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禾/譯
一九八六年六月中旬，我拜訪了w.s.默溫位於夏威夷毛伊島東北海岸哈伊庫的家。默溫夫婦（威廉、他的妻子保拉和他們的鬆獅幼犬毛裡）住在一條曲折、多岩石的泥濘小路的盡頭，在俯瞰太平洋的懸崖上。他們有三英畝的土地。五十年前，不可靠的菠蘿種植破壞了紅色的火山黏土。如今他和保拉護養土地，像憂慮的父母，孩子曾經非常虛弱——現在變得健康了，但是仍需要持續的關注。在他的耕耘下，地裡長著各種本地蔬果：大芒果、香蕉、番木瓜樹、高大的棕櫚樹（樹葉在強風的拂掃下越發寬闊）、開著粉色黃色紅色花朵的木槿、白色的梔子屬植物、像是蠟雕的巨大的紅色蠍尾蕉、白色的天堂鳥花和各種蕨類。這裡有一個大菜園，種滿蔬菜，還有一小塊地，種植本地植物——其中一些是夏威夷瀕危植物——被默溫種在塑膠盆裡，受上面的棕櫚葉和六角網眼鐵絲網保護。
房子是默溫自己設計的，外鑲桉木。高高的屋頂、暗色的桉木地板、滑動的玻璃窗和門。屋外有帶頂篷的大露臺，放著盆栽植物和鳥類食槽。不時能望到遠處的太平洋。
屋裡的傢俱大部分來自法國鄉下（老式碗櫥、沉重的木餐桌），讓人想起默溫在那裡住了多年。幾乎每個房間裡都有木頭書架，擺滿了書。書籍種類繁多，但也顯示了默溫關注的興趣點是禪宗、生態學（我數到有六本《被毒化的美國》，五本「要送人」）、植物學、園藝、農學、歷史（包括美國原住民及其他部族社會的生活史和夏威夷本身的歷史）。總之，這座房子和周圍的物產給人一種感覺，這是一個囊括萬物、引人入勝的世界。
威廉·斯坦利·默溫一九二七年生於紐約，在新澤西州聯合城和賓夕法尼亞州斯克蘭頓長大。已出版十二部詩集：《雙面神的面具》（1952）、《起舞的熊》（1954）、《野獸遍地》（1956）、《火窯裡的醉漢》（1960）、《移動靶》（1963）、《蝨》（1967）、《扛梯人》（1970，獲普利策獎）、《寫給未完成的伴奏》（1973）、《羅盤花》（1977）、《找到島嶼》（1982）、《張開手》（1983）、《林中雨》（1987）。他也翻譯詩歌，出版了至少十五部譯作，包括《譯詩選：1948—1968》（1969，獲美國筆會翻譯獎）、《譯詩選：1968—1978》（1979）。他還出版了四部散文集：《礦工蒼白的孩子》（1970）、《房屋和旅人》（1977）、《沒有鑲框的原作》（1982）、《記憶的區域：未收錄的散文：1949—1982》（1986）。他最近完成了三部新作的初稿：一部新詩集，雅典出版社（atheneum）即將出版；一部阿根廷詩人羅貝託·華洛茲（robertojuarroz）的譯詩集，還有一部，是與重松宗育合作翻譯日本禪僧、造園家夢窗疏石的詩，北角出版社（northpoint）均有出版的計劃。在最近幾年，他在寫作數篇長文，有關夏威夷的歷史和對現實的影響。默溫住過很多地方——除了紐約，還住過西班牙、英格蘭、法國和墨西哥，如今他定居下來，似乎是永久地定居在夏威夷。
六月一連兩天，在默溫的書房，我們進行了採訪。都是在傍晚，通常他會花這一個小時在花園裡勞作。下午的光線非常耀眼——海洋在閃爍。這兩天裡，默溫赤著腳（在夏威夷，把鞋脫在門口是一種禮貌），穿著卡其布短褲和t恤——他在家裡的慣常衣著。相當的高，灰色的鬈髮，極其清澈的目光，在五十九歲的年紀，他仍顯得十分男孩氣，也很英俊，具有詩人的氣質。
