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評論》：他是不是也受過職業的科學訓練？
萊維：不完全是。他父母是植物園的看守人，一開始在古巴，後來在義大利的聖雷莫。所以他的童年是在植物園裡和植物、動物、野獸們度過的。他對科學、天文學和化學的最新進展都非常關注。
《巴黎評論》：你作為科學家的生涯同樣拓寬了你對語言的瞭解和掌握。你是這樣開始學習英語和德語的嗎？
萊維：過去我在油漆廠上班擔任化學家、跟客戶交談的時候我會說英語，但職業英語相對是容易的。我第一次去美國的時候，要面對一群觀眾連續說上超過十分鐘的英語，我有點磕磕巴巴。後排有人向我提問，那口音我不熟悉，發音含混，我必須讓別人幫我把那些英語再翻譯成英語！我的困難不在於說，而是在於理解。我只系統地學過一點英文，但我看了很多英文書。我的詞彙是非常豐富的。很多時候我知道那個詞的意思，但不知道它如何發音。
《巴黎評論》：能否談談你對德語的掌握？
萊維：我是在集中營裡學會德語的。我掌握的英語雖然不完全，但還是文明的、禮貌的。但我的德語就不是——從來不是文明的。我說的那種德語並不是很有教養，是一種集中營德語。我是在奧斯維辛為了求生才學會德語的。在那些日子裡，為了活下去，我必須要理解德語的意思。事實上，我的很多獄友正是因為不會德語而喪命。他們是被突然空投到一個說德語或者意第緒語或者波蘭語的地方。那裡幾乎沒有會說義大利語的人——在義大利人們很少去學德語，更不用說學意第緒語或波蘭語了。所以，那是一個語言完全不通的世界。這令人瘋狂，令我極度痛苦。事實上，我依然記得開始那些天經歷的恐怖，我當時幸運地記得過去在化學學習中認識的一些德語單詞——因為在當時，化學是一門德國人的藝術。很多教科書都是德語的，我當時必須要學習一點德語才能跟上。所以我並不是一片空白。但我迅速去找那些來自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的能講兩種語言的獄友們求救：求你們快快教我，好讓我知道那些叫喊是什麼意思。德國人經常是靠喊來傳達命令的……非常粗魯。他們說話的方式就像狗吠。嗯，我學會了一點德語，但在集中營裡那是一種混雜的德語，裡面摻著波蘭語和意第緒語的單詞。那不是一種文明的德語。多年後，一九五一年，我去科隆附近的一個城市出差。經過一些商談後，一個德國人說：「看，會說德語的義大利人很少見，但你的德語非常古怪。你是在哪裡學會這樣說德語的？」我故意突然告訴他：「是的，先生，我是在奧斯維辛學會德語的。」當時給我的感覺就像一道簾幕拉下了。我過去經常對其他人也這樣做。我不討厭這麼做，但這有點……像是對我的交談者的一次石蕊實驗。他（她）回應的方式是一種標誌——他是不是納粹，鑑於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都是，或者他是否曾經在集中營效命過。
當然，在那之後，我開始糾正自己的德語，讓它變得更文明、更體面——尤其是口音方面。對這門語言我沒有形成條件反射。我不反感聽別人說德語或者自己說德語。我認為，德語是一門偉大的語言——它是歌德的語言，也是戈特霍爾德·萊辛使用的語言。這門語言本身和納粹並無干係，是納粹摧毀歪曲了這門語言！我們對德語的討論就到此吧！今天的德國不再是納粹德國。
《巴黎評論》：所以你今天如果去德國不會有什麼不舒服的感覺？
萊維：總體來說沒有。這和我去波蘭和俄國不同。我去過波蘭兩次，回到奧斯維辛參加紀念活動。我看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波蘭：一個徹底分裂的國家，非常有活力，一個充滿緊張和不同利益的國家，對俄國、德國和猶太人充滿矛盾感情的國家。
《巴黎評論》：波蘭人現在還有很強的反猶情緒嗎？
萊維：他們不再是反猶主義者了。他們缺乏原料！只有不到五千名猶太人生活在波蘭。他們中的半數都在政府部分工作——擔任公職人員。剩下的一半則都加入了波蘭的團結工會。
《巴黎評論》：當你在奧斯維辛時，你是否期望過從那些認出你身上相同的化學背景的「科學家」那裡受到更為人道的對待？
