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評論》：剛剛我們談到了你欣賞的南美作家。其他作家呢？
戈迪默很多小說家說他們不讀同時代別的小說家的作品。如果這是真的，那就太可惜了。想象一下，如果你生活在十九世紀，沒有讀過那些作家的作品——那些我們現在回顧過去那麼鍾愛的作家，或者假使你生活在二十世紀，卻沒有讀過勞倫斯、海明威、弗吉尼亞·伍爾夫等等。在我生命的不同時期，我都曾——說「喜愛」還不夠準確——我都曾對不同的作家產生過心理依賴。他們中有些人仍然在影響著我的生活，有些已經不了，有些人我覺得已經被我遺忘了，為公平起見，就不提他們了吧。我剛開始寫作的時，寫的都是短篇小說，當然我現在也還寫短篇，我那時寫了很多。我既愛寫又愛讀短篇。我深受美國南方短篇小說作家的影響。尤多拉·韋爾蒂對我影響很大。多年後，我見到尤多拉，我到傑克遜城拜訪了她。即便到了那個時候，她生活的情形也和我的像極了：一個黑人正在給她修剪草坪！我們多少能相互理解。當然，這與我認定她是個優秀的短篇小說家這一點毫無關係。凱瑟琳·安·波特對我也有影響。還有福克納。對。但是，話說回來，你知道，人們是會撒謊的，因為我敢肯定，當我們提筆練習短篇小說寫作的時候，海明威一定像影響我一樣影響了四十年代後期開始寫作的每個人。普魯斯特也一直影響著我，終生的影響，如此之深，以至於讓我害怕……他不僅影響我的寫作，而且影響我對生活的態度。接下來就是加繆，影響相當深，還有托馬斯·曼，我越來越欽佩他。福斯特，當我還是個年輕姑娘的時候、我二十多歲的時候，他對我很重要。我仍然認為，《印度之行》絕對是本精彩的書，不會因為是大學教材而被抹殺。
《巴黎評論》：海明威是怎麼影響你的？
戈迪默哦，通過他的短篇小說。他刪繁就簡的方式，你知道的，還有對話的應用。現在我認為，海明威短篇小說的一大失敗之處就是他自己的聲音無所不在。他書裡的人物不是在用自己的思維模式為自己說話，而是像海明威本人那樣說。我是指他作品裡那些「他說」「她說」的引語。我很久以前就把我的小說中的這些屬性刪掉了。有些人抱怨這使我的小說很難讀。但我不在乎。我只是再受不了用「他說或她說」這種寫法。如果我不能讓讀者通過語氣腔調、慣用的詞語來知道是哪個人物在說話，那麼我就失敗了。而且任何人對此也都無能為力。
《巴黎評論》：毫無疑問，這迫使讀你小說的人集中注意力。
戈迪默對。
《巴黎評論》：破折號很管用。
戈迪默哦，那可是傳統手法了。從斯特恩的《項狄傳》就開始了的。
《巴黎評論》：你還用了什麼別的這類技巧嗎？
戈迪默一種從不同視角來回切換的內心獨白。在《保守的人》這本書裡，有時是梅林自己內心的表達、觀察，有時則完全是來自外部的冷靜觀點。
《巴黎評論》：相比《伯格的女兒》，這是一種更標準的敘述技巧。
戈迪默嗯，不，其實不是的，你知道。在《保守的人》中，既有內心獨白，也有一個真實的敘述者。並不總是梅林在說話。但是，他的敘述和別人的敘述之間的界限十分模糊，我的理論是，中心人格一直存在，無論從外部還是從內部觀察，它都是同一個實體。
《巴黎評論》：你曾經提到過，在《伯格的女兒》的結構中，羅莎總向某個人說著什麼，這個寫作手法是來自於這樣的想法：當一個人寫東西的時候，腦海裡總想象著有個傾聽者。
戈迪默哦，不，我說的不是在你寫東西時，而是在你的生活中。我相信，在你獨自一人時，你總是會對腦海裡的某個人訴說。
《巴黎評論》：那你寫作的時候就不這樣了嗎？
戈迪默對，因為你寫作時不再是你自己，你把自己投射到了別人身上。但我認為在你的生活中，有時甚至只是在你規劃自己生活的想法中，你都在想象某個特定的人看到了你的行為。有一些時候，你會有意避開他人的注視。
《巴黎評論》：福克納是如何影響你的？你有沒有覺得，比如說，《伯格的女兒》和《我彌留之際》的結構有什麼相似？
