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評論》：奈保爾的書可以被看作是你的書的前身——一個加勒比僑民描述他被收養後的生活，在他的情況裡，是在英格蘭農村。
拉費裡埃：真正讓我感興趣的是奈保爾的傲慢。一位特立尼達作家來到英國，並開始談論這個國家，如同一個英國人開始談論一座熱帶小島。我覺得這很了不起。他看見英國鄉間表面上秩序井然，發現它在他之下。我不太記得這本書了，但我記得它對我的影響——我意識到在那個位置上說話的可能性。
《巴黎評論》：它也是一本關於寫作的書，像你的很多書一樣。
拉費裡埃：奈保爾一直如此，對文學和寫作行為進行反思。他寫得彷彿他震驚於自己是個作家。在驚異之中，他不斷地分析發生的事情，把它翻過來，從各個角度看它。好像它不該發生，儘管它發生了。
《巴黎評論》：你所有書的主題都是希望邊界消失。這也適用於種族嗎？
拉費裡埃：在海地，根據我們的憲法，每個住在那裡的人都是黑人（negro）。所以沒有問題。即使你是金髮碧眼的日本人，如果你是海地國籍，你就是黑人。就是那樣。我的一些讀者可能把我看成黑人作家，但我在生命的頭二十三年裡並不是黑人。在獨裁者的統治下，我們都是平等的。在蒙特利爾，是這樣的。在法國，又是另一回事——而且他們被深深地捲入了身份問題。在美國，是的，他們仍然困於其中。沒有哪個團體能說美國的種族爭論已經結束。但是，根據膚色來讀我，就是不正確地讀我。
《巴黎評論》：在準備這次採訪時，我沒想到我們最終會談論種族問題。
拉費裡埃：它會更值得注意的，如果我們不討論它——如果我們覺得沒有必要討論它。我寫了一本關於這個的書，叫《我累了》（jesuisfatigué）。這本書是關於我多麼厭倦被視為一個加勒比作家、魁北克作家、種族作家、流亡作家，而不是僅僅被視為作家。我們都知道民族主義文化是無聊的。我們都來自我們出生的地方，我們都與童年以及後來發生的事情有聯絡，所有這些都影響著我們寫作的方式。
《巴黎評論》：海地的背景是如何塑造了你的寫作？
拉費裡埃：在海地，我認為作為戰士的記憶、獨立的記憶會伴隨一生。人們為能夠挺過難關、倖存下來而自豪。他們根據自己的韌度來定義自己。這是通過戰爭取得獨立的奴隸的記憶。「別忘了，我以前已經打破了這些枷鎖。因為我碰巧是窮人並不會改變任何事情。」
《巴黎評論》：寫作對你來說困難嗎？
拉費裡埃：沒有什麼比寫第一句更折磨人。是的，寫作是一項巨大的體力消耗。但它也很簡單。我有一些書是它們自行寫成的。或者說它們是在大約一個月內寫出來的，在連續一個月的高潮狀態下完成。寫作不是受苦。它是活得更快，或者更強烈。
《巴黎評論》：你在哪裡寫作？
拉費裡埃：在床上。還有在浴缸裡。我還會到處晃悠，帶著筆記本去各種地方。
《巴黎評論》：那麼你如何寫作？你現在不用那臺曾經屬於切斯特·海姆斯的雷明頓22號打字機了。
拉費裡埃：對，不用雷明頓了。現在用電腦寫。我用手記筆記，為我即將要寫的東西打草稿。可能會相當詳細。「我要談這個——第一點，第二點。然後談a，根據第一點，接著是b，根據第二點。」我在浴缸裡做那些。我思考，我做夢。當我滿腦子都是內容的時候，我開始在電腦上寫。那一刻，我忘掉所有的筆記。筆記的作用不是讓我遵循它們。它們提供連貫性——然後我再次進入亢奮中。
《巴黎評論》：你的所有書都是用現在時寫成的嗎？
拉費裡埃：是的。甚至是關於我童年的書。這是一種持續的現在。是一種十分熱烈的現在。在這種現在裡燃燒。因為我發現這是唯一存在的時間。過去要在記憶中尋找，可我不信任記憶。而未來是那些生活在預期壽命很長的國家的人才有的希望。我是由祖母撫養長大的，在我長大的地方，我們每天都在尋找能吃的東西，每一天都必須活下去。在一天結束的時候，當我們要上床睡覺時，我們會感謝上帝允許我們活過這一整天——我們沒死，我們也不餓。我在《還鄉之謎》裡寫過這個。我們生於早晨，長於中午，死於夜晚。
