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雅瓊/譯
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的家位於加利福尼亞州聖莫尼卡邊緣的「峽谷」。這是一個寧靜的波希米亞風格的街區，房子粉刷成各種顏色，居住的人大多是藝術工作者。這裡保留了三十年前的大部分特色，當時，這裡剛剛成為從廣袤而混亂的洛杉磯逃出來的難民的避難所。但是，惡魔一般的變化就在眼前。一九七三年，聖莫尼卡正在變得像邁阿密一樣。毫無生氣的公寓樓擁有造作的名字（高地格蘭、日落塔），在四周拔地而起，海岸線堆滿了混凝土。
不過，開發商還沒有攻佔峽谷（儘管在伊舍伍德家的上方，馬路上塵土飛揚，開發商正在拓寬道路）。你可以看到遠處蔚藍的大海波光粼粼，衝浪者的衣服都浸溼了，他們像一隻只海豹，隨著波浪起起伏伏。房子建在峽谷陡峭的一側，你必須沿著車道蜿蜒而下，經過一個並排停放著兩輛大眾汽車的車庫，才能來到門口。伊舍伍德親自開門，把訪客帶入客廳。他穿著海軍藍的夾克，襯衫敞開，灰色的褲子熨燙得很平整，看起來一絲不苟，非常整潔。他的身材也非常勻稱：個頭矮小，精神抖擻（弗吉尼亞·伍爾夫說他像「職業賽馬騎師」），瘦削的臉龐被太陽曬得黝黑。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酷似凱爾特人的瘦高鼻子和明亮的藍色眼睛。他的眼睛盯著你時，有一種奇特的催眠效果，彷彿既不是在觀察你的衣著，也不是在觀察你的舉止，而是在觀察更深層次的東西。我們準備喝點茶，他說：「我沏茶，你們儘管四處轉轉。」
客廳很高，是白色的，有點禁慾主義的味道。客廳很涼爽，儘管當時正是炎熱的七月午後。幾乎所有的畫作都很現代，包括幾幅表現懸浮在太空中的立方體和圓錐體的圖案。客廳裡書籍很多，傢俱很少，沒有雜物，帶著一個露臺（「我們通常在這裡吃早餐」），露臺上爬滿了藤蔓。一座座小房子從山谷下面延伸至遠方。這就是《單身男子》中描述的可愛街區，大家公認那本書是伊舍伍德十部小說中最出色的一部。這裡甚至有一家同性戀酒吧，正好是小說主人公最喜歡去的地方，「在海洋公路拐角處、海灘對面，圓形的舷窗燈閃爍著綠色的光，迎接你的到來」。但是，它的名字叫「朋友之船」，而不是「右舷」。
當被問及為什麼會住在加利福尼亞時，伊舍伍德驚訝極了：「為什麼呢？這是我的家呀。我幾乎在這兒過了大半輩子。」最初，因為奧爾德斯·赫胥黎和傑拉德·赫德sup/sup住在這兒，他想和他們討論和平主義，討論即將到來的戰爭。當時他去紐約旅行，在大學做講座，坐著公共汽車在美國轉。在戰爭期間，他登記成為拒絕參戰者之後，曾經在哈弗福德的貴格會難民收容所工作過一段時間：「不過除此之外，我覺得我對這個國家並不十分了解。我成為美國公民——竟然快三十年了，但我看起來還是很像英國人，就連我自己也這麼認為。我在美國住過十一個地方，所有這些地方都能從這扇窗戶裡看到。」
近年來，和許多其他作家和藝術家一樣，伊舍伍德對同性戀的利弊直言不諱。他在報刊和電視（《迪克·卡維特秀》）上討論過這個話題。他說：「作為作家，我認為這從來不是一個同性戀的問題，而是他者的問題，是從一個獨特的角度看問題的問題。如果同性戀是常態，我作為作家，不會對這個問題感興趣。」
伊舍伍德每天早上工作，接著，他通常步行至海邊游泳。因此，這次訪談錄製於下午晚些時候，大概是茶歇的時間。這次談話很可能反映了這一時段的一些情況。
——w.i.斯科比，一九七四年
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的一頁手稿
《巴黎評論》：你介意我錄音嗎？我的記憶力太不好了。
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當然不介意，我也是。
