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嘉竑/譯
羅伯特·勃萊自一九六二年發表第一部詩集《雪野中的寧靜》以來，又出版了十二部詩集，其中包括獲得一九六八年國家圖書獎的《周身之光》，最近的《晨詩》（1998）以及他的詩歌選集《食語之蜜》（1999）。他的翻譯作品將聶魯達、巴列霍、特朗斯特羅默和迦利布（ghalib）等人引入美國讀者的視野中。自五十年代起，勃萊開始經營一份文學雜誌和一家小出版社，以此挑戰了更大型的出版社，促使它們推廣主流以外的作家及刊物。通過他對越南戰爭以及海灣戰爭的抗議，通過他的散文作品《鐵約翰》（1990）、《同胞社會》（1996）以及與瑪麗安·伍德曼（marianwoodman）合作的《少女國王》（1999），勃萊已成為我們時代提出社會與政治問題的一個重要聲音。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羅伯特·勃萊出生於明尼蘇達州西部一個挪威裔美國社群的家庭農場裡。畢業於當地高中後，他應徵加入海軍，被安排在一個研發雷達和聲吶的特殊小組裡。一九四六年退伍後，他在聖尤拉夫學院待了一年，之後轉學去了哈佛。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我第一次見到羅伯特，那時我在明尼蘇達州伍斯特市附近執教，他參觀了我的高中班。在接下來的十五年裡，我幫他安排他在波士頓、伍斯特一帶的朗誦會。我十分感激他和他的妻子露絲，為我這次為期三天的訪談而敞開他們在明尼阿波里斯市的家門，但我也沒有為他們這特有的慷慨而驚奇。
羅伯特在一套位於車庫上方的四居室房子裡工作。中央最大的房間正是他與他的助手——詩人托馬斯·史密斯（thomassmith）處理手稿和答覆信件的地方，他們每天要回的信多達四十封。在我逗留期間，有兩部詩集以及一篇給當地書店的即時通訊文章在列印；當然屋裡還有成堆需要閱讀和評論的書與等待宣傳的手稿。
鋪著印度印花布的門道通向客廳。這間客廳裝飾簡單、秩序井然。地上鋪著阿拉伯地毯；沿左牆排列著書架，上面擺滿了雜誌、筆記本和一套羅伯特的書與小冊子。屋裡還有一張空桌，上邊只放了一盞檯燈和一支鋼筆，另外還有一把搖椅，他最近的詩歌都是在這把搖椅上誕生或修改的。從一面大落地窗裡能俯瞰沿途載了樹的車道。牆上有文學大家和朋友們的小相片。
主房是有八間屋子的舊農舍，如今它被其他住宅所環繞。房子裡遍灑冬日的陽光。樓上有一間閒置的臥房。我正是在那裡完成了大部分的採訪。房間裡擺著一張大床和兩隻床頭櫃，一張雙人沙發和一張小桌。左牆上有一個嵌入式書架，上邊放著一些羅伯特自己的作品，但多數是他喜愛和經常查閱的書；艾略特的《四個四重奏》，史蒂文斯、葉芝和弗羅斯特的文集，還有零散的歐洲與南美作家以及許多伊斯蘭和蘇菲派詩人的作品。
我們每天在固定的時間進行訪談，大致從九點至正午，然後是兩點至六點。期間勃萊一直都很放鬆，熱情而坦率，但在回答那些大致依循著他人生軌跡的問題時，他總是要給出準確的答案。我們讓話題從書中產生。這篇訪談由三天的交談精煉而來。
——弗朗西斯·奎恩（francisquinn），二〇〇〇年
一、哈佛時光
《巴黎評論》：你能談談你與詩歌的最早接觸嗎？
羅伯特·勃萊：一位美麗的高中老師讓我對詩歌產生了興趣。我想我為她寫了一首詩，說東條英機是個壞人。在海軍部隊裡，我遇上了第一個我認識的真正寫詩的人，他叫艾希·艾森斯坦（eisyeisenstein）。我們合謀退出雷達專案，理由是我們是詩人，詩人不能被科學打擾。但我們沒能成功。一離開海軍，我就進了聖尤拉夫學院，那是一個古老的挪威路德宗聚集地——一位系主任就是勃萊家族的。讓我驚喜的是，當我交上第一首作品，我的大一英語老師就讓我免修了一年級的英語課程。那真是慷慨之舉；我加入了一個高年級學生的創意寫作小組。一個和我年紀相當的女人寫詩；我就愛上了她，還為她寫了一首詩。我體會到一種最奇異的感覺。我感到詩裡存在著我並不有意加入的東西。那就好像「另一個人與我一起」。
