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坤/譯
在芝加哥，田納西·威廉斯正在忙於古德曼劇院新制作的一部戲。這是一部幽默又動人的劇作，題為《大宅將傾》，這個標題也是他對於美國文明所作的論斷。
我在芝加哥北密歇根大道上麗笙酒店裡威廉斯住的套房裡採訪了他。那是一套巨大的頂樓套房，有四間臥室，裝修仿照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摩洛哥風格：仿石質牆壁，鐵製吊燈，巨大的壁爐、扶梯和陽臺，一切都令人回想起一九四三年左右頗為流行的室內裝飾風格，當時威廉斯在好萊塢，給電影公司做簽約作家。因為這個緣故，他以《日落大道》中葛洛麗亞·斯旺森飾演的角色為名，稱這裡為「諾爾瑪·戴斯蒙套房」。
當天是威廉斯七十大壽，他仍然堅持著成年以來絕大多數時間的固定日程。黎明起床，然後就到打字機前開始工作。隨後他在酒店的泳池游泳。之後他回到套房，瀏覽收到的一堆信件，其中大半是朋友寄來的生日賀卡。他開啟了幾件禮物，還有一個郵包，裡面是義大利因為他的作品《羅馬之春》而授予他的一個文學獎項。這多少讓他感到困惑，他解釋說，因為小說和電影剛剛出來的時候，他所描寫的羅馬男妓追求年長女性的題材曾經讓義大利人感到很憤怒。
最後他終於坐下來，跟我談了幾個小時。威廉斯穿著一件寬鬆的刺繡襯衫，米色便裝褲子，腳上穿雙軟帆布鞋。他曬得很黑，因為冬天大多數時間他都在佛羅里達基韋斯特他自己的家中度過。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年輕十歲。他情緒不同往常，非常快樂，部分是因為戲進行得不錯，還因為他身邊圍繞著一群好朋友，其中有演員珍妮·史密斯，即藝術家託尼·史密斯的遺孀。同樣，威廉斯的哥哥達金也跟妻子和兩個養女一起在芝加哥。
三週之後，威廉斯先從芝加哥飛到基韋斯特，而後來到了紐約。他在紐約城裡有一間公寓，但極少住在裡面。許多年來，他習慣於住在東五十四街上的愛麗舍酒店。他到紐約來是為了看望姐姐蘿絲，她住在紐約以北靠近西點軍校的一所私立療養院裡。他來紐約還有一些公事要處理。他跟編輯瞭解三本即將面世新書的情況：一本短篇小說集，初定標題為《日出那天的事》；一部五個劇本的合集，其中收有《淚鑽失竊記》《富貴浮雲》《一隻手臂》《分裂的高盧》，以及一部自傳體作品《我的美國戲劇生涯：解說世界》。另外威廉斯還有三部大型劇作都在製作中。他還得跟電影出品人討論，要不要再拍一個新版電影《慾望號街車》。
我在紐約採訪他的前一晚，威廉斯跟畫家瓦西里斯·沃格里斯還有我本人一起在城中度過。我們在一家義大利餐館吃了頓比較早的晚餐，然後去城市中心劇院觀看了保羅·泰勒舞團的演出。最後我們還去了一家叫做輪舞的酒吧，這裡的裝修風格有幾分矯揉造作的優雅，顧客中有很多男妓，以及他們的嫖客。
第二天接近中午的時候，在愛麗舍酒店威廉斯的套房裡，我完成了對他的採訪。因為前一夜的活動，他還有幾分疲憊，也許因為他比在芝加哥的時候話要少，這次的採訪更為深思熟慮。威廉斯非常不喜歡談論自己的作品以及他的創作過程。但那天在紐約灰濛濛的沉悶天氣裡，他卻敞開了胸懷，盡其所能地跟我講了他如何寫作的情況。
——多特森·雷德，一九八一年
寫作的緣起
我天生就是個作家，我認為。沒錯，我想我就是。至少在我八歲那年生過一場涉及心臟的怪病之後。有半年左右的時間裡我基本上臥床不起。我母親誇大了情況。她說我吞掉了自己的扁桃腺！多年之後，我上了《時代》週刊的封面人物，稿子裡引用了她的這種說法。有醫生檢視了文獻，說：「醫學上毫無這種可能！」
但我的確認為有過一個夜晚，我曾處於瀕死狀態，也可能我的確是死過一回。我有一種奇怪的，神秘的感覺，彷彿看到了一道金光。伊麗莎白·泰勒也有過同樣的經歷。但那個夜晚我活過來了。那是個轉折點，我逐漸開始好轉。但我身體狀況從那之後就變了。我整個個性都改變了。直到那場病之前，我一直是個好鬥的皮孩子。整條街上的小孩都不是我的對手。我曾經搶過他們的彈球兒，一把就奪過來！
