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拉斯·韋伯著

喬伊·威廉姆斯評

索馬利亞譯

我擁有的這一切都要歸功於加百利·萊切特。是他安排了往返機票，讓我在斯堪的納維亞航班上擁有兩個並排的座位；為我在皇家古斯塔夫假日酒店訂好了房間；為我的籃子除臭、換上新的床單，幫我穿上嶄新正式的、頂端飾有白色綬帶的黑色大布袋；為這次旅程將我化著膿的殘肢清洗了一遍。在我登機時，他甚至還拎起我的柳條洗衣籃的一角。在黑暗中，我能聽到他在指導空姐如何為我清洗、餵食，幫我喝水，以及何時為我翻身。我聽到了雙手傳遞小費的聲音。我也聽到加百利被惹惱的笑聲，還有那位女士遲鈍的嘟噥。我想我聽到空姐輕拍了下他光禿而小巧的頭部。然後，就是我的第一次起飛。這架老舊的波音747急劇上升，讓我的臀部和殘缺的肢體迅速滑向洗衣籃的一邊，接著飛機進入了懸浮狀態，我的耳朵開始發脹。在降落傘一樣的黑色布袋子裡，我墜入了那偉大、金色的夢。我的眼前一刻不停地滑過那些已經出版的書的封面、那些細緻的修訂、綠色的外科手術外罩，還有窸窣摩擦的紙鈔。我想到那些獎盃發出的叮噹聲，還有不朽的味道。飛機在一萬五千米高的黑暗中飛過冰島、北大西洋、愛爾蘭、英格蘭，北海和挪威，而正是加百利·萊切特給予了我這一切緩慢流淌著的場景。當我聽到飛行員的指示，我們將降落在斯德哥爾摩，我即將見到瑞典國王（我猜還有王后以及小王儲們）。我在思忖他們的聲音聽起來如何。他們的氣味又是怎樣？

我擁有的這一切都要歸功於加百利·萊切特，他是一名經紀人。他為音樂家、畫家、雕塑家、美式足球的四分衛、撐竿跳運動員、雜耍演員、轉世的基督徒、還有總統們處理合同。他也為農民、教授、詩人、牧師、棒球投手、恐怖分子們甚至還有飛行員們的事業進行斡旋。在過去的三十年裡，他經手了數量巨大的承包合同，他所塑造的成功比你所能想到的要多得多。他說這是他從孃胎裡帶出來的本領。我相信。

加百利——他的客戶們都叫他蓋布或者蓋比，一九三五年出生於愛爾蘭多尼戈爾郡馬基什山脈西邊的一個山坡上，具體的日期他說不記得了。他說，那一天他母親看到吊著銀色鈴鐺的白馬。他說，一九五一年布拉迪角的土豆收成很不好，於是他來到伊利諾伊州的芝加哥。我不記得自十九世紀以後愛爾蘭發生過任何的土豆饑荒，但我總願意傾聽他的故事。他說他來到芝加哥，因為他和我們有一樣的血肉，也因為他喜歡這樣一個城市——在這裡，「人各有其價」。他說，一開始他的代理生意進行得並不是很好。實際上，當他一九五六年十月在芝加哥藝術學院遇到伊澤貝爾·高迪時，他正在窮途末路上掙扎。當時他和她正站著凝視莫奈畫的某幾幅睡蓮。據加百利自己的說法，他嘆息了一聲，說道：「見鬼，佩格·波勒畫得比他好多了。」而伊澤貝爾總能看到把利益最大化的機會，也迅速回答道：「理查德·塔爾頓已經一隻腳跨進墳墓了，你能幫他下嗎？」蓋布作為「公務員」和一名成功商人的生活便自那時開始，就好像安布魯瓦茲·巴累藉著一些私下的協議和回扣，成為了緬因州海爾維恩的第一位富有的獨臂經紀人。