《巴黎評論》：首先，我想了解你是怎樣開始寫《河畔相會》（ameetingbytheriver）的，這部小說好像和你早期的小說很不一樣。
伊舍伍德：你肯定知道，在我生活在美國的幾乎所有時間——到現在三十多年了，我一直和一位印度教僧侶斯瓦米·普拉巴瓦南達sup/sup保持著聯絡。幾年前是維韋卡南達誕辰一百週年，他是羅摩克里希那的主要弟子，也是甘地的偉大啟蒙者，對印度的未來擁有各種各樣的想法。所以在那一年，全國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活動，尤其在孟加拉。那年人們決定和外國的演講者一起開一次會——人們很喜歡這些會議；斯瓦米問我是否一起過去。我就去了。與此同時，吠檀多寺廟的兩名僧侶準備出發去印度，進行最後一道立誓，即遁世sup/sup。因此，我對他們的感受、他們在遁世之前所有的困境都有近距離的瞭解。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想寫一部關於衝突的故事：某種事物的代表人物遇到了另一種事物的代表人物。突然我發現，這就是寫作這樣一個故事的辦法。後來，我在寫作時和僧侶們聊了很多，對細節進行了大量的核實工作。一九五七年，我曾經和唐·貝查迪sup/sup去過那個寺廟一次，不過只停留了一會兒……那兒比加爾各答的旅館舒適多了，乾乾淨淨的，小小的房間漂亮又簡單，還有一個可以用桶裝水沖涼的地方。
《巴黎評論》：你與吠檀多的聯絡是否改變了你的生活？
伊舍伍德：確實帶來了巨大的改變，不過，我沒辦法準確地向你描述這種改變是什麼。或者說，我只能說我從這段經歷中得到了什麼。我只是開始相信——我認識斯瓦米·普拉巴瓦南達很久了，現在我開始相信存在像神秘的世界或者神秘的知識這樣的事物。說到這兒，我們陷入了可怕的語義學，其實就是說存在諸如神秘體驗這樣的東西。這是我曾經完全不相信的事情。對我來說，這似乎才是不同尋常的。
《巴黎評論》：在你的一本書裡，有一段寫道當你和奧登坐火車時，你猛烈地抨擊宗教，奧登說：「小心點，朋友，如果你繼續這麼猛烈抨擊的話，總有一天你會皈依的。」你會這樣認為嗎？是一種皈依嗎？
伊舍伍德：對，我寧願這麼認為。我曾經有過各種各樣的想法。我一度覺得我自己可能出家。
《巴黎評論》：那意味著什麼呢？現實地說？
伊舍伍德：那可能意味著我將住在洛杉磯的吠檀多中心；我很可能會花很多時間幫著翻譯印度教經典，增加對吠檀多哲學的瞭解；如果我成為一名印度教宗教導師，我可能會做講座，如果我堅持下來的話，現在我應該已經成為一名印度教宗教導師了——大約再過十二年，你才會進行最後的立誓。我認識斯瓦米·普拉巴瓦南達不久，戰爭開始了，我和貴格會的人一起在費城一家難民收容所工作。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後，我自願加入貴格會派往中國的救護隊，但他們只需要有資質的醫生或汽車修理工——能修理救護車很關鍵。這樣的話，我原本應該被登記為由於宗教原因而拒服兵役者，然後去森林營地從事消防工作——就像「保羅」sup/sup為「paul」，是伊舍伍德長篇小說《南下訪問》（downthereonavisit）的第四章，後★★★裡的人物一樣。結果，在戰爭期間，他們突然提高了對年齡的限制，我不能參加服務了。我完全不知所措，因為我已經放下了所有的負擔；這時，普拉巴瓦南達說：「你為什麼不來中心幫我翻譯《薄伽梵歌》呢？」我們就開始翻譯了。當時大家都覺得我可能會出家，但是我後來決定，無論對也好，錯也好，我都沒有這樣的使命。但我一直與斯瓦米·普拉巴瓦南達保持著聯絡；事實上，我每週都會見到他。
《巴黎評論》：我一直不太懂人們所說的使命是什麼。
