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勒貝克：我很少見到我母親。我父親倒常見。冬季和夏季假期的時候。
《巴黎評論》：您和他親近嗎？
維勒貝克：談不上親近。他是個很難接近的人。他是個怪人，獨來獨往。但我跟他還是比跟我母親更親近些。我更瞭解他。
《巴黎評論》：六歲之前您和您的外祖父母住在阿爾及利亞。您還記得您兒時的事嗎？
維勒貝克：非常少了。我模模糊糊記得有操場，上面有很多樹葉。我也記得催淚瓦斯的味道，我很喜歡。我記得關於戰爭的一些小事，比如大街上開機槍。
《巴黎評論》：那嚇人嗎？
維勒貝克：不，一點兒也不。孩子們會覺得那些事情很好玩。
《巴黎評論》：您小時候家裡人都讀書很多嗎？
維勒貝克：我的祖父母完全不讀書。他們不是受過教育的人。
《巴黎評論》：那麼《基本粒子》之後您的生活有什麼變化？
維勒貝克：《基本粒子》最重大的影響除了錢和不用工作之外，就是我有了國際名聲。比如，我不再做遊客了，因為我的巡迴售書活動滿足了我可能有的旅行慾望。於是我也訪問了一些一般人不太會去的國家，比如德國。
《巴黎評論》：您為什麼那麼說？
維勒貝克：沒有人會在德國發展旅遊業。旅遊業在那裡不存在。但是他們那樣做是錯的。沒有那麼糟糕。
《巴黎評論》：旅遊業是您第三部小說《站臺》的中心內容，講一個主流旅行社決定對市場推銷性愛旅遊。
維勒貝克：寫小說最難的是找到一個起點，一個能開啟局面的點。即便是這樣一個起點也不能保證成功。在《站臺》中我基本上是失敗了，儘管旅遊業是理解這個世界的一個絕佳的出發點。
《巴黎評論》：您對旅遊工業著迷在哪裡？
維勒貝克：我感覺讀旅遊指南是絕對的樂趣，尤其是米其林指南系列，讀他們對那些我也許永遠不會去的地方的描述。我花了很大一部分生命閱讀有關飯店的描寫。我喜歡他們的用詞。我喜歡他們展現這個世界的方式。我喜歡對幸福和發現的描述。然後還有一些我開始問我自己的基本問題。中國七日遊，比如說。他們是怎麼選擇不同階段的？他們是怎麼把一個真實的世界變成一個愉快的、可消費的世界的？
《巴黎評論》：跟我們說說泰國的芭提雅，性愛旅行發生的地方。
維勒貝克：這本書在芭提雅結束，我完全被那個地方迷住了。所有人都去那裡。盎格魯—薩克遜人去那裡。中國人去那裡。日本人去那裡。阿拉伯人也去那裡。那是最奇怪的地方。我是在一本導遊書裡讀到的，這讓我決定去一趟泰國。他們說在曼谷的一家賓館裡泰國妓女們戴上面紗取悅她們的阿拉伯客戶。我覺得這很神奇，這種適應性。有很多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去芭提雅找妓女。所以泰國女孩們說帶口音的法語。「ouais,j’tassure！ouais,tamère！」（是的，我肯定！是的，我保證！）
有為日本人準備的卡拉ok吧，有接待俄國人的存了很多伏特加的飯店。這也有很深刻的一面，所有這些人身上都有點兒窮途末路的感覺，尤其是那些盎格魯—薩克遜老頭。你感覺他們永遠也不可能離開那裡了。還有那些午後的灰塵，演歌歌舞的酒吧還沒開門。女孩們坐著她們的電動車陸續趕來，然後你就開始看到那些盎格魯—薩克遜老頭像一隻只海龜似的在灰塵裡走著，那一刻你會感到一些非常深刻刺痛的東西。那個小鎮有一些非常非常奇怪的東西。
《巴黎評論》：小說結尾處芭提雅發生了恐怖主義者製造的爆炸，小說出版一年之後巴厘島的一家夜總會真的發生了爆炸，前者似乎是對後者的預演。
維勒貝克：預言這樣的爆炸並不難。也可能在馬來西亞發生，另一個有著很多服務西方人的妓女的穆斯林國家。
《巴黎評論》：那您所謂賣淫對所有人來說都是個好主意的觀點又怎麼說呢？
維勒貝克：嗯，那伊斯蘭就得消失。不然是行不通的。
《巴黎評論》：這麼說在一個完美的世界裡有賣淫但是沒有伊斯蘭？