戈迪默不，一點也沒有，我認為那裡不會有任何影響。我認為別的作家影響你最厲害的時候，是你還很年輕、剛開始寫作的時候。之後，寫著寫著，你就把不需要的東西丟掉，經歷一番痛苦，最終打造出自己的風格。
《巴黎評論》：你在《伯格的女兒》中採用的敘述方式，與福克納的一些書中所描述的「真理」的相對性有相似之處。
戈迪默對。當然，這種方法確實表現了真理的相對性。但我真正想說的是風格和視角之間的關係。從某種意義上說，風格就是視角，或者視角就是風格。
《巴黎評論》：對，這就是為什麼你選擇用這種方式來組織你的敘述。
戈迪默普魯斯特說，風格就是作家與他的處境產生認同時的產物。這是最理想的情況：作家使他的處境決定他的風格。
《巴黎評論》：所以你要用你選擇的方式表達一種觀點，關於南非的生活方式。
戈迪默對。我想要表達出，對那個特定的人和她周圍的人（我指在《伯格的女兒》中）而言，生活意味著什麼，並且，從長遠來看，我也想表達出一種更普遍的對生活的看法。
《巴黎評論》：在《紐約書評》上刊登的康納·克魯斯·奧布萊恩（conorcruiseo’brien）對《伯格的女兒》的評論中，他說你的小說是用一種「適當帶有欺騙性的藝術技巧」構建的。他談到了這本書的結構如何使它看起來像是一本沒有發生任何事情的書，但是隨後，事實上發生了一些災難性的事情。我想知道你對此是否有回應。
戈迪默還是那句話，對我來說，小說的構建只有極少一部分是帶著目的構思而成的。它是有機的，本能的，潛意識的。我不能告訴你我是如何到達那裡的，儘管在寫每一本書時，我都經歷了一個很長的困惑不安、迷茫失措的階段，在這段時間裡，我雖然知道我想要寫出什麼樣的作品，但在真正動筆寫作之前，卻完全不知道該如何達成這個目標，並總是害怕我寫不出我想要的效果。你看，比如《貴客》這本書，它是一本政治小說，在這樣的書裡，我必須展示一些確定的意圖和目的，尤其是它們與書中角色的生活有關，並左右著他們的選擇。所以，我寫這本書的時候，使用的敘述手法就比較傳統，這樣當我需要寫一個黨代表大會這樣的場景時，我就可以很自然地把它當成一場戲劇來寫，沒有任何困難。然後我就寫了《保守的人》，在這本書裡，我選擇不向讀者做任何解釋。我已經下定了決心：如果讀者跟不上，如果書中的典故對他來說太令人費解，那我當然很遺憾。但是，這本書的敘述必須緊緊跟隨人物思想和身體的發展，被這類發展所帶動。他們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是真的。所以，我就不管讀者是不是跟得上，如果讀者不時感到困惑，那我只能表示遺憾。換句話說，這部小說充滿了人物之間的私人關聯。當然，這樣的敘事風格有巨大的風險，你成功的時候，我認為，是一個理想狀態。如果你沒成功，你就要冒激怒讀者或者讓他困惑的風險。就個人而言，作為一個讀者，我不介意困惑。也許作者不知道他/她的書中隱含的後果，因為有多種解釋可供選擇。作為一個讀者，我喜歡這樣。對我來說，讀一本書，因此而激動，產生一些自己的想法和解讀，這是一項令人興奮的工作。因此，作為一名作家，我有這樣寫作的自由。
《巴黎評論》：在你開始寫小說之前，你也不曾有意識地創造出一個完整的結構？
戈迪默是的。對於《伯格的女兒》來說，在寫書之前，我可能寫了四五頁凌亂的大綱之類，但是，對我來說，那些半句話或是一小段對話是極其重要的，它們是某些東西的核心。我只需要看看它們，就知道下一個階段我要寫什麼。
《巴黎評論》：這就是你通常寫小說的方式嗎？
戈迪默對。對我來說，一旦我開始動筆，這就是一個非常自然的過程。一個有機的過程。
《巴黎評論》：在開始之前你準備了多長時間？
戈迪默很難說，因為……比如，當我回顧《伯格的女兒》時，我知道很多年來，我其實一直被羅莎這種型別的人所吸引。就好像生命的秘密就在那裡，我慢慢地在盤旋，越來越接近它。也許還有其他的主題呈現出來，但它們最終分崩離析，因此我沒有被吸引過去。我想一個人在一生中不同的時間準備好了不同的事情。而且，在一個變化如此之大的國家，一個人周圍的生活質量也在變化，所以也許我現在不會有動力去寫我十年前寫的那種書，反之亦然。
