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春/譯
奧克塔維奧·帕斯身材不高，年過七十，但他銳利的眼睛使他看上去年輕很多。他的詩歌和散文作品既顯淵博才識又具強烈的政治色彩，其主題往往涉及墨西哥歷史——尤其是從印第安本土角度審視的歷史——和人類深刻的孤獨以及如何通過情愛克服這樣的孤獨。長期以來，帕斯，連同塞薩爾·巴列霍和巴勃羅·聶魯達，被公認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南美詩人。這次採訪於一九九〇年哥倫布日進行，採訪三天後，帕斯加入聶魯達的行列，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帕斯一九一四年出生於墨西哥城，父親是律師，祖父是小說家，兩者對他年輕時期的發展都很重要：他的父親曾擔任墨西哥革命家埃米利亞諾·薩帕塔的法律顧問，從父親那裡，帕斯學到了社會事業的價值；從祖父那裡，他則接觸到文學。孩提時起，帕斯就在祖父藏書巨量的書房裡探索，閱讀西班牙和拉美文學。在墨西哥大學就讀時，他繼續學習文學，儘管在獲得學位前離校。
西班牙內戰爆發後，帕斯當即支援共和國事業，並於一九三七年前往西班牙。回到墨西哥後，他參與建立文學雜誌《工作室》和《神童》，兩本雜誌都對新一代墨西哥作家的誕生起了極大推助作用。一九四三年，帕斯獲得古根海姆基金，到美國各地遊學。一九四五年，他加入墨西哥外交部門。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一年間，帕斯在巴黎生活，並結識了包括薩特、布勒東、加繆在內的法國作家和思想家，他們的作品對帕斯都產生了深遠影響。五十年代初，帕斯的外交職責將他帶往日本和印度，在那裡他第一次接觸到佛教和道教經典。他曾說：「儘管時隔兩千多年，西方詩歌與佛教教義卻有相符之處：自我是一種幻覺，是感覺、思想和慾望的總和。」一九六八年十月，帕斯辭去外交職務以抗議政府對墨西哥城學生示威遊行的血腥鎮壓。
他的第一本詩集《野蠻的月亮》於一九三三年出版，當時帕斯僅十九歲。他最受好評的作品包括對墨西哥民族性格的散文體研究《孤獨的迷宮》（1950）和長詩集《太陽石》（1957）。《太陽石》被科恩（ohen）稱為「西方世界最近出版的最重要詩歌之一」。長詩五百八十四行，代表金星五百八十四天的執行週期。帕斯的其他作品包括《鷹或太陽？》（1950）、《交流電》（1956）、《弓和里拉》（1956）、《白》（1967）、《猴子語法家》（1971）、《陰影草稿》（1975）和《內部的樹》（1957）。
帕斯和他的藝術家妻子瑪麗·何塞住在墨西哥城。帕斯曾多次獲得國際詩歌獎，包括國際詩歌大獎、耶路撒冷獎（1977）、諾伊施塔特獎（1982）、塞萬提斯獎（1981）和諾貝爾獎。
這次採訪受到詩歌中心的支援，在紐約第九十二街希伯來青年會觀眾前現場進行。帕斯在訪談間盡顯他和他的詩歌所特有的精力和神韻：就如他的詩歌能用一種性感的神秘力量將個人與社會溝通，帕斯看上去很歡迎這個與聽眾交流的機會。
——阿爾弗雷德·麥克亞當（alfredmacadam），一九九一年
《巴黎評論》：奧克塔維奧，你出生於一九一四年，你可能還記得……
奧克塔維奧·帕斯：記不大得了！
《巴黎評論》：……在墨西哥革命期間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你所經歷的這個世紀幾乎是一場永恆的戰爭。你對二十世紀有什麼好話可說嗎？
