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夫圖申科家裡的裝潢有著特別的莫斯科時尚：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現代風格與（蘇聯）民俗特點混搭在一起：可愛的烏克蘭陶製玩具和彷彿是二十年代的老傢俱，與角度毫無功能性並帶有複雜幾何圖形的扶手椅共處一室。總的來說，屋內給人的效果歡快和好客。

對於葉夫圖申科夫婦來說，那是一段忙碌的時間：他們即將前往倫敦進行官方巡迴訪問。公寓內跟演電影一樣人來人往：加利婭在收拾行李，剛接通的電話響個不停。葉夫圖申科的朋友們時不時來登門向他們告別。還有的訪客是為了欣賞葉夫圖申科引以為傲的藏畫，它們如同公寓中的其他東西一樣，才剛剛掛好。藏畫與屋內裝修的風格類似，有著二十年代的印記，大部分是略顯粗糙的莫斯科畫家的超現實主義作品。藏品中亦不乏精品，比如尼科諾夫（nikhonov）那幅不朽的油畫，畫的是打紙牌的人，還有一組雕塑家恩斯特·涅伊茲維斯特尼（ernstneizvestny）的畫作，強壯而又富有表現力，還有幾幅葉夫圖申科從古巴帶回的原創抽象畫。

儘管很忙，葉夫圖申科仍接受了《巴黎評論》的採訪。在採訪的當晚我就在他家裡共進晚餐。當時太陽還未落山，晚餐是牛排配小西紅柿，後者是葉夫圖申科的最愛。放在大淺盤裡的小西紅柿和屋內出自尤里·瓦西里耶夫之手的明亮裝潢正相匹配，他還曾用彩繪木勺和烏克蘭流行的圖案為傳統廚房增添光彩。稠李的味道穿過窗戶進了廚房（在俄羅斯詩歌中經常出現描寫稠李花兒的詩句，在那個春天之前，我對它強烈的氣味一無所知），在蓬鬆的樹冠和巨大的工程起重機後面，是緩緩落下的夕陽。

葉夫圖申科一家的興致很高，我們用香檳慶祝這次會面。因此，同許多葉夫圖申科參與的事情一樣，這次採訪就像一次迷人的即興創作。在歡快的對話過程中摻有大量的祝酒詞和碰杯，這是俄羅斯節日晚餐重要的一部分。晚餐結束後，加利婭到隔壁房間繼續收拾行李，我和葉夫圖申科移步到客廳。那裡有他的書桌，那是一張有著豐富圓形線條的斯堪的納維亞風格的桌子，上面有一張中年海明威的照片和一幅卡斯特羅的肖像，他們彷彿兩位大鬍子的神明見證了我們的對話。我們一邊聊，一邊喝著甜軟的蘇聯香檳。

葉夫圖申科拒絕回答那些我特別好奇的問題，比如國際文學的一些趨勢或者某些蘇聯詩人同美國年輕一代作家可能的相似性。但對於其他的一些問題，尤其是關於藝術的問題，他很樂於回答。鑑於我們被瓦西里耶夫和涅伊茲維斯特尼的作品所圍繞，所以葉夫圖申科首先說的就是他們。然後他坐到書桌前並用打字機將他對於採訪問題的回答列印出來，時不時地輔以朗誦詩歌，來強調他要表達的重點。他的狀態很放鬆，愉快，會不時站起來在屋內踱步，眺望窗外，渾身散發著自我第一次見到他就有的旺盛精力。

「對我來說，恩斯特·涅伊茲維斯特尼是現在蘇聯還在創作的雕塑家中最有才華的。他和亨利·摩爾（henrymoore）屬於同一級別的雕塑家。恩斯特今年只有三十八歲，而他是在一個完全俄羅斯藝術氣氛中成長起來的。他的作品是向內集中和向外發散兩種藝術道路完美平衡的示例。這恐怕對西方讀者來說有點陌生：你們對一種表面的、平滑的集合式風格過譽了，涅伊茲維斯特尼是一個最宏觀意義上的現實主義者。在藝術中，我認為現實主義就是直接受現實生活專橫主導。但就算涅伊茲維斯特尼最寫實的作品，也總含有幻想的元素，深一層的維度，只是他想象的結果被現實制約。我喜歡畢加索也是基於一樣的原因：他外向的折中主義其實是最高程度集中的顯現。畢加索就像是火，他的光芒可達四方，但他的核心只有一個。」