《巴黎評論》：我們能聊聊你在哈佛寫的早期詩歌嗎？
勃萊：在海軍待了兩年後，我在一九四七年秋天來到哈佛。羅伯特·克里利前一年正在那兒，他後來評論說，我們這代的每一位作家都有些英雄氣質，這大概是源於我們贏了戰爭的意識。他在哪兒提到過，那時美國文學的標準很高——尤多拉·韋爾蒂（eudorawelty）、海明威、艾略特、史蒂文斯、肯明斯（cummings）、查爾斯·奧爾森。他認為將那些高標準延續下去正是我們的職責。
《巴黎評論》：他還說過，你們這代人感到將文化再次聚合起來是你們的任務。一切都是破碎的。
勃萊：是的，是有這樣的氛圍。《哈佛之聲》剛剛復刊，刊文回憶和紀念了艾略特與史蒂文斯，他們曾經為它供稿。鮑勃·克里奇頓（bobcrichton）和比爾·艾默生（billemerson）把我招進去，我又讓唐納德·霍爾（donaldhall）加入，然後我們倆又讓約翰·阿什貝利加入，我得補充一下，這是頂著《哈佛之聲》理事們的巨大壓力的。比爾·艾默生和鮑勃·克里奇頓代編委會面試我的那個晚上，我在回答他們所提的一個問題時，對一九一〇年以來的美國詩歌概況進行了批評。當我說完，他們中的一個說：「謝謝你告訴我們這些。」不過他們還是招了我。我們發表了阿德里安娜·裡奇的作品，她那時在拉德克利夫學院，還發表了約翰·阿什貝利的早期詩歌《一些樹》。我們熬夜爭論下一期的內容。順便提一句，那時新建的拉蒙特圖書館的詩歌室不允許阿德里安娜進去，因為創辦人說那是給男人的！這真是瘋了！竟然沒人嚴肅地質疑這件事。
那時，一群很棒的作家都在哈佛。因為戰爭的緣故，一九四九級、一九四八級和一九四七級的班被合併到一九五〇級的班裡。阿奇博爾德·麥克利什從國會圖書館館長的位子上被僱來哈佛。年輕作家們聚集在他和艾伯特·格拉德（albertguerard）身旁，格拉德是一位教論文和虛構寫作的好老師，一個歐洲知識分子範兒的美國人。我記得作家隊伍裡有約翰·霍克斯（johnhawkes）、鮑勃·克里奇頓、肯尼斯·柯克、唐納德·霍爾，弗蘭克·奧哈拉、希斯曼（sissman）、約翰·阿什貝利，一位叫米爾頓·休斯（miltonhughes）的很好的小說家，但我再也沒有聽說過他，阿德里安娜·裡奇、喬治·普林普頓（georgeplimpton），還有其他好多人。年長一些的理查德·威爾伯在城裡，而羅伯特·弗羅斯特春天和秋天都待在波士頓。
阿奇博爾德·麥克利什和我們之間有些小麻煩。他是個大方的人，但沒準備好要和一群退伍老兵相處。我們比正常學生要年長一些，即便許多人，比如我，從來沒有上過戰場，我們也不會僅僅因為一個人很出名就聽從他的命令。在課上，麥克利什要是評論說，我的朋友埃茲拉·龐德寫了這首詩：「看哪，他們歸來；啊，看那躊躇的/動作，和那緩慢的腳步，/苦惱的步伐與遲疑的/搖擺！」有人就會說：「這太糟糕了。這就是廢話。你還有更好的詩人朋友嗎？」等等。我們喜歡他，但我們使他騎虎難下。課堂和國會圖書館裡的場面可不一樣，是富有對抗性的。
《巴黎評論》：你是那些刺兒頭中的一個？
勃萊：噢，那是當然。我像只鬣蜥一樣鼓起喉嚨。麥克利什對我們表現得過於平靜，不夠激烈。我不是最壞的那個，但我是其中之一。某天，大約上了三節課後，他把我叫到辦公室說：「羅伯特，你明白，事情不能再這樣下去了。要麼你改變你在課上的表現，要麼我去跳窗戶。」我就說：「好吧，那就跳吧。」我當時還年輕；想要出風頭。他和其他人談了類似的話，但結果是那一年他再也沒有上課；我們只能挨個地去見他。我想他接下去的三年裡都沒有上課，直到這些退伍老兵都畢了業。但是，麥克利什認識海明威甚至龐德，這鼓舞了我們。我們覺得自己和那些真正重要的作家有了些許聯絡。當然，我們和他們沒有接觸，但我們離他們也不是那麼遙遠。
《巴黎評論》：你成了《哈佛之聲》的文學編輯？