帕斯：我活下來了，我想這就夠了。你知道，歷史是一回事，而我們的生活又是另一回事。我們的世紀是可怕的——是世界歷史上最悲慘的世紀之一——但是我們的生活則大同小異。私人生活不具歷史性，在法國或美國革命期間，在波斯與希臘的征戰期間——在任何重大的世界性事件中——歷史不斷變化，但人們繼續生活、工作、戀愛、死亡、生病、交友、感到光明或感到悲傷，這些都與歷史無關。或只有少許關係。
《巴黎評論》：那麼我們既在歷史之中又在歷史之外？
帕斯：是的，歷史是我們的風景或背景，我們生活在其中。但是真正的戲劇，真正的喜劇，在我們的內心。我想不管是生活在五世紀的人還是生活在未來世紀的人，都是這樣。生命不是歷史的，而更像自然。
《巴黎評論》：在《視覺的特權》，那本關於你與視覺藝術關係的書中，你說：「我和我的任何朋友都從未見過提香、委拉斯開茲或塞尚的作品……然而，我們被許多藝術品包圍著。」你在那裡談論你小時候住過的米斯科阿克區，以及二十世紀早期的墨西哥藝術。
帕斯：米斯科阿克區現在是墨西哥城一個相當醜陋的郊區，但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它是個小村莊，一個非常古老的村莊，來自前哥倫布時代。米斯科阿克這個名字來自米斯科瓦特爾神，是納瓦特爾人對銀河系的稱呼。它也有「雲蛇」的意思，就好像銀河系是一條雲霧的蟒蛇。我們有一座小金字塔，非常小，但仍然是座金字塔。我們還有一座十七世紀的修道院。我住的社群叫聖胡安，教區的教堂建於十六世紀，是那個地區最古老的教堂之一。那裡還有許多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房屋，有些房子有很大的花園，因為在十九世紀末，米斯科阿克是墨西哥資產階級的避暑勝地。我們家就在那裡有所避暑別墅。因此，當革命來臨時，我們不得不搬到那裡，而這對我來說其實是件高興的事。我們被這兩段歷史留下的小小記憶包圍，前哥倫布時期和殖民時期，兩段歷史都仍然活著。
《巴黎評論》：你在《視覺的特權》裡講到米斯科阿克區的煙花。
帕斯：我非常喜歡煙花，它是我童年的一部分。鎮上有個地方，那裡的工匠都是煙火藝術大師，他們在墨西哥各地都很有名。為了慶祝瓜達盧佩聖母節或其他宗教節日或新年，他們為小鎮製作煙花。我記得他們使教堂的牆看上去像個熾熱的瀑布，真是壯觀。米斯科阿克的生活方式在大城市已經不復存在了。
《巴黎評論》：你似乎很懷念米斯科阿克，但你又是住在墨西哥城中心的少數幾位墨西哥作家之一。不久，墨西哥城將成為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一個充滿活力的城市，但就汙染、擁擠和貧困而言，它則是噩夢。生活在那裡是一種靈感還是一種阻礙？
帕斯：住在墨西哥城中心既不是靈感也不是障礙，是挑戰。而應對挑戰的唯一方法就是直面挑戰。我曾在墨西哥的其他城鎮生活過，但不管那些城鎮多令人愉快，它們似乎都有些不真實。所以有一天，我和妻子決定搬進我們現在住的公寓。如果你住在墨西哥，你就得住在墨西哥城。
《巴黎評論》：你能給我們講講帕斯一家嗎？
帕斯：我父親是墨西哥人，母親是西班牙人。一位姑母和我們住在一起——一位較古怪的姑母，因為姑母都是古怪的，但她同時也富有詩意，以她荒謬的方式。我的祖父是一名律師和作家，一位受歡迎的小說家。事實上，有一段時間，我們全家靠他的一本暢銷書的收入為生。米斯科阿克的房子就是他的。
《巴黎評論》：書呢？我想到博爾赫斯曾聲稱他從未離開過他父親的書房。