——愛德華·赫施（edwardhirsch），一九八七年
《巴黎評論》：在過去的三十四年裡，你出版了十二部詩集、三部散文集和至少十五部譯詩集。可是你最近卻說：「寫作是我知之甚少的東西。」為什麼這樣說？
w.s默溫：對我而言最重要的那種寫作是寫你不懂的東西。它一直來自我所不知道的，而非我所知道的。我一路走，一路找到它。從某種意義上說，習得的東西大多是壞習慣。你一直要重新開始。
《巴黎評論》：你每天都寫嗎？埃茲拉·龐德曾經建議你每天寫七十五行詩句，你是否遵循了他的建議？
默溫：我沒有每天寫七十五行詩句，但是一連幾年我天天都會對著一張紙，凝視一會兒。這讓人變成了某種怪物。
《巴黎評論》：為什麼這樣說？
默溫：你必須不斷地把其他事物推到一邊。寫作這種活動，本身並不包含諾言，卻被賦予類似專斷的特點，恆久的堅持非常重要。
《巴黎評論》：能否談談你為父親寫過的讚美詩？那些是你最初的創作嗎？
默溫：我想是的。那時我大約五歲。我獨立寫成的，它們沒有用上，我非常失望。
《巴黎評論》：你具有深刻的生態及環保意識，這是從何時開始的？
默溫：我也多次試圖弄清楚是從何時、如何開始的。恐怕很難。我覺得早在做出大部分決定之前，這種性情就形成了。我記得有這樣兩件事。一件事是，我的童年十分壓抑。我被教導決不能對任何人說「不」，決不能說我不喜歡什麼東西，決不能頂嘴。有一天——我應該是三歲左右——兩個人來了，開始砍後院唯一的那棵樹的主枝，我非常憤怒，衝過去打他們。誰也沒想到我的憤怒突然爆發，我父親甚至都沒有懲罰我。第二件事是，我特別喜歡一本有關印第安人的書，喜歡裡面的水彩畫，喜歡得我開始教自己識讀旁邊的說明文字。印第安人生活的地方、如何生活，似乎對我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所以我想學習閱讀——英語，這甚至就夠了——我想了解更多有關印第安人的生活。我現在仍然如此。我從未失去這份求知慾。比起我看到的周圍這個人人視為理所當然的世界，印第安人代表著一個更廣闊、更有內聚力的世界。我小時候一直可以看到紐約，無論什麼時候被問到真正想做的是什麼的時候，我都會說我想去鄉村。我幼小的時候見過鄉村，我一直想回去。我不能確定準確的起源，可是我知道可以追溯得很遠。對「鄉村」懷有這種感情，促使我發問，我想我問的問題對很多同代人來說算是古怪的，可是這些問題變得越來越平常了，隨著我們這一物種的困境越發嚴重，我們的行為也是被困境所決定。小時候，我常常感到一種隱秘的恐怖——不斷出現的噩夢——整個世界都變成了城市，被水泥、高樓和街道覆蓋。不再有鄉村，不再有樹林。這似乎並非那樣遙遠，雖然我不相信這樣的世界能夠長久繼續，我也絕不想生活在這樣的世界。
《巴黎評論》：你的父親是一名長老會牧師。你是否認為自己繼承了父親那種長老會的改進世界的渴望？
