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評論》：那您是否同意說，您寫查爾斯·萊德這個人物時寫出了最多的資訊？
沃不，是居伊·克魯奇巴克。（略顯煩躁）不過，我覺得你的問題過多關注了人物塑造，關於寫作技巧卻問得很少。我認為，寫作不是去做人物探討，而是語言運用的練習，我全身心地關注這樣的練習。我對技術上的心理研究不感興趣。情節、語言、事件，我感興趣的是這些。
《巴黎評論》：這是不是說明您經常潤色、經常實驗？
沃實驗？天吶，怎麼可以！看看像喬伊斯這樣的作家，就明白實驗會有什麼結果了。他一開始寫得還不錯的，然後你就看著他帶著滿心虛榮，寫瘋掉了。寫到後來他就是個神經病。
《巴黎評論》：從您此前所說，我想您並不覺得寫作是件挺難的事。
沃我不覺得寫作很容易啊。瞧，總有那麼些詞語在我腦子裡轉悠：有人憑畫面構思，有人憑觀念構思。我全憑詞語構思。等我終於把筆扎進墨水瓶時，那些詞語已經排列得整整齊齊，下筆寫出來就可以了。
《巴黎評論》：也許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吉爾伯特·平福德腦子裡老是有聲音在遊蕩——那是被拆得七零八落的詞語。
沃沒錯，就這麼回事——那些詞語給表現出來了。
《巴黎評論》：您能說說哪些東西直接影響了您的寫作風格嗎？十九世紀的作家中有人影響到您嗎？比如塞繆爾·巴特勒？
沃那些作家都是我的教育基礎，這麼看來，我讀了他們的作品，當然受到他們的影響啦。沃德豪斯直接影響到我的風格。然後，就是福斯特的一本薄薄的書，叫《燈塔》，是關於亞歷山大的散文集。我覺得海明威在他第一部小說《太陽照樣升起》中發現了使用語言的真正方法。我十分欣賞他讓醉鬼說話的方式。
《巴黎評論》：羅納德·弗班克呢？
沃我年輕時特別喜歡讀他的東西。現在讀不下去了。
《巴黎評論》：為什麼？
沃我覺得，這把年紀的人還能讀弗班克，那真有問題了。
《巴黎評論》：您消遣時讀誰的書？
沃安東尼·鮑威爾。羅納德·諾克斯。既為消遣，也為道德提升。還有厄爾·斯坦利·加德納。
《巴黎評論》：還有雷蒙德·錢德勒！
沃不。那些喝威士忌喝得醉醺醺的懶漢太煩人。我也不喜歡所有的暴力。
《巴黎評論》：加德納不也寫了很多暴力嗎？
沃他和其他美國犯罪小說作家不同，他不追求過分的暴力。
《巴黎評論》：您如何看待其他的美國作家，比如司各特·菲茨傑拉德或威廉·福克納？
沃我喜歡《夜色溫柔》的第一部分。我覺得福克納實在太糟糕。
《巴黎評論》：您顯然十分尊崇建制機構的權威——天主教會和軍隊。您是否同意說，從一個層面來看，《重訪布萊茲海德》和「軍隊三部曲」都體現了這樣的尊崇？
沃不是，當然不是啦。我尊崇天主教會，是因為它是真理，而不因為它是建制的或什麼機構。《軍人》是某種反尊崇，它寫了居伊·克魯奇巴克對軍隊理想的幻滅過程。居伊是老派人，揣著榮譽和騎士精神的幻想，我們可以看見，當他與軍隊的現實發生交往時，這些幻想如何一步一步被消耗殆盡，被毀滅。
《巴黎評論》：您是否覺得「軍隊三部曲」裡總該有一點道德寓意？
