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昱/譯
耶胡達·阿米亥一九二四年生於德國符茲堡，一九三六年隨他正統派猶太教家庭一起，移民到了巴勒斯坦。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與英國軍隊的巴勒斯坦旅在中東作戰，並在一九四八年戰爭中，擔任哈迦納地下組織的突擊隊員。他還分別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七三年戰爭中，與以色列軍隊一起作戰。阿米亥當過小學教師並曾在紐約大學教過寫作，但他把大部分時間都用來寫作。他一九三七年與全家一起搬到耶路撒冷。目前與妻子和三個孩子中較小的兩個，住在耶敏莫什區。
阿米亥極受歡迎，一般公認為以色列最重要的詩人，以及塑造了現代希伯來文學的作家之一。他的詩集在只有三百萬人能讀希伯來文的國家中，每出一本，都能賣掉約一萬五千冊。（若在美國能賣到這個程度，就算達到暢銷書的地步了。）阿米亥的名望和讀者是國際化的，他也是在世詩人中被翻譯得最為廣泛的一個。一九六八年以來，他的十六本詩集和小說已譯成英文，其中有《詩集》（1969）、《耶路撒冷和我本人的歌》（1973）、《阿門》（1977）、《情詩》（1980）、《大靜》（1983）、《耶路撒冷的詩》（1988）、《耶胡達·阿米亥詩選》（1986），以及《即使拳頭也曾一度是有手指的張開的手掌》（1991）。除了他最著名的詩歌之外，阿米亥還寫過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劇本、散文和書評。
他經常造訪美國。這篇訪談錄中的大部分都是一九八九年夏天，在紐約市格林威治的幾家咖啡館進行的——其中有勝利餐廳和但丁咖啡館。所有的會面都在清晨，並以英語進行。阿米亥能說流利的英文，口音雜有德國腔和希伯來腔。一九九〇年，又從來往信件中遴選了額外的材料。最後一次見面是在一九九一年三月的紐約，即在海灣戰爭剛剛停火不久。
阿米亥本人和藹可親，魅力迷人，他含蓄幽冷，思維縝密，給人一種柔和的諷刺和幽默感。他相貌英俊，體魄結實，一雙暗色的眼睛，一副前體育運動員和打過仗的老兵身軀。他筆下詩歌中不斷出現的體格意識，就在他本人身上體現出來。他頻繁地用身體和眼睛打著手勢，大開大合地回答問題，絲毫也不遲疑。他在咖啡館相當嘈雜的背景下，表現得極為自在自如——事實上，他更喜歡這樣的氣氛。
——勞倫斯·約瑟夫（lawrencejoseph），一九九二年
《巴黎評論》：你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在德國出生，算是戰後一代的一個部分。
耶胡達·阿米亥：是的。我一九二四年出生於德國。正如我一向所認為的那樣，一般來說，那些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直到一九二六年出生的人，我覺得，都承擔著二十世紀的重負。我們是繼承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餘波，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成年的那一代人。無論如何，作為以色列人，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還夠年輕，能夠積極參與三場戰爭。我真的有種感覺，覺得我是二十世紀的結果和內容。
《巴黎評論》：你的家人在德國很久了嗎？