《巴黎評論》：你最早愛上的書是哪本？
拉費裡埃：我開始閱讀的時候好像還不知道如何閱讀。小孩子有時就是這樣。他們在別人讀給他們聽的時候識別出一組組單詞。他們開始連線各種畫面，最終重複出句子。就這樣，我學會了如何快速閱讀。房子裡所有的書我都讀，從童書到童話再到任何一本。我姑媽蕾內在小戈阿沃的小圖書館裡做圖書管理員，我會給她帶食物，然後聊天。我記得我們的談話。令人驚異的是，圖書館裡幾乎從來都沒有人。但蕾內姑媽不介意。那是一家以醫學書為主的圖書館，也有一些關於文學和文學批評的十分理論化的著作。我還小，所以我什麼都不懂，但我讀了。我讀了莫里斯·布朗肖的書，我讀得漫不經心，就好像它們是寓言故事。我記得一本關於詩歌的學術著作。我不明白為什麼有人會寫一本書來解釋一首詩。我仍然不懂你為什麼會想解釋一首詩。我對詩歌的理念是，愉悅如巫術。我們念出的單詞的聲音使我們處於一種狀態。我被打動正因為我不理解。
《巴黎評論》：「不理解」在你的許多作品裡都很重要。「感覺」似乎是你寫作中真正重要的東西。
拉費裡埃：是的，確實如此。視覺，氣味，觸覺。作為一個作家，感覺允許我不製造那種以理智為基礎的符合邏輯的文學，而是製造某種意圖誘惑而非說服的東西。目的是讓讀者被我試圖描述的香氣包圍——啟用不合邏輯的感官——讓他或她放棄判斷的必要。我想盡可能地縮短讀者與由書產生的氣味、顏色之間的距離。讀者不再能夠分析它或批判性地看待它，他或她僅僅是被大量的顏色和香氣所捕獲。儘管它不是那麼有條理。當我試圖把它放進文字裡，它聽起來像一個詭計。
《巴黎評論》：在《如何與黑人做愛而不覺疲累》中有一個片段，你談到貧窮的氣味，談到多麼難把它從衣服上除去。主角決定在一家名叫「達喬瓦尼」的義大利連鎖快餐店前閒逛，試圖帶上義大利麵的氣味。
拉費裡埃：是的，非常物質層面的。當我去太子港的時候，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囤積芒果。那是我最喜歡的氣味。在我臨終前，大家應該把一碗熟透的芒果放在我旁邊，讓房間充滿童年的氣味。
《巴黎評論》：在《還鄉之謎》裡，你交替使用散文和詩歌。為什麼？
拉費裡埃：因為它首先是一本詩意的書。無論這些段落是詩還是散文，它從頭到尾都是詩意的。我最初都是用詩句寫的。我在太子港寫——站起來，在街上走，在車裡，在朋友那兒坐著。但是在轉抄到筆記本上時，我意識到我的文本需要一些上下文和一些解釋，所以散文的段落更多的是為了給出上下文。散文是寶石盒，詩句是寶石。此外，如果只有詩句，我的讀者就會減少。我大概有五百個讀者，肯定不到一千人。但事實是，它有十萬讀者。讀者把它看作是一部小說，而不是一本詩集。我希望人們不要真的注意到它是由詩歌組成的。我希望他們只是用讀小說的方式去讀它。
《巴黎評論》：你在意你的讀者數量嗎？
拉費裡埃：在意又不在意。我一直需要讀者。不用多，一些就好。足夠多的讀者來為我贏得自由。當你擁有太多讀者，你不得不向另一位老闆——讀者做交代。一旦你的書賣得低於預定數量，你就有麻煩了。
《巴黎評論》：我們目前在蒙特利爾的某個地方，它常常出現在你的生活和書裡，位於聖路易斯廣場附近的聖德尼路，一個小酒館，你在《還鄉之謎》裡形容它是一個「乾淨利落的酒吧，在那裡你可以喝一整天熱啤酒」。為什麼是這裡？
拉費裡埃：這是我創造自己的地方。在這裡，我必須定義我是誰。我是流亡者嗎？流亡者是這樣一個人，他記得自己，但不能回到他主要生活過的、形成情感的、住著他認識的、愛過或恨過的人的地方。我需要創造一個新的世界。於是我寫了我的第一本書，一部小說，其中「海地」這個詞一次都沒有發音。
《巴黎評論》：在那本書的某一段裡，有人問主角，也就是你的替身，他來自哪裡，他回答說，他來自馬達加斯加，在每個星期四晚上。
