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倫：在文學批評這件事上，讓我感到震驚的是，現在流傳著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對立。絕對對立。當然，文學批評可能是一個陷阱，它可能摧毀創作衝動，但是酗酒、金錢或名望也能。文學批評是一種完全自然的人類活動，而且不知何故，最枯燥、最技術性的批評可能與充分的創造力有關。伊麗莎白時代的批評都是或幾乎都是技術性的：音韻批評，如何把一行詩組織起來；廚藝批評，如何做蛋糕。對藝術深感興趣的人對「如何」二字最感興趣。我並不是說只有這樣的批評才有價值。任何一種能讓人更深入瞭解事物本質的批評都是好批評——馬克思主義分析、弗洛伊德研究、與某個文學或社會傳統的關係、某個主題的歷史。但我們必須記住，沒有一種單一的、正確的批評，沒有完整的批評，只有不同的視角。成功的話，它們能給出不同的見解。而在某個特定的歷史時刻，一種見解可能比另一種更為人所需要。
《巴黎評論》：但是，你不覺得現在美國，很多優秀的批判性思想在一堆術語中、在不知所云的表達中丟失了嗎？
沃倫：每個時代，每個群體，都有自己的行話。如果行話偏離了見解，那不好。當然，很多人認為如果他們有一套專業話術，他們就掌握了真理的鑰匙。而很多現代批評跑偏了，使用行話套話，變成了學術形式主義——那種錯誤的學術主義，它假裝是非學術的。真正的學術批評是吸收某種想法，將其與其他思想結合成一種觀點，而不是把它稀釋成專業術語。至於專業術語，確實有一些非常好的批評家可能熱衷於生成並使用一套固定的批評詞彙。好吧，你不能這樣使用，除非在極狹窄的範圍內。這是科學主義的一個陷阱。
《巴黎評論》：你是否在當代文學批評界發現了一些新觀點？
沃倫：沒有，我沒有發現。我們已經有了弗洛伊德先生和馬克思先生，還有……
《巴黎評論》：弗雷澤先生和《金枝》。
沃倫：是的，還有柯勒律治先生、阿諾德先生、艾略特先生、瑞恰慈先生、利維斯先生和亞里士多德先生，等等。我們已經有了許多相互競爭的批評，現在依然有，但我沒有看到新的批評，或舊有批評的新發展。這是一個仍在探索的時代。
《巴黎評論》：新批評呢？
沃倫：讓我們列出一些人名吧——瑞恰慈、艾略特、泰特、布萊克默、溫特斯sup/sup、布魯克斯、利維斯（我猜）。天啊，你怎麼能讓這幫人睡在同一張床上？沒有足夠大的床，也沒有足夠大的毯子能把他們全蓋住。當蘭色姆寫下他那本名為《新批評》的書時，他指出了批評家中的各種報復行為，並說他不同意他們中的任何一個。從某種意義上說，「新批評」這個術語是一個沒有任何所指的術語，也可以說是一個所指太多的術語。這是一個屬於歷史陰謀論的術語。很多人——主要是害怕失去聲望的年邁保守的教授、害怕得不到晉升的年輕導師、中庸的雜誌編輯，還有零星幾個被歷史拋棄的批評家，他們都有一個名叫「新批評」的共同噩夢，以解釋他們隱約的不安。我覺得那是他們吃錯了什麼東西。
《巴黎評論》：你是什麼意思？陰謀嗎？
沃倫：那些人全都有一個偏執的噩夢，認為有一個名叫「新批評」的陰謀，就是要跟他們個人過不去。不，事情遠沒有那麼簡單，但這裡面有一些是真的。其一，很多所謂的新批評家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願意對文學物件進行長時間的認真觀察，但觀察的方式可能大相徑庭。艾略特與阿諾德和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關係比他與伊沃·溫特斯的關係要密切得多，而溫特斯與歐文·白璧德的關係比他與瑞恰慈的關係要密切得多，布魯克斯的種種詮釋與柯勒律治的關係比其與蘭色姆的關係要密切得多，等等。關於這個主題的無稽之談比我能想到的任何主題都多。而這些無稽之談的很大一部分，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說，都是來自一種假設，即任何批評都是「正確」的批評。但是，根本就沒有正確或完整的批評。