萊維：我沒有這麼指望過。我的故事是一個特例。因為他們發現我之前是一個化學家，我在一個化學實驗室裡工作。十萬名囚犯裡只有我們三個人。一個普通的囚犯註定會死去，這是他的出路。我當時通過了一個化學方面的考試，我指望我的上級對我能有些優待。但唯一對我施捨出一丁點人性的，是我在那間實驗室的主管穆勒博士。戰後我們在通訊裡討論過這個問題。他是一個普通人，既不是英雄也非流氓。他對我們身處的境況並不瞭解，當時他剛剛被調派到奧斯維辛不久。所以他很困惑。他們告訴他：是的，我們在實驗室和工廠裡僱用囚犯。他們是魔鬼，與我們的政府為敵。我們讓他們勞動，榨取他們的價值，但你不應該和他們說話。他們是危險的，是共黨，是殺人犯。所以我們讓他們勞動不意味著你可以和他們交往。穆勒這個人有點笨，不是很聰明。他不是一個納粹。他身上偶爾會有一點人性的影子。他注意到我沒有刮鬍子，就問我為什麼。聽著，我告訴他，我們沒有剃刀，我們甚至連手帕都沒有。我們徹徹底底一絲不掛，被剝奪了一切。他給我下了一個命令，即我每週要剃鬚兩次，事實上這不算幫忙，但這是一個訊號。還有，他注意到我穿的木鞋，走路的時候很大聲，非常磨腳。他問我為什麼。我告訴他，我們自己的鞋子在我們到的第一天就被沒收了。他為我搞到一雙皮鞋。這是一種優勢，因為穿上那種木鞋就是一種折磨。我腳上至今還留著木鞋留下的傷疤。如果你不能適應這種鞋子，走上半英里，你的雙腳就會流血，裡面塞滿了淤泥還有其他東西，你的腳就會感染。能有一雙皮鞋是很重要的一項優勢。所以我對這個男人有一種感激之情。他不算特別勇敢。他很害怕納粹黨衛軍，和我一樣。他感興趣的是讓我的勞動變得有用，而不是迫害我。他對猶太人、囚犯們都沒有仇恨。他只是希望我們能高效地工作。《元素週期表》中寫到他的那部分故事是真的。二戰後我一直沒機會和他見上一面。在我們約定見面的之前一些天，他就去世了。他從他當時在那兒療養的德國的一處溫泉給我打了電話。據我所知，他是自然死亡的。但我不知道。我在《元素週期表》裡故意讓這個故事的結局保持開放……讓讀者困惑，我剛才說過。
《巴黎評論》：我們談談洛倫佐吧，那個給你食物的男人。
萊維：洛倫佐的故事就很不一樣了。他是一個非常敏感的人，幾乎不識字，但就像聖人一樣。戰爭結束後，我在義大利和他碰面，他說，他不只是在幫助我，他同時還在幫助其他三四名囚犯，而他沒有對我們中間任何一個人提起他還在幫助其他人的事實。我要提醒你一點，我們當時幾乎不交談。他是一個非常沉默寡言的男人。他拒絕接受我的道謝。他也幾乎不會回應我說的任何話。他只是聳聳肩：收下這些麵包。收下這些糖。別說話。你不需要說話。
之後，我試圖營救過他，發現很難找到他，也很難和他交談。他……非常無知，幾乎完全是文盲，也不會寫字。他不信教，他不知道福音書，但他本能地想要去拯救別人，不是為了回報也不是為了榮譽，而是出於一顆善良的心，出於對他人的理解。他有一次很簡單地問我：「如果我們不能彼此幫助，那幹嗎還活在這個世界上呢？」結束。句號。但他非常恐懼這個世界，看到奧斯維辛集中營裡的人們像蒼蠅一樣死去，他從此無法快樂。他不是猶太人，自己不是囚犯。但他非常敏感。戰後他回到家，開始酗酒。我去看他——他住得離都靈不遠——試圖說服他戒酒。因為酗酒，他丟掉了磚瓦匠的工作，開始做些倒賣廢鐵的營生……他把掙來的每一個里拉都拿去買酒了。我問他為什麼要這樣，他直截了當地告訴我：「我不想活了，我受夠了生活……我看到原子彈爆炸……我想自己已經看夠了一切……」他理解很多事，但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曾經待過的地方是哪兒：他把「奧斯維辛」（auschwitz）唸作「奧士瑞士」（au-schwiss），聽起來就像瑞士的一個地方。他搞不清楚自己身處何處，他甚至都不能遵循時間表。他能在雪地裡酩酊大醉呼呼大睡。他得了肺結核。我把他送進醫院，但他們不給他酒喝，他就逃跑了。他死於肺結核和酒精。是的。那實際上是一種自殺。
《巴黎評論》：當你在那個油漆廠工作時，有一個主管很欣賞你的文學抱負。
