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里切特確實。我寫過一些故事，之後會對自己說：「不，不，這東西必須給剪短。」
《巴黎評論》：通常，這是要刪除整段的劇情，還是隻為其瘦身？
普里切特我認為主要在於加速進度。你可能過於著迷某些自得的幻覺或細膩描寫了。關鍵在於讓它運作好，別讓它包裹太多層東西。
《巴黎評論》：保持靈敏強健（athletic）。
普里切特是，很準確。就是「靈敏強健」這個詞；我覺得用這個詞描述我對短篇小說的態度很合適。
《巴黎評論》：這實際上是你自己的說法。
普里切特是嗎？你在哪兒看到的——沒想到我這麼聰明。
《巴黎評論》：你說過，發現自己是個人道主義者是一個重大啟示，而且說幫助角色自證其身是一個作家的責任。對一篇平衡的短篇小說而言，其目標是不是給每個角色以機會，去為他們自己發聲？或者你的意思是他們將得到公平的對待？
普里切特我認為他們應該全被公平對待。在我那篇關於二手交易的故事《坎伯韋爾的美人兒》中，那裡有很多種非常不同的角色。我認為，那些次要角色都按照需要得到了儘可能近距離的關注，也不會更多。而且作家也絕不能把角色當成完全可以拋棄的。他可能需要在某時重新出現在某場景。實際上，如果這個角色後來突然出現，這也能讓其他角色顯得更真實。但是接下來你需要讓他顯得他確實應該這麼做——就是說他有其他任務。他繼續著他的生活，就像其他角色也繼續著他們的那樣。我認為在那個故事中的次要角色都安排得不錯。他們不斷返回，但是以不同的方式。
《巴黎評論》：所以角色在故事裡可能會評判其他角色，但作家將不直接出面評判他們。
普里切特對，讓他們自己互相評判。
《巴黎評論》：這是個非常反十九世紀的思想。
普里切特是的，非常大。我不太願意作出過於泛泛的判斷，畢竟人性的豐富變化正是有趣之處。一個人更像是一段旋律；他在他的情感、思想和生活中有著多種多樣的音符。有些是最好的，有些是優良的，有些是合格的，但並不都是。
《巴黎評論》：讓我們談談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敘事之間的區別。你說過，你一開始在你著名的小說《幽默感》裡用的是第三人稱，後來又決定用第一人稱。你有沒有發現過任何一種方法，能夠在故事進行的初期就決定使用何種語氣？
普里切特我用第三人稱寫了第一部分，然後突然意識到自己寫起對話會比寫作這種糟糕而複雜的分析要好得多。只有我跳出去，小說中的這個人才能夠講述他自己的故事。人們總是比你想象的要聰明。我不會干涉他，也不會給他我的想法。他們要成為自己。從聆聽他人中可以理解這一點。你的角色取自於生活。通常來說，我認為這一點非常必要。如果我把你放進故事裡，我會需要找另一個人，第二個或第三個，來填滿這個角色。然後你的確定性消失了。一個真正的角色要從這三個人中浮現出來。
《巴黎評論》：你知道喬伊斯·卡里嗎？他是運用第一人稱的大師。
普里切特他是的。我沒有那麼瞭解他，但我認識他。一個非凡的人，一個非常奇怪的人。他過去曾住在牛津，我到他那兒拜訪過。他看起來非常有學識；他好像擁有一切。在非洲，他曾經是一位傑出政府官員。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圖書收藏家，而且還是個畫家——不是特別天才，但比我們大多數人畫得好。他的背景很有啟發性。他帶著點野性的盎格魯—愛爾蘭背景，每個瞭解愛爾蘭那個時代的人都能立刻發現。他很嚴肅。牛津把他變得有點莊重，但是他並不真的莊嚴。他非常活潑。舉例來說，在牛津，我們正在聊天，突然前門傳來一個聲音。他雙手一拍說，這是我的炸肉片！這是我的晚餐！親愛的老某某又把我扔到我的炸肉片裡去了！有人把肉從投信孔裡扔進來了。他急急忙忙地跑到門旁，撿起來，開啟門說道，哦，她已經走了。我聽到他朝著大街喊，謝謝你！謝謝！謝謝！他很容易激動。
《巴黎評論》：讓我們談談你的隨筆，在這體裁上，你也是一位公認的大師。你什麼時候開始寫評論的？
普里切特寫小說和遊記這些大約能收到二十五英鎊預付金——不夠維持生活。於是我開始寫評論以獲得固定收入。