《巴黎評論》：所以你覺得你的寫作是一種不可避免的自然過程，而不是一個有意識的選擇。
戈迪默我不認為任何作家能說出他為什麼選擇這個或那個，或者怎麼表現某個主題。它可能已經存在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你的生活到達了某一個階段，你的想象力已經成熟，你就可以自然地寫出來。
《巴黎評論》：我想問你關於《保守的人》這本書的問題，在這本書裡，死亡是一個令人著迷的母題。在某些章節中，死亡的主題以一種祭祀化的方式不斷出現：比如，那個在不同角色的思想中都出現過的、從墳墓裡跳起來的男人，以及殺死山羊來彌補所羅門的傷害的祭祀……
戈迪默在《保守的人》中有一個復活的主題，這也是一個政治主題。書的結尾有一個偽裝的資訊。那個最大的地下解放運動有個口號，被大家廣泛採用，有點戰鬥口號的意思，它是一個非洲單詞「mayibuye」，意思是「非洲，回來吧」。你可以看到，這其中蘊含著帶有復活含義的一整套理念。如果你看一下《保守的人》的結局，你會發現這個想法雖然是用其他的說法表現的，但事實上，在那個無名的人被重新埋葬的場景裡，人們說的話仍然在表達一種復活的觀念：儘管他沒有名字，也沒有孩子，但他有身邊其他人的所有孩子。換句話說，他身邊有著未來。他周圍有人，不是他的血親兄弟姐妹，而是他們的代言人。他現在已經被適當的儀式安置在自己的地球上。他已經佔有了它。這個場景暗示著某些東西已被種下，它們會重新生長。
《巴黎評論》：這個主題在你的一個短篇小說《六英尺的國土》中也重複出現。
戈迪默對。但這種重複是相反的：《六英尺的國土》是在《保守的人》之前寫的。奇怪的是，那篇早期的短篇小說是基於一個真實的事件。
《巴黎評論》：你對死亡有興趣嗎？
戈迪默不是有意識的，但是……任何一個有思想的人，怎麼可能對死亡沒有興趣呢？死亡真的是生命的奧秘，不是嗎？如果你問：「我們死後會發生什麼？為什麼我們會死？」你其實在問：「我們為什麼活著？」除非有宗教信仰。……如果沒有宗教解釋，人們只能像那些攀爬珠穆朗瑪峰的登山者一樣去解釋人生：「我攀登它是因為它在那裡。我活著是因為有生命的禮物。」這不是一個答案，真的，這是一種逃避。或者，「我認為我活在這個世界上的目的是讓生活變得更好」。「進步」就意味著使生活更加安全，更加愉快，而且……一般來說，更充實和豐富。但這種正當性，在你的死亡面前就失去了意義，不是嗎？唯一能夠超越死亡的原則是，你說自己是在尋求為後代改善人類命運。但我們仍然不能忽略這是一個生死瞬滅的大輪迴的事實；輪到你離開世界了，然後就輪到我了，最終，生命被別人佔據了。人類從不甘心於此。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我自己和其他人對待死亡的態度都曾使我感到困惑和不安。如果有人年紀輕輕就死去，那太可怕了，太悲劇了，浪費的感覺太強烈了；你會想起所有曾經的承諾。如果人們活到了老年，就會有衰敗的恐懼，特別是某些人——這麼說很糟糕——那些傑出的人，你看到他們的思想在前進，而他們的身體在崩潰，他們想要死亡，而你也希望他們死去，那也同樣可怕。所以，也許我們僅僅是不能接受死亡這件事？我們說人們年紀輕輕就死去是可怕的，我們也認為人活得太久也是可怕的。
《巴黎評論》：你是宗教分子還是神秘主義者？
戈迪默我是個無神論者。我甚至不會說自己是不可知論者。我是一個無神論者。但我認為我有一種基本的宗教氣質，甚至可能是一種深刻的宗教氣質。我三十二三歲的時候，經歷了人生中的一個階段，對西蒙娜·薇依的作品非常著迷。最終，是她的宗教哲學把我留在了原地。但是我仍然覺得，她那裡有什麼東西回應了我內心深處的一種需要，我「尋根的需要」，她對這個概念的論述非常精彩。我從別處找不到像她那樣的解決方案。