維勒貝克：我從沒說過什麼完美世界。我說過賣淫不是個災難。
《巴黎評論》：您為什麼覺得《站臺》是個失敗？
維勒貝克：對於旅遊工業還沒有足夠的分析。有一個角色瓦萊麗，她在書裡佔的分量太重了。倒不是說那樣的事情你能做多少改變。我喜歡瓦萊麗這個角色，結果我就感覺那個男性角色枯燥乏味。
《巴黎評論》：您說過書評人對角色的關注不夠。
維勒貝克：普通讀者有一個可貴之處，有時候他們會對角色產生感情。這是評論家們永遠不會討論的東西。這很可惜。盎格魯—薩克遜評論家總結故事情節很在行，但是他們也不談角色。相反，讀者們聊起角色來無拘無束。
《巴黎評論》：那您的評論者呢？您能不能簡短地總結一下您對法國新聞界有什麼意見？
維勒貝克：首先，他們恨我勝過我恨他們。我批評他們不是因為評論寫得差，而是在於他們談論跟我的書毫無關係的東西——我的母親或者我怎麼逃稅。他們那樣諷刺我，以至於我成了那麼多討厭的東西的象徵——犬儒主義、虛無主義、厭婚症。人們不再讀我的書，因為他們已經對我有了看法。在某種程度上，當然誰都是這樣。兩三本小說之後，一個作家就不用指望別人讀他了。評論家們已經做了決定。
《巴黎評論》：您最早什麼時候開始寫作的？
維勒貝克：這很難說。我們在學校的時候得寫作文，比如「描述一個秋日的午後」，我寫這些小文章時感到的快樂確實有些不成比例，而且我會把文章留著。此外，我還寫日記，儘管我不確定那時候我能寫點兒什麼。我覺得我更可能描寫自己做的夢而不是日常生活。
《巴黎評論》：您現在的寫作時間是怎麼安排的？
維勒貝克：我大概凌晨一點醒過來。我在半清醒狀態中寫作。等我喝了咖啡，我會越來越清醒。然後我就一直寫一直寫，直到寫得煩了。
《巴黎評論》：您寫作時還有別的要求嗎？
維勒貝克：福樓拜說你得永遠處於勃起狀態。我覺得不是那麼回事。我得時不時地散個步。其他方面嘛，飲食的話，有咖啡就行，真的是這樣。咖啡會帶你經歷不同的清醒階段。你一開始處於半昏迷狀態。你寫啊寫。你喝更多的咖啡，你的清醒程度增加，這樣的中間狀態可以持續幾個小時，這種時候就會發生一些有意思的事。
《巴黎評論》：您會給小說設計情節嗎？
維勒貝克：不會。
《巴黎評論》：您不知道從這一頁到下一頁會發生什麼？
維勒貝克：我從來不計劃任何東西。
《巴黎評論》：那您的風格呢？您有一個習慣，您會做一些野蠻的、常常是有趣的並置，比如「我兒子自殺的那天，我做了一個番茄煎蛋餅」。
維勒貝克：我不會真的把那個說成風格。那只是我認識這個世界的方式。我身上存在一種緊張，會讓我不假思索地寫出並置句。那和朋克搖滾沒有太大區別。你尖叫，但是你也略作調整。有關於我的風格的漸進研究。
《巴黎評論》：有什麼結論嗎？
維勒貝克：我的句子長度中等，有豐富的停頓。換句話說，我的句子屬於中號，但是有各種切割法。副詞是人們厭恨的一樣東西。我用副詞。還有一個東西源於我是詩人的事實。文字編輯總是要你去掉重複。我喜歡重複。重複是詩歌的一部分。所以我會毫不猶豫地重複我自己。事實上，我覺得我是今天還在寫作的作家中最愛重複的一個。
《巴黎評論》：您喜歡引用商品名字。比如，「loupaucerfeuilmonoprixgourmet」（「不二價美味海鱸配西葉芹」）。
維勒貝克：「海鱸配西葉芹……」很誘人。寫得好。我使用商品名字也因為它們，客觀來說，是我所生活的世界的一部分。但是我傾向於選擇名字最誘人的商品。比如這個詞「西葉芹」很有吸引力，儘管我根本不知道西葉芹是什麼。你想吃點帶西葉芹的東西。這很美。
《巴黎評論》：您寫過靈感的源頭之一在於人們會跟您講他們生活中的故事。顯然，陌生人喜歡向您袒露內心。
維勒貝克：我覺得我可以成為世界上最好的精神科醫生，因為我能給人不偏不倚的印象。事實不完全是這樣。有時候我對於自己聽到的事情非常震驚。我只是不表現出來。