《巴黎評論》：你曾說一兩個好的故事抵得上這世界上所有的評論。這是不是因為故事更有想象力？或者創造性？
普里切特如果一個故事真的很棒，它就會一直活著，不管別人怎麼評價它。然而評論來來去去。它根據風尚而改變。一個故事永遠是一個故事。
《巴黎評論》：寫評論有不同的途徑嗎？
普里切特我認為評論家首先必須清理自己的思想。一個人寫作一本書，有可能需要好幾年才把它出版出來，這樣的人肯定有很多品格。是什麼呢？評論家必須理解他，特別是理解他的矛盾衝突之處，尋找他的亮點。我常常尋找作家的真正聲音，因為大多數優秀的作家都有自己特殊的聲音。如果他沒有這個聲音，無論主題有多麼突出，這本書都是無趣的。
《巴黎評論》：在批評和運用想象力的寫作之間，你有沒有感覺到什麼衝突？
普里切特不覺得，儘管它們明顯是不同的。當你寫一個故事，你就想變成你筆下的角色。在評論中你就想進入別人創造的世界，而且那也是想象性的、創造性的行為。
《巴黎評論》：你特別欣賞哪些評論家？
普里切特年輕時我覺得利頓·斯特雷奇很出色，我也欣賞弗吉尼亞·伍爾夫。後來我有點厭煩她，但現在我又認為她非常棒，仍然有活力。我喜歡作為評論家的愛德蒙·威爾遜，因為他有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概括性極強的頭腦。
《巴黎評論》：你曾寫過巴爾扎克、屠格涅夫和契訶夫的傳記。它們與通常那些寫事實的傳記不同。它們更多地是從講故事的人的角度出發，像是個人對作家同行之生活和工作的反思。是什麼使你選擇這些作家作為主題？
普里切特一方面是我的出版社請求我寫這些作家的傳記，另一方面源於我自己。當我年輕時，我的偶像是巴爾扎爾。他是我讀到的第一位法國作家，我在巴黎的住處與他的故居很近。我四處逛的時候會在兜裡裝一本《驢皮記》，後來，不管什麼時候，我在旅行之中，我都拿著他的一本書去讀。很多他寫的小商販和店主都讓我想起我家族裡的人，特別是我的父親。甚至巴爾扎克本人也很像我父親，只不過更有氣度。在另一方面，我對十九世紀的俄羅斯作家有長久的興趣。
《巴黎評論》：他們有什麼特別令人著迷的地方？
普里切特我特別喜歡他們的地方是他們的自然和清晰度。他們是歐洲架構之外、生活於工業化之前的人；他們的小說從人物的情感、性格和感受中流出，那種感受並非華而不實，而是我們都能擁有的感受，從日常生活中浮現至表面。清晰度對我來說非常重要。當我開始寫作時，我很容易走向戲劇化的、誇張的意象和描述。但是現在我認為清晰度就是一切——我試著保持鋒利。許多西班牙作家很清晰，還有司湯達。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他們在清晰度這方面也非常精彩。他們的語言是樸素和充滿張力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他非常敏銳地洞察了角色的情緒和思想的糾結。
《巴黎評論》：你的風格也被稱讚為清晰和自然。莫莉·基恩描述為「一個字也不多，一個字也不少」。你有意識地培養了這個風格嗎，還是它們是自然演化的？
普里切特我只想用自己的方式寫作，並不想借用別人的，無論我有多麼欣賞他或者她。
《巴黎評論》：寫作對你來說容易嗎？你給人這種印象，就是你自然而然。
普里切特不，並不容易。完成創作很困難。我喜歡寫作的過程，但是這並不容易。
《巴黎評論》：你是否清楚地瞭解自己作品的長處和短板？
普里切特當然，當我回顧的時候我非常瞭解它們。當我回顧時我想：噢，這些並不太好，但是那些非常好，或者那些比所有人對我說的都好。我常常重寫。
《巴黎評論》：你寫一個故事的過程是什麼樣的？
普里切特我習慣手寫。我的打字技術令人絕望。我會弄出很多失敗的開頭。有時開頭不錯，進行得卻不順利，然後突然我又能寫下去了。狀態不穩定。一旦我讓它運轉起來，我寫得非常快。虛構會自我完善。你必須讓自己投入進去。開始的時候人會很遲鈍。你必須在後面給自己很多刺激。
《巴黎評論》：你的作品有很多稿，那是你妻子打的嗎？
普里切特是的，如果她不給我打，我的工作就會停頓。然後我檢查一遍，做很多修改，她必須再重打一遍。
