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馬利亞/譯
普里莫·萊維一九一九年出生於一箇中產階級家庭，他父母的祖上躲過了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對異教徒的迫害。一九三〇年代，萊維起初遭受了義大利種族法案的迫害，這讓他的學業難以為繼；而後德國人頒佈的種族法令差點奪去了他的性命。多虧了一位同情他處境的教授同意擔任他的論文指導教授，萊維完成了在都靈大學的學習，他在那裡獲得了化學博士學位，也是這個學位在最後救了他的性命。一九四三年初，萊維和十來個朋友離開都靈、躲進附近山裡，他們的初衷是想加入義大利抵抗運動的「正義與自由聯盟」（giustiziaeliberta）。而當萊維於那一年冬天被法西斯分子逮捕時，這些計劃也被放棄了，萊維對逮捕自己的法西斯分子承認自己是猶太人。一九四四年二月，他被遣送至奧斯維辛集中營。他在那裡的一間化學實驗室工作，但生命始終危在旦夕，他知道自己正在經歷他稱之為一生「最本質的體驗」。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返回都靈，重拾化學家的身份。一九四八年，他的第一本書《活在奧斯維辛》出版一年後（這本書一直寂寂無聞），他被擢升為一家油漆廠的實驗室主任，他在這個崗位上一直工作到一九七七年退休。一九七五年，他出版了《元素週期表》，在書中，他認為自己在很多方面受益於自己科學家的身份。今天，人們普遍認為他是義大利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持續創作詩歌、回憶錄、小說和散文。
一九八七年，萊維選擇自殺——他從自己位於四層的公寓的大理石樓梯上墜樓。而這套公寓也正是一九一九年他本人出生之地，他在這裡和妻子共同撫養三個孩子，這間公寓也是我們在一九八五年的這次訪談發生的地方。當我們碰頭時，萊維將我們引到他的書房，我們一起坐在一張皮沙發上，家裡的女僕給我們端上咖啡。桌上放著一臺電腦，萊維提到這臺電腦給自己的寫作帶來了多大的便捷。這個窗戶正朝著翁貝託大街的房間和萊維本人一樣，收拾得一絲不苟。
萊維本人和他的寫作一樣，都極度低調。他的語調溫和，但充滿力量，也帶著一種睿智的幽默——這種幽默在他後期的作品中越來越明顯，他在諸如茨維坦·託多洛夫（tzvetantodorov）的語言學理論、義大利的社會經濟學結構、學者接受科學倫理的訓練的必要性等話題間自如切換。
普里莫·萊維非常耐心，說話輕柔，語調謙遜，但他身上有一種強烈的激情。通過將生命的根本命題和科學、尤其與科學的簡潔和精確聯絡在一起，萊維可以讓自己的藝術臻於完美。《元素週期表》是對他的家庭和時代的記錄，但同時也是他從一名科學家成為作家的歷史，他在書中「碳原子」那段故事中隱晦地表達過這一點。在書中最後一章《碳》中，萊維提出了自己最重要的主題之一：作為連線宇宙萬物的紐帶的物質，不僅將個體和其他生命、和所有的生命聯絡在一起，同時也將個體和生命本源的物質本身緊密相接。物質無窮小的軌跡，那個碳原子，因此具有了宇宙和諧論的象徵意義。
在他墜樓輕生前一年，萊維出版了《被淹沒和被拯救的》，書中他談到自己身為奧斯維辛倖存者的痛苦，那種折磨他的羞愧，以及他不單對那些作惡者，同時更是對那些沒有站出來發聲反抗野蠻行徑的人依然懷有的憎惡。正如他在我們的會面中提到的，他相信，所有人對所有人、對所有生物皆懷有一種責任，不僅是因為人類的道德和倫理傳統，更是因為，不管是一隻猿猴，還是一隻蘋果，歸根結底，我們都是由同一種物質構成的。
——加布裡埃爾·莫托拉，一九九五年
《巴黎評論》：你能夠談談你接受的教育嗎？
普里莫·萊維我受的教育很傳統，我們要接受非常嚴格的寫作訓練。很奇怪，我對那些義大利文學課程並沒什麼興趣。我喜歡化學，所以我抗拒人文主義的文學教育，但後來逐漸地，我在不知不覺間被文學滲透。我和我的老師們產生過一些牴牾，因為他們堅持追求句法的正確等等。我和他們非常不對付，因為那些東西在我看來純屬浪費時間，我要找的是對宇宙——星辰、月亮、微生物、動物、植物、化學，等等——意義的理解。其他的一切——歷史、哲學等——只是我拿到文憑進入大學必須要跨越的障礙。
