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納德·庫珀著

艾米·亨佩爾評

馬睿譯

一天下午，父親打來電話，問我有沒有安排好喪事。「是為你安排，」我問他，「還是為我自己？」

「我知道這話題說起來怪瘮人的，」他說，「但早晚有一天你的死期也會到，人人如此。你可能正好好地走在街上，心裡還打著小算盤呢——砰！心臟病發，或者被一輛卡車撞到，你都來不及知道是怎麼回事。有備無患嘛。」

「我已經盤算好了。」我對父親說。

「那你不準備棺材啦？」

「我還是火葬比較好。」

他的助聽器傳來噪聲。「你還是什麼？」

「我還是火葬吧！」我大聲叫道。電話放在一個我用作辦公室的閒置房間，繪圖板上貼滿了草稿，設計圖鋪得滿地都是。

「你媽有個姐姐埃斯特爾就是火化的，」父親說，「你多半想不起她了，她在你出生之前就死了。但我跟你說吧，她的骨灰好沉，裡頭都是碎骨頭渣子。倒也是，埃斯特爾塊頭很大，我們都說她。她家那口子傑克發明了擋風玻璃雨刷，可惜那個傻瓜沒申請專利，就這麼把一家人都給毀了。」

「哦，明白了。」我說。電話鈴響時我正在午睡，只是我不好意思跟父親承認。他總是不厭其煩地嘮叨說，雖說他是長輩，但我才是家裡最懶的人——這家裡也就只有我們倆。我常常一天到晚鑽到被窩裡思考工程專案，我喜歡躺著工作，對此我那位精力充沛的父親頗不以為然。當然，表面看來我的確很懶散，什麼也沒幹，但事實上那些建築物正在我腦中逐漸成形——我的腦子裡充滿了各種立檢視、複雜的平面圖、等距圖，可沒閒著。我曾經讀到一篇文章，講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常常在床上一躺幾個小時，一隻胳膊懸在床墊外，手裡攥著塊石頭。每當他不知不覺睡去，計劃就奏效了：石頭落地會把他驚醒。愛因斯坦曾聲稱，他最精彩的想法都是在半夢半醒之間靈光乍現的。總之，不管我父親提起這些猶太名人時有多自豪，他每次都會立即提醒我說，我可不是愛因斯坦，大白天的躺在床上純屬浪費時間。

父親今年八十九歲，他的手總是止不住地抖，腦子也經常犯糊塗，但他似乎有著使不完的精力。母親活著時常說，我父親好像每天晚上把自己插入牆上的插座給體內的電池充電似的——母親喜歡打趣說，「自打我們的蜜月結束，我就再沒見過那塊電池。」父親渾身這病那病，要服用各種藥物控制病情，但他簡直就是長壽實驗的活樣本，只是過去十年間，他一直很擔心自己隨時可能面臨死亡。

「我今天給一副棺材付了定金，」他說，「那可是上好的防水黃檀木，跟鋼琴一樣漂亮。那個殯儀員——他老爸早年曾僱我去給他鋪地毯，我都不記得是多少年前的事兒啦——說他們現在正在搞促銷，買一贈一。要不我怎麼問你要不要呢，多便宜啊。」

「多謝，」我說，「你可太……周到啦。」

「你真該親眼看看那塊長絨襯布，輕柔得像雪花兒、蓬鬆得像雲朵兒。躺在那上面進天堂才叫美呢。」

直到這時我才聽到電話那頭過往車輛快速駛過的聲音。我一下子清醒過來。「老爸，」我問道，「你在哪兒？」沒有回答。毫無疑問，他正在看周圍有什麼熟悉的地標建築，歪著頭斜著眼，想看清街道的標識。

「你覺得這兒的人會不會有點兒基本的禮貌，幫我開啟這罐花生醬？」他說。我相信他一定正舉起手中的花生醬給我看——應該是「吉夫」或「四季寶」，反正是我母親在世時常買的牌子——好像我能看到、並穿過電話線幫他擰開蓋子似的。「我餓了！」他喊道。

如今父親整天不著邊際，不光在聊天的時候才這樣。事情亂作一團，是從我幫他搬到我家附近的一幢公寓樓之後開始的。那是好萊塢各大道沿街建起的無數灰水泥盒子建築中的一座，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蜂擁而起的老建築群如今也就剩下這些了。我父親的公寓在二層，位於一個狹長陽臺的盡頭，每當有人走過，陽臺的鑄鐵欄杆就會隨著腳步像巨型小提琴的琴絃一樣振動起來。雖說按照大多數人的標準，他原來的生活已經夠節省的了，但在母親去世後的十年，原來的老房子只有父親一個人住也顯得太大，而直到他搬出老房子之後，我才發現父親不會在那些房間裡迷失，反而很可能在街上走丟。