阿米亥：是的。父母兩邊都是。我父親是德國猶太人，篤信正統派，按該詞的準確意思來說，非常篤信。他出生於德國南方的一個猶太農家，在一個名叫吉伯爾斯塔特的村莊。當其時，他出生的這樣的村莊，全南方想必總有兩萬到三萬。我父親的家庭是一個農民家庭。母親家庭也是農民。他們都來自南方，若按當今的路途算，吉伯爾斯塔特稍微往北大約兩小時車程。當時這是很遠的距離了。我的祖父母，我的曾祖父母、曾曾祖父母、曾曾曾祖父母、曾曾曾曾祖父母等，都生於德國，我想，一直可以回溯到中世紀。我父親是一個七口之家的幼子，其中只有一個始終是農民，也就是他的一個哥哥。我父親去了一個小鎮，即符茲堡，當了商人。我就是在那兒出生的。符茲堡有一個強大的猶太社群——一座十萬人的小鎮，就有兩千多猶太人。當時來說，兩千人就是一個相當壘實的猶太社群了。有一家猶太醫院和一家猶太學校——猶太人上學的公立學校。我一年級時學了希伯來語，學習讀寫希伯來語和德語。這也可以解釋我為何後來在希伯來語方面沒有任何問題。
《巴黎評論》：你父親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了嗎？
阿米亥：是的，他參加了。我舅舅，即我母親的兄弟，也參加了，於一九一六年陣亡——關於這，我寫了一首詩。這對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猶太人來說很奇怪——互相交惡的國家中，猶太人是分裂不和的。有猶太人為德國作戰，為法國作戰，為英國作戰，為俄國作戰。猶太拉比為同盟國、土耳其人、德國人和奧地利人祈禱。這很像中東的德魯茲人——以色列的德魯茲人為以色列作戰，敘利亞的德魯茲人為敘利亞作戰，打以色列。
《巴黎評論》：你是來自一個大家庭嗎？
阿米亥：我有一個姐姐。她住在以色列，但我來自一個大家庭。我家的人——我大家庭的人——都信正統派猶太教。這是一個關係極為密切的家庭，因各種原因而聚會——婚禮、成人年等。我們之間有一種強大、溫暖、非常受保護的感覺。而且，我的家庭——我父母的兄弟姐妹，以及他們的子女，我的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等——都於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六年間，搬到了巴勒斯坦，所有的人都是。其中有些人在納粹實際掌權之前就在巴勒斯坦定居了。我家當時是巴勒斯坦來自中歐的極少猶太家庭之一。在即將而來的大屠殺中無人遭戮。
《巴黎評論》：你是不是作為一個猶太復國主義者培養起來的？
阿米亥：是的，但我家的猶太復國主義，在任何智識層面上都不是意識形態上的那種，而是宗教上屬於正統派的猶太復國主義，一種實用的猶太復國主義——去往巴勒斯坦。對我父母來說，到巴勒斯坦去，具有典型的浪漫特徵，部分動機是他們的正統派意識，部分動機是想生活在自己國家的那種渴望。我有些表兄弟姐妹和堂兄弟姐妹可能見過烏托邦社會主義式的猶太復國主義，但我父母沒見過。當然，在希特勒之前，還有狂熱的反猶主義，這與我家人去巴勒斯坦也有某種聯絡。有些人認為，反猶主義在德國其實不存在，直到一九三三年才開始。我的確不想減少希特勒罪孽的任何成分，但我成長期間的反猶主義早於希特勒。有人罵我們。有人朝我們扔石頭。是啊，這造成了真正的憂傷。我們儘可能自衛。好玩的是，我們的常用名是以撒——就像穆斯林叫阿里或穆罕默德一樣。他們會大聲喊著說：以撒，滾回巴勒斯坦去，離開我們的家園，到你們的地方去。他們朝我們扔石頭，大聲喊：滾去巴勒斯坦！然後，等我們到了巴勒斯坦，又有人要我們滾出巴勒斯坦——歷史的並列是很具諷刺意味的。但我的確還記得，一九三三年納粹掌權時，反猶主義一直是以宗教為基礎的，跟著就政治化、經濟化了。在此之前，二者尚未融為一體——處於一種可怕的中間狀態——但你能夠感覺得出，要發生什麼了。我還記得，父母親告訴我，要我遠離閱兵儀式，不要受音樂和檢閱的誘惑。還有人告訴我——符茲堡是一座很天主教的小鎮——在某幾個宗教節日裡，要遠離天主教的行進佇列。我特別記得的是諸聖瞻禮節。行進的佇列非常陰鬱，某種方式來說，非常德國，學生、神父和修女扛著旗幟、神聖的偶像和圖案。有一次——我當時九到十歲——我在觀看一個天主教佇列，因為我喜歡它那種鮮豔和壯觀。因為我信奉的是正統派猶太教，我戴了一頂圓頂小帽。突然，有人朝我臉打了一下，叫道：「你個骯髒的小猶太人，把你的顱骨帽取下來！」
