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評論》：它在某種意義上會淨化你自己嗎？
鮑德溫對這一點我並不確定。對我來說它像一場旅程，你唯一知道的是當這本書已經結束，你準備繼續下去——你並沒有騙人。
《巴黎評論》：怎樣算是在騙人？
鮑德溫逃避。撒謊。
《巴黎評論》：所以是有一種釋放的衝動？
鮑德溫哦對，去釋放，去糾正。我一直用的詞就是衝動。對隨筆來說也是一樣的。
《巴黎評論》：但隨筆更簡單一點，對嗎？因為你是對你能接觸到的事情感到憤怒……
鮑德溫隨筆可不會更簡單，儘管看來是這樣。一篇隨筆本質上就是一篇論文。作家在隨筆中的觀點通常是絕對清晰的。作家試圖讓讀者看到些什麼，說服他們。在小說或者戲劇中，你是準備向他們展示什麼。不管哪種情況，風險都是一模一樣的。
《巴黎評論》：你的初稿是什麼樣的？
鮑德溫密密麻麻的。大部分的重寫之後又被擦掉了。不要去描述，展示它。這是我一直試圖告誡所有年輕作家的——傾瀉出來！不要描述一個紫色的日落，讓我看到它就是紫色的。
《巴黎評論》：當你的寫作經驗不斷積累，你認為關於寫作的知識也會增長嗎？
鮑德溫你會知道自己所知有多少。寫作會變得更加困難，因為這世上最難的事就是簡潔，最令人畏懼的事也是。它變得困難是因為你必須把自己從所有偽裝中剝離出來，有些偽裝連你自己都沒意識到。你想要寫出像一根骨頭那樣乾淨的句子。那才是目標。
《巴黎評論》：你會在意別人對你寫作的看法嗎？
鮑德溫本質上是不在意的。年輕的時候我會在意。你在意那些你自己也在意的人的意見。你在意評論，因為這樣就會有人看你的書。所以，這些事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
《巴黎評論》：你當時在美國發現的那種最終促使你跑去法國的態度，今天依然在我們周圍，它們完全一樣嗎？
鮑德溫我一直知道我會回來的。如果我現在才二十四歲，我就不知道要不要走，走去哪裡，不知道會不會去法國，也許會去非洲。你要記住當我二十四歲的時候是沒有非洲可去的，除了賴比瑞亞。我想過去以色列，但沒去成，這也是對的。但是，現在，現在的小孩……好吧，你看，有些事情已經發生但沒人注意到，但它們非常重要——歐洲不再是一個參考框架，不再是標準的持有者，不再是文學和文明的經典模式。它不再是那個度量衡。現在世界上有其他的標準。現在是一個非常美妙的時代，有一整個非常寬闊的世界，而不像我年輕時那樣。當我還是孩子的時候，世界是白色的，現在它開始掙扎著它的白色——它已經很不同了。
《巴黎評論》：你經常被認為是一個寫次要人物的大師，你怎麼回應這種看法？
鮑德溫嗯，次要人物都是潛臺詞，是你想要傳遞的內容的例證。我總是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狄更斯筆下的次要人物迷住。次要人物們有一種主要人物不具有的自由。他們可以評論，可以移動，同時不必具有同樣的重量或者密度。
《巴黎評論》：你的意思是他們的行動不用太對自己負責？
鮑德溫哦不，如果你搞砸了一個次要人物，也就搞砸了一個主要人物。他們更像是佈景中的一部分，一種希臘歌隊。他們以一種比主要人物清楚得多的方式攜帶著張力。
《巴黎評論》：請原諒我這麼問，你寫作的時候會想到你的母親嗎？她是否站在許多角色的背後？
鮑德溫我不這麼認為，但我告訴你，真相是我也不知道。我有五個姐妹，而且很多女性以有趣的方式存在於我的生活裡，所以角色背後的不會是我母親。
《巴黎評論》：你試過心理分析嗎？
鮑德溫天吶不，絕不要被「調適」。