我第一次見到蓋布，是一九七七年，在帕爾默家園希爾頓酒店的門廳，我在那邊參加美國現代語言協會的會議。他在門廳閒蕩、張望，我後來才發現，他沒有找到可以與之做筆生意的人。他悄無聲息地走動著，不聲不響又偷偷摸摸地遞出自己的名片，綠色的卡片印著紅色的字型：他的名字是加百利·巴利博菲·萊切特；他的辦公室在芝加哥的斯潑那大道的1313號；他的電話號碼是393—6996；他的辦公時間是「悉聽尊便」；他的職業是「經紀人」；還有他的信條是「不要陷入無名，在這個世界脫穎而出。」他給了我一張他的名片，說他從沒有看到過這麼多潛在的客戶。他說他已經觀察我很久了，而我也被戳到了痛處。我們在人群中交談了一會兒，我問起他自己的一些情況。他說自己身材矮小，是因為年輕的時候遭遇了土豆饑荒。他的鼻子和耳朵上的節瘤，是因為他母親，哦，他親愛的母親在為他哺乳的時候被佩格·奧尼爾嚇了一大跳，她的乳頭在他的嘴中迅速地乾涸。他的爛牙和禿頂是因為他曾結髮兩年的妻子——來自蒙大拿州克里克教堂一帶的瓊·泰瑞，想用蝙蝠的唾液來毒死他。他說他試著吃下肚裡塞滿餡料的螞蚱、烤螞蟻還有整隻的烤老鼠來解毒，後來他把她丟進了芝加哥河。他說她從一開始就心地歹毒，所以他很驚訝地發現自己一九五五年締結的那場婚姻竟然維持了兩年。蓋布說他妻子的繼母只給了她一瓶走氣的啤酒，還有一些發酸的麵包作為陪嫁。婚後他們住在考科特莊園，她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和山羊們親近，梳理它們的鬍鬚。他說她的天堂裡有硝石，而她的地獄裡卻有黃金；她的天使們真實而具體，會被盔甲擋開，也會被火藥殺傷。我告訴他我的問題，他說我年紀已經很大，不能再遊手好閒了，我應該努力打拼，實現成功。我告訴他，如果我需要他的幫助會打電話給他。

出乎意料的是，我很快就需要蓋布的幫助了，因為我在美國現代語言協會上的發言被嘲笑了。當我念開場白時，我聽到了臺下的竊笑。我要求他們安靜，他們開始狂笑。當我介紹我的論文——《隱喻式思考：英美文學衰落的原因》，作者：麥瑞克·卡索邦教授，來自俄勒岡州威爾士市的泰維斯·蒂格大學英語系——時，他們都嗤笑我，撇嘴搖頭。他們抖動鬍鬚，叼著菸斗，咬牙切齒。甚至連我的老朋友鮑克·尤瑞斯克也在耳邊扇動手掌，用手指夾住鼻子。他曾宣稱自己能聽到青草生長的聲音；他還說自己跑步的速度太快，以至於必須要把一隻腿抬到肩膀高度，這樣才能看得清楚前方的路；他的大腿是如此強壯，據說都可以砸碎一塊石頭；他用一隻鼻孔噴氣都可以讓一臺風車旋轉。會議的主席是來自特拉華州戈爾斯頓的理查德·泰尼，主持人是來自艾奧瓦州萬斯僑福的約翰·細普爵士，當我看到他們倆站起來，脫下褲子，對我露出他們的光屁股時，我明白了一切。我的隱喻研究搞砸了，一切都結束了，我想。我走下講臺，即使我沒有穿襪子，我的大肚腩也在咕咕地抖動，我的綠色西裝還是擊敗了那些高領套頭衫，我濃密的黑髮甩過那些坐著的蠢蛋，我的鷹鉤鼻和鼓起的雙頰，我綠色的眼睛帶著蔑視注視著高處。我走出房間，白色的匡威鞋在打了蠟的地板上咯吱作響。然後我決定繼續回到我一直在做的事情——寫小說。我掏出印有紅字的綠色卡片。