伊舍伍德：那麼，你會不會認為文學可以是一種使命？這麼說吧，你知道有這樣一種人，他們總想著「我希望我是個作家」，可能他也能寫點什麼，最終，他的朋友們說，好吧，問題是他沒有天賦。確實，天賦就是使命；的確有人對某種生活方式有天賦。不是誰都能當僧侶。
《巴黎評論》：那應該是一種超乎尋常的渴望。
伊舍伍德：對，做某件事的渴望勝過其他一切。最終，它可能意味著放棄我寫作的一整塊領域。
《巴黎評論》：而且你可能會保持單身。
伊舍伍德：是的，他們很重視這一點。
《巴黎評論》：所有宗教都是這樣的，是不是？
伊舍伍德：按照印度教的說法，人應該從兩個角度看待這個問題。一是保持單身可以儲存能量。既然只有一種生命力，只有一種能量，你就在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使用它。印度教的這種觀點對我而言甚至是一種巨大的啟示。我從小受到清教徒式的教育，總是會區分肉體與精神、低與高、慾望的力量和……其他的力量。但是他們認為在不同的層面，這都是同一件事。印度教徒腦海裡有這樣一張圖，他們稱之為蛇力——這種力量從不同的中心上升，就像一部從底層的慾望樓層上升到其他樓層的電梯一樣。這是其中的一個方面，和運動員總是被告知的法則差不多：訓練時要好好休息。從另一方面講，需要全心全意去尋找，需要避免人與人之間的糾葛，需要全心全意地愛神。當然，印度教最早認為，所有的愛都是相連的，一個人如果對另外一個人全心全意地付出，他可以走得很遠很遠。人們總說愛一個人很簡單，很輕鬆，實際上，這也可以是很艱辛的事情。
《巴黎評論》：《河畔相會》的戲劇版在洛杉磯很成功。
伊舍伍德：我太高興了。一個人的朋友最令人欣慰的表情之一，就是他們由衷地驚訝於你有這樣的能力。戲劇比小說的情節真實多了，它將兄弟倆之間懸而未決的決鬥演繹得更為激烈，因此喜劇的本質也體現得更明顯一些。
《巴黎評論》：你為什麼選擇將這本書改編成戲劇呢？你曾經形容《河畔相會》是一本「相當隱秘的小書」，況且，書信的形式也似乎令人望而生畏。
伊舍伍德：實際上，我從來沒想過我們能把這部小說改編成戲劇。主要是因為詹姆斯·布里奇斯，他是我的老朋友，他一直堅信我們可以。於是，我們就想：這件事有可能嗎？後來，它成了一項挑戰。再後來，我們發現除了兩位主角以外，其他角色都在別處，這件事構成了一項很有趣的技術：人在那兒，人又不在那兒，就像生活中一樣。
《巴黎評論》：我對《河畔相會》有一個疑問，它似乎相當抽離於宗教體驗中狂喜的這一面，對其有所掩飾，它沒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痛苦和狂喜。你覺得這種宗教體驗可以通過寫作傳達出來嗎？
伊舍伍德：我覺得這很難，但未必不可能：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大多數其他人都做得好。一天，有人給了普拉巴瓦南達一本《卡拉馬佐夫兄弟》。現在，儘管他看過各類書籍，他也當然沒有去限制自己，他仍然沒有讀過小說。結果他說：「可是，這本書太精彩了！」他感到很震驚；他崇拜佐西瑪神父這一角色。他確實覺得小說就應該這樣寫。恐怕他會感到失望。但我覺得，很多人開始冥想式宗教時都會有這樣的體驗，當你一開始產生這種想法時，你會有非同尋常的喜悅感。這種興奮的感覺之後會消失，只有你不斷繼續，這種感受才會再次出現。毫無疑問，普拉巴瓦南達肯定有這樣的時刻，後來，他成了大人物。不過，在《河畔相會》裡，奧利弗比較沉悶：他的性格使他很難感受到那種快樂。他有類似的體驗——當他坐在修道院的石凳子上時，他感到斯瓦米一直坐在他的身旁。這是我們在戲劇中重寫的內容，我們當時試圖把這個場景更強烈地表現出來，彷彿迸發一般：「是的是的，我看到他了！他真的在那兒！」大概是這樣的吧。現在寫出來的劇本，演員更容易呈現那種狂喜的快樂。那是一種釋然，這種感覺真的特別好，到最後，這一切都是真的！你一直在告訴自己這是真的，但是你並沒有完全相信這一點，只有你有過這樣的體驗，你才能意識到真的是這樣的：永遠都會有一個信仰的維度，是你認為自己不曾抵達的。我想在書裡面，這一部分內容是缺失的，我希望戲劇裡沒有缺失。