《巴黎評論》：您寫過一本h.p.洛夫克拉夫特的傳記，我震驚於他經歷的災難性愛情故事和您書裡的愛情故事多麼類似。
維勒貝克：是的，一個充滿勇氣和活力的女人，為了愛情成功而竭盡所能，以及一個不幸的無能的男人。
《巴黎評論》：您對於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之間的愛情的可能性怎麼看？
維勒貝克：要我說，愛情是否存在這個問題在我的小說中扮演的角色就和上帝是否存在這個問題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義是一樣的。
《巴黎評論》：愛情也許已經不存在了？
維勒貝克：這是當下的問題。
《巴黎評論》：那麼是什麼造成了愛情的消失？
維勒貝克：是唯物主義的觀點，說我們是孤獨無依的，我們孤獨地活著，然後我們孤獨地死去。這一觀點跟愛是不太合拍的。
《巴黎評論》：您最後一部小說《一個島的可能性》結尾是一個荒涼的世界，生活著一群孤獨的克隆人。是什麼讓您想象這樣一個灰暗的未來，人類不到中年就都被克隆了？
維勒貝克：我已經相信女權主義並不是政治正確的根源。真正的源頭要可怕得多，它不敢自報家門，其實就是對老年人的憎惡。男人與女人間的權力之爭相對是次要的——重要但仍然是次要的，較之於我試圖在這部小說裡捕捉的東西，那就是我們已經陷在一個孩子的世界裡無法自拔。父權體系的消失意味著今天一個老頭就是一個無用的廢物。我們最珍視的是青春，那意味著生命自動變得令人沮喪，因為生命整體上來說就是由變老組成的。
《巴黎評論》：在《一個島的可能性》的前言裡，您提到是一個記者給了您這本書的靈感。您能解釋一下嗎？
維勒貝克：那是一個非常奇特的時刻。我在柏林一個湖上咖啡館裡，等著接受採訪。非常安靜。上午十點。周圍空無一人。那位德國記者到了，有意思的是她的行為很不正常。她沒有帶錄音機，她也不做筆記。她說：「我做了一個夢，夢見世界末日之後你在一個電話亭裡，你在和人類說話，但是你不知道是不是還有人在聽。」那感覺就像在一個吸血鬼電影裡。
《巴黎評論》：這就引出了這本書的主要構思：一個克隆人寫日記，給他的後來者看。
維勒貝克：我對這個情境做了思考：世界末日之後我在一個電話亭裡，我似乎在說話，但我不知道電話那頭是不是有人，或者我是不是在跟我自己說話，就為了聽到我自己的聲音。而這確實很像是對我所有小說的一個隱喻。這個想法過了一段時間才有下文。與此同時我寫了我的第三部小說。然後我在西班牙南部買了一個公寓，淡季的時候去那裡住，一月份，那裡沒有人。在那個沒有人的海灘的房子裡，我有種獨自面對人類末日的感覺。我寫了最初的幾頁。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什麼也沒寫。
《巴黎評論》：雷爾教給了您靈感創造書裡這個怪異的宗教組織，那您是怎麼會對雷爾教感興趣的？
維勒貝克：我買有關邪教的書。我去了一個為非雷爾教徒舉辦的宣講會。
《巴黎評論》：在那裡幹嗎？
維勒貝克：有一些小組討論會，一個先知跟我們說感謝科學，一切都會好起來。它是一個對科學進步的徹底樂觀主義和對性的非道德主義的混合體。那是吸引參加者的地方。他們說存在遠比我們發達的外星人，這些外星人能帶給我們他們的科技幸福的處方。
《巴黎評論》：您為什麼把你的主角設定為一個喜劇演員？
維勒貝克：這個角色源於兩件事。首先，我去了一個土耳其度假勝地，客人們會舉辦才藝秀，我看了一場。有一個女孩——她應該有十五歲，她模仿席琳·狄翁，顯然也是獻給席琳·狄翁的表演，這非常非常重要。我跟自己說，天哪，這個女孩是真的要放手一搏。有意思的是，第二天，她一個人坐在那裡吃早飯，我心想，已經是一副明星高處不勝寒的模樣了！我感覺到類似這樣的某種東西可以決定人的一生。所以那個喜劇演員有類似的經歷。他突然發現自己可以讓整個人群發笑，這便改變了他的人生。第二件事是我認識一個女人，她是一份雜誌的主編，她經常邀請我參加那些時髦活動，比如會有卡爾·拉格斐參加。我想塑造一個屬於這個世界的人物。
