣才不會損害你的形象——這是一種最糟糕的講究。這也往往是一種危險的虛榮心。天知道，我寫過很多我討厭的東西，但它們就在各個電影製片廠的地下室飄來飄去；有時候，我也為電影院寫過好作品。如果你想賺錢，想以這種方式生活，你就得接受它。我想，在理想的情況下，我會建議，可以從事其他職業，只為自己寫作。亨利·約克很神奇，他用「亨利·格林」sup/sup這個名字寫作。在成年後的大部分時間裡，他都在經營一家大公司，但他每天都會為他的某部小說投入一定的工作量。只要你有耐力，你能經受住任何考驗。
《巴黎評論》：關於娛樂行業的小說，你最喜歡哪本呢？
伊舍伍德：我很喜歡菲茨傑拉德未完成的最後一部小說《最後的大亨》。我從來沒有見過他，但我不認為菲茨傑拉德特別在意「妥協」：他為雜誌之類寫了很多不符合自己標準的東西。
《巴黎評論》：你是否為了寫作，曾經有意識地改變你的生活方式，或者採取某種生活方式，或者結交一些朋友呢？
伊舍伍德：不，我不會。比如說，我去德國，是因為我認為那是一片沒有開墾的熱土，可以好好開發一下。我個人相信，一個人會有一部分潛意識在指導他的生活，所以我的一部分潛意識呢，是執行長遠的計劃。我相信，我的這部分意志也知道我什麼時候離世，我還有多少時間，等等。我相信它也有一些總是因為我的無知而遭到挫敗的計劃——這些計劃不一定總是最好的。但是我很願意假設，正是這一部分意志，使我去了德國，或者去了加利福尼亞……我認為某些地方是一個人的潛意識的象徵。我發現「遠西」（farwest）這個概念浪漫極了。我曾經因為「極東」sup/sup這個表述激動不已。如果你告訴我佈雷海德sup/sup是歐洲的最西端，我馬上會有一種想去那裡的小小衝動。但是，沒有任何有意識的聲音告訴我，去德國或加利福尼亞是一件明智的事情。對一位作家而言，坐牢或者被判死刑且在最後一刻獲得緩刑可能是件好事，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樣。我敢說，這給他的寫作帶來了奇蹟，可能就是這種潛意識的力量引導他走上了這些道路。誰能說清楚呢？
《巴黎評論》：你有沒有在哪本書上完全卡住過？
伊舍伍德：哦，有。
《巴黎評論》：後來怎麼解決的呢？
伊舍伍德：耐心。堅持。放一放，再回來寫。絕對不能讓自己太瘋狂。重複告訴自己：「沒有截止日期。寫完的時候，才是結束的時候。」有時候，刺激一下無意識，也能有好用的點子。故意寫一些廢話，突然這個點子就出現了，好像在說：「好吧笨蛋，我來吧。」
《巴黎評論》：你喜歡電影《歌廳》sup/sup嗎？
伊舍伍德：哦，還行吧……
《巴黎評論》：你現在有在進行的作品嗎？
伊舍伍德：我現在正在寫的內容呢，只不過是以前有一些日記沒寫下來，我重新去完成。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四年，我有一個比較連續的記錄。我不僅寫日記，還寫了一些段落來解釋缺少的東西。當時大概是這樣的。接著，從一九五五年到現在，我一直斷斷續續地寫著日記，一個月至少寫幾篇。但是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三年，中間有一段是空白，我現在補的就是這段時間的日記。我有一些線索——因為除了寫日記之外，我還寫了一本日誌，裡面記錄了日常，比如誰來過我們吃晚飯的房子，我們有沒有看一場電影或看一場戲劇。這樣的話，很方便記起來名字，記起來發生的事情。從這些日誌當中，我試著還原多年之前發生的事情。當時，我不像現在這麼謹慎。當我看著二十五年以前或者更早之前的日誌時，我發現自己記不清這些人是誰了，這真是太可怕了。「比爾和託尼經常來來去去。我們去了拉荷亞sup/sup」——等等。我完全不知道他們是誰！這需要進行大量的研究——前幾天，我在ucla[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花了一些時間查詢相關資料。這很有趣，但是這會不會讓別人覺得有趣是另一回事。我做這件事完全是為了我自己。寫日記太有用了。我從日記裡——從其他的日記裡挖掘了很多東西用在我的書中。
《巴黎評論》：你有沒有想過在你的有生之年把你現在寫的東西出版呢？
