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夢非/譯
達尼·拉費裡埃，一九五三年出生於太子港。他的父親曾擔任太子港市長，一九五九年被迫流亡。之後，達尼便由祖母撫養長大，住在沿海村莊小戈阿沃（petit-goâve）。五年後，他回到太子港，並且成為《迷你週六》（lepetitsamedisoir）和海地國際電臺的文化記者。一九七六年，他的同事兼朋友加斯納·雷蒙德（gasnerraymond）遇刺身亡，拉費裡埃隨即逃往蒙特利爾，在那裡，他打了一系列零工來養活自己。一九八五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說《如何與黑人做愛而不覺疲累》，記錄了他流亡的最初幾年。然而，直到二〇〇九年，他的第十九本書《還鄉之謎》獲得美第奇獎的時候，拉費裡埃才在法國獲得了廣泛的讀者。像他的其他書一樣，《還鄉之謎》取材於他真實的生活經歷——去海地埋葬父親骨灰的那段旅程。
拉費裡埃既寫散文也寫詩歌（《還鄉之謎》就包含了兩者）；除了小說，他還出版過童書，以及可以描述為「自救書」的作品，如《幾乎消失的偷閒藝術》（l’artpresqueperdudenerienfaire，2011）和《蒙戈，所有他們不會告訴你的事》（toutcequ’onnetedirapas,mongo，2015），《蒙戈》是一部寫給初到第一世界的新移民的指南。他所有的書都是互相關聯的、自傳式的：他的著作，接近三十卷，其實是一本關於他寫作的厚書。他與他三十八歲的妻子瑪吉·貝魯埃特、三個女兒一起生活在蒙特利爾。
在採訪開始前，拉費裡埃提醒我說，他因長篇大論而聲名狼藉：「我不是‘沉默寡言的伊凡·s.康奈爾’型人——我很能說。」這是事實。他開放、熱情、諷刺，並在需要的時候迅速推翻自己的說法。我們進行了五次面談和數次電話採訪。第一次見面，發生在佛蒙特州的米德伯裡學院的草坪上，當時他是那裡的駐校作家；第二次是在蒙特利爾的聖路易斯廣場旁邊的一家小酒館，那是他書裡常見的地點；第三次在蒙特利爾一家書店的後廳；第四次在他的餐廳和書房。最後一次會面約在巴黎的一家餐館，我們一起點了一份「腦」——我們分享了一個大腦，那是一份他的很多讀者都會熟悉的體驗。
——亞當·利斯·格爾納，二〇一七年
《巴黎評論》：二〇一三年，你被選入法蘭西學院，你是第一個進入這個圈子的海地人或者魁北克人。
達尼·拉費裡埃：是的，他們不得不先搞清楚我是否有資格參選。你應該是「法國人」。但事實上，這不是一條成文的規則。在寫規則的時候，他們甚至沒想過一個不是出生在法國或法屬殖民地、海外省的人，也沒想過一個入籍的法國人。蒙特利爾的海地人更不屬於上述任何情況。要符合資格，你還必須住在法國——我沒有。因此，問題變成：法蘭西學院的「法蘭西」在於「法蘭西語言」還是「法國」？共和國總統做了決定——它是法蘭西語言的學院。這一決定使我有資格參選。那是一次他們所謂的「漂亮的選舉」。我在第一輪投票時就通過了。維克多·雨果好像花了四輪，伏爾泰三輪！
《巴黎評論》：你在那個圓頂之下到底做些什麼呢？
拉費裡埃：我參加了幾個委員會，涉及辭典、文學和法語推廣運動。我參加每週四的「大會」（grandesséances）。我們討論學院事務、頒發文學獎項、修改詞語的定義，各種各樣的事情。
《巴黎評論》：你們怎麼討論一個詞？
拉費裡埃：如果福樓拜或塞澤爾曾經用過某個詞，如果這個詞過時了，我們仍然會把它保留在詞典中，因為它被一位重要的作家使用過。這部辭典力求識別作家的創造性用法。不久前，我們委員會處理到「性」（sexe）這個詞。為此，我們觀察了作家們如何使用「性」這樣的詞，包括多年來出現的所有不同的概念、語句和含義。薩德侯爵在這方面就和塞維涅侯爵有不同的想法。普通的詞可以在字典裡佔據半頁。像「性」這樣的詞會佔到六七頁。
《巴黎評論》：「你」對定義那個詞有什麼貢獻？
拉費裡埃：辭典裡沒有個人貢獻。就像建造一座大教堂，工人們是無名的。但我傾向於做的事情之一，是建議收錄一些來自法國以外的例子，這可能會有趣。比如說我們最近正在研究的風，它是否只能是密斯托拉風？其他地方的風呢？暖西風或西洛哥風怎麼樣？在法語中，關於風的分類、成語和俏皮話多種多樣。有吹動船舶的風，也有來自腸道的風——拉伯雷筆下響亮的身體之風。一切差異都必須在辭典裡。在這樣的情況下，你意識到人總是以某種方式繼續做孩子——甚至嚴肅的大人們也是。與人體內部運作相關的詞語仍然會引起微笑或大笑，在法蘭西學院裡也是一樣。
