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旋/譯
v.s.普里切特生於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十六日。過去的兩年間他出版了一本過去六十年的遊記選集、一部傳記，以及第九本文學批評集。九十歲的他仍然是一位多產的作家，甚至在出版了《短篇小說全集》（1990）之後，又發表了短篇集《一個無憂無慮的寡婦》。雖然他在多種文學體裁上均有建樹，但他最有名氣的還是短篇小說和遊記。
當人們把他的小說與喬伊斯和契訶夫相比時，普里切特則宣告是肖恩·奧弗蘭、萊姆·奧弗萊厄特和弗蘭克·奧康納讓他明白短篇小說能做到什麼。尤多拉·韋爾蒂曾說：「普里切特的大部分小說都有一個燃燒的、活躍的開頭，像一團旺盛的火堆。無休無息還越來越旺，火焰中飛濺的火花像一首詩或者一個魔術戲法，耗盡自己，什麼都不浪費。他是我們語言世界裡偉大的快樂使者之一。」
在他父親的強迫下，普里切特十五歲就離開學校到毛皮市場裡工作——此體驗被他當作初期的小說《沒什麼有如毛皮》的材料。二十歲的普里切特去了巴黎，他在那兒「過著糟透了的波希米亞式生活，而且寫一些可怕的、矯柔造作的散文作品」。他在商店裡做售貨員謀生。此後他為《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報道愛爾蘭革命，以及被派駐西班牙做新聞記者。他第一本書《行走西班牙》出版於一九二八年，就像他大部分已絕版的書，這也是一本他基於這個國家的經歷所寫的遊記作品。
八卷批評集的大部分文章屬於為《新政治家》寫的每週專欄作品，普里切特後來變成那裡的文學編輯，並出版了批評傳記《巴爾扎克》（1973）、《屠格涅夫》（1977）和《契訶夫》（1988）。他對學院法則不感興趣——他的目的是更好地闡明這些作家——而且到最後，他的傳記內容會引導讀者回到作家的書。
普里切特是英國筆會和國際筆會的前會長，也是倫敦作家協會的主席，而且在一九七五年被封為騎士。他與結婚五十年的妻子多羅西一起住在倫敦普利姆羅斯山附近一處狹窄的喬治時代建築裡。他的會客廳可以俯瞰攝政公園的蔭蓋。訪談就是在這裡分兩次完成的，當時是一九九〇年。當面看來，普里切特是個小個子、很有活力的男人，生著一張生動陽光的臉，歪著嘴的笑使他顯得要年輕好幾歲。他吐詞既快又輕鬆而且精確。他擁有那些熱衷於談話和對別人感興趣之人的熱情和才氣。當一個雨天會談結束之後，普里切特講起了他正在寫的一個故事，站在佈滿書籍的起居室裡裝成一個腹語藝術家。他一邊說一邊咯咯地笑著，手插在自己羊毛衫的衣袋裡，出乎意料地輪換用自己所有角色的口吻來講話，而且把他們的故事帶入現實。歐文·豪曾說：「沒有一個活著的人能比他寫出更好的英文句子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v.s.普里切特仍然在把他的句子寫進故事裡。就像他說的那樣：「障礙創造自己。」
——舒莎·格皮、安東尼·韋勒，一九九〇年
《巴黎評論》：你的作家生涯漫長而出眾，關於這點我們可以花費好多個小時來討論它的方方面面，但是讓我們從它的起始來談：你是你家庭（你曾經將其定義為中下層階級）裡出來的第一位作家。你是否反思過自己的才能來自哪裡？
v.s.普里切特我不太清楚。我父親是一位商人，可是也帶著藝術細胞。他設計紡織品並把它們賣給利伯緹。我記得曾看到他感受和撫摸絲綢，並且想知道他在幹什麼——他在確定其品質。我母親是個會講故事、會模仿人的東倫敦人。她常常在買東西回來的時候用不同的嗓音和口音模仿剛才遇到的人。她不時給我讀些幽默的故事。她喜歡的書有一本是傑克布斯的《守夜人的故事集》。它們總是這樣開頭：「好吧，就像我某天說過，守夜人說……」然後從這裡開始。它們有很棒的對話而且極度活潑好笑。我媽常常笑得歇斯底里。我祖父是約克郡公理會的執行牧師。他一直是一個工人階級的孩子。