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奈德：好吧，非常簡單地說一下，我認為語言很大程度上是生物性的。而且這不是什麼激進的觀點。實際上，當前在很多方面它是被「科學語言學界」重新認真考慮的一個視角。所以，如果說它是生物性的，如果能夠學習語言，在四歲就能夠毫不費力地掌握複雜的句法是我們生物屬性的一個部分，那麼它便是自然的一部分，正如我們的消化系統是自然的一部分，我們的四肢是自然的一部分一樣。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是的，語言是自然的。當然，現在語言在某些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影響。但它的結構具有野生系統的性質。野生系統極為複雜，無法通過思考加以掌握——這是說，它們過於複雜，無法簡單地用思想術語或數學術語去把握——它們是自我管理、自我組織的。語言是一種自我組織的現象。描述性語言學追求事實，是一種描述已然發生的事情的努力。所以，如果你把「野生」定義為自我管理、自我組織和自我傳播，那麼所有自然的人類語言都是野生系統。想象力，我們可以說，出於類似的原因，也是野生的。不過我同時想要指出，存在著一種「前語言」的思考層面。並非總是如此，但很多時候是這樣。而且對一些人來說更甚於其他人。我想有些人更多地用語言思考，有些人更多地用視覺思考，或者也許，用肌肉運動來思考，在某些情況下。
《巴黎評論》：我們回到佛教問題上再來聊幾句吧。對許多詩人而言，詩歌是二十世紀的宗教。我好奇的是，從這一意義上說，你從佛教裡得到了什麼詩歌無法給予的東西呢？
斯奈德：多年前，當編輯兼詩人克萊頓·埃什勒曼（claytoneshleman）還在京都的時候，我和他有過一次好玩的談話。克萊頓當時正熱情洋溢、滔滔不絕地談論詩歌。我對他說：「但是克萊頓，我已經有宗教信仰了。我是一名佛教徒。」就像教宗對克萊爾·布思·魯斯（clarebootheluce）說：「我已經是個天主教徒了。」我不認為藝術可以成為一種宗教。我不認為它能幫助你教導你的孩子如何對食物表示感謝，如何看待是非問題，以及如何不給他人造成痛苦和傷害。藝術的確可以幫助你探索你自己的意識、心靈和種種動機，但它沒有一套程式去解決上述問題，而我也不認為它應該有。我想，藝術十分接近佛教，可以把它當作佛教修行的一部分，但有一些領域是佛教心理學和佛教哲學必須探索的，而如果藝術也試圖去做那些，就太愚蠢了。
《巴黎評論》：所以，你主要是從倫理道德的角度來劃這條界線的？
斯奈德：應該說，不但有倫理道德的角度，還有哲學，有虔敬精神，還有單單是它作為文化土壤的能力方面，在那片土壤上，你能傳遞一種存在的方式，而宗教在其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再者，宗教實踐和佛教禪修還有一個目標，即超越藝術。它能使人進入永珍完整而皆美的王國。一旦你真正進入那個世界，你就不再需要藝術了，因為每樣事物都那麼非凡、新鮮、令人驚歎。
《巴黎評論》：那麼，你為什麼還繼續寫作呢？
斯奈德：因為多數時候你並不想生活在那裡。我們生活在形式（「色」）的領域裡，我們應該在形式的領域裡行動。吉姆·道奇（jimdodge）和我曾去看莫里斯·格雷夫斯（morrisgraves）在奧克蘭的畫展，在那裡他和我爭論相對於藝術而言宗教所處的位置。我當時說：「從某種意義上說，你不需要藝術，吉姆。」於是，他去了莫里斯·格雷夫斯的展覽，欣賞莫里斯·格雷夫斯的畫作，而我穿過展廳，觀察畫作之間的空白，跟他一樣專注，並指出石灰牆上美妙的髮絲一樣細小的裂縫、光線的紋理，等等。你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帶著愛和專注的目光去看，任何事物都會變得很有趣。
