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評論》：在這樣的高壓氣氛下，你是如何讓《亡軍的將領》在法國翻譯出版的？
卡達萊：在阿爾巴尼亞，跟所有其他東歐國家一樣，有一個組織專門負責將一部分作品翻譯成幾種主要外國語言。所以，他們允許將我的作品譯成了法語。碰巧被記者皮埃爾·帕拉夫（pierreparaf）看到了，他很喜歡這個小說，把它推薦給了法國出版人。
《巴黎評論》：這部作品在西方大獲成功後，有了國際名聲的庇護，你自己是否覺得稍有些安全感了？
卡達萊：有啊。但監控也更多了，因為我被認為是危險人物了。
《巴黎評論》：讓我們接著談談你的影響。首先，你對希臘悲劇的興趣，尤其是埃斯庫羅斯的興趣，你曾寫過關於他的長篇散文《埃斯庫羅斯，還是永遠的失敗者》。為什麼要寫他？
卡達萊：我看到希臘悲劇和極權國家發生的事情是相似的，所有那些罪惡的氛圍和爭權奪利。以阿特柔斯家族為例，在那裡，所有的罪惡都導致又一重罪惡，直到所有人被殺。霍查的圈子裡也很可怕。例如，一九八一年，總理謝胡「自殺」——其實是被霍查所殺。就我來說，是我的國際名聲救了我，讓我免受牢獄之災，但不能免受匕首之害——他們可以殺了我，說我是自殺，或是車禍而死。
《巴黎評論》：我要成為魔鬼的辯護人了，如果可以的話，我要暗示在這樣的社會里，生存本身都是可疑的。我們可以提一下那些死去的人，像曼德爾施塔姆，自殺的人，如茨維塔耶娃，或是停止寫作的人，帕斯捷爾納克——他只能翻譯莎士比亞——以及其他那些沒完沒了的作品。你在一九七〇年寫了一部六百頁的長篇小說《偉大的冬天》，那部小說並非基於神話或歷史事件，而是你們國家當下的現實。那部小說似乎是反對修正主義的，因而是在替霍查辯護。你為什麼要寫這本書？你本來可以繼續寫那些隱秘的寓言故事。
卡達萊：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〇年，我受到獨裁者本人的直接監控。要知道，霍查自認為是一個作家、詩人，因而是作家們的「朋友」，這是知識分子的巨大不幸。我是國內最有名的作家，所以他對我有興趣。在這種情況下，我有三個選擇：與信仰知行合一，這就意味著死亡；完全沉默，那是另一種死亡；或者，以頌辭迎奉上意。我選擇了第三種，寫了《偉大的冬天》。當時阿爾巴尼亞在國際上尋找盟友，但又摩擦不斷，乃至後來決裂。我覺得自己就像堂吉訶德一樣，用這樣一本書鼓勵霍查加速與我們的盟友決裂！
《巴黎評論》：據我所知，這是你唯一直接談論現實政治問題的小說。否則你會使用各種偽裝——神話、寓言、幽默。我在想《金字塔》和《夢宮》，它們分別設定於古埃及和奧斯曼時期。在《金字塔》中，法老胡夫想要建造一座比其他金字塔更大更恆久的金字塔——一個為每一次壓迫的犧牲辯護，並使之合法化的工程。在《夢宮》一書中，夢的控制和分類出了岔子。你在阿爾巴尼亞的讀者能明白這是對蘇聯和法老霍查的暗喻嗎？
卡達萊：是的，他們清楚地看出我指的就是阿爾巴尼亞，所以他們把《夢宮》給禁了。
《巴黎評論》：你是否受到採用同類寫作策略作家們的影響？比如布林加科夫的《大師與瑪格麗特》，曾激發奧威爾寫作《一九八四》的扎米亞京的《z》，還有赫拉巴爾和昆德拉，以及卡夫卡的《城堡》和《審判》——那些壓迫封閉系統中的原型。
卡達萊：我讀過這些作家的書，也意識到某種相似性。但我並不急著使用人家使用過的套路。我的作品必須被證明是具有全球視野的真正的文學。在這個意義上，《夢宮》獲得了成功。
《巴黎評論》：蘇聯古拉格在索爾仁尼琴、娜塔麗亞·金茲堡、娜傑日達·曼德爾施塔姆以及其他人的筆下產生了豐富的見證文學。阿爾巴尼亞有古拉格嗎？
卡達萊：有的。但比較少，因為國家小。霍查為防禦核大戰，建立了數千座防核武器地下掩體，但根本就沒用，他自己也知道，他的目的是使人產生恐懼心理。
《巴黎評論》：霍查儘管對你有疑心，但還是讓你成為議會成員。為什麼？