《巴黎評論》：康納·克魯斯·奧布萊恩認為《伯格的女兒》具有基督教色彩，對此，你怎麼看？
戈迪默嗯，我想到了這個。我敢肯定，我的許多朋友，那些很瞭解我的人，都笑了，因為他們知道，正如我所說，我是一個無神論者。但他說中了我身上的某一點，某種傾向——比傾向更強烈，可以說是某種執念。也許，假如我在不同的環境中，以不同的方式成長，我可能會成為一個虔誠的人。
《巴黎評論》：後來你在《保守的人》中描寫了黑人的復活。
戈迪默但是，當然，復活的想法其實是從希臘人那裡來的，是從埃及人那裡來的。你可以開始認為無需宗教信仰，一種集體的無意識仍會存在。
《巴黎評論》：我注意到感官因素在你的寫作中起著關鍵作用：氣味、觸感、性、生理機能。你不會寫所謂的「麗人」——南非的有閒階級，以及他們必須生活在其中的美好環境。事實上，我注意到，你的《短篇小說選》中描寫的幾乎所有的白人女性，無論在身體上還是精神上都沒什麼魅力，而且都是中產階級。這是否反映了你對本國白人殖民者的看法？
戈迪默我不會對人做出這樣的判斷。畢竟，我自己也是一個白人殖民者，是殖民者的後代。也許因為自身的緣故，我對我們太瞭解了。但是，如果一個人有些輕浮或膚淺，有殘暴或自我懷疑的時候，我也不會把他們一筆勾銷，因為我認為每個人都絕對具備所謂的人類缺點。我筆下的黑人人物也不是天使。角色扮演存在於許多社會，但在我們的社會，這種情況更明顯，有時候，這種角色是強加給你的。你被迫陷入其中。這像是一種歌舞套路，你會發現自己，我的筆下的人物會發現自己，在表演這些設好的、現成的角色。但是，當然，在我出身的那個社群中，有一類人數眾多的白人婦女……嗯，從最好的方面說，我們可以原諒她們，因為她們對自己被塑造成什麼樣的人這件事一無所知。在美國，我也看到過同樣型別的女人。你走進這裡的一家大商店，你可以看到這些穿著非常考究的女人，常常神色不滿，甚至面容憂鬱的中年婦女，有錢人，坐在那裡試著穿十幾雙鞋；你可以看到她們一個上午都耗在那兒。選擇起來真是太煩人了，不過，也許鞋跟應該再高一點，或者……我要買兩雙嗎？可是，就在幾個街區之外，可以看到其他人在紐約這個城市貧窮悲慘地生活著，這真是令人震驚。同樣的女人，在美國為什麼人們沒有像在南非那樣批評她？我的看法是，不同之處在於，富有的美國人代表著階級的差異與不公，而在南非，不公既基於階級的差異，也基於種族的偏見。
《巴黎評論》：你對南非的那些「麗人們」怎麼看？
戈迪默我在早年的一本書《陌生人的世界》中對他們有過非常突出描摹，之後我就不怎麼寫他們了，直到《保守的人》中的梅林這個角色。相信我，他們可不是南非最有意思的人……儘管他們可能以為自己是。
《巴黎評論》：在你的作品中，人物的身體細節經常不被著重表現，這是故意的嗎？讀者可以強烈感受到書中主要人物的思維方式，但通常很難知道他們的外表、樣貌如何。
戈迪默我認為對人物身體的描寫應該減到最少。也有例外，比如艾薩克·巴什維斯·辛格。他經常從故事的開頭就給你一個完整的身體描述。如果你仔細看他的描述，那當然非常好。他用一個扭歪的鼻子或一簇紅鬍子標記人物。我個人的偏好是，需要推進書中其他內容時作些零星的外貌描繪。舉個例子，當一個角色直視另一個角色時，你可能會描寫該角色的眼睛，這樣比較自然……它是屬於敘述中那個特定時刻的特徵。例如，之後可能會有另一個場景，被你描繪了眼睛的角色正處於緊張狀態，通過她輕輕叩腳或摳手指甲來展示，所以如果她的手有什麼特別之處，那就在這個時候描繪一下。我現在這麼跟你講好像這些都是計劃好了才寫的，其實不是，是在適當的時候順水推舟。