《巴黎評論》：所以，你認為人們應該讀你書頁邊緣的空白嗎？
斯奈德：這是一門口頭藝術。他們應該傾聽那些在詩歌邊緣共振著的言外之意。
《巴黎評論》：就像中國詩歌充滿了「留白」（emptywords），故意留出空白，為了讓「氣」——那種呼吸——迴圈流通。一九七〇年你搬回內華達山，此後你就一直住在那裡。我想是從那一刻起，在你終於安居下來以後，你開始更多地談論植根於「地方」的詩歌。
斯奈德：的確，一九七〇年以來我寫的一些詩歌反映了一種身處某地的姿態，世上一個我常常要回去的地方。然而，我也還有很多詩歌源自去其他地方打獵和採集的遊歷。歸屬一方的想法並不排斥雲遊四海。相反，它對歸屬某地的人們是一種提醒——世界上除了加拿大人、澳大利亞人和美國人之外的每個人——他們知道自己來自何方。他們有一個可以回去的地方。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回答「你從哪裡來」這個問題。但美國人往往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他們會說：「嗯？你是問我在哪裡出生，在哪兒上的高中，我父母現居哪裡，我在哪裡上的大學，我在哪兒工作，還是我明年要搬去哪兒住呢？」這是個美國困境。所以歸屬一方的意思是你知道那地方意味著什麼。如果有人問你：「你來的那個地方唱什麼民歌？」你就有一首歌可以唱給他們聽。比如，在日本，你總是會被要求唱一首來自你家鄉的歌曲。
《巴黎評論》：是的。我們的歌曲是《我愛六月的紐約》。你認為地域感是詩歌的重中之重嗎？
斯奈德：不能作簡單的或字面的理解。更恰當地說，它是一種「根基感」（grounding）。而「地方」這個詞的含義伸縮度很大。事實上，如果現在有人問我：「你認為哪裡是你所屬之地？」我會給出的「寬泛」的答案是：「如果有一個地方，我認識那裡的大多數樹和鳥，大致知道那裡眼下的氣候，正在發生的事情，而且我花過足夠多的時間去親近它、熟悉它，那麼它就是我的所屬之地了。」鑑於此，「地方」對我而言便是：從加州海岸的大蘇爾地區周邊出發，沿著太平洋海岸一路向上，穿過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穿過阿拉斯加東南部，從阿拉斯加西南穿出，一直到阿留申群島，然後向下進入北海道和日本列島，再往下穿過臺灣。目前而言，那是我去過的、生活過的、並且對之有所瞭解的地方。所以，那就是我的地方。
《巴黎評論》：既然我們談到了你的世界版圖，人們對你作品中基本上不談歐洲文明——或者說，至少是缺乏舊石器時代之後的歐洲——感到疑惑。對我而言，這並沒有比其他人的作品不涉及亞洲——更別說非洲了——更叫人震驚。但問題還是提出來了。這是對歐洲中心主義的蓄意批評，或者你只是追尋著自己的興趣走？
斯奈德：的確，我歐洲去得不多，但我的詩歌並非完全不寫歐洲。我作品裡有一些關鍵點是與西方文化的洞察力相聯絡的，它們是古典的，如果不說是舊石器時代的話。學者羅伯特·託蘭斯（roberttorrance）甚至還寫過一篇小文章，論述我作品中的西方因素。不過，我在西方文化中發現的大多數價值都是在前基督教時代、異教和母系氏族當中。而且，我追蹤一些我認為自己能看到的相互聯絡，比如我發現一條從希臘詩學到西班牙的阿拉伯詩歌，再轉到洛爾迦，然後再轉到傑克·斯派瑟這裡的線索。當然，我感謝波格米爾人、韋爾多教派、阿爾比教派、蒙塔尤的牧羊人、再洗禮派、貴格派、盧德派、孟諾教派和沃伯萊斯。現在，我已經老到可以像享受露營那樣享受酒店了，我想我會開始訪問歐洲。我愛西班牙——我最近去了那裡。
《巴黎評論》：我想換個話題，談談「工作」這個詞，它是你所有創作的核心。從眾多例子中選一個，你曾這麼寫：「換過濾器，擦車頭，參加會議，收拾房屋，洗碗，檢查浸油尺，不要讓你自己以為這些瑣事會干擾你追求更嚴肅的事業。」一位作家如果把寫作當作她/他「真正的工作」，而所有這些其他事務又如此應接不暇，這對她/他而言意味著什麼？