沃有的，我是說，任何人的一生總有一個道德目的，一個解救的機會。你知不知道從前有一首新教聖歌中有這麼兩句，「一次做決定的時刻/來到了所有人與國的面前」？居伊就面臨著這樣的機會，讓自己承擔撫養特里默的孩子的責任，使這孩子離開那放蕩母親的影響。居伊本質上是個毫不自私的人。
《巴黎評論》：您能說說是怎麼構思三部曲的嗎？您是按事先做好的計劃寫的嗎？
沃寫的過程中有很多變化。一開始我計劃把第二卷《軍官與紳士》寫成兩卷本。然後又決定把兩卷的內容捆到一塊兒把它寫完了。運送軍隊的船上的那一個過渡段落很糟糕。第三卷的起因是路多維克這個人物需要進一步的說明。結果，每一卷的形式都一樣，因為其中各有一個無關卻可疑的傢伙需要不斷地加以說明。
《巴黎評論》：即使如您所言，您動筆時，三部曲的整體構思還不十分清晰，那有沒有您從一開始就想好的細節呢？
沃有啊，義大利教堂裡的那把劍和斯大林格勒的劍，用你的話說，就是從一開始就想好的。
《巴黎評論》：您能說說是怎麼想起要寫《重訪布賴茲海德》的嗎？
沃那完全是時代的產物。當時正值戰爭時期，人們食不果腹，情況很糟糕，那本書要不是寫在那個時期，就可能完全是另一本書了。書裡有大量誘人的饕餮描寫，完全是當時食物匱乏生活艱苦的直接結果。
《巴黎評論》：您覺得對您作品的專業評論是否精闢或有幫助嗎？比如埃德蒙·威爾遜的？
沃是美國人嗎？
《巴黎評論》：是的。
沃我覺得他們的評論沒多大意思，你說呢？我覺得英國目前書評的普遍情況不值一提，既漫不經心又誇張浮華。我年輕時給自己訂了一條規矩，沒讀過的書，決不寫差評。我發現，現在即使這條規矩也被明目張膽地打破了。所以，我理所當然地討厭做評論的那幫劍橋人，評論文辭優雅堂皇得可怕，成員之間相互吹捧對方的粗俗作品。除此之外，有朋友喜歡我的作品，我還是開心的。
《巴黎評論》：您覺得把您描繪為逆勢而動者是否正確？
沃藝術家一定是逆勢而動的。他不得不站出來面對時代的大潮而不是掙扎著順水而行；他必須做出某種抵抗。就連最偉大的維多利亞時代作家也都是反維多利亞的，他們頂著順從時代的巨大壓力。
《巴黎評論》：那狄更斯呢？儘管他有社會改革的訴求，他還是追求公眾形象的。
沃啊，那是另一回事。他喜歡聽人拍馬屁，喜歡拋頭露面。但在內心深處，他依然是維多利亞精神的反叛者。
《巴黎評論》：除了眼下的時代，還有哪個時代您特別希望能生活其中的？
沃十七世紀。我覺得那是個最偉大的戲劇和傳奇的時代。我覺得要活在十三世紀，我也許也會很開心的。
《巴黎評論》：儘管您在小說中創造了那麼多各不相同的人物，可顯然您從未對工人階級的人物有過同情或哪怕是全面的描寫。有什麼原因嗎？
沃我不瞭解他們，我對他們也沒有興趣。十九世紀中期以前的作家，不是把工人階級寫得猙獰古怪，就把他們寫成田園風光的裝飾，無人例外。等工人有了選舉權，某些作家就開始拍他們馬屁了。
《巴黎評論》：那皮斯托爾……或後來的摩爾·弗蘭德斯以及……
沃啊，那都是一夥犯罪的。那個不一樣。罪犯對作家始終有一種吸引力。
《巴黎評論》：可以問問您現在正在寫什麼嗎？
沃自傳。
《巴黎評論》：會是傳統的形式嗎？
沃傳統到極點。
《巴黎評論》：還有沒有一些書是您本來想寫可發現寫不了的？
沃我已盡力而為了。我盡了最大努力。
（原載《巴黎評論》第三十期，一九六三年夏/秋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