帕斯：這是一個有趣的類比。我的祖父有一個美麗的書房，它是那座米斯科阿克房子最大的優點。它大約有六七千藏書，我可以自由閱讀。很小的時候，我就是個貪婪的讀者，甚至讀了「禁書」，因為沒人注意我在讀什麼。我很小的時候就讀過伏爾泰的作品，也許就是這段經歷使我失去了宗教信仰。我也讀過或多或少放蕩不羈的小說，它們不是真正的色情，只是不雅。
《巴黎評論》：你讀過兒童讀物嗎？
帕斯：當然。我讀了很多薩爾加里（salgari）的書，他是位深受墨西哥歡迎的義大利作家。還有儒勒·凡爾納。我心目中最偉大的英雄之一是個美國人，水牛比爾。我和我的朋友們從大仲馬的《三個火槍手》過渡到牛仔，不感絲毫後悔，也不覺得我們在歪曲歷史。
《巴黎評論》：你曾經說過，當你第一次看到一幅超現實主義繪畫時——一幅有著藤蔓環牆而繞的畫——你把它當成了現實主義。
帕斯：是的。我們米斯科阿克的老房子在我們身邊搖搖欲墜，我們不得不放棄一間又一間屋，因為屋頂和牆壁都在漸漸地傾塌。
《巴黎評論》：一九三〇年，你十六歲左右，進入了國立預科學校，你學的是什麼，學校是什麼樣的？
帕斯：學校很漂亮，建於十七世紀末，是墨西哥巴洛克式建築的鼎盛時期。學校很大，石頭、柱子和走廊都具高貴氣質，也有一種美感。二十年代間，政府邀請奧羅斯科（orozco）和里維拉（rivera）在校內製作壁畫——里維拉的第一幅壁畫就在我們學校。
《巴黎評論》：你對那些壁畫家的作品感興趣嗎？
帕斯：是的，我們都對壁畫家的表現主義風格感到一種契合，但是那些壁畫與建築存在著矛盾。後來我覺得那些壁畫被畫在不屬於我們這個世紀的建築裡是個遺憾。
《巴黎評論》：課程安排怎麼樣？
帕斯：是法國傳統與美國教育理論的混合。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dewey）是個重要影響，教育的「進步派」也有影響。
《巴黎評論》：你學的外語是法語？
帕斯：法語和英語。我父親在革命期間是政治流亡者，他不得不離開墨西哥到美國避難。他先去，我們後來在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與他會合，我們在那裡待了近兩年。開學的第一天，我就和我的美國同學打了一架。我一句英語也不會說，他們笑我因為我在午餐時不會說勺子的英文。但是當我回到墨西哥時，我開學的第一天又打了一架，這次和我的墨西哥同學，因為同樣的原因——我是個外國人！我發現我可以在兩個國家都是外國人。
《巴黎評論》：你在國立預科學校曾受某位老師的影響嗎？
帕斯：當然。我有機會師從墨西哥詩人卡洛斯·佩利塞爾（carlospellicer）。通過他，我認識了他那一代的其他詩人。他們使我對現代詩歌有了嶄新的認識。我應該提到，我祖父的藏書截止於二十世紀初，所以直到我上了國立預科學校，才知道一九一〇年後還有書籍出版。普魯斯特對我來說是個啟示，我曾經以為左拉之後就再沒有小說出版了。
《巴黎評論》：西班牙詩歌呢？
帕斯：我發現了「一九二七一代」西班牙詩人：加西亞·洛爾迦、拉法埃爾·阿爾維蒂（rafaelalberti）和豪爾赫·紀廉（jorgeguillén）。我也讀過安東尼奧·馬查多（antoniomachado）和胡安·拉蒙·希梅內斯（juanramónjiménez）的詩，希梅內斯是當時的詩歌元老。我還讀了博爾赫斯的作品，那時他還不是個短篇小說家，在三十年代初，他是位詩人和散文家。當然，在我文學生涯的最初階段，最大的啟示是巴勃羅·聶魯達的詩歌。
《巴黎評論》：你上了大學，但在一九三七年你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
