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駿/譯
「你喜歡‘傀儡樂隊’嗎？」採訪第二日，米歇爾·維勒貝克這樣問我。他放下手中的電子煙（他每吸一口，電子煙就會發出紅光，產生水汽，而不是煙），慢慢從他的蒲團沙發上站起來。「伊基·波普根據我的小說《一個島的可能性》寫了幾首歌，」他說道，「他跟我說那是過去十年裡他唯一愛讀的一本書。」這位法國健在的最著名的作家開啟他的蘋果手提電腦，小小的廚房間裡頓時充滿了那個已經成為朋克傳奇的沙啞聲音，它在唱著：「死了也挺好。」
米歇爾·維勒貝克一九五八年出生在法屬留尼旺島，靠近馬達加斯加島。如他的官方網頁所言，他的波希米亞父母，一位麻醉學家和一個登山導遊，「很快對他的存在不再感到任何興趣」。他沒有一張自己童年時的照片。最初他在阿爾及利亞與外祖父母住了一段時間，從六歲開始他在法國北部生活，由他的祖母撫養成人。維勒貝克過了一段沒有工作、被憂鬱症所困的生活，幾度進出精神病院，之後他在法國國民議會里找了份做技術支援的活。（國會成員們「非常友好」，他這麼說）
維勒貝克在大學時就是個詩人，一九九一年他寫了一本研究美國科幻小說作家h.p.洛夫克拉夫特的書，深受好評。三十六歲那年他發表第一部小說《戰線的延伸》（1994），講兩個電腦程式設計師的無聊人生。這部小說吸引了一小批狂熱追捧者，還有一隊粉絲受書的啟發辦了一份雜誌，名為《直立者》，基於一個他們稱之為「抑鬱主義」的運動。（維勒貝克接受了名字登上刊頭的榮譽，他說自己「並不真的明白他們的理論，而且，坦白說，也不在乎」。）他的第二部小說《基本粒子》（1998）混合了社會評論和直白的性描寫，這部作品在法國賣了三十萬冊，令他成為世界矚目的明星。由此也引發了一場延續至今的激烈爭論，關於維勒貝克到底是個秉承巴爾扎克之偉大傳統的了不起的現實主義大師，還是一個不負責任的虛無主義者。（一位一頭霧水的《紐約時報》評論家將小說描述為「令人深深作嘔」。另一位形容該書「在淫穢色情和精神錯亂之間鬱郁蹣跚」。）《直立者》的編輯們深受冒犯，認為這本書是維勒貝克對性解放運動的反動譴責，於是把他踢出了雜誌。
幾年之後，他的母親出版了一本四百頁長的回憶錄，她感覺在《基本粒子》中有一些自傳性質的部分，對她的描述很不公平。維勒貝克在他的公眾生活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獲得了法國媒體的普遍同情，人們不得不承認，與這本自傳中那個唯我獨尊的女人比起來，《基本粒子》中對那位嬉皮母親的苛刻描述簡直可以算客氣的。在她的巡迴售書活動上，她問了一句很出名的話：「有誰沒罵過自己的兒子是個可憐的小蠢貨呢？」
二〇〇一年，維勒貝克出版了《站臺》，講一家旅遊公司決定積極促銷泰國性愛遊。在小說中，這一營銷導致了一起穆斯林激進派發動的恐怖襲擊。小說主人公表達的一些觀點（「我每次聽說一個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或者巴勒斯坦孩子，或者巴勒斯坦孕婦又在加沙地帶被槍殺，我就會想又少了一個穆斯林，然後一陣激動。」）引發了關於作者有厭婚症和種族主義的控訴，維勒貝克至今還得用行動來贏得人們的原諒，他明顯為此感到難過。「您怎麼有膽量寫那些東西？」我問他。「哦，很容易。我就是假裝自己早已經死了。」