《巴黎評論》：眾所周知，你的書名總是很有趣，令人印象深刻。《我是一個日本作家》真的一開始就叫這個名字嗎？
拉費裡埃：真是這樣。我在巴黎的出版商很想知道加勒比和克里奧爾的作家對身份問題的看法。可我一點兒也不感興趣。我感興趣的是，文學是否屬於每一個人，書是否屬於每一個人，是否一個人弄到錢就馬上可以去書店買一本書，以及你是否可以買一本你無法閱讀的書——那麼，為什麼我們不能成為任何我們想要成為的作家呢？
《巴黎評論》：這本書實際上是在想象，如果你寫了一本名為《我是一個日本作家》的書會帶來什麼結果。說白了，情節是關於你——或者你的敘述替身——想用那個標題寫一本書。他其實根本沒寫。
拉費裡埃：是的。不過我在現實中確實寫了一本名為《我是一個日本作家》的書。而且它馬上會出日語版！
《巴黎評論》：在這本書中，你提到庫爾特·馮內古特曾經說你是「美國最快的‘標題黨’」。標題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
拉費裡埃：標題對我來說是重要的，但不是對所有作家都重要。只有最偉大的作家才被允許擁有爛標題。一位中等或中等微微偏上的作家首先應該努力通過一個醒目的標題來吸引注意力。一旦你有了書名，寫書的大部分工作就完成了。書名給書奠定氛圍。可以說，像《少女的味道》（legoûtdesjeunesfilles）這樣的標題就是一個有效的標題。同樣的，還有《如何在一夜之間征服美國》（howtoconqueramericainonenight）和《這顆石榴在黑人青年手裡是武器還是水果？》（cettegrenadedanslamaindujeunenègreest-elleunearmeouunfruit?）。一個好的書名應該在書店裡溫暖讀者的心，讓讀者與書產生共情，讓作者有可能省去過多的解釋。
《巴黎評論》：你說的「解釋」是什麼意思？
拉費裡埃：只有真正偉大的作家才能給一本書起名叫《希望》，馬爾羅就這麼做了。弱一些的作家將不得不花費無數的篇幅來解釋標題，而馬爾羅不必這樣，因為他是馬爾羅。如果你不是一位偉大的作家，你必須找到另一種方式。《如何與黑人做愛而不覺疲累》就是在做這件事。我無需解釋它。這個一擊即中的標題是神靈賜予的禮物。
《巴黎評論》：幽默在標題中起到了一部分作用，但裡面是不是也有嘲諷的成分呢？
拉費裡埃：沒有沒有，一點兒也沒有。它更多的是與文學發生關係，不過是以一種輕鬆的、非常規的方式。不僅關於我想成為什麼樣的作家——悠閒的作家。種族主義也不是這本書的中心。因為這個書名，我知道我會進入它，但不是用正面的、直接的方式。書中的種族主義是一種享樂種族主義，也就是說，它是慶典式的。
《巴黎評論》：享樂種族主義？慶典式種族主義？
拉費裡埃：這個角色因為被誤解、被輕視而十分緊張。他看上去「只是」一個年輕的黑人，但接下來你與他交談，他會談論到瑪格麗特·杜拉斯、詹姆斯·鮑德溫、加布裡埃爾·羅伊、荷爾德林、斯溫伯恩、萊昂納德·科恩——再加上，他可以帶著一種疏離感去談論他們。就好像他說：「從遠處看，你可能會把我看作一個黑人，但是當你靠近一些，你會因為不相信這個年輕人的內心層次豐富而羞愧。然後，你會因為誤判了他而感到難過。」
《巴黎評論》：你估計這本書會被誤判？
拉費裡埃：我把它看作是巴斯奎特（basquiat）的那種風格。一開始，它看上去是塗鴉——但隨後，你會在影像裡看到西方文化的所有痕跡。你看到達芬奇，看到立體主義，但畫的線條非常現代，彷彿畢加索在用噴漆做記號。這正是我想做的。這裡有一個人物，他談論蒙特利爾而不隱藏他的本質。他是一位讀者，一個移民，但也是一個瞭解這座城市的人。我們不在種族聚集區裡，沒有迷失在鄉愁裡，也沒住在新祖國的貧民窟裡。
《巴黎評論》：這本書的開場在一間公寓的鼠洞裡，兩個年輕的海地朋友討論說，弗洛伊德發明了波普爵士樂，證據是他們在查理·帕克的音樂里用《古蘭經》的韻律讀《圖騰與禁忌》。