《巴黎評論》：你的作品顯示了您是一個廣博的讀者——美國文學、義大利文學、德語文學。
萊維：是的，我父親非常喜歡看書，因此，雖然他不算闊綽，卻很慷慨地給我買書。當時的情況跟現在可不一樣，今天你四處都可以找到國外出版的書——不管有沒有經過翻譯。你只需要去某家書店，你要找的東西都在那兒。而在當時，要找書不像現在這樣容易，因為法西斯分子熱衷於進行區分和鑑定：這本，可以；那本，不行。比如說，他們允許引進從英國或美國翻譯過來批評英美社會的書。勞倫斯那些批判礦工生活的作品不僅在義大利得到出版，還被廣泛傳播，因為它們批判了英國礦工的生存境況。這麼做的言外之意就是，義大利礦工們的生活沒有那樣悲慘。勞倫斯錯誤地將法西斯主義看成一段浪漫的冒險，這也是他得到翻譯的另一個原因。是的。法西斯主義的審查者，按照他們的方式，非常狡猾。承認一些，驅逐另外一些。比如海明威，海明威曾是參加西班牙內戰的偽共產主義者。他的書只有在二戰之後才被翻譯引入義大利。在我十二歲的時候，我父親也會讓我讀弗洛伊德的書。
《巴黎評論》：真的嗎？
萊維：是的。弗洛伊德當時也是非法讀物。但我父親設法拿到了一本《精神分析引論》的義大利文版。我看不懂。
《巴黎評論》：那其他的美國作家呢？馬克·吐溫？沃爾特·惠特曼？
萊維：馬克·吐溫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其他還有誰？約翰·多斯·帕索斯——也被翻譯過來了。肖洛姆·阿胥（sholemasch）也得到了翻譯。是的，義大利並沒有變成和外界完全隔絕的孤島。切薩雷·帕韋澤（cesarepavese）翻譯了梅爾維爾。《白鯨》對我們是一塊新大陸，它沒有政治影射。我在二十歲的時候讀到它，當時我已經不是一個男孩子了，但依然為它著迷。帕韋澤是最了不起的譯者之一，儘管他完全背離常規。他歪曲文本，好讓它們被套進義大利語。他不是一個對大海狂熱的人——帕韋澤——他討厭大海。所以，他必須要讓自己做好心理準備。我認識他，在他自殺前我見過他兩次，一九五〇年，他的聲名如日中天時，他在博洛尼亞的一間旅館裡殺死了自己——原因很神秘，不過當時的每一場自殺都是神秘的。很顯然，他在性上有缺陷，事實上是效能力不足。某種性膽怯。此外，他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男人。他對自己寫的作品從來不滿足。同樣，原因還包括政治困境——因為在二戰中他是共產主義的信奉者，但從沒有勇氣親自加入抵抗運動。所以，在戰後，他對自己未能親自抗擊德國人有一種羞恥感。這些都是他自殺的原因。不過我想我並沒有完全瞭解他。
《巴黎評論》：在《元素週期表》中，你談到了精神和物質的分別，並暗示只有通過物質，我們才能理解宇宙及其構成？
萊維：法西斯主義學說非常依賴精神。他們的口號是：精神統領物質。比如，義大利的軍隊裝備非常惡劣，但如果精神控制物質的話，我們無需裝備就能贏得戰爭。那種觀念是，如果你擁有精神，你就有能力獲勝。這非常愚蠢，但它是當時學校瀰漫的氛圍。在哲學課堂使用的那種語言中，「精神」這個詞的含義非常曖昧不清。我的大多數同學都接受了這一點。我對這種對「精神」的堅持非常不滿。什麼是「精神」？精神和靈魂不同。我不是一個有神論者，現在也不是。精神是某種你無法觸碰的東西。在當時的我看來，對某種你無法親自用眼睛、耳朵和手指體驗之物的強調是一種官方謊言。
《巴黎評論》：「精神」中存在一種危險……它能控制理性。
萊維：注意，精神是本能，不是理性。事實上，「精神」是貶抑理性的，因為理性是批判的工具。在他們的語言裡，精神是某種無限而模糊的東西。一個好公民必須要與之合調……你知道奧威爾嗎？你記得《一九八四》那本書的後記裡關於新話的那段嗎？這完全是對集權主義的抄襲。事實是，法西斯主義的很多部分在義大利根本沒有奏效。但在教育這一塊成功了，他們非常精心地開除、驅逐、懲罰那些持反法西斯立場的教師，而且用教師中的法西斯狂熱分子替代他們。所以法西斯主義沒付任何代價就被滲透進學校，其中就包括這種宣稱精神優越於物質的理論——而這正是我選擇成為一名化學家的原因。我希望用雙手去處理可以用真偽來判斷的東西。