《巴黎評論》：期待痛苦可能是一種西方基督教式的態度。我大概想表達的是，印度教可能更快樂。我發現自己漏掉了苦難。
伊舍伍德：對，印度教不會這麼在意苦難，他們並不認為苦難是多麼了不起的事情。羅摩克里希那的確說過，人們為了家庭，為了銀行賬戶，流了那麼多眼淚，但是他們不曾為神掉一滴眼淚。不管怎麼說，孟加拉人絕對不像北歐人，他們活潑、快樂、性情多變，如果他們哭泣，也不會哭太久；他們更像義大利人。
《巴黎評論》：愛德華·厄普沃德曾說，你在前往中國目睹戰爭之後成為一名和平主義者。這對你來說是一個轉折點嗎？
伊舍伍德：我一直很討厭聽起來很理性的解釋。我很確定，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有強烈的和平主義傾向。不過，這麼說很方便，也並不是謊言。看到人們在空襲中喪生的樣子，看到毒氣壞疽對男孩士兵造成的影響，看到數百萬無辜平民被拖入一場他們既不希望也不理解的戰爭，確實會讓人對一切有更清楚的理解。
《巴黎評論》：《南下訪問》裡有段話讓我很感興趣。「二戰」開始時，敘述者正經歷著某種和平主義危機，他說：「假設我擁有一支五百萬人的軍隊。我只要按下一個電動按鈕，就能立刻摧毀它。在這個軍隊裡，第五百萬個人是瓦爾德瑪sup/sup。我會按下那個按鈕嗎？不，當然不會，即使那四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是毀滅世界的惡魔。」這是否是你成為和平主義者的很基礎的個人理由呢？
伊舍伍德：哦，是的，因為一旦你因為瓦爾德瑪而拒絕按下按鈕，你就永遠不能再按了。因為瓦爾德瑪當然可能是任何人！從那時起，我就有機會這麼說，試圖這麼想可能會被認為是一種自以為是、任性妄為的論調，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人們說，這句話比一些聽起來冠冕堂皇的和平主義者的理由更能說服他們。他們認為這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實際上，我只是想描述一下，當你沒有退路時，是什麼讓你做出這樣的反應。
《巴黎評論》：吠檀多平時教什麼呢？
伊舍伍德：這個問題不一定。印度教徒相信一個人的佛法，一個人的職責，一個人的天性；他們說最需要做的事情是發現自己的佛法，當然，這在今天是一個巨大的謎。在古代印度，你有自己的種姓，你的種姓有自己的職責。如果你屬於第二個種姓，即武士，你要麼去打仗，要麼出家……就像中世紀一樣。
《巴黎評論》：我想，為戰爭辯護的基督教式的立場是，邪惡者會因人們的順從而獲利，並且得寸進尺。
伊舍伍德：但是這其實是一場政治爭論。這種爭論對我們正在討論的事情不起什麼作用……首先，在我小時候，我記得老年人宣揚戰爭時多麼令人厭惡，這給我的印象深刻極了。他們早就過了去戰場送死的年齡了。我常常和自己說，當我老了，不能像他們一樣。不過你知道，我認識的最好、最高貴的人之一，伯蒂·羅素sup/sup，的的確確變成那樣了。我們談論了這件事情，他很了不起，他說這讓他感到很不好意思，但是他確實相信這場戰爭，「二戰」，不一樣。你知道，他無所畏懼地反對「一戰」。我說，我覺得你不能只反對一些戰爭。就像後來我有時候會和一些人爭論，他們只反對越南戰爭。除非在政治層面，人們才完全有權力這麼做。
《巴黎評論》：你寫小說時有固定的作息時間嗎？比如每天寫多少個小時？
伊舍伍德：我沒有特別的規律。重要的是每天都寫。對我來說，這項法則適用於任何事情：任何微小的行動都要比什麼都不做強。
《巴黎評論》：你打字嗎？
伊舍伍德：是的，很多年了，我都用打字機寫作。
