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三澍/譯
蒙馬特的這套小公寓就是伊夫·博納富瓦的工作室，距他的住所僅幾步之遙。後窗俯瞰一座小花園，那是蒙馬特為數不多的未被建築物破壞的遺蹟之一。一棵巨大的楓樹遮蔽著樓房和玫瑰花覆蓋的牆面。公寓裡擠滿了書和桌子，詩人的書桌則佔據了最大的一塊區域，桌上堆著的東西直接擋住了詩人的身影。一座蟲蛀的聖巴巴拉小型雕像，「十七世紀初的藏品」；一幅賈科梅蒂為妻子安奈特製作的石版畫；一幅描繪魏爾倫、蘭波和瑪蒂爾德·莫泰（魏爾倫之妻）的油畫；還有一些蘭波和波德萊爾的照片貼在牆上，或是擺放在直抵天花板的大書架的壁龕裡。「我每天都穿過馬路，來這兒靜心工作。」他解釋說。
伊夫·博納富瓦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四日生於圖爾。他曾在普瓦捷大學和索邦大學修讀過數學、科學史和哲學。他在法國國家科研中心工作了三年，然後全身心地投入寫作和授課。
一九五三年，首部詩集《論杜弗的動與靜》剛出版，博納富瓦就憑著嶄新的強勢聲音而贏得了認可。它和後續的三本詩集共同組成了《詩選》一書。一九八七年，他出版了詩集《曾經無光之物》，隨後是一九九一年的《雪的開始與結束》。時至今日，他已被公認為法語世界最傑出、最具影響力的詩人。
一九五四年以來，博納富瓦也創作了大量文學和藝術批評：《蘭波》《曼託瓦遺夢》《羅馬，一六三〇》《詩歌談話錄》。他翻譯的莎士比亞迄今最受推崇，兩年前他還出版了法譯葉芝詩歌五十首。
過去三十多年來，博納富瓦常以文學教授或者演講者的身份造訪美國高校，同時也在法國大學裡短暫執教。他是法國弗拉馬裡翁出版社《觀念與探索》叢書的主編。他曾主編《神話》一書，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已發行了此書的英譯本。他的太太、美國畫家露西·瓦因斯（lucyvines）和他育有一女：瑪蒂爾德。
去年秋天，法國國家圖書館為詩人舉辦了盛大的全景式展覽，涉及他的手稿、初版書及影像檔案。
一九九二年六月，慷慨的伊夫·博納富瓦在書房接受了持續數小時的訪談。一年後，第二場在圖爾城堡進行的談話則主要觸及他和畫家們合作出版的書籍以及他的藝術評論。
——舒莎·格皮（shushaguppy），一九九四年
《巴黎評論》：你是在一個仲夏夜出生在圖爾的，據說圖爾的法語最為優美，那兒也是法國詩歌奠基者之一龍沙的出生地。你在圖爾生活過嗎？
伊夫·博納富瓦：我二十歲之前都在那兒生活。後來除了去看望母親，我很少回去，她一輩子都生活在那裡。最近我才有機會重訪舊地。
《巴黎評論》：你父親在鐵路上工作，母親是小學老師。他們對文化感興趣嗎？在英國，類似的人群似乎對文化沒什麼偏愛。
博納富瓦：確實沒有特別的興趣。我的祖父母在洛特河谷附近開了一家旅館。就在火車站旁邊，他們出租幾個房間。祖母負責做飯，祖父負責照顧客人。他也順便攬些理髮和製作夾克的活兒。有一天，幾個神父途經村鎮，問誰家有小孩願意跟他們去接受良好的教育，然後成為神父。祖父把我父親交給他們，他就被帶進了羅卡馬杜爾神學院。