在推薦《站臺》的一次採訪中，維勒貝克說了一句如今已是惡名昭著的話：「etlareligionlaspluscon,c’estquandmemei’islam.」（不盡如人意的溫和翻譯是「伊斯蘭是最愚蠢的宗教」。）他被一個民權組織以散佈仇恨言論的名義起訴，但他靠言論自由一說勝出。「我沒覺得穆斯林已經成了一個動不動就上綱上線的群體，」他解釋道，「我知道猶太人確實是那樣的，隨時隨地要找出點反猶意識來，但是穆斯林嘛，說實話，我真是沒跟上這變化。」二〇〇五年他出版《一個島的可能性》，講未來的克隆人族群。
維勒貝克素來有醉酒和向採訪他的女人獻殷勤的名聲，所以我按響他在巴黎的短租小公寓的門鈴時，心情略微有點忐忑。但是我們一起度過的兩天中，他禮貌周全，還有些害羞。他身著一件舊的法蘭絨襯衣，腳上穿著拖鞋，他的慢性溼疹顯然正處於發作期。採訪的大多數時間裡他都坐在那個蒲團上，抽著煙。（他想從一天四包的量減下來，所以才會有電子煙）我們說法語，偶爾才用英語，維勒貝克的英語聽力沒問題。我的每個問題一齣口，都是一段葬禮般的寂靜，他總是吐著煙，閉著眼睛。我不止一次心想他該不會已經睡著了吧。最終，他會給出答案，以一種精疲力竭的單一音調，直到第二天他的聲音才略微有了點精神。他後來發來的郵件也都是興之所至，讓人著迷。
維勒貝克已經獲得很多重要的法國文學獎，儘管不包括備受矚目的龔古爾獎，法國文學界諸多人士認為這有失公允。他還出版了幾本詩集和散文集。有幾首他的詩被譜成歌曲，維勒貝克在巴黎的一些夜總會里演唱過。法國第一夫人，卡拉·布呂尼·薩科齊還錄製了一首改編自他的詩作的歌曲。最近，伯納德—亨利·列維，另一位不討法國人喜歡的公共知識分子，與維勒貝克合著了一本書《公敵》，收錄兩人之間的信件往來，英譯本將於明年冬天出版。他最近一部小說《地圖與疆域》今年九月在法國問世。
維勒貝克目前單身，曾兩次離婚，第一次婚姻有一個兒子。從二〇〇〇年起他住在愛爾蘭的西海岸，夏天在安達盧西亞的公寓度過。
——蘇珊娜·哈尼維爾，二〇一〇年
《巴黎評論》：誰是您的文學前輩？
米歇爾·維勒貝克：最近我也在想這個問題。我的回答一直都是波德萊爾曾經非常震撼我，還有尼采和叔本華，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還有巴爾扎克。這都是真的。這些是我崇拜的人。我也喜歡另外一些浪漫主義詩人，雨果、維尼、繆塞、奈瓦爾、魏爾蘭以及馬拉美，既因為他們作品的美，也因為這種美所富有的駭人的情感張力。但是我已經開始懷疑是不是我童年時念過的書對我來說有更重要的意義。
《巴黎評論》：比如說呢？
維勒貝克：在法國有兩位經典的兒童文學作家，儒勒·凡爾納和大仲馬。我一直更喜歡凡爾納。而大仲馬的作品太多歷史的東西，讓我感到無聊。儒勒·凡爾納對這個世界有種海納百川的視角，深得我心。世上任何東西都能引起他的興趣。漢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故事對我的影響也很深。這些故事讓我難過。然後就是《精靈狗》，威蘭出版社出版，受共產黨資助。我現在重讀的時候意識到精靈狗史比夫的很多冒險都帶有共產主義思想的色彩。比如，一個史前人會一個回合放倒當地的巫師，然後跟部落裡的人解釋他們不需要巫師，也沒必要害怕打雷。這個漫畫系列很有創新精神，質量高得非同尋常。