默溫：我不認為是改進世界的渴望。世上有比我能言說的更美麗、更稀有、更重要的東西，就會有這種熱愛和崇敬的渴望，而這些東西正在被人忽視並且遭到摧毀。我認為我很小的時候就感覺到了這種渴望。究竟多大程度上繼承自我的父親或他的家族，我並不清楚。周圍的世界無法讓我覺得滿意。大街、人行道和水泥的世界是不完整的——我以前就有種植植物和樹木等等的強烈願望，現在也是如此。我記得我走在紐約和新澤西州的街道上，我告訴自己，像是一種安慰，大地真的就在下面。我談論並且試著把那種感受寫出來，但我覺得我甚至尚未開始說出它。我相信那種渴望、那種意識是我們生存所必需的，即使我們沒有意識到我們正在失去什麼，直到現在，很多人也沒有意識到。我們同樣都在失去它。我們被剝奪了根本的東西。
《巴黎評論》：這是否指與自然世界的深刻聯絡？
默溫：聯絡就在那裡——我們的血脈與海洋相連。是意識到那種聯絡。是感覺到我們與每一樣生物都絕對地、密切地相連。我們不必對此覺得感傷或神聖，可是我們無法背對這個事實，還能繼續生存下去。當我們摧毀了我們周圍所謂的自然世界的時候，我們也就是在摧毀我們自己。我想這是不可逆轉的。
《巴黎評論》：你覺得詩歌和祈禱之間有聯絡嗎？
默溫：我猜簡單的回答是肯定的，僅就我認為詩歌是一種儘可能徹底地運用語言的嘗試而言。如果你想這樣做，你就不會把語言當作裝飾，或當作娛樂，當然你也想要令人愉悅的語言。愉悅是徹底運用語言的組成部分。我覺得詩歌與生命的徹底性相關，與徹底實現一個人的經驗相關，徹底地實現、表達它，讓它具有意義。
《巴黎評論》：禪宗思想如何影響了你的創作？
默溫：當你在猶太—基督教的語境下談論祈禱時，祈禱往往被看作是一種二元論的行為。你是在為了某些東西向別人祈禱。西方意義上的祈禱往往被看作建立一種聯絡。我不認為那種聯絡一定要建立；它已經存在。詩歌可能和承認那種聯絡相關，而不是試圖創作並不存在的聯絡。
《巴黎評論》：在你那首紀念約翰·貝里曼（johnberryman）的詩裡，寫道「他建議我向繆斯祈禱/跪下祈禱/在那個角落他/說他真是這個意思」，你怎麼理解他的建議？
默溫：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建議。寫詩從來就不是一項你能夠完全控制的行為。意識到這一點很重要：寫作是各種力作用的結果，其中有些力你甚至完全不瞭解。你可以把它們形容成是你自己的心靈，如果你願意的話，它們也許是的，但是還有其他各種各樣能形容它們的方式，也很恰當，或者說更恰當——如繆斯或集體無意識。更具有暗示性的方式，因此可以說更加準確。我覺得任何能夠喚起未知力的方法都是好的。
《巴黎評論》：你在普林斯頓大學讀書的時候從貝里曼學到了什麼？
默溫：我在紀念他的那首詩裡已經試圖有所表達，一些他做過的關鍵指導。不妥協是其中之一。他教導我非常嚴肅地看待詩歌。他無疑是我當時認識的最聰明的兩三個人中的一個，他對語言充滿熱情，具有巨大的衝力。他絕對誠實。他乖僻，可是他對詩歌的熱愛始終像一束純粹的火焰，他是我敬佩的榜樣。
《巴黎評論》：你寫過《友好的不合常規者》，深情地懷念r.p.布萊克莫（r.p.blackmur）。作為作家和知識分子，他是否也是你的榜樣？
默溫：我敬仰布萊克莫。他是導師，也像長輩，雖然關係不算親密，裡面有極重的敬仰成分。可以說布萊克莫是我所認識的印象最深的文學學者。他是我敬佩的評論家，他的觀點也不服務於別人。他認為評論家就像一座等待鬼魂出沒的房子。我已多年沒有重讀那些文章，可是他說過的話和他體現的態度，我至今不曾忘記。我知道他懷有深切的不確定感，他同時又是極為獨立的人。他讓我堅定了態度。他鼓勵我相信我對獨立的渴望是自然不過的。