斯奈德：如果一個人真正的工作是寫作，而且如果這個人是一位小說家的話，我想作為一名寫作者，他的工作的確會把他實實在在地箍牢在書寫、想象、假設、研究和按照預定的思路推進等等行為上。然而，如果他是一位非虛構散文家或者詩人，那麼他會更傾向於把處理日常事務作為「真正的工作」的一部分，而他真正的工作實際上就成了生活。而生活終歸要落實到日常生活。這也是一個很有影響力的佛教觀點：我們學習的，甚至有希望讓我們開悟的，是對我們自身所是以及我們必須去做的事務的全然接受，身心兩方面都不逃避、不躲藏。正因如此，佛教教導人們從日常活動中尋找儀式化的、近乎神聖的品質。這就是日本茶道的全部意義所在。日本茶道是聖禮式飲茶的典範。喝茶被看作廚房和餐廳的隱喻。你學習如何喝茶，而如果你學會了好好品茶，你便會知道每天如何打理廚房和餐廳。而如果你學會了打理廚房和餐廳，你便學會了持家。而持家的本事，差不多是一條分界線。「ecology」（生態學）這個單詞的意思是房屋，oikos，你知道的，它源自希臘語。「economics」（經濟學）這個詞也是從oikos發展來的。oikosnomos的意思是「管理家宅」。所以，這是看待工作的一種方式。我知道其他詩人說過其他的話，從其他角度看待工作，我對他們表示尊重。我絕不會認為只存在一種詩歌。
《巴黎評論》：我這裡有句話，是奧登說的：「每個人的目標都是不必工作地活著。」而在剩餘的篇幅裡他所說的意思大體就是：工作是別人強加給我們的某種東西。
斯奈德：我會同意奧登的觀點。生活的目標是不把工作當工作，而是把它當作你的生活和玩樂。這是看待它的另一種方式。
《巴黎評論》：但是從頌揚工作的美德這個意義上來說，這與加爾文教有什麼區別呢？
斯奈德：嗯，工作本身並不帶來救贖，也不會自動變得高尚。它更有一種認可、識別以及把必要的變成迷人的品質。而它並非總是迷人的，而我說過的話沒有一句應該引導人們這樣想：一個受壓迫的工人必須吞下和接受他的生活現狀，毫不還擊。絲毫沒有這層意思。你的問題讓我有點驚訝，因為不管從什麼角度說，成為一名清教徒離我十分遙遠，順便說一下，佛教也一樣。在佛教中有一種很有趣的品質，它享受壞，承認壞。於是，你可以是壞人，卻同時又是一個好的佛教徒。所以，我說的每句話也都可以反過來說。我可以說，「我討厭工作」，讓他滾吧。也可以像菲爾茨（ds）說的那樣，「如果一件事情真值得做，那麼做得再糟也值」。
《巴黎評論》：說到做事，讓我問問你的寫作方法。我聽說你擁有一些體系複雜的檔案卡片，甚至用於寫詩。你能描述一下嗎？
斯奈德：我認識的大多數作家，尤其是散文作家，都有一家井井有條的工作間。在較長篇幅的詩歌專案工作中，有些環節跟做研究工作很像。我對想要成為詩人的年輕人說，不要害怕整理，它的瑣碎並不會讓你變笨。我使用一些從人類學家和語言學家那裡學來的整理系統。現在我也用電腦。我有位朋友是個水文專家，他給了我很好的警示：「每天結束時整理好你的田野筆記！」然後儘快輸入硬碟，並且一定要備份。但是主要的事情是讓思維有廣闊的空間，並且學會在記憶和想象中四處漫步，聞一聞，聽一聽。
《巴黎評論》：你的詩歌以高度凝練和音樂性著稱。這些詩句是一齣現就這麼緊湊的嗎？還是一開始更長些，隨後你把它們砍削成了這樣？你是否會有意識地數音節和重音數，還是你只是主要靠旋律感來寫？
斯奈德：我寫的詩有一類是高度凝練的，並且有很強的旋律感。當一首詩光顧我，在吟它和寫它的過程中，那些句子自己會為整首詩建立起基本的格律，甚至是一種音樂性的或富有節奏感的詞句。我寫好後會把它擱好長一段時間，然後修改時再反覆微調。在朗誦會上讀新寫的詩會把詩歌律動和樂感方面的細微瑕疵呈現出來，讓你立即意識到。我不數音節和重音數，但是我會去探尋一首詩賦予了自身怎樣的形式，然後在那個方向上進一步努力。當然我也寫一些其他種類的詩歌——更長的、不太抒情的、正式的、引經據典的或戲仿諷喻的，諸如此類。在我目前正在寫的一些詩歌中，我在試驗如何在散文語言和抒情語言之間來回切換。