「瓦西里耶夫呢，他有著和畢加索類似的衝動，他什麼都想嘗試，譬如油、陶、金屬、馬賽克、石頭等等，他均勇於嘗試，不懼失敗；就算是模仿，他也能保持自我。他的精力驚人。現代藝術如果是一根繩子的話，雖然他可能並不屬於最主要的，但他就像一個繩結，在‘個人崇拜’的時期，在其他繩子被剪時，他這個結讓繩子不散。雖然是一個粗糙的繩結，但您難道不認為就是這個繩結的最大價值嗎？可以鼓足勇氣去嘗試把繩子斷的地方再結起來。」（葉夫圖申科說這個的時候注意到我對充滿明顯超現實主義象徵的蘇聯前衛繪畫的熱情不高。）我知道他對於繪畫的欣賞是基於一種奇怪的、把繪畫視為從屬於文學的某種延伸而非獨立的藝術門類的俄羅斯藝術風尚，而我和他在這一話題上的分歧由來已久，為了避免爭執，話題於是轉向了蘇聯詩歌的未來。

「我們的生活正發生可喜的變化，」他回答，「它們在生活的諸多方面都可以感覺到。在文學領域裡，詩歌的改變最為明顯。俄羅斯現在有許多新的詩歌潮流，像群馬競逐一般，完全和過去如同長了青苔的鵝卵石似的頑固思想不同……」

「保有原來鵝卵石思想的人當然現在也有，但在我看來如果到今天還在以諷刺和懷疑的態度來看待俄羅斯詩歌的話，那簡直就是犯罪。世界上還有哪個地方像蘇聯一樣讓詩歌擁有如此大的影響力？還有哪個國家的詩人會用詩的語言來表達這個國家最深的期望？」

葉夫圖申科然後同我說起了「蘇聯詩歌節」，這個一年一度的詩歌盛會規模越來越大，現在它每年會為參加的詩人出版一部詩集。

「當詩人弗拉基米爾·盧格夫斯科伊（vladimirlugovskoy）提議在每年秋天舉行一次公開的詩歌朗誦會時，並不是所有人對它的成功抱有希望。但詩歌節現在已經成為俄羅斯人人生活的一部分，一個機構，一個公共歡慶的機會。在這一天，詩人們爬上書店的櫃檯，賣他們親筆簽名的書，朗誦他們自己的詩，和自己的讀者見面。這樣的事兒在全俄羅斯都在進行，但以莫斯科為甚。那天晚上，莫斯科的詩人們會在馬雅可夫斯基的雕塑前集會並再次進行朗誦，（今年）這次的聽眾會有八千到一萬人之多。聽眾會頂著莫斯科的十月寒風站幾個小時。有幾年的詩歌節那一天都下了雪，但是人們頂著風雪聽詩歌朗誦，無人離開。」

我大膽地說，是否因為大眾娛樂的選擇太少，所以才會出現詩人們擁有大量擁躉的情況。

「不是，不是，」葉夫圖申科反駁道，「這些詩朗誦會並不是有組織、輕浮的娛樂活動，像詩歌這樣深奧的文藝活動如果沒有深刻內容的話，不會有這樣龐大的追隨者。您可以去莫斯科的一家書店，向店員詢問阿赫瑪託娃的詩作，或者貝拉·阿赫瑪杜琳娜的、鮑里斯·斯盧茨基（borisslutsky）的，抑或安德烈·沃茲涅辛斯基的，店員只會向您聳聳肩……