萊維：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睿智的男人，但同時，我們之間也有一種默契：你，普里莫·萊維，你可以在業餘時間當一個作家，但不是在工廠裡。他很驕傲自己手下能有一個擔任化學主管的作家，但他從來沒有談論過這件事，雖然我知道他確實曾經對別人這麼吹噓過。後來，我退休後，我們變成了朋友，會邀請對方共進午餐。
《巴黎評論》：你們之前沒有一起吃午飯？
萊維：沒有，我當時經濟能力沒有足夠好到可以請他去一家時髦的餐廳吃飯。那會是一種越軌。他知道我每個月掙多少錢。而且當時我沒有靠寫作掙任何錢。我的工資只夠勉強度日。
《巴黎評論》：你不能請他來家裡吃晚餐？
萊維：他沒有來過我家裡。有時候，當他家裡有聚會時我會去他家。我們擁有的資產非常懸殊：他是個百萬富翁，我得依靠他生活。所以這是一種非常尖銳的分化。現在的情況就不是這樣了。
《巴黎評論》：人們曾經引用過海因裡希·伯爾的一句話，關於德國人為什麼能允許大屠殺的存在，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們太守法了，他們聽從法律。你也曾經說過，義大利人的一個特徵是他們不遵守法律。
萊維：是的。那是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和德國納粹的主要區別。我們過去常說，法西斯的暴政因為我們對法律整體性的無視而得到緩和。當時就是這樣。許許多多猶太人都因此得到拯救。當法律本身是惡時，不遵守法律是對的。整體來說，在義大利並沒有仇外情緒。看到世界上發生的一些事，發生在歐洲也好其他地方也好，我對自己身為義大利人沒有什麼不滿。我們的政府很孱弱，毫不穩固。我們有腐敗。在我看來，我們最主要的問題在於學校和衛生政策，那些都非常糟糕。現在的教師階層都是那些參加過一九六八年騷亂、現在四十多歲的人們，他們中的很多人沒有任何學識，完全不學無術。如果你自身都沒接受一定的教養，你又怎麼去教育別人？他們用激進主義、冒險、爭吵、政治等等來替代文化。現在，這些人構成了教師群體的大多數。他們的學生們非常憎恨這一點。他們用的教科書非常恐怖。
《巴黎評論》：我注意到，在你的作品中，甚至包括我們交談的過程中，哪怕你經歷了極為可怕的事，你也不曾表現出敵意和仇恨。
萊維：這和天然激素有關。在很多我應該發火的情況下，比如面對我的孩子們，當他們年紀小的時候，我如果釋放一點怒氣鎮住他們，這也許會更好，但我從來都沒法對他們大發雷霆。這不是一種美德，而是一種缺陷。很多次我被人讚揚，因為我對德國人沒有表現仇恨。這不是哲學上的美德。這是一種習慣，我會採取第二反應而不是第一反應。所以，在我的怒火蘊積爆發之前，我會讓理性介入。一般情況下，最後都是理性佔了上風。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已經準備好原諒德國人了——我沒有。而且，我寧願——雖然我是一個義大利人——讓法律凌駕於個人仇恨之上。當艾希曼被抓獲、被審判然後行刑時，我很高興——雖然我反對死刑。但在這種情況下，這麼做是對的。對此我毫無疑問。但如果我告訴你說我憎恨艾希曼，那就是一句謊話。我的第一反應是去理解他。兩個月前，我的出版人讓我給魯道夫·赫斯的書作序。你認識他嗎？他是奧斯維辛的指揮官。在我眼裡這本書是一本傑作。我大概是這麼寫的：一般而言，當一位作家應邀為一本書寫序時，大抵是因為他喜歡這本書，或因為他認為這本書很美妙。但是，親愛的讀者，這本書和美好沒什麼關係。我不喜歡它，我憎恨它。但這本書非常重要，它能告訴你，一個人可以被一個政權扭曲到什麼程度、可以屠戮幾百萬人的生命。赫斯的青年時代非常坎坷……一戰中他被派去伊拉克和阿拉伯突擊隊員作戰。無論如何，他也是和你和我一樣的人。他不是天生的罪犯。他不是怪異的瘋子。他由和其他人一樣的物質成分構成。但當他接受民族主義路線、接受了納粹教育後，他受過的訓練讓他成了一個「唯命是從的人」（jasager）——一個一直說「是」的人。遵守法律。伯爾的話是對的，赫斯是一個典型的德國人。在那個年代，他根本不在意希特勒或者希姆萊的話變成了法律本身。他曾經非常真誠地說，無論對於他還是對他的同僚而言，要忤逆希姆萊的一道命令都是不可能的。他們從來都沒有這樣想過。他們被訓練去執行一切命令——而不去判斷命令的內容本身。只是服從。