我讀波德萊爾出奇得早，大概才十三歲，但撼動我生命的人是帕斯卡爾。那年我十五歲。我們全班去德國旅行，是我第一次出國，很奇怪，我帶的書就是帕斯卡爾的《思想錄》。我被下面這段話嚇到了：「想象這樣一群人，他們戴著鐐銬，全都被判了死刑，每天都會有幾個人當著所有其他人的面被殺死；那些還活著的人在同伴身上看到自身的處境，互相傷心而又絕望地注視著，等待輪到自己的那一刻。這便是人類處境的寫照。」我覺得這段話對我的影響非常深，因為我是由我的祖父母帶大的。我突然意識到他們會死，而且可能很快就會死。我就是那時候發現了死亡。
《巴黎評論》：還有哪些作者對您產生過影響？
維勒貝克：我讀了很多科幻小說。h.p.洛夫克拉夫特和克里福德·西馬克。《城市》是部傑作。還有西里爾·科恩布魯斯和拉弗蒂。
《巴黎評論》：是什麼讓科幻小說如此吸引您？
維勒貝克：我覺得有時候我需要擺脫現實。在我自己的作品中，我覺得我是個現實主義者，還會略作誇張。洛夫克拉夫特的《克蘇魯的呼喚》有一點肯定對我有影響：他使用不同的視角。先是一段日記，然後是一個科學家的日誌，跟著是本地一位白痴的證詞。你能在《基本粒子》中看到那種影響，我從關於動物生物學的討論到現實主義，再到社會學。如果不算科幻小說，給我最大影響的作品就都屬於十九世紀了。
《巴黎評論》：您是十九世紀社會改革派的粉絲，尤其是孔德，實證主義的創立者。
維勒貝克：很多人覺得孔德讀不下去，因為他重複到簡直瘋狂的程度。從醫學角度來看，他離精神錯亂也不遠了。據我所知，他是唯一一個試圖自殺的哲學家。他因為一顆破碎的心跳進了塞納河。他們把他拉了出來，他在療養院過了六個月。而這位就是實證主義之父，實證主義被認為是理性主義的巔峰。
《巴黎評論》：您說自己是「老派加爾文主義鬼見愁」。這是什麼意思？
維勒貝克：我傾向於認為存在對立的善與惡，而我們每個人體內的善惡量是恆定不變的。人們具有固定的道德特性，至死不變。這類似加爾文主義的命定論，所謂人出生就已經註定了是獲拯救還是下地獄，對此我們完全無能為力。而我是個特級鬼見愁，因為我拒絕偏離科學的方法，或者說拒絕相信在科學之外還存在真理。
《巴黎評論》：您有一點科學背景。高中畢業後，您學了農藝學。什麼是農藝學？
維勒貝克：所有跟食物生產有關的東西。我做的一個小專案是繪製科西嘉的植被地圖，目的是找到能放羊的地方。我在學校手冊上讀到學農藝學以後可以從事各種工作，但後來發現這種說法很可笑。大多數人就是幹某種務農的活，只有少數幾個挺有意思的例外。比如我有兩個同學成了牧師。
《巴黎評論》：您學得開心嗎？
維勒貝克：非常開心。事實上，我差點成了科研者。那是《基本粒子》中最具自傳性質的內容之一。我有可能做的工作是找到一些數學模型，可以用於羅訥—阿爾卑斯地區楠蒂阿湖的漁民人口。但奇怪的是，我拒絕了這份工作，這是很傻的，事實上，因為我後來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
《巴黎評論》：最後您做了計算機程式設計師的工作。這之前您有類似經歷嗎？
維勒貝克：我對此一無所知。不過那時候對程式設計需求特別大，而且根本沒有這方面的專科學校，所以很容易進去。但我立即就對這份工作深惡痛絕。
《巴黎評論》：您的第一本小說《戰線的延伸》關於一個計算機程式設計師和他的性壓抑的朋友，是什麼促使您寫這部小說的？
維勒貝克：我從沒見過哪本小說宣告進入職場如同進入墳墓。自此之後再也不會發生什麼，而你還得裝出一副對工作感興趣的樣子。此外，有些人會有性生活，而另一些人沒有，僅僅因為一部分人比其他人更有吸引力。我想指出如果有人不過性生活，那不是出於道德原因，只不過是因為他們長得醜。你一旦把這話說出來，感覺顯而易見，但我就是想把這話說出來。
《巴黎評論》：可憐的提澤朗沒人喜歡，他是個非常深刻的人物。