在那個十九世紀快要結束的時代中有一個觀念，就是你可以通過教育使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獲得地位。他有優美的嗓音和雄辯而精準的口才。有一位鄰居家的主婦用自己的錢把他送到神學院進修了一年，他變成了公理會的執行牧師。假期裡我常被送到他那裡並享受他的陪伴。他很喜歡在約克郡的砍伐地和荒野中散步，並常常帶著我。他會問我，你沒有學希臘文和拉丁文？然後從口袋裡掏出一枚硬幣，把上面的拉丁文指給我看讓我受到他的啟蒙。或者他會說，你必須馬上開始閱讀麥考利（macaulay）！或者，你沒有讀過拉斯金？你必須馬上開始閱讀！我當時只有九到十歲。
《巴黎評論》：你也提到過你的老師巴特萊特，他的影響是怎樣的？
普里切特我到達利奇公立小學上學，那就是我們住的地方。巴特萊特先生非常特殊。他從不拘泥於我們的課程，他打破了所有教育當局的教條和常規。他使我們得到極大的解放。舉個例子，他常常花一整天的時間而不是隻用四十五分鐘來講歷史，或者把我們送到周圍鄉下去畫野花。這對一個未來的作家太完美了，但對那些有野心，只想通過考試並找到好工作男孩來說就不適合了。最後巴特萊特先生離開此地併成了一個非常著名的教育家；他的職位被一位同樣非常棒的女教師取代。她曾叫我們去附近的霍尼曼博物館裡隨便畫點我們喜歡的東西。我帶回一幅護身符的畫，這是她喜歡的。而我因此獲得過一件獎品——一套三卷裝口袋本的拉斯金文集！我一直儲存著這個。我曾到達利奇展覽館去看達維特和普桑那些人的畫。我一點也不懂他們，他們全都在拉斯金的書裡。我那時十二歲，閱讀他對我來說比較費力。但是我還是讀到第三卷，在其開始的五十到七十頁是文學中「感情誤置」，他論證道，在那些把人性感覺匹配到無生命之物上是不正確的，他拿起荷馬的作品並指出其中的錯誤。這是本教人如何寫批評的書，我花了很大力氣去理解它。
《巴黎評論》：你最早受到的影響是什麼？
普里切特我第一次充滿激情的閱讀，我猜測，是瓦爾特·斯各特，我五歲的時候就開始讀他了。我以自己的方式漫步「蘇格蘭」很長時間，直到鄰居家一位年老的夫人過來對我說，為什麼你把時間浪費在所有這些垃圾上？我相當自命不凡。
《巴黎評論》：你說過從十歲起就知道自己會成為一名作家了，那時候你開始寫什麼了嗎？
普里切特我家裡有一套兒童百科全書，在裡面我讀到一篇關於阿爾罕布拉宮的評論，於是我決定寫一篇關於卡斯蒂利亞人和阿拉伯人的戰爭的小說，充滿戰鬥性和浪漫性。我坐下寫了一百多頁，然後我父親發現了並且嘲笑了我那些矯飾辭藻的用法，迫使我燒掉了它。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因為這個對他抱有很大的怨恨。
《巴黎評論》：你十五歲離開學校，有人推測說是因為你負擔不起。但是當時有給你這種優秀生的獎學金。你沒有去申請嗎？
普里切特巴特萊特先生那古怪的教學法已經註定了我不可能得到任何獎學金！那個獎學金測試題是關於諾亞方舟的，他們想考的是事件和人物還有日期這些歷史知識。我覺得這個故事相當無趣，但是航行的段落卻很精彩，於是我編造了一個航海故事——人們在小船裡和動物們在幹什麼、鴿子飛進來，以及所有這類事。自然地，我沒有通過測試。於是我就被送進皮革交易的行當裡工作了。
《巴黎評論》：什麼毛皮？你做哪種工作呢？
普里切特有人告訴我父親，毛皮這行大有前途。一開始我是名坐在辦公室的男孩，後來我成了一名信差，向碼頭和倉庫送檔案之類。這非常令人振奮，因為我不再被一整天關在辦公室裡而是可以出去轉轉了。同時，市場的高層人員都受過良好教育。他們讀過很多東西，而且他們也對我要當作家的想法很感興趣。這時我開始寫一些小片段。但是最激勵我的是去聽本地的講座；其中一個主題是關於彌爾頓的，當時我雖然還沒讀《失樂園》，但是已經看過了《復樂園》。我寫了一篇散文，那位演講者的夫人公開地宣稱它是最棒的。這太驚人了！我把它投到兩家本地報紙，但沒有人發表它，我之前一定是太激動了。
