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家/譯劉與倫/校
一九六〇年，我為《巴黎評論》採訪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時，莫斯科充滿了對俄羅斯文學復興的期待。但期待還未能實現，赫魯曉夫針對一九六二年底在莫斯科馬涅什舉行的先鋒派美術展的譴責之後發生的一些事件標誌了這一期待的破滅。在一九六五年俄羅斯知識分子界的普遍情緒是一種缺乏耐心與疲憊的混合體，但這是一種極其不宜公開的情緒。由於當時壓抑（但並非高壓）的官方手段，文學圈子中表現出一種表面的平靜。但在表面的平靜下，許多賦有才華與充滿熱情的人寫出一些未能公開出版的作品，但幸運的是並非無人閱讀。
一九六五年，葉夫圖申科告訴我，他依然相信文學創作的健全性可以與嶄新的馬克思主義和解，現有的體制並非不允許人性和藝術的發展。他的觀點在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唯一認可的審美取向的莫斯科並不合拍。要想堅持己見，英雄主義精神是必要的，這已成為葉夫圖申科的標誌。他需要這樣的英雄主義精神，因為在即將開始的後赫魯曉夫時代，他不僅要面對來自官方的壓力，還有來自年輕的追隨者對他這個幾年前還是他們領袖的人過於保守的批評。
——奧麗嘉·卡爾里斯（olgacarlisle），一九六五年
一
我初次見到葉夫根尼·葉夫圖申科是在一九六〇年的冬天，那時的莫斯科有許多新鮮的聲音從詩歌界傳出。當時斯大林還未受到當局的批判。人們時不時地還能看到他的雕像。但無論是斯大林的雕像、肖像，甚至名字，人們都會盡力避免。只有在親友小圈子的閉門談話中，人們才會提到斯大林時期的集中營，但可以感知到的是，似乎每個人都在私下裡打探訊息，以求從虛假中抽絲剝繭，擇取真相。
知識分子愈發意識到空洞的氛圍，因為他們在此氛圍中已經生活了很長時間。在與我的會面中，我的這些新朋友有時好像是首次打破長久以來籠罩在他們身上的恐懼：與一個陌生人來往，回溯過去並坦誠相見。當時的氣氛非常好，同時也充滿了一種不確定的模糊希望。
那時候葉夫根尼·葉夫圖申科在莫斯科文學圈已非常著名，但無論是西方還是蘇聯的普通民眾對他的面孔與性格依然一無所知。在我的這次旅程之前，我在文學雜誌上讀過他的一些詩歌。這些詩非常大膽，擺脫了年少輕狂的那種特殊味道——像一種盪來盪去、歡快的詩歌紀實，完全摒棄了蘇維埃生活的俗套。
在我到達莫斯科之後，我很快利用我父親與他的熟識，和他通了電話。我邀請詩人某天下午來喝茶，並提到我父親想要一本有他簽名的詩集。葉夫圖申科在電話中非常友善，並接受了我的邀請。但是我聽得出來，他認為我父親的願望很天真。「奧麗嘉·瓦吉莫芙娜，」他說，「很明顯您是剛到莫斯科吧。在我們國家，詩集從來都是一上市就被鬨搶一空。比如我最近的一本詩選，兩天內兩萬本詩集就賣完了，一本都沒剩下。但是，我會背誦幾節我最新的詩給您聽。」他暖心地說。
我當時住的酒店在莫斯科市中心，四周被厚厚的積雪覆蓋。在灰暗而又碩大無比的「大都會酒店」，我住的是一套維多利亞風格的套房。房間裡的牆壁鑲嵌著裝飾板，窗簾好幾層，完美地印證了一個傳播很久的傳聞：外國人和他們的客人在大都會酒店會面時會受到服務人員特別注意，甚至被監聽。但是當葉夫圖申科下午一到達，脫下外衣，撣下他灰色的阿斯特拉罕皮帽上的雪，並向我展示了他給我的禮物——一大束溫室丁香花的時候，我昏暗的套房立刻就變得明亮起來。