勃萊：是的。我們有大量的來稿可以選擇，我們從有關詩歌和小說的爭論裡獲益良多。我們也發表自己的作品。我想起我給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一本新詩集寫過評論。
《巴黎評論》：那不是有點兒不同尋常嗎？那時候他非常過時了。你的老師們肯定也不會提到他；他們都是羅伯特·潘·沃倫（robertpennwarren）和艾略特那一陣營的，或者是麥克利什的陣營。
勃萊：我想是那樣的。威廉斯的確感到被忽略和厭惡。我想我是在格羅裡埃書店找到他的詩歌的。戈登·凱爾尼（gordoncairnie）經營著這家書店。艾略特曾在這裡和康拉德·艾肯見面；那兒有一種詩人沙發。詩人們坐在上邊。戈登可能會和某個剛閒逛進來的生客說，你能幫忙看十分鐘店嗎？然後他也許二十四小時都不回來！對詩人們來說，這家書店就是一個家。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對我來說最為重要，所以我搭便車去看他，從坎布里奇到帕特森，穿著我的卡其褲，我從附近的一家酒吧給他打電話：「我能來見見您嗎？」——「當然，來吧，孩子。」於是他讓我進了家門，說：「在那兒坐吧。你寫詩嗎？」——「嗯，是，我想算是吧……要我說是的。」他去忙他的事，計劃著交稿，用打字機打些東西。他時不時瞥一眼我。大約十五分鐘後，他說：「好了，孩子，現在你可以走了。」他明白我只是想要看看他。我飄飄然地走了出來，沿著大街遊蕩。那感覺太美好了。
但我們也仰慕艾略特，並且感覺離他很近，因為他在《哈佛之聲》上發表了他最早的詩歌。我畢業那年，《哈佛之聲》差點倒閉，我提議我們推出絕對會成功的一期——重印艾略特的詩歌。由頭是用這一期來「慶祝他六十大壽」。但我給封面做的校對太糟糕了，寫成了「十六大壽」。這太詭異了。幾周之後，我收到了艾略特的一封信，上邊寫著：「親愛的勃萊先生，最近我開啟一份《哈佛之聲》時吃了一驚，發現上面刊登了我早期的詩歌。如果我想重印這些詩，我自己就已經印了。你真誠的，t.s.艾略特。」好吧，這太丟人了。但是，甚至收到一封艾略特的責備的信，也使我們感到我們是嚴肅作家群中的一員。大概一年之後，唐·霍爾去了牛津，他有了機會向艾略特道歉，還在他狹長的辦公室裡與他愉快地聊了一番！
二、紐約歲月
《巴黎評論》：你也去了牛津或類似的地方嗎？
勃萊：沒有。我想我在大學裡交際太多，花完了能動用的資金，我得自己謀生。我原本打算讀一年，但最後讀了四年。開始的時候，從秋天到冬天我都住在明尼蘇達北部的一間小屋裡。我靠非法獵松雞維生；我想像彌爾頓那樣寫作。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五一年的夏天，我搬到了紐約，在那裡我又生活了三年，極其孤獨。「薄暮時如祭壇般，於中途的小客棧」，就像迪蘭·托馬斯寫的那樣。
我住在小屋子裡——好一點的屋子帶電爐——決心一天寫十二小時，一週至少寫六天。而且我做到了。為了維持生計，我一週工作一天，做檔案管理員或打字員，有段時間，做油漆工，帶著裝了連體工作服的漆匠包到處跑。當一個人過著法國人所說的閣樓生活時，他總是碰上有古怪的助人天性的人，真是令人驚訝。我會去某家職業介紹所找刷油漆的工作，但常常在中午時就會被炒魷魚。那家介紹所裡的傑克從來不生氣。他會送我出來說：「被炒了沒什麼。」他以為我想要獨處。最後，他派我一個人去給布魯克林一座大倉庫的內部刷油漆。每週四，我會把某堵大牆上的一塊刷成藍色，然後下週四再來，週週如此。我不知道他怎麼和倉庫主人說的：「為什麼這個活一直沒幹完？」——「我不清楚，有些夥計生病了。要找到好幫手不容易。」我在海軍部隊得風溼熱後患上了心臟雜音，在一次退伍軍人的每年身體檢查查這一項時，一位醫生甚至也想要幫我。作為一種殘疾，這個病帶來一張小支票。他說，呃，我沒有聽見任何聲音。但是雜音可能還會復發，我就寫你還有雜音，這樣你就能繼續獲得支票。你看起來有這個需要。