我父親不喜歡學習，沒過幾年就跑回來了。祖父很生氣，跟他說，如果不想學習，就得學會照顧好自己。他就離家跟一位鐵匠親戚當學徒。服完漫長的兵役，他到鐵道工廠去造機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工作得很賣力，但窮得叮噹響。我覺得他應該沒空關心文化。
我外祖父是個老師，對知識如飢似渴。他親手做了一張很窄的松木桌，伏案寫出了各種型別的書，包括一部歷史學論著和一部討論道德問題的書，他只為了享受寫作的樂趣。他可能自認為是個作家，幻想著有朝一日這些書都能出版。我還留著他的手稿，內容非常駁雜，比如植物和花朵的圖樣，還有關於幾何學透視的研究。他不信教，但寫過一本論述宗教訓諭和宗教史的小冊子，題目叫《論鄰家之愛》，我估計這是向牧師鄰居表示友善的方式。
他希望兩個女兒能成為老師。我姨媽很聰明，接受了父親的人生規劃。但我母親十五歲就得了重病，中斷了學業。所以她決意當個護士。當時這種職業並不受歡迎。戰爭期間她當了護士，跟我父親結了婚，然後做了小學教員。
我十三歲時父親就去世了。那時外祖父也已不在人世，但後者對我一生的影響顯然很大。老人家藏有很多書，喜歡思考、閱讀，也寫作，是我的榜樣和參照系。現在，出生在類似環境的孩子可能很難像我童年時那樣接觸到知識和教養良好的社群。當時的教育體系又好又高效：公立小學非常出色，我們真能學到東西，但今天，尤其在貧困社群，只剩下喧譁和哄鬧。我外祖父畢生的事業歸功於一個事實：他那個時代已經實行義務教育。他未婚先育的母親在當地橡樹林裡放豬，兒子的任何事她都幫不上忙。但他考了整個地區的第一名，贏得教師培訓學院的獎學金，成了一名教師。借用蘭波的說法，他是「人權宣言之子」，所有人都有受教育——包括進小學——的權利。畢業後，我參加比賽並獲得了一筆資助，繼續在圖爾市笛卡爾高中學習。現在教室裡的學生太多了，但那時我們還能學習拉丁語、認真讀書。
《巴黎評論》：你高中畢業後做了什麼？
博納富瓦：我進了專為高等專業學院入學考試而開辦的備考班，分文科和理科。我選了理科，同時在普瓦捷大學攻讀數學的學位。後來我意識到高等專業學院往往注重特定職業的培養——當工程師，採礦，從事數學教學——這些我都不太感興趣，我已經確定了我的人生方向就是寫作。所以我來到巴黎，原打算拿一個數學學位，結果混進了超現實主義圈子。在圖爾讀高中時我就對超現實主義有所瞭解，也讀過安德烈·布勒東。
《巴黎評論》：你打算成為作家的時候，就已經確定做一個詩人了嗎？
博納富瓦：我至今儲存著姨媽送我的一本小型詩歌選本，可能是我七歲生日的禮物。她題寫了一句話：「贈我的教子——未來的詩人」。倒沒什麼神秘色彩。學習閱讀和寫作之前，我就知道這一切都是為寫詩做準備。為什麼呢？大概我總感覺自己做不了平日裡司空見慣的那些行當。
《巴黎評論》：你青少年時期讀了很多詩嗎？寫過詩嗎？
博納富瓦：我從小學開始讀詩——維克多·雨果，浪漫派，巴納斯派——這是課程內要學的。我外祖父書房裡還有一些十九世紀詩歌的選本。阿爾弗雷德·德·維尼（alfreddevigny）最讓我印象深刻。我有一次在朗誦比賽上獲獎，憑著激情打動了評委，讀的就是維尼的《摩西》。這首詩和《牧羊人之家》都屬於最優美的法語詩，但遺憾的是它們在今天被忽視了。
《巴黎評論》：巴納斯派呢？有沒有讓你印象深刻的詩人？