《巴黎評論》：你和威廉·斯泰倫都有意無意地寫過關於受害者和受害者心態的問題，斯泰倫說過他從未感到像一個受害者，你呢？
鮑德溫嗯，我拒絕。也許一個人生命中的轉折點就在於，意識到自己被當作一個受害者，並不意味著一定要成為它。
《巴黎評論》：你相信作家集體這個東西嗎？你對它有興趣嗎？
鮑德溫不，我從來沒一個作家集體，我也認為沒有作家見過。
《巴黎評論》：但是在形成你自己的觀點的過程中，比如威廉·斯泰倫和理查德·懷特這些人不重要嗎？
鮑德溫理查德對我非常重要。他比我年長很多，對我很好。他對我的第一本小說真的幫助很大，那是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五年。我直接去他布魯克林的家門口敲他的門！然後介紹自己，而他當時完全不知道我是誰。那時我還沒寫任何隨筆和小說，那是一九四五年。我崇拜他，愛他。我們是很不同的作家，可能也是很不同的人。隨著我年齡的增長，這一點越來越明顯。再之後我就去巴黎了。
《巴黎評論》：那斯泰倫呢？
鮑德溫嗯，就像我說的，比爾是我的朋友，剛好也是一個作家。
《巴黎評論》：關於他那本關於奈特·特納的書你有什麼看法嗎？
鮑德溫有。儘管我的立場是我從來不會告別另一個作家去寫什麼。如果你不喜歡他們的選擇，那就寫你自己的。我欽佩他直接面對這一點，以及他的成果。它帶來了歷史與小說互相碰撞、到底誰是誰這個問題的艱鉅性……他寫作的原因和我相似，都是關於傷害過、驚嚇過他的東西。當我寫《另一個國家》的時候，比爾正在寫《奈特·特納》，我在他的客房裡住了五個月。他的工作時間和我很不同。黎明時我正準備睡覺，比爾才剛要去他的書房開工，在我結束工作時他開始。我們只在晚飯時分碰面。
《巴黎評論》：你們會進行怎樣的談話？
鮑德溫我們從不或者極少談論各自的作品。那是我人生中一段非常美好的時間，但完全與文學無關。我們唱歌，稍微有點酗酒，有時跟那些來看我們的朋友聊天。我們在音樂方面有某種共同的遺傳。
《巴黎評論》：在正在進行的寫作過程中，你會聽哪種型別的音樂？會有身體或者感情上的反應嗎？
鮑德溫不，我是非常冷酷的，冷酷也許不是我想要的那個詞——剋制吧。寫作對我來說必須是一種由熱情和希望構成的非常剋制的訓練。那是你完成它的唯一理由，否則你就去做別的了。寫作這種行為本身是冷酷的。
《巴黎評論》：我現在要問一個我個人很想提的問題了。與我談過的大部分小說家都聲稱他們幾乎不讀當代小說，但沉迷於劇作、歷史、回憶錄、傳記和詩歌。我想對你來說也是如此吧。
鮑德溫在我這裡，這是因為我總是在做某些研究。是的，我讀大量的劇作、詩歌，作為某種學習。我為一種特定的視界——一個看待事物的過程——而著迷，比如閱讀艾米莉·狄金森和其他那些已經從表面的日常憂慮或義務中解脫出來的作家。他們在那個時刻比你更自由，部分原因在於他們已經死了。他們同時也可能是力量的來源。當代小說是整個世界的一部分，你也在其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有一定的責任。當然，也出於一種不可避免的好奇心。
《巴黎評論》：你是出於一種責任感而閱讀當代小說？
鮑德溫某種程度上是的。反正很少有小說家讓我感興趣，這和他們的價值毫無關係。我發現他們大部分人對我來說都太遙遠了。比如，約翰·厄普代克的世界和我的世界就沒有交集。而另一方面，約翰·契弗的世界卻很吸引我。我顯然不是在對厄普代克做出重要評斷，我現在說的是完全主觀的。基本上，大部分美國白人（暫且用那個詞）的關懷都挺無聊的，而且非常非常自我中心。在最壞的意義上。當然，這一切都取決於你對自己的認知。