後來疾病就找上我了，我的性格變了。我變得內向了。我認為我母親希望我變得更內向，雖然原本無需這樣。反正，我開始一個人玩遊戲，自娛自樂。我不是說手淫。我是說我開始過一種充滿想象的生活。這種情況一直持續下來。我就這樣變成了一個作家，我猜是這麼回事。到十二歲的時候，我就開始寫作。
母親和蘿絲小姐
我母親——人人都喊她愛德溫娜小姐——總的來說比我姐姐蘿絲更不正常。母親曾經被關起來過，你要知道。她被關起來是很久以前，她還沒變老的時候，是五十年代早期。我當時在維京群島的聖托馬斯，她打電話來找我。
「湯姆，猜猜我在哪？」她說。
「怎麼了，媽媽，你沒在家麼？」
「沒有，湯姆，他們把我關起來了！」
她當時一個人住，我猜是幻覺攻克了她的理性，佔了上風。她認為黑人打算在聖路易斯謀反，他們通過搖晃垃圾桶來傳達訊息。她給家庭醫生打電話，講了這些威脅她生命安全的情況，於是醫生立刻就把她送到了瘋人院！因此我離開了聖托馬斯，立刻去看她。
後來，我在聖路易斯的時候，電話鈴響了，她接起來。電話那頭沒有人。過了一會兒她說：「我知道你是誰！我等著呢！我不怕！」
母親選擇讓蘿絲做腦葉切除手術。我父親不希望這樣。事實上，他為此痛哭流涕。我唯一隻有這一次看到過他哭泣。當他得知手術已經完成的時候，他非常傷心難過。
那時候我在艾奧瓦大學，他們只是寫信告訴我發生的事。對於手術我一無所知。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額葉切除手術。母親說手術一定會大獲成功。當然，現在都揭露出來，這種治療很糟糕，已經不再使用了。但這並沒有讓我對母親產生怨恨。我只是非常難過，因為姐姐和我非常親密。我愛她超過愛母親。但這件事並沒有讓我對愛德溫娜小姐產生怨恨。沒有，我只認為她是個愚蠢到幾乎有罪的女人。
為什麼要做這個手術？哎，蘿絲小姐本人表現得很充分，可她說的一些話讓母親感到震驚。我記得我去法明頓看她，州立精神病院就在那裡。蘿絲喜歡讓母親嚇一跳。她心底裡埋藏著深深的對母親的怨恨，因為在她的少女時代，母親硬將一種頑石似的清教徒觀念灌輸給了她。蘿絲說：「母親，你知道麼？我們萬聖學院的女生曾經用從教堂裡偷來的蠟燭自慰呢。」母親就像孔雀一樣驚聲尖叫！她衝到腦外科醫生那邊，她說：「不論用什麼辦法，怎麼都可以！只要讓她閉嘴！」就像維納寶太太那樣，你知道的，只不過母親沒有維納寶太太那樣狠心，可憐的潑婦。不論母親做了什麼，她根本不清楚自己的所作所為。
她對性充滿恐懼。她曾經每次在與我父親的性事中大聲尖叫。我們這些孩子都嚇得要命。我們跑到街上去，鄰居們就領我們去他們家。
在母親去世前一年左右，她一直相信房間裡有一匹馬跟她同住。她一點都不喜歡看到這匹馬，她滿口惡言地抱怨這匹想象出來的馬，竟然跟隨她搬了進來。她小的時候一直想要一匹馬。如今她終於有了馬，她卻一點都不喜歡。
最後她改了名字。愛德溫娜小姐把名字裡的a去掉，變成了愛德溫·威廉斯。她就這樣寫自己的簽名。有這樣一位母親是件蠻古怪的事，九十四歲時，她突然自稱愛德溫了。
蘿絲小姐煙抽得太多。她一進餐廳就問，「你們還有幾包切斯特菲爾德？我都要了。」再不然她進商店就會這樣問，「你們總共有多少塊象牙皂？總共就這點？哎，我最少需要二十塊！」
有天晚上，蘿絲跟我一起去穆雷·克雷恩太太家做客吃晚餐。她帶著一個巨大的手提袋。你知道里面裝的什麼嗎？那是一個巨大無比的刺繡手袋。蘿絲很狡猾，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常常是這樣。整個晚餐期間，每道菜上來之後，哪怕別人還在用餐的時候，她都會轉向克雷恩太太，這位寡居的貴婦就坐在她右邊。她說：「來根菸麼，親愛的？」克雷恩太太就回答：「噢，我不吸菸，威廉斯小姐。我不吸菸！而且我恐怕你煙抽得實在太多了點，威廉斯小姐！」
得，這可把蘿絲小姐得罪了。於是晚飯之後她就藉故走開了。那是一幢兩層樓的公寓房子，裡面有四五間廁所，蘿絲消失了很長一段時間。等她回來的時候，她的手袋裡塞得滿滿的，就像聖誕老人的背囊。她把樓裡所有的肥皂盒衛生紙都拿空了！簡直是詹姆斯兄弟幫會以來收穫最大的一起盜竊案了。無須多言，我們再也沒有收到邀請，回這家做客。
她很緊張，你知道的。你在基韋斯特的時候她也在，她正在戒菸，所以儘量讓自己不要閒下來。她給自己佈置了任務，要負責給所有的花草樹木澆水，要照顧很多的花木。蘿絲總是從屋裡取一杯水，拿去澆一株花，然後回去再接一杯，然後再出去，忙活一整天。這讓我很感動，她就這樣讓自己停不下來。