《巴黎評論》：你寫一本書一般需要多久呢？
伊舍伍德：很難說。《單身男子》寫了十八個月，兩年吧。當時我寫了三稿。年輕時，我常常像攀巖運動員一樣：我必須到達某個點，然後我就認為我已經征服了之前的一切。但是現在，我完全不這麼做了。我一般先快速地寫下來，如果碰到一些廢話，一些多餘的話，我會先寫著，等寫完再說。一開始我一點都不是完美主義者，我會在終稿上進行所有的打磨工作。年輕時，我瘋狂極了。我當時是手寫，我不能忍受紙上有任何修改的痕跡。在那時，還沒有修正液這種了不起的發明，我經常用剃鬚刀把字刮掉，再用大拇指指甲把紙擦亮，再寫上去。這太糟糕了！我浪費了太多的精力！
《巴黎評論》：你的書籍是否被翻譯成很多別的語言呢？哪些國家的讀者喜歡你的書？
伊舍伍德：我的所有作品都已經有法語譯本和義大利語譯本，少量作品有德語、瑞典語、丹麥語和荷蘭語譯本。有一個小故事叫《諾瓦克人》（thenowaks），有俄語譯本。有兩本書有捷克語和西班牙語譯本。但我不認為這些譯本真的很受歡迎。這可能是個很微妙的問題。法國人的確很喜歡這些書，他們比任何人都更有同情心。你可能會覺得德國人大概會對我的書感興趣，但他們並不那麼感興趣。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對《柏林故事》（theberlinstories）更感興趣一點；戲劇《我是一個相機》（iamacamera）在德國演出過。有些東西很難翻譯：半雙關語、隱蔽的引語等等諸如此類的細節。
《巴黎評論》：你的作品中有沒有哪些特別的地方是你自己不喜歡的呢？
伊舍伍德：可能我的態度就像本丟·彼拉多：我所寫的，我已經寫了sup/sup，你知道的；我沒辦法想象——就像有些作家一樣——把一本書仔細檢查一遍，再出修訂本。有一些很不應該出現的錯誤，我應該改掉——如果我還記得的話。比如德語的錯別字……諸如此類的蠢事。
《巴黎評論》：你修訂的內容多嗎？
伊舍伍德：多，很多。我更願意坐下來，徹底改寫，而不是挑出一些問題。《單身男子》和《河畔會面》，我都寫了整整三稿草稿。在為每一個草稿做好筆記以後，我都會坐下來重新修訂一遍。我發現這比修修補補好得多。得重新思考整件事。
《巴黎評論》：我注意到，最初刊登在《倫敦雜誌》的《蘭開斯特先生》sup/sup的版本和小說的最終版本有很多不同之處。
伊舍伍德：你真的很認真！不過你說得很對。我在一些部分完全改變了自己的態度。
《巴黎評論》：你工作的速度快嗎？
伊舍伍德：我不知道。我似乎需要一些時間才能寫完一本書。據說勞倫斯常常寫兩稿，而且從來不看第一稿。
《巴黎評論》：為什麼你把「保羅」那一章裡關於吸食大麻的場景刪除了呢？我覺得這個場景最精彩了。
伊舍伍德：哦，因為它和保羅這個人物沒什麼關係，只和我有關係。我覺得我們離保羅太遠了。
《巴黎評論》：我後來在《挖掘》（exhumations）裡讀到了這部分，我很希望你把這部分留著。
伊舍伍德：哦，校樣時我們還留著這部分。我到最後一刻才把這部分刪除了。可能我不應該刪除。
《巴黎評論》：有件關於安布羅斯sup/sup的事情讓我覺得很驚訝：在同一本書（《南下訪問》）裡，他明顯對希臘缺乏熱情。你絕對沒有英國文學裡很特別的對希臘的崇拜。
伊舍伍德：對，這不是遊覽希臘的最佳方式；我們就這樣被困在這個島上，已經習以為常了。但是我記得，希臘的一些事情曾經讓我極其感動。
《巴黎評論》：但是這種希臘綜合徵，這種對希臘的迷戀，從來沒有在你的文字裡出現。我在想……達雷爾……以及拜倫以後的很多人。希臘對他們的意義就像義大利對福斯特的意義一樣。