《巴黎評論》：你有試過靠你的寫作來掙錢嗎？
勃萊：在那幾年我唯一靠寫作掙的錢，就是來自印在《巴黎評論》上的兩首詩。幾天前，我找到了那時我寫給我母親的一封信，從信裡可以看出，我密切留意著那一期在紐約賣了多少本。
《巴黎評論》：你試過寫小說嗎？
勃萊：我想過成為劇作家，還寫了一部叫《馬丁·路德》的劇。但問題是我家裡沒人談這個。尤金·奧尼爾的家庭遭受苦難，但他們談論劇本。我的那種努力從一開始就是無望的。
如果你一週只工作一天，你就負擔不起一間好屋子。有一段時間，我從一個在布魯克林學院教藝術的女人那兒轉租到一間工作室，在華盛頓廣場東邊一座大樓裡；她週末使用這間工作室。她把她的工作室租給我白天使用，沒有意識到我睡在那兒並且也沒有其他的住處。晚上我去樓下的廁所時，不得不躲著門衛。而週六晚上，我睡在中央火車站。我把大部分日子都花在寫抑揚格十行詩上了。
《巴黎評論》：是些自然詩嗎？像你所仰慕的理查德·威爾伯寫的那種？
勃萊：不是。我不想寫個人化的詩歌。因為葉芝，我想要把歷史融入詩歌。所以我會從希臘或羅馬的歷史裡選取某個事件，比如阿基米德被一個粗心大意計程車兵殺死，並且設法使它代表一種更宏大的東西。我的工作可以說不合時宜。我也翻譯品達，這又是一個令人絕望的目標。
《巴黎評論》：這段時期裡，你有見過其他詩人嗎？
勃萊：那時候紐約的詩人不多。詩人們只在九十二街y朗誦。我有一兩個大學朋友，但沒有見過新的詩人。有一段時間，我住在西六十七街上的一間屋子裡，那是向一位南方來的老肖像畫家租的。他每天都認真地在那兒作畫，但又感到失望，因為薩馬岡帝俱樂部不再將他的畫掛在前廳。他大約六十五歲或七十歲；而我二十六歲。我們一起向西走五六個街區買麵包店出爐三天的麵包，再走回家。我們處於成功的兩邊——太年輕與太年老。
《巴黎評論》：你這樣生活了多久？
勃萊：在紐約？
《巴黎評論》：是的。
勃萊：三年。我沒法告訴你這有多古怪。我有時一個月都不說話。我就是一個在家修士，但沒人為我提供食物。不，我不是個修士。我被困住了。
這段獨居是多年活躍後的一個大停歇。然而我也失去了許多。我在哈佛寫的詩並不出色，但它們擁有某種語言，我們秘密地群居其中；人們能聽清我在說什麼。上個月，我讀了些我在那三年間寫的日記。我那時變得焦慮不安，因為我能看見自己正在失去我們作為人類所擁有的共同的語言。詞一個接一個消失在某個巨大的洞穴裡。後來，一位好朋友，韓國作家金容益（kimyongik）說，你在這首詩裡用了很多次「眼淚」，但你用這個詞表達的意味和我們其他人的不同，所以這首詩沒有效果。他是對的。我已經花了好多年來重獲一種共同的語言，一種能夠穿越人與人之間距離的語言。
所以那些獨居的年月有黑暗的一面。不過，其中也有某些值得深思的東西。畢竟，這種共同的語言我們說得那麼少，為何我們不該失去它呢？有時候它就只是社交中的饒舌。巴爾扎克在《路易·朗貝爾》裡提到某些「反對社會潮流的」思想。當他的人物遇上路易·朗貝爾，他感到「一種要投入無限之中的慾望」。所以這三年的獨居沒有提供許多生活，但與水平式的對日常社會生活的體驗相比，它是一種縱深式的生活體驗。
《巴黎評論》：這段在紐約的時光是如何結束的？
勃萊：它結束於我在坎布里奇拜訪了麥克利什之後，他讓我去愛荷華爭取一些洛克菲勒基金會提供給作家們的資金，結果卻徒勞無獲。他發覺我有些憔悴，就說，我會為你爭取這項經費。只要再找一位前輩作家推薦你，就能搞定。我花了六十五美元買了一輛車，駕車西行，在布盧明頓停下來，去聽約翰·克羅·蘭瑟姆的講座。他真是太好了。我寄給他一些詩作，他說了些像這樣的話：「親愛的勃萊先生，感謝你寄給我這些詩歌。其中一些我很喜歡。我想你應該在任何地方都能夠發表它們。很多詩都不錯。你真誠的，約翰·克羅·蘭瑟姆。」他竟然會寫信給我，這真是非比尋常。
同時，另一位作家忘了寄他的推薦信；因此，當我來到愛荷華市，經費已經沒有了。我記得第一次開車進愛荷華市，我看著那些低矮又毫無特色的建築物說，這是個怎樣的國家啊，像羅伯特·洛威爾這樣的一位偉大詩人竟然得在這麼個地方教書？我一定期望的是像英國國會大廈或盧浮宮那樣的建築。