那是個星期四。給蓋布打電話時，我說：「蓋布，明天，星期五，一九七八年的一月十三號，我就六十六歲了，我這輩子都在寫小說，但是沒有人刊登過我寫的一個字。如果能登上《巴黎評論》，我就給出左手的小指。」我這麼做是因為加百利很快表示出了興趣，他告訴我第二天他就會和我聯絡，他想他能找到一個賣家。第二天，蓋布來了，說他有一個朋友湯姆·裡德，那人的祖上在一五四七年的平基戰役中被殺害，湯姆需要奪回自尊。據加百利說，湯姆說會對此負責：作為對我的小手指的報答，我的小說《歲月的狂怒》將會刊登在《巴黎評論》上。他確實這麼做了。他告訴我用打字機將文章隔行列印在整潔的白色稿紙上。不要用可擦寫的紙張。他說我應該明確設定好故事的時間和地點，結尾處不要進行道德化處理，也要擺脫比如「確實地」、「真正地」、「最終地」、「僅僅」、「名副其實的」、「完全地」、「非常」以及「基本上」這些虛假的強化詞。「用句法結構來完成強調」，他說。他也告訴我把紙上的汗漬擦去。我都照辦了。當我的故事被刊登之後，我去了刀迪坡先生的診所，在麻醉劑的幫助下做了手術，切除了小指頭。他的首席護士凱特·克拉克納茨將小指頭用繃帶捆好，塞進紅色的面巾紙，用黃色的帶子繫好。當我走出診所時，就成為一名有作品出版的作者了，比我走進診所前體重減了三盎司。當然，我也從中掙到了錢——手術費花了我五十美元，而我的小說稿費是六十美元。

《歲月的狂怒》出版一個月後，我將我的另一篇小說《住在愛之大陸的萊姆·賽克斯歐伯》寄給《三季刊》。似乎當天小說就退回來了，當然，沒有出版。我知道我又需要加百利·萊切特和他的影響力了。我在特萊烏頓·特拉頓酒吧看到他，他正喝著哈比屈特酒，奉承著珍妮·格倫蒂斯。「好吧，蓋布，」我說，「我需要你的幫助。如果能登上《三季刊》，我就給出我左邊的睪丸。」蓋布都沒有看我一眼，說：「要兩隻，我就給你搞定。」我接受了他的建議，他說他會和馬默杜克·朗戴爾談一下，後者在聖降臨節的慶祝活動上可能需要我的睪丸。蓋布搞定了這筆交易，我也是。來自貝爾克公社利得福德村的奈皮爾醫生，和他的首席護士薩拉·斯克爾本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一個寒冷的星期五，將我的睪丸移除了。薩拉將它們用白色的繃帶捆好，放進綠色的面巾紙，再用紅色的帶子繫好。我把它們帶給了加百利，他對這樁買賣很滿意，告訴我馬默杜克·朗戴爾要求我把小說標題改成《塞納河左岸的沉寂》，以及將主角萊姆·賽克斯歐伯的名字換成伯德·伊索貝爾，刪掉雙關語，改掉學術報告的腔調，擦掉第4頁、第14頁和22頁的淚痕；並且別再使用感嘆號、破折號、下劃線表示強調，也不要用一串句號代表省略號。我全都照做了，將文章重新列印在二十磅重的亞麻布上，然後寄給了《三季刊》。他們在一週內就接受了它。我的第二篇小說很快就要出版了。

當《塞納河左岸的沉寂》出版後，我讓加百利·萊切特擔任我永久的經紀人。他同意了。於是一九七九年七月，路易斯·瑪麗·斯尼斯塔瑞醫生和他的同事艾希多·裡修摘除了我的左手，我想我不需要它了，因為我只用右手和右臂就能打字。他們把它包在紅藍條紋的禮物包裝紙裡，用黑色的帶子繫好，然後寄給了愛爾蘭的安撫者格雷託雷斯先生。那人從佈雷斯島給我寫信，讓我不要再用短語，也不要使用過於委婉、累贅的文學語言。停止使用諸如「不必說」、「讓我驚訝的是」、「不言自明的是」這樣表示感嘆的句子。他還建議我寄出的稿紙上不要有血漬。我都按照他說的做了，於是《君子》雜誌接受了我的小說《莫爾的大腦和生命權》。

