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迪/譯
作為偉大的文學，美國詩歌僅僅在過去七十年裡才走向成熟；上個世紀的沃爾特·惠特曼和艾米莉·狄金森是惡劣環境中罕見的天才。一個十年就給美國帶來了現代詩歌的主要人物：華萊士·史蒂文斯出生於一八七九年，t.s.艾略特出生於一八八八年。這兩個時間點所涵蓋的十年屬於以下詩人：h.d.，羅賓遜·傑弗斯（robinsonjeffers），約翰·克羅·蘭瑟姆（johncroweransom），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埃茲拉·龐德，以及瑪麗安·摩爾。
瑪麗安·摩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開始發表作品。她得到移居歐洲的t.s.艾略特和埃茲拉·龐德的發表和賞識。哈莉特·夢羅（harrietmonroe）創辦於芝加哥的《詩刊》為新詩提供了持久的展示機會，也發表了摩爾的作品。但摩爾主要是一位紐約詩人，屬於格林威治村那個群體，他們創辦了《其他人》（others）和《掃帚》（broom）雜誌。
去瑪麗安·摩爾位於布魯克林的家中拜訪她，必須跨過布魯克林大橋，在默特爾大道左轉，沿著高架走一兩英里，然後右轉進入她那條街。沿街有幾棵樹，非常令人愉悅，摩爾小姐的公寓離一家雜貨店和她常去的長老會教堂很近，非常方便。
訪談是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總統大選前一天進行的。摩爾小姐的公寓大門通向一條狹長的走道，右側有幾個房間，走道的盡頭是一間可以俯瞰街道的大客廳。與走道一樣長的書架的頂部，有一枚尼克松徽章。
摩爾小姐和訪談者在客廳裡坐下，倆人之間放一個麥克風。到處都是一摞摞的書籍。牆上掛著各種各樣的油畫，有一幅是墨西哥畫，梅寶爾·道吉（mabeldodge）贈送的禮物；其他都是美國人在一九一四年之前懸掛的深茶色的油畫。傢俱老式，暗色。
摩爾小姐說話有一種習慣性的謹慎態度，以及她的讀者可以辨識的幽默。當她用一個特別具有說服力甚至尖酸的短語結束一句話時，她會迅速看一眼訪談者，看他是否被逗樂了，然後輕輕地偷笑。後來摩爾小姐帶訪談者在附近一家餐館吃了一頓令人稱羨的午餐。她決定不戴尼克松徽章，因為與她穿的外套和帽子不搭。
——唐納德·霍爾（donaldhall），一九六一年
《巴黎評論》：摩爾小姐，我知道你出生於聖路易斯，僅比t.s.艾略特早大約十個月。你們兩家彼此認識嗎？
瑪麗安·摩爾：不認識，我們那時候不認識艾略特家。我們住在密蘇里州的柯克伍德市，我祖父是第一長老教會的牧師。t.s.艾略特的祖父——威廉·艾略特博士——是一位獨一神論者。在我大約七歲時我們離開了，我祖父於一八九四年二月二十日去世。我祖父和艾略特博士一樣，都曾在聖路易斯參加過教會負責人會議。此外，按照規定的時間間隔，教會之間有午餐會晤。在一次午餐之後，我祖父說：「威廉·艾略特博士請求祝福並且說到‘我們以主耶穌基督的名義提出這個問題’，對我來說他這個時候已足夠稱得上三一神論者了。」瑪麗女子學院是他捐贈的，以紀念他去世的女兒瑪麗。
《巴黎評論》：你什麼時候開始寫詩的？
摩爾：嗯，我想想，上布林茅爾學院的時候。我想我是十八歲入學的，我出生於一八八七年，一九〇六年上大學。那麼，我當時多大了？你可以推斷出我可能的年齡？
《巴黎評論》：十八或者十九歲。
摩爾：我沒有文學計劃，但我對大學的月刊很感興趣，令我驚訝的是，（我給雜誌寫了一兩篇小東西之後）編輯們選我加入董事會。那是我大二的那一年——我敢肯定是那一年——而且我記得我就留在那裡了。然後當我離開大學時，我向校友雜誌《燈籠》提供了捐款（我們是沒有報酬的）。但我並不認為我的作品能夠震撼世界。
《巴黎評論》：在什麼節點上詩歌對你而言變得震撼世界了？