葉夫圖申科是一位個子很高、長著一頭淺金色頭髮的年輕人，與他修長健碩的身材相比，頭部顯得略小，一雙淡藍色、帶著笑意的眼睛，挺拔的鼻子在圓臉上很顯眼，他展現的一種開放氣質在莫斯科當時的氛圍下令人吃驚。周圍壓抑的環境完全沒有影響他，落座後便開門見山地與我聊起了俄羅斯詩歌。他談了他自己，談了二十年代的偉大詩人馬雅可夫斯基，還有大量的時間花在了討論近現代的蘇聯詩人。我很快意識到他對同輩詩人不吝溢美之詞；他提了許多詩人的名字，讚美他們的詩，甚至整段朗誦了一些作品。「沃茲涅辛斯基（voznesenky）和阿赫瑪杜琳娜（akhmadulina）是我們中最有潛力的詩人，」他說，「阿赫瑪杜琳娜繼承了俄羅斯女性詩人最好的傳統，即以阿赫瑪託娃和茨維塔耶娃為代表的高雅、純粹的抒情詩傳統。她是我的夫人，」他笑著說，「您一定要見見她。唉，我自己則屬於另一類沒什麼貴族氣的詩歌傳統。我的文字一般都與時事相關，帶有強烈的情感色彩——這就是我的本事，當我有感而發時，我能在紙上立刻鮮活地重現我的情感。」說話的時候，葉夫圖申科站了起來，在房間裡來回走動，房間內各式各樣的軟墊扶手椅被他輪番換著坐，最終坐在了一把深藍色的天鵝絨長椅上，他的一雙長腿交叉著向房間的中央伸開去。但很快，他又站了起來，背誦起他自己獻給馬雅可夫斯基眾多詩歌中的一節：
是什麼摧毀了馬雅可夫斯基，
並將一把左輪手槍放到他手裡？
對他以及他洪亮的聲音與高貴品質而言，
倘若生前能享受些許寬厚就好了，
——活著的人真是一種累贅
寬厚只留給安然死去的那些人
在這間寬敞的客廳裡，一盞檯燈是唯一的光源，他的每個微小動作都被放大成為牆上巨大陰影的舞蹈，呈現出一種怪異的景象。他朗誦時，圓形的臉和高高的顴骨與他尖銳的側影形成了令人好奇的反差，他修長的手，時而大開大合比劃出如同標點的節奏。他的朗誦有著表演的色彩，他響亮的聲音為詩歌帶來生命，情感又掩飾了它們偶爾的纖弱。他的目光越過我的頭頂投向遠方，給我造成一種錯覺，彷彿我是禮堂裡一排又一排全神貫注聽眾中的一員。
他背誦了一首他特別喜歡的老詩人扎博洛茨基（zabolotsky）的《一個醜女孩》詩中的一長段，與葉夫圖申科獻給馬雅可夫斯基的詩有著類似的主題：在日常生活中懇求更大的同情與慈悲。他坐下，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又熱情洋溢、滔滔不絕地講起來：「我們最重要的任務是讓人們的生活恢復溫暖。只要做到這一點就可以拯救我們和整個地球。俄羅斯人已經經歷了太多苦難。現在是我們對此應該做點什麼的時候了。創造一種善意的社會氛圍，讓人們開啟心扉並綻放自我。如果我們不開始做這些，怎麼能補償過去的不公、愚蠢與鮮血？我們的共產主義社會並不會阻止這樣的百花齊放，恰恰相反；但我們確實要戰勝內心的恐懼。有許多詩人已經邁出了這一步：他們的靈感已經不受阻礙了：這個時代的所有偉大主題都是他們的。小說家的境遇要更困難些。俄國小說經歷了多年令人窒息的嚴格審查，詩歌因為可以更簡單地通過口頭傳播，受到的影響小一些。但是我們這一輩還是湧現出了一些有前途的小說家：杜金採夫（dudintsev）的《新年故事》代表著他已經同其《不是單靠麵包》的那個年代相比，更加成熟了。還有尤里·卡扎科夫（yurykazakov），他的作品您應該馬上去讀。我認為他是年輕一代作家中最好的。他讓自安東·契訶夫以來的同情與悲憫的傳統俄國主題煥然一新。」