伊舍伍德：不，不會在我的有生之年出版。寫這些日記時，我開始對「性」這件事情感興趣：我開始思考為什麼一個人會做某些事情，為什麼一個人會被特定的人吸引——一個人的型別，就像人們常常說的，一個人的理想型。真的是這樣的嗎？一個人真的有「型別」嗎？或者說，人們把什麼東西作為原型來呈現呢？我的經驗是，而且我相信很多人也有這樣的經驗：你會想象有一個理想的人是你的……嗯……夢想，但是如果你審視你的生活，你似乎會發現，如果你的的確確遇到了一個類似理想型的人，你和他卻根本沒有任何關係，或者只有令人很不滿意的聯絡，而真正重要的關聯發生在你和其他人之間。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呢？我一直在探索這些問題，我使用的文本是我這段時間的真實人際關係。但是，我對這個話題太著迷了，所以我又回到早年的經歷，想去充實相關內容。這可能是一件只適合晚年做的事情。有時候你會遇到一個人，這種相遇令你感到特別令人震撼，以至於你希望這種相遇完全是象徵性的——這實際上根本不代表什麼。就像一家餐廳：這家餐廳不錯，因為它是查森餐廳。你並不會真的思考這家餐廳好不好吃，你只會說「哇哦……我在‘四季’sup/sup吃飯」，或者其他什麼飯店。但這只是那些年恰好發生的事情而已。總體來說，我在日記裡格外小心謹慎。
《巴黎評論》：你在其他地方談到過被叫作「我的書的自傳」的計劃。
伊舍伍德：對，我甚至在伯克利做過系列講座，大概在一九五九年sup/sup。我想我可以討論我書裡的主題，可以指出每位作家都有特定的主題，他們會一次又一次地寫這些主題，而且大部分人的書都是關於某些主題的變體。我想，我希望寫一本這樣的書。後來我意識到，我對我作品的主題還不夠了解——包括我的父親和母親、家鄉、一個人離開家鄉的渴望，以及它所代表的東西：他鄉。所以我開始研究我父母的書信和日記，我開始寫《凱思林和弗蘭克》。我放棄了其他計劃，但是如果誰想了解我書裡的內容是從哪裡來的，他們可以在《凱思林和弗蘭克》裡找到答案。
《巴黎評論》：你有沒有想寫、但是還沒寫的書？
伊舍伍德：我有興趣寫一些關於現在的事情。晚年生活。好像只有紀德的《籌碼越來越少》sup/sup比較好看，是關於晚年生活很精彩的書，其他都一般。
《巴黎評論》：這個主題人們不太喜歡。
伊舍伍德：對，的確不太喜歡，這是人們覺得無聊至極的主題之一。
《巴黎評論》：很多歐洲人抱怨這裡庸俗、粗魯，等等，你好像從來不會因此感到很煩惱。
伊舍伍德：我覺得我已經做好準備了。一九三九年，當我在美國旅行看到種族隔離現象時，我感到震驚極了。我永遠也不會想到在這件事情上，我個人也會成為其中一員。有一次，我在火車上坐錯了車廂，造成了極大的困擾。我又熱又累，急急忙忙地跳上一節車廂，這時我慢慢意識到，這節車廂是給黑人坐的。我想，好吧，現在是在加利福尼亞，我們並沒有實行政策上的種族隔離。但是我很快意識到，我的的確確讓人們感到很不安，每個人都想讓我離開。我不明白所有的這些區分。
《巴黎評論》：你是不是對南加州的生活方式有種特別的喜愛？
伊舍伍德：嗯，有些事情你必須慢慢適應，比如在高速公路上開車，有些人覺得很震撼，也有些醜陋——但只有旁觀者會覺得醜陋。這裡美不勝收，海岸線仍然很壯觀。不過，對我來說，這兒是理想的工作的地方。現在這裡是我的家。我在這裡生活了半輩子，比在其他任何地方生活的時間都久。我年輕時到處旅行，從來沒有一個家。這個地方似乎很適合我，就像手套一樣。而且，這裡很有活力。
《巴黎評論》：好像你有時候在書裡很維護美國。比如在《單身男子》裡，喬治批評了一個總是誇讚墨西哥比美國更自然的女人……
伊舍伍德：以前回英國時，我常常聽到很多反對美國的聲音。人們的態度特別高高在上。他們根本不瞭解在這裡的感受，不瞭解這裡的一切。我覺得指責這個國家太容易了，但是他們不明白，這裡本就是用來犯錯誤的地方——因為最先犯錯誤，所以我們能最先得到答案。我對這件事情很有感觸。我覺得我們談論失敗的方式很不可思議。你知道，愛德華·厄普沃德的一部小說裡有句奇怪的話，類似「我們不會滅亡，因為我們不害怕談論我們的失敗，所以我們將學會克服我們的失敗」。這是斯大林的名言！真的！但是在這兒也可以這麼說。儘管我們有失敗，儘管林林總總各種因素，我們確實在這裡做了很多事情，發表了很多意見。很殘酷。這是一個暴力的國家，至少從歷史上看，這是比較暴力的國家之一。這裡不適合想安安靜靜躺著休息的人。