《巴黎評論》：而物質是可靠的，無可指摘的。精神，因為要理解它是毫無意義的，所以它可能帶來災難和謊言。在我眼裡，這是你在《元素週期表》裡將門捷列夫的週期表稱為詩歌的原因。
萊維：那實際上是一句玩笑。你之前看過元素週期表嗎？
《巴黎評論》：化學課上見過。
萊維：週期表讀起來像一首詩，因為有分行，每一行末尾以一種特定元素結尾，就像一種韻腳。它是一種非常綿長的明喻。我在書裡也這麼承認過，把它當成一種悖論說給桑德多聽：「看，（比我們在中學時吞下的所有詩更高尚莊嚴，）它還押韻哩！（如你找尋語言世界和物質世界之間的橋，）不必找太遠，就在那裡。」但當然，在這種悖論後面隱藏著某種東西。事實上，我認為科學和化學理解物質的嘗試中有某種真正詩意的東西。在我看來，伽利略是義大利最重要的作家之一，雖然一般看法並不是這樣；他的作品，我手頭有他的書，精確而簡潔，非常美妙。而且他的確有自己的觀點要表達。在我看來，一個作家有真正想表達的東西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個作家確信自己是誠實的，他想說出一些真正重要的東西，那他很難成為一個糟糕的作家。他有義務以一種清晰的方式揹負、表達自己的觀念。另一方面，如果一個作家沒什麼想要表達的，即使他有令人炫目的寫作技巧，充其量他也只是二流的。
《巴黎評論》：《元素週期表》向我們證明，即使您沒有被關進奧斯維辛過，您也一樣會成為一名作家。
萊維：我最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是：如果你不曾被關進奧斯維辛，你會成為什麼樣的人？這個問題我無法回答。我作為化學家和奧斯維辛囚犯的身份，如此根深蒂固地和我這個人聯絡在一起，我沒辦法分辨我身上除這兩者之外的其他人格。事實上，當我念高中（liceo）時，我的義大利語非常差。他們教我去模仿大作家、模仿但丁寫作。我不喜歡那樣。我不喜歡模仿任何人。但是我確實在無意識中模仿過他們中間很多人。我討厭被要求讓自己去模仿這些作家。因此我的義大利語成績非常糟糕，幾乎考試不及格。我當時非常絕望。考試滿分是十分，我得了三分。當時一共有三個人拿了三分，現在其中兩位都成了作家。另一個成為作家的人是費爾南達·皮瓦諾（fernandapivano），她是帕韋澤和海明威的朋友。她是美國文學的評論家。嗯，三個人中間有兩個人成了作家。雖然我對文學一直有一種猜疑，但我一直為語言的歷史著迷。十一歲的時候，我讓我父親給我一本和語源學有關的書。我視若珍寶。我記得，當我在集中營時，雖然如你所知，我周遭環境充滿飢餓、寒冷等等，我仍然對語言、對德語和英語的相似之處入迷。在短短幾小時的休息期間，我就會思考這兩者的異同，為什麼德語發展出了一套如此複雜的語法，而英語的語法變得如此簡單。我從來沒有系統地學過語言—理論。
《巴黎評論》：你和那些希臘猶太人還有聯絡嗎？
萊維：有，我們試圖理解對方的話，因為他們說的是拉地諾語，而我說的是西班牙語。他們非常強硬，因為他們是兩年前被從薩洛尼卡驅逐的眾多猶太人中極少數倖存下來的。倖存者都是很狡猾的。他們毫無顧慮。要成為一個倖存者，你就不能太好心，太溫順。他們毫不溫和。他們當廚師還有木工。所以，並不是特別可信的人，但我們之間有共同點，就是我們都不會說意第緒語，所以我們之間就有一種共同的紐帶。你讀過我的《再度覺醒》嗎？你記得摩多·內厄姆（mordonahum）這個人嗎？我對他的感情也很複雜。我欽佩他在任何境況下都能遊刃有餘。但當然他對我非常冷酷。因為我連勉強活下去都不能做到，他為此鄙棄我。我沒有鞋子。他告訴我，記住，無論何時開戰，第一件事就是鞋子，第二件就是吃。因為如果你有鞋子的話，你可以跑，可以偷。但是你一定要有鞋子。是的，我告訴他，你是對的，但不會再有戰爭了。他告訴我，「guerraessiempre」，永遠會有戰爭。
（原載《巴黎評論》第一百三十四期，一九九五年春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