《巴黎評論》：那你怎麼離開皮革交易這一行的？
普里切特我在學校裡開始學德語和法語，而且我的這兩種語言都很出色。之後我在法語上下了相當多的功夫，並且讀了很多東西。四年之後，商行裡給我錢（我記得是二十鎊）和一年假期把我送到巴黎。錢很快就花完了，我找到了一個在照片商店的工作。那非常無聊，但是我也遇到了各種各樣的人，藝術家和攝影家，沒有太大的名氣，但是非常有趣。他們全都戴著帽子圍著圍巾，穿著鮮豔的衣服。同時我開始寫作。我形成了這麼個觀念：如果你要寫作，那就準確地寫下你知道的和你正在做的事情。於是我寫了一篇關於生活在一座巴黎旅館五層樓上的短文，並且把它投給《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讓我高興的是他們接受並發表了它。
《巴黎評論》：是什麼使你選擇了一份美國的報紙而非英國的？
普里切特我父親是一位基督教科學派成員並且訂閱過這份報刊。它是一份重要的報紙，有不錯的發行量，就像倫敦的《泰晤士報》。著名的美國作家都為它撰稿，因為它當時的編校質量很高，而且稿費豐厚。我得到發表的機會之後非常振奮，又投了其他的短文過去，也被髮表了。然而，當創始人埃迪夫人去世後，她的繼任者中掀起了宗教爭論，結果損失了一大筆錢，突然就沒錢付給供稿人了。我快餓壞了，而且如果我的房東太太沒有注意到我什麼都沒有吃、晚上也不出去、瘦成了皮包骨，那我就真的死了。她給了我一些回倫敦的錢，我照做了，拿著它去看我在倫敦的編輯。他是個文雅的人，而且他覺得沒有拿到錢是很糟糕的一件事。他能做什麼呢？他把我送到愛爾蘭去寫一系列評論。那時正好處於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的動亂中，他讓我遊歷全境去寫，無關戰爭，而是關於愛爾蘭那些還活著的併為生存掙扎的普通老百姓。
《巴黎評論》：《尤利西斯》一九二二年出版時你正好在巴黎。你讀了它嗎？你對它有什麼想法？
普里切特是的，我讀了。儘管它是本非常昂貴的書，我買不起，但有人借了本給我，我很努力地讀完了它。我認為它是本驚人的書！第一章，寫得不連貫，運用的形容詞特別令人氣惱。閱讀到後來我才意識到這本書有多麼重要。這是一部風格實驗，而且後面幾章太精彩了——比如說，一個著名的段落是老婦在夜壺上產生的一段意識流。
《巴黎評論》：你在愛爾蘭的時候，葉芝和格雷戈裡夫人正在修道院劇場附近組建一個文學小圈子。作為記者，你有沒有接近他們的特權？
普里切特有。我給葉芝寫信並去採訪他。他讓人印象深刻——高大英俊，有戲劇化的姿態和優美的嗓音。有天我陪他喝茶，我記得他拿起一個茶壺，看到裡面滿壺冷茶，他開啟喬治時代房子的窗戶並且把裡面的東西全倒在廣場上！對他來說，詩一樣的語言隨時隨地脫口而出。
《巴黎評論》：你還遇到了他們那個圈子裡的其他人嗎？
普里切特有啊。幸運的是，都柏林是個小城市，找人和拜訪他們都不難，但是我從沒去過他們的沙龍。有個臨海的小旅館，詹姆斯·斯蒂芬常到那兒看小船駛入，我也常到那裡找他。他非常健談——那兒的人全都是。我遇到肖恩·奧凱西很多次。我記得他在桌上寫作，說，繼續寫完這該死的劇本吧！在那些作家之外，我遇到了很多有趣的到那裡旅行的人，包括我第一任妻子。我們只在一起生活了很短時間。
《巴黎評論》：這個圈子的另一個成員喬治·拉塞爾，愛爾蘭詩人ae，他發表了你第一篇短篇小說，是嗎？
普里切特ae是個神秘又瀟灑的老傢伙。他極其善談，而且他當時正在編輯《愛爾蘭政治家》。我把短篇小說處女作投給了他，這故事講述了一個吉卜賽人捲入一次戰鬥，而且不小心刺中了他自己的驢子並殺死了他，卻沒有殺死自己的對手。很煽情很華麗——我從沒和吉卜賽人打過交道，ae卻非常奇怪地接受了它。他把它儲存了兩年最終也沒有發表。他說愛爾蘭政治把這篇小說擠走了！後來他發表了我的一個故事，但分文都未付！