《巴黎評論》：在你《短篇小說選》的引言中，你說：「對我而言，我的女性特質從未造成我任何特殊形式上的孤獨。事實上，我在成長的過程中，正是通過自己的女性特徵，與這個城市的社會生活產生了唯一的、真正的聯絡。至少在我還是個青少年的時候，我和其他人一樣感受到並遵循了性吸引力；這是我可以分享的交際方式。這種女性氣質正像是長髮公主的頭髮：通過它，我可以釋放自己，與他人一起，生活在身體的世界裡，也可以獨自生活——在內心的世界裡。」你接著又說，你「質疑女性知識分子身上存在特定的孤獨，如果她是作家。因為當涉及她們作為作家的基本能力時，所有的作家都是雌雄同體」。成為一個作家，成為一個雌雄同體的過程是怎樣的？對女人來說這不是一場掙扎嗎？
戈迪默我不願根據自己的經驗來概括。把自己的經歷說成適用於所有的女人，我會認為這是一種傲慢。我真的一點也沒因為自己是個女人而受過什麼苦。有一些不可思議的事情，例如，我對那些不把女人當人看的男人不會產生興趣。從來沒有產生過。我和那樣的男人之間一定會產生戰爭。事實也的確如此，我生命中的男人都是平等對待我的人，我也多少有點想當然地認為，事情就應該如此。我從來沒有為這個奮爭過。我是一個過著女性生活的人。換句話說，我結過兩次婚，撫養孩子，做過所有女人做的事情。我從來沒有迴避過，也沒有逃跑過，人們以為我希望逃避，其實我不希望也從來沒有希望逃避過。但是，正如我所說，我不能一概而論，因為我看到身邊聰慧的、有天賦的女性，確實經歷著這樣的掙扎，而且她們更容易讓我惱火。在我的孩子們還小的時候，我確實努力控制住了自己，但我想那樣顯得很無情。我認為作家、藝術家們都是非常無情的，因為他們不得不如此。這可能讓其他人很不愉快，但我不知道我們還能怎麼辦。因為這個世界永遠不會為你創造一個空間。我的家人已經開始理解並尊重這一點。真的，我孩子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我工作的時間，他們必須讓我一個人待著；他們放學回家，看到我的房門關著，他們就躲開，也不會把收音機聲音開大。別人因此批評我。但我自己的孩子並不因為我這樣而反對我。我仍然會花時間陪伴他們。我同時犧牲掉的，當然對我來說不算什麼犧牲，是我的社交生活。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對社交也越來越不感興趣。年輕的時候，有好多年，我很喜歡參加聚會，整晚都待在外面。但到最後，第二天，那種失落感，那因為宿醉無法工作的事實，很快就淹沒了之前的快樂；而且，隨著時間推移，我越來越沉浸於自己的世界。因為一個作家不僅需要動筆寫作的時間，他或她也必須有時間思考，需要時間讓事情解決。對此而言，沒有什麼比社交更糟的了。他人的影響儘管可能令人愉快，但你需要磨合，而這對寫作來說是最糟糕的傷害。
《巴黎評論》：你認為最有利於寫作的條件是什麼？
戈迪默嗯，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用不著寬大的、華麗的桌子和軟木貼面的房間。上帝啊，我還有過這樣的經歷呢：我那時還年輕，離了婚，帶著個小孩住在一個小公寓裡，房間的牆壁很薄，別人家收音機的聲音能把人逼瘋。到現在那種聲音仍然對我困擾極大，那種噪聲。我並不在意人的聲音。但如果米尤扎克背景音樂還有收音機裡或電視機裡的吱吱嘎嘎聲不斷地從門口傳來……好吧，我現在住在郊區的一所房子裡，在那裡我有個小工作間。我有一扇能直接進入花園的門，這對我來說真是一種極大的奢侈，這樣我就可以進進出出，沒人打擾，也沒人知道我在哪兒。開始工作之前，我會拔掉電話，直到需要時再接上。如果人們真的想找你，他們改天會找到你的。就這麼簡單，真的。
《巴黎評論》：你每天通常工作多長時間？或者你每天都工作嗎？
戈迪默我在著手寫一本書的時候，每天都會工作。我每次連續寫大約四個小時，然後就會很累，也就沒有靈感了，接下來我會做些其他的事兒。有些作家認為自己不應該做生活瑣事，我不理解他們，因為我覺得很有必要；人必須與日常生活保持聯絡。寫作時的孤獨感也很可怕。那有時非常接近瘋狂，你想想，一個人一整天都不見人影，和外界失去了聯絡。