她有些很古怪的誤解。理查德·佐伊林克對她很好。他們倆常常沿著海邊在基韋斯特散步。他會買蘿絲喜歡的甜筒冰激凌給她。有一天我問蘿絲那天下午她去哪裡了，她說她和理查德去地中海邊散步了，她很喜歡義大利的景緻。蘿絲小姐多可愛啊。她覺得自己就是英格蘭女王，你知道麼？她有次送了我一張她的簽名照，署名「英格蘭的蘿絲」。
我愛她，你知道麼？我還沒有錢的時候，蘿絲不得不在州立瘋人院裡住了很多年。對於她這樣的人而言，生活常常是抗拒式生存。固執，以及對任何事一口拒絕，幾乎是種本能反應。如果我對蘿絲說：「是不是你應該休息的時候了？」她本能的回答就是：「不！」
有次在基韋斯特，有客人來訪，他們開始講葷段子，蘿絲很不贊成。於是她站起身，立到牆角，雙手交叉做祈禱狀。我侄子斯代爾負責照顧她，他問：「蘿絲，你為什麼這樣站著？」
蘿絲回答說：「我祈禱他們得到救贖！」
成功
對我而言，一切是從一九四四年的芝加哥開始的。我在這裡度過了一生中最快樂的一些日子。我們在芝加哥演《玻璃動物園》有三個半月。我們十二月末尾開始，一直演到三月中。我過得非常開心。我認識了很多大學生，你明白麼？
所以我把《玻璃動物園》的成功歸功於芝加哥的評論家克勞迪婭·卡西迪和阿什頓·史蒂文斯，多虧了他們大力推動。首演那天晚上，觀眾以前從沒看過這種型別的戲，他們的反應是困惑不解。我覺得，要不是克勞迪婭·卡西迪和阿什頓·史蒂文斯不停地推薦推薦再推薦，這部戲可能就此湮滅無蹤了。他們將勞瑞特·泰勒比作杜絲，我認為這樣類比恰如其分。卡西迪小姐現如今年歲很大了，可她頭腦還是犀利無比，好使得不得了！
《玻璃動物園》一九四五年去的紐約。開演三個半月之前票就售光了。有人特地去紐約看這部戲，因為他們聽說這是一種新形式的戲劇，也聽說過勞瑞特令人難以置信的出色表演，雖然劇組其他成員基本都很一般。
突然走紅？哎，那可太糟糕了！我就是不喜歡這樣。仔細看看這部戲在紐約首演盛大成功的第二天別人拍攝的我的照片，你就會發現我很沮喪。
我有一隻眼睛做了手術，另外一邊也需要手術，所以我進了醫院。有好幾天時間我不能移動，只能躺在床上。有人來為我讀書，我才漸漸重新恢復了一點現實感。
後來，《玻璃動物園》之後，我去了墨西哥，度過了一段非常快樂的時光。我是一個人去的。萊納德·伯恩斯坦也在。他介紹我認識了文切爾·芒特，他每週都會舉辦週六夜舞會。全男舞會。我學會了跳女步！我成了舞會上的美人兒，因為我一直都很會跳舞。但我放棄了這份事業，而是從事寫作。
在《玻璃動物園》大獲成功之前，我已經真的落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若沒有這筆錢，我可能已經死掉了。哎，天吶，要是再沒有錢，我簡直一天都撐不下去了，這時突然之間，有如神助，我三十四歲上，《玻璃動物園》成功了。那種勉強餬口掙不下隔夜糧的差事我再也做不下去了。我不適合這樣的工作，比如餐廳服務員，開電梯，甚至電傳機操作員。這些工作我都做不長。我前面說過，我是十二歲開始寫作的。我不到二十歲的時候，就每天都在寫，甚至在我進鞋廠幹了三年之後，也是每天寫作。我身體都搞壞了，本來身體也不好。我喝很多黑咖啡，這樣才可以幾乎整夜不睡，堅持寫作，這樣一來我體能和精神都透支得厲害。因此，若不是天意成全，《玻璃動物園》一舉成功，我突然之間有了收入，我覺得像原先那樣下去我撐不了一年。
劇本哪裡來
一個劇本的點子是從哪裡來的，這個過程我始終沒辦法明確。一部戲似乎自己漸漸會成型；像一個幻影，越來越清晰，越來越清晰。開始時總是非常模糊，比如《慾望號街車》，這部戲寫於《玻璃動物園》之後。我只是在想象中看到了一個青春遲暮的女人。她一個人坐在窗邊的椅子上，月光一縷縷灑在她憔悴的面容上，她被原來計劃要結婚的物件給甩了。
我想我當時想到的是我姐姐，因為她曾經瘋狂地愛著一個年輕人。他在國際製鞋公司工作，當時在追求我姐姐。這人長得非常帥，姐姐深深地愛著他。不論什麼時候電話一響，她都幾乎要昏過去。她會以為是他打來找她約會的，你知道麼？他們隔天晚上見一次面，但是有一天他就突然不再找她了。蘿絲就是這時候第一次開始出現心智衰退的情況。《慾望號街車》就是從這樣的一個形象演化而來。我當時起的標題叫《白蘭奇的椅子在月色中》，這可真是個糟糕的題目。但你知道，就是從這麼一個形象，一個女人坐在窗邊的影像裡，《慾望號街車》找上了我。