維勒貝克：他是個不錯的人物。回過頭去看看，我自己都奇怪，僅僅靠著性壓抑這一塊跳板，竟然就弄出了一個這麼有趣的人物。提澤朗這個人物的成功是一次偉大的教育。
《巴黎評論》：據《戰線的延伸》裡的敘述者說，「年輕遭人恨」。
維勒貝克：那是陷阱的另一部分。第一部分是職業生涯的現實，不會再發生任何事情。第二部分就是會有一個取代你的人，各種經歷都是屬於他的。這就引出父親對兒子的天然憎恨。
《巴黎評論》：是父親而不是母親？
維勒貝克：是的。女人懷孕時會經歷某種生理和心理上的變化。那是動物生物學。但父親們對自己的後代完全不當回事。會有荷爾蒙一類的事情發生，對此任何文化都一籌莫展，一般來說女人會喜歡孩子，而男人則基本上不把他們當回事。
《巴黎評論》：那婚姻呢？
維勒貝克：我覺得對大多數人來說，他們會在大學裡遇到很多人，而一旦進入職場，他們基本上就不會再遇到誰了，這形成一個強烈的對比。生活變得無聊，所以人們就結婚，過自己的生活。我可以說得更具體些，但我想誰都明白。
《巴黎評論》：所以婚姻只是對抗……
維勒貝克：對抗一種相當孤獨的生活。
《巴黎評論》：您一度找不到出版社願意接受《戰線的延伸》。編輯們為什麼拒絕這本書？
維勒貝克：我怎麼知道。不過這本書看起來與當時出版的任何書都不一樣。比如，那時候勒克萊齊奧被認為是個偉大的作家，我想。
《巴黎評論》：您怎麼看獲得二〇〇八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勒克萊齊奧？
維勒貝克：我沒讀過他的書。我試過，但是覺得無聊。不過就發表物而言，有很多都是為藝術而藝術、按「新小說派」傳統寫作的人。沒人寫辦公室職員。
《巴黎評論》：那麼說您不喜歡「新小說派」？
維勒貝克：時不時地我也喜歡來點唯物主義理論。其中一條就是「口袋書」叢書完全改變了文化的傳播，令文化更加國際化，也更缺少聚合力。我從沒在大學讀過文學。「口袋書」叢書裡沒有「新小說派」的作品，所以我一本也沒讀過，直到很晚才讀。真的是太晚了——大腦萎縮了。
《巴黎評論》：那詩歌呢？
維勒貝克：我覺得你喜歡的一個作家如果真的可以說影響到你，那也只有在詩歌領域，因為一首詩你會一讀再讀，讀那麼多遍，以至於詩就印在你腦子裡了。很多人都讀過波德萊爾。我的經歷比較特殊，我幾乎把高乃依的作品讀了個遍。沒人讀高乃依，但是我看到一小堆經典作品，因為某種原因我很愛讀。我喜歡那種傳統的亞歷山大體十二音節詩行。在大學的時候，我寫了不少四音步的古典詩，其他詩人們喜歡。他們說，嗨，這不錯啊。為什麼不寫古典詩呢？能寫出來。
《巴黎評論》：您覺得自己既是小說家又是詩人嗎？
維勒貝克：不完全是。當你寫的小說有了一定的影響力，你會開始覺得編輯們出版你的詩是慈善之舉，這麼說挺讓人難受的。這就讓人尷尬了。
《巴黎評論》：但您確實把詩放進您的小說裡了。
維勒貝克：但是不成功。我一直試圖把詩放進我的小說裡，但我從來沒有真正成功過。
《巴黎評論》：您曾說過：「掙扎於詩歌和散文之間是我生活的常態。如果你遵循詩的衝動，你就陷入沒人能讀的危險。如果你違抗這種衝動，你就是做好了準備要當一個誠實的‘講故事的人’。」
維勒貝克：你也許得到一個印象，覺得我對講故事略有輕視，這隻在某種程度上是那麼回事。比如，我是真心喜歡阿加莎·克里斯蒂。她首先遵守這一體裁的規則，但是她也會不時成功地做一些非常個人的事。而我自己，我覺得是一個相反的過程。一開始，我不遵守規則，我不設計情節，但是時不時地，我跟自己說，行了行了，總還得有個故事吧。我控制我自己。但我不會僅僅因為一個美麗的片段跟故事不合拍就放棄它。
