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後，客房旁邊的沙地上傳來費伊的名爵跑車槍擊般的發動機聲。我想象到了媽媽的如釋重負嗎？費伊突然出現了，發瘋地跳著，冷不防地猛擊繡球花。那個人渣娶了一個衣帽間裡的蕩婦。我們能相信嗎？我媽媽可愛而寬厚。她知道，這樣的事情永遠不會發生在她身上。她說了些歡快的小事讓費伊笑起來。

我還在想著我的故事，或許費伊想要聽？我媽媽提出去弄些馬提尼。但費伊說她自己去弄。她表情活潑地將頭靠在我媽媽的繃帶上，幫我媽媽用那隻手倒苦艾酒。她們同時用嘴發出小貓叫的聲音，我很驚訝我媽媽竟然能和我之外的女性如此友好親密。這很新鮮。

但伴隨那災難性的拒信一起到來的大新聞是老斯文任性的遺囑。費伊和我媽媽蹲坐著，高腳杯在空中揮舞，高聲暢談。原來他留了一大筆錢給寄出拒信的《作者指南》！他還潦草地寫了一張殘忍的便條給我媽媽的丈夫：給你的同事，相信你會開心的。

媽媽說，他不開心，費伊理解地瞥了一眼。她們都喝光了酒，我又提出背誦我的故事。甜心，她們一前一後慢吞吞說道，然後咯咯地笑起來。她們不住地咯咯笑，戴著雕塑般的頭巾的頭都彎到伸直的長腿上了。噢，上帝。親愛的，我媽媽試著說，然後迅速地揮舞她腫脹的手，好像在趕蒼蠅，費伊笑得更為大聲。最後費伊站了起來，咳嗽著說她來吧。她的眼睛都笑出淚水了，但嘴巴看起來還很憂鬱。我媽媽的臉還是低垂著。費伊叫我小天使，說，你不覺得你媽媽今天已經談夠了文學嗎？我覺得，真的夠了，都夠一輩子了。不是嗎？

噢，費伊，別這樣，我媽媽說。甜心，我明天在車裡聽你的故事，好嗎？費伊，別這樣。那樣我才能集中注意力。好嗎？

好。

好姑娘，費伊說。

甜心，我媽媽嘆了口氣。

別擔心。

好吧，如果只比一段話長一點兒，那你可以寄給我，我會好好看看的。

它本來就只有一段。

費伊傻笑著，現在外面已經全黑了，我媽媽摘下了墨鏡，嚴肅地看了她一眼。但這次交流沒成功，因為我媽媽的眼睛腫得太厲害，在火把的微弱光線下都看得見淤青發紫之處，費伊停下了笑聲，放下了高腳杯。

我給盧打電話，費伊說。盧是她的人渣前夫。但他也是個整形外科醫生。我媽媽說，千萬別。但費伊用柔軟的手指拉拉她的耳朵，直接走向了客房。盧十五分鐘就來了。費伊和盧這兩個互相恨到骨子裡的人見到對方居然友好得令人驚訝。盧還記得我小時候在高爾夫俱樂部早午餐上的樣子，但他在費伊的賓客梳妝室裡的手術燈下給我媽媽包紮傷口時，又徹底忘了我。他給我媽媽開了止痛藥。早上她很累，費伊開車送我去公交站。

那天下午我必須去文藝片影院上班，我媽媽催促我趕緊去。別擔心，她說。她十分困。別擔心，費伊說。別擔心，我打電話給畫家時，他說。

這以後，我的腳都要筋疲力盡了，我根本想都沒想我媽媽。我的腳會突然搖晃起來，屁股、膝蓋、腳踝會像水波紋一樣軟掉。走路變得很難。我從格拉梅西公園到影院必須坐地鐵，去地鐵站的那段路成了巨大的挑戰。這本來不會是個大問題，反正我也要從現代舞表演轉向小說寫作了，但我在著名的白色圓柱展館還有最後一場表演。我的《鵜鶘之歌》，聖誕節時老斯文在擴音電話裡念出這名字。結果這是他最後公開說的話。我媽媽和她丈夫一直都計劃出席。他們通過假日募捐給編舞師捐了錢。他在作品的結尾給我添了一段三分鐘的獨舞《愛之翼》！現在演出近在咫尺，我的腿突然軟了，簡直是在試探這位編舞師的耐心，即使他已得到不少捐助。