《巴黎評論》：從愛爾蘭離開後你又作為《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通訊員被派到西班牙，這是你與西班牙的長期情誼的開始。讀你寫這個國家的書，讀者能夠感到深刻的理解和強烈的感情。西班牙的什麼地方打動了你？
普里切特愛爾蘭沒有改變我對生活的想法，但西班牙做到了。我學習西班牙語，遊歷了廣闊的地區，讀了西班牙文學的經典作品。西班牙的迷人之處在於它是個天主教國家，但是又有很多知識分子是自由思想者。他們不喜歡那些把持著教育的耶穌會士。希內爾·德·洛斯里奧斯在西班牙領導了一次改革教育的運動，基本理念是他從德國、法國和英國帶來的，就像革命。他建立了一所學生公寓，很像是巴黎的大學城公園。所有的作家和知識分子聚集在那裡。他們舉行演講和討論會，我常常去那裡。我在西班牙學到的東西比其他所有地方都多，我也遇到了大多數重要的當代作家。我真正遺憾的是缺乏冒險活動。我非常瞭解西班牙，我的書《行走西班牙》就是對它的回應。但是這裡面沒有冒險活動。我一直想知道羅伯特·斯蒂文森如何懂得去寫冒險活動的；為什麼我沒有經歷冒險？這本書裡唯一的冒險活動是跑到一群強盜中間，這經歷很好玩。其他的就只是簡單的遊記了。
《巴黎評論》：你有沒有遇到那些後來變得非常有名的「98一代」的作家，比如米格爾·烏納穆諾，奧爾特加·加塞特……
普里切特當然，所有人都在。我常去他們的演講會，或作私人拜訪。奧爾特加對我特別友善。我讀了烏納穆諾的《生命的悲劇意識》，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它幫助我理解了我以前從不理解的天主教信仰。雖然我並不想變成天主教徒，在西班牙的兩年我收穫依然很大。
《巴黎評論》：然後你回到倫敦，有沒有發現工作好找了？
普里切特那時我已是個出版過作品的作家和記者。我為《新政治家》撰稿。它的文學編輯是雷蒙德·蒙蒂莫。整個戰爭時期我都在為他寫評論。
《巴黎評論》：你的許多散文是關於經典作家的，比如塞萬提斯、托爾斯泰和巴爾扎克。這是你的想法還是他的主意？
普里切特戰爭期間紙張短缺，新書也很少。因此雷蒙德·蒙蒂莫想到一個好方法，就是寫那些過去的作家。這確實是一個好機會，讓我能為我特別欣賞的作家寫點東西。
《巴黎評論》：對你來說，你的職業訓練來自新聞業。在這種訓練方面有兩種不同的觀點。邁克爾·弗瑞說每個小說作家都應該做過一段時間的記者，因為這能保持作家與現實的聯絡。另一個觀點，伊夫林·沃相信新聞對作家有害，而且要越快擺脫它越好。契訶夫尤其憎恨這個職業，他寫道，雖然自己被迫做過記者，但是他不希望自己作為這種人而死。你的觀點是什麼？
普里切特我沒有別的門路。我認為經驗是必不可少的。我知道那些從沒接觸過新聞業的作家，但是他們有自己的方法。一個創造性的作家能夠塑造自己，而不是依靠外界的訓練機制。但這也有冒險成分：此人必須確定和證明自己。因此，我不為記者生涯遺憾。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職業訓練。
《巴黎評論》：你有沒有覺得生活和寫作相互影響？
普里切特我一直認為生活和文學是相互糾纏的，而且這些糾纏正是我探索的。
《巴黎評論》：我們就來談論一下「探索」。你曾把自己定義為「組字者」（amanofletters）。就像安東尼·伯吉斯曾經評論你的同名散文集，說這個表述讓人想到一種可愛的舊式風格，指代的範疇比我們所習慣的意義更廣泛的、更宏大。的確，你涉及了幾乎所有文學體裁，唯獨缺少詩歌和戲劇。你說你早先也想做一個詩人。你嘗試過嗎？
普里切特噢，是的，但是情況不好。我十七歲的時候曾給一位女友寫過一些愛情詩。但是我意識到自己做不了這個，就放棄了。
《巴黎評論》：戲劇呢？你寫的對話準確又簡潔，我想知道你是否願意把它們搬到戲劇舞臺上。
普里切特沒有，我從沒有想過為舞臺寫作。它需要的特殊技巧是我沒掌握的。
《巴黎評論》：這些年來，你在寫作對話方面有沒有發展出什麼經驗法則？