《巴黎評論》：你父親靠什麼為生呢？
阿米亥：我父親屬於你可以稱之為中間人的那種人。他和他兄弟開了一家大店，他們把貨物賣給裁縫和公司，但不做零售。我們屬於你們在這兒稱作中上層階級的那種人——相當富裕。我父親沒有上過大學——他跟商人做學徒，當年的習俗就是這樣。但他是受過教育的。書讀得很多，喜歡也欣賞音樂，很有幽默感。他很招人喜歡，有不少非猶太人朋友，這些人後來都勸他離開德國，到巴勒斯坦去。我母親也很喜歡看書。我們家是很有文化的。音樂和詩歌——歌德、席勒、海涅。我母親和祖母從前常給我朗讀德國文學。
《巴黎評論》：你會不會把你長大成人的那個環境，定性為宗教環境呢？
阿米亥：絕對如此。我經常去猶太教堂。我最初的教育就是詮釋猶太《聖經》。但我也是在德國民歌和故事中成長起來的，它就像《聖經》故事一樣，也成了我想象的一個部分。我的歷史感就來自這些故事——我對你可能稱之為童話故事所構成的歷史，是非常迷戀的，但從一開始，我就感到我屬於一種很不同的人，這對我來說並不是一個問題。我把德國風景變成了一種《聖經》的風景。德國風景很美——河流、山巒、森林、湖泊等。我們學校遠足時去過的陽光山谷，在我的想象中成了大衛和歌利亞格鬥的山谷。儘管有反猶主義，但德國的風景對我來說簡直田園詩一般。這又與巴勒斯坦的夢境混合在一起。我存在於夢的王國，浪漫的王國，在浪漫的夢中，從我們屬於一個時常受害的小群體的地方，搬遷到古代就植根於《聖經》的巴勒斯坦。如用「部落」一詞來描繪我們，我想那是絕對正確的。比如，我們自己的穿著方式，不像吉普賽人那樣部落式的，很隱私的，但我們擁有的更深，都在我們內心深處。我們的信仰、夢境和想象都如此強大，感到能與他人共存，因為我們在很深的程度上是迥然不同的。我們不需要穿得很不一樣，就能在他們中間工作，因為我們內心感到強大。我是一個篤信宗教的孩子——我一天至少去一次猶太教堂，有時還去兩次。而且我還記得我的宗教感也同樣的好——我認為，宗教對孩子是有好處的，對受過教育的孩子就更是如此了，因為它讓想象成為可能，讓現實世界之外的一整個想象世界成為可能。宗教世界不是邏輯的世界，這就是為什麼孩子喜歡這個世界。它是一個幻想出來的世界，跟兒童故事或童話很接近。
《巴黎評論》：你是否還記得，你成長期間，曾感受到德國的社會現實和政治現實？
阿米亥：其實沒有。我父母那一代人是不跟孩子談政治的——他們不讓孩子接觸政治和經濟上發生的事。男人只跟男人談政治，但覺得他們有職責不讓婦女和兒童接觸政治。我從來沒有意識到德國的蕭條，也許是因為我父親生意做得相當不錯，也因為我的祖父祖母，他們當時都還活著，都住在農場，我當時經常去那兒造訪。大城市的有些猶太人想必所感到的那種經濟反彈，我不記得曾經感受過。
《巴黎評論》：你是一個很有藝術感覺的孩子嗎？
阿米亥：不是，我其實從未以任何藝術的方式看待自己。在我的大家庭中，沒有任何人是藝術家、有獨創性或搞演出，連邊都沾不上。我覺得，我是你可能稱之為一個有著非常豐富的內在世界的正常孩子吧。我特別喜歡足球和民間故事。我在內部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間，從未感到任何區別，我現在都沒有這種感覺。真正的詩人，我認為，能將內部世界變成外部世界，反之亦然。詩人總是得在外面，在世界中——詩人不能把他自己封閉在他的工作室裡。他的車間在他腦中，他必須對文字敏感，必須對如何在現實中運用文字敏感。這是一種心境。詩人的心境，就是以一種兩次曝光法來看世界，看潛在意思和絃外之音，看世界的本來面目。凡是有智識的人，無論是否藝術家——數學家、醫生、科學家等——都具有一種看世界、描寫世界的詩意方式。
