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你說什麼？」
「腓尼基人的將領是哈米爾卡·巴卡，先生，不是漢尼拔。」
參議員停了一會。「我兒子告訴我，你問了他一個提綱中沒有的問題，而那個東方來的傢伙卻早就知道了。他覺得這很不公平。這是重點。」
「情況很複雜，先生。」我說道，又一次強壓自己的衝動，想象著查爾斯·埃勒比碰到這樣的情形會怎麼做。面對參議員時，我清楚地發現自己缺乏處理眼前這種情形的能力。我相信，希德維克早就看穿了這一點。
「我知道，這很複雜，」參議員說，「但我向你保證，比這更復雜的情況多的是。你要知道，這次，我沒有叫你去改正，你明白麼。我兒子已經和我說了你的很多事情。亨德特先生，如果我是你，我就會吸取教訓。」
「是的，先生。」我說，即便我發現他已經掛了電話。
從此，小希德維克和我在聖本尼迪克特的交往變得很彆扭。他成了一名沉默寡言的學生，課上只會在教室最後一排塗塗畫畫——當然，我們的課堂質量本身也找不回約翰·杜勒斯和亨利·史汀生時代的榮光了。他的測驗不堪入目，作文十分乏味，從身邊的同學那裡抄襲拼湊而成。他在自習室裡愜意地談天，在三年級的被服房裡抽菸，在教室裡被叫到名字時，睡眼惺忪，結結巴巴，彷彿剛從睡夢中被叫醒。
當時，未來那些更嚴峻的問題還遠未困擾我們，然而聖本尼迪克特的輝煌歲月也許已經衰落，畢竟我們對這個男生沒有采取任何行動。對查爾斯·埃勒比和我而言，他成了一個象徵，證明道德敗壞的第一根觸鬚已經發芽，正在學校的柱子、木料上悄然蔓延開來。雖然我們並未將他的秘密透露給任何人，但是這男孩愚蠢的固執使他迅速疏遠了他同學之外的幾乎所有人。他帶著惡劣的名聲度過了二年級和三年級的時光，像當初的一年級一樣，最後一年剛開始，在那些熟知學校輝煌歲月的教員中，他已臭名昭著得近乎神奇。
與此同時，他的身體變得高大。我會在校園裡偶爾遇見他，面對我不滿的眼神，他烏黑的眼睛會透出決不妥協的目光。儘管那粗野的性格在同學中人盡皆知，但是他面對複雜的情況卻十分老練，甚至有兩次差點當上學生會主席，好在他的幾位授課老師巧妙干預才作罷。他的進步已變成了炫耀。不幸的是，他的惡行輕易地博得了一群生活於父母視線之外的男生的好感，比如他的身強體壯，比如他行為方式中早熟的邪惡，比如他大吼大叫的嗓音。
這並不是說，聖本尼迪克特的教員們已經徹底放棄了希德維克·貝爾。事實上，一位老師的生涯總是點綴著他這樣的棘手學生，儘管老師無從改變，卻仍希望他能健康成長。和其他老師一樣，我也對希德維克·貝爾抱有希望。在他沉溺於自己的墮落和智力上的孱弱時，我依然尋找著機會，試著訓誡他，幫他進步。
在他四年級的時候，我成為了畢業班的教務長，很明顯，希德維克並不希望有所改變，至少在聖本尼迪克特期間是如此。即使擁有特殊的背景，他最終也未能被大學錄取。一九四九年春，在搭建於大操場北端的舞臺上，他帶著失敗感從我手中接過畢業文憑。他向前走來，空洞的眼神遇到了我不滿的目光，然後回到了環繞著朋友們的座位上。
三十七年後，當我在《里士滿公報》上讀到希德維克·貝爾躍升為我國當時的第二大公司——美國東部鋼鐵公司的董事長時，我有些吃驚。我在一九八七年冬天的一個早晨無意間看到了這則新聞，當時我正在校長助理公寓的早餐廳裡讀報，這間早餐室裝飾著東方風格的燈盞。這一年我和聖本尼迪克特之間產生了嚴重問題。眾所周知，當時聖本尼迪克特運作得十分艱難。我的工作中，我個人很不擅長的職責之一，就是被迫去尋找潛在的學校贊助人。我隨即給希德維克·貝爾寄了一封信。
五六年前，他的一位同學給《本尼迪克特人》投了一篇文章，提到希德維克的下落，除此之外，我幾乎聽不到關於這個男孩畢業後的任何訊息。這很反常，因為聖本尼迪克特一直堅持不懈地追蹤著自己的畢業生。我只能假定他是出於個人意願而同學校斷絕了聯絡。人們會好奇，這個男人身上還留有多少當年那個男孩的影子。一名聖本尼迪克特的教師竟然認識我們的政客，在他穿短褲、在班裡惡作劇的歲月裡就親密接觸過這位政策制定者，這位工業大亨。這是難得的優勢，而且，我也承認，我寫信的時候確實帶著懷舊的情緒。
從他畢業以後，我的職業生涯穩步上升。那些優秀的學校終究不會虧待勤懇付出的老師們。希德維克·貝爾離開學校十年以後，我從畢業班教務長升任為高中部教務長，又過了十年，我成為了教務主任。這一職務可能讓很多人以為是降職，但我走上這一崗位時，其實滿懷虔敬之心，因為它可以讓我更深入地接觸一代代年輕人的思想。那時，整個國家正激烈而此起彼伏地排斥著傳統，我感到自己的當務之急是保留住自己的課程，畢竟它曾在過去一個世紀的時光中帶著孩子們領略古代文明的興衰。
那些日子，學校董事會與我們教員一起召開了一系列用心險惡的會議。他們施加了極大的壓力，試圖更改這些經受了時間考驗而延續下來的學校課程。規劃課程猶如一場戰役，引進新老師則像是為國王加冕。每當我們有同事退休、離職或轉去其他學校，不同派系就會千方百計地爭奪空出的職位。我說過，那時我是教務主任，所以這樣的戰鬥理所當然地蔓延到了我的周圍。我常常故意放棄一些不太重要的任命，以便積蓄力量，毫無後顧之憂地爭取更高的職位。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是一段特殊的時刻，我們的國家已迷失方向，聖本尼迪克特也來到了十字路口。文科部的主任退休了，為了爭奪這一職位，查爾斯·埃勒比和一個來自校外的候選人展開了難解難分的戰鬥。隨後舉行的會議上，我的朋友和那個候選人面對全體教員和理事會做了演講。我不想贅述細節，只想說，那個校外候選人認為，由於社會的進步，歷史已經成為遺蹟。
哦，多麼黑暗的時光！兩個陣營面對面坐在會議室裡的兩邊，演講者們輪番走上講臺向對方宣戰。競選演變為論辯，討論著我們與過去時代的關聯。一名又一名的教師競相爭辯我們傳授給年輕人們的歷史知識是否重要，每一次演說結束，都會迎來噓聲與喝彩。大家的情緒都有點失控。我們爭論了數小時，已精疲力竭，這時候一位極有影響力的校董穿著藍牛仔和軋染t恤走上講臺，突然向我挑戰，駁斥羅馬史的價值。