我決定將我的情況寫下來，通過認識它來解決問題。所以我用了整整一段來描述我所理解的我媽媽和她丈夫的情況。這比我想象的要難。這些年我看過幾次我媽媽丈夫的小說，裡面的女人都有難以置信的敏感大乳頭，還有對直截了當的陰莖崇拜式性行為難以饜足的渴求。在我的段落裡，當然也有性，但卻是不同的方式。

從我的母親節拜訪到表演間的兩週真是糟透了。擔憂，排練，寫作的痛苦（在這一點上，我奇怪地開始同情起我媽媽的丈夫）。還有下雨。每日如此。我被迫加倍工作，將做好的袋裝爆米花倒進機器裡假裝在現做。看起來就像西村的所有人都會來看電影。每晚回到家都很晚了，費伊客房裡的電話不停地響著。

我的畫家朋友終於徹底恢復，能夠在氣墊床上和我共度愛夜。我們撩撥，胡扯，用巧克力醬在我們的胸上畫畫。午夜過後電話響起時我們都以為會是他的媽媽，她堅持要記下我的號碼。但是電話答錄機發出了哭聲，沒有言語，對方在小房間裡，聲音有迴音，我知道這是我媽媽。我爬過去接起電話。等一下，等一下，我說，你好嗎？

她還在那裡，沉重地呼吸著，嗚咽著，親愛的？那時我覺得我的胸骨都在發抖，要撐不住了。你在哪兒？我問。

在家裡。她被鎖在衛生間裡，那兒有畫著紙風車的牆紙，高階水流按摩浴缸和摺疊門（她還為之爭論了很久：是要鐵心的還是綠色玻璃的？）的浴室。即使她呼吸沉重，我還是能聽到拳頭擊打在門上的聲音（她最終挑定了一個有著旋轉楓葉圖案的門），還有低沉的嚎叫，就像老斯文的假日留言在重放。門鎖上了，她說。我聽著。窗戶，她說。我苦苦思考。格子窗通向連著果嶺的露臺。如果她能推一下自己的骨盆——她不知道這個詞，於是我換了個說法——推一下自己的屁股，讓它緊貼著屋子的牆面，她或許能滑下去。

太瘋狂了，畫家笑著說。（他的笑終結了我們的關係。）我小聲說，沖廁所，小聲得好像害怕她丈夫聽到我。在你開啟窗閂前沖廁所，我會搭下一班巴士去弗裡霍爾德。直接走進鎮裡，你能做到嗎？

當然，她說。我重新想到自己是晚輩。如果她能從視窗逃出來，她會在那裡見我。他說我是個病態、腐朽的淫婦？她以提問的方式說道，好像在回顧她是否邁出了正確的一步。

啊，你不是，我說。小心你的腳。地上可能有碎玻璃。

甜心，她小聲說，我的天啊。

我的媽媽是那種會換上睡衣睡覺的女人。公車開近弗裡霍爾德的通宵餐廳，我就朝停車場外看她的奶油白綢緞睡衣有沒有飄在冬青灌木叢裡。大巴中那股聞來像廢氣的熱氣已經讓巧克力醬變得黏糊糊的。我睡覺穿的t恤黏著我的胸口。我不確定地走下公交。公交司機盯著我。看著你的路，變態，我吼道，然後又感到羞愧。如果她聽見我的話，也會感到恥辱的。

我給她帶了一件大衣和一些鞋子。她總是認為，運動鞋是運動員才穿的。所以我給她帶了一雙黑色的露跟女鞋，還有她之前給我的一件漂亮的絲綢大衣，但沒帶錢，我的車費還是問畫家借的。公車發出嘎嘎聲開走了，四周復又安靜，我才想到我媽媽可能也沒多少現金。這不重要。首先我要找到她，換上合適的衣服後，我們可以搭便車到費伊的客房。