《巴黎評論》：你一直堅持每天工作嗎？
普里切特一週七天。主要原因是新聞業要求你這樣。每個週日你都必須工作，這才構成一週。這把你變得和別人不同。法律也不會在一週中間給你放一天假。而且你會發現寫作需要很長的時間。絕大部分日子裡我都在寫作。我昨天沒有寫。我前天試著寫了點。如果一個人沒話可說，那麼我不認為他應該寫作。如果我沒有一個統領整個故事的想法或感受，那麼我不會開始寫作。
《巴黎評論》：創作一篇小說的想法從哪兒來？
普里切特通常是從我遇到的人那裡得到的。我第一篇被稱讚的短篇小說是《幽默感》。它來自於恩內斯凱爾，愛爾蘭的一個小地方。我曾去過一家酒吧，在那兒遇到過一位滔滔不絕的旅行推銷員，有趣的是他有一輛汽車，但那不是普通的車，而是一輛靈車。原來他的女友是一位殯葬承辦員的女兒，他就開著這輛車四處轉。但是我並不一定寫關於我遇上的人的故事；更多地，是一些關於他們的事情會給我帶來想法。
《巴黎評論》：當你沒有任何小說創意時，你是否也經歷過空閒期？你對此憂慮嗎？
普里切特不，我一點不擔心，因為我常常有事做——一篇評論或其他的。我有一大沓「失敗之作」——一些還沒開發的故事。我儲存著它們，思考著，世事難料。舉一個例子，我寫了一個發生在科莫湖的故事。我瘋了似的喜歡這片湖，開始寫它、寫它的美，但是這當然寫不出來故事。於是，我就把它們放棄了。
《巴黎評論》：一旦你開始寫作一篇短篇小說，你是否瞭解作品將會向哪裡發展、又將如何結束？
普里切特不一定。只要你一直貼近你的角色們，想著他們，這一切就會開始塑造自身。我以前寫過一個盲人的故事。我想我必須去尋找做盲人的感覺。我閉上眼，體驗失明的意義，如此等等……這篇叫《盲人的愛情》。
《巴黎評論》：你現在還在寫短篇小說嗎？
普里切特我有一個短篇小說正在進行之中。我寫得太冗長了。現在我試圖構思非常短小的故事。我寫過一個從沒出版的短篇小說《居家男人》，關於一位非常誠實的藝術家女孩。突然有人在暴風雨之夜敲她的門。一位夫人進來並且指責她與自己的丈夫睡覺——她確實睡過。這個女孩驚呆了。她變得非常興奮，於是編造了一個非常漂亮的謊言來否認，而且因為這個謊言變得異常興奮，以至於這位夫人信以為真。她甚至虛構了一位父親。那夫人說，那麼，是誰住在那個房間裡？女孩說，我的父親，請別打擾他。
——他想喝杯茶嗎？
——稍等，我去看看。
他不在那兒！沒人在那兒。
——他可能出去轉了一小圈。
——哦，你要盯緊他們。夫人說。
她們立刻變成了盟友。
《巴黎評論》：你能給年輕作傢什麼建議嗎？
普里切特就是去寫。寫，寫，寫。我認為一個好辦法是寫他們想寫的人，只寫一點點，就兩行或三行，不要多。不要寫太多，如果你寫太多，你就要擔心你會扼殺它。
《巴黎評論》：你在別的地方說過，年輕作家的一個困難是：明白你需要寫的是什麼。而且一旦明白了，你會感到像是過去的什麼東西撞在了當下的燧石上。你一直有這種感覺嗎？
普里切特不常如此。有件奇怪的事，我兩三年前寫了一篇非常好的短篇小說。它能寫出來只是因為我記得有個學生坐在鄉下的火車站裡，所有孩子都正好放學回家。他非常胖、貪婪，正在吃巧克力。所有的男孩都想從他那兒討要巧克力。過一會兒，出現了戲劇性事件。他們打了起來，有人把他的帽子扔到了鐵軌上。我想，上帝啊，這是一個非常棒的突發事件，我會用上它，但是我必須把它用在完全不同的故事裡。
《巴黎評論》：你是在多久之前遇到這個男孩的？
普里切特哦，四十年，或五十年。
《巴黎評論》：有一個說法是，我們的生活處於迴圈之中：有一個青年期的青年人，有一箇中年期的青年，以及一個老年期的青年，接著是青年期的中年，如此等等。你現在處於什麼時期？
普里切特我想我有一半已經進了瘋人院，你明白吧。我感覺我現在越來越遲鈍了。
《巴黎評論》：是因為銳氣消失了嗎？
普里切特是的，我非常老了。不管怎樣，我九十歲了。其實，自己已經九十歲了這個想法讓我很煩惱。我把自己的信心建立在伯特蘭·羅素身上，我還記得我在他九十歲時跟他的會面。我想，這非常好，如果我也能這樣就不必擔心了！
（原載《巴黎評論》第一百一十七號，一九九〇年冬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