博納富瓦：他們的詩我讀著有點沒勁，但我喜歡勒孔特·德·李勒（lecontedelisle）翻譯的荷馬，尤其是《伊利亞特》，把我帶進了古典時代。我時常感到和下一代之間有代溝，儘管五十年代剛滿二十歲的那代人只比我略小几歲。我在外祖父書房裡讀到的書後來愈發無人問津。後一代讀的都是二十世紀的作者：米肖、普雷維爾、艾呂雅之類。我很慶幸自己讀過古希臘作品，以及拉辛和高乃依那樣的法國古典作家。
《巴黎評論》：你什麼時候讀到波德萊爾和蘭波的？你的作品很明顯地受到他們的影響。
博納富瓦：當你手頭的書寥寥無幾，選集就顯得尤為珍貴。十四五歲時我讀到一本《走向抒情鍊金術》，發現了波德萊爾、奈瓦爾和聖伯夫那些代表早期現代性的動人詩篇。後來我讀了一陣子瓦雷裡。被瓦雷裡迷住的遠不止我一人，那是整個時代的現象。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我一抵達巴黎，就跑去法蘭西公學院聽瓦雷裡的講座。禮堂裡聽眾不多，我也不認識任何人。後來我發現齊奧朗和羅蘭·巴特也在。我們都很痴迷瓦雷裡，雖然他不是一個有趣的演講者——可能因為他相當疲憊，生著病，或者他對其他詩人的作品其實並不感興趣，只不過，這些作品能幫他撐完每年二十六小時的教學任務！這二十六小時不能都用來談論自己，即使他是並且樂於做一個自我的見證者。不管怎麼說，我依然欽佩他，依然喜歡他的一些詩，特別是那首漂亮的《海濱墓園》。後來我叛變了，寫了一篇關於他的煽動性文章，叫做《變節者瓦雷裡》，我指的是對詩歌的背叛。文章後來收進了我的文集《不太可能》。
幾年後，齊奧朗也幹了類似的事，當時傑克遜·馬修斯（jacksonmathews）在編美國版《保爾·瓦雷裡全集》，想請他撰寫序言。他一邊寫，一邊怒火直冒，結果寫成了一篇很刻薄的文章，出版社只好棄之不用。
《巴黎評論》：博爾赫斯說《海濱墓園》裡著名的那幾行（「海啊，海永遠在重新開始/噢，沉思之後的獎賞」）簡直是扯淡，沉思怎麼還需要獎賞？這是虛張聲勢嘛。
博納富瓦：說他虛張聲勢也罷，不過這也是一種懺悔：瓦雷裡強調肉身性和感性，他覺得思想剝奪了他存在的最佳部分。這首詩結尾說：「起風了！……須得努力活著！/巨型空氣翻動又合攏我的書，/浪敢於將迸濺的粉末撒上岩石！/飛逝吧，全然目眩的紙頁！」看來風、水、陽光對他而言比「書」更重要，即使後者每天都呼喚他。不論博爾赫斯怎麼想，我們都必須理解這種合法性。
《巴黎評論》：所以你一九四三年末來巴黎見到了布勒東，儘管超現實主義已經終結——安託南·阿爾託（antoninartaud）和其他人早在二十年代就離開了，而路易·阿拉貢和保爾·艾呂雅分別是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九年離開的，隨後加入了共產黨。羅貝爾·德斯諾斯當時快去世了。那麼超現實主義陣營還有誰呢？
博納富瓦：一九四四年，布勒東和其他幾位超現實主義者還留在美國，他們在那兒度過了戰爭年代。這場運動的參與者、畫家維克多·布羅內（victorbrauner）當時在巴黎，一九四六年布勒東從美國回來時把我介紹給了維克多·布羅內。但你要知道「帝國統治下的共和國多麼美麗！」——他們這樣說。戰爭結束後，我失望地發現布勒東心裡不再有任何宏偉計劃，甚至缺乏真正的信念。他滿足於每週兩次主持由二十幾個年輕崇拜者組成的集會。我是仰慕者之一，但我不喜歡這種方式——冗長的咖啡館漫談沒有任何啟發。