我想找一份教學的工作，他們說雖然我沒有資格證書，但如果我加入作家工作坊，我就可以有一份工作。我教一門大一英語課和一門叫作「希臘與《聖經》」的課。教書就是突然浸沒在社交的燙水裡！我怕極了，花了兩週才能夠站在我的講桌後邊。我喜歡教書，但過多地參與到學生的生活裡。那一年我幾乎沒寫什麼詩。我能恢復到用標準的語言來教學，但詩歌的語言依然沒有蹤影。
《巴黎評論》：那年約翰·貝里曼不是也在那兒教書嗎？
勃萊：是的，他在。他總是有點酗酒的問題。一天早晨我在買牙膏，藥房廣播說前一晚警方在約翰·貝里曼準備破門進入他自己的公寓時逮捕了他。那是一所聲譽良好的州立大學。我說，約翰就這麼離開了。他說，這個國家只有一個人會不問一個問題而理解所發生的這一切；他打電話給在明尼阿波里斯的艾倫·泰特（allentate）。艾倫說，來明尼阿波里斯吧，約翰。於是約翰在明尼蘇達大學人文系教了幾年書，而且教得很好。菲利普·萊文（philiplevine）寫了一篇文章叫《我自己的約翰·貝里曼》，收在他的《時間麵包》這本書裡，文章講了貝里曼在愛荷華的教學，清楚地表現了他研討會的高壓氣氛。這是最好的一篇寫老師兼詩人的文章。
《巴黎評論》：你在愛荷華待了多久？
勃萊：我在那兒待了一年。一九五五年，我和卡羅爾·勃萊（carolbly）結婚了，在哈佛和紐約時我就認識她。我們搬到我父親為我保留的一處舊農場。我們在那兒待了二十五年。這座農場離我長大的那座農場相隔半英里。我仍然沒有擺脫我那種與世隔絕的狀態；我的父母難以親近，無所事事也令我困擾。我成日坐在外邊的田野裡。不過那兒有安寧。我依舊非常熱愛寧靜。我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雪野中的寧靜》裡收錄了在那兒寫的詩歌。我喜歡那本詩集，要不是搬回我童年時的鄉村，我就寫不出那樣一本有趣的書。
三、《雪野》
《巴黎評論》：五十年代後期的詩歌有怎樣一種氛圍呢？
勃萊：前幾天我寫一首詩，是這麼起頭的：「一九五八年有那麼一刻/我們想——/且我們是對的——那詩/我們的詩——將賜福每一個人。」這不容易解釋。在整個國家你都能感受到某種新鮮的東西。當你讀到說，五十年代是個沉悶的年代，你可千萬別信；並不是那樣，文學肯定不是那樣。羅伯特·克里利正在發表那些後來被收進《為了愛》的詩歌，是些很棒的作品！西奧多·羅特克正在修訂他那些生氣勃勃的詩，而加里·斯奈德正在發表那些後來收進《砌石》中的詩。羅伯特·白英（robertpayne）已經出版了他那本很棒的選集《白駒集》。李白說：「問餘何意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洪業關於杜甫詩歌的書也出版了——那本漂亮的綠皮書我至今還儲存在身邊。當時的氣氛裡有某種渴望。詹姆斯·賴特感受到了：「忽然間我意識到/如果我步出我的身體/我就會開出花來。」
中國詩歌和詹姆斯·賴特的詩句，正是對應該存在著「別有天地非人間」的這種渴望的語言表述。全美國的年輕詩人都滿懷期待地去信箱中取一些有野性的東西，比如《愛斯基摩皮艇》或是佛教冥想者寫的一些小文章。並沒有如潮水般的郵件——只是一兩個悅人的篇章，或者什麼也沒有。
我不知道為什麼那種渴望的氛圍會出現在五十年代後期。也許它的出現是因為我們贏了戰爭。成千上萬我這般年紀的人已經死去。有很強烈的對那種巨大犧牲的感激之情。敬畏和感激存在於當時的氣氛裡。也許我們覺得——像克里利說的——儘管文化崩解了，但我們還是有可能將它再次拼合起來。比如，在戰時，《詩刊》曾只有大約六位訂閱者。一切都在重新開始。
也或許完全不是這樣。也許沒有戰爭的時候，人們在空氣、風和詩歌中感到的單純的快樂就是尋常普通的。也許在電視機將人們聚在家裡餵給他們糟糕的精神食糧之前，他們的感受就是那樣的。有幾年，我們的感受，正如葉芝在他詩裡所表述的那樣，「有二十分鐘，或多或少，/彷彿我的幸福如此強烈/我有福了並也可以祝福。」