當然，那個追求我姐姐的小夥子一點也不像史丹利。他畢業於常青藤名校，是個青年管理人員，具有一切顯而易見的優點。但那時是大蕭條年代，而他滿懷雄心壯志。當時我父親在製鞋公司擔任管理職位，那小夥可能覺得，跟我姐姐結婚能夠對他有利。然而不幸的是，我父親捲進了一場很糟糕的醜事，差一點連工作都搞丟了。至少他失去了入選董事會的機會。他跟人玩撲克牌的時候打起來，被人咬掉了耳朵！只能重建一個。他們從他肋骨處摘取軟骨，屁股上取皮膚，然後重建了一個像塊小菜花一樣的東西給他裝到腦袋一側！所以每次有人跟我父親一起乘電梯的時候，他就一臉慍怒，別人就開始偷笑。就在這個時期，那個小夥不再來找蘿絲了。他很清楚人們的偷笑傳得太廣，甚至上了報紙。
《玻璃動物園》的點子來得非常慢，比《慾望號街車》就要慢很多。我想，我在《玻璃動物園》這部戲上花的時間，要超過其他任何一部戲。我根本沒想過這部戲能演出來。我根本不是為此而寫的。我最開始是寫成一個短篇小說，題為《玻璃少女的畫像》，我認為這是我寫得最好的短篇小說之一。我猜，《玻璃動物園》是源於我看到姐姐的理智開始消失，所體驗到的強烈情感。
影響
我年輕的時候哪些作家曾影響過我？契訶夫！
我作為一個劇作家？還是契訶夫！
作為短篇小說作家？還是契訶夫！
還有勞倫斯，因為他的精神，他對性的理解，對人生整體的理解。
效果
我寫作的時候，目標並不是要驚嚇讀者，真的嚇到大家的話我會很吃驚。我認為人生中發生的任何事都不應該在藝術創作中有所隱瞞，但藝術家應該用藝術的、不醜陋的方式去呈現。
我著力於講述真相。有時候真相令人震驚。
回顧
現在我回顧自己生活中的不同階段，會想，那真的是我本人麼？我真的做了那些事麼？我感覺自己的人生完全沒有連貫性。彷彿我這一輩子是分別的片段，彼此毫無連線。從一個階段到下一個，都發生在工作的幕後。我只是時不時從幕布後面偷偷張望，卻發現自己身處完全不同的所在。
第一個階段始於我十一歲，直到我離開大學，進入製鞋行業。我瘋狂地愛上了一個叫海澤的女孩，她卻很冷淡。我那一階段的人生特質是極為靦腆。我看到旁人的臉都會臉紅。讀高中的時候，我沒辦法張口回答問題，只能書面寫出答案。我無法正常發聲，說話聲音像是在哼哼，你知道麼，就有這麼靦腆。我想，這大概是由於我的性衝動跟母親向我灌輸的清教徒主義，以及父親激發起我的強大恐懼，這些因素在我的內心引發的劇烈衝突所致。父親是個令人恐懼的人，他非常不開心，又沒辦法發洩，只好在家做個暴君。那是一個階段。
下面一個階段很快樂。那是在我「出櫃」公開同性戀身份以後。我覺得說出櫃不太準確，對我而言，這更像是進入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我生平第一次如魚得水，在這裡人生充滿了各種滿足性衝動的冒險。我終於感到舒服了。那是一個快樂的階段，但《玻璃動物園》終結了這個階段，新的問題伴隨成功一起到來了。
從那時直到六十年代，因為在六十年代我多少還是有穩定工作的，那個階段跟其他時間又不一樣。但到六十年代末，我卻進了瘋人院，因為我違反了馬克斯·雅格布森大夫禁止我在注射甲基苯丙胺期間飲酒的指令。最終這樣的組合給我造成了妄想，影響了我的記憶力和健康。我去紐約的時候，完全不記得曾經見過我的製作人，然而當初在基韋斯特，他們天天跟我見面。最終，《在東京飯店的酒吧》遭到惡評，我和安·米切姆逃到東京之後，我病得越來越嚴重了，上樓都需要有人幫忙。等我一個人回到基韋斯特的時候，已經病得非常嚴重了。他們在我家新裝修一間廚房，爐灶位於陽臺上。建築工人們幹活的時候，灶臺還在使用中。我端著一隻石英盤子到處跌跌撞撞，想把盤子放到灶臺上，結果自己一屁股坐到了爐灶上！那是個電爐灶，我把自己身體搞出了三級燙傷！我想是瑪麗昂·維卡羅打電話給我哥，然後達金南下到了基韋斯特。他打給了奧黛麗·伍德，最終是她說：「那就送他住院吧。」可她沒費心講清楚，到底送哪家醫院。