葉夫圖申科期望我能理解，或者對他的信念感同身受，但他又不屑於在他滔滔不絕充滿老舊式暗喻的論述裡做更多細節上的解釋。他的雄辯之才並沒有讓他在對話禮儀的繁文縟節上浪費時間。他身上有著一種追求真理的衝動，在這一點上，他讓我想到了紐約的「垮掉一代」。「我們現在進入了一個新時代。我們以共產主義的名義，從我們自己身上，從他人身上在追尋真理。我們通常在單純的人身上更容易找到真理。」他又補充講到一個傳統的俄羅斯信念，「真理如纖弱的植物。它熬過了一個嚴冬，現在是生長的時候了。」
葉夫圖申科對老一代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學識廣博感到著迷。「這種博學的精神，世界要想延續，一定要有這種精神。」他提到新一代知識分子在蘇聯的誕生：「這就像用手掌去抓水流，」他說，「大部分的水都流失了，總會有一小部分留在手心裡。這樣的事情現在就在發生。我們和我們的孩子們總歸會保住一點點與主流不同的水，但日漸洶湧的主流是我們主要的擔心。蘇聯政府已有能力將眾多好作品向廣大人民開放，這也給了我們對俄羅斯未來的信心……」
在我看來，我們的交談有時像某種道德劇，而整個交談過程中，葉夫圖申科為一個有活力、淨化過的蘇聯代言，而我則代表西方的立場。他希望回到可以探尋統一觀點的問題上，以便確保俄羅斯以及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幸福和平。我有種感覺，他是想通過我把他的這種聲音傳達給西方的知識分子。他對西方知識分子的生活表現出極大的好奇，比如在繪畫與寫作上的最新潮流與運動，問了許多有關「垮掉派」詩人和紐約的「行動派」畫家的問題。
茶水上來的時候，我們的話題轉到了詩歌在現代俄羅斯生活中扮演的特殊角色。葉夫圖申科繪聲繪色地描述了龐大的人群在那裡著迷一般聆聽年輕詩人朗誦的情景，還有五萬本詩集在一天之內售罄（在計劃而不是需求下來之前不得重印）的情景。我在這次共同品茶之前從未聽說如此健談的葉夫圖申科。在政治環境正在解凍的這個時刻，葉夫圖申科也在努力擴大詩歌，準確來說是帶有他個人色彩的詩歌的影響力。在當時而言，用文字表達一群人長期封閉感情的能力對他來說是一種新鮮的發現。隨著葉夫圖申科和其他年輕詩人的公開朗誦活動越來越多，詩歌剛剛開始成為全俄羅斯誠實守信的載體：就像一枚嵌入老套想法與行動鐵板體系中的楔子。
葉夫圖申科正在成為一個全國性的象徵：斯大林主義在詩歌層面開始消解的象徵。在我和他的談話尾聲，我明白，我聽到了一種很有說服力的聲音，一位能代表那整整一輩的代言人。這是一位比生活本身更高大、更閃光但又符合傳統浪漫主義定義的英雄：葉夫圖申科效仿了馬雅可夫斯基，或者只是在表面上模仿了馬雅可夫斯基，一位耀眼、無產階級的年輕革命詩人。他風格中顯著的直截了當讓他的聲音有了額外的分量，哪怕那種奪人眼球的特質有故意和做秀的味道。葉夫圖申科具有在現實生活中即興表演的才能，就像他具有即興創作詩歌的能力；當他願意的時候，他可以在一個下午的時間完成一首指定主題的詩歌創作。
