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衝/譯
下面是一九六二年四月連續兩天兩次會面的訪談記錄，訪談地點為倫敦的海德公園酒店。
訪談之前，我事先給沃先生去了封信，請他允許我前往採訪，並在信中保證不會帶錄音機過去。我根據他《吉爾伯特·平福德的困境》開頭部分的文字猜想，他特別討厭這種玩意兒。
我們下午三點在酒店大堂見面。沃先生身穿深藍色西裝，外面套著厚厚的大衣，頭戴一頂黑色小禮帽。他除了手裡拿著一隻小小的、扎得乾淨利落的牛皮紙袋，身上沒有其他的累贅之物。我們握了手，他說採訪得在他房間裡進行，緊接著那句話竟然是：「你的錄音機在哪裡？」
我說我沒帶錄音機。
「你把它給賣啦？」他邊問邊往電梯裡走去。我有點不知道該怎麼說了。事實上，我曾經有過一臺磁帶錄音機，也的確在三年前去海外生活之前賣了它。可這些事情與採訪似乎無關。電梯慢慢地往上升，沃先生還是不停地追問錄音機的事。我當初買的時候花了多少錢？賣了多少錢？賣給誰了？
「那你能做速記嗎？」我們走出電梯時他問道。
我說我不會。
「那你賣錄音機可真是腦子進水啦，不是嗎？」
他把我讓進了裝飾樸素而舒坦的房間，憑窗望去，海德公園成蔭的綠樹一覽無餘。他在房間裡走動的時候，壓低聲音說了兩遍：「倫敦生活太可怕！倫敦生活太可怕！」
「我要上床躺著，希望你不介意。」他邊說邊往浴室走去，並從那裡給我發出幾道評論和指令。
「你走過去朝窗外看看。這間酒店是倫敦唯一一家還能看見文明風景的酒店……看見那隻牛皮紙袋了嗎？請你開啟它。」
我開啟了紙袋。
「你看見什麼了？」
「一盒雪茄。」
「你抽菸嗎？」
「抽的。我現在就抽著煙呢。」
「我覺得在臥室裡抽菸有點髒。要不你還是來一支雪茄？」
他再次走進臥室，套上白色的睡衣睡褲，架著一副金屬鑲邊的眼鏡。他拿起一支雪茄點上，然後就上了床。
我在床尾的一張扶手椅上坐下，忙亂地擺弄著攤在膝蓋上的筆記本和鋼筆，以及一支碩大的雪茄。
「你坐那裡我聽不見你說話。把那張椅子搬過來吧。」他示意是放在窗邊的那張椅子，於是我一邊和他聊著我們共同的朋友，一邊把我那堆隨身用具重新擺放了一遍。很快他就問道：「問訊什麼時候開始啊？」
我事先的確準備了幾個長長的問題（讀者肯定能從下面的文字中隱隱覺察到這些問題），但我很快就意識到，這些問題並不會如我希望的那樣引出長長的、深思熟慮的回答。與沃先生交談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也許就是他對語言的把握：他說起話來，語句一如他書面語言般的優雅、精確、周到。他說話從不打頓，也從不給人以辭窮的感覺。他對我提問的回答始終毫不遲疑，款款而來，我每次嘗試著讓他就某一回答作進一步解釋，最後的結果總是聽他把剛才說的那番話換個方式再說一遍。
我知道，下面記錄的這次訪談與《巴黎評論》上大多數訪談筆錄不一樣。首先，這次訪談相當短，其次，它也不是那種「深談」。我個人的感覺是，沃先生與其他許多采訪物件的特點不同，無論以作家還是普通人的身份，沃先生從不進行精緻的哲學探討與自我分析。他覺得在公開場合談論自己的生活與藝術不甚妥當，並在一段時間之前接受英國一檔名為《面對面》的電視節目採訪時，以實際行動完整演示了這樣的觀點，當時，他對來自採訪人的探究性問題一律避而不答，只用簡短、平淡，而且儘可能是單音節的詞來回復。
不過，我得努力消除伊夫林·沃先生的神秘形象，消除他是一位傲慢逆反的怪人的說法。儘管他對文學市場小心翼翼地避而不入，躲開各種會議頒獎和拋頭露面的機會，他依然熟諳同時代人及年輕人的情況，而且觀點明確。我的採訪一共進行了三小時，他自始至終十分配合，全神貫注，彬彬有禮，只在他覺得我的問題與話題無關或措辭不當時，才會用反語來稍稍表達自己小小的不滿。
——朱利安·傑布，一九六三年
《巴黎評論》：在創作《衰與落》之前您嘗試過寫其他的小說嗎？
伊夫林·沃我七歲時就寫了第一篇虛構作品《賽馬的詛咒》。情節挺生動的，滿滿的動作。後來嘛，我想想，寫了《即將到來的世界》，按著《海華沙》的節奏寫的。上學唸書的時候我還寫了一篇關於現代校園生活的五千字的小說。那種糟糕的生活讓人無法忍受。
伊夫林·沃《貝澤爾·希爾歸來》的一頁手稿。
《巴黎評論》：您在牛津時寫過小說嗎？