布勒東一直很愧疚，他在法國被德國佔據、喪失活力的時候離開了，不像某些超現實主義者加入了冒險的抵抗運動。但他錯了，因為閱讀過抵抗者詩歌的年輕人雖然對他們的情緒抱有同感，卻認為這種詩歌的冒險精神還不夠。他們認為偉大的鍊金術、大膽的詩歌實驗不能降解成對社會的直接關注。換句話說，他們在等一位儲存著詩歌寫作自由的詩人的出現，在期待布勒東領導一場新的實驗冒險。相反，他回來之後顯得很焦慮，整天只跟新的崇拜者混在一起，幾乎停止了寫作。直到他去世，二十年間他無緣寫出任何有詩學價值的東西。何況他當時還年輕——只有五十歲！
《巴黎評論》：這群新的年輕信徒裡，有誰繼續把寫詩當成事業嗎？有誰寫出過有分量的作品？
博納富瓦：我會說喬治·埃南（georgeshénin），已經去世的埃及的超現實主義領袖。我非常喜歡他，他是真正自由的靈魂。其他人都資質平平。布勒東為人禮貌但冷漠，又相當浮誇。他們的集會我去得越來越少。布勒東常說：「我親愛的朋友，我們很久沒見到你了。」一年後，他讓我們在一份新宣言上簽名，我沒簽。這份宣言叫《最初的決裂》，說真的，這份決裂倒是挺適合我。不過我不該不和布勒東見面，我後來才知道，他一直很歡迎我，他在我心目中直到今天都稱得上本世紀的大師級詩人。他把自己鎖定在超現實主義領袖的位子上，其實痛苦不堪。我不該那樣對他，害羞或傲慢都不足以成為藉口。
《巴黎評論》：所以你是在德佔期間到達巴黎的。你靠什麼謀生？
博納富瓦：為了拿到學位，我在索邦大學理學院和法學院登記入學。這是我留在巴黎的前提，但我沒修完課程。我按自己的方法繼續學了兩三年數學，但沒修規定的課程。其實我已經終止了大學學業，家裡人為此很擔心。當時有一家「強化學校」專門給準備高中會考的學生做補習，我謀到一份教數學的工作。條件是我同時教自然科學，雖然知之甚少。我把「知識」灌輸給學生的前一夜，要臨時惡補一下血液迴圈啊昆蟲形態學啊什麼的。效果還不錯！
上課地點在一個昏暗的公寓，教室之間只容得下一條走廊。一九四四年，我本來要被徵召到德國去參加所謂的「義務勞動」。我原計劃等他們來抓我的時候，我就像很多年輕人那樣逃跑，躲進一個農場。幸運的是還沒被強徵，戰爭就結束了。
《巴黎評論》：有段時間你也被艾呂雅的詩歌吸引。直到六十年代，他都是最受我這一代人歡迎的詩人。我們過去把他當成情詩之王，痴迷於他筆下的女人們。但最近重讀時我沒以前那麼感動了。你受過他影響嗎？
博納富瓦：一九四二年艾呂雅出版了他的《詩選》。那是他最好的一本書，因為是親自選的，選得也很漂亮。它給我的啟發在於它緩和了波德萊爾和瓦雷裡帶給我的影響。艾呂雅清晰的意象幫我構想出一種更簡單、更流暢、更明亮的詩歌。但你說得有道理，他的寫作還不成熟。他的詩太簡單了，所以我的評價也越來越低。
《巴黎評論》：我知道你不喜歡阿拉貢。當然沒人喜歡他的政治活動，但他的戰時詩除外。你不覺得這些詩很有力量，挺感人嗎？
博納富瓦：是的，我們都被一些詩句感動過，比如「我依舊是我苦楚的國王」。但那些獻給他妻子艾爾莎·特里奧萊的詩在我看來非常虛偽，有一股朗誦腔，透露出浪漫詩歌最糟糕的一些方面。事實上，他的作品混合了無條件的斯大林主義和對流行的多愁善感的模仿，相當反動。
政治上我更接近一個托洛茨基分子，這麼說的依據僅僅是我讀過一本《走向自由的革命藝術》，這是托洛茨基在布勒東訪問墨西哥期間與他合寫的宣言。它一方面代表了革命的立場，另一方面也代表最自由、最具有黑夜性質的詩歌實驗。因此我與朋友編輯的一本小雜誌就用《革命夜》作為標題。只出了兩期，我們甚至都沒敢跟布勒東約稿。