《巴黎評論》：你是說他們某種意義上沒那麼關心社會不公嗎？
鮑德溫不，不，你看，我不想做這樣的二分法。我不是在要求所有人都上警戒線或者選邊站。那完全是私人的事情。我說的是這一定和自我意識有關，對我來說，自我沉溺的本質是非常壓抑和侷限的，它最終會變得貧瘠。
《巴黎評論》：然而你自己的寫作也經常處理自己的個人經驗。
鮑德溫是的，但這取決於你怎麼看待自己——這裡我又不知道用什麼語言來表達了。它肯定是圍繞著你社交關係的多樣性展開的。顯然你只能從自己的角度來處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除此之外沒有其他角度，沒有其他觀點。我不能說我的所有角色都是完全虛構出來的，我的確能感覺到是什麼、在何時、在何地纏住了我的注意力，即便在最模糊的意識中，我也知道一個角色是如何在現實中影響了我，這個現實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日常世界。然後，想象力當然也和它有關。但它必須被一些事情所觸發，它不能觸發它自己。
《巴黎評論》：艾米莉·狄金森哪一部分最打動你？
鮑德溫當然是她對語言的運用。還有她的孤獨，那種孤獨的風格。那裡面有非常動人的部分，也有最高階的幽默。她不是那麼莊重的。如果你真想知道什麼是孤獨，那就去成名吧。那才是螺絲在擰緊。那種孤獨在技術上是無法克服的。多年以前我以為成名是某種驚奇十日遊，完了之後我就能直接回歸過去的生活。但在你意識到它之前，人們已經開始區別對待你了。在驚訝和對同伴們的憂慮中，你看清了這一點。而另一面又是巨大的責任。
《巴黎評論》：作為一個知名作家，你的過去會被胡亂編排嗎？
鮑德溫我的過去有很多見證人，那些已經消失、已經死去和我曾經愛過的人。但我不覺得有什麼鬼魂或者遺憾。我完全沒有感到什麼憂鬱。沒有鄉愁。所有事情總是在你身邊，在你眼前。還沒寫的小說，愛，掙扎。而且它們都會給你一種不可估量的力量。
《巴黎評論》：這就把我們帶到你對作為歷史的現實這個問題的關注，你看到的現在都被籠罩在一個人過去所發生的一切的陰影下。詹姆斯·鮑德溫一直被他的過去和未來所束縛。在四十歲的時候，你說你覺得自己比四十歲老得多。
鮑德溫這是一個四十歲的人常說的那種話，尤其是四十歲整的時候。四十歲對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震撼，我的確感到自己比那個歲數老得多。作為對歷史的回應，我想一個人在四十歲左右已經開始能看到自己的死亡，看到它在到來。你在三十歲、二十五歲或者更小的年紀是看不到自己的死亡的。你被自己將死的事實所困，那感覺可不像你還會再活四十年。所以時間改變你，事實上它要麼成了你的朋友要麼就成了敵人。
《巴黎評論》：你看起來非常苦惱，但並不是因為死亡？
鮑德溫是這樣的，完全不是因為死亡。我為完成自己的工作以及克服自己尚未習得的一切而苦惱。為死亡而苦惱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那樣的話你根本就不能活了。
《巴黎評論》：「美國本質上並沒有什麼改變」，在《就在我頭頂之上》出版之時你曾和《紐約時報》這麼說，對嗎？
鮑德溫某種程度上正是因為美國沒有改變所以我才變了。我在一些方面被迫做出改變。多年之前我對我的國家抱有期待，現在已經沒了。
《巴黎評論》：是的，一九六八年之前，你曾說過「我愛美國」。