拉費裡埃：第一本書是各種幻想的工廠。不一定是性方面的——關於自由的幻想。勉強度日的人告訴我，在讀這本書時，他們意識到自己其實活得像王族。貧窮的榮耀是富人無法體驗的。他們的財產會妨礙他們。一些讀者注意到這本書是對自由的召喚，但人們往往不會注意到這個——他們只看到關於性的故事。
《巴黎評論》：這裡面有性——主角們試圖勾搭麥吉爾的白人女孩，他們隨時都能聽到鄰居們交媾時吵鬧的聲音，而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令他們勃起——但這不淫穢。
拉費裡埃：其實，有三頁關於性的內容。但書裡充盈著情慾。
《巴黎評論》：一位採訪者曾經這樣說你，「拉費裡埃不尊重任何性道德」。
拉費裡埃：我一直很喜歡有人給《危險關係》寫下的評論，說它給它那個世紀帶來了壞名聲。我很樂意接受一切與我有關的負面文章，樂意擁有一個那樣的句子來評論我的作品。但這本書的主題是自由。還有友誼。它是關於那種你背井離鄉時才能享受的自由。敘述者說，身處一個我們不瞭解的地方，一個我們無法安置自己的地方——這是一個夢！在夢裡，我們做我們想做的事。我們感受我們想要的感受。我們夢我們想做的夢。
《巴黎評論》：你寫了三本童書。能否說它們呼應了你的成人書主題？
拉費裡埃：像我所有的書一樣，它們都關於我的生活。它們也關於對孩子最重要的問題——愛、死亡和政治。政治對我們所有人都至關重要，尤其是那些在獨裁統治下度過童年的人。我的童年與獨裁、權力以及權力對我的影響息息相關。相比之下，種族問題對我毫無影響。
《巴黎評論》：你在孩提時代對獨裁政權有什麼樣的體驗？
拉費裡埃：在獨裁政權下生活，意味著在我生命的某些時刻，我的父母擔心並且阻止我們出去。所以對我來說，正如我在《娃娃的紫色親吻》（labaisermauvedevava）中展現的那樣，正是獨裁這個怪物阻止了一個小男孩去見他傾心的女孩。這就是獨裁政權的感覺。禁止。但它不是時時刻刻的禁止。我們上學，有課，我們去上課。街上有殺人惡魔——你必須知道他們，而且要小心——但我們這些孩子並不真正瞭解這一切。我們不知道如果你說出你的想法會怎麼樣。我們無意支援或反對杜瓦利埃。像世界各地的孩子一樣，我們去我們想去的任何地方，做任何我們高興做的事情。至於我，我在小格瓦夫這樣的小鄉村裡和別的孩子一樣生活。我有家庭作業。我想看電影，跳舞，玩。作為一個出生在獨裁政權下的孩子，你知道你需要小心，但你仍然設法生活。
《巴黎評論》：你的媽媽曾經把你和父親相比，說你對生活有可怕的胃口。
拉費裡埃：是的。我父親是一位政客，一位政治活動家，以及一位紳士。他每天至少換兩到三次襯衫。他是太子港最年輕的市長。
《巴黎評論》：「達尼」是你的暱稱，事實上你和你的父親同名——溫莎·克萊伯特·拉費裡埃（windsorklébertlaferrière）。
拉費裡埃：沒錯。而且他也不得不為生活而逃亡。當時，他是商務部副部長。發生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那是在杜瓦利埃掌權之初。富有的食品商人習慣通過囤積商品來令民眾捱餓。大多數有可能推翻政權的主要抗議活動都開始於露天市場，而露天市場是太子港的心和胃。不管怎樣，我父親上了電臺節目，聽起來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宣稱，如果資產階級商人囤積商品，人民就有權闖進商店。他是商務部副部長，負責那些商店！他提倡搶劫！於是他們強迫他流亡。他離開時不到三十歲。
《巴黎評論》：他去哪兒了？
拉費裡埃：他最後在紐約。他病了。明確地說，他瘋了。他失去了一切，他最終完全與世隔離。他走路。他每天都會步行，從曼哈頓去布魯克林。他與社會隔絕了，但人們尊敬他，因為他們認為他是一個本可以為海地做點什麼的人。他們在海地是這麼說的。
《巴黎評論》：你離開海地的時候多大？
拉費裡埃：二十三。我也必須逃離那個國家，像他一樣。
《巴黎評論》：因為你的朋友被刺殺了。
拉費裡埃：是的，加斯納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們為同一家報社寫文章，我們總是在一起。他是個激進派，是個顛覆者。他什麼都不怕。他是從小說裡出來的人物，一個浪漫主義者。他會告訴人們，達尼和我，我們知道我們在三十歲之前就會死。我默默在心裡想，我不會。但我不能告訴他，因為他太有激情了。我是謹慎的人。