《巴黎評論》：你曾經在《新共和》上發表過一篇文章，討論福克納的技巧。你強調的一點是福克納「靜止瞬間」的技巧。我已經忘了你到底是怎麼說的了。一種暫停，在這種暫停中，時間似乎被懸置了。
沃倫：是凝固的時刻。時間凝固。在某種程度上，福克納本人幾乎是以一種雙關語的方式，用浮雕（frieze）的形象來形容這種行為凝固的時刻。這是他作品中的一個重要特點。這種瞬間讓事件變得堅實，通過固定它而賦予它意義。時間的流動與時間的固定相對。在福克納的作品中，這是戲劇背後的戲劇。再看看海明威。海明威的作品裡沒有時間，只有瞬間本身，行動的瞬間。沒有父母，也沒有孩子。如果有父母，那也是遠在美國某個地方籤支票的祖父母，就像《永別了，武器》中的祖父。在海明威筆下，你從未見過一個小孩。你會在分娩時看到死亡，但你從未看到過一個孩子。一切都在時間程式之外。但在福克納的筆下，總是有老人和小孩。時間在蔓延，時間是重要的，也是可怕的。那裡有巨大的流動性，事物朝四面八方流走。尚未成形的時刻已經等在那裡，我們感覺到它們的存在。比如說，我對《喧譁與騷動》中的傑森印象最深的是，當孩子們製作和出售風箏時，他管錢，錢卻落入了他自己的腰包。你還記得凱蒂把她的襯褲弄得滿是泥點。一切都已經存在，只待發生。你有一種感覺，在時間中，小的變大，大的變小，時間席捲一切。這就是凝固的、抽象的瞬間與暴力的重大行動之間的平衡。這些凝固的瞬間是福克納的遊戲。海明威的遊戲則完全不同。在海明威那裡，根本就沒有時間。他整個地置身於歷史之外。從某種意義上說，他企圖否認歷史，他說歷史是垃圾，跟亨利·福特一樣sup/sup。
我並不是要在這兩位作家之間，或者說在他們對時間的特殊用法之間進行惹人反感的比較。他們都是具有強大表現力的作家。但是，你知道嗎？這兩位作家在時間問題上的兩極分化，幾乎太敷衍、太模式化了。說到成對的作家，以普魯斯特和福克納為例，也許有很多比較這對作家的文章，但我讀得不多。涉及時間這個問題時，他們是一對奇怪但有啟發的研究物件。
《巴黎評論》：你是否覺得，早期的海明威似乎有意不在小說中設定一個過高的意識中心？他筆下的人物可能具有高度的道德意義，但他們很少討論問題，他們更喜歡暗示。
沃倫：當然，海明威偷偷摸摸地把它寫進去，但他是一個有強烈意識的甚至是個哲學性的作家。當偷偷摸摸塞進來的東西或姿態奏效時，其效果非常強大。相比之下，法國小說的主人公通常主動地處理這些問題，他是自己行動的合唱團，也是念出類似伊麗莎白時代獨白的人。十九世紀的小說也涉及這些問題。這些小說可以通過男女之間的關係來討論這些問題，或者從你是否要幫助一個奴隸逃跑的角度討論，或者從一個痴迷於與以白鯨為代表的邪惡、與大自然做鬥爭的男人該怎麼做的角度來討論，諸如此類。
《巴黎評論》：你自己的作品似乎也有這種明確的特徵。在《國王的人馬》中，傑克·伯登是一個意識中心，一個具有高度自覺意識的形象。他在作品裡不是全知全能的，而是迫切地想要發現什麼。他置身其中。
沃倫：伯登走到那一步是個意外。他在此書的第一個版本中只有一兩句話。此書第一版是詩劇，小說是從這個版本發展而來的。
《巴黎評論》：你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改變？
沃倫：我不知道。伯登是一個不知名的新聞記者，是刺客童年時代的朋友，是刺殺政治家威利·斯塔克的年輕醫生在行兇前說點什麼的藉口。兩年後，當我拿起詩劇版，想把它變成一部小說時，這個不知名的新聞記者成了敘述者。結果，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對這個故事的看法比故事本身更重要。我想他之所以成為敘述者是因為他給了我寫小說所需的那種興趣。他使我有可能控制它。他既是一個旁觀者，又參與其中。
《巴黎評論》：十多年來，美國一直有人說，種族問題是黑人作家的心病，可惜它在文學中沒有地位。但是，黑人作家怎麼能避免種族問題呢？
沃倫：當你都無法找到一位能避免種族問題的南方白人作家時，你怎麼能指望一個南方黑人不寫種族問題呢？不管是直接還是間接地寫。
《巴黎評論》：我必須說，通常是北方白人在表達不同意見，只不過有幾個黑人受到誘惑而已。他們這麼做通常是基於審美考慮。