《巴黎評論》：跟那個喜劇演員一樣，您會不由自主地去碰一些當下敏感的政治話題，然後東拉西扯到侮辱人的地步。而那又很搞笑，人們會震驚到發笑。
維勒貝克：你笑是因為所謂侮辱僅僅是陳述了顯而易見的東西。這在文學中也許不同尋常，但在私下裡很普通。「嗯，你不得不承認，伊斯蘭很白痴」是你私下裡很容易出口的話。這一類多少有點帶歉意的說法在我看來像是法國文化的一部分。比如，有個女孩告訴我她有個很醜的朋友在為墮胎權利抗爭。她在描述他們的對話，她說：「我不是故意要這麼壞，但是還真沒人想讓她懷孕。」在對話中，法國人總在這樣帶歉意地侮辱著別人。這類侮辱帶有常識性的一面，那是我很喜歡的。
《巴黎評論》：您有侮辱人的特殊天分。您侮辱別人會很開心嗎？
維勒貝克：是的。我不得不說，能獲得滿足感。
《巴黎評論》：您說過您在《一個島的可能性》的最後部分讓詩歌在一部小說中獲得勝利，對此您很驕傲。那個部分是講克隆人沒有獲得允許便離開了限制區，他要在島上游蕩，去尋找另一個克隆人。
維勒貝克：我個人很喜歡《一個島的可能性》的最後部分。我覺得它跟我以前寫的任何東西都不一樣，但沒有哪個評論家提到這一點。很難解釋，但我有種感覺，最後這部分有一些非常非常美的東西。他開啟門，那是另一個世界。我寫那一段的時候，沒有太多考慮故事，我完全陶醉於自己的語言之美。
我做了一些特別的事，為那個最後部分做準備。我停止了寫作。有兩個星期，我什麼也沒做——我是說真的什麼也不做。我誰也不見。我不跟任何人說話。原則上來說，你寫一部小說的時候不應該停下來。如果你停下來去做別的事情，那是災難。但是這一次，我停下來，什麼也不做，就為了讓寫的慾望生長。
《巴黎評論》：您說過自己是「躁鬱症患者」。那是什麼意思？
維勒貝克：那意思是你往返於抑鬱和興奮之間。但話說回來，我懷疑自己不是真的抑鬱者。
《巴黎評論》：那您是什麼呢？
維勒貝克：就是不怎麼活躍。事實是，我如果上床什麼也不幹，我不會覺得有什麼不好。我會很滿足。所以那不是你真正會叫作抑鬱的東西。
《巴黎評論》：那是什麼阻止了您屈從於您以前說過的最大的危險呢？也就是躲在角落裡悶悶不樂，一遍又一遍地重複全都糟糕透了。
維勒貝克：眼下我希望被愛的渴望足以驅使我行動起來。我希望有人愛我，儘管我有缺點。說我是教唆者不太準確。一個真正的教唆者說一些不經思考的話，只為驚世駭俗的效果。我試圖說經過自己思考的話。當我感覺到我思考的東西將會讓人不愉快，我就會帶著真正的熱情迫不及待地說出來。儘管如此，在內心深處，我還是希望被愛。當然，這能維持多久，完全無法保證。
《巴黎評論》：您和伯納德—亨利·列維的對話《公敵》，英譯本已經在美國出版了。是什麼讓您非要做這本書的？
維勒貝克：一開始有點像個遊戲。我從沒做過這樣的事情。重要的是，是什麼讓我們繼續下去，並最終出版了書，而那也很簡單。我們覺得這一結果很有趣。
《巴黎評論》：您為什麼不住在法國？
維勒貝克：部分是為了少交點稅，部分是為了學習你們的美麗語言。也因為愛爾蘭非常美，尤其是西部。
《巴黎評論》：不是為了逃避您自己的國家？
維勒貝克：不是的。我走的時候帶著榮耀的光環，沒一個敵人。
《巴黎評論》：那您怎麼看這個盎格魯—薩克遜人的世界？
維勒貝克：你能看出來這是一個發明了資本主義的世界。有私人公司為送信、收垃圾這樣的事情互相競爭。這裡報紙上的金融版要比法國報紙裡的厚多了。