《巴黎評論》：您現在怎麼看您的第一部小說？
維勒貝克：這本書很野蠻，但是本好書。我是從那時開始和lesinrockuptibles長期合作的，他們一看就喜歡上了這本書。
《巴黎評論》：lesinrockuptibles？
維勒貝克：這是一份雜誌，大概三分之一音樂，三分之一文學，還有三分之一什麼都有。雜誌剛開辦的時候（一九八六年做月刊，然後一九九五年起做週刊）法國媒體被嚇壞了，因為它勝過市面上所有其他東西。傳統週刊還有它們的文學副刊與之相比都顯得可笑。巴黎知識分子圈裡所有算得上的人物都拜倒在他們腳下。不幸的是，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有真正的責任感，所以也就沒有人真正負責。如今雜誌已經完了。
《巴黎評論》：一開始有哪些價值觀？
維勒貝克：你可以說只有一個——來點現實，老兄！讓我們看看真實的世界，此刻正在發生的事情，植根於人們真實生命中的事情。
《巴黎評論》：一九九八年，您出版了第二本小說，如今聞名遐邇的《基本粒子》，講一位傑出科學家的悲劇愛情生活和他那位性壓抑的同母異父弟弟。是什麼讓您寫這本小說的？
維勒貝克：真正的靈感是一九八二年的阿蘭·阿斯佩克特實驗。這些實驗展示了epr悖論：粒子一旦互相起反應，它們的命運便互為聯結了。當你作用於一個粒子，其效應立即傳遞到另一個粒子，即便它們相距遙遠。這真的讓我震撼，兩個事物一旦發生聯結，就會永遠聯結。這標誌著一個哲學上的基本轉折。自從宗教信仰消失之後，目前佔主導地位的哲學是唯物主義，唯物主義稱我們孤獨無依，並把人性歸結為生物學現象。人就和檯球一樣可以被計算，面對的是徹底的腐朽毀滅。這種世界觀受到了epr悖論的衝擊。所以這部小說的靈感來自一個設想，設想下一個形而上的變異將是什麼樣的。它肯定不會比唯物主義更讓人沮喪。唯物主義是很讓人沮喪的，這我們得承認。
《巴黎評論》：您是怎麼從這個設想發展出一個故事的？
維勒貝克：我從主要人物邁克爾開始，他是個物理學研究者。接著，就是布魯諾，他是提澤朗的延續，因為我在《戰線的延伸》裡殺死了提澤朗，至今都感到遺憾。這一次我要寫寫他的生命故事。那是真正的愉悅。寫邁克爾不如寫布魯諾好玩，因為我得讀很多書。
《巴黎評論》：您得做大量量子理論的研究。
維勒貝克：哦，真是可怕。我記得有些書難到同一頁我得讀上三遍。有時候在智力上做些努力也挺好，但是我懷疑自己不會再來第二次了。
《巴黎評論》：您寫小說最想達到的境界是什麼樣的？
維勒貝克：我真正想要的是寫出一些場景，用你們的英語來說就是，「讓人心碎的」場景。
《巴黎評論》：讓人心碎？
維勒貝克：邁克爾的女朋友死的時候就很感人，我覺得。我真的就想把那一類的場景寫好，這是第一位的。
《巴黎評論》：為什麼您尤其想把那一類的場景寫好呢？
維勒貝克：因為那是文學中我最喜歡的部分。比如，《卡拉馬佐夫兄弟》的最後幾頁：我不僅一讀就會哭，我簡直是一想起來就會哭。那是文學裡我最敬佩的部分，即文學所具有的讓你流淚的力量。有兩個成就是我真正珍惜的。「我流淚了。」以及「我一個晚上讀完了。我停不下來。」
《巴黎評論》：當然了，您也因為您書裡無數的性愛場景而受到大量媒體的關注。