《巴黎評論》：所以他鼓勵你遵循你自己的路？
默溫：我覺得他鼓勵了很多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聽從了這個建議。即使沒有他的建議，我也不會在學校裡待下去。在學校裡無論待多久我都覺得不適。他們使我焦慮，就像被關住了。
《巴黎評論》：你當時首先認識的和你年齡相仿的詩人有哪些？
默溫：我在普林斯頓認識了高威·金奈爾（galwaykinnell），但是我們沒有頻繁地閱讀對方的詩。詹姆斯·梅里爾（jamesmerrill）有一次過來看望布萊克莫。我對同代詩人的詩歌不是很熟悉，直到我從英格蘭回來、住在波士頓以後才慢慢熟悉。當時我已快三十歲。
《巴黎評論》：可以說當時你已經是一位名詩人了？
默溫：算是吧。那時對我影響最大的是龐德和他那一代的詩人，那些傑出的詩人。龐德使我轉向中世紀詩歌。
《巴黎評論》：你的很多早期作品都像是遵循龐德的範式，作為一種典範，他處於多麼中心的位置？
默溫：他非常重要。我十八九歲的時候，龐德的聽覺是驚人的發現。我的意思是在我讀他的時候，我真切地聽到了東西。自龐德之後，很多詩人都在他的詩裡聽到了純粹的東西，穿透他的詩。我現在並不認同很多關於龐德的誇張的傳聞。以前我試圖相信過。龐德對我而言太重要了，我以前會大肆讚美他。但是我不再相信龐德的詩歌前後期邏輯連貫。我真的認為他是一個非常混亂、碎片式的、苦惱的人。我不認同休·肯納（hughkenner）和有些人的觀點，認為龐德的詩歌具有預知力、主題深奧、結構複雜，堪稱完美。這一分鐘我覺得他很精彩，下一分鐘就覺得失望，並且常常覺得惱火。寫你聽到了什麼，而不是寫出你的思維活動——這有些古怪，其實龐德持有鮮明的觀點——這是吸引我的地方。與現在相比，以前我覺得這是更罕見的特點。我覺得現在所有的詩人都是被聽覺引導寫詩的。這是龐德對語言和詩歌的熱忱，他那無可比擬的耳朵。
《巴黎評論》：能否談談你在四十年代去聖伊麗莎白醫院拜訪龐德那次，你稱為一次朝聖？
默溫：拜訪他那次是在復活節假期，我在華盛頓和朋友待在一起。他在開放的病房見我，周圍的人走來走去，衝著想象中的馬桶。他坐在扶手椅裡，話語滔滔不絕。我十八歲——並沒有很多話對龐德說——他一直說著在第一百詩章結束時，整個東西會如何崩塌，等等。就像是向拱頂放拱頂石，或是在門柱上放水平過樑。他無比好心，後來寫了一張張明信片給我，「閱讀種子，而非嫩枝。e.p.」，他寫道。他給予我關於翻譯的一點兒建議，關於嚴肅地看待翻譯，把它當作一種實踐，關於學習各種語言和試著儘可能地接近原詩的感覺和形式。他說了很多，我不是很理解，直到我實踐了一陣子，直到我試著去那樣做，才慢慢領會。
《巴黎評論》：最初吸引你開始翻譯的是什麼？
默溫：十八歲時，想找到該寫什麼真的非常難。我是寫了很多，但是我很清楚我寫的東西和我想表達的不甚相關。在你十七八歲時，你懷著你認為是你的感覺的東西，它們的確是你的感覺，可是它們離你的詞語非常遠，你是知道的，你寫的詞語是混亂的。而翻譯，卻是接近真實——集中精神，只注意寫作，某次寫作——找到合適的詞語，從另一端抵達它，從「如何」那一端。
《巴黎評論》：你從什麼時候開始翻譯原始詩歌或古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