這事兒第一次發生時，我剛剛聽完一個題為《烏托邦：一個現代主義神話？》的講座，正開車往家走。快到家時，我在一個紅燈前停下，注意到有個老人正蹣跚著走向停在我前面的那些車。他給人們做手勢，示意他們搖下車窗，朝他們舉起一罐像是泡菜模樣的東西。直到老人走近我前面那輛車，我才意識到他是我父親。我看到那輛車裡的女人迅速鎖上車門看向別處，好像我父親是個無家可歸的乞丐或森然恐怖的幽靈。我第一個衝動的念頭是鳴笛懲罰一下這個女人，但還沒來得及行動，父親已經站在我的車門外了。「嗨，吉米。」他的語氣中透著一股怪誕的神色自若，說著遞給我一罐猶太風味的蒔蘿泡菜。我瞪著他，不敢相信那是我父親。「關節炎。」他說。彷彿那能夠解釋他為什麼在這個時候站在富蘭克林大道的正中央。那是個暖和的傍晚，我的車窗開著，車載廣播上，一個本地的大學廣播站正在放日本箏曲。因為我父親的突然出現，那些乖戾的和絃驟然變得異常淒厲和喧噪。「他們這是在殺貓嗎？」他衝著廣播點點下巴。我把那罐蒔蘿泡菜夾在兩腿之間，用力擰蓋子，腦中想象的情節是我去跟罐頭廠的經理爭執，代表所有打不開這種真空密封罐的關節炎患者大聲斥責他。我開啟罐頭還給父親，聞到了一股濃烈的醋味。就在我準備說服父親要麼上車、要麼趕緊離開馬路時，後面的司機開始鳴笛——我沒注意已經變綠燈了。父親揮揮手，把我趕走了。在後視鏡裡，我看到他蠻不在乎地橫穿馬路，全然不顧那些炫目的車前燈和刺耳的剎車聲。後來他終於安全到達人行道，漫步走向自己住的街區，途經每日甜甜圈店、折扣服裝店和因斯塔美膚店，如今的商業無孔不入，滿街滿城隨處可見這類店面。

我到家之後才發現褲襠濺上了泡菜汁，忙跑去開啟自來水清洗，同時努力回想自己是什麼時候第一次意識到父親的存在的，哪怕再短暫、再零碎的印象也好：比如他黑色的頭髮上噴著髮膠，抑或他在我的嬰兒床前柔聲輕語。我剛過五十歲，住在一所即將付完按揭的房子裡。我站在衛生間，感受到自己與過去之間竟隔著這樣遙不可及的距離。就彷彿我從來沒有過嬰兒時代，或者父親一直都那樣老邁，漫無方向地在街頭求人幫忙，因為所有人都拒絕幫他而氣憤不已。

「聽我說，老爸，」我說，下意識地緊抓住話筒，「攔住下一個路過的人，問問你這是在哪裡。」他有可能出現在任何地方。上個月有一次他居然走到了諾沃克，距離他原本要去的街角郵筒約三十公里，要轉兩趟公交車。在他電話打來的幾個小時之前，他本要去郵寄天然氣費的支票。

「我這是在哪裡？」我聽到他問一個路人。

「哪個城市麼？」

「還哪個星系呢。」父親大聲回了一句。「吉米，」他轉而對著話筒說，「是我自己變傻了，還是如今的人個個都這麼蠢？」

「滾，死老頭子。」

「老爸……」

「別跟我來這一套。又來了一個人。」

「喂？」一個女孩的聲音從聽筒傳來，她大概只有十二歲，我父親一定把電話遞給了她。

「麻煩你告訴我，你現在是在哪條街上，然後把話筒遞迴給我父親好嗎？」

「這是在玩惡作劇嗎？」她問。從她的聲音裡，我能聽出來她在笑。

「我父親迷路了，麻煩你幫我一個大忙，看看周圍有沒有什麼街標，告訴我他是在哪兒給我打的電話好嗎？」「他自己不會看嗎？」

「不大會。」

「所以他的眼鏡才厚得跟酒瓶底兒似的對不？弄得他的眼睛怪嚇人的。」

「你到底是幹嗎的，」我聽到父親問她，「該死的驗光師嗎？」這時聽筒裡突然傳來一陣輕微的沙沙聲，我能想像到電話線那頭的聽筒被推來搡去，電話亭又沒別人了。

「喂？」我喊道：「喂？」

「瞧你，」父親強壓住怒火說，「你沒必要把我當成殘疾人，我可不是殘疾人！」

「我知道，」我說，「你和殘疾人相反——管它那是啥東西。」我開始擔心，弄不好這回即使呼叫拖網或出動獵犬也找不回父親了。「那個小姑娘跟你說你在哪兒了嗎？」

「我在中央什麼地方。」

「中央大街？」

「她沒說。」

洛杉磯市內起碼有一打街道名叫「中央」。從城市規劃的角度來看，這樣做堪比把購物中心、市政廣場、還有幾個社群延伸交匯的地方都叫「廣場」。為兩條以上的大街取名「中央」無異於把家裡的四五個孩子都叫作弗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