沃倫：我想在這裡補充一些歷史因素，在我看來，它們對這個一般性問題很重要。現在寫為抗議而抗議的東西的黑人給我的感覺是不合時宜的。「為抗議而抗議」否認了生命的質地。問題是要讓種族意識全方位融入生活。我並不是在暗示沒有什麼可抗議的，但除了適當的政治、社會學和新聞關切之外，問題在於我們應在與其他事物的關係中看待抗議。種族問題並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我的意思是既然它存在於美國——它成了各種問題的總象徵。它們都匯入其中，又從中流出。謝天謝地。它給生活帶來了一點多樣性。同時，它也宣告了生命的統一。你知道有一種人，他們會擺出一副嘴臉，大談「解決」種族問題之道。那麼，當你聽到「解決性慾問題」這句話時，你也會遇到同樣的人和同樣的表情。這也許是個不恰當的類比，但也算是一種類比吧。從根本上說，問題不在於「解決」「種族問題」或「性慾問題」。你不能解決它，你只能經歷它、領會它。
《巴黎評論》：也許這就是威廉·詹姆斯所謂「戰爭的道德等價物」sup/sup的另一個版本。你爭論，並儘量讓爭論清晰，讓人類的複雜性一覽無餘。
沃倫：我想說的是這個。幾年前，我和一些思想正確的朋友坐在一個房間裡，他們認為每一個答案都要從書的後面去找——在a種情況下采取a種態度，在b種情況下采取b種態度，按該死的字母表順序以此類推。發展到後來，他們想要一個所有東西都一模一樣、所有人都一模一樣的世界。他們想要一個生產人臉和人的態度的流水線，他們想要每個客廳的桌子上都擺著同樣的書。
《巴黎評論》：見鬼，誰會想要這樣一個世界？
沃倫：首先，「思想正確者們」想要。我不想要那樣的世界。我想要的是多樣性和多元化，還有欣賞，在某種公正和體面的情境下的欣賞，還想要行為和個人生活中的選擇自由。我想要這樣一個國家，在這個國家裡，每個人都有最大限度的機會去發現自己的才能，發展自己的能力，發現最完整的自我，並通過這樣做學會尊重其他人。人類因差異而有趣。問題在於你如何看待這些差異。我並不贊成差異本身，但是你就讓這個世界活出差異，活出自己，活出精彩，看看事情會如何發展。我對於企圖通過立法來消除差異的做法深有感觸。這與試圖通過立法來規定差異一樣，都是暴政。這也適用於健康與不健康、犯罪與非犯罪之間的任何差異。此外，你不能在任何方面對任何人的未來進行立法。不能靠立法來決定我們曾孫輩的感受和行為。你也不能立法規定美德。美國自由主義的一大半悲劇就在於試圖為美德立法。你不能立法規定美德。你只需努力創造有利於美德成長的條件。但是，這永遠不會讓美德惡霸們滿意，也不會讓美德的擁躉們滿意。他們感興趣的是流水線式的美德戳印，是書後面的態度a，而不是為正義和體面創造條件，讓人類的欣賞力能夠得以發揮。聽著，我給你講個故事。二十多年前的一個夏天，我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個小鎮上生活了一段時間。和那裡很多人一樣，我也是靠著去看當地的謀殺案審判來消磨下午的時間。有一起案件是一名老年黑人男子槍殺了一名年輕黑人婦女，因為她對他的寶貝女兒說了些難聽的話。他用十二號口徑雙管獵槍在八英尺sup/sup的範圍內射殺了受害者，當時受害者正在擲骰子賭博。有十幾個目擊者目睹了這次事件。而且，他在房子門外的一個樹樁上坐了半個小時後才動手。他等著，因為他的一個朋友輸給了這位受害者六美元，這位朋友要求老人先不要動手，等他有機會把錢贏回來再說。當這位朋友拿回六美元后，老人才開槍。他完全不否認自己的所作所為。他非常仔細地解釋了這一切，以及他不得不這麼做的原因。他愛他的寶貝女兒，他沒有別的辦法。如果他不認罪，他會被審判並被定罪——他們不可能不定罪——他就會被判處死刑。相反，如果他承認犯有過失殺人罪，他會被從輕發落。但他不願意這樣做，他說他沒有犯任何罪。整個鎮子的人都捲進了這件案子。好吧，最後他們終於讓他屈服了。他認了罪，被輕判。每個人都很高興，當然——他們沒有卡在某事之上，他們感覺良好，品德高尚。但他們也感到很難過，他們失去了一些東西，一些他們大家珍惜的東西。我曾想過要把這個故事寫成一部小說，但我沒有這樣做，它太完整了，作為事實，它太自洽了。接著說回那個老人。人們花了三天時間才讓他屈服，而當他屈服後，他就什麼都不是了。現在我們不贊成他的作為——社會學家稱之為「身份兇殺」（statushomicide），那是最糟糕的一種兇殺，比為了利益殺人更糟糕，因為身份兇殺是非理性的，它毫無道理，它是低社會階層的標誌。但是，正因為身份兇殺是低社會階層的標誌，我們該如何看待這位老人為保持尊嚴而進行的三天鬥爭呢？難道我們要因為「他們」的底層生活方式而否認這種尊嚴的價值？