達金覺得我無論如何要死了，因為我的情況非常可怕，於是他當時就自作主張幫我轉信羅馬天主教了，以免我墮入地獄，然後他就把我丟到巴恩斯醫院（聖路易斯），直接扔進了精神病房，那裡太可怕了，簡直無法想象。他們突然沒收了我所有的藥片！注射也不許。一下子全斷掉，所有驟然戒毒遭的罪我都經過了，天吶。他們說我曾經一天之內發生過三次腦震盪，還有一次冠心病。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熬過來的。我認為這中間有謀殺企圖。我在那裡待了三個半月。第一個月我住在暴力病房，但我根本沒有暴力行為。我嚇壞了，縮在角落裡試圖看書。病人會為了爭奪一臺電視機爆發一場大戰。一個人調到新聞頻道，另一個病人就跳起來，大喊大叫，調到動畫片頻道。難怪說他們暴力。
基督教信仰
其實我生來就是天主教的。我天生就是個天主教徒。我祖父是個英國天主教徒（英國國教），信仰非常非常虔誠，比教皇還虔誠。然而，我「改宗」投身天主教卻不妨說是個笑話，因為當時我正在注射雅格布森大夫開的神奇針劑。我根本記不住羅馬天主教那些教義，反正都是些荒誕的東西。我只是喜歡做彌撒的時候那種儀式之美。但達金找了個耶穌會神父，那人非常可愛，他說，「威廉斯先生現在的狀況不適合學習。我給他施行臨終塗油禮，然後直接宣佈他為天主教徒。」
我被搬到了羅馬天主教堂，兩邊各一個人攙扶，於是我就被人宣佈，成了天主教徒。你覺得這怎麼樣？這樣我就算是天主教徒了麼？不，我以前是啥，以後還是啥樣。
然而我的作品裡充滿了基督教的象徵物。有非常非常深的基督教烙印。但那只是基督的形象，他的優美和純潔，以及上帝的教導……都對，但我從來沒有認同過這樣的觀點，就是說我們所瞭解的人生，我們正在度過的人生，在死後會復生。不，我認為我們會被吸收進入，怎麼說的來著？永恆的湍流？永恆之扯淡。我就是這麼想的。
詩意
我是個詩人。所以我將詩放進戲劇裡。我把詩放進短篇小說裡，放進劇本里。詩就是詩。不一定非得叫做一首詩，你明白麼。
年輕作者
如果他們註定要成為作家，他們就會去寫。沒有什麼能夠阻止他們。這可能會要他們的命。他們可能無法承受作為美國作家的生活中所要遭遇的那些可怕的侮辱、羞恥、匱乏和震驚。他們可能會受不了。但也可能他們會用某種幽默感應付，就能活下去。
寫作
我寫作的時候，一切都是可視的，清晰明亮好比是在燈光大亮的舞臺上。我落筆的時候會把臺詞說出口。
我在羅馬的時候，房東太太以為我有精神病。她對弗蘭克（梅爾洛）說：「哎呀，威廉斯先生腦子出問題了！他在房間裡走來走去，自言自語！」
弗蘭克說：「哦，他只是在寫作。」可她就不理解這個。
重寫
在寫劇本的時候，我可能從錯誤的切面出發，往前走一段，然後只能刪除很多東西，再重新開始，不是從頭再寫一遍，只是回到我開始跑題的那個具體的截面。我現在寫的這部超現實戲劇尤其如此。我把這部戲獻給已故的喬·奧爾頓。劇名叫《永恆票》。寫的是三英里島的桂冠詩人。眼下我正在改這部戲的第三稿。
我重新改寫的非常多。只有當我看到一部戲搬上舞臺，呈現了一個讓我感到滿意的演出，這時我才會放手，認定這部戲算是寫完了，已經呈現出了它應該的樣子。當然了，即便我對一場演出感到滿意，評論家們通常還是不滿意。尤其在紐約。評論家們認為我作為一個作家基本上算個無政府主義者，很危險。
觀眾
我寫作的時候，腦子裡並沒有觀眾。我主要是為自己寫作的。我投身戲劇創作多年，已經形成了很好的內在傾聽能力。我能夠比較清楚地知道一句話在舞臺上聽起來如何，該如何演出。我寫作就是要滿足這內在的耳朵和它的感覺。這就是我為之寫作的觀眾。
導演
有時候我寫戲的時候，腦海中有特定的導演。你知道的，我過去總是給伊利亞·卡贊寫戲，可他現在不再擔任導演工作了。他之所以是個偉大的導演，是因為他對人有著無窮無盡的理解，達到不可思議的高度。
從某方面來看，卡贊和何塞·昆泰洛在才分方面不分伯仲。那時昆泰洛剛開始在城裡的圓中廣場劇院嶄露頭角，導了《夏日煙雲》和《長日入夜行》等作品。那些早期的作品。後來他就沉迷於酒精，一蹶不振了。
他住的地方很時髦，在第五大道一號的頂樓公寓套房裡。我記得曾跟著昆泰洛走到外面的露臺上。我對他說：「你為什麼要像這樣，用酒精慢性自殺？你現在就是這樣，你明白麼。你酒喝得實在太多了。」他一直都很喜歡我。他是個非常善良溫柔的人。他說：「我明白，我明白。只是突然之間這麼多人關注我，這讓我很不得勁。我嚇壞了。我不知道我的作品是怎麼完成的。我只是憑本能工作。突然之間我好像覺得自己的秘密暴露了。」所以他就縱酒豪飲，現在他一點酒都不能喝了。