他並不是一個不善辭令的人。他先發制人地懇請原諒，然而他說完的時候，我覺得我為了捍衛查爾斯·埃勒比、乃至為了捍衛歷史本身的戰役都已接近潰敗。我的心變得極其沉重。如果連我們倆都不能贏得這場論辯，那麼還有誰可以？屋子裡安靜下來，會議室的另一側，我們的對手一個緊挨著一個地坐著，趾高氣揚。
然而，一旦我站起身來，捍衛自己的使命，我又感到勝利近在咫尺。我不是一名口若懸河的演講者。當我置身於講臺，琥珀色光芒從我們頭頂的玫瑰小窗中照射進來。歷史上的偉大人物驅使我去捍衛他們的功績——這樣的信念突然使我振奮。查爾斯·埃勒比望著我，咬著嘴唇，我突然記起可以用很久以前發表在《呼喊者》上的文章回應他。詞句像開閘的水一樣從我的嘴裡流淌出來，演講結束的那一刻，我知道，我們贏了。這是我在聖本尼迪克特感到最驕傲的時刻。
儘管教師隊伍分化得令人驚異，查爾斯·埃勒比仍然獲得了這一職位，而且我們可以一起做我一直夢寐以求的事情了：加倍致力於古典教育。在劇變的時代，依附於傳統顯得更為重要，這就是為什麼聖本尼迪克特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及接下來的九十年代堅持了自我。我們的命運在我早就習以為常的柔和節奏中起伏。我們的男孩贏得了體育賽事以及獎品，忍受了些微醜聞以及偶有的悲劇，然後進入不錯的大學。共和黨執政時，我們獲得的捐助增多了；民主黨執政時，我校的學生們的水平有所增長。參議員貝爾輝煌的生涯開始走下坡路，幾年前，我在報上讀到，他已去世。終於，我當上了校長助理。事實上，直到最近幾年才有些不尋常的事情發生，那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我們進行了一些草率的投資，我們獲得的捐助也減少了。
伍德布里奇先生已經七十四歲了，他看上去依然精力充沛，可是一個五月的週日早晨，學生們在禮拜堂裡等了他很久，才發現他在床上去世了，眼睛並未合上。一場爭奪校長職務的殘酷鬥爭隨即拉開了帷幕。我一直覬覦校長之職，承認這點沒什麼可恥的，因為當一個人在這所學校待了四十年之久，他自然會同這所學校的命運休慼與共。不過，伍德布里奇先生走得太突然，我尚未準備好競選。當然，我也不再年輕。我猜想，事實上，這是我失勢的原因，我低估了更年輕的候選人，就像凱撒低估了布魯圖和卡西烏斯。
幾天的鬥爭之後，查爾斯·埃勒比成了我的主要競爭對手，我對此也不驚訝。這些年中，我發現他一直有自己的算盤，在為爭奪這個位置而內鬥。儘管我一直將他視為自己的同盟與好友，他還是在一次校董會議上站起來指責我。他說，我太老了，跟不上時代的變化，我的教育方法也許適用於四十年前但不是今天。他站著說，一位校長需要精力，而我缺少這個。雖然在他講話的過程中我一直看著他，他卻並未回視我一眼。
的確，我很受傷，不僅是工作關係，還有我內心的隱秘部分，因為我一直將查爾斯·埃勒比當作可以一起追尋過去之輝煌的終身好友。聽到幾名老教師向他發出噓聲，我感到開心。此時，我發現自己並非形單影隻，只是暫時落後，所以我沒有為自己辯護。夜晚降臨，我與幾個支援者一起散步到公共食堂。
當一個人正在為生活而鬥爭的時候，在孩子們中間吃飯是何種滋味啊！穿著校服的男孩們經過一盤盤炸魚條和切片面包，他們真誠的優雅刺穿了我的心。我想，他們何時才能看到世界的真相？需要經過多久，他們才會明白我一直試圖傳授給他們的不僅僅是日期與姓名？他們中似乎沒有一個人注意到，有些事像雷雨雲一樣砸落到他們的老師身上。他們中沒有一個人茶飯不思。
飯後，我回到校長助理的寓所，需要謀劃一下事件程式，並與那些我依然視作同盟的同事商議對策，然而，在我開始這一切之前，卻聽到有人敲門。查爾斯·埃勒比站在門口，臉頰緋紅。「我可以問你些問題嗎？」他氣喘吁吁地說。
「應該是我來問你一些問題。」我回答道。
他沒有徵得同意就進門了，坐在我的桌前。「你從未結婚，我說得對嗎，亨德特？」
「瞧，埃勒比，我進聖本尼迪克特的時候，你還在預備中學讀書。」
「是是是。」他說，帶著誇張的不耐煩。當然，他十分清楚，就像我自己瞭解自己一樣，我從未結婚，從未組建家庭，因為，歷史本身對我來說已經足夠了。他抓抓腦袋，似乎在思考。直到今天，我都很奇怪他是如何知道他接下來要說的那些的，除非希德維克·貝爾通過某種方式已經將我拜訪參議員的事告訴了他。「瞧，」他說，「傳言說，你的抽屜裡藏著一把手槍。」
「胡說八道。」
「可以開啟給我看一下嗎？」他說，指著抽屜。
「不，我不會開啟。我在這裡當了二十年的主任。」
「你是說，這間屋子裡沒有手槍？」
他試著用對視逼退我，可是他的個性沒那麼強，於是，挑釁失敗了。遇到我堅定的眼神時，他的目光屈服了。我明白，校長之職已經是我的了。要知道，無數政治強權乃至無數民族和國家的崛起都無關於智識進步或社會規律，相反，它們很可能源於人與人之間在桌邊再簡單不過的意志鬥爭，就像查爾斯·埃勒比和我剛剛經歷的那樣。這是歷史中很大程度上未被髮掘的一面，也是無比吸引我的一面。
所以我沒有開啟桌子抽屜，沒有把槍炫耀給他看，而是否定了它的存在。這槍對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卻必定可以給埃勒比留下口實。為什麼這麼做，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許因為我是一名歷史教師，而不是歷史那巨大引擎上的槍炮？另一方面，埃勒比只不過是一隻這個時代逝去的道德身上的牛虻。他收拾東西，離開了我的房子。