《巴黎評論》：在某個時間，做出了一個決定，要離開德國，前往巴勒斯坦對吧。
阿米亥：我父親是在希特勒上升時，決定去巴勒斯坦的。我父親有一種很好的歷史感，他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去了。可以說是整個部落吧，都在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六年之間來到巴勒斯坦的——我父親家，我母親家，沒有一個人留下。我們是未遭大屠殺劫難的少數猶太人家庭之一。我意識到當時正在發生的事情，但情況更像遙遠的雷聲來得更近，而不像一種真實的威脅。我父親覺察得清楚，儘管他儘量不讓我們體會到他的所見和所感。因此，我十一歲、快十二歲的一九三六年，我們就都去了巴勒斯坦。我的幾個比我年長的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是早我們一年去的——他們參加了基布茲集體農場。我們搬到一個很小但很宜人的村莊，離特拉維夫不遠，名叫佩塔提誇。我記得當時光著腳丫子，繞著村莊，在柑橘林中穿行的激動感。我父親和他的兄弟，以及我一個年長的表親開了一家做香腸的工廠，這是全巴勒斯坦最早的工廠之一。其實只是一間小屋子，裡面有幾臺機器而已。因此，我對做香腸用什麼材料等，是有第一手知識的！我的年長表親和我叔叔實際就是做香腸的。這個生意的行政方面，都是由我父親處理的，是個只有兩三人做的生意……
《巴黎評論》：你適應巴勒斯坦的生活有困難嗎？
阿米亥：沒有，完全沒有。我立刻進入了說希伯來的文化和社會。我在德國學過希伯來語，在巴勒斯坦讀寫這門語言也沒有困難。我們在家裡說德語，但我說希伯來語很流利。我們在學校也說希伯來語，學習希伯來語。除了在家和我父母親一起之外，我其他時間都說希伯來語。我父親懂希伯來語，但即便如此，我們互相之間還是說德語，這是某種家庭大事。學校制度跟我之前上過的德國猶太學校很不同，因為後者極為規整，那兒的鐵律是絕對不能打破的。現在的學校幾乎沒什麼紀律——有種處身在野蠻西部的感覺。例如，有些孩子是赤腳上學的。那種開放性，對我來說是一種啟示。儘管我從未失去我的那種紀律嚴明之感，但我一點都不在乎自由感、野蠻感。
《巴黎評論》：你的經歷中是否有過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衝突呢？
阿米亥：嗯，有過阿拉伯人的騷亂，始於一九三六年，是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搞的——他與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打交道。我們夜裡能聽到槍聲——不多，但多得足夠讓人記住。家裡的年長者——父親、叔叔舅舅、年長的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都得值班守衛。還禁止我們離開村莊，走得太遠——例如，我們不能去雅法，因為太危險，但這一切對我們的生活方式，對我們的生活都很自然而然。實際上任何人都不害怕。我們只需要小心就行，而我們大家互相都很關照。我們進行自衛，就這麼回事。我還記得父親在一九三六年玩了一個惡作劇。他是一個很嚴肅的人，我父親——但他也很好玩，喜歡惡作劇。一九三六年初，他去雅法，給他自己買了一件阿拉伯裝束，叫「孔巴吉」，還買了一根大柺杖。然後，他騎著我一個叔叔的驢子，進入佩塔提誇。沒人認出他來，他也嚇壞了大家。他走進我們家，那根柺杖把我們大家都嚇壞了。這件事我記得很清楚。我記得父親的幽默感，即使在動盪時期也是如此——這也是我從他那兒繼承下來的一個特點。他從前很喜歡錶演出來，因為他不善表達，不像我。但我認為，我身上有很大一部分都植根於父親的各種並列的感受性，他的幽默感和他的嚴肅性。