拉費裡埃：是的，他在抹除自己的痕跡。每個星期四晚上，他說他來自哈萊姆、象牙海岸或馬達加斯加。來自海地，浸潤著咖啡的香氣、芒果的氣味、鱷梨的味道，樹葉、茉莉花、依蘭花的芳香——這些自我出生時就有了。它們不是由我決定的，但我可以決定我在蒙特利爾做什麼。我斷絕了與海地的聯絡，以打破偉大巫師的咒語——獨裁者的咒語，他說，你會迷戀我，你會只想到我。我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但你，你會想為自己報仇，想得心煩意亂，而且你會除了我什麼也不想。
《巴黎評論》：作家最大的敵人是什麼？
拉費裡埃：最終，對我來說，作家的敵人，他的對手，是金錢。我相信文學可以消除金錢。
《巴黎評論》：怎麼消除？
拉費裡埃：對我來說，文學的承諾是讓金錢消失。在接下來的兩個月裡，我將在世界各地進行六到七次旅行。一切都已經付好錢了。就是這樣。我不濫用它。我只是這麼做。這是事物的秩序，它是我牧師職能的一部分。我不關心錢。文學允許我跨越國界，使金錢消失。
《巴黎評論》：當你第一次作為移民來到蒙特利爾時是什麼樣的？你能找到哪種工作？
拉費裡埃：我在多瓦爾機場做維修工，從午夜到早上八點。我還在市中心當過看門人。然後，我又做了一份把奶牛弄成碎片的工作。我們不得不操作一種斷頭臺似的機器來砍掉它們的頭。奶牛是從阿爾伯塔省來的。它們死了，我們必須把肉從皮上切下來，把頭從身上割下來。我的工作是剝皮。牛很重。我把它放在斷頭機下面，然後剝皮。必須做得非常快，我差點失去一隻手臂。有些人想讓我的手臂被切掉，因為我頂替的那個傢伙失去了一隻手臂。我的同事確信，如果有兩個人失去了手腳，這就是機器有輕微的缺陷，他們將不得不更換機器。我們是非法勞工，在桌子底下拿工資。冬天，我們睡在田地中央的拖車裡。
我還在一家每天給人派不同工作並從中抽錢的公司裡做過。
《巴黎評論》：一個臨時派遣機構？
拉費裡埃：對，就是那個。他們派我去各種地方。我在一九七六年和一九八六年之間幹過很多活兒。然後我拿到了我的難民檔案，還得到了第一份真正的工作，電視臺的工作。
《巴黎評論》：做天氣播報員。你很受歡迎。你曾經裸體播報天氣？
拉費裡埃：是的。我告訴大家，如果他們想知道天氣，他們只需要開啟窗戶！
但在我的腦子裡，我始終是一名有工作的作家。我把工作視為學習的機會。在我到蒙特利爾之前，我做過的最糟的工作是在海地的一家銀行。
《巴黎評論》：銀行？
拉費裡埃：我甚至不知道銀行是什麼。銀行警惕窮人。我正好相反。因此，我作為一個看賬員，很快就在窮人和賣淫者中贏得了聲望。總是有人來見我，因為他們聽說我不需要看任何檔案。我的指導原則是窮人不作弊。這不是一個浪漫的想法，而是作弊對他們來說太複雜了。他們沒能力欺騙銀行。只有有錢人才能騙銀行。在銀行工作的整個階段裡，我從未出現過任何問題，沒有任何被退回的支票或不良存款。他們來存款，或者從他們的銀行賬戶裡提取他們的小錢。所有從十字路口來的賣淫者都會來看我，把錢送給多明尼加共和國，給他們的家人和孩子。那些人從不作弊。但由於我不是一個好銀行家，我從來無法平衡自己的賬目。我總要花很長時間，以至於我晚上回家很晚，遠遠晚於其他人。
《巴黎評論》：然後發生了什麼？
拉費裡埃：他們開始付我加班費，所以我最終賺到了幾乎和銀行主管一樣多的錢！都是因為他們不明白我是多麼的無能。我學到了，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把事情做好，你將比那些知道如何做並且準時回家的人獲得更多的錢。
《巴黎評論》：這是典型的拉費裡埃生活課。
拉費裡埃：首先，你需要不做事。第二，你需要不知道如何做事。通過寫作和放棄賺錢甚至是放棄碰錢，我變得富有。我不信任收錢行為。如果巴斯奎特沒有賣掉他的畫，他可能還活著。把一幅畫賣到六萬美元的癮君子是個死人。我經常談論我在海地遇到的一個女孩。我那時在海地。她是一個年輕女孩，是個半賣淫者。她告訴我，她不是賣淫者，她不想要錢，但她想要錢能買到的一切。這或許也是我對自己的定義。