鮑德溫早在那之前。我依然愛美國，儘管在面對它的時候感覺已經改變。我認為一個人假裝不愛自己的國家是一種精神上的災難。你也許不認可它，也許被迫離開它，也許把一生都活成和它的鬥爭，但我不認為你能逃開它。沒有別的地方可去的，你不會將自己連根拔起，然後栽在別處。至少在此世行不通，或者說如果你這麼做了，你會清楚地知道它意味著什麼，知道自己的根始終在別處。如果你試圖假裝自己沒有看到這種在當下塑造你的現實，那麼我認為你是盲目的。
《巴黎評論》：作為一個作家，是否有什麼你覺得自己從未贏過的鬥爭？
鮑德溫就是成為一個作家這場戰役！當我是個孩子的時候，我經常跟我媽說，「長大以後我要成為一個偉大的作家」。等長大了，我也始終在想要成為偉大作家的路上。
《巴黎評論》：你怎麼回答年輕作家向你提出的那個通常很絕望的問題：我怎樣才能成為一個作家？
鮑德溫去寫。找到一個活下去的方式然後寫。沒有別的可說。如果你想要成為一個作家，我說什麼也無法阻擋你，如果你不打算成為一個作家，我說什麼也幫不了。你真正需要的是在剛開始的時候有人讓你知道，這種努力是真實的。
《巴黎評論》：你能分辨一個人是否有才華嗎？
鮑德溫才華絕不重要。我知道很多有才華的人最後都毀掉了。除了才華以外，全是那些平常的詞：自律、愛、運氣，但最重要的是，忍耐。
《巴黎評論》：你會建議一個來自少數族群的作家將自己獻身於那個群體嗎，抑或他的首要義務是他身為作家的自我認識？
鮑德溫你自己和你的人群是無法分開的，真的，儘管你們之間會有爭吵。另外，你的人群就是所有人。
《巴黎評論》：《喬萬尼的房間》是不是有一部分也是嘗試打破這些分野，指出大衛可能是白人、黑人或者黃種人？
鮑德溫當然，對於他的遭遇來說，這些區分都不重要。
《巴黎評論》：但是，在那之後，在《另一個國家》和魯弗斯身上，一個人的種族對你的故事變得重要起來。
鮑德溫在那部小說當中，的確是重要的，但《另一個國家》之所以叫這個名字，是因為它試圖傳遞出那個國家的現實。如果它發生在法國甚至英國，那麼故事就會完全不同。
《巴黎評論》：你現在和拉爾夫·艾里森、艾馬穆·巴拉卡和埃爾德里奇·克利夫（eldridgecleaver）的關係怎樣？
鮑德溫我和克利夫從沒什麼來往。因為他我遇到了一些困難，我當時不想說，現在也不想談。令人難過的是，我和克利夫之間真正的麻煩來自那些追隨他的小孩，當他叫我死同性戀以及一切的時候。如果我要去一個市裡演講，比如克利夫蘭，他會在幾天之前站上同一個講臺。我必須試著去消除他對我造成的破壞。我被《冰上靈魂》這本書綁架了，因為那些年我可能會對埃爾德里奇說的話，會被看作是他對我的攻擊的回應。所以我從未回答過，現在也不準備回答。克利夫讓我想起我在講壇上一起工作過的一位浸禮會老牧師。我從未信任過他。至於巴拉卡，他和我有過激烈鬥爭的階段，但我們現在是很好的朋友了。
《巴黎評論》：你們會讀彼此的作品嗎？
鮑德溫是的，至少我會讀他的。至於拉爾夫，我已經好些年沒有見過他了。
《巴黎評論》：你們完全沒有聯絡？
鮑德溫沒有，我猜拉爾夫並不喜歡他眼中我在民權鬥爭這條路上的做法。所以我們很久沒有見面了。
《巴黎評論》：如果你們倆明天會一起碰面吃午飯，你們可能會談些什麼？
鮑德溫我很樂意和他明天一起吃午飯，一起喝一瓶波本威士忌，也許談談我們彼此沒能見面的過去二十年。我對他沒有任何意見。我喜歡他出色的作品。我想我們只是在策略上有分歧。但我必須參加民權運動，而且我毫不後悔。那些人信任我，那段時間有非常美好的東西，在那裡讓我感到了活力，去遊行，去參與靜坐，用我自己的眼睛看透那一切。
《巴黎評論》：你認為黑人和白人現在可以誠實地、令人信服地書寫彼此嗎？
鮑德溫是的，儘管我手裡現在沒有明顯的證據。但我會想到像託尼·莫里森那樣的發言人和其他年輕作家的影響力。我相信作為一個美國黑人，他必須接受白人的歷史或者白人所寫的歷史，並且認領那一切，包括莎士比亞。