傍晚，我從抽屜裡取出手槍。打磨得十分精緻的槍把上出現了一條鏽斑。如今我看清了，儘管它有著華麗的裝飾，本質上卻比例失調，做工生硬，應該是屬於某個崇尚暴力、又在歷史中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粗糙物件。當初，脾氣暴躁的煽動家貝爾把他硬塞給我，我並不想要它，我收下它只是出於某種模糊的情緒，感覺某一天它的存在會有決定性的意義。我猜，自己早就想象過在某一戲劇性的時刻我會用它開槍。然而此刻，它麻木地躺在我面前。我將它翻過來，詛咒它。
那天深夜，我又一次將它從抽屜中拿出來，藏在自己的大衣口袋裡，走向校園的盡頭，來到離我的房子很遠的溼地，我脫掉鞋子，踏進帕薩米克河邊窸窸窣窣的水影裡。「骰子已經擲下。」我說，然後把它遠遠地扔進了水裡。通往校長之路的最後障礙已經掃除，我上岸，吹著口哨回到住處，換了新床單，欣喜若狂。
但那晚我睡得不好，早上我起床去參加教務會議，我感到，勇氣如斗篷莫名其妙地從我肩上滑落了。多麼冷漠的換屆！教務室外的大廳裡，大多數老師陸續地進進出出，和我一句話也不說。有個想法縈繞在我腦海：我忘記了過去最基本的教訓，忘了自己堅定的信念才是樹立權威的一切。此刻我意識到，恰恰是我扔掉手槍的那一剎斷送了我全部的希望，因為，那正是我失去信念的瞬間。這些年來，希德維克·貝爾的高升彷彿就是為了再次把我拖拽下來。果不其然，會議一開始，曾經支援我的教員退縮了，那些年輕人圍攻我，彷彿我是一隻瘸腿的野獸。一定有幕後操縱者。下午四點鐘不到，查爾斯·埃勒比，一位曾經因為我的幫助而保住工作的同事，如今被任命為校長，而下個月的月底，他讓我退休。
當我準備結束在聖本尼迪克特的生涯時，我收到了希德維克·貝爾的回信。信寫得文采飛揚，我愉快地讀著，沒有一絲怨恨，因為每一位老師總是希望看到曾經厭惡的學生變得成熟。臨近結尾，他讓我打電話到美國東部鋼鐵公司找他，那天下午我照做了。我把自己的姓名告訴一位秘書，然後對方又轉告了另一位秘書，片刻之後，我聽到希德維克巧妙又狡猾的問候，我立刻回想起了四十年前拜訪他父親的情形。
一陣寒暄，我表達了對他父親的悼念，他告訴我，他回我信的原因是他常常夢想著再進行一次「尤里烏斯·凱撒先生」競賽，如果我同意操辦這件事情，他願為聖本尼迪克特捐贈一大筆錢。當然，我猜想，他只是開玩笑，馬上就會否定這個念頭，然後評論一句：這該多麼有趣。然而，希德維克·貝爾重申了他的邀請。他迫切希望和迪帕克·梅塔、克雷·瓦爾特再同臺比賽一場。我覺得自己不用大驚小怪，因為持續影響偉人們一生的往往是這些童年間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我告訴他我馬上要退休了。他安慰我，然後表示這樣也好，因為我毫無疑問有了充裕的準備時間。隨後，他說，他的人生已經到了任何物質需求都可以滿足的地步——並暗示他要為年度基金會捐款，但他仍不知足，他希望有機會重獲智力上的榮譽。這話讓他的老師非常高興。
當然，他也要給我個人一大筆錢。儘管之前一直過著對金錢漠不關心的生活，然而我現在強烈地意識到，自己在學校住所和餐廳裡的日子即將結束。一方面，我並沒有什麼動力把這筆捐款送給查爾斯·埃勒比掌權的地方；另一方面，我又需要錢，而且在年度財政問題上，我感到自己對學校依然忠誠。那天晚上，我開始準備競賽。
作為校長助理，我已經許多年沒有教過自己熱愛的古羅馬史，所以，我翻閱大量的筆記，就像回到了童年時的老家。我在其間流連忘返。我重讀了德瑞克·伯克的學期論文《尋找第歐根尼》，以及詹姆斯·沃特森寫得很潦草的論文《論阿基米德的方法》。在藝術類專案中，我發現了約翰·厄普代剋制作的克利奧帕特拉方尖碑複製品，以及抽象表現主義畫家羅伯特·馬瑟韋爾創作的卡拉卡拉沐浴木炭素描，可惜被撕成了兩片，變得一文不值。
我一直勤奮地做著筆記，而且，我相信，我拿出來的題目幾乎和當年測試克雷·瓦爾特、迪帕克·梅塔和希德維克·貝爾的那一套分毫不差。我只花了兩個晚上就為競賽收集了足夠多的材料，不過為了掩飾我的迫切難耐，我等了幾天才給希德維克寄了另一封信。他很快就給我打了電話。對於一個為生計而辛苦勞作的人，看到我們的工業巨頭努力毀掉自己眼前的事業，肯定會感到詫異。第二天上午，我接到幾通電話，分別來自他的兩個秘書、一位公關助理，還有一位紐約旅行社的女人，確定了七月下旬的安排，距離現在還有兩個月。競賽安排在一個屬於美國東部鋼鐵公司的小島上，距離卡羅萊納外灘群島不遠。我之前寄去了一份從聖本尼迪克特檔案中找到的名單，所以，他邀請了同班的每一個人。
不過，退休的日子突如其來，我尚未做好準備。這一學年飛快地逝去，我還沉浸其中，卻發現，學年只剩下沒多少天了，學生們已在議論期末考試。我試著不去思考自己的未來。六月的畢業典禮上，一小部分儀式是為我而設定的，卻由查爾斯·埃勒比主持，這令我如鯁在喉。「我們在此告別，」他開始了，「親愛的亨德特先生。」他站在講臺上抬頭望著，伸出手臂指向我，並回顧我在這所學校的生涯，臺下是穿著夾克外套的捐贈者們，撐傘的女士們，身穿聖本尼迪克特校服的學生們，穿著教堂禮服的孩子們，和我一樣，都出於人類的庸俗而侷促不安。
一切就這麼迅速地結束了！頒獎，唱《萬歲，美麗的聖本尼迪克特》，樺樹狹長的影子伸展到溼地邊緣，此時，畢業班的學生開始領畢業證。母親們哭泣，校友們淚眼矇矓，畢業生們將畢業帽拋向空中。隨後，大家散盡，去了校長的酒會。
現在，我後悔當時沒出現在那裡，我錯過了教學生涯的最後一幕，這比查爾斯·埃勒比對我的打擊更令我痛苦。而且，一些在校期間被歷史刺痛的畢業生肯定期待著我出現，或者至少，會驚訝於我的缺席。當天下午剩下的時間，我都在自己的屋子裡，晚上，我沿著溼地走了走，那裡可以聞到農民燒篝火的木柴煙味，遠處傳來聚在一起狂歡的人們的聲音，我內心充滿了作為教師的淡淡憂傷和巨大驕傲。又一批學生正在進入外面的世界，不再需要我陪伴。