在排演《桃金娘的七個子裔》的時候——他們雖這麼叫，我當初劇本的名字其實是《大地王國》——那時候昆泰洛酒喝得太猛，艾絲黛爾·帕森斯說她沒辦法接受他的導演。大衛·梅里克是製作人，他進城來了，他說：「我得開了這個人。他會毀了這部戲。」我說：「梅里克先生，如果你解僱了可憐的何塞，那我只好收回這部劇本了。」這樣他才放過這件事。
你知道，那時候大衛·梅里克是個很可愛的人。從那以後他經歷了不少轉變，但那時候他人非常好。我們倆都讀過華盛頓大學，我們還在同一個戲劇班上課，我記得。六十年代我無論如何不肯出門的時候，他曾經去我在梅費爾區的公寓，他到那裡去對我說，他想排《大地王國》，我就咕噥了一聲作為答覆。那時候我說話就是這樣。他說：「這部戲很滑稽！」我說咕嚕咕嚕……我才不理會他是不是會把這部戲搬上舞臺，也不理會自己能否活過那天的夜晚。
標題
有時候我會想到一個題目，聽起來不怎麼好，但唯有它真正符合整部戲的意思。比如《大宅將傾》作為題目並不美。但戲裡所說的這座房子確是年久失修，搖搖欲墜，到處漏雨。那幢房子，也即這個標題，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社會的隱喻。當然評論家們不喜歡這種做法，反正不會公開贊成。他們知道誰給他們油水。
有的標題來自所寫的劇本中出現的對話，或者直接來自某個場景。有的來自我讀到過的詩歌。當我需要找標題的時候，常常會重讀哈特·克萊恩的詩。我出門的時候總會帶上一本克萊恩的詩集。有時一個短語映入眼簾，看起來似乎能對應我正在寫的內容。但這其中沒有規律可循。有時候劇裡的一句臺詞就可以作為標題。我常常會多次改變一齣戲的題目，找到最合適的才算完。
在基韋斯特有座天主教的教堂名叫「海上明星瑪麗」。這要是作為一個劇本的名字，倒挺可愛的。
改臺詞
在劇本修改的過程中，演員很可能會體現出巨大的價值，提出臺詞的修改建議，我是說，如果他們是很有智慧的演員。比如，傑拉爾丁·佩琦。她非常聰明，演戲很有天分。演戲有天分和聰明常常不是一回事。她有時會建議改臺詞。她會說：「我覺得這句話很難讀。」我認為她大部分的建議都很好，儘管她不是個作家。所以我就照她的改，讓她滿意。我常常為演員這樣做，如果他們聰明，並且關心這部作品的話。
馬龍·白蘭度
我在海角酒店住著的時候，白蘭度來了。你根本不需要去發現他。他太醒目了。除了勞瑞特·泰勒，我從未在任何人身上見到過這樣生猛天然的天才，但泰勒的天才也很難稱得上生猛天然。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那時候他還沒有出名，白蘭度只是一個溫柔可愛的小夥子，擁有非同尋常的美貌。他舉止非常自然，樂於助人。他修好了壞掉的下水道，換了滅掉的燈。然後就平靜地坐下來開始讀劇本。五分鐘之後，當時跟我們在一起的瑪歌·瓊斯說道：「噢，這是我見過最棒的試讀，連得克薩斯州在內！」他就這樣得到了《慾望號街車》的角色。
沃倫·比蒂
我以前不知道沃倫的作品，我認為《羅馬之春》裡面的角色應該找個拉丁型的演員，因為這角色是個羅馬舞男。我碰巧跟瑪麗昂·維卡洛在波多黎各，你知道的，人稱香蕉女王的？我和她在賭錢。她玩黑傑克，我玩輪盤賭。突然有個服務生走到我面前，端來一小杯牛奶，擺在銀托盤上捧過來，他說：「一位紳士送給您的。」我說：「我不喜歡這種嘲諷！」於是我繼續玩輪盤賭。
等我把自己能承受的錢輸光之後，開始準備離場。這時有人站在門口咧著嘴笑，正是沃倫·比蒂。
「田納西，我來讀劇本給你聽。」他說。他那時候非常年輕，真是個帥男孩。
我說：「為什麼呀，沃倫？你又不是那種演羅馬舞男的型別。」
他說：「我給你讀個帶口音的，再來個不帶口音的。我特地從好萊塢趕來讀劇本給你聽呢。」
「哎，難為你這麼上心。」於是我和瑪麗昂就到了他的房間，他讀得棒極了。先帶口音讀，又不帶口音讀。
沃倫從來不會感到不好意思。他不論什麼時候看到我，總是來擁抱我。那是個多麼可愛、溫情、有愛的人啊。我覺得演員都挺可愛的，雖然有少數幾個人不是這樣。