《巴黎評論》：你在書裡以一種極其不設防的方式描述自己。這有時對你周圍的人來說一定很難。
拉費裡埃：書是小說。舉個例子，我妻子知道她正在讀小說。畢竟，她從一九七九年開始就和我住在一起，所以她不用通過讀我的書來理解我。現實主義不是現實。我越是試圖接近自己，我就越隱瞞什麼。沒有什麼比現實生活更虛假的了。
《巴黎評論》：在《穿睡衣的作家》裡，你寫到，在一開始，你是如何意識到受苦在寫作中起著一定的作用，以及文學需要掙扎和痛苦——但你決定，對於你來說，情況不會是這樣。
拉費裡埃：我聽過作家們在廣播中談論寫作的痛苦，而且我總是覺得他們描述得有些誇張。關於受苦，我認為我瞭解一些，至少一點兒，因為我瞭解受過苦的人。我曾經處在某些困境裡，我知道那些困境永遠比寫作更難。我不是說寫作的痛苦是假的。對於那些沒有真實苦難記憶的人來說，那是真實的。但是，當你經歷了失去，到達一個舉目無親的城市，被看作底層的底層……
《巴黎評論》：關於那段時間，你記得什麼？
拉費裡埃：看著別人打量你，在你乞討或無家可歸的時候，而且這個人不感到羞恥。他對此並不開心，但他想，如果必須要有人無家可歸，那不如是你。如果你看到和你一起上學的人成了無家可歸的人，你會蒙羞。你會對自己說，這不可能！對於所有無家可歸的人來說，這也不可能！但事情就是這樣，當你不認識這個人的時候——你被按照種族分類，或者你是我們在悲慘情況裡能夠見到的社會的一部分。在街角喝酒的美洲原住民，或者困境裡的黑人——這些都是社會認為很正常的事情。我不是說他們接受這些，但他們總是看到這些。好吧，我一直處於這種情況。我一直被這樣看——他是移民，不是白人，他處境艱難，這是正常的。沒有什麼比在某人的眼中看到同情而他對你的處境毫不驚訝更怪異的了。這就是一座荒島，沒有人保護你——這可能會使一些人陷入絕望，瀕臨瘋狂。但對於一個作家來說，這很有趣。因為你可以觀察社會，反正你完全是隱形的。沒人看見你。人們會在你面說和做任何事情。
《巴黎評論》：文學中有不可能的事情嗎？
拉費裡埃：報復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報復。報復意味著你仍然處於一種境地。唯一可能的報復是忘記已經產生的侮辱，以其他方式讓自己心滿意足，無論困難是否被抹去。你甚至可能意識到，這是發生在你身上的一件好事，因為它使你可以到達你現在的位置。那是報復。我們唯一的報復是，忘記有多少人曾經傷害過我們。
《巴黎評論》：但是，沒有某種復仇因素在推動你的寫作嗎？
拉費裡埃：有內心的火。但它們並不都來自負面的東西。或者至少我不這樣看。我不是一個被苦澀、尖酸甚至清醒所主宰的作家。如果說我有時會因為描述了一種在獨裁統治下的快樂的童年而激怒歐洲作家，我要告訴他們，他們描述的極其不快樂的童年同樣令人討厭。安德烈·紀德說，快樂的感覺不是文學的。我不覺得這是真的。為什麼快樂不能像壞情緒一樣正當呢？
《巴黎評論》：你在談到海地詩人時曾說，作家有責任推廣他們欣賞的作品。
拉費裡埃：是的，比寫作更重要的是幫助另一個作家出名。不是什麼慈善或基督教。當我寫到我喜歡的人，然後有人說，嘿，我不知道那個作家，但我現在很高興認識他們——在那一刻，我覺得彷彿是我寫了那個作家的書。是我寫的！對我來說，讓一位偉大的作家更出名是成為偉大作家的一種方式。我愛的不僅僅是詩人，比如伊達·福伯特（idafaubert）、馬格洛瓦—聖—奧德（magloire-saint-aude）、達弗蒂格（davertige）和卡爾·布勞德（carlbrouard）。我也愛博爾赫斯，他讓我知道了這麼多的作家——不僅是法國作家，還有洛克、康德、叔本華，還有無數其他作家。博爾赫斯過去常說，獨創性是一種現代迷信。我們不該費力創新，而應該努力弄清楚，已經存在著什麼。
（原載《巴黎評論》第二百二十二期，二〇一七年春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