《巴黎評論》：我聽說，跟其他許多作家不同，你發表作品的速度很慢——在作品面世之前你會把它們擱置幾年。為什麼要這樣？目前你有什麼作品正晾著等幹呢？
斯奈德：嗯，我發現如果你把一首詩擱置得夠久，你能更好地看見它，聽見它。並不是說一首放在那裡不斷修改的詩無法達到差不多完成的程度。我不急於發表——是為了讓直覺和品味發揮作用；你守著一首詩，等待幽微洞見的乍現。散文寫作也是如此。但讓它等著有時候或許是一種奢侈，因為常有一些緊急原因，迫切需要你的作品面世，尤其是那些評論時事的文章。我最近完成了一部作品，我把它叫作《山河無盡》——一系列長詩，我寫了幾十年。我為自己讓這些作品等了這麼久感到高興，它變得更有味了。
《巴黎評論》：你認為是什麼原因讓它花了這麼長時間呢？
斯奈德：是這樣，當我一九五六年積極投入這項工作時，剛剛完成那首書本長度的詩《神話與文本》——那本書只花了三年——我以為需要五六年才能完工。我開始學習《法華經》和一些地形學、生態學書籍，作為一點起步研究，同時我坐船去了日本。事情比我預想的要複雜得多，而那些詩歌東躲西藏。所以我索性放鬆下來，心想，愛等多久等多久吧。當我走路、思考和研究的時候，一直掛心於它，但也沒有對山神繆斯提任何更高的要求。就這樣我每年完成一部分，幹了四十年才最終完工。
《巴黎評論》：完成像《山河無盡》這樣一項長達四十年的工作，什麼感受？
斯奈德：完成它有什麼感受？我滿懷感激。雖然我現在還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我在研究如何朗讀它，還要繼續搞清楚它是怎麼運轉的。
《巴黎評論》：就像龐德和《詩章》那樣，你是否發現無法讓自己從《山河無盡》中抽身出來去做其他事情？
斯奈德：如我所說，很長一段時間我對結果如何頗為放鬆。但我的確一直凝心於它，從不敢稍加輕忽。在那些年裡我還撰寫並出版了十五六本書。然後，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六年間，我看見《山河無盡》的整體樣貌已成形，就把它放到了首位——停止其他所有寫作，荒蕪了花園，讓松針堆積在路上，停止了詩歌朗誦，不回郵件，不參加聚會，我的舊卡車也停止了奔跑——直到這本書寫好。
《巴黎評論》：四十年寫一本書，這個過程有沒有帶來下一個專案的萌芽？你接下來打算做什麼？
斯奈德：我接下來想做的事情是重整花園、重啟卡車，和年輕人一起去沙漠、河流，也許城市，和一大群老朋友重新聯絡上，然後回到散文寫作上去，解決我們時代的棘手問題。
《巴黎評論》：你是不讀詩歌的大眾也能接受的少數詩人之一。然而你在什麼地方說過——在你談論羅伯特·鄧肯的時候——你說那些你永遠無法完全理解的詩歌最吸引你。我在想，你是否出於對普通讀者的考慮，有意識地刪去了一些朦朧、晦澀的內容，讓你的詩歌更明白易懂？
斯奈德：半有意半無意吧。我寫過很多不同種類的詩歌，其中一部分——也許百分之二十五，也許百分之四十——是容易讀的。我想部分原因是我想到了讀者，我想要創作一些我知道可以與那些跟我一起生活和工作過的人分享的詩歌。毫無疑問，很多工作詩歌、旅行詩歌和一些與地方相關的詩歌是我可以並且確實跟我的鄰居或者工作夥伴分享的作品。我一直非常享受這個過程。與此同時，也有一些不容易理解的意識領域和挑戰。我寫過一些相當費解的詩。一般來說，我不會在朗誦會上讀它們。
《巴黎評論》：讓我很快問一下你那本詩選的問題吧。《無有自然》，作為題目，顯然會讓很多人嚇一跳。它看起來像世界末日，直到你意識到這類似於佛家諧語：真正的自然是沒有自然，一個人的本性是無本性。這麼說對嗎？