摩爾：從來沒有過！我相信我那時對繪畫感興趣。至少我是這麼說的。我記得奧蒂斯·斯金納（otisskinner）夫人在我畢業那一年的畢業典禮上問我：「你想成為什麼？」
「畫家。」我說。
「好吧，我並不感到驚訝。」斯金納夫人回答。我穿了一件她喜歡的衣服，某種夏季款式的裙裝。她稱讚道：「我一點也不感到驚訝。」
我喜歡故事。喜歡小說。而且——聽起來很可悲，甚至奇怪——我想詩歌對我來說是追而不得退而求其次的最好的東西。我不是曾經寫過一樣東西嗎？「一部分詩，一部分小說，一部分戲劇」。我想我是太過於真實了。我可以想象場景，並對亨利·詹姆斯從未受到挑戰而感到遺憾。現在，如果我不能寫小說的話，我想寫劇本。在我看來戲劇是最令人愉快的，實際上是我最喜歡的消遣形式。
《巴黎評論》：你經常看戲嗎？
摩爾：從來不。除非有人邀請我。莉蓮·赫爾曼（lillianhellman）邀請我去看她創作的《閣樓玩具》，我很高興她邀請了我。如果沒看這部劇，我就不會對這種形式的生命力有所瞭解，也會忘記她作為一個作家的才能；我還想再看一次。地方語言的準確性！這就是我感興趣的東西，我總是記下一點當地的表達方式和口音。我想我應該參加一些語言學機構或企業，我對方言和語調非常感興趣。我幾乎沒有考慮過什麼東西可以進入我所謂的詩歌。
《巴黎評論》：我很好奇布林茅爾學院對你作為一個詩人意味著什麼。你寫到你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生物實驗室裡。你是否更喜歡將生物學而不是文學來作為研究目標？你受過的專業訓練有可能影響到你的詩歌嗎？
摩爾：我曾希望將法語和英語作為我的主要學科，並且修兩年的英語必修課——每週五小時——但直到我大三的時候才選修了一門課。在那一年之前，我沒有達到八十小時的學術規定。然後我選修了十七世紀模擬寫作——富勒（fuller）、胡克（hooker）、培根、安德魯斯主教（bishopandrewes）以及其他作家。法語課是用法語講授的，而我不會法語口語。
實驗室研究是否會影響到我的詩歌？我相信一定影響到了。我發現生物學課程——副修的，主修的，以及組織學——都非常令人為之一振。實際上我想學醫。精準，陳述上的經濟性，用於做出無私利性結論的邏輯，描繪和識別，釋放——至少對想象力有一些影響，在我看來。
《巴黎評論》：你到紐約之前認識文學界的什麼人？你認識布萊爾（bryher）和h.d.嗎？
摩爾：很難將這些事情連續化。我一九二一年在紐約遇到了布萊爾。h.d.是我在布林茅爾女子學院的同學。我想她在那裡只待了兩年。她是外州居民，我沒有意識到她對寫作感興趣。
《巴黎評論》：你是通過她認識的埃茲拉·龐德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她不是在賓夕法尼亞大學認識他們的嗎？
摩爾：是的。她確實如此。我沒見到他們。直到一九一六年我參觀紐約時才見到作家，當時有一位來自我故鄉卡萊爾的朋友要我陪她去。
《巴黎評論》：所以直到一九一六年之前你的確是孤立於現代詩之外的？
摩爾：是的。
《巴黎評論》：那是你第一次去紐約？你去那裡六天就決定長住那裡？
摩爾：噢，不是的。我母親好幾次帶我哥哥和我一起去那裡觀光購物，在去波士頓或者緬因州的途中，或者去華盛頓和佛羅里達的路上。一九〇九年我讀大四的時候，在聖誕節期間拜訪了住在紐約的查爾斯·斯普拉格斯史密斯博士的女兒希爾達（h.d.）。路易斯·安斯帕切（louisanspacher）在庫伯聯盟學院做了一場非常華麗的演講。卡內基音樂廳有很多音樂會，我對紐約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有了些瞭解。
《巴黎評論》：而那些發生的事情使你想返回紐約？
摩爾：可能是這樣吧，那次是來自卡萊爾的考德麗小姐邀請我跟她一起去度一週。一九一六年的訪問使我想住在那裡。我也不知道她腦子裡想些什麼使得她會邀請我，或者為什麼沒有我她就不會玩得更好。她對我冒險前往波希米亞聚會持懷疑態度。但我無所畏懼。首先我不認為任何人會試圖傷害我，即便他們想傷害我，我也不覺得自己會受到傷害。我從未想過有人陪伴很重要。