我記得我接下來與他的多次碰面，他的想象力之豐富令我印象深刻。經常處於眾人注意焦點的位置讓他能夠本能地意識到不同情境和具有刺激性的現代主題中的戲劇性，並熱情地抓住它們，以一個詩人，或是一個演員來進行帶有他個人色彩的表達，為稍縱即逝的主題打上印象深刻的印記。葉夫圖申科承認熱衷於表演，還認為與「高貴地演繹出了他的人生」（引自帕斯捷爾納克翻譯的《哈姆雷特》）的帕斯捷爾納克熱衷表演有關，只不過他的表演比帕斯捷爾納克的表演更加清醒與考究。那個冬天的晚些時候，我們訪問了列寧格勒，普希金的城市，在朋友們的香檳酒會上，葉夫圖申科為偉大、光輝的普希金獻上了祝酒詞：「向有著和雪與香檳一樣美好的普希金致意……」一年後，我在紐約的一個學術招待會上又見到了他，聽到了他在朗誦自己那首輕鬆又樂觀的詩《腳踏車上》之後，見證了他回答許多尖銳的政治問題，併成功地用他文雅的機巧讓一群堅定的反蘇聽眾啞了火。在「無憂無慮」的一九六二年的春天莫斯科的一輛計程車上，葉夫圖申科朗誦了他的《「垮掉」獨白》，我們一行四人在前往莫斯科藝術家工會的路上，得益於當時放鬆的政治氣氛，葉夫圖申科的朋友、畫家尤里·瓦西里耶夫（yuryvasiliev）將做一個關於藝術實驗的講演。《「垮掉」獨白》如電擊般觸動了它的五位聽眾，包括計程車司機。「我必須在保證我的乘客安全的情況下才能享受藝術」，他說著把車暫時停在了人行道旁。並非特別複雜的俄語韻腳被他演繹得精彩絕倫：
……二十世紀讓我們驚愕不已
謊言像稅賦一樣沉重
彷彿蒲公英的種子
思想輕輕一吹就散開
我們的手歡笑般鼓掌
我們的腳樂滋滋舞蹈
二
一九六二年的春天，我和葉夫圖申科經常在莫斯科見面。莫斯科和我第一次造訪它時相比已經大不一樣了。它曾是一個更歡快、更忙碌的城市，現在出門卻很不方便。因為計程車費降低，莫斯科人都搶著打計程車，人們的生活質量跟一九五九到一九六〇年的那個冬天相比有了提高。那年的五一節和東正教的復活節之間只隔了幾天，於是城中的那幾周都充滿了節日氣氛。天氣很暖和。莫斯科城裡擁來許許多多進城掃貨的人們。鄉下女人揹著滿得快要掉出來的購物袋，裡面全是從莫斯科貨物充足的商店買來、為製作傳統的復活節甜糕和麵包而準備的物料。那些女人彷彿都戴著方巾、穿著寬裙和有著一張圓臉，一下子從四面八方一起擁來。在許多稱得上的政治場合也是如此：在以往的五一節期間的莫斯科，列寧的肖像隨處可見，城市懸掛著無數紅旗和（東正教的）淺藍色旗幟。這兩個節日雖說風馬牛不相及，但也並非不可相容：大多數莫斯科人只想好好享受他們的假期週末，不管以哪個節日的名義。
葉夫圖申科的友善和開放一如既往。他現在更多了一層成功的光環：現在他是半官方的自由派青年代表。他訪問了美國和歐洲，還作為《真理報》駐古巴的記者成為了菲德爾·卡斯特羅的朋友；當時有傳聞他即將被髮展入黨。他已經和出色但善變的女詩人貝拉·阿赫瑪杜琳娜離婚並與藍眼睛的加利婭結合。加利婭比葉夫圖申科稍年長一些，她是一位沉穩智慧的黑髮女性，她在莫斯科享有一流文學品位的好名聲。
葉夫圖申科和加利婭當時剛搬進為作協會員特別規劃的一棟嶄新、巨大建築物中的一套公寓房。那裡離市中心很遠，在基輔高速公路邊上，作為一個發展快速的新區，大量的耐火磚砌築的樓房在小木屋旁拔地而起。但整個社群暫時還缺乏園林景觀，建築外道路尚未命名，建築物內連公寓的門牌號也還未編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