次日，家長們來學校接孩子；小巴士載著學生們去往機場和火車站；校工走來走去，收拾著曲棍球球門和棒球看臺，用拖拉機將長長的黑色灑水車拖進場地。那天基本上就這麼過去了。後一天，我坐在書房的桌前，望著窗外，整個學校就像一隻表簧停息下來，為了我退休後的第二個寧靜的下午。所有男生都離開了，在這個靜得可怕的夏天，我又一次獨自一人。除了檔案和書，我幾乎一無所有。我將它們打包，第二天，校工載我去了伍德米爾。
到了那裡，我住進了一棟華麗的維多利亞風格出租房，納特·特爾納的一名後代管理著這棟房子。我告訴她，我是一名剛退休的老師，她開玩笑說，這棟房子經常有出逃的奴隸光顧。我驚訝於自己竟笑得那麼開心，立刻拉近了我和這位女房東的距離。商定了月租費用後，我上樓開始為新生活繪製藍圖。我已七十一歲，是的，也許當校長有點太老，但我還能在飯前走上五公里——在這獲得自由的第一個下午，我就走了一趟。儘管如此，晚上我開始變得沮喪。
幸運的是，我需要準備競賽，不然最初那幾天真的難以忍受。我一遍遍地翻閱舊筆記，從材料中提煉充滿挑戰性的問題。但這隻夠消磨數小時，臨近中午，我的眼睛就會感到疲倦。客觀而言，那個夏天本應該與往常的夏天一樣毫無差別地開始；然而它們不一樣。下樓去餐廳時，我在樓梯口的走廊鏡子中看見自己的身影就會想：？回房間的路上，我又問：？我給兄弟姐妹寫信，還寫給幾個以前的學生。時間慢慢流逝。我主動認識了市圖書館的圖書管理員。我結識了一名退休鐵路工人，他和我一樣喜歡坐在那所房子高大而蔭涼的門廊裡。我坐巴士去了幾次華盛頓，在各色博物館中待上一整天。
夏日一天天過去，我的頭腦中開始升起一種恐懼，我積極地散步、逛博物館、閱讀，試圖忽視那個念頭：我害怕希德維克·貝爾忘記了這個競賽。我在郊區漫長道路的中途，總會想起這個問題；我到達帕薩米克河邊，休息了片刻，然後折返回家，我內心正在鬥爭，不知道是否需要聯絡他。好幾次，我來到在出租房樓下的電話跟前；我還寫了兩封信，但並未寄出去。？我想著；回憶他在聖本尼迪克特上學期間的表現，一種更深沉的憂鬱籠罩了我。關於半個世紀前的事情，我開始有了另一些想法：那時，我是否應該當場揭穿他？我是否不該讓他跳過另一個男孩？我是否應該把真相告訴參議員？
我發現，自己像是在經歷緩期徒刑。七月初，希德維克·貝爾的秘書才打電話給我。她為耽擱了這麼久而向我道歉，詢問了我飲食、住宿等問題，並告知了日期，三週後，會有一輛車來接我去位於威廉斯堡的機場。一架美國東部鋼鐵公司的噴氣式飛機將把我帶到夏洛特，隨後會有直升機接我。
直升機！過了不到一個月，我就站在直升機面前，它從頭到尾都塗上了美國東部鋼鐵的黃綠雙色標誌，機身閃亮，擁有六人座艙，輪子之上是紅白藍相間的浮筒。一個在聖本尼迪克特待了五十年的人不會對特權的榮耀感到陌生，可是這次不一樣。直升機把我帶離夏洛特的地面，提升到空中，盤旋了一會兒，隨後腦袋下沉，轉向東面，越過低矮的丘陵，然後越過波濤洶湧的藍色海峽。我感到有點暈眩，以前從未體驗過這些。當兩千年前的凱撒將腦袋伸向臺伯河，那時的他一定也感受到了同樣的榮耀。我將材料緊緊攥住，貼在胸口。我在想，如果年輕時我就體驗到了這些，我的生活會變成什麼樣。螺旋槳如蜂巢般轟響。上島後，我被領進賓館裡的高層套房，窗子和陽臺可以遠眺海景。
如果召開一個關於兒童教育的未來或美國老年人處境的會議，你肯定請不到這些人的十分之一，但如果到一個私有的島上，讓他們全部出席則是輕而易舉的事情。我站在房間的窗前，看著直升機來來回回穿越海峽運輸客人，卸下美國最大的那些公司、大學、政府組織的名人。
哦，看到這些男孩，這是怎樣的心情！過了一會兒，我回到停機坪，每一次直升機著陸，就下來一兩個曾經的學生。看著他們抓住外套翻領從螺旋槳猛烈的風中走出，我就又一次感到我的職業是多麼榮耀。
那天晚上，我們一起在賓館吃飯，男孩們輪番來到我的桌前敬酒，還有幾次，他們中的一些人提醒我別忘了繼續吃東西。希德維克·貝爾帶著迷人的穩重走來，謙虛地向我展示了他在美國東部鋼鐵辦公室桌子上儲存著的羅馬史知識卡片。隨後，他依舊帶著謙遜的神情，走上主席臺，沙啞地講了一長段祝酒詞，講到一些我從未聽過的他在聖本尼迪克特的惡作劇或劣跡，男孩們則不約而同地報以熱烈的跺腳和噓聲。九點差一刻，杯盤狼藉，我感到眼中充盈著淚水。
最令人感傷的是，他們的面容如此坦誠，表現得十分熱切，像是四十年前的新生一般。馬丁·布里特在朝鮮戰場上失去了半條腿，在他的同學中，他努力掩藏起蹣跚的步履，不過，他緊皺的眉頭依然是當初在教室裡的樣子；迪帕克·梅塔，成為了亞洲史教授，走路時稍顯駝背；克雷·瓦爾特的身體似乎比他的同學們更健康，穿著廣告業界流行的義大利西服和鱷魚皮鞋，不過立刻就和班上其他遊手好閒的同學打成了一片。
當然，希德維克·貝爾是最受矚目的人。他的腰變得肥碩，謝頂，而且，儘管隱藏得十分巧妙，我還是發現了他耳朵裡戴著的空氣傳導助聽器。他走在人群中，像個先知。當他走近時，其他人立刻喜形於色，爭著引起他注意。他拍拍這人的背，與那人竊竊私語，抓住某人的手，勾住另一個人的肩膀，吻他們妻子的嘴唇。他走路穩健，在我看來沒有多少威嚴，而是透著平易。他輾轉於各張桌子，談笑風生。他是今晚的主人，而且顯然對這一切駕輕就熟。他笑得十分爽朗。
當晚，我睡得很早，讓男孩們在樓下大廳盡情享受他們的時光，我躺在床上，聽著他們的歌唱與狂歡。我當然明白，有時他們在嘲弄我，不過，以我的身份而言這毫不意外，這也是為什麼我要暫時離開他們的原因。儘管，我很想下樓站在大廳門口聽他們說什麼，但我沒去。
次日，我沿著島嶼蜿蜒的港灣和沙灘漫步，在草坪上打網球，在賓館後面一個很小的內湖上划船。習慣奢侈是多麼容易啊！男男女女閒散地躺在甲板、沙灘和露臺上，像海豹一樣沐浴著陽光，貪婪地享受著主人贈予他們的這一切。