《巴黎評論》：你是否認為搬到紐約，以及你在那裡發現的作家所帶給你的刺激，使你寫出比原來更多的詩？
摩爾：我想這是肯定的——看見別人寫的東西，就會喜歡這個或者那個。對我而言，總是會有一些偶然的東西讓我掉入陷阱。我絕對是從來沒有打算要寫詩的。這念頭從來沒進入我腦子。現在也如此，每次寫詩我都認為這是最後一次；然後我被某些東西迷住，似乎不得不說些什麼。我所寫的一切都是閱讀的結果，或者是對人們感興趣的結果，我對此非常確定。我沒有當作家的野心。
《巴黎評論》：我看看啊。從布林茅爾女子學院畢業後，你在卡萊爾的印第安學校教書。然後，一九一八年搬到紐約之後，你在一所私立學校任教，並在圖書館工作。這些職業對你作為一名作家有什麼關係嗎？
摩爾：我認為這些工作使我的肌肉更堅硬了一些，也使我接近事物時精神層面上更冷峻一些。做圖書管理員，對我寫作有很大的幫助，可以說是巨大的幫助。我們家對面的紐約公共圖書館哈德遜公園分館的倫納德小姐有一天來看我。我不在，她問我母親是否認為我會願意做全職職員，在圖書館工作，因為我非常喜歡書籍，喜歡和人們談論書籍。我母親說不，她不那麼認為；鞋匠的孩子從來沒有鞋子，如果我做全職職員，我可能會覺得我就沒有時間閱讀了。我回家之後，她告訴我，我說：「為什麼這麼說呀，我會告訴她這當然很理想啊。只是我不能工作超過半天。」如果我整天工作，也許晚上，或加班，就像機械師一樣，肯定不會是很理想的。
作為一項免費服務，我們寫書評，每人被分配了一些書，這個我是很喜歡的。沒有報酬，但我們有機會對書作診斷。我非常喜歡做這件事。我相信我還有那種「卡片式的」圖書摘要副本放在什麼地方。就是把最好最壞的部分找出來。我一直好奇他們為什麼不分配給我藝術書籍或醫學書籍，甚或歷史或批評類。但沒有，總是虛構類的，無聲電影小說。
《巴黎評論》：那段時間你旅行了嗎？去歐洲沒有？
摩爾：一九一一的時候，我母親和我去過英國，大約兩個月，可能是七月和八月。我們去了巴黎，我們住在左岸，在瓦萊特大街的一個寄宿公寓裡，加爾文在那裡寫下《基督教原理》，我記得。離聖賢詞和盧森堡公園不遠。我一直對西爾維亞·畢奇的書很感興趣，可以讀到埃茲拉·龐德，以及他在巴黎的日子。我在哪裡？我在做什麼？我想我是帶著那樣的目的在晚上漫步。那是世界所知的最炎熱的夏天之一，一九一一年——我們一直走到奧岱翁大街十二號，去看西爾維亞·畢奇的書店。我不會想到說：「我來了，我是個作家，你能和我聊一會兒嗎？」我一點也沒有那樣的感覺。我想觀察事物。我想我們去了巴黎所有的博物館，除了兩個之外。
《巴黎評論》：那之後你有沒有回去過？
摩爾：沒有再去巴黎。只是一九三五或一九三六年回到英格蘭。我喜歡英格蘭。
《巴黎評論》：自一九二九年搬到這裡以來，你大部分時間都住在布魯克林？
摩爾：除了四次西部之行：洛杉磯，舊金山，普吉特海灣，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我母親和我先前經過運河去舊金山，乘坐火車去過西雅圖。
《巴黎評論》：道奇棒球隊去了西部之後，你有沒有懷念過？
摩爾：非常懷念，而且我聽說球隊也懷念我們。
《巴黎評論》：我仍然對早期的紐約很感興趣。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他的自傳裡談到格林威治村作家群的時候說，你是「撐起我們未完成建設的上層建築的頂樑柱」。我猜想這些人就是《其他人》雜誌的作者群。
摩爾：我從來不是撐起任何人的頂樑柱！我有他的自傳，他對羅伯特·麥克艾蒙（robertmcalmon）和布萊爾（bryher）的錯誤陳述，我狠狠批評過。在我的憤慨中，我錯過了一些我應該看到的東西。
《巴黎評論》：在多大程度上《其他人》的作者們形成了一個群體？