伊舍伍德：哦，我年輕時對學術世界的價值觀抱有很大的偏見。從那時起，我又有了另外一種偏見，因為我認為印度哲學關切的問題比柏拉圖等人的哲學體系寬廣多了。這可能是性情使然，不過我也的確不覺得希臘有多麼令人震撼。我並不覺得「一切都始於希臘」或者「如果沒有他們，什麼都不會有」。我敢說這是我的無知，但這就是我的感覺。義大利的一種景色更令我感到激動。我年輕時從來沒去過義大利——儘管這有點不同尋常。我第一次去義大利是一九五五年，和唐一起；我們去義大利時就像兩個幼稚的孩子一樣，自然感到震驚極了。我去義大利的那年，大概是五十一歲？我第一次看到這一切。當時是那年晚些時候，人很少，是最美妙的暖秋。我們開車穿過托斯卡納。在米蘭，我們遇到了老朋友金·維多，他當時正在拍攝《戰爭與和平》，還拍攝了一些荒誕的家庭電影。他所有的好場景都被毀了，因為義大利的群眾演員從橋上掉了下來，大家鬨堂大笑，歡樂極了。最後，這一切都以一種——我覺得——很平淡的方式結束了，這是那場旅行中最精彩的部分。我們去了威尼斯，抵達威尼斯時濃霧迷濛。我們住在一家豪華酒店的大套間，因為是旅遊淡季，價格降到平時的十分之一。清晨，我走到窗前，映入眼簾的是瓜爾迪畫作般美麗的陽光、威尼斯潟湖、安康聖母教堂。這一畫面瞬間令我感動，我不禁熱淚盈眶。我從來沒有這樣強烈的感受——可能除了我去約塞米蒂時吧，不過還是很不一樣的。
《巴黎評論》：你寫哪本書時遇到了最大的困難呢？
伊舍伍德：那本悲慘的《夜晚的世界》（worldintheevening），因為它是幾本不同的書sup/sup。這樣說吧，我甚至討厭那本書。我恨她sup/sup，恨她的痛苦，恨她的心臟病——這是我從一本叫《當醫生是病人時》的書裡讀到的。這本書是由幾位有不同疾病的醫生寫的，其中一位醫生對心臟病的描述非常精彩，我從這部分抄錄了幾個場景和情境，比如她的恐懼，等等。當然，我把它們完全改寫了。但這是一本很精彩的書。這位醫生捕捉到了事情的戲劇性，而且他對此很客觀。在他害怕的時候，他說「有趣極了」。在描述伊麗莎白·萊達爾和她的心臟病時，我試圖抓住這樣的瞬間。
《巴黎評論》：那本書的問題出在哪裡呢？
伊舍伍德：我開始寫一本關於「我」在貴格會醫院工作的書。後來我想，故事裡的「我」太奇特了，所以必須解釋他是怎樣進入醫院的。於是我決定，他的生活中一定有什麼令人沮喪的事情，我沒有執著於描寫事實——事實會有趣很多，我給這位年輕的紳士設計了一位對他不忠誠的太太。從那時起，我們就陷入了麻煩。一個謊言導向另一個謊言，一切都是那麼做作、那麼虛假。在《夜晚的世界》的第一章，有一對夫婦在外面的娃娃屋待著。這是真實存在的。我認識瑙瑪·希拉sup/sup的兒子，我和他一起去了她的海濱別墅，看到了這樣一個娃娃屋。這個娃娃屋大極了，足夠孩子們鑽進去。我第一個念頭就是，這個地方太棒了。所以整個場景都是從這個念頭來的。拍成電影會很好看。簡，那位太太，實際上是整本書裡唯一一個體面的人物。在貴格會的姨媽不算太壞，也許還有點太聖潔了。主人公斯蒂芬是一位道貌岸然的人，總是假謙虛。我很知道我應該在那本書裡面完成什麼。我本應該從一個小人物、一個有點敵意的人的角度來寫。這樣就都好了。這樣的話，聽起來我像一個討厭的人。在小說裡這很好，有一個有點敵意的小人物。毛姆大概就是這麼寫的。他在旁觀，想看看其他人物生活中的謊言是什麼。當他找到這個謊言時，會不失時機地幸災樂禍。
《巴黎評論》：有沒有哪本你寫的書，是你自己最喜歡的呢？
伊舍伍德：哦，《單身男子》。我想這是我唯一一本多多少少做了我自己想做的事的書。它沒有失去控制。
《巴黎評論》：這也是語調最激烈的一本書。
伊舍伍德：啊，你這麼覺得嗎？我覺得這本書很剋制了。
《巴黎評論》：我指的是喬治在高速公路上開車時腦海裡的復仇幻想，諸如此類。
伊舍伍德：哦，對，我想展現的是，看不見的地方有東西在沸騰。但是這本書是精心寫出來的。它不是用「因憤怒而顫抖的手」寫出來的。
《巴黎評論》：你有沒有在後來的小說，也就是在美國寫的小說中，有意識地將宗教思想或者吠檀多思想作為小說的思想根基？