對我而言，我很少擁有屬於自己的時間，男孩們輪流找我消磨時光。我與迪帕克·梅塔在沙灘上散步，他告訴了我他的學術生涯是如何發展直到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的。但人生境遇的改善讓他付出了代價，儘管看上去十分健康，他卻告訴我，他犯過一次心臟病。與學生探討這問題有些不妥，所以我沒有接話。過了一會，克雷·瓦爾特把我帶到網球場，試著教我擊球，引得很多鬧鬨鬨的客人來圍觀。他們對著克雷誇張而滑稽的動作起鬨，我將一個球打回到網的另一側，他們歡呼跺腳。下午，馬丁·布里特將我帶到一艘划艇裡。
比起其他學校，聖本尼迪克特對學生的生活具有更為深遠的影響，不過那一瞬間，在湖中央，我還是感到很詫異。當時，馬丁·布里特身子傾斜著為我倆划船，他把船槳扣在榫架上，對我說，他有些事情想問我。
「問吧。」我說。
他把頭髮捋到後面：「本來，應當是我與迪帕克和克雷同臺競爭，是不是，先生？」
「你可別告訴我，你還在想著那件事。」
「我只是偶爾會好奇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
「是的，本該是你上臺。」
哦，如果我們認為人在童年時經歷的那些小事可以被輕易忘卻，那實在是太不理解人類了！他笑了。他沒有繼續深入話題。我還在想著如何辯解四十年前的所作所為，他已調轉船頭，把我們載到了岸邊。證實自己的懷疑彷彿足以令他滿意了，所以我不再多說什麼。他曾是空軍少校，在朝鮮半島上為國效忠。在他划向岸時，我清楚地感到，他從一個困擾他很久的謎團裡解脫了。
的確，晚上我注意到馬丁·布里特的表情很放鬆，我相信之前從未見過他這樣的表情。當時客人們聚集在賓館的小劇場中，迪帕克·梅塔、克雷·瓦爾特和希德維克·貝爾已經入座，準備重演「尤里烏斯·凱撒先生」競賽。他的眉頭舒展了，蹺著腿，可以清晰地在短襪上端看到繪有圖案的木質假肢。
那時我還發現，這一天最關注我的學生是舞臺上坐著的這三位。他們在故意吸引我的注意力從而佔得先機？這想法太糟糕了，我立刻將它拋諸腦後，走到麥克風前。下午，我複習了筆記，只憑記憶就完成了最初幾輪的提問。
觀眾們專注地看著表演。我說出十六位皇帝中的十五個名字，讓克雷·瓦爾特回答我跳過的那個，下面傳來了口哨和跺腳聲。我剛念出凱撒的詞句——「」——就響起了掌聲，然後，我繼續謹慎地說出標準的拉丁語，請希德維克·貝爾解釋這句話的典故。那天下午，他告訴我那幾個月裡他都在準備，當我提問時，他微笑了下。男孩們沒有穿託加袍——雖然我以為他們應該穿，除此之外的場面和當年十分相似。當年的希德維克·貝爾微笑收斂了笑容，在回答前總要先猶豫一會兒，令我一陣不安。然而這次，這麼多年之後，他直視觀眾，帶著學者般的氣質說出了答案。
不久，克雷·瓦爾特被淘汰出局，就像當年的情形一樣，變成了希德維克·貝爾與迪帕克·梅塔之間面對面的競爭。我問了希德維克·貝爾關於以下事件的問題：凱撒的法薩盧斯戰役和塔普蘇斯戰役、君士坦丁堡勢力的變遷、貴族派與平民派之間的戰爭；我問了迪帕克·梅塔關於布匿戰爭、攻克義大利以及羅馬共和國衰落的問題。迪帕克有一個優勢，他肯定在大學裡研究過這方面的內容，但是，我必須說，希德維克·貝爾的坦率果敢已經打動了我。我回想起前一天晚上吃飯時他給我看那些學習卡片時的害羞神情，此刻我站在麥克風前，忽然意識到自己許久以來一直壓抑了對他的喜愛。這讓我感到一陣難過。
「特拉西美諾湖戰役發生於哪一年？」我問他。
他停了一會。「我相信是西元前217年。」
「哪一位行政官後來成為了非洲的執政官大西庇阿？」
「普布里烏斯·科涅利烏斯·西庇阿，先生。」迪帕克輕聲說。
人們認為，一個人孩童時如果不怎麼聰明，長大後一般不會太聰明。就我經驗而言，一個人對思想的熱愛養成於幼年而非成年時期，但是，希德維克·貝爾似乎是一個反例。他以穩重的學者風度回答著問題。我最喜歡那些為單純的史實所感動的人。當我思考下一個問題時，我在想我以前是否誇大了他年輕時的好逸惡勞。也許，真實的情形是，他在聖本尼迪克特時尚未找到自我？在臺上，他專注地凝視我，雙肘支在膝蓋上。我決定問他一個難點的問題。「貝爾董事長，」我說，「哪個部族在西元前102年入侵了羅馬？」
他的眼神變得空洞，收攏肩膀。儘管他是美國最有權力的人物之一，儘管剛才我還為他的成熟欣喜，突然，我看到臺上的他像個受到驚嚇的小孩。記憶是多麼強大！我擔心自己又背叛了他。他開始手撐著腦袋思考。
「慢慢想，先生。」我說。
觀眾中有人在竊竊私語。他有點走神地撓著頭。性格即命運，赫拉克利特如是說，那一刻，他的手從鬢角捋過，我意識到，他耳中的肉色裝置並不是助聽器，而是能從別人那裡聽到答案的接收器。我猛地感到噁心。當然，我沒有證據，不過這難道不是我早該預料到的嗎？他再次摸著頭，裝出沉思的樣子，他在表演給我看，我確信無疑。「條頓人，」他猶豫地說，「或者是——讓我猜一下——辛布里人？」
我看了他很久。那一刻，他能否明白我在想什麼？我不清楚。在觀眾的注目中，我停歇了很久才清了清嗓子，示意他答對了。臺下爆發出掌聲。他揮手讓掌聲停下。我知道我有責任毫無保留地說出事實。我知道作為教師我有職責讓他明白，他的道德已經敗壞，而我是同謀，同時，我又感到自己正在優柔寡斷與失職的浪潮中隨波逐流。這個男孩又一次控制了我。他試圖揮手讓掌聲停下，然而這個動作激發了更多掌聲。我不得不說，就是這一群胡亂起鬨的人發出的聲音最終讓我放棄了立場。突然我意識到，這是我在聖本尼迪克特從未遇到過的情形。現在的我們只是一個擁有龐大財富的大人物的座上賓，揭露他的面目其實是一個很危險的舉動。我轉身，讓大家安靜。
坐在希德維克·貝爾旁邊的迪帕克·梅塔只是看著我，眼神黯淡，感覺已經放棄了。也許，他也意識到了，或者他早已知道事情會變成這樣。無論如何，我還是問了他一個問題；他答對了，我必須再問希德維克·貝爾另一個問題。然後又是迪帕克，接著是希德維克，又到了迪帕克。三輪之後，我突然有了主意。我轉向希德維克，問道：「誰是舒特魯克—納洪特？」