卡達萊：這毫無意義。議會名單是由他定的，如果有人拒絕，就會被消滅，剷除。沒人會拒絕，那會丟了飯碗。議會一年召開一次，霍查想要怎樣就怎樣——沒有什麼可以討論和爭辯的。代表們從工人、科學工作者、作家等行業中選出，以表示議會由人民群眾的代表組成。
《巴黎評論》：你的作品在西方獲得成功後，是可以離開這個國家的。你是否在這方面動過腦筋？在你一九九二年出版的《阿爾巴尼亞的春天》一書中，你說有好幾次你差點就留在法國了。
卡達萊：我沒有離開，是因為擔心親戚朋友甚至熟人會遭到可怕的報復。一九八三年那次到法國，我當時就想滯留不歸了，但後來意識到不可能。因為這樣一來就有可能和我的國家、語言，我所愛的一切斷絕關係。我的法國朋友建議我回去，我也就回去了。
《巴黎評論》：後來你寫過一個很悲傷的小說《陰影》，表達了這種困境——一方面是流放與自由；另一方面是壓抑與專橫。你害怕流放？
卡達萊：不。作家某種程度上總是被放逐的，無論怎樣。因為他總站在局外，與他人不同，拉開距離。
《巴黎評論》：那麼，體制垮了以後，為什麼你反倒離開了？
卡達萊：我是一九九〇年離開的，當時阿爾巴尼亞正處於民主與專制之間搖擺不定的狀態。我覺得我的離開可能會對民主事業有所裨益。我說，如果這個國家選擇了獨裁，那我就不回來了，這一威脅刺激了爭取民主的鬥爭。我來法國是為了《夢宮》的出版，到達法國後我發表了公開宣告。媒體報道了我的宣告，這對民主具有決定性意義。
《巴黎評論》：阿爾巴尼亞人想選舉你為總統，就像哈維爾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樣，但你拒絕了。為什麼？
卡達萊：我毫不猶豫地拒絕了。我的情況不同於哈維爾，我想保持作家的身份和自由。
《巴黎評論》：這真是兩難境地：應當像某些捷克斯洛伐克作家那樣反抗獨裁政權，成為異議分子；還是像在希特勒掌權時期那些德國作家一樣——成群結隊地離開。
卡達萊：不能如此天真！每個國家的情況是不一樣的。你不能把霍查時期的阿爾巴尼亞和捷克斯洛伐克相比。我們沒有杜布切克，沒有「布拉格之春」，以及隨之而來的一切。哈維爾被關在牢裡時，他還有自己的打字員，還可以接觸國際媒體，每個人都在談論著他的事情。把我們的情況跟捷克斯洛伐克相提並論的那些人完全不瞭解我們那裡的情況。
《巴黎評論》：這麼說，你能倖免於難也真是個奇蹟？
卡達萊：不完全是這樣。每種政權都需要在國際社會面前保全面子，如果你是個有名氣作家，當局對待你就會謹慎一些。霍查想要別人承認他是詩人、索邦大學的學生、一個作家，而不是個殺人犯。在這樣的獨裁統治下，作家唯一可做的事就是努力創作真正的文學作品，永遠履行自己的職責是一個人的本分。除此之外，任何事情都只是憤世嫉俗和犯罪。阿爾巴尼亞人有一個作家把他們與世界聯絡在一起。我主宰了我們的文化生活，我用我的作品捍衛了阿爾巴尼亞文化，因為，一方面是我的創作，另一方面是他們官方的文化產品，那些東西毫無價值可言。我的一本書出版時，十五分鐘內就一售而空——每本書都是立刻被買下。因為人們知道這書有可能被禁，他們要趕在這之前買下來。有時候，我的一本書發行前就被禁了，但那個時候，成千上萬冊已經在民間流傳，在人們手中互相傳遞了。
《巴黎評論》：你是不是應該將手稿交給作家協會預先審查？
卡達萊：不用先審查。阿爾巴尼亞沒有出版前的審查制度，因為已經有足夠的自我審查。這是霍查的特質之一——就像我說過的，他把自己當作知識分子。所以，是出版人來決定一本書是否可以出版。我把《夢宮》手稿交出去時，我自己知道這本書很危險。出版人讀過後說，他不能冒險出這樣一本書。我告訴他，一切責任由我來負：如果有關部門來找麻煩，告訴他們你是迫於我的名聲不得不出的，是我逼你出版的。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一般會懲罰作者而不是出版人。事實也正是如此。他對有關部門說，考慮到我的聲望，他不敢拒絕我的手稿。
《巴黎評論》：所以，只有你這樣的作家才能發出訊號，但是西方國家的人不願意相信東歐國家的情況如此糟糕。