「在我看來，有兩個因素促成了這樣的現象。首先，我剛剛提到的那些詩人都是真正的詩人，那個諂媚者靠文字來吹捧自己的主人並自命為詩人的時代已經結束。還有就是在蘇聯我們有著非常出色的讀者，他們細心而有鑑別力。這並不是說我剛提到的詩人（還有其他許多不為西方讀者所知的傑出詩人）要迎合讀者的口味，不論這口味培養得有多好。正相反，這些詩人都是公共品位的磨刀石，他們形成並拓寬品位，這是他們最重要的功能。順便提一下，我剛剛提到的詩人互相之間都不完全一樣。沃茲涅辛斯基有著‘原子般的風格’，詩裡充滿令人屏息的音韻旋轉。阿赫瑪杜琳娜是一位嚴謹的語言珠寶匠，但她寫的抒情詩與我們時代的抒情也同樣吻合。鮑里斯·斯盧茨基，相比而言，是一位像石匠般陽剛的詩人，完全沒有細小的東西。馬爾基諾夫（martynov）像是一位神秘的謎題發明家。宏大的哲學性主題總能被他用優雅的音律隱藏起來。」

「在老一代詩人中，亞歷山大·特瓦多夫斯基（alexandertvardovsky）很突出，但他現在不如過去那般能打動我們了。在我看來，他是位非常棒的詩人，但他的文字少了點魔法——但總的來說，他還是很有詩的天賦。在我們眼前的景象，正像是馬雅可夫斯基曾經夢到的那樣：

對我來說，只有一件事最重要：

詩人永在

許多優秀的、不同的詩人！

「傳統上來說，俄羅斯詩歌總是提出那些最能打動我們的問題，從繁複的政治情勢到精妙的心理學論點等等。俄羅斯詩歌從不單單只是描述性、心理學性、學究性的，或只是音律性的（我說的是那些有代表性的優秀詩人）。俄羅斯詩歌是由以上提到的所有元素組成的，但經常含有一定、嚴肅的政治思想。

「毫無例外，我們今天更優秀的一些詩人都繼承了這一傳統。這也是他們被熱愛的原因。這就是為什麼在詩歌朗誦會舉辦的地方，窗戶都會被擠爆。保安想要維護群眾秩序也很困難。他們熱烈，反應積極，通常都充滿熱情。他們的朗誦沒有破壞性也沒有誹謗性，不像有時候傳聞的那樣……假如喜歡詩歌對有些人來說是含沙射影的誹謗，我們就不會與他們糾纏。這樣的‘誹謗’是否屬實，人們自有選擇。

「我們的聽眾並不是一群歇斯底里的邊緣人。他們中有工人、學生和科學家。他們對我們詩人的興趣與信任在於我們對未來道路的某種代表，我們應盡力不讓他們失望。」

我問他眼中的文學大師都有誰。

「我總是想，在保持自我的前提下，能把別人身上引起我興趣的那些東西化為己用。您看，我還是想回到我對於折中主義藝術的表述——核心是固態的，由一個人的性格與自身所決定。但是，要讓我說，普希金是我在俄羅斯文學史上最喜歡的人。我也熱愛勃洛克、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爾納克等，葉塞寧對我也有影響。他們都在不同方面對我幫助很大。如果我知道我能有一句詩在未來能影響某個詩人，那就太好了。事實上，這也是我文學志向的起點：我一定要寫下這樣的一句。同樣的，我熱愛沃爾特·惠特曼。我也對保爾·魏爾倫的語言音律有偏愛。您現在恐怕感覺難以置信，但我曾在他的《秋之歌》直接影響下寫過一首詩。」

那對您有影響的西方同代人有哪些呢？我問他。

「在我看來，海明威對我影響最大。」葉夫圖申科說，「雷馬克的早期作品有著廣泛的讀者。聖埃克蘇佩裡的作品直到最近才被我們所知，近代的蘇聯作品中可以找到他若隱若現的影子。《麥田裡的守望者》是一個巨大的成功。我們對西方的作者很開放，我們也會時不時借用他們的技法。這些借用只是偶爾的成功；他們經常只是沒營養的。另一方面，這些技法有時會引向一些有生氣的地方，他們幫助我們成長。