人群中有幾個男孩笑了，希德維克·貝爾開始花時間思考答案，更多的觀眾笑了。無論他僱用了哪一位教授來給他傳送答案，我很清楚他不會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因為只要他沒有上過聖本尼迪克特，他就不可能聽過舒特魯克—納洪特；過了一會兒，我看到希德維克·貝爾變得不安。他捋起褲管，撓著短襪。笑聲更大了，我聽見他們的妻子在使勁讓丈夫們別笑，顯然，她們從未在弱肉強食的集體中生活過。「貝爾，加油！」有人喊道，「想一想那該死的教室門！」笑聲又一次爆發出來。
不可思議的是，有那麼一瞬，我竟然為他傷心？他試著笑出來，卻並不由衷。他轉動座椅，晃動西服中鬆弛的手臂，滿臉疑惑地望著竊笑的人們，隨後撐著下巴說：「好吧，我想如果迪帕克知道答案，那麼他贏了。」
迪帕克的回答淹沒在迅速響起的跺腳和口哨聲中，我敢肯定，除了希德維克，每個男孩都想起了亨利·史汀生掛在教室門口的碑銘。很奇怪，我竟然感到失望。當迪帕克·梅塔微笑著說出答案，從椅子上站起來，我看到希德維克·貝爾的臉上先是困惑，隨後掠過一陣慌張。他遲疑不決地站著。那時我清楚地看到，他人格的墮落一直源於恐懼。我不禁想起來，作為教師的我曾經試圖使他相信他是愚蠢的。我詛咒那一天。但是很快，他的臉上出現了笑容，將我請到臺上，戲劇性地走過去祝賀勝利者。
我該如何描述出接下來的場景？我想，我太天真了，居然以為那個夜晚就將如此結束。希德維克·貝爾給迪帕克·梅塔頒發了獎品，還有給我的一份，接著他突然像變了一個人似的。他又一次闊步走向講臺，拉回客人們的注意力。他猛烈地拍擊麥克風，然後腦袋前傾，用我很久以前就在電臺裡熟識的嗓音說話，敏捷地在高聲與低語間跳躍轉換，那漫長而略顯渾濁的語調同他的父親一模一樣。他開始演講，批判我國的各種問題。他擁有一名演說家的天賦，在平庸的演講者提高嗓門的地方，他可以瞬間降低語調。「我們已向世界敞開了所有的大門，」他說，剛開始嗓音如雷，停歇了一會兒，又變得幾近囁嚅，「如今，世界把我們剝奪得一無所有。」他做著手勢。觀眾們起初大笑著，此刻卻變得嚴肅起來。「這麼久以來，我們已放棄太多，」他說，「我們把經濟領導權拱手讓給了那些毫不關心納稅人的人，我們把道德教育讓給了那些從來不能理解我們在歷史中的角色的人。」儘管，他用手指著我，我卻無法回視他。「我們已經放棄了家庭的道德教育。」他的同學中飄出一些零散的掌聲，我差點忍不住插嘴。「我們讓自己的國家漂浮在危險的海域上。」掌聲變得更加真誠。他又降低嗓音，低下頭，像在祈禱，然後宣佈他競選參議員。
我為何會驚訝？我不應如此驚訝，因為，從孩童時候起，這個男孩就緊挨著權力的帷帳，他熟悉其陰影如同熟悉自己童年時代的家。在他的世界裡，德性無處容身。意識到他組織「尤里烏斯·凱撒先生」複賽只是為了將同學們召集起來拉選票和贊助，這讓我感到羞愧，而更令我赧顏的是自己過去居然從未意識到他的野心。在他的演講中，在他的身體儀態中，在他的信念中，他總是擁有領導者的天賦，此刻，他就在利用它。他當年穿著短褲西裝出現在教室門口讓其他同學啞口無言時，我應該就能夠預料得到。他已經在我們國家扮演了一個極有權勢的角色；他享受著家族姓氏帶來的傲慢；因為他盲目地無視歷史，所以他不害怕自己將在歷史中扮演的角色。我多年前就應該預見到這樣的高潮。人群站起來歡呼。
掌聲漸弱，帷幕升起，樂隊開始演奏迪克西a。服務員出現在邊門，舞臺從樂池中升起，希德維克·貝爾跳到臺下的朋友們中間。他們圍著他喧嚷。他拍著他們的肩膀，吻他們的妻子，低語，大笑，點頭。我看見有人拿出了支票簿。服務員們用托盤送上香檳酒。在舞臺邊緣，女人們放下提包，擁入丈夫們的臂彎。看著這些，我從邊門閃出，回到了房間，因為客人們跳舞時的狂熱是對我信奉的真理令人難以忍受的褻瀆。我的感受可想而知。我聽到喧鬧聲持續到深夜。
不用說，剩下的時日我堅決避開希德維克·貝爾。那一夜，我的a迪克西（dixie）：一般被稱為「迪克西蘭爵士樂」（dixieland），早期爵士樂，19世紀早期興起於美國。
思想艱難地穿行於人性無窮無盡的不義歷史，這歷史如此邪惡，充滿背信棄義！我無法入睡，許多次我起床，走到窗邊傾聽他們的狂歡。我站在窗玻璃前，像是站在城堡塔樓上的君主，俯瞰著遊行的隊伍，才明白自己的權威早已被人唾棄。
然而，十分肯定的是，我的信念又開始動搖了。我剛決定避開他，就開始懷疑自己私下裡對他的看法是否準確。事實上，我憑什麼如此確信他所做的一切？我又有什麼證據？在當夜遙遠的狂歡聲中，我的結論顯得牽強，等到寂靜的清晨來臨，我已經徹底迷失了。我沒有去吃早餐。男孩們一個又一個到門口來問安，我極力避免評論希德維克·貝爾的表演或者他競選參議員的宣告。那天在沙灘上，我儘量單獨行走，既不相信自己對這個事件的推測，也不相信自己對男孩們的判斷。下午，我獨自一人待在伸入小島的海灣邊。
一整天，我都沒有與希德維克·貝爾說話。事實上，我躲開了他，直到第二天早晨，大部分訪客都離開了，我站在飛機跑道上等候飛往大陸的直升機，他來告別。他走出來，揮手示意我從停機坪往後退，而我裝作沒聽見，仍望著天空。突然，那隻閃亮的直升機乘風而來，將海峽攪動得猶如沸騰一般，在半空盤旋，隨後它國旗色的浮筒在我們眼前緩緩落下。這風與噪聲足以把人弄倒，希德維克·貝爾試影像磁石一般衝向我，但我並不後退。最終，他跑到我身邊，攥緊自己的西服翻領，遮住腦袋，向我伸過手來。我小心地伸出手，旋翼的風抽打著我們的衣袖。我期待著這一刻，而且前一天晚上就準備好了要說什麼。我湊向他。「你聽力有問題已經多久了？」我問。
他的笑容消失了。我不知道我在他頭腦中已經變成了什麼樣的人。「非常棒，亨德特，」他說，「非常棒，我想你已經知道了。」
證實我的猜測讓我喜悅，儘管此刻這毫無意義。當我登上直升機的爬梯，他拉住我，陰鬱地看著我的雙眼。「我發現你也絲毫未變。」他說。