摩爾：我們確實有一些聚會，阿爾弗雷德·克里姆伯格（alfredkreymborg）是主編，那時和格特魯德女勳爵結婚了，那是你能見到的最可愛的人之一。他們在格林威治村某個地方有間小公寓。這個群體有相當一致的愛好。
《巴黎評論》：有人說阿爾弗雷德·克里姆伯格是美國範圍內發現你的人。你認為是這樣嗎？
摩爾：也許可以這樣說；他竭盡全力推舉過我。一九一五年，夢羅小姐和艾丁頓（aldingtons）同時讓我給《詩刊》和《自我主義者》投稿。阿爾弗雷德·克里姆伯格不太拘謹。我和其他人有點不同。我猜他認為我可能會給人一種新鮮感。
《巴黎評論》：一九二一年，當h.d.和布萊爾在你不知情的情況下出版你的第一本詩集時，（她們命名為《詩》），你是什麼反應？你自己為什麼拖著不出版呢？
摩爾：出版我的輕量級產品——顯然是一種嘗試——在我看來為時過早。除了喬叟或莎士比亞或但丁之外，我不喜歡稱任何人的東西為「詩」。我現在感覺不到我當時對這個詞的敵意了，因為它只是一個方便的、幾乎不可避免的詞，但在我看來這些還稱不上「詩」——我的觀察，對韻律的實驗，或者是寫作練習。正如我以前說過，我寫的東西只能被稱為詩是因為沒有其他類別可以將它們歸類進去。一九二一年為我出詩集的這種騎士精神——當然是形式上的選擇，並非內容——我非常感激。一九三五年也是，費伯出版社和麥克米倫公司同時提出為我出版詩選集，在我看來也是非常不自私的。斷斷續續偶爾在雜誌上發表，對我來說似乎已經足夠，已經夠引人注目了。
《巴黎評論》：《自我主義者》發表你第一首詩之前，你是否給其他雜誌寄過詩？
摩爾：我一定寄過。我有一個小小的古玩，一本大約兩英寸寬三英寸長，或兩個半英寸寬三英寸長的小本子，我係統地輸入了所有發出去的東西，什麼時候退回，是否發表，我得到多少稿酬。這樣持續了大約一年，我想。我不可能比這樣做更在意了。我不知道我是否寄出過不是從我自己這裡勒索去的東西。
我目前有三個繁重的任務，互相干擾，我不知道我如何寫出任何東西。如果我有一個不錯的想法，我記下來，它就會停留在那裡。我不會強迫自己為它做什麼。我在《紐約客》上發了幾篇東西。我告訴他們，「我可能再也不會寫了」，別指望我再寫。我從不知道有任何人像我這樣熱愛詞語卻難於用詞語說出事物，我很少以自己喜愛的方式說出來。如果我做到了，那是因為我不知道我在努力。我為《紐約客》寫過幾篇東西——我確實想寫那些東西。
《巴黎評論》：你上一次什麼時候寫的詩？
摩爾：八月份。關於什麼的呢？噢……卡內基音樂廳。你看，任何能夠真正喚醒我的東西……
《巴黎評論》：對你而言，一首詩是如何開始的？
摩爾：一個恰當的短語跳入腦海——比如，一兩個詞——通常是具有同樣吸引力的想法或物體同時出現：「它的跳躍應該固定/在這粒黃豆上」；「螞蚱—翅膀被太陽切分/直到網線成為一支軍團。」我喜歡輕韻，不顯眼的韻，顯眼但不張揚的韻：吉爾伯特和薩拉文式的：
然而，當有人接近時，
我們設法浮出，
同這裡的任何人一樣
抵抗恐懼。
我對節奏和重音充滿熱情，如此冒失地寫分行。把段落作為一個單位，我發現句尾的連字元很危險，讀者會因為連字元而分散了對內容的關注，所以我儘量不使用。我對拉封丹（lafontaine）的興趣來源，完全獨立於內容。然後我成為他那種外科手術般禮節的犧牲品：
我擔心整個法國會崇拜外表，
而卓越的優勢
僅僅意味著一個人善於推動。
我喜歡非重音音節和重音半韻：
讓愛人們說出來，
以愛和盲目就可以完成
一件事。孤獨的人沒有標準。
《巴黎評論》：在你的閱讀範圍內或背景中，是什麼引導了你的寫作方式？意象派對你有幫助嗎？
摩爾：沒有。我很好奇為什麼有人會採用這個詞。
《巴黎評論》：你認為你的詩歌裡的描述性與他們無關？
摩爾：我真的不認為有關。我很遺憾我是低賤之輩，或者至少我與任何事都沒有聯絡。但我確實感謝《其他人》詩刊。
《巴黎評論》：你認為你的寫作風格來自哪裡？是你的性格逐漸積累的嗎？還是有文學前輩？