卡達萊：在阿爾巴尼亞，每個人都知道我是反政府作家。政府不能譴責我，這一事實給了別人勇氣。這就是文學的基本功能：始終高舉道德火炬。一九八八年，法蘭西學院接受我為名譽會員，這是很大的榮譽。法國記者在電臺採訪了我，直率地問我現在是否能夠自由地寫我想寫的東西。我回答，不能，因為我們國家的自由和這裡的自由不是一回事。我還能說什麼呢？我不能更露骨地公開反對這個政權。我能做的只是努力給這個被束縛的人民以某些營養——某種可以與世界上那些自由的民族相媲美的文化財富。
《巴黎評論》：你能解釋一下什麼是真正的文學嗎？
卡達萊：你會本能地立即認出它。每次完成一本書，我就有一個印象，覺得這是刺向獨裁專制的一把匕首，並鼓舞人民的勇氣。
《巴黎評論》：鑑於南斯拉夫的情況，我想問幾個有關宗教不寬容的問題。一半的阿爾巴尼亞人是穆斯林，其中也包括你的家庭。你接受過宗教教育嗎？宗教活動已經自由，阿爾巴尼亞有原教旨主義危險嗎？
卡達萊：我想不會。我的家庭名義上是穆斯林，但他們從來不參加宗教活動。我周圍的人都不信教。再說，阿爾巴尼亞信奉的伊斯蘭教貝克塔什教派非常溫和，甚至比波斯尼亞的還溫和。所以我覺得不需要擔心這個問題。
《巴黎評論》：回到專業方面來吧，你怎樣在地拉那和巴黎之間分配時間？你怎樣安排自己的時間？
卡達萊：我在巴黎的時間多於在地拉那，因為我在巴黎的工作環境更好。地拉那有太多的政治，太多的要求。總有人來要我給這兒寫個前言，給那兒寫篇文章……我不可能滿足所有的要求吧。
至於我的時間安排：我在早上寫作兩個小時。再不能多寫了——腦子太疲倦。我在街角的咖啡館寫作，避開種種干擾。寫作之餘就看看書，會會朋友。這就是我的全部生活。
《巴黎評論》：寫作對你來說是容易還是困難？你寫作是感到快樂還是焦慮？
卡達萊：寫作是一份既不快樂也不悲傷的職業——介於兩者之間吧。這幾乎是第二次生命。我寫得順手時總擔心可能會不夠好。你需要穩定的幽默，快樂或不快樂都對文學有害。當你感到快樂時，你會變得輕鬆、輕浮；當你不快樂時，你的視覺會變得混亂。你必須先生活，先體驗生活，然後再去寫它。
《巴黎評論》：你用打字機還是手寫？
卡達萊：我是手寫，然後我太太幫我打出來。
《巴黎評論》：你經常會重寫嗎？
卡達萊：不經常，只是有時會作些許調整，但不會有大幅度的改動。
《巴黎評論》：情節、人物、敘事意圖，哪個先來到你腦子裡？
卡達萊：不一定。每本書的情況不一樣。這個過程神秘而模糊。不是人物，而是一切因素的混合體。以《夢宮》為例。在早期的小說《恥辱龕》中，有一頁第一次採用了夢境控制的概念。後來我為這樣簡單而敷衍了事的使用這一手法感到遺憾。於是圍繞這一主題又寫了一個短篇小說，當時完全沒有出版的可能。但是有兩個章節編入後來的短篇小說集裡出版了。我發現當局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便鼓起勇氣把它擴充套件成一部小說。所以你看，一本書的緣起還是挺神秘的。
《巴黎評論》：讀過阿爾巴尼亞原文的讀者頗為讚賞你的文辭之美。你心裡始終有一種風格意識嗎？
卡達萊：我對語言一絲不苟，甚至要求苛刻。比方說，我經常寫詩，因為寫詩迫使你打磨語言。語言的豐富性有兩種：第一種類似於寶石——隱喻、明喻、細微之處的發現——第二種是整體性的。最妙的是兩者的完美結合，那就是文字漂亮，內容也充實。不過我並沒有特別著意於風格的打造。
《巴黎評論》：妨礙你工作的是什麼？海明威說過，電話鈴聲是偉大作品的殺手。
卡達萊：在地拉那，除了不痛不癢的事兒，沒人敢用電話，因為電話都能被竊聽。不過我每天才工作兩個小時，這段時間裡不受任何打擾倒也並非難事。
《巴黎評論》：你最新的小說《精靈》在法國很受歡迎，我希望它能很快翻譯成英文。你又開始寫新的小說了嗎？
卡達萊：沒有。有什麼可急的？
（原載《巴黎評論》第一百四十七期，一九九八年夏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