我也絲毫未變？直升機開始上升，轉身向西飛去，那裡，遙遠的海岸隱藏在雲層後面，而我在細想剛才的情形。賓館的木質角樓變得越來越小，最終消失在森林裡，我發現此時可以更好地思考了，而在島上，所有的事情都被那個人可怕的力量左右著。在座位上，我放鬆了許多。有人會說，在這個事件中，我表現得恰到好處，因為，在我們偉大的法律體系中，為一個有罪之人開脫比證明無辜者有罪要少一點邪惡。對於希德維克·貝爾在競賽中的行為，我的確沒有任何證據。
回到熟悉的伍德米爾，我發現手中有了大把的時間，不久，這個事件又在我腦海中翻騰。沿著河邊的林中小徑，或在黃昏的微風中坐在門廊下，我開始發現，另一種結局也許會對我們更有好處。信念又一次動搖了。我非常明白自己思想中的愚蠢和自我安慰，然而我還是生動地想象著我可能採取的其他行動。我聽見自己大聲揭發他；我看見自己果斷地上臺走到他的椅子旁，我把那個陰險的、肉色的接收器拿在手裡，展示給大家看；我聽見他結結巴巴地說著什麼。
似乎是為了嘲弄毫無行動的我，關於他競選的報道很快就見諸報紙。這一年，我們國家的政治充滿了憤怒與敵意，西弗吉尼亞州的競爭不是選舉，而是一場亂鬨鬨的爭吵。現任議員與希德維克·貝爾一樣熟悉弄虛作假，整個早茶時間我都在觀看他們的戰鬥。希德維克·貝爾稱對方為「言辭上的說謊者，行動上的欺騙者」，而他對希德維克·貝爾的稱呼更惡劣。一次，在機場拉票時，雙方的支援者爆發了肢體衝突。
這幅場景令我厭惡，當然，它也激起了我的興趣。無可否認，儘管我支援現任議員，然而，看到那些報道希德維克·貝爾攻擊現任議員的新聞時，我內心的某一部分卻為之喜悅。哦，怎麼會這樣？本質而言，我們都是缺失德性的造物？狂熱是我們唯一追隨的事物？
無疑，這個秋天對我而言比較艱難，特別是聖本尼迪克特校車轟響著經過伍德米爾的出租房、載著孩子們去田徑運動會的那些午後，參議員的競選對我而言正好是有益健康的排遣。事實上，我需要排遣。畢竟，看著樹葉飄落，聞著蘋果的味道，卻聽不見運動場上百來個男孩的喧鬧，這讓我難以承受。我散步的路程越來越遠，有一次我越過河流，來到了溼地的遙遠盡頭，在那裡，我可以遠距離地辨認出聖本尼迪克特那模糊的影子。但這對我並無好處，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在那一年十月下旬，我在報上讀到希德維克·貝爾將在弗吉尼亞邊界一個煤礦工會大廳作競選演說，立刻我就決定去聽聽。
也許那時，我已經痴迷於這個男孩——我應該承認這點，因為，我像任何人一樣意識到，時間僅僅是一條極薄的繃帶，只能勉強包紮我們的傷口——而另一方面，競選即將結束，每個人當然都對它感興趣。曾處於劣勢地位的希德維克·貝爾已經將自己轉變成一名挑戰者。如今，勞工的選票顯然已是關鍵，希德維克·貝爾，儘管是貴族子弟，是一家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公司的董事長，卻變成了工人的衛士。我從新聞報道中獲悉，他的嗓音與舉止為他加分不少，我能輕易地想象那些工人們轉而支援他。我知道這孩子的魅力。
到了那一天，我打包了午飯，踏上旅程。巴士沿著河谷往西駛去，我開始預想接下來的場景，想知道這種時候希德維克·貝爾是否在意見到我。當然，我代表某種關於他的真相，然而同時，我似乎也成為了他拿來欺騙別人的工具。我教過的男孩們已經在世界的舞臺上走得如此之遠，然而我還是如此深切地希望改變他們！巴士提前到達，我進入工會大廳，等待。
快到正午時，礦工們陸續來到大廳。我不知道自己希望看到什麼，但他們看起來似乎剛從礦下上來，這讓我驚訝。他們戴著硬頭盔，臉上沾滿灰塵，手套和工具腰帶掛在腰間。不知為何，我是穿著聖本尼迪克特的校服來的，此刻我脫下了它。像往常一樣，記者們開始往裡擠，正午的哨子吹響，人群湧向大廳。
當哨子聲停息，我聽見直升機的轟鳴聲，一瞬間，透過大門，我看到飛揚的塵土，從上空盤旋著進入我的視野。這個我從他小時候就熟悉的男人是多麼聰明！機身重新刷成了迷彩軍服顏色，然而，浮筒仍然保留之前的紅白藍色。直升機離地面還有三十釐米，他就從側門跳下，小跑著進入大廳，人群中爆發出歡迎的掌聲。他的助手列隊站在通往舞臺的階梯兩側，麥克風立在橫幅和旗幟之下，當他穿過人群走向演講臺時，礦工們爭先恐後地接近他，用手指關節敲敲他的安全帽，碰觸他的手和肩膀，像羅馬人在戰車競賽時那樣歡呼。
無須描述他的口才，我已說得太多。他抵達階梯，走上講臺，先停下來向人群揮手，隨後在臺上向頭頂的國旗致敬，歡呼聲在人群中迅速蔓延開來。我知道，他的努力已經成功，這些礦工已經將他認作自己人了。於是，他開始演講，大家一再以歡呼聲回應他，他不負眾望地向眾人承諾，要在參議院裡代表大家的利益。他對這一切駕輕就熟。我發現自己舉起了手臂。
當然，大廳裡有五百人，只有一人肩膀上搭著聖本尼迪克特的校服，頭上沒有戴安全帽，於是，當他的一個助手出現在我身邊，告訴我競選人請我上臺時，我一點也不驚訝。那一刻，我看見希德維克·貝爾的目光在我臉上停留了一下。他的嘴唇上掠過一絲微笑，又立刻轉移了視線。
這僅僅是一場個人間的戰鬥？在那一刻，希德維克·貝爾真的願意為了我——不管我在他的幼年扮演了怎樣一個惡魔的角色——而拿他的政治理想冒險？他又一次轉向我，指向臺下，很快，那助手拽著我的手臂，護送我走向平臺。我們經過時，人群讓出了通道，不明就裡卻興奮依然的礦工們開始和我握手。這的確是一種令人陶醉的感覺。我登上階梯，站在希德維克·貝爾旁邊的一隻小一點麥克風前。站在這麼多人面前是怎樣的感覺啊！他舉起手，他們立刻歡呼；他垂下手，他們就變得安靜。
「今天，有一位在我生命中無比重要的來賓。」他對著麥克風低語。
大家開始鼓掌，有幾個在吹口哨。「謝謝你。」我自言自語。我看見那五百人向我抬起了安全帽的邊緣。我的心快要跳出來了。
「這是我的歷史老師。」他說，人群再次歡呼。閃光燈泡突然亮了，我本能地走向前臺。「亨德特先生，」他嗓音洪亮地說，「四十五年前，他在里士滿中區高階中學任教。」