《巴黎評論》：你最後搬到了耶路撒冷。
阿米亥：在一九三七年。我想，部分原因是，我父母親想要我受更好的教育——耶路撒冷有很好的學校。我父親還想買一塊很大的土地，但做不了，因此決定搬到耶路撒冷。他還剛剛繼承了一點錢——因此當時家境相當不錯。兩三年後，父親又開了兩門生意。基本上來說，我們從不缺錢。我們上了很好的學校，學費相當昂貴。我們長大時，我想，很像貝魯特的黎巴嫩人：只跟我們自己的人來往——大多數都是德國猶太人——當時在耶路撒冷這類人想必有三千多吧。我們跟阿拉伯人其實沒有聯絡，也沒有任何受害者的感覺，儘管曾經發生過暴動和騷亂。我們的政府屬英國託管。阿拉伯人有他們的政府。
《巴黎評論》：這麼說來，你在當時就已經意識到了政治現實了？
阿米亥：是的，截至此時，我已經相當意識到了政治現實。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是的，而且越來越多的猶太人進入巴勒斯坦，越來越多的人來自德國和歐洲的其他地方。而阿拉伯的巴勒斯坦人實際上是與軸心國結盟的。我有一首詩寫的就是跟父親一起，每週一次到哭牆那兒，但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九年間，猶太人不可能穿過阿拉伯人居住區去那兒——你要麼穿過亞美尼亞人居住區，要麼就得被人扔石頭。同樣的石頭直到今天還在扔。扔石頭不是昨天才發明的。我記得在一九三九年，父母親聽收音機報道德國入侵波蘭。我還準確地記得這事。我父母親都在聽——那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我記得他們臉色發白，好像才意識到……我敢肯定，他們不敢想象大屠殺，但他們意識到，這場戰爭會可怕得無法接受。我當時十五歲。但，我必須告訴你，我跟他們的感覺不一樣。對我來說當然很可怕，但同時，我感到某種重大的事情即將發生。我感到，戰爭可能改變我的人生。
《巴黎評論》：你與日俱增的政治意識是否會影響到你的宗教感情？
阿米亥：會的，非常會。當時，我不再相信上帝，因此也不再進行宗教實踐了。我父親很受傷。我想，我對宗教的反應，可以這麼說，處於懸置狀態。在巴勒斯坦，社會主義運動才剛剛開始，它部分是對某些正統派猶太人的反應——我父親不屬於此類——這些人擯棄了猶太復國主義。來自基布茲的大多數猶太復國主義的開路先鋒——其中大部分都來自我這樣的非常正統的家庭——都早已與宗教決裂。猶太復國主義已經成為某種反對傳統猶太正統派的革命。反對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成為共產黨，即布林什維克，像蘇維埃的俄國那樣。另一種就是成為猶太復國主義者。當時我選擇了後一種做法——不是以深思熟慮、正兒八經的方式選擇。我沒有多去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只是到了很久之後，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這時，我參與了左派。
《巴黎評論》：這麼說來，戰爭一九三九年在歐洲爆發時，你還是個小年輕。