我注意到的另一件事是，男人和女人更加分立。比如你去一個飯店，你常常看到女人們一起吃飯。而法國人從那個角度來看相當拉丁化。人們覺得全是同一性別的人吃晚飯會很無聊。在一個愛爾蘭的賓館裡，我看到一群男人邊吃早飯邊聊高爾夫球。他們走了之後一隊女人坐下來，討論其他的話題。彷彿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物種，然後偶爾為了生育碰個頭。庫切有本小說裡的一句話我真的很喜歡。其中一個人物懷疑他的同性戀女兒在生活中唯一真正感興趣的東西是仙人果果醬。同性戀只是一個藉口。她和她的伴侶不再有性生活，她們全身心地投入到裝飾和烹調中。
也許那裡頭有一點潛在的真理，關於那些最終對果醬和窗簾更感興趣的女人們。
《巴黎評論》：那男人呢？您覺得他們對什麼感興趣？
維勒貝克：小屁股。我喜歡庫切。他說話也很野蠻。
《巴黎評論》：您說過您身上可能有美國人的一面。您的證據在哪裡？
維勒貝克：我幾乎沒有證據。有一個事實是，如果我住在美國，我想我會選雷克薩斯的車，那是價效比最高的。更玄乎的是，我有一條狗，我知道那是在美國很流行的一個品種，威爾士柯基犬。有一樣我肯定是沒有的，就是美國人對大胸的痴迷。我必須承認，對大胸我沒感覺。但是能放兩輛車的車庫？我想要一個。帶那種製冰器的冰箱？我也想來一個。美國人喜歡的我也喜歡。
《巴黎評論》：您那部備受期待的《地圖與疆域》即將在法國出版，但是大家知道的都還很少。我讀到介紹說這是一本五百頁的書，「以一個藝術家的成功為稜鏡折射現代社會的方方面面」。顯然您自己也是書中的一個人物。是這樣的嗎？
維勒貝克：這部小說一共四百五十頁。主角是個藝術家。維勒貝克始終是個次要角色，儘管他的出現確實讓小說結構更為複雜。我只想說這麼多。
《巴黎評論》：您的作品儘管有所謂野蠻，但您覺得其魅力何在？
維勒貝克：答案太多了。首先寫得好。另一方面你隱隱覺得讀到的都是真實的。然後還有第三點，也是我最喜歡的：因為我的作品有張力。張力是需要的。你得時不時地放棄和諧。你甚至不得不放棄真實。你不得不，當你需要這樣做的時候，熱烈地擁抱過激的事物。我這樣聽起來有點像聖保羅了。
《巴黎評論》：您是什麼意思？
維勒貝克：「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對我而言，這句話要這麼說：「如今長存的有美，有真，有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力。」
《巴黎評論》：您曾在h.p.洛夫克拉夫特的傳記中這樣寫道：「沒有某種自發的盲目，就不可能存在任何審美的創造。」
維勒貝克：是的，也就是說你不得不選擇你的家人。你不得不略作誇張。
《巴黎評論》：對您來說誰是您的家人？
維勒貝克：可能你會吃驚，但是我堅信我屬於浪漫主義派的大家庭。
《巴黎評論》：您意識到這可能出人意料？
維勒貝克：是的，但是社會進步了，今天的浪漫主義者已經不同於過去的浪漫主義者。不久前，我讀了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我敢肯定，如果一方面，你有一個老派的浪漫主義者，另一方面是托克維爾所預言的隨著民主發展文學將發生的變化——以普通人為主角，對未來有強烈的興趣，使用更為寫實的詞彙——那麼你就知道我是怎麼回事了。
《巴黎評論》：您如何定義浪漫主義者？
維勒貝克：浪漫主義者是一個相信無限幸福的人，相信幸福既永恆，也觸手可及。對愛的信仰。還有對靈魂的信仰，很奇怪我的這一信仰堅定不移，儘管我不停地說著相反的話。
《巴黎評論》：您相信無限的、永恆的幸福？
維勒貝克：是的。而且我不是為了教唆才這麼說的。
（原載《巴黎評論》第一百九十四期，二〇一〇年秋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