過了一陣，我才意識到他說的是什麼。他也鼓起掌來，同時低下頭，肯定是在向臺下的人們展示他對我的敬意。熱血和怒氣一同湧上大腦。「等一下，」我說著走回自己的麥克風，「我是在聖本尼迪克特學校教書，位於弗吉尼亞州的泰利伍德。這是我們的校服。」
當然，在歷史的程式中，這一切無濟於事，我試圖舉起外套，希德維克迅速穿過平臺，緊緊拽住我，將我的手臂舉起，讓礦工們歡呼，這是他最關心的事。我說的話沒有任何作用，當我發言時，他早已作了手勢，讓他的助手關掉了我的麥克風。缺少了信念，一個人就無從改變歷史。但畢竟我站出來發聲了，我終於讓希德維克·貝爾明白，我會努力站出來阻止他。這足以令我寬慰。
他以相當的優勢贏得了競選。因為，他讓這些曠工確信他就是他們中的一員。他們是無知的，我不能因為他們被他民粹主義的花言巧語所征服而譴責他們。我收藏了第二天報紙上刊登的圖片：參議員貝爾，和他父親一樣散發著民粹主義的魅力，舉起一位老人的手臂，那老人的臉上殘留著驕傲而愚蠢的笑容。
我仍然住在伍德米爾，我發現了一條通往附近高山的小路，我時不時會爬上去，從那裡越過帕薩米克河可以望見聖本尼迪克特教學樓的尖頂。我每天散步兩次，已習慣於這樣的生活。我甚至喜歡上了它。現在，我正在閱讀關於古代日本文化的書，以前我不知為何漠視這些。此外經常有學生來拜訪我。
有一個下午，迪帕克·梅塔來到我這裡，我們喝了點白蘭地。那是去年秋天的事了。他一直是一個安靜的男孩，坐在沙發上不久，我開啟了電視機，讓我們免於尋找話題的煩惱。此時，司法部參議員委員會正在開那人盡皆知的聽證會，我們倆坐著看電視，不時地點頭，看到希德維克·貝爾坐在主席身邊時，我們輕輕地笑了。我大杯大杯地倒著白蘭地。希德維克·貝爾湊向麥克風，向證人問了一個問題，迪帕克試著模仿他那漫長而略帶渾濁的南方口音。我不會鼓勵他這麼做，但也沒去阻止。他喝完一杯，我又給他滿上了。與一個人喝酒，而又熟悉這個人的童年，這也許是教師生命中最大的快樂。
儘管如此，我還是希望我們能談得再多些。我擔心師生之間總會有相對無言的時候。迪帕克告訴我，他經歷了另一次小的心臟病發作，但我感覺我不應該再詢問更多細節。我試著將話題轉移到希德維克·貝爾身上，但我又意識到，一名教師不應該在學生面前議論別的學生。當然，迪帕克對希德維克·貝爾的事也很熟悉，也許出於對聖本尼迪克特學校精神的堅持，他並不想與我談論這個問題。我們看著希德維克·貝爾質疑證人，隨後又和主席耳語。我們對希德維克的權勢並不大驚小怪，我相信，這是因為我們兩個都是歷史的學徒。所以我們也沒聊這個。然而，我還是強烈地渴望他能問我更多的事情，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只能不斷地給他滿上酒。我想讓他問我：「先生，在您這個年紀，是不是很孤獨？」或者這樣說：「你改變了我的人生，亨德特先生。」但是，對於迪帕克·梅塔而言，這些是很難說出口的。性格是天生的。儘管如此，我帶著一絲驚訝發現，夕陽照在迪帕克·梅塔低垂的腦袋上，這個我教過的最沉靜的孩子，如今已是一位老人。
（原載《巴黎評論》第一百二十八期，一九九三年）
洛麗·摩爾評《竊國賊》
這篇較長的短篇小說有關命運的纏繞，使伊森·卡寧躋身於大師的行列。有時，人們似乎需要花費一生去領受時間的全部意義，去激發它，隨後略微無序地編織它，以便更好地揭示經驗的真實意義，而卡寧對時間的精湛處理賦予這篇小說無與倫比的深度、智慧和複雜的結構。
在《竊國賊》中，整個敘述時間由一個男人的沉痛聲音編織起來，追憶了他自己充滿拘限的孱弱一生。他猶如一名穿著道德苦行衣的修道士，坐在極為狹窄的（普洛克路斯忒斯的？）床邊。單人宿舍、囚室、奴隸的意象出現於小說之中，旨在強調對富人和權勢者的屈從。這不僅構成了主人公的生活，更佔據了他的整個精神世界。他缺少自我憐憫，卻對此一無所知，他偶然而詭秘的古羅馬專業知識也無從感動讀者。卡寧並不為自己的主人公感傷，也並未刻意將他塑造得更受尊敬、更受崇拜或更有力量。小說讓統治階級待在金碧輝煌的宮殿中，卻並未落入撫慰人心的溫情俗套，即富人終究不會勝利——或任何迎合我們的想象的東西。（我們時常忘記，在大衛和歌利亞的故事中，大衛迅速成為了一個掌權者——在這篇小說中情況相反，無論作者是否鍾愛這個男人，他總是那麼弱小。）我們可能會想起麥爾維爾：文書巴特爾比、比利·巴德或貝尼託·塞萊諾，也許都是模板。卡寧讓他的敘述者躲在那些可能激發我們敬畏之心的意象與事件背後觀察世界，尤其是那些依附於權力或社會階級，以及依附於對正義的侍奉、忠誠與施行的意象與事件，作者並未讓它們停留於破碎或毀壞的狀態中，而是以溫和而微弱的信念將它們凝聚起來。小說結尾處，在主人公與敘述者能夠告知我們的東西之外，我們可以發現更多的內涵。
關於學校教師與世俗的格格不入，從布羅迪小姐到契普斯先生，在文學史上不乏先例——但這在較短的篇幅中是更棘手的任務。至於在二十世紀美國，如何做好特權階級子女的教師，這個問題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意義或困惑。將數人而不是單獨一人的生活壓縮排短篇小說，這是一種精湛的技藝。而且，它體現了卡寧特殊的技巧，他善於將公共事件與私人經歷結合起來，這是我們國家很常見的經驗，作家們卻經常忽視它。卡寧的小說總是由生動的驚異——文學批評家詹姆斯·伍德稱之為「生動性」——構建而成，並以結構完美的行文表達出來。他感興趣的是這樣一些瞬間，一個人生活的轉折，命運受到挑戰，性格得以揭示或挖掘出其難以付諸語言的核心。他讓時間向前衝刺，如蓋茨比的汽車或亞哈的船，而他筆下的人物在老年的軀體中保持著孩童狀態。這是一項令人心碎的事業，在這裡，他精妙地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