奧黛麗·伍德
自從我和奧黛麗·伍德（長期以來擔任他的經紀人）分手以來，倆人關係一直處於一種僵滯狀態。我覺得這其中她是起決定作用的那個。我認為她是考慮到股權利益，icm，所以到我死之前，她不會允許任何事發生的，乖乖。
我為什麼跟她分手？我沒有。都是往常那些事兒。首演之夜。我的神經總是繃得隨時要冒火。我們第一天試演《雙人劇》效果不錯。第二場試演來的是一群刻薄的老貴婦。她們沒嚐到甜頭，所以就討厭這部戲。這讓我很生氣。我生氣的時候總是會有點失控。奧黛麗對此習以為常，之前發生過無數次。她完全不應該感到意外。演出結束之後我轉向她說道：「這群觀眾肯定讓你很開心。」因為前一天晚上那些年輕觀眾的熱情並沒有讓她高興。她發火了，立刻就離開了城裡，還鬧得滿城風雨，人盡皆知。我這才認識到，在我遭受嚴重憂鬱症折磨的七年裡，她完全置我於不顧，將我和她之間任何的職業聯絡都切斷了。
我這個人不記仇。因此後來，當我在阿爾貢金酒店偶然碰到她的時候，我就主動伸手去碰她的手。反正橫豎躲不開她嘛。她像蛇一樣發出嘶聲，彷彿我是麻風病人一樣，猛地抽回了她的手！於是打那以後我就知道了，這個女人恨死我了！她對我完全失去了興趣。我認為你不應該對一個嚴重的憂鬱症患者失去興趣。如果你是個真正的朋友，這時候你才最應該關心對方，表示興趣。
而且我認為我在成就她的事業方面功不可沒。在我之前，她只將《客房服務》賣給了馬克斯兄弟。我來之後，比爾·英奇，卡森·麥卡勒斯……這樣說很刻毒，其實我對人不記仇的。我希望是這樣。
好友
卡森·麥卡勒斯和簡·鮑爾斯是我最好的作家朋友。我認為如果可憐的卡森不是剛剛過三十歲，這麼年輕就遭受中風的話，她本可以成為最偉大的美國作家。當然她身患多種疾病，反覆發作，每一種都在消耗她的力量。眼看這樣的事發生令人悲哀。持續有十年之久。我是在南塔基特見到她的。之前我曾就《婚禮的成員》給她寫過一封讀者來信，我覺得那本書太可愛了。我認識她的幾個表親。她應我的邀請到島上來我家做客。多迷人的人兒啊！一年之後她就中風了。之前最後的一年，卡森就住在南塔基特松樹大街31號，跟我和潘喬在一起。
我另一個很要好的作家朋友簡·鮑爾斯，我第一次見到她是一九四〇年夏天在阿卡普爾科，當時我剛跟基普分手。我參加了一個分攤旅費去墨西哥的旅行團。我跟著一個墨西哥男孩兒去的，他娶了一個美國妓女。你知道麼？他是在萬國博覽會上碰到她的。可憐的姑娘嚇壞了。她是個甜姐兒，但她是個妓女，可他並不知道。她有時候夜裡到我房間來，跟我講他倆性方面遭遇的可怕問題。我認為他是同性戀，你明白麼，因為那部車裡其他所有男人都是。這種暗示夠清楚吧！她說她完全沒有性生活，她以為我能給她一點。
我說：「親愛的，恐怕我如今搞不來這個了，坦白講，我是個同性戀。」
「噢，那沒問題，」她說，「我知道，女性生理衛生確實要複雜得多！」上帝啊，我覺得這個答案實在太滑稽了。
顯然他倆的婚姻問題得到了解決。我把自己的一些東西留在了車子後備廂裡，幾年之後，《玻璃動物園》上演，我出名了以後，她把東西都郵寄回來給我，還附了一個非常可愛的字條。
就是在墨西哥的那年夏天我碰到了簡·鮑爾斯。我知道她是跟保羅在一起。可憐的保羅總是在生病。他在墨西哥什麼都吃不下，但在墨西哥本來能吃到的東西就極少，至少那時候是這樣。他倆真是古怪的一對，又很迷人。他倆我都愛。簡只寫了那麼少的著作，但確是了不起的大作。保羅的作品？反正我猜不會輸給如今這些作家。
弗蘭克·梅爾洛
我是某年夏天在普羅溫斯頓的大西洋酒吧碰到弗蘭基的，那是一九四七年，我寫完《慾望號街車》之後的那個夏天。我在大西洋酒吧，潘丘也在，還有瑪戈·瓊斯和喬安娜·阿爾伯斯。當時我們大家都住在一幢房子裡。斯黛拉·布魯克斯在大西洋酒吧演唱，我走到大西洋酒吧外面的露臺上去呼吸新鮮空氣，感受撲面而來可愛的海上霧氣。弗蘭基跟在我身後走了出來，靠在陽臺上，我看著他身穿裡維斯牛仔褲的身體，漂亮得像雕塑一樣，你明白麼？我這人膽子挺大的，某些時候我就這樣。我脫口而出：「你願意搭車去轉轉麼？」他咧嘴笑了，說好。他是跟約翰·拉圖什一起來的，你知道吧，就是那個歌曲作者。
於是我們就開車到了海灘上，還做愛了。那簡直欲仙欲死，雖然說是在沙子上做的。