「比如，曾經有一位深受雅克·普雷維爾詩歌語調影響的俄羅斯詩人，就借用此種語調並將它改造成了全新的、帶有俄羅斯特色的語言。再比如沃茲涅辛斯基，他是阿蒂爾·蘭波《醉舟》和艾倫·金斯堡的衝突與不和諧的混合體，但沃茲涅辛斯基是一位完全原創性的詩人。」

門鈴響了，又是來祝福葉夫圖申科旅途順利的朋友們，他們帶了禮物和幾瓶香檳。這標誌著我這次採訪的結束，雖然我們在一九六二年還有多次訪談，而後又在一九六五年也是一樣，葉夫圖申科闡述的觀點大體上與這次「正式」採訪的觀點一致。

我們又繼續聊了下去，直到這個春天的深夜，窗戶開著，外面是芬芳的莫斯科。這場對話是有關西方與俄羅斯，是有關詩歌與繪畫。葉夫圖申科的訪客是詩人和藝術家，他們都受到葉夫圖申科這次出訪的鼓舞，並祝他好運。對於某些俄羅斯年輕人來說，他們對加強與西方交流的渴望之深讓我震驚。現在，三年過去了，蘇聯當局並沒有讓才華出眾的蘇聯畫家或藝術家的海外出訪更方便；反而，文化交流的名額多被官方腔調的缺乏想象力的作家佔去了。

三

曾經試圖努力克服蘇聯文化狹隘主義的葉夫圖申科，一次又一次地對外展示了他對於那種全世界的人不分政治派別和國家陣營都能組成一個「好人的共同體」的信心。在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三年的那個冬天，蘇聯官方曾出面壓制這種與共產主義立場相悖的觀點。為了抹黑他在年輕人支援者中的形象，另一個年輕人被推到了臺前：宇航員尤里·加加林成為了官方認可的年輕模範。加加林譴責葉夫圖申科未經作協審查直接在海外出版自傳是否愛國。毫無疑問，這位宇航員的立場沒有強大到可以扼殺葉夫圖申科的聲音。全蘇聯都聽到了由葉夫圖申科所領導的年輕人的聲音；這個聲音曾經震動了蘇聯公眾，而且這樣的震動現在依然在這個國家迴響。這位年輕的詩人已經蜚聲國際，蘇聯的文化孤立主義圍牆昭示了一個時代的錯誤。

葉夫圖申科也展示了另外一種可能性：出乎不只是蘇聯也是全世界意料之外的是，一位帥氣年輕的詩人，為自由發聲的詩人，能擁有像浪漫主義時期拜倫勳爵或是維克多·雨果那樣龐大的受眾群體。像這兩位詩人一樣，葉夫圖申科的能量不止於他的文學成就，還有他整體的個人魅力。

葉夫圖申科為他本人和同輩的其他許多人贏得了生存的可能性。如果不是他多年來機智而又慷慨的公開表演，他本人和那些他稱讚過的人很有可能都已在一九六二到一九六三年間反對蘇聯藝術異見者的運動中被碾碎了。

但是，今天由於俄羅斯固執的意識形態的教條主義和葉夫圖申科自身藝術上的侷限性，他沒能完全滿足蘇聯公眾對於言論自由這一由他發起的目標的追求。這也是許多創新者的宿命。一九六五年，在新的一代讀者看來，他的主題顯得不夠深刻，過於愛惜自己的羽毛，在編者壓力下過於輕易地改稿。

但在文學圈裡，葉夫圖申科依然無人取代，安德烈·沃茲涅辛斯基，同時代的另一位出色的詩人，葉夫圖申科的朋友和對手，也不行。但葉夫圖申科的領頭羊地位，確實有褪色的跡象。在當今莫斯科充滿不確定性的氛圍下，大眾對於真理的渴求看起來越發急迫。而對於那些掌管文學事務的人來說，對這種渴求的恐懼也正在增長。

（原載《巴黎評論》第三十四期，一九六五年春夏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