阿米亥：是的，我才十五歲。我一九四二年上完中學，但在那個歲月裡，耶路撒冷很奇怪，政治上安靜得很。一九三九年，還有阿拉伯人暴動，但不像一九三六年，這時，英國人多多少少還容忍針對猶太人的暴動。英國人只花了一週時間，就粉碎了一次起義，摧毀了幾座阿拉伯村莊，把當地人從土地上趕走了。事情到此結束了。為什麼發生了這樣的變化呢？因為戰爭爆發了，英國人需要猶太士兵——他們不想要殖民地的問題。但到了一九四一年，真正的焦慮進入了我們的生活——德軍進入俄國，向斯大林格勒進發，伊拉克掌權的是一個支援法西斯、反對英國的政府。情況極為緊張。與此同時，德軍正在進發，穿越北非。我記得我當時非常擔憂，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一旦德軍進入巴勒斯坦，情況就會怎樣。而且，巴勒斯坦留下的英軍也不多。因此，一九四一年的當時，巴勒斯坦很多年輕的猶太人，都自願參加英軍，實際上是成為巴勒斯坦旅。一九四二年，我中學畢業後也參軍了，成了英軍巴勒斯坦旅的一名士兵。我的軍裝肩部橫著寫了一個字：巴勒斯坦。我應該說，儘管我感到焦慮，但這不是我父母一代人所感到的那種焦慮——他們對正在發生的情況的感覺是不一樣的，其穿透在我這兒並不深。我的那種感覺，對戰爭中成年的年輕人來說並非異常——因為戰爭而導致很多決定延遲作出。某種方式上，我因為不必要做什麼、在哪兒工作等等作出決定而大鬆了一口氣——我要去打仗，我不知道一切怎麼了結，情況就是如此。我的動機就是，做該做的事，做正確的事——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父母的恐懼以及要保護我的家庭和我的人民的需要所決定的。這就是在我身上發生的變化。而一九四二年是我生命中的一個轉折點，這有另一個原因，相當重要的原因——這時我有了第一次戀情。因此，我的第一次戰爭和我的第一次戀情碰巧同時發生了。
《巴黎評論》：直到這時——你十八歲了——你寫過詩，或想到過寫詩嗎？
阿米亥：我從未想過要寫詩，至少沒有正式想過。我在日記中寫過一些，但後來都弄丟了。而且我讀過很多書。我為我愛上的那個姑娘寫過詩，就這樣——而這些都是很隱私的。
《巴黎評論》：這麼說，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打過仗了……
阿米亥：是的。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我們駐紮在巴勒斯坦，在沿海地區——你得記住，一九四二年，還很恐懼德國人會侵略巴勒斯坦。我們在沿海駐紮了幾乎一年。我先在步兵單位，然後轉到皇家工程師軍團繪製地圖。一九四三年，我們去了埃及。我們在埃及待了兩年。我懂阿拉伯語——上學時學的——跟著又學了更多。我更深地捲入了埃及，埃及的風景，埃及的色彩。我單位的一個朋友是埃及古董專家，我們遠足，去一些十分遙遠、完全無人探索、全然未受干擾的地方，不像現在這樣。我們在那兒未見戰事，碰到許多埃及人，交了很多朋友，特別是在開羅。但我主要還是跟自己的人來往，因為我們要很多事要做。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六年間，我們做了很多地下工作——偷運武器，把猶太移民偷渡到當時的巴勒斯坦去。我們開始小規模地準備建立一個猶太國——我們實際上是在準備一場新的衝突，與此同時，我們所置身的那場衝突正在逐漸消失。埃及的一次重大事件，對我的生活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我想是在一九四四年吧，我們在埃及沙漠的某個地方。英國人為其士兵提供了一些流動圖書館，但是，大多數英國士兵因為來自較低階層，所受教育很少，沒有好好利用這些圖書館。