一九五六年，我接受了富布賴特獎學金，去把一些挪威的古代詩歌和現代詩歌翻譯成英文。像我這個年紀的作家知道好的英文詩，但不知道智利、秘魯、瑞典、德國、義大利的那些富有力量的詩歌。在奧斯陸圖書館我發現了巴勃羅·聶魯達。那一刻我還歷歷在目。是這樣的詩句：「女孩兒們/手捂心口沉睡，/夢著海盜。」
其中的誇張實在太美妙了。它核心充滿生機而外在又耀眼奪目——和t.s.艾略特是多麼不同。我曾在哈佛度過了三年卻從沒聽說過聶魯達的名字。新批評——雖然我還是很欽佩——的一個問題是他們對非英語的材料視而不見。
一種新的意象已經出現，它是一種全新的詩歌的動力，或是其守護神，或者說是這種詩歌的身體。塞薩爾·巴列霍說：「我將死在巴黎，在一個雨天，/那將是某個星期四，因為今天，星期四，記下這些詩行，/我安錯了我的上臂骨。」他沒有說，我穿錯了我的西裝。沒有，「我安錯了我的上臂骨！」「我從未像今天這樣發現我自己的/孤獨，當全部道路都在我面前。」
這是聶魯達有關死亡的很棒的詩：
那兒有荒僻的墓園，
裝滿無聲骨殖的墳塋……
那兒有屍首，
冰冷黏土做的腳，
死亡在骨頭中
如無狗之地的一聲狗吠……
太震驚了！「無狗之地的一聲狗吠。」
我接受了較好的文學教育，但我為這些詩篇震驚，所以我想我這個年紀的其他詩人也會被觸動。一九五八年，當我回來，比爾·達菲（billduffy）和我創辦了一份叫《五十年代》的雜誌。在封面內頁，我們宣稱「今日在美國發表的絕大多數詩歌都已非常過時。」我們想出各種各樣的方法來激怒那些用過時詩歌來投稿的人。一種方式是寫一張卡片：「待阿爾弗雷德·丁尼生勳爵之新書甫一齣版，特許您持此卡購買。」
每一期，我們都授予藍蛤蟆勳章給一位令人討厭的當時的文學名流；我們弄了個「杜莎夫人蠟像館」。裡邊有約翰·克羅·蘭瑟姆、艾倫·金斯堡和朗費羅（longfellow）等人的詩句。整件事有點兒青春期不成熟的性質，但其中還是有某種志氣的。
創刊號的每一個印本都會花掉我們一美元，而我們賣五十美分，所以我們在錢的方面做得不太好。但我們給每一位出現在《英美新詩人》上的人都寄了一本，相比於英美以外的詩人，他們是傳統的——我也是其中之一——此書由唐納德·霍爾、路易斯·辛普森和羅伯特·派克（robertpack）編輯。我們也在封底列出我們打算翻譯和發表的歐洲詩人。
《巴黎評論》：你們從「權威人士」那裡得到怎樣的回應？
勃萊：一個人寫信給我，說：「你以為你是誰？你什麼也不是，不過是個勃萊船長，在排水管上撒尿！」這真是個奇特的比喻。艾倫·泰特說過這樣的話：「所以人們能寫不是抑揚格的詩咯？貓也可以用它的前腳走路。那又如何？」這是另一個奇特的比喻。
詹姆斯·賴特那時候在明尼蘇達大學，也拿到了那期的一個印本。他注意到格奧爾格·特拉克爾被列在那些將要被翻譯的歐洲詩人裡，他接受富布賴特獎學金前往奧地利時偶然發現了他的作品，他回了一封長信來描述他企圖使英語系成員對特拉克爾感興趣時所面臨的絕望。之後的一週他就來農場拜訪了一回；我們於是著手翻譯特拉克爾，並開始了一段延續二十二年的親密友誼，直到他在一九八〇年去世。如果我只能從雜誌工作中獲得一份饋贈，那麼這段友誼就已經足夠。
《巴黎評論》：你們怎樣獲得《五十年代》的稿件？
勃萊：我們在《詩刊》上登了一則小廣告，大約花了二十五美元，立即收到了加里·斯奈德和大衛·伊格內託（davidignatow）的詩歌，我們就發表了。
我們發現自己也成了美國之外的作家小團體的一分子。有一天我們收到了一封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用紫色墨水寫的信。他感謝我們在希望翻譯的詩人中提到了他，並稱讚了我對戈特弗裡德·本恩（gottfriedbenn）的翻譯，然後說了這些話：「但我必須告訴您，不要再為我保留任何篇幅。您不要為此事操心。我已經偏離了我原先的道路，變得過時。您真誠的，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