斯奈德：對的，它同時也是一個批評理論的玩笑。
《巴黎評論》：從什麼意義上說呢？
斯奈德：由於有些人認為每件事都是一種社會建構，於是我補充了一條：社會是一種自然建構，包括工業和有害物質。
《巴黎評論》：有趣的是，像你這樣一個積極投入環境運動的人，你的作品中卻沒有災難，這很出人意料。在你的詩歌中很少有壞訊息——沒有博帕爾，沒有切爾諾貝利。你是在樹立正面榜樣嗎？或者因為你就是生性很樂觀？
斯奈德：有幾首詩裡有一些特別壞的訊息。回溯到一九五六年，我寫了一首叫《這個東京》的詩。還有一九七二年我為《紐約時報》的專欄寫的《地球母親：她的鯨魚們》也是。不過，我感到我們的社會狀況和生態狀況已是如此嚴峻，我們最好還是有點幽默感。情況太嚴峻了以至於無法感到憤怒和絕望了。而且，坦率地說，過去二十年的環境保護運動過度暴露末日場景，並沒有把工作做好。末日場景，儘管它們可能是真的，但在政治上和心理上都不會起什麼好作用。我想，第一步是讓我們愛這個世界，而不是為世界末日感到恐懼，這也是為什麼我這樣寫詩的原因。讓我們熱愛世界，意味著既愛人類，也愛非人類，然後開始更好地照料這個世界。
《巴黎評論》：很多人驚訝地發現你不是素食主義者，也不是盧德分子，而是使用蘋果電腦的食肉動物。這一方面把你跟很多佛教徒區分開來，另一方面又跟環保運動中的某個分支區分了開來。有什麼要說的嗎？
斯奈德：噢，不，我不是食肉動物，我是雜食動物。食肉動物的腸子短得可笑！我是一個非常節制的雜食者，正如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很少吃魚吃肉，但他們並不拒絕肉食。我全面探討了這個問題——為佛教徒們——發表在最近一期的《十方》上，這是一家洛杉磯禪學中心辦的刊物。重要的仍然是第一條戒律：把傷害降至最小。在關心可憐的家禽、家畜的同時，我們必須考慮到農業綜合企業對全球環境的惡劣影響。道德行為並不只是遵守某條規則的問題，而是檢驗一條戒律如何在實際生活中切實地指引人。
現在，說說環保主義者，我在《地球優先！》和《蠻荒地球》的朋友們雖然觀點不一，但有一點是共同的，他們不是道學先生，也不是清教徒。他們從事生態政治，就好像它是一種橫衝直撞的體育運動似的。對此我完全贊同。
至於計算機：文書處理器無法促成轉變，語言才會。文書處理器僅僅是一種便捷裝置。一定要盯住最要緊的事情！
觀眾：今天下午我跟我的老師通電話，她是拉科塔人。我提到我將見到加里·斯奈德。她說：「噢，加里·斯奈德。他是個印第安人。問問他他是否知道這點。」你可知道你是個印第安人，一個美洲原住民？
斯奈德：她那麼說真是太友善了。我不知道我是否知道我是印第安人。不過，我的確知道我是一個美洲本土居民。這又是一個龜島生物區視點。從比喻意義上說，每個「在龜島重生的人」都是美洲本土居民，每個有意識地、慎重地選擇居住在這個洲，這個北美洲，對未來，以及對如何正確地在這裡生活滿懷豪情，本著這樣一種意識：「是啊，未來幾千年我的子子孫孫和所有一切都將生活在這裡。我們不是即將迎向什麼新疆界，而是我們現在已在這裡。」這樣的人都是美洲本土居民。在這個意義上，非洲美洲人、歐洲美洲人、亞洲美洲人聚齊到一起，都是美洲本土居民。於是你明白，那些你的祖先們離開的大陸是你可以去參觀的好地方，但它們不是你的家。家在這裡。
《巴黎評論》：那麼，你認為誕生於這裡的神話屬於每個人嗎？
斯奈德：它們屬於這個地方，而且它們還將屬於那些把自己融入這個地方的人。然而這並不是很容易，需要花力氣。
《巴黎評論》：我剛剛是在故意抬槓呢。我知道在七十年代有美洲原住民批評你——我不認為他們的批評是公允的——大致是這麼說吧：「喂，白種男孩，把你的手從我們的土狼身上移開。」