主要是我們巴勒斯坦人用——於是我們這些猶太人在看英國書，而英國人反而不看。起了一場風暴，一個流動圖書館在沙地上弄翻了，把大部分書籍都弄毀了或把一半的書弄毀了。我們正好碰上，於是我就開始在書裡面翻找，找到了一本書，是費伯出版社出版的當代英國詩集，我想應該是三十年代後期出版的。霍普金斯（hopkins）是第一個詩人，迪蘭·托馬斯是最後一個。這是我第一次遭遇現代英國詩歌——比如，我第一次讀到了艾略特和奧登的詩，他們對我來說，變得非常重要。我在埃及沙漠中一本半破的書中發現了他們。這本書對我來說，有著極大的影響——我想，我就是在這時開始嚴肅地考慮寫詩的。
《巴黎評論》：你戰後幹嗎了？
阿米亥：一九四六年，我二十二歲，從部隊復員了。我回到耶路撒冷，不得不為如何謀生而作出決定。通過猶太影子政府，提供了各種課程，由英國人為退伍軍人提供資助。因此，我又上了一年學，上了一年強化班，成了一名教小孩子的老師。這是一段很好的時光。在這段時期，我政治上也很活躍——更多地偏向左派，偏向猶太復國主義的社會主義運動，即哈加拿（haganah），這是那些想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的一批猶太人的地下國防部隊，他們打交道的是英國人，不過，是非常主流的。極右派那邊有兩個派別，其中有一個是貝根的派別。但貝根當時是局外人，他什麼人都不是——我依然認為他是局外人。當時還有一個巴勒斯坦共產黨。哈加拿是主流。話又說回來，當時的感覺就是，要把事做對。該運動的主要原則，就是永遠也不報復，永遠也不復仇，我想就是這一點幫助我們打贏了——主要的原則就是「忍讓」。我一九四七年開始教書，但兩個月後，我就自願參加了哈加拿的一個突擊隊。影子政府當局鼓勵教師不要自願——當時幾乎沒有教師。但我還是參加了——一個名叫帕爾馬的突擊隊，它實際的意思是「精銳部隊」。我們處於戰爭狀態。我們的隊伍在巴勒斯坦南部作戰，那兒大部分是沙漠。當時，那兒有十二個猶太人定居點，我們得防禦整個埃及軍隊。這我永遠也忘不了。太累了，太疲勞了，但經歷非常可觀。我們都很年輕——都是社會主義者、猶太復國主義者——都相信一個嶄新的、更好的世界。我們就像游擊隊——我們只有小型武器，面對的是裝備精良的部隊。我手下有十個人——一個小小的步兵單位，一隻精銳的步兵單位。我們大約有兩千來人，還有幾百名來自附近基布茲的人，對方是兩萬多名埃及人。幾乎每天夜裡我們都成小組出動，製造小衝突，讓埃及人產生假象，以為有比實際上更大的行動。但我們其實什麼都沒有。我還認為，埃及軍隊很沒有動力——別忘了，他們是在外國作戰，我想，很害怕進入未知區域，因為可怕的事情會在他們身上發生。而且，埃及軍官接受的完全是英國人的訓練，按照英國軍隊原則行事——炮火掩護，發起攻擊，炮火掩護，發起攻擊。炮火一掩護，就把幾座基布茲夷為平地了。過後，他們的司令官就以為，天下太平了。其實我們都躲在掩體裡——別忘了，我們更像游擊隊員——這一來，他們一發起衝鋒，我們就活了，開始射擊，但我們在死傷方面所付的代價也非常高。在戰鬥的最後幾天中，當我們的突擊隊打得埃及軍隊撤退到西奈半島時，發生了一件事，讓我永遠難忘。我們來到一座埃及拘留營，法魯克國王在這兒監禁著埃及的自由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我們實際上解放了這個拘留營，大家互相擁抱，我們都成為了感覺之中那個新世界，帝制崩潰、帝國崩潰的一個部分。場面極為動人。我永遠都忘不了這件事。不足為怪的是，埃及人率先跟我們求和——一九四八年最沉重的戰鬥，就捲入了埃及人。敘利亞人和伊拉克人都曾派兵，但他們其實沒有真正的信念。約旦人侵略了巴勒斯坦，為的是佔領其一部分，作為他們的國家，那其實是分給巴勒斯坦國的土地。我覺得埃及人打仗並非為了奪取土地或權力——他們是為了信念打仗。那些推翻了國王的人——納賽爾，甚至納吉布和其他人——曾是入侵巴勒斯坦的埃及軍隊中的年輕軍官，這並不是一種巧合。