一些日常的工作，比如把衣服送到乾洗店或給蚜蟲感染的植物噴灑藥物，這都是很好的令人頭腦清醒的活兒。可以這麼說，它們把人帶回現實世界，它們也把現實世界帶回給人。寫最近這兩本書的時候，我養成了這樣的習慣：晚上睡覺前，花半個小時閱讀白天寫的東西。然後，當然，夜裡你會忍不住去修改它，對它思來想去。不過，我覺得這樣很好。但如果我和朋友在一起或出門去了，我就不會這樣做。事實上，我寫作的時候，過著相當與世隔絕的生活。
《巴黎評論》：一天中有最好的寫作時段嗎？
戈迪默我早上工作。這樣我感覺最好。
《巴黎評論》：你寫一本書通常要花多長時間？
戈迪默這不一定。最短的大約十八個月。《伯格的女兒》花了我四年的時間。
《巴黎評論》：連續四年不停地寫？
戈迪默期間我還寫了些別的，一兩篇小東西。有時候我寫長篇會遇到瓶頸，我就停下來寫個短篇小說，這似乎能讓我突破。有時候，我寫書的時候，會有一些關於短篇故事的靈感，不過最終還是擱置起來了。但是，唉，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對短篇小說的想法越來越少。我以前經常有很多。太遺憾了，因為我喜歡短篇小說。
《巴黎評論》：你怎麼看作家遇到寫作瓶頸的問題？那對你來說是個要緊的事兒嗎？
戈迪默目前不是困難。不過我說這話的時候，像你看到的，是猶豫的、懷著恐懼與戰慄的，因為你總能感覺到那個惡魔等在你腦後伺機而動。
《巴黎評論》：你還是能寫寫讓你放鬆的短篇嘍？
戈迪默對，偶爾我會寫一些非虛構類的作品，通常是跟旅行有關的。對我來說，這是一種放鬆。寫《伯格的女兒》的時候，我寫了兩篇這樣的東西。
《巴黎評論》：你甚至都沒有過輕微的拖延嗎？像是沒完沒了地喝喝茶或什麼的？
戈迪默不，我有。雖然我確實有，但不是因為寫作瓶頸……而是從一個階段轉移到另一個階段的時候，特別是當我完成了某個作品並且寫得的還不錯的時候。例如，我寫完了勃蘭特·韋爾默朗那一章，你知道，就是《伯格的女兒》裡的那個民族主義者，寫得出人意料地順利。我就是那麼寫著，一切都水到渠成。我之前一直很害怕，一直擔心自己拿捏不準腔調什麼的。然後，我知道要從哪裡著手了，忽然之間，我進入了一種無法擺脫的狀態，然後可能會有那麼可怕的幾天，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我停不下來也無暇他顧。我坐在紙前，遲遲不能動筆。然後，突然，我思如泉湧。
《巴黎評論》：你有沒有什麼具體的日程表？規定自己什麼時間該離開臥室或客廳到書房去，迫使自己越過「動筆」與「不動筆」之間那條可怕的鴻溝？
戈迪默沒有，這就是能自由選擇寫作時間的好處。這就是早晨寫作的好處。因為你一站起來，你的潛意識就會告訴你：我要去寫作。無論做什麼小事情，比如在早餐時和其他人交談，可以說，都只需要你分一點兒神，只是敷衍敷衍。和我共同生活的人，我丈夫，長期以來對此非常理解。他知道，如果吃早餐時問我：「什麼什麼事情我們該怎麼辦？」或者：「你讀不讀這封信？」這會激怒我，讓我惱火，他知道現在不是問的時候；那會兒我不想被要求去做任何事。那會兒我不想打電話給雜貨商訂貨。我只想一個人靜靜地吃完早飯。最好的是，我還想在外面走走，當然，那得是你有個花園的時候。不過我經常覺得，這樣也會造成拖延，因為你很容易看到雜草，忍不住停下來拔掉它，然後你還會看到螞蟻和奇奇怪怪的東西，會想它們要去哪兒呢？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進書房，關門，坐下。
《巴黎評論》：你會對作品一改再改嗎？
戈迪默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改得越來越少。我過去常常改來改去。我年輕的時候，寫出來的內容是最後定稿的三倍。假如我寫個短篇小說，能寫出最後那個故事的長度的三倍。不過那是在我寫作生涯的初期。短篇小說特別有助於防止寫得過長。你得習慣於把無關的內容刪掉。