普里切特這不太好回答。寫對話對我來說是很自然的。我不是一個寫情節的作家。我發現寫一個複雜的情節很困難。對我來說更令人激動的是對話中的複雜性和情節形式。對話者一邊說著，一邊創造他自己的戲劇，他並不知道自己幹得是好是壞。這是非常自然的，所以，我欠缺構思優秀情節的能力，而對話把我從這個問題中拯救出來。對話是我經常寫、喜歡寫和可以寫好的東西。對話是我的詩學形式。我不能通過詩儲存我的生活。對話是我最接近於詩的作品。
《巴黎評論》：你的作品中也有一些超現實主義元素嗎？
普里切特是的，有一些。大家經常能聽到，人們的思想會從某個驚人的角度中萌生。我重讀我的故事中那些最奇怪的言談，我想，我一定是在什麼地方聽到過這些，我並沒有虛構它們。像是什麼人在火車上對我說的，或者是我在公交車上聽到的。舉例來說，那些我曾經在毛皮交易中共事過的人們，他們的對話聽來絕對令人震驚。這是一個了不得的、非同一般的敘事，一種不太平衡的敘述方式，但無論如何依然有著精彩的瞬間，它們總是在不可思議的地方亂成一團。
《巴黎評論》：你最知名、最受讚譽的工作是你的短篇小說和遊記。是什麼吸引你寫短篇小說而不是長篇小說呢？
普里切特短篇小說一下子就吸引了我，就是因為它的短小，而且我本身也偏愛它勝於長篇小說。它代表了一種特定的對現實的想象，由孤立的事件組成。短篇小說最重要的事是細節，不是情節。情節有用，僅僅在於它提供了那種不是描述性的，而是推動行動發展的細節。很多批評家都注意到了我短篇小說中的這個因素。
《巴黎評論》：你是怎麼開始寫作第一篇長篇小說的？
普里切特一九二七年，我回到西班牙，穿越其國土，並且寫了一本書。出版者接受這本《行走西班牙》的條件是，我也要寫一部長篇小說給他們。我從沒想過當長篇小說家，然後說自己做不到。取而代之的是，我給了他們一本短篇小說集，但他們仍然只在我答應再給他們一部長篇小說的前提下出版這本短篇集。《行走西班牙》賣了六百冊，而那本短篇小說集比我此後寫的任意一本小說都賣得多。那本集子的名字是《西班牙童貞女》。
《巴黎評論》：哦，這樣的話，你是被脅迫著寫的那個長篇？
普里切特是的，《克萊爾·德拉默》。寫得不好，浮誇。它是關於愛爾蘭的愛情的，裡面包含一種愛爾蘭式古怪風格。批評家們把它批判得體無完膚，只有一兩個人好心地說它大有希望。
《巴黎評論》：但是你繼續寫了五部長篇小說。那些作品在批評家和公眾這兩面又得到什麼評價？
普里切特我寫了一部基於毛皮交易的生活經驗的小說。這部《沒什麼有如毛皮》賣了一萬一千冊。《死人的引領》是一部探索巴西和旅行亞馬遜的小說。我從沒到過哪怕是離亞馬遜很近的地方，但是我幻想自己是個探險家，並且在舊的大英圖書館裡仔細研究過亞馬遜。讓我驚奇的是，它還被高度讚揚。不幸的是，它趕上了當時發生在慕尼黑的事情，在商業上不太成功。但是我又寫了一本《貝倫克爾先生》，於戰後出版。這本帶有很強虛構性的傳記賣得很好。
《巴黎評論》：在《貝倫克爾先生》裡，你寫到你父親。他讀過這本書嗎？
普里切特我想他翻開過，但是可能讓他感到無聊。他說，我從裡面讀不出什麼東西。他不喜歡讀書。
《巴黎評論》：但他知道是關於他的。
普里切特當然，他知道，因為有人告訴他了。
《巴黎評論》：你曾說短篇小說要詳盡、全面地說透了一件事，而長篇小說則提供整個宇宙圖景。你是否希望自己首先是一個短篇小說作家？
普里切特我覺得自己確實是想做短篇小說家，因為我覺得我是個氣短的人。我缺乏寫作長篇小說的那口氣。
《巴黎評論》：你實際上寫出了一些很長的短篇小說，甚至可稱為中篇小說。
普里切特長一點的短篇小說很不錯。我喜歡它們。這是完全不同的情況，因為你有一個核心主題，支撐和幫助你一直寫下去。但是長篇小說類似於一棵非常龐大的樹，大量枝條往各種方向生長。至少十九世紀的小說就是如此，這也是我從小到大一直接觸的東西。這對我沒有幫助，但短篇小說和長一點的短篇小說會有。我寫了很多。
《巴黎評論》：大家都知道你擅長把一百二十頁濃縮成二十頁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