《巴黎評論》：你什麼時候開始學習哲學的？我這麼問，是因為哲學是理解你全部作品的鑰匙，它支撐著你作品的各個方面。
博納富瓦：讀高中時，準備高中會考的後半期，我選了哲學課和自然科學課。我對認識論、邏輯學和觀念史感興趣。後來我讀了巴什拉（bachelard）的作品，倒不是他的詩論，而是關於物理學和科學方法論的理論著作。我也開始讀克爾凱郭爾，並且很偶然地讀到舍斯托夫（chestov）。我在巴黎遇到一個很有修養的人，他的藏書量堪稱驚人——哲學，民族誌，智者學派，印度和中國的大思想家——這些書他任我隨意取用。他的慷慨讓我發現了大學沒法教給我的東西。在大學，讀一本書是為了更好地應付考試，卻無助於瞭解歷史上就同一主題展開的林林總總的探討。我在朋友的藏書樓裡發現了希臘人的著作和讓·華爾（jeanwahl）的《克爾凱郭爾研究》。
我在那家「強化學校」賺得不多。我住在聖米歇爾碼頭上離巴黎聖母院很近的一家小旅館，努力工作，努力去理解一些東西。我姐姐在索邦大學秘書處上班，她在那兒給我謀到一份工作。這意味著我能任意參加所有我想聽的講座，想請多少次假就請多少次，還能申請供我旅行的研究津貼。比如我拿著一筆補助金去義大利旅行了幾個月，研究皮耶羅·德拉·弗蘭切斯卡（pierodellafrancesca）。還有兩筆錢，一次去了荷蘭，因為我喜歡荷蘭雕塑家埃庫萊斯·西格斯（herculesseghers），另一次是一九五〇年去了倫敦。
我還旁聽了讓·華爾和讓·伊波利特（jeanhyppolite）的哲學課。我很喜歡讓·華爾，人品文品俱佳。我在他指導下寫了一篇討論波德萊爾和克爾凱郭爾的小論文，拿到哲學學位。他很高興看到我的詩得以發表，他自己也用法語和英語寫詩。
《巴黎評論》：你在各種雜誌上發表詩歌，然後一九五三年出版了第一本詩集《論杜弗的運動與靜》。它是怎麼產生的？找出版人難嗎？
博納富瓦：幸運的是並不難，而且我幾乎沒有找出版人的打算。我想寫的那種詩似乎只能吸引少數人，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自費出版。奧岱翁街上有家書店屬於阿德里安娜·莫尼耶（adriennemonnier），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她結交了瓦雷裡、克洛岱爾、布勒東等很多作家朋友。路對面就是西爾維婭·畢奇的英文書店——莎士比亞書店。兩位女出版人也支援過美國和德國作家——海明威，瓦爾特·本雅明，當然還有詹姆斯·喬伊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就是先在西爾維婭·畢奇那裡出了英文原版，又通過莫尼埃出了法譯本。
阿德里安娜·莫尼埃和她的經銷商莫里斯·薩耶（mauricesaillet）從一開始就很對我的作品表示出善意和興趣。所以一九四六年我自費出版了長詩《論鋼琴師》，他們直接把它擺在了薦書專櫃，緊挨著《尤利西斯》！三年後，阿德里安娜·莫尼埃受邀主編法蘭西信使出版社的一套詩叢，她邀我也出一本。就是後來的《論杜弗的動與靜》。一九五三年它面世時阿德里安娜已經關掉了自己的書店，很快就自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