伊舍伍德：以某種方式吧。和吠檀多結緣後，我寫的第一本書，完全是試圖讓自己回到生命的早期階段，所以我很小心地把吠檀多的影響排除在外。在《普拉特的紫羅蘭》（praterviolet）的結尾有一段獨白，語氣非常悲觀。這一段是我精心構思的，因為我想把自己當時的感受真真切切地記錄下來。當然，這確實是因為接觸吠檀多的緣故。
《巴黎評論》：吠檀多最終在《單身男子》中出現了嗎？
伊舍伍德：有一些痕跡，比如岩石區潮水灘盡頭的畫面。退潮時，這些水灘一個個是獨立的，漲潮時，它們湧成一股意識的洪流，你不能說哪個水灘和別的水灘是分開的。當然，這個故事關注的，並不是一個從任何維度看都有宗教信仰的人。《單身男子》中的男主人公是一個隱忍的人，一個處在絕境的角色。
《巴黎評論》：但是，有可能你對吠檀多的信仰讓你在創作喬治這個人物時採用了非常不同的方式；如果不信仰吠檀多，你可能不會這麼寫？
伊舍伍德：可能我對他的感覺更客觀。我真是很佩服喬治這樣的人，和我根本不一樣。這類人一無所有，只有某種現在日漸消逝的像動物一樣的生命力，但是他戰鬥著，像獾一樣戰鬥著；為了幸福，他不斷提出要求、不斷抗爭。我覺得這種態度太了不起了。如果我是喬治，我可能會想到自殺，因為我不如喬治。喬治像英雄一樣。
《巴黎評論》：但是喬治的生活方式對你來說很可怕，會不會？
伊舍伍德：我們應當很小心地去定義什麼是「可怕」。我不是說我從道德層面譴責這種生活，而是我如果沒有某種支撐的話就無法踐行它。
《巴黎評論》：假使你現在才開始以作家的身份出道，你會寫更多同性戀題材的作品嗎？
伊舍伍德：是的，我會寫很多。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而且我沒辦法，或者說我覺得我沒辦法深入挖掘。它很有意思，是因為它比字面的「同性戀」包含的內容多太多了；不論它有多麼不方便，就某種意義而言，它很珍貴。你從一個不同的角度看問題，你看到一切因此發生了變化。
《巴黎評論》：毛姆從隱秘的同性戀視角創作男性人物的習慣，給他的作品帶來一種奇特的含混。
伊舍伍德：我覺得他的書裡最具同性戀色彩的是《偏居一隅》。我覺得這是我最喜歡的一本書。這本書浪漫極了。故事發生在一艘船上。有個漂亮的男孩，每個人都喜歡他，包括警察。有一個很好的醫生，他有一箇中國助手。這書讓人慾罷不能。我很喜歡這本書。
《巴黎評論》：你認為美國的同性戀解放運動有什麼好處嗎？你覺得它的策略怎麼樣？
伊舍伍德：我覺得這是做事情的必要方式。這麼一支巨大且不協調的隊伍在各個戰線前行，尋求認可、寬容，希望獲得非常簡單的權利時，這是其中的一個部分。我從來不想打擊人們在那樣的運動中所做的事情，除非他們投擲炸彈，或者有一些完全搞破壞的行為。
《巴黎評論》：你怎麼看待一些人針對洛杉磯警局總部風化糾察隊sup/sup行動的抗議，或者對精神科醫生會議的擾亂行為呢？這些人現在好像是同性戀人群的頭號敵人？
伊舍伍德：他們很重要，我很歡迎他們。把這些身體健康、裝備精良的警察用在這種小事，比如在酒吧裡推搡同性戀人群上，多浪費時間，多浪費納稅人的錢！總有這種極不尋常的騷擾行為，因為人們預測會有人投訴。並且與此同時，這兒的警察局說他們需要更多人手！
《巴黎評論》：不管怎樣，公眾的態度在發生變化。
伊舍伍德：哦，的確。不過，令我惱火的是，人們總是無動於衷地說：「哦，我們的態度已經轉變了。我們不再討厭這些人了。」但奇怪的是，他們並沒有消除不公正；法律仍然在書裡。如果你問他們這是為什麼，「哦，這很無聊，這很難，誰能怎麼處理這些事情呢……」在我看來，比仇恨和積極的反對更糟糕的事情，似乎是人們面對少數群體的冷漠。讓他們腐朽吧，他們並不在乎，他們一點也不在乎！而且他們還很偽善。他們假裝很震驚，實際上他們根本沒那麼震驚。我常常覺得，比最殘忍的納粹分子更可怕的是那些德國人，他們配合迫害猶太人，不是因為他們真的討厭猶太人，而是因為大家都這樣。
《巴黎評論》：我聽到過你使用「惠特曼式的同性戀」這一短語，這個表述確切的意思是什麼呢？