《巴黎評論》：你何時認真地開始寫詩的呢？
阿米亥：我在部隊一直待到一九四九年底，然後回到耶路撒冷，又開始教書了。我還在希伯來大學上課，學習《聖經》和文學。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我開始認真寫詩。直到那時為止，我從未把寫作看成一種職業，因為我不太確定，我在幹什麼。我在部隊裡。我只是認為寫作主要還是一種記錄個人思想的方式。我打仗時未寫一字，但在兩次戰鬥的間隙，我寫了幾乎算是小遺囑、小遺贈、最後遺囑之類的東西，都是些我能隨時帶著的感情物品。我當時寫的東西還不能拿出來給別人看。我還想，既然有別的作家代表我的思想和感情，我幹嗎要試著去做這件事呢。但在四十年代後期，在某個時間點上，我開始想：我幹嗎不自己來做這件事呢？我讀到的作品並不代表我的需要，不代表我看到的和我所感到的。我當時大約二十五歲。我開始在五十年代初寫詩了。我當時在上希伯來大學。由於戰爭，我那整整一代人在我們二十五六歲的時候都去上大學讀書了。我一邊教學校的孩子，一邊上課。
《巴黎評論》：你跟其他作家有接觸嗎？
阿米亥：一九五一年——我二十七歲——我把我的詩給我一個文學老師哈爾金教授看了。他把其中一首寄給一份文學雜誌，被雜誌接受了。接著，又有一份學生刊物，是份月刊，贊助了一次文學競賽，但該刊發表的作品質量參差不齊。我投了一首詩，參加競賽，結果得了一等獎。我參加了一個年輕作家的團體，但該團體的大多數人都住在特拉維夫。耶路撒冷當時和現在，與任何鮮活的智識和文學場景都是隔絕的——特拉維夫當時是，現在依然是出版社、咖啡館、劇院、作家團體等的集中之地。特拉維夫有些人開始出版詩歌——實際上是一個四到五人的團體。其中有一個人，名叫本傑明·哈沙夫（benjaminharshav），現在是耶魯大學教授。戴維·阿維丹（davidavidan）、內森·扎克（nathanzach），以及已故的達利亞·拉維科維奇（dahliaravikovitch）等，當時也在這個團體裡。我比其他人年紀都大，因為我這個年紀的詩人認真寫作的時間都比我久——其他人都十八九歲，或二十一二歲。沒有一家出版社願意發表，於是我們出版自己的小雜誌，自己發表自己。我的第一本書實際上是一九五五年出的，就是這家雜誌出版社出版的。這也就是說，是我自費出版的。出版社只出版現代希伯來文學的大家，如比亞利克（bialik）和切尼克霍夫斯基（tchernikhovsky）等，以及極受歡迎的詩人，如阿爾特曼（alterman）、希隆斯基（shlonsky）和格林伯格（greenberg）——所有這些人可以說都受到俄國、德國和法國詩歌的影響。
《巴黎評論》：你那一代人處於一種能夠塑造你們語言的絕佳境地。當時就現代希伯來語是不是談得很多？
阿米亥：是的，但我不大參與這種談話，因為我寫作是為了我自己的需要。我的想法是，幹嗎不使用我說的語言，以及我正統派背景的語言——祈禱文、《聖經》——把二者結合在一起，加以並列與混合。我發現，這就是我的語言。我覺得，這是因為我獨特的個人背景——我是在一個非常正統的家庭中長大的，而祈禱文和《聖經》的語言，都是我自然語言的一個組成部分。我把這種語言，與現代希伯來語並列，後者在被用作祈禱語和猶太教堂語的兩千多年後，非得成為日常語言不可。這對我來說很自然——沒有任何程式化的東西。這種混合的感受性或語言的想象力，都是我寫詩的自然方式。
《巴黎評論》：當時也受到了歐洲和美國的影響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