《巴黎評論》：你覺得評論家們的意見有用嗎？
戈迪默當然。不過你得知道，他們總是在放馬後炮，不是嗎？因為他們批評的時候作品已經完成了。你會發現，他們跟你結論相同的時候，你才會同意他們的觀點。換句話說，如果一個評論家反對書中的什麼東西，而從我的角度看，我認為它是正確的、我在寫它的時候下了很大功夫、而且最終結果還不錯的話，我不會因為有人不喜歡它而受到影響。但是，如果我對自己寫的某個角色或某件事心懷疑慮，並且這些疑慮也得到了批評家的證實，那麼我覺得我的懷疑得到了印證，我就很樂意尊重批評家們的反對意見。
《巴黎評論》：作家們經常說他們不看評論，因為十篇精彩的好評也抵不過一篇差評的毀滅性。
戈迪默當然，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評論者是誰。有那麼一兩個人，他們並不是專業評論家，但他們是我在意的讀者，我會把我的書，甚至可能是手稿，交給他們看。他們讀的時候，我簡直提心吊膽。而且，還有一些我在意的特定的評論家，如果他們說，「哦，這篇文章太爛了」，那會讓我很傷心。
《巴黎評論》：但還沒有出現過這種情況，對吧。
戈迪默還沒有。關於《伯格的女兒》的評論，大概五六十條中有兩條是差評吧。
《巴黎評論》：你說作家都是雌雄同體的。那你承認男性寫作和女性寫作有差別嗎？比如說，伍爾夫的和海明威的作品？
戈迪默海明威是一個非常極端的例子，他的作品完全是男子氣的標準範本，不是嗎？亨利·詹姆斯可以很女性化。福斯特也是。喬治·艾略特卻可以很男性化。以前，我有點過分堅持認為大腦不分性別；現在我不那麼堅持了，也許是因為現在女性對自我的態度普遍改變了，而我受此影響？我不認為有什麼是女性作家所不知道的。但也許，生活中總有某些方面，只有女性才能處理得更好一點，正如我好奇的是，任何一個女作家，無論多麼偉大，是否可以寫出《戰爭與和平》中的精彩戰爭場景。總的來說，我認為一個作家是什麼性別並不重要，只要他寫出來的是真正的作家的作品。我認為確實存在「女性寫作」這回事，例如有「女作家」和「女詩人」。也有像海明威這樣的人，他們過度的「男子氣概」貫穿所有作品。但是對於這麼多我欽佩的男性作家，這不算很要緊。好像也沒什麼是他們不知道的。畢竟，看看莫莉·布魯姆的獨白。在我看來，理解異性而且能傳達對方的內心活動，是一種能力，喬伊斯的這段描寫就是這種能力的終極證明。還沒有哪個女作家能把女人「寫」得比這一段更好。喬伊斯怎麼做到的？真是天知道，不過沒關係。我年輕的時候，少女時代，寫過一個男人的故事，他失去了一條腿，他不能接受這個事實，直到一天，他坐在花園裡將養身體，看到有隻蝗蟲掉了一條腿。他看到蝗蟲掙扎著，因為它覺得那條腿還在。我不知道我是怎麼寫出這個故事的，某種程度上，我還把自己代入其中。一位精神病醫生曾經告訴我，這是陽具妒羨（penisenvy）的典型例子。
《巴黎評論》：你希望將來在你的寫作方式上取得什麼新的成就？或者其他形式的調整？
戈迪默我一直希望找到一個正確的方法來解決我正在處理的任何主題。對我來說，這是真正的困難，也是寫作遇到的挑戰。我沒有已經駕輕就熟的感覺。我不能這樣說，我已經設法在一本書中表達了我的思想，現在我對下一本書也胸有成竹了，因為下一本書應該滿足不同的主題。在我知道如何寫之前，我無法駕馭處理它。
《巴黎評論》：換句話說就是，在你得到答案之前，你並不知道問題是什麼？
戈迪默對。我想談談我對長篇或任何短篇小說的總體感覺。這引自卡夫卡。他說：「一本書應該是一把斧頭，可以打破我們內心的冰海。」
（原載《巴黎評論》第八十八期，一九八三年夏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