《巴黎評論》：那麼，你是否覺得，從悲慘經歷出發創作嚴肅小說的一大障礙，就是假定自己站在正確的一邊？
沃倫：一旦你開始像這樣說明美德，你最好還是別寫小說，去幹點別的吧，比如說青少年工作，或者加入一個委員會。作為一個作家，你的任務不是詮釋美德，而是展現一個人如何走向美德——或者遠離美德。
《巴黎評論》：馬爾羅說：「人們不能以認罪的形式揭示人類的奧秘。」
沃倫：也不能以指控的形式。
《巴黎評論》：那魔鬼的代言人呢？
沃倫：他可以有一個角色，他可以是喬納森·斯威夫特，或者其他什麼人。
《巴黎評論》：我想知道，當這些思想正確的人面對一個象徵著下等人的比方說黑人時，卻發現他原來是一個人渣，他們會有什麼感覺？他們會怎麼做——開個會來決定如何對待他？
沃倫：他們肯定有麻煩了。
《巴黎評論》：還是這種人，在有黑人參與的場合，比如白人黑臉歌舞滑稽演出時，他們不得不先問問自己是否能發笑。整個純美國式幽默和一些優秀歌曲就在那種混亂中全丟失了。
沃倫：但你不得不承認，要釐清那些帶有象徵意義的指控實在是太難了。有時，象徵性指控太沉重了，你很難挖掘出其中的真正價值。我想，如果語境合適，你總是可以的。但該死的是，很多人都看不明白這其中的來龍去脈。
《巴黎評論》：這就像《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的問題。
沃倫：是的，人們壓制該劇，是因為它可能冒犯了猶太人。還有《霧都孤兒》。好吧，象徵性指控只能從其自身的角度和歷史的角度來考慮和看待。事實上，這種象徵性指控或多或少地存在於一切關係中，只不過在特定的歷史和社會環境中，它們被強化和特殊化了。很難在不得罪人的情況下，在沒有一些隱含的冒犯的情況下講故事。例如，連環漫畫《亞比拿奇遇記》sup/sup一定會讓某些所謂「阿巴拉契亞白人」感到自卑和羞辱。這些事情有程度高低之分，也有區別之處。語境就是一切。還有一顆相對純淨的心，相對純潔。如果你有一顆絕對純潔的心，你根本就不會幹寫作這個行當。我們自己也是如此。如果有可寫的東西，我們能寫些什麼。你能把什麼說出來。你的內心和你的耳朵聽到了什麼聲音。
（原載《巴黎評論》第六期，一九五七年春/夏季號）
本訪談與《巴黎評論》第八期所載拉爾夫·埃裡森訪談具有內在聯絡。——原注（拉爾夫·埃裡森訪談全文中譯本見《巴黎評論·作家訪談6》。——編者注）
羅德獎學金是英國礦業大亨羅德在1902年設立的獎學金，為全世界精英學生前往牛津大學深造之用，是全球最難申請的獎學金之一。
私立大學，位於美國田納西州納什維爾。
horatiusatthebridge，英國詩人托馬斯·巴賓頓·麥考利發表於1842年的一首長詩。豪拉提烏斯是古羅馬的獨眼英雄。
此處沃倫記憶有誤，原詩標題應為《他們如何將好訊息從根特帶到艾克斯》(howtheybroughtthegoodnewsfromghenttoaix)，是羅伯特·勃朗寧講述騎手送信經歷的一首長詩。
lycidas，約翰·彌爾頓創作於1637年的一首田園輓歌。
亨利·托馬斯·巴克爾（henrythomasbuckle，1821—1862），英國曆史學家，著有《文明史》一書（未完成），被譽為「科學史之父」。
約翰·洛斯洛普·莫特利（johnlothropmotley，1814—1877），美國作家、外交家。三卷本《荷蘭共和國的崛起》是其最著名的作品，另著有四卷本《荷蘭史》。
威廉·h.普雷斯科特（williamh.prescott，1796—1859），美國曆史學家，代表作有《墨西哥征服史》《秘魯征服史》等。
全名為《俄勒岡小徑：大草原與落基山脈生活速寫》，是美國曆史學家弗朗西斯·帕克曼出版於1849年的一本遊記。