帕斯：我做出了幾個。首先我去了尤卡坦半島。我完成了大學學業，但在畢業前就離了校，因為我拒絕當律師。我的家庭，像當時所有墨西哥中產家庭一樣，希望他們的兒子成為一名醫生或律師。我只想成為一名詩人和革命者。我有了一個去尤卡坦的機會，在那裡和一些朋友在一所工農子弟學校工作。那是一次豐富的經歷——它讓我意識到我是一個城市男孩，我的墨西哥經歷只限於墨西哥中部高地。
《巴黎評論》：你發現了地理？
帕斯：住在紐約或巴黎等城市的人通常對他們國家其他地方有著偏狹。我發現了尤卡坦半島，它是墨西哥南部一個非常奇特的省，它雖然是墨西哥的一部分，但由於瑪雅文化的影響，與別處大不相同。我發現除了墨西哥中部的傳統以外，墨西哥還有另一個傳統——瑪雅傳統。奇特的是，尤卡坦同時又是一個大都會，它與古巴和新奧爾良都有聯絡。事實上，在十九世紀，尤卡坦人去美國或歐洲旅行的次數比去墨西哥城要多。我開始意識到墨西哥有多麼複雜。
《巴黎評論》：然後你回到墨西哥城，決定參加西班牙內戰？
帕斯：我被邀請參加一個代表大會，而由於我是西班牙共和國的堅定支援者，我立即接受了邀請。我離開尤卡坦的學校去了西班牙，在那裡待了幾個月。我當時二十三歲，想加入西班牙共和派軍隊，但不能，因為作為一名志願者，我需要一個政黨的推薦，我既不是共產黨員也不是其他政黨的黨員，所以沒人推薦我。我被拒絕了，但他們告訴我這沒關係，因為我是個年輕的作家——代表大會裡最年輕的——我應該回到墨西哥，為西班牙共和國寫作。我就那樣做了。
《巴黎評論》：這次西班牙之行除了政治和保衛西班牙共和國之外對你意味著什麼？
帕斯：我發現了我的另一部分遺產。當然，我熟悉西班牙的文學傳統，我一直認為西班牙文學是我的，但書籍是一回事，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人、看紀念碑和風景又是另一回事。
《巴黎評論》：所以這又是一個地理上的發現？
帕斯：是的，但也有政治方面，或者更準確地說，道德方面的發現。我的政治和思想信仰是被兄弟友愛觀念點燃的。我們在這方面有過很多交談，比如，我們都讀過安德烈·馬爾羅（andrémalraux）的小說，它們描述通過革命行動尋求友愛。我的西班牙經歷並沒有加強我的政治信仰，但它確實給了我對友愛觀念一個意想不到的啟示。有一天，史蒂芬·斯彭德和我在一起，他可能也還記得——我們去了位於馬德里大學城的前線。那是個戰場。有時在同一棟樓裡，共和派和法西斯分子只隔一堵牆，我們可以聽見牆那邊士兵的交談。那是種奇怪的感覺：那些我看不見但聽得見聲音的人是我的敵人，但他們也有著人類的聲音，就像我一樣。他們和我沒什麼區別。
《巴黎評論》：這是否影響了你憎恨敵人的能力？
帕斯：是的。我開始想，也許所有這些爭鬥都是荒謬的，但我當然不能對任何人這樣說，他們會認為我是叛徒，儘管我不是。那時，也許是後來不久，當我認真思考那次令人不安的經歷時，我明白了，真正的友愛意味著你必須接受這樣一個事實：你的敵人也是人。我不是說你一定要成為敵人的朋友，分歧當然將繼續存在，但你的敵人也是人，你突然明白你不能再接受暴力。對我來說，這是一次可怕的經歷，它粉碎了我內心深處的許多信念。
《巴黎評論》：你是不是覺得那個情形恐怖的緣由之一是那些法西斯士兵和你說的是同樣的語言？
帕斯：是的，牆那邊計程車兵們笑著說，給我一支菸，或諸如此類的話。我在心裡想：他們和我們牆這邊的人沒什麼兩樣。
《巴黎評論》：然而，你並沒有直接回到墨西哥。
帕斯：當然沒有。那是我第一次去歐洲旅行，我得去巴黎，巴黎是個博物館，它是歷史，是現在。瓦爾特·本雅明說巴黎是十九世紀的首都，他沒錯，但我認為巴黎也是二十世紀的首都，至少上半世紀。不是說它是政治、經濟或哲學之都，它是藝術之都，不僅包括繪畫和造型藝術，還有文學。這不是因為最好的藝術家和作家都住在巴黎，而是因為偉大的運動在那裡產生，包括超現實主義。