（原載《巴黎評論》第五十七期，一九七四年春季號）
傑拉德·赫德（geraldheard，1889—1971），美籍英國曆史學家、科普作家、哲學家，與赫胥黎、威爾斯等人交好，著有歷史著作《人類的五個時代》等。
斯瓦米·普拉巴瓦南達（swamiprabhavananda，1893—1976），印度哲學家、印度教僧侶，1923年移居美國傳教，奧爾德斯·赫胥黎、傑拉德·赫德等作家均曾受教於他。
指遁世期，印度婆羅門教四行期的最後一個階段。信徒在此階段要捨棄一切財富，託缽乞討，雲遊四方。
唐·貝查迪（donbachardy，1934—），美國人像畫家，伊舍伍德的生前伴侶。
原▲▲▲會再次提及。★★★裡的人物一樣。結果，在戰爭期間，他們突然提高了對年齡的限制，我不能參加服務了。我完全不知所措，因為我已經放下了所有的負擔；這時，普拉巴瓦南達說：「你為什麼不來中心幫我翻譯《薄伽梵歌》呢？」我們就開始翻譯了。當時大家都覺得我可能會出家，但是我後來決定，無論對也好，錯也好，我都沒有這樣的使命。但我一直與斯瓦米·普拉巴瓦南達保持著聯絡；事實上，我每週都會見到他。
瓦爾德瑪（waldemar），伊舍伍德長篇小說《南下訪問》第三章的出場人物，是小說主人公「伊舍伍德」的四個人生導師之一。
即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
耶穌被釘上十字架之前，羅馬帝國總督本丟·彼拉多在其十字架上掛了一塊牌子，上寫「拿撒勒人耶穌，猶太人的王」。在遭猶太人祭司長們質疑該說法時，彼拉多做出文中回答。事見《聖經·新約·約翰福音》（19：19—22）。
原文為「ster」，是《南下訪問》的第一章。
安布羅斯（ambrose），《南下訪問》第二章的出場人物。
《夜晚的世界》是一部結構較為複雜的長篇小說，其中包含一部同名長篇，由小說人物伊麗莎白·萊達爾創作。伊舍伍德因有此說。
指《夜晚的世界》中的出場人物伊麗莎白·萊達爾。她是小說的核心人物，一個凱瑟琳·曼斯菲爾德式的小說家。——原注
瑙瑪·希拉（normashearer，1900—1983），美國好萊塢演員，曾被譽為「好萊塢第一夫人」。
風化糾察隊（vicesquad）是美國警察系統中的一個部門，工作重點是制止賭博、毒品、賣淫和非法售酒等公共秩序犯罪。
全名「麥角酸二乙基醯胺」，一種藥用致幻劑。
指美國指揮家、作家羅伯特·克拉夫特（robertcraft，1923—2015）。他與史特拉汶斯基交好，自1959年起兩人合著了《伊戈爾·史特拉汶斯基訪談錄》《回憶與評論》等多部研究著作。
連環信（chainletter），一種以群髮式信件為載體的迷信行為，寄信者會在信中引誘收信人複製相關資訊再寄給其他人，並恐嚇他們若不聽從就會遭受厄運、疾病甚至死亡。
喬治·博羅（georgeborrow，1803—1881），英國小說家、遊記作家，其長篇小說《拉文格羅》被視為19世紀英國文學的經典之作。
亨利·格林（henrygreen，1905—1973），英國作家，代表作有長篇小說《派對》《生活》《愛》等。他本名亨利·約克（henryyorke），在寫作的同時長期經營其家族所擁有的一家啤酒裝瓶機廠。
原文為法語：l’extrèmeorient。
佈雷海德（brayhead），位於愛爾蘭東部威克洛郡的一處瀕海岬角。
《歌廳》(cabaret)，美國導演鮑勃·福斯根據伊舍伍德長篇小說《別了，柏林》改編的電影，首次上映於1972年。
拉荷亞（lajolla），美國加州聖迭戈市北郊的一個海濱城鎮。
查森餐廳（chasen’s）和四季餐廳（fourseasons）分別為美國西好萊塢和曼哈頓中城的著名餐廳。
伊舍伍德在伯克利做講座實際是在1963年。——原注
《籌碼越來越少》(thechipsaredown)，英譯本全名《就這樣吧，否則籌碼越來越少》(sobeitorthechipsaredown)，是紀德去世前寫完的一本回憶錄，在他去世次年首次出版，英譯本出版於19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