斯奈德：你知道，土狼這個狡猾的形象，在地球上到處可見。在神話和民間傳說中，它從四萬年前開始就已覆蓋了這個星球。我們都知道，它完全是世界性的。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神話和民間傳說是古老的國際性的世界遺產。問題是要認識到如何處理它們，以及如何對它們做出回應。「土狼老人」的系列故事誕生於地道的美洲本土經驗，突破了文明—歷史的時間藩籬，而現在完全在二十世紀文學中紮下了根。這是某種實現了跨越的東西。這相當神奇。而我確信其他事情也將會像這樣適時證明它們能跨越時間。你不能反對這樣的事情發生。它使得新舊兩個世界都更豐富了，而且它證明了想象力的開放性。
《巴黎評論》：當前正有很多事情在分裂這個國家。這讓你感到害怕嗎？
斯奈德：嗯，和其他任何人一樣，想到美國和我們社會的未來，我有時候也會非常不安。要說我已經找到了什麼簡單的答案，那就太愚蠢了。對那些能夠做到的人來說，一件可以做的事情是不要搬遷。留在原地不要動。原地不動並不意味著不去旅行。它的意思是歸屬於某個地方，捲入在那個地方能夠做的事情中去。因為如果不這麼做，我們將不會擁有一種適用於美國的代議制民主。我們現在是寡頭政治，不是民主制。滑入寡頭政治的部分原因是沒有人在任何地方居留得足夠長久，擔當起對社群和地方的責任。
觀眾：幾年前的一次電臺採訪中，有人問你的政治立場，你回答說你是個無政府主義者。你能解釋一下嗎？以及無政府主義究竟是怎麼回事？
斯奈德：你知道嗎？我真的很後悔在電臺裡說那番話。那是在「新鮮空氣」那檔節目裡。我儘量不在電臺裡說這個。事實上，我甚至儘量避免使用「無政府主義」這個詞，因為它立即會激起你剛才提出的問題，那就是：「你能解釋一下嗎？」這個術語不應該用，因為它有太多令人困惑的聯想。無政府主義可以指非國家主義的、自然的社會，與依靠法律條文組織起來的社會形成對照，作為人類組織的另一種可供選擇的模式。不要完全從字面意思去理解，而是要做詩意的理解，把它看作朝向建立更好、更行之有效的社群的一個方向。在政治史上，無政府主義並不意味著混亂，它意味著自治。因此一個真正的無政府主義社會是一個自治的社會。我們都需要更好地學習如何管理自己。我們可以通過實踐去做到，而實踐的意思是你必須去參加會議，而參加會議會讓你感到無聊，所以你最好學習如何冥想。
《巴黎評論》：為官之「道」（tao）。
斯奈德：對。為官之「道」。任何一個冥想的人都知道如何打發無聊，於是你就可以去開會。這也是我參與政事的方式。
《巴黎評論》：在你的宗教實踐、語言學習和詩歌研習中，你必須遵守非常嚴格的紀律。你發現你的學生們現在還願意遵守那些紀律嗎？
斯奈德：嗯，這個，我從沒有感到自己在遵守紀律。自我十六七歲後，我再沒有做過我不想做的事了。一直是我自己的選擇。當我學習漢語，那是我自己想學。我隨時可以停下來，沒有人付錢讓我那麼做，我的父母也從沒有執意要我做那些。所以，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我總是依據自己的自由選擇去行動。然而，我肯定會說，在我遇到的學生中，熱情高漲，願意積極投身到某事中去的人，是不容易找到的。但是總會有幾個人內心深處燃燒著某種火。
觀眾：關於眼前的世界，您會對十六歲的孩子們說些什麼呢？他們該做點什麼？
斯奈德：這是作為詩人的職業風險之一。你會被問一些你完全不知道答案的問題。我會說我對我十八歲的繼女說過的同樣的話吧：你將不得不接受大量正規教育。但是不要以為四年的教育是終點。當今時代你必須走得更遠一些，否則意義不大。但是即便你在接受教育，也不要以為你比那些未受教育者或文盲更高一等，因為在第三世界，在文字尚未出現的世界存在著大量的文化智慧和技藝，本質上完全跟歐美社會已然創造出來的任何東西一樣行之有效。而後告訴他們最基本的道德戒律：無論做什麼，儘量不要造成太大傷害。
（原載《巴黎評論》第一百四十一期，一九九六年冬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