沃沒有。我倒是給《謝韋爾》寫過一些雜文和類似的東西，也給哈羅德·艾克頓主編的報刊——就是《掃帚》——寫過那樣的東西。《伊西斯》是官方的本科生刊物：毫無情趣，喧鬧得很，是寫給嗜好啤酒的人和玩橄欖球的人看的。《謝韋爾》略有點無聊。
《巴黎評論》：您寫羅塞蒂傳記就是在那段時間嗎？
沃沒有。我離開牛津時沒拿學位，是想去做畫家來著。父親替我還清了債，我試圖成為畫家。可是我一無天賦二無方法，我也不具備道德條件，所以就失敗了。
《巴黎評論》：那後來呢？
沃我就去預備學校當老師。挺有趣的，我做得非常享受。我在兩所私立學校裡教了將近兩年的書，在此期間我開始寫一本關於牛津生活的小說，不過寫得不怎樣。等我因醉酒被第二所學校開除後，再次身無分文地回到父親家中。我去找我的朋友安東尼·鮑威爾，當時他在達克沃斯工作，就是那家出版商。我對他說：「我沒飯吃了。」（此話不真：我父親在供養我。）出版社的負責人答應付我五十英鎊的稿酬，讓我寫一本羅塞蒂的生平簡史。我大喜過望，因為五十鎊在那時候可不是一個小數字。我嚓嚓地趕回去，嘩嘩地把書稿趕了出來。結果就是，趕出來的東西無好貨。我再沒讓他們重印過那本書。然後我就寫了《衰與落》。從某種意義上，那故事是以我在學校教書的經歷為基礎寫的，不過我在學校可比小說主人公開心得多。
《巴黎評論》：後來接著就寫《邪惡的肉體》了嗎？
沃當時我經歷了一段類似婚姻的過程，和此類伴侶一起去歐洲旅行了幾個月。我記錄下了這幾段旅行的經歷，放在一起寫進書裡，支付了全部的旅費，但什麼都沒有留下。她離開我時我正寫著《邪惡的肉體》。我覺得，那本書寫得不好，結構不像我第一本書那樣安排得井然有序。獨立的情節場景總是拖得有點長，比如那兩個女人在火車上的交談，那個瘋瘋癲癲的父親的電影，等等。
《巴黎評論》：我覺得大多數讀者會將您的這兩部小說緊密聯絡在一起。大多數人不會感覺您第二部小說的結構不如第一部緊湊。
沃的確不如。而且還是一本二手貨。小說中的海關場景大部分都是從弗班克那裡抄來的。我就像今天的那些披頭士寫手，把時髦語言大眾化了，書就火了。
《巴黎評論》：您有沒有發現，您每一本小說的啟發點或起始點都各不相同？您是否有時候先構思一個人物，有時候先構思事件或情境？比如，您寫《一抔塵土》時，首先想到的是把一對貴族夫婦離婚的後果作為故事中心，還是人物託尼和他的最終命運？
沃我寫過一個短篇，叫《喜歡狄更斯的人》，情節和這部小說的結尾部分十分相像。那個短篇寫完大約兩年後，我就對可能造就這麼一個人物的情境感起了興趣。這個人物在極度譫妄的心態中，透露出一些他早前生活的蛛絲馬跡，於是我就追著寫下去了。
《巴黎評論》：在這兩年期間，您是不是反覆回想起那個短篇？
沃倒也不是魂牽夢繞，如果你是那麼想的話。只是好奇。你可以在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編的那個故事集裡找到最初的短篇。
《巴黎評論》：您這兩部最初的小說寫起來很順手嗎，還是花了……
沃六個星期就完事了。
《巴黎評論》：包括修改？
沃沒錯。
《巴黎評論》：現在您寫起來還是那個速度、還是那麼順手嗎？
沃年紀越大，寫得越慢。《軍人》就寫了一年。記憶力差了很多。從前，我可以把整部小說的內容熟記於心。現在，要是寫著寫著出去散個步，我就得半道上趕緊回去做一點修改，不然就忘了。
《巴黎評論》：您是說您每天寫一點，寫上一整年，還是每隔一段時間專心致志地寫一部分？
沃隔一段時間專心寫。一天兩千字就很不錯了。
《巴黎評論》：福斯特談起過「平面人物」和「圓形人物」。如果您認可這樣的區分，那您是否同意說您直到《一抔塵土》才開始創造「圓形人物」？
沃所有虛構人物都是平面的。作家可以給一個人物添上似乎是立體的形象，比如從兩點出發來看這個人物，從而造成人物有深度的幻覺。作家所能做的，無非是把人物的相關資訊寫多一點、寫少一點，但資訊本身始終是一樣的。
《巴黎評論》：那就是說，您對普蘭德加斯特先生和塞巴斯蒂安·弗萊特這樣完全不同的人物並不做明顯的區分？
沃當然有區分。有的人物是主角，有的是陪襯。寫陪襯，寫一面就夠了。塞巴斯蒂安·弗萊特是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