《巴黎評論》：他說「偏離了我原先的道路」，是什麼意思？
勃萊：他的直覺告訴他，而且也的確是這樣，我們感興趣的是他在我們這個年紀時所致力於的那一類詩歌，也就是晦隱、典雅而注重內心的詩，它和法國象徵主義那種語言渴望與心靈融合的詩歌有關。他和安娜·阿赫瑪託娃以及瑪琳娜·茨維塔耶娃曾想使俄羅斯詩歌加入國際化的潮流。但是，俄國的苦難後來將他引向更為俄羅斯所獨有的問題，正如人們可以在《日瓦戈醫生》裡看出來的那樣。那是一個更為民族主義的、平凡的世界。他認為他的詩歌不會再令我們感興趣。他非常謙虛地提醒我們注意這一轉變。
《巴黎評論》：雜誌人員還有誰呢？
勃萊：嗯，卡羅爾·勃萊總是承擔雜誌的大量工作，還編這樣的廣告：「鍶90強筋骨。」我們都在想各種各樣能惹惱得勢或處於核心的權威。詹姆斯·賴特做了許多編輯工作。我們在一九六二年出版了《獅子的尾巴與眼睛》，比爾·達菲、吉姆·賴特和我各有十首詩，這正好是在我們出版《格奧爾格·特拉克爾詩二十首》的前一年。
編輯工作充滿樂趣。有時候，比爾和我拿一瓶佔邊威士忌上北邊的一間小屋，花一晚上退回我們收到的所有詩歌。他是個寫退稿通知的天才：「親愛的史密斯先生，這些詩歌令人想起假牙。您真誠的，威廉·達菲。」或者，「這些詩歌就像被切斷電源的冰箱裡融化了的冰激凌」，「這些詩歌像放了三天的生菜」。接著他們就會寫辱罵信回來，而我們則把這些信印出來。
我們刊登了許多保羅·策蘭和胡安·拉蒙·希梅內斯的非常棒的詩歌。幾年之後，我們準備好了《巴勃羅·聶魯達詩二十首》，是由詹姆斯和我翻譯的，於是我給聶魯達寫信請求允許刊出西班牙原文與譯文。我們給特拉克爾基金會付過七十五美元版權費。我對卡羅爾說：「你怎麼看？聶魯達更偉大，我們就出一百五十美元吧。」她說：「好主意。」於是我向他提到我們沒有很多錢，但我們可以承諾，美國的許多年輕詩人都會讀這本書。他回信說：「我非常瞭解你們的出版社。你們是率先出版我的兄弟塞薩爾·巴列霍的出版社之一。你們當然可以出版我的詩。我只有一個請求：你們直接將一百五十美元寄給巴塞羅那的一位書商。我欠他許多錢。你們的，巴勃羅·聶魯達。」
《巴黎評論》：這真是個好故事。收在《雪野》中的詩歌……它們是怎麼來的呢？
勃萊：我常常走出去到某個地方坐下。通常，一首詩要到某些事發生了才開始：「我起床走出去，到夏夜裡。/草叢裡一個黑暗的東西在我身邊跳躍。」詩歌並不按我想要說的東西而發展。通常第二節要到另一件事發生時才開始。也許是一片葉子掉了下來，或者是日落暗淡了樹木。
我們已談到的感激出現在六十年代初，在伍德斯托克。人們開始感到有什麼東西可以滿足這種渴望，也許是音樂，或者是毒品。但是渴望的本質就是無法獲得滿足。不過無論怎樣，那時正是這種渴望依附於流行文化之時。
《巴黎評論》：我記得關於《雪野中的寧靜》，喬·朗蘭（joelangland）說過，他認為你和詹姆斯·賴特為美國詩歌所做的事正是印象派畫家為繪畫所做的事，也就是把詩人帶到戶外，讓她或他精確地記錄他們在外邊時那裡所發生的事——所以詩歌說，那就是現在正在我面前發生的事。在這種意義上，它就好像某種在戶外的畫布，而你正在上面精確地畫出眼下正發生的事。
勃萊：噢，喬·朗蘭說的真是一番很高的讚譽。我不知道我們是否做到了那點。我們做了我們能做的。那些年我寫詩的時候，我不是像聶魯達那樣，努力穿越回好幾個世紀，體會人類長久以來的磨難和悲痛。我坐在一棵樹下，意識到這樣令我快樂：「我樂於待在這個古老之地，/玉米地之上能輕易看到之處，/好似我是一頭黃昏時準備回家的幼崽。」那種感激和渴望只持續了四五年。如今我在這個國家不再感到許多感激之情了。