摩爾：就我所知沒有。埃茲拉·龐德說：「有人一直在讀拉福格（laforgue），以及法國作家。」嗯，可悲的是，直到最近我還沒有讀過其中任何一人。回頭看，我認為弗朗西斯·耶麥（francisjammes）的標題和處理方式與我自己的非常一致。我看上去幾乎是個抄襲者。
《巴黎評論》：那麼廣泛使用引言呢？
摩爾：我只是想表示尊重而不是偷人家東西。我一直覺得，如果一件事已經以最好的方式說出來了，你怎麼可能說得更好呢？如果我想說些什麼，而有人已經說得很理想了，那麼我就會拿過來並給予出處。就這麼回事。如果你被一位作家迷住，假如不渴望分享的話，我認為是一種非常奇怪而且無效的想象力。別人也應該讀到，你不認為嗎？
《巴黎評論》：有沒有寫散文的文體家幫助你找到自己的詩歌風格？伊麗莎白·畢曉普在談到你的寫作時提到過愛倫·坡的散文，而且你總是讓人們想起亨利·詹姆斯。
摩爾：散文文體家，可不是嘛。約翰遜博士（dr.johnson）這樣談到理查德·薩維奇（richardsavage）：「他兩個月之內就被議會給非法化了，被母親否認，註定貧窮和默默無聞，被拋在生命的海洋上，只是他很可能被流沙吞噬，或者被衝撞在岩石上……正是他獨特的幸福，使他幾乎從沒有發現一個分手時會成為朋友的陌生人；但同樣必須補充的是，他也沒有和任何一個朋友相處長了之後不得不迫使對方成為一個陌生人。」或者看一下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怎麼談論殖民地：「你可以剪一隻狼的毛；但它會馴服嗎？」或者看托馬斯·布朗（thomasbrowne）爵士怎樣說的：「國家不受食物中毒者的統治。」他稱蜜蜂為「勤勞的傢伙」，而他的家是「蜂窩」。他的舉止是一種博學滲不透的甜蜜。再看看弗朗西斯·培根爵士怎樣寫的：「內戰就像發燒的熱度；外國戰爭就像運動的熱度。」或者看看塞利尼：「我有一隻狗，黑如桑葚……我像憤怒一樣冒煙，像小爬蟲一樣膨脹。」看看愷撒的《札記》，以及色諾芬的《論狩獵》：對每一個細節的興趣和熱情！亨利·詹姆斯的著作，特別影響到我的是散文和書信。埃茲拉·龐德的《羅曼斯精神》文集：他的明確性，無誤的本土口音。查爾斯·諾曼（charlesnorman）在他的傳記中提到龐德對一位詩人說：「沒有任何事物、絕對沒有任何事物是你在某種情形下、某種情緒的壓力下無法說出來的。」而埃茲拉·龐德這樣評價莎士比亞和但丁，「在這裡，我們與大師在一起；對其中任何一位我們都不能說，‘他更偉大’；對其中任何一位我們都必須說：‘他是無法超越的。’」
《巴黎評論》：你自己的作品中有沒有你喜歡的和不喜歡的？
摩爾：當然有。我認為對我來說最困難的事情就是清醒到令自己滿意的程度，同時在其中又有足夠的適合於自己的啟示。這是個難題。我不贊成我像「謎」一樣難懂，或者如有人所說的那樣，「並非不綠的草。」我曾對我母親說過一次：「你怎麼允許我把這樣的東西印出來？」她說：「你沒有問我的意見啊。」
《巴黎評論》：有一次我聽你朗誦，我想你說過你不喜歡《對優點的不信任》，而這是你最受歡迎的詩之一。
摩爾：我喜歡這首；它很真誠，但我不會稱之為詩。它是真實的；它證明了戰爭是不可容忍的，也是不公正的。
《巴黎評論》：你怎麼稱它為非詩，根據什麼？
摩爾：偶然性；作為形式，它具有什麼呢？這只是一種抗議——脫節的，感嘆的。情緒壓倒了我。先是這個想法，然後是那個想法。
《巴黎評論》：你母親說你沒有徵求她的建議。你從來沒有？你是否向家人或朋友徵詢批評意見？
摩爾：嗯，不會問朋友，有機會的話會問我哥哥。我母親說「你沒問我的意見」，肯定是幾年前的事，因為我寫《一張面孔》時，我先寫了《蛇與抱著一碗粥的孩子》，她說：「這個寫不成。」「好吧，」我說，「但我必須寫點東西出來。」西里爾·康諾利（cyrilconnolly）要我給《地平線》雜誌寫點什麼。所以我寫了《一張面孔》。這是少數我下筆之後沒有給我帶來任何麻煩的東西之一。她說：「我喜歡。」我記得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