我再沒見到過他，直到有次在第三大道的一家熟食店偶然碰到。我當時住在東58街上，託尼·史密斯設計的一套公寓裡。弗蘭基跟他一個年輕戰友在一起。我說：「弗蘭克，是你啊！」他說：「嗨，田。」我說：「你為什麼不給我打電話？」他回答說：「我看到你幹出了了不起的成就，不想讓人覺得我要來撿便宜搭順風車。」
他和戰友一起跟我回到了這套漂亮公寓裡。弗蘭基就這樣留了下來。他太貼近生活了！我從來沒有像那樣切實地貼近生活，你明白麼。他帶給我每日每夜跟現世生活的聯絡。跟現實。他將我拖到地面上，腳踏實地。我就這樣過了十四年，直到他去世。這就是我成年生活裡那段幸福的時光。
旅行
我停不下來。弗蘭克·梅爾洛在世的時候，因為他是西西里人，所以我們一年有四五個月，有時候能有半年，都待在羅馬。
有一次有人問我為什麼這麼愛旅行，我回答說：「因為移動目標更難打中！」
競爭
我跟尤金·奧尼爾，或者其他任何人之間，都不存在競爭。我的作品完全是自成一派。我的作品比別人都更小眾，只除了喬·奧爾頓之外。我也不跟喬·奧爾頓競爭。我太愛他了。
尤金·奧尼爾
現在奧尼爾作為劇作家已經比不過某些人，比如阿爾比。我甚至覺得他都不如蘭佛德·威爾遜。我可以給你列個挺長的名單。
我曾經很喜歡奧尼爾寫的作品。他有著偉大的精神，很棒的戲劇感覺，都沒錯。但最重要的是他的精神、他的熱情打動了我。當初《送冰的人來了》開演，反響很不好，在紐約的反饋也只能算是見仁見智。於是我給他寫了封信。我說，在讀您的劇本時，我開始覺得太長了，漸漸地我才明白，就是這種長度，甚至這種笨重，才賦予它這麼大的力量。最終我被深深地打動了。
他給我寫了一封很友好的回信，說在首演之後他總是會陷入深深的抑鬱，他非常感激我的來信。但可惜的是那封信跟我大多數的通訊一樣，已經不知所終。
酒精
奧尼爾有嚴重的酒精依賴問題。大多數作家都有。幾乎所有美國作家都有酗酒問題，因為寫作是壓力很大的工作，這你是知道的。壓力常年累積，到了某個年齡，你就開始需要一點酒精給予的情緒支援。現在我只能少量飲酒。瞧我長的這些色斑就知道了！
首演之夜
早些年首演的夜裡，我還真正能喝酒的時候——如今我不能大量飲酒，因為我早年過量飲酒導致了胰臟炎——但當初我能喝的時候，首演的晚上我要麼隨身帶個扁壺，喝得一直醉醺醺，立正站在劇場裡，要麼我就衝到最近的酒吧，在裡面坐到快謝幕的時間，然後我再走回劇場裡去。
現如今首演之夜我要冷靜得多了。如果他們演得不錯，通常首演之夜大家表現都不錯，那我就坐著好好享受看戲。落幕之後，我就搭乘紅眼航班出城。我會安排好一輛車，預先把行李裝好，然後乘車溜走，去拉瓜迪亞機場，或者肯尼迪機場，乘紅眼航班去基韋斯特。
基韋斯特
令人愉快。一九四一年我第一次去的時候，那地方比現在還要令人愉悅。你知道，我現在擁有了城裡四分之一個街區呢。有游泳池。帶天窗的工作室。我還有間客房裝修成輪船客艙的形式，裡面有張上下鋪的床。我有自己的觀景臺，就是簡·鮑爾斯的避暑別墅。我生活所需的一切都有了。這是個令人心曠神怡的舒服地方。
工作習慣
在基韋斯特，我總是天不亮就起床。我喜歡整套房子只有我一個人的時候，端著咖啡坐在廚房裡，思考我要做的工作。通常我都有兩到三部作品同時展開，這時我就要決定當天做哪一部。
我去工作室。通常我都要在那裡放點葡萄酒。然後我會很認真地重讀我前一天寫的東西。你要明白，寶貝兒，一兩杯酒下肚之後，我就很容易誇張。我很容易言過其詞那是因為我寫作的時候喝酒。所以第二天我就會劃掉很多。然後我就坐下來，開始寫。
我的作品都是情感自傳性的，跟我實際生活中發生的事沒有關係，但反映的是我生活中的情緒波動。我儘量每天都工作，因為除了寫作你無處藏身。當你經歷一段不幸，戀情終結，愛人辭世，或是生活中遭遇其他紛擾，這時你除了寫作別無可逃。然而如果遭遇了需要治療的嚴重抑鬱，那就連寫作也寫不來了。弗蘭克·梅爾洛去世之後，我立刻就陷入了癱瘓的狀態，沒辦法寫作。直到開始注射興奮劑，我才漸漸走出來。那之後我就像魔鬼一樣能夠工作了。沒有寫作你能活下去麼，寶貝兒？我是不行。
因為這太重要了。如果我工作受到干擾，我會像老虎一樣狂怒。我真的會暴怒。你懂的，如果碰到很戲劇化的場景，我得達到很高的情緒值，才能往下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