《巴黎評論》：精神永遠不能被信奉它的人證明。
萊維：是的，人們依然在討論柏拉圖曾經討論過的問題。對存在的意義，對靈魂是否存在的爭論永無止休。相反地，在自然科學領域，任何一種觀念都可以被證實或證偽。因此，對我而言，從對那種模糊含混的討論轉向某種實在堅固、可以在實驗室和試管裡測驗的東西，是一種解脫。你能看到它們，感覺它們。
《巴黎評論》：讀者在閱讀你的作品時，都會開始思考科學和倫理或道德的關係。人們是否期待科學家比從事其他職業的人更為道德？
萊維：我期待每個人都有道德感，但我不認為，一個人在義大利或者美國的大學裡經受的科研訓練能讓他們更具道德意識。而這是應當的。在我看來，一個年輕人進入大學的自然科學系時，應該有人充分而嚴肅地讓他們認識到，道德對於他們選擇的職業舉足輕重。一個像我這樣在油漆廠工作的化學家和一個在毒氣工廠工作的化學家之間有很大的差別。你必須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對於現實生活的影響。你應該有能力拒絕一些工作、一些僱傭機會。
《巴黎評論》：你剛剛說的貫穿在您的寫作中，以及某種近似忠誠的東西，朋友之愛。比如，《元素週期表》中的桑德多。你說「他什麼也沒有留下，留下的就只有文字」那句，非常動人。
萊維：是的，但那是對讀者而言，不是對我自己。這是我在紙上所能還原的極限了。在一個人的肖像和一個活生生的人之間，永遠存在差別。
《巴黎評論》：他應該很欣慰你向他的致敬。
萊維：桑德多會為此開懷大笑。很奇怪的是，我和他的家人之間雖沒有發生爭吵，但確實也有矛盾，因為他們並不認為他是我寫的那個樣子。事情從來都是這樣。如果你試圖用文字去描述一個活生生的人，你會令他非常不自在，即使你抱著最大的善意拔高他的形象。每一個人都有對自我形象的定義。你心中的自我形象和一個觀察者對你的形象描述重合，是非常少見的。即使這本書中的形象非常動人，但還不是一件事。就好像你去照鏡子，看到一張比自己更美的臉龐，但那並不是你自己的臉。我不知道你是否記得《元素週期表》中關於「磷」的那一章？
《巴黎評論》：記得。
萊維：那一章裡那位年輕的女士是我的一個朋友。當我寫完這個和她有關的章節，我去了米蘭，她生活在那裡，我把手稿給她看。我告訴她，我寫下了我們之間的故事，但稍稍模糊了一些細節。我期待能獲得你的許可出版這些文字。她許可了這一點，但因為她當時已經結婚了，我能從她的臉上看到一絲不安和尷尬。事實上，出於很明顯的原因我將她的形象做了很大改動，讓讀者幾乎認不出她。她說：「好的，我很高興，很高興，我很滿足……」但事實並非如此。
《巴黎評論》：《元素週期表》裡那個發起同學聚會的男人呢？
萊維：嗯，他完全是我虛構出來的。如果你書中的角色不是個一流人物——如果他有點蠢笨駑鈍——明智的做法就是，從不同的人身上拼湊他的形象。我用了a的額頭b的臉頰c的口頭語等等等等。儘管如此……
《巴黎評論》：他們都會說，那就是我！
萊維：我後來遇到書裡寫的那個手抖的男人。他沒有和我說任何東西，沒有稱讚我的書。他對我非常冷漠。
《巴黎評論》：我想這就是一個人要付出的代價。《元素週期表》無論從語言還是風格上和你的其他作品都不一樣。你當時是否對所謂的「新小說」或「新現實主義小說」有所意識？伊塔洛·卡爾維諾被認為屬於那種風格。
萊維：卡爾維諾是在新現實主義剛興起時開始寫作的，但是他創作了一種你完全無法歸類的風格和極度個人化的人格。經常有人問我屬於哪個流派。我不知道，對此也毫不感興趣。當然，在卡爾維諾的作品中——我和他多年交好——或在我的作品中，你們會發現很多作家的痕跡：近代的，經典的，但丁，維吉爾，等等。他們都緊密地排列在一起。我的化學家的背景比我讀過的東西對我影響更大。事實上，確實如此。它為我提供了全新的素材。對卡爾維諾而言，能給他帶來新素材的，是他的旅行、他在巴黎的逗留、他和重要的法國知識分子的交往。這些對他的寫作都至關重要。我不知道他是否意識到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