《巴黎評論》：「別人關於你的評論都是無關緊要的」，你在《本質》雜誌中曾經這麼寫道。這是否就意味著毫無限制？你在意批評嗎？
鮑德溫完全不在意別人對自己的看法從來不是真的，但你必須把它從腦袋裡丟掉。我還是經歷過一段特別難受的時期，在城市裡的這邊我是「湯姆叔叔」，另一邊我又是「憤怒的年輕人」。那些貼在我身上的標籤，讓人頭暈。它不可避免地令人痛苦、驚訝，確實也令我備受困擾。我還是會在意一些特定的人對我的看法。
《巴黎評論》：但不包括文學批評？
鮑德溫一個人不能太關注文學批評。儘管在理想的情況下，評論家能做的是標示出你在哪裡過度了或者在哪裡不夠清晰。如果說任何形式公共輿論都是個問題，那我得說，人們就不可能回應它。有些話說出來可能很傷人，你不喜歡，但能做什麼呢？寫本白皮書？寫本黑皮書？你不能這麼做的。
《巴黎評論》：你經常離開在聖保羅的家，回到美國，或者旅行，你是否習慣了做一個演講者？
鮑德溫不，我從未習慣做一個演講者。
《巴黎評論》：你在打字機前感到更放鬆？
鮑德溫嗯，當然，儘管我曾經是一個牧師，旅行的時候這很管用。
《巴黎評論》：你能再談談你和理查德·懷特的關係嗎？在他的支援下你得到了自己的第一筆寫作資助。
鮑德溫就像我以前說的，我直接去敲他在紐約的門，當時我十九歲。他人非常好。唯一的麻煩是那些年我並不喝酒。他喝波本威士忌。現在我替你省掉一個問我關於作家和酒精關係的問題：我不知道哪個作家不喝酒，所有我見過的作家都和酒精很親密。但你工作的時候是不喝酒的。這很好笑，因為它就是一種條件反射，就像點燃一支香菸。你喝完酒然後心思就到別處去了。等你回過神來，酒就只剩水了，煙也滅了。理查德和我早年互相敵視的歲月被過分誇大了，談到他和那段時間，我應該說，當我以為我在討論理查德的時候，我事實上想到的是哈里特·比徹·斯托和《湯姆叔叔的小屋》。理查德的《土生子》是唯一的描述一個黑人在美國的當代作品。當時我給這本書寫的那些文章的原因之一，是一種技術上的反對，今天我依然堅持這一點。我不能接受在那本書的結尾律師的表演，對此我非常明確。我認為談論美國公眾創造出的這個怪物，然後又指望公眾去拯救它，這簡直太荒謬了。總的說來我覺得這太頭腦簡單。當美國公眾創造出一個怪物時，他們是不會承認它的，他們創造出一個怪物然後會毀掉它。如果你喜歡的話，這就是美式生活中的一部分。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保留對理查德的最高敬意，尤其是在他遺作的光芒下，我認為《今日的主》是他最偉大的小說。你找來看看。
《巴黎評論》：在今天的出版社裡還會抗拒黑人作家嗎？
鮑德溫還是有很大的抗拒，儘管已經和懷特的時代不同。在我年輕的時候，那個笑話是說「你的種植園裡有多少黑鬼？」或者更惡毒一些，「你的出版社有多少黑鬼（作者）？」有的有一個，多數一個都沒有。現在已經不是這樣了。
《巴黎評論》：你在很多圈子裡都被認為是一個先知式的作家，你怎麼看？
鮑德溫我不試圖預言，就像我不坐下來寫文學一樣。事情很簡單，一個作家必須承擔起他所見所寫的所有風險。沒人能告訴他該怎麼做。沒人能控制現實。這讓我想起保羅·畢加索好像是在給格特魯德·斯坦（gertrudestein）畫肖像的時候跟她說過的話。格特魯德說：「我不長那個樣子。」畢加索回答：「你會的。」結果他是對的。
（原載《巴黎評論》第九十一期，一九八四年春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