《巴黎評論》：你看到了什麼讓你感動？
帕斯：我去了世界博覽會，看到了畢加索的新作品《格爾尼卡》。我那時二十三歲，竟有機會在西班牙館看到畢加索和米羅的作品。我在巴黎不認識什麼人，一次純屬偶然的機會去了一個展覽，看到了馬克斯·恩斯特的《雨後的歐洲》，它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巴黎評論》：對人的看法呢？
帕斯：我遇到了一位後來變得非常有名的古巴作家阿萊霍·卡彭鐵爾。他邀請我去超現實主義詩人羅貝爾·德斯諾斯家參加派對。那裡有一大群人，包括很多名人，但我誰也不認識，感到有些失落。我那時很年輕，我環顧四周看到房子裡擺著一些奇怪的物件，我問漂亮女主人它們是什麼。她笑著告訴我它們是日本色情假陽具，每個人都笑我的天真。我意識到我有多麼沒見過世面。
《巴黎評論》：一九三八年你回到了墨西哥。安德烈·布勒東和托洛茨基也在那裡：他們對你有什麼影響嗎？
帕斯：當然。政治上，我反對布勒東和托洛茨基。我認為我們最大的敵人是法西斯主義，斯大林是對的，我們必須團結起來反對法西斯主義。雖然布勒東和托洛茨基不是納粹特工，但我反對他們。然而同時，我對托洛茨基很好奇，我偷偷讀過他的書，所以內心深處我有異見。我也很欣賞布勒東，我讀過《瘋狂的愛》，這本書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巴黎評論》：那麼除了西班牙和拉美詩歌，你還投身於歐洲現代主義。
帕斯：是的，可以說在那段時間，有三本書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本是艾略特的《荒原》。一九三一年我在墨西哥讀到這本書，我那時十七歲左右，它讓我困惑不解，我一個字也沒懂。之後，我又讀過它無數遍，仍然認為它是本世紀最偉大的詩歌之一。第二本書是聖—瓊·佩斯的《阿納巴斯》，第三本是布勒東的那本提倡自由戀愛、詩歌和反叛的書。
《巴黎評論》：你欽佩布勒東，但沒有接近他？
帕斯：有一次，一位共同的朋友邀請我去見他，他說我對布勒東的政治觀點有誤解，我拒絕了。但許多年後，我遇見了他，我們成為了好朋友。那時，儘管受到許多朋友的批評，我還是滿懷熱情地閱讀了布勒東和托洛茨基的《獨立藝術革命宣言》，上面有迭戈·里維拉的簽名。在宣言裡，托洛茨基棄絕政治對文學的控制，聲稱革命國家對藝術家和作家應採取的唯一政策是給予他們完全的自由。
《巴黎評論》：你內心的矛盾似乎正在轉變成一場危機。
帕斯：我反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那是我與共產黨人產生矛盾的開端。我不是共產黨員，但我和他們很友好。我們最初爭論的就是藝術問題。
《巴黎評論》：所以一九四〇年墨西哥城的超現實主義展對你來說是一個難題。
帕斯：我在《工作室》雜誌做編輯。我的一個朋友在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說超現實主義者開闢了新的前景，但他們已經變成了自己革命的學院。這是一個錯誤，尤其在那些年裡。但是我們發表了這篇文章。
《巴黎評論》：發表或滅亡。
帕斯：我們必須接受我們的錯誤。如果不這麼做，我們就完了，你不覺得嗎？這次採訪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次公開表白——對此我很害怕。
《巴黎評論》：奧克塔維奧，儘管你是位詩人和散文家，但你似乎受到了小說的誘惑。我想起你一九三八年在《工作室》雜誌發表的那篇《夢想家日記》和你一九七〇年的《猴子語法家》。