雖然上一篇小說的出版導致我還在貧血，但一九八〇年一月份，我還是決定要試試《紐約客》。蓋布替我發出了訊息之後，杜蘭特·霍瑟姆從緬因州的雅頓·科奈爾寫信來說他願意刊登我的文章，如果我肯給出兩隻耳朵，並且不再反常地顛倒詞序、不再故作天真地敘述，刪掉所有敘述中的陳詞濫調，以及將觀點限制在一個角色或者敘述者身上，同時擦乾淨稿紙上的鼻涕。我在寄給他的《穆克拉維》草稿中都按照他的建議做了。杜蘭特回信說很感謝這次合作，讓我去克爾皮大街1369號拜訪佩格·波勒，她會給我指引。我去了，她讓我去拉伯斯修道院診所找阿爾維拉古斯醫生。我去了。當我走出診所，我將兩隻耳朵放在紅金色的袋子裡，頂部用綠帶子束好。我獲得了新的聲譽，成為了美國最好的短篇小說作家之一，而我頭部兩側的殘餘在寒冷的空氣中感到陣陣刺痛。

我向加百利建議出版一本短篇小說集，他有點哆嗦。他建議我休息一段時間，在達成新的交易前讓自己休整好。我告訴他，雖然他已經從我的作品出版中掙了很多錢，但是接下來他還會掙得更多，所以只管做好我的代理人就行，其他的事情我來操心。於是，他承認他有一筆生意——他需要一隻左臂，沒有手掌也行。亞利桑那州希欽鎮的一位威廉·德雷奇醫生需要為瑪格麗特·巴倫斯女士安裝一隻左臂，這樣當她去一個舞會跳舞時，她不會因為沒有左臂而無法抱住她舞伴的肩膀。加百利告訴我必須去希欽完成移植。我同意了，並在一九八一年的三月完成了手術。在摘除我的左臂之前，他告訴我，交易成功與否取決於我能否努力地修改草稿——我要控制好小說的次級結構、提高配角在所有故事中的重要性，研究所有故事的素材，讓它們更詭異、奇怪，更能讓讀者不舒服。還要把稿紙上的耳屎擦掉。我允諾將會按照他說的去做，然後他取走了我的左臂，把它縫到瑪格麗特身上。六個月後，瑪格麗特在三十三歲的年紀第一次在自己的舞會上穿著一條藍金色的、腰上綴著紅腰帶的裙子跳舞，與此同時，雙日出版社也在一九八一年九月出版了我的短篇小說集《上馬的號子》。

因為我恢復的時間越來越長，我決定接下來就只完成一本長篇小說。當我跟加百利·萊切特提到這個計劃時，他捧腹大笑，倒在地上。我叫他拾起他短小的身板，給我去工作。他照辦了。他拍賣了我的鼻子、雙腳、雙腿、眼睛、陰莖還有兩隻腎。我同意給出一隻左腳。摩戈、阿塞爾和馬格勞律師事務所主持了談判，一九八二年的二月，萊切特最終和堪薩斯州薩默索特郡的盧斯·彤格小姐簽訂了協約。根據合同，我為她提供一隻左腳，而作為回報，克諾夫出版社將會出版我的小說《弗利波蒂·吉伯特》。我的合同義務是我不能再錯誤使用諸如「公開透露」、「不確定的」、「暴怒的」、「短促地」、「此刻」和「腰部」這樣的詞。我應該讓句子更簡潔，在描述行動時更多地把主動式動詞和施動者聯絡起來，要擺脫情節劇的模式。我也同意不再使用人格化的隱喻，不再將一切非人的東西都人格化，直接描寫人物、物件和行為。另外，我也不會將尿液漏在稿紙上。加百利還為這合同增補一個非常有趣的條款：如果我的書能獲得國家大獎，那麼我要付出的部分除了左腳之外，還有一整條左腿。你也許知道我要說什麼了：一九八二年，封面紅黑橘三色的《弗利波蒂·吉伯特》獲得了國家圖書獎，而彤格小姐也得到了整隻左腿。他們將我放在一隻搖椅裡，抬上了領獎臺，當我領獎時我最後一次和別人握了手。

在我離開奧海爾國際機場時，萊切特在我面前讀了他的賬本，內容如下：

一九八三年四月四日：右腳。給北達科他州阿司莫代的湯米·勞亥德。將角色行為的情感和心理層面複雜化。仔細選擇人物名字。句子的節奏要多樣化。音調的多樣性。稿紙上不要有糞便的痕跡。小說：《布拉齊亞諾的鬼魂》。麥克米倫出版社。黑色和灰色封面。章節標題是紅色字型。以下情況額外加一隻右腿：普利策獎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