塞繆爾·艾略特·莫里森（samueleliotmorison，1887—1976），美國海軍歷史學家，曾憑藉傳記作品《哥倫布傳》《一位水手的傳記》兩度獲得普利策獎。
c.範恩·伍德沃德（c.vannwoodward，1908—1999），美國曆史學家，主要關注美國南部和種族關係。
布魯斯·卡頓（brucecatton，1899—1978），美國作家、歷史學家，主要研究南北戰爭。1916年，卡頓就讀於歐柏林學院，由於「一戰」爆發，他沒有拿到學位就輟學參軍了。退役後，卡頓曾兩次試圖完成學業，都因工作而未能如願。1956年，歐柏林學院授予他榮譽學位。
完整書名應為《美國與歐洲》(americaandeurope)。
斯科普斯審判（thescopestrial），俗稱「猴子審判」（monkeytrial）。1925年7月，美國田納西州高中教師斯科普斯被指控違反了該州的《巴特勒法案》，該法案規定教師在任何由州政府資助的學校教授人類進化論均屬非法。案件在田納西州代頓市審理，斯科普斯被判有罪，罰款一百美元，但判決因技術問題被推翻。這場審判在當年轟動全美。
約翰·福特（johnford，1586—約1639），英國劇作家、詩人，代表作為悲劇《可惜她是個娼婦》。
約翰·韋伯斯特（johnwebster，約1578—約1632），英國劇作家，以悲劇《白魔鬼》和《馬爾菲公爵夫人》聞名。
逃逸派詩人（thefugitivepoets），由位於田納西州納什維爾的範德比爾特大學的一群詩人和文學家組成，他們在1922年至1925年期間出版了一本名為《逃逸者》的文學雜誌，該團體由此得名。
約翰·克羅·蘭色姆（johncroweransom，1888—1974），美國教育家、文學評論家、詩人、散文家和編輯。他被認為是新批評派文學批評的創始人。
梅里爾·摩爾（merrillmoore，1903—1957），美國詩人、精神病醫師，著有詩集《時代的噪音》等。
全名為《我將堅持我的立場：南方與農業傳統》，是一本專題論文集，收錄了包括沃倫在內的十二位南方「重農學派」作家的文章。他們表達了捍衛個人主義的理念，反對北方的科學技術和工業文明對南方的侵蝕，留戀農業社會、往昔的田園生活和古老的傳統美德。此書引發了關於歷史、文學、種族、性別和地區認同的爭論。
博尚-夏普慘案，又稱肯塔基悲劇，是1825年11月7日美國肯塔基州青年律師傑裡波安·o.博尚謀殺新任州眾議員所羅門·p.夏普的案件。青年女子安娜·庫克於1820年聲稱死產的私生子是夏普所生，但被夏普否認。庫克後來接受博尚的追求，並在同意結婚時要求他殺死夏普維護名節。兩人於1824成婚，婚後不到一年半，博尚前往州府法蘭克福，在夏普家中將其殺害。
瑞德（red）是親友們對羅伯特·潘·沃倫的暱稱，因為他擁有一頭紅髮。
《忽必烈汗》(kublakhan)是英國詩人柯勒律治的一首詩。根據柯勒律治自己寫的序，這首詩的靈感來自他讀了一部描寫忽必烈時代元上都的作品後，晚上吸食鴉片後做的夢。
納爾遜·阿爾格倫（nelsonalgren，1909—1981），美國作家，代表作有短篇集《霓虹荒野》、長篇小說《金臂人》等。
奈特（lionelcharlesknights，1906—1997），英國文學評論家、莎士比亞研究權威。
伊沃·溫特斯（yvorwinters，1900—1968），美國詩人、文學評論家，著有詩學論著《為理性辯護》等。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國內就美國是否應該介入戰爭發生過爭論。汽車大亨亨利·福特在1916年接受《芝加哥論壇報》記者採訪時稱「歷史是垃圾」，為自己的不干涉信念辯護。
《戰爭的道德等價物》是美國心理學家、哲學家威廉·詹姆斯於1906年在斯坦福大學發表的一次演講，1910年出版單行本。詹姆斯在其中主要討論如何在沒有戰爭或可信威脅的情況下維持政治團結和公民美德。
一英尺約合0.3米。
或譯《叢林小子》，是由美國漫畫家艾爾·凱普於1930年代開始連載的一部諷刺漫畫，1977年完結。主人公亞比拿是一個生活在虛構美國山區小鎮道格派奇的淳樸鄉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