帕斯：我不認為那篇日記是小說體。它是一種冥想式的筆記。我可能是受到了里爾克和他的《馬爾特·勞里茲·布里格手記》的誘惑。事實上，小說對我來說一直是個誘惑，但或許我不適合寫。小說藝術把兩種不同的東西結合在一起：它像史詩一樣，是一個充滿人物的世界，這些人物的行為是作品的本質；但與史詩不同的是，小說具有分析性，它既講述人物事蹟，又對這些人物進行評論。湯姆·瓊斯、奧黛特·德·克雷西、伊萬·卡拉馬佐夫或堂吉訶德都是被批評吞噬的角色。你在荷馬和維吉爾甚至但丁那裡都不會看到這些。史詩頌揚或譴責；小說分析和批評。史詩的主角是一體的堅實的人物；小說中的人物是模稜兩可的。這兩個極端，批評和史詩，結合在小說中。
《巴黎評論》：那《猴子語法家》呢？
帕斯：我不認為這是本小說，它是小說的前沿，也可以說它是本反小說。每當我想寫小說時，我就對自己說，詩人不是小說家。有些詩人，如歌德，寫過小說——相當無聊的小說。我認為詩歌的天才是綜合性的。詩人綜合；小說家分析。
《巴黎評論》：如果我們能回到戰爭年代的墨西哥，我想問一下你和巴勃羅·聶魯達的關係，他在一九四〇年被派往墨西哥擔任智利總領事。
帕斯：像我之前說的，我在三十年代開始讀現代詩歌時，聶魯達的詩對我來說是一個啟示。當我出版了第一本詩集後，我寄了一本給聶魯達，他從未直接回復，但正是他邀請了我去西班牙參加代表大會。一九三七年我到達巴黎時，一個人也不認識，但就在我下火車的時候，一個高個男人朝我跑過來，嘴裡喊著：奧克塔維奧·帕斯！奧克塔維奧·帕斯！他就是聶魯達。然後他說：噢，你竟這麼年輕！我們擁抱。他給我找了家旅館，我們成了好朋友。他是第一個關注我的詩歌同情地閱讀它們的人。
《巴黎評論》：那麼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呢？
帕斯：他在墨西哥的時候，我經常見他，但是我們遇到了些困難。首先是個人問題，聶魯達很慷慨，但也很霸道。也許我太反叛了，嫉妒自己的獨立。他喜歡被一群熱愛他的人所包圍，彷彿一個宮廷——這些人有的很聰明，但通常都很平庸。第二個問題是政治，他變得越來越斯大林主義，而我對斯大林的迷戀則越來越少。最後，我們發生了爭吵——幾乎打起來——然後不再交往。他寫了些關於我的難聽的東西，包括一首刻薄的詩，我也寫了些關於他的壞話。就是這樣。
《巴黎評論》：和解了嗎？
帕斯：我們有二十年沒說話。有時我們會同時出現在一個地方，我知道他會叫我們共同的朋友不再理我，因為我是個「叛徒」。但後來，赫魯曉夫關於斯大林恐怖時期的報告被公之於眾，粉碎了他的信仰。我們碰巧在倫敦參加了同一個詩歌節，我那時剛再婚，巴勃羅也剛再婚。我和我的妻子瑪麗·何塞在一起時，我們遇到了他的妻子瑪蒂爾德·烏魯希亞。她說如果我沒弄錯的話，你就是奧克塔維奧·帕斯。我回答說是，你就是瑪蒂爾德。然後她說：你想見巴勃羅嗎？他會很高興再見到你的。我們去了巴勃羅的房間，他正在接受一位記者的採訪。記者一離開，他就叫我：我的兒子，並擁抱我。這非常有智利特色——他叫我的時候很有感情，我非常感動，差點哭了。我們只做了簡短的交談，因為他正在回智利途中。他送了我一本書，我也送了他一本書。幾年後，他去世了。我很難過，但那次重聚是發生在我身上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和一個我非常喜歡並欽佩的人再次成為朋友。
《巴黎評論》：四十年代早期顯然是你的一個困難時期，但它似乎也迫使你定義自己的文化位置。