那幾年裡，我們偶爾去紐約，在西十一街的格林尼治村待兩個月。我記得那時一個有趣的下午。唐·霍爾從英國回來為《巴黎評論》採訪t.s.艾略特。路易斯·辛普森和我想讓他帶我們一起去採訪。他不同意。「行啦，唐，我們快死了！這是我們見他的唯一機會！」——「不行。羅伯特不會老老實實的。」看來已成定局。但採訪那天早上，唐過來說：「磁帶錄音機壞了。我能借你們的嗎？」啊哈！我們可逮住機會了。路易斯和我上了科恩太太的公寓，艾略特和他的妻子正住在那兒。她請我們進去等一會兒，我意識到幾分鐘後t.s.艾略特就會穿門走來。多麼不可思議的事。他來了！唐向他打招呼，然後介紹了我們，沒說名字，說我們是兩位磁帶錄音技術員。艾略特對我們很和善：「你們想要蘇格蘭威士忌還是波本威士忌？」——「波本。」——「要不要加冰？」——「要。」——「我自己沒喝過加冰的波本。」接著唐就把錄音機放下。艾略特坐在沙發上，他的妻子離開走到右邊近旁。每當講起一個笑話，他都朝她投去溫柔的一瞥。就這樣唐和艾略特進行著他們的採訪。艾略特回答了些他以前回避的問題，比如，「《荒原》是一首基督教詩歌嗎？」——「完全不是。」他說以前從沒有一位美國詩人採訪過他。路易斯和我待在房間遠處的盡頭，挨著冰桶，被波本酒灌醉了。當採訪結束，我走到艾略特面前說：「你真是個了不起的人！」我記得我把他的帽子遞給他——我以為他要出門。我忍住沒將帽子戴在他頭上。我知道他會說：「如果我要戴這頂帽子，我自己就已經把它戴上了。」但這真是美好的一天。
四、翻譯
《巴黎評論》：我能問問你的翻譯嗎？你譯了很多。為什麼？
勃萊：拿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來說。翻譯他的作品對我而言真是一段不可思議的經歷，因為他這兒有一種我以前從未見過的意象。有意思的是歐洲人認出了這種意象；在幾年時間裡，他就享譽全歐了。你能如何描述他創作出來的奇特意象呢？「我們準備好了，展示我們的房子。/來訪者說：‘你們住得真好。/貧民窟一定在你們心裡。’」有段時間他被招入瑞典軍隊服了幾周兵役。《站崗》：「任務：在我所在之地。/即便當我負有這莊嚴而荒誕的/職責：我依然是創造/創造其自身之處。」這和法國超現實主義很不一樣，法國超現實主義的意象沒有中心。它們像沒有輻條的車輪。
《巴黎評論》：你能給我們說說這個中心可能是怎樣的嗎？
勃萊：「黎明到來，稀疏的樹幹/如今披上了色彩，霜打的/林花組成一支寂靜的搜尋隊/尋找消失於黑暗中的事物。」他迅捷得不可思議！他就像個跑步的人，你懂的，他進入森林，突然他跑開了，他就在你前邊，但我不知道他在哪兒。「林花組成一支寂靜的搜尋隊/尋找消失於黑暗中的事物。」這不是種戲謔，不是，而是有這樣的一種感覺，特朗斯特羅默比我們餘下的這些人更接近宇宙中心的某種寂靜的能量。「從未發生之事已在此處！/我感受到了。它們正在外邊：//柵欄外低語的一群。/它們只能一個一個溜進來。」真是不可思議。「它們想溜進來。為什麼？它們進來了，一個又一個。我是一座旋轉柵門。」真是奇妙；他在說，他是這些物品、造物以及想進入世界的意象的中心。但他沒有說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中心。他只是座旋轉柵門。這首詩真美，它和米開朗基羅的是多麼不同，米開朗基羅說，我造了這一切。我是上帝。
我想這兒我已經給出了我的觀點，通過翻譯像這樣的東西，詩歌深入你的內心，意象深入你的內心，而你不再說，嗯，特朗斯特羅默是一位偉大的詩人，或者說，這很新奇。你不那麼說。由於你為意象所做的工作，你覺得你自己被意象入侵了。你覺得它已成為你房子的一部分，就像某人搬進了你的房子，接著你的房子就變樣了。你的房子變了樣，因為這些意象進來了。這就是我關於翻譯的感受。它是一種賜福。
五、反越戰詩歌
《巴黎評論》：一九六五年，你寫了你第一首反對越南戰爭的詩歌。這些詩在一九六二年的《雪野》之後馬上就出版了，這似乎有些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