有一個小時嗎？身處黑暗之中，這一切都很難知曉。她最終沒出現，我穿過那片玉米田走向她家。雖然天氣溫和，我還是在發抖，而且我很餓。那些高高低低的影子讓我害怕會發現她躺在路邊，就像倒地的動物。但我沒找到她。當我走到屋子車道的末端時，整個屋子都亮著燈，好像在準備假日派對。按鈕燈的光線穿過芬芳的桃林照在車道的拐彎處。深深的門廊裡，花架上爬滿了常青藤和發紅的杜松。看起來每間房都亮著燈，寫作間，客房，所有的會客室，主臥室。車庫四周的門被開啟了，好像派對要轉移到那兒。我媽媽喜歡開的那輛藍色凱迪拉克就停在玄關旁邊，但是她丈夫那輛古板的梅賽德斯小轎車不見了。不用進屋子我都能知道她不在裡面。

我的媽媽給我寫信：甜心，我知道你會覺得這很奇怪，我們遠走高飛試著重新開始了。對於一個作家而言——或許對任何真正的藝術家而言，在這裡好好生活都是很難的。老斯文對你比對他自己的兒子還好，你在附上的信裡會看到。我愛你勝過一切，一直如此，一直會如此。

我的生日被用鉛筆寫在信封上。保價速遞員將它塞在我的門下面。信是列印的，也沒有簽名。銀行支票有十萬美金。

桃園裡的屋子被老斯文的私人律師在秘密拍賣裡賣掉了。他打電話告訴我傢俱的情況，當然還有馬槽，但我什麼都不想要。在我的追問下，律師有時會告訴我，他們倆都很好，他們現在身處一個安靜的地方，他們只是需要平靜。他告訴我，我媽媽傳達了最美好的祝福，彷彿她就在那裡，守在電話分機旁邊。有時我覺得我媽媽還在找我。她只是認不出穿著制服和皮鞋的我。有時我會觀察書本的封底。我留心那些有著可有可無的次要女性角色的長篇謀殺懸疑小說。我閱讀它們的致謝語，特別留心那些作者名像是假名的書，希望他有一天能有勇氣說出，她是多麼令人震驚，她是多麼美麗，她如何讓一切，真的是一切，成為可能。

（原載《巴黎評論》第一百七十期，二〇〇四年）

瑪麗·蓋茨基爾評《鵜鶘之歌》

《鵜鶘之歌》有種駭人聽聞的悲傷。這種悲傷被標題暗含的荒誕感加強了。這種惡毒的荒誕以家庭責任之名加諸女主人公，如同一個令人窒息的包袱，她卻還得穿著它如同身著禮服。作為一個生來有責任感的人，她就這樣穿著它，禮貌、盲目、不抱怨，一頭撞進她那接近瘋狂的家庭創造出來的越野障礙訓練場，那兒瘋狂地裝飾著大理石桌子、紙風車牆紙和綠色玻璃提基火炬。

她所處的文化時期恰好讓人們到了三十歲還能去相信自己是藝術家，即使他們並沒什麼藝術作品。但這於事無補。她的家人在她轉行去寫作前，給編排她最後一場舞蹈表演的人寄了一張高額支票，而沒觀看演出——它的標題是《鵜鶘之歌》，她的繼祖父還嘲諷了一通。

繼祖父或許有意無意地意識到鵜鶘的基督教象徵，據說母鵜鶘會剖開自己的乳房來餵養下一代。這個故事裡有許多切割與撕裂的畫面，其中的一些也是為了培育下一代。但在這個故事裡，養育和毒藥描繪在一起，人物角色的世界裡有多少高貴的東西就有多少感情的邪惡。在我讀過的作品裡，《鵜鶘之歌》有著對富人給自己造成的恐怖最令人信服的描繪之一。而女主角即使行走在這恐怖當中，還想要相信愛和善良，對此的描繪更為令人信服。真令人心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