帕斯：對。我遇到了很多政治問題，與以前的不少朋友斷絕了關係——聶魯達就是其中之一。我也交了一些新朋友，比如維克多·謝爾蓋（victorserge），一位法俄作家和老革命家。但我得出的結論是：我必須離開我的國家，流放自己。幸運的是我獲得了古根海姆獎學金，得以來美國。那是我第二次來到美國，我先去了伯克利，然後去了紐約，我不認識任何人，也沒有錢，事實上一貧如洗，但我很開心。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之一。
《巴黎評論》：為什麼？
帕斯：我發現了美國人民，我很激動。那就像面對著廣闊的空間自由地深呼吸——一種喜悅、輕鬆和自信的感覺。我每次來到你們國家都有同樣的感受，但那次尤其強烈。在那些日子裡，僅僅待在美國就讓我充滿活力，與此同時，我還可以遠離政治，投身於詩歌。我在康拉德·艾肯（conradaiken）的《現代美國詩歌選集》中發現了美國詩歌。我已經讀過艾略特的作品，但我對威廉·卡洛斯·威廉斯、龐德和瑪麗安·摩爾則一無所知。我對哈特·克蘭的詩略知一二——他晚年生活在墨西哥，但與其說他是位詩人，倒不如說他是個傳奇。當我在伯克利的時候，我遇到了穆里爾·魯凱瑟（murielrukeyser），她非常慷慨地翻譯了我的一些詩歌，那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凡的時刻。幾年後，她把譯詩投給斯彭德和西里爾·康諾利（cyrilconnolly）在倫敦編輯的《地平線》雜誌，並在那裡發表。對我來說，那是一個……
《巴黎評論》：小突破？
帕斯：小小的突破。在紐約我成為《黨派評論》的忠實讀者，之後我又去了巴黎，見到了幾個在墨西哥結識的朋友，比如本傑明·佩雷（benjaminpéret）。通過他，我終於見到了布勒東。我們成為朋友。超現實主義正在衰落，但對法國文學生活來說，超現實主義是一種健康、鮮活而且反叛的東西。
《巴黎評論》：你的意思是？
帕斯：超現實主義代表著法國人已經忘卻的一些東西：理性的另一面、愛、自由和詩歌。法國人有種過於理性主義的傾向，把一切都歸結為理念，然後為之爭論不休。當我到達巴黎時，讓—保爾·薩特是個主要人物。
《巴黎評論》：但對你來說，存在主義早就過時了。
帕斯：是的。在馬德里，西班牙哲學家奧特加·伊·加塞特（ortegaygasset）——連同他後來在墨西哥城和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門徒們——已經出版了從胡塞爾到海德格爾的現象學和存在主義的主要文本，所以薩特所代表的與其說是一種創新，不如說是一種巧妙的變異。另外，我反對薩特的政治主張。在與法國存在主義有關聯的人中只有阿爾貝·加繆是我的朋友，他對我也很慷慨。但我必須說，我更接近超現實主義詩人。
《巴黎評論》：到四十年代末，你已經出版了兩本重要的詩集：《假釋的自由》和《孤獨的迷宮》。我一直對《假釋的自由》（「freedomonparole」）這個書名很好奇，它和未來主義詩人馬裡內蒂（marinetti）的「休假詞」（「wordsonleave」）有關係嗎？
帕斯：恐怕沒有。馬裡內蒂想把詞語從句法和語法的枷鎖中解脫出來，那是一種審美虛無主義。而「假釋的自由」與道德的關係大於與美學的關係，我只是想說，人類的自由是有條件的。在英語中，當你被放出監獄時，你「在假釋中」（「onparole」），而假釋這個詞的原意是「言詞」（「speech」）、「字詞」（「word」）、「諾言」（「wordofhonor」）。但是一個人自由的先決條件是語言，是人類的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