《巴黎評論》：哪種謹慎？
拉費裡埃：我的文章不會在字面上譴責政權。他的文章會。他寫了一系列文章，關於賣淫及其與政治腐敗之間的聯絡。我寫文學、電影、繪畫。但後來，我們共同寫了一組關於水泥行業罷工的文章。我們採訪了工廠工人。我知道我們做的事情極其危險。文章發表了。上面有加斯納和罷工者們的合照。新聞主任大發脾氣。我不明白他為什麼這麼生氣。兩週後，加斯納被殺了。然後有傳言說我會成為下一個。所以我就去蒙特利爾了。
《巴黎評論》：你立刻離開了？
拉費裡埃：不，有葬禮。一兩天後，或是一個星期以後？我沒有時間概念了。我去了，但我不能做他的抬棺人，即使我們是最好的朋友。在海地，我一直採取一個基本的防範原則，那就是做個傻子，避免被人殺掉。至於反抗，最好是談論一部有趣的電影，讓人們去看它。你不需要死。對我來說，參與政治就是討論文學。
《巴黎評論》：你是指什麼？
拉費裡埃：我是說寫書。是激發思想。是自由，可接觸，遇見人群，旅行。對我來說，作家就是牧師一直以來在做的事情，我們付錢讓這個人談論靈性。我一直很喜歡牧師的形象——一個免於納稅的人。我們對他的全部要求就是要他談靈魂，一天三次，並且施與大眾，負責儀式，祝福新生兒、死者和新婚的人。對我來說，作者是牧師的現代等價物。
《巴黎評論》：你會稱自己是一個屬靈的人嗎？
拉費裡埃：我只是跟其他大多數人一樣。假設我們在海地，我們沒有藥品，沒有錢，我們有非常嚴峻的問題，但接下來我們的朋友給我們講了一個故事，我們開始大笑。對我來說，那就是靈性。彷彿被那一陣陣笑聲提升了。正如海明威所說，「重壓之下的優雅」。
《巴黎評論》：在《巴黎評論》的採訪中，海明威被問到他作為小說家，對從事政治工作有何看法。他說，作為一名政治作家，他沒有問題，但如果作品長存，讀者最終會跳過一本書的政治部分。兩者將不再關聯。
拉費裡埃：是的，就是這麼簡單。對我來說，一個太投入政治的作家，已經忘了他在讀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比如《悲慘世界》或《白鯨》
的時候，他所感受到的能量。對我來說，一個太投入於政治的具體現實的作家，是一個懷疑自己才華的作家，因為作家必須能夠在每時每刻每處接觸每個人。
《巴黎評論》：你最近的一本書《世界在我周圍移動》（toutbougeautourdemoi），是二〇一〇年海地地震的第一手資料。
拉費裡埃：在地震中，我面對的是每個人最終必須面對的問題——你在面對死亡時會做什麼？你會如何表現？你會徹底地驚慌失措，還是成為別人的支柱？當時，在我看來，太子港的所有人都舉止得體。太子港確實配得上它的名字。他們是貴族。在一場造成三十萬人死亡的災難之後，人們用了四十八個小時來振作，這是罕見的。他們花了兩天。而我，我開始寫一本書。
《巴黎評論》：地震發生時你立刻拿起了一支筆？
拉費裡埃：是的，就在第一次震後。我憑藉一種詩意的本能開始。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酒店院子裡的花是不是傷了。它們有長長的莖。沒有一朵花受傷。幫助我生存的一件事就是看看花兒是否倒下了。這是一個奢侈的想法，但它基於我的審美。它與對花的熱愛無關。如果花存活下來，我想，人們會活下來的。混凝土碎了，但花都活了下來。
《巴黎評論》：在《還鄉之謎》中你寫了在蒙特利爾生活三十三年之後返回海地的事情。法語書名《還鄉之謎》借鑑了奈保爾的《抵達之謎》，《抵達之謎》又涉及基里科（chirico）的一幅以阿波利奈爾命名的畫作。
拉費裡埃：是的！對我來說，標題背後還有語言學和哲學的層面，它吸引著我。我發現《抵達之謎》並非都那樣難以理解。事實上，當你第一次到達某個地方，無論是紐約還是孟買，感到不適應是相對正常的。然而，我發現，在流亡多年後回到某個地方，回到我們來的地方，並意識到我們不瞭解那裡的生活規則——那種體驗是難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