伊舍伍德：我心裡想的是，兩個男人在一起生活，從很多角度來看，這種生活並不像大眾認可的異性婚姻那樣受到很多限制。這種生活方式會讓一些人感到不安，儘管我覺得這種不安實在沒什麼必要。他們感到不安，是因為他們頭腦中隱隱約約有種不合邏輯的恐懼——總有什麼事情會發生。他們的孩子會跳起來，跟著花衣魔笛手離開，他們生活的整個結構會被改變——他們不知道威脅他們的是什麼。他們不知道，是因為真的沒什麼威脅。
《巴黎評論》：我想問問你對福斯特的《莫瑞斯》有什麼看法。這本書去年在英國的出版社出版時，受到了猛烈的批評，甚至是抨擊。每個人都在批評它。
伊舍伍德：我喜歡的是這本書的激情。福斯特確實有感染力。
《巴黎評論》：比其他書更有激情嗎？他總是以一種富有激情的方式說話是不是？
伊舍伍德：對，有一種巨大的、深層次的激情。但這是他第一次談論同性戀，這是他感觸很強烈的事情。他對自己一生中同性戀受到的待遇有一種強烈的憤慨。這是我喜歡的。我喜歡偉大作家帶著激情寫下的作品，儘管它們有時有點笨拙。我喜歡托爾斯泰言辭激烈的隨筆。
《巴黎評論》：人們評價《莫瑞斯》很感性。
伊舍伍德：對，有些地方確實如此。但是，這是一種大膽的感性。這是福斯特作為一個男人的榮耀。我們不害怕所謂的色情，但是我們很害怕所謂的感性——魯莽、輕率地表達感情。但是呢，那種感性，恰恰是我們太多人都需要練習的事情。你看過福斯特寫的同性戀故事嗎？這些故事快出版了。有人寫信問我，我手頭的故事是不是和他看過的一樣。其中有一篇一樣——很新的一篇，是一部充滿激情和憤怒的情節劇，寫得精彩極了。故事發生在從印度回來的一艘郵輪上。這篇故事很感人，很美。
《巴黎評論》：但是，也有蒙格瑞奇這樣的評論家說，他「無法想象」到現在誰還會讀福斯特。
伊舍伍德：福斯特永遠是福斯特，肯定會有讀者讀福斯特。對於他這樣的人物，我覺得引用托馬斯·哈代對梅瑞狄斯的評價最適合：「沒關係，穿過世界蒸汽騰騰的空氣，他的語言遠遠地飛翔著，就像鮮活的語言一樣。」
《巴黎評論》：是福斯特關於印度和印度宗教的寫作最早讓你開始對這個話題感興趣的嗎？
伊舍伍德：不，我不會說是這樣的一種影響。他對我的影響純粹是因為他是一位作家，他的寫作方式影響了我。我從他身上看到了一種全新的小說寫作方式。他的漫不經心，他輕輕鬆鬆開始小說的方式，體現出某種非正式的感覺——儘管這種寫作方式現在已經被視為理所應當了。他沒有正襟危坐地設定場景，嚴肅地開始一部小說，他說：也可以從哪個人的信件開始。當時其他作家，比如威爾斯，他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現代的，但是在他的作品中，十九世紀的痕跡比福斯特的作品重。福斯特很放鬆，這一點好像無比重要。而且，他說自己是一個喜劇作家，我覺得這個說法不是特別準確。我覺得他的風格更像傑拉德·赫德所說的「元喜劇」（metacomic）。這種喜劇既超越了喜劇，也超越了悲劇。喜劇和悲劇走到最後，都令人厭倦、枯燥無味、空洞無物，讓人很不滿意。
《巴黎評論》：福斯特的寫作中也有很多神秘主義。
伊舍伍德：哦，當然，他很嚴肅。不過，當人們裝模作樣時，他會打擊他們，但你永遠不會覺得他只是在冷嘲熱諷。他這麼做，是因為他覺得他們沒有和當時的情境相匹配的情感。因此，從他的寫作中，從對他的瞭解中，他教會了我很重要的一課。他自己也是這樣做的。我記得西班牙內戰時，我們都有點炫耀——我本來應該參加某個代表團（實際上我沒去，我們後來去了中國），但是我記得我決定必須按照自己的想法來。弗吉尼亞·伍爾夫也在那兒。不管怎樣，我當時有點炫耀，有人問：「摩根，你為什麼不去西班牙呢？」他回答說：「我不敢去。」這讓我們一下子就消停了。這句話太純粹了。
《巴黎評論》：你是否很熟悉弗吉尼亞·伍爾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