維勒貝克：我沒覺得我書裡的性愛場景多得不同尋常。我覺得讓人震驚的不是這些東西。讓人震驚的是我描寫了性的失敗。我的描寫沒有美化性感。最重要的是我描述了一個基本現實：一個充滿性慾的人其性慾得不到滿足。那是人們不喜歡聽到的。性被認為是積極的。展示受壓抑的性慾是下流的。但那也是真實的。真正的問題在於，誰是被允許獲得性滿足的？比如說，教師們和那些讓人瞠目結舌的年輕女孩，我不明白這些教師是怎麼活下來的？當女人加入性愛旅行的隊伍，這要比男人那麼做更隱晦、更可恥、更是禁忌。就像，一個女教授把手放到一個學生的大腿上，這會更糟糕，更加難以啟齒。
《巴黎評論》：您的小說中還有一個重複的命題，就是性和錢是這個世界的主流價值觀。
維勒貝克：很奇怪，我已經五十歲了，但我仍然沒想明白性究竟是好還是不好。我對錢也有疑慮。所以很奇怪有人認為我是個思辨作家。我感覺我大多是在暴露自己的疑慮。我確實也有一些肯定的想法。比如，你可以付錢給一個姑娘，我覺得那是件好事。毫無疑問，一個進步的巨大標誌。
《巴黎評論》：您是說妓女？
維勒貝克：是的。我舉雙手贊同賣淫。
《巴黎評論》：為什麼？
維勒貝克：因為這樣大家都是贏家。我個人對此沒什麼興趣，但我覺得這是件好事。很多英國人和美國人願意付錢。他們很高興，姑娘們也高興。她們賺很多錢。
《巴黎評論》：您怎麼知道那些姑娘很高興？
維勒貝克：我跟她們交談。這很困難，因為她們不太會說英語，但我還是跟她們交談。
《巴黎評論》：一般的觀點是那些女人是受害者，她們的處境是被迫的，對此您怎麼看？
維勒貝克：這不符合事實。在泰國不是這樣。反對這樣的事就是愚蠢。
《巴黎評論》：他們說您在政治上是右派，因為在《基本粒子》中您似乎反對六十年代的自由主義。您對這種分析怎麼看？
維勒貝克：我的想法基本上就是，對於重大的社會變化你是不可能做什麼的。家庭單位正在消失，這也許很可惜。你可以爭辯說這會增加人類的痛苦。但是可惜也好，不可惜也罷，我們什麼也做不了。這是我和反動派之間的區別。我對於撥回時鐘完全沒有興趣，因為我不相信我們能做到。你能做的只是觀察和描述。我一直喜歡巴爾扎克的一句很侮辱人的話，他說小說唯一的目的就是展示由價值觀變化所造成的災難。他誇張得很有意思。但是我做的事情就是：我在展示價值觀自由化所造成的災難。
《巴黎評論》：您曾寫過您「不僅是個宗教上的無神論者，也是個政治上的無神論者」。您能說得再具體一點兒嗎？
維勒貝克：我不太相信政治對歷史的影響。我認為主要的影響因素是科技，有時候，不常常是，也有宗教因素。我不認為政治家們真的能有什麼歷史的重要性，除非他們造成重大的拿破崙式的災難，但至多到那個程度。我也不相信個體的心理對社會運動有任何影響。你會在我所有的小說中找到這個觀點。今天早晨我和人討論比利時，一個完全不對勁的國家。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沒人明白這是為什麼，因為比利時人自己似乎很願意、很想讓國家對勁起來。但還是不行。這個國家就要消失了。所以我們不得不相信存在一些巨大的社會力量，那是用個體心理學無法解釋的。
《巴黎評論》：《基本粒子》一書獲得的反響讓您吃驚嗎？
維勒貝克：是的。我期待它能有我第一本書差不多的成功。獲得評論家的肯定，有一定的銷售量。那是我生活中的一個關鍵性時刻，因為我可以不用工作了。
《巴黎評論》：從《基本粒子》開始您會玩世不恭地利用媒體給每本書做宣傳，您的法國評論家們對此很有意見。那時候您的態度是什麼樣的？
維勒貝克：那時候我覺得如果你想賣書就得大量上媒體曝光，我確實想賺錢，這樣可以辭掉工作，這也是真的。那是有錢的唯一作用，換取自由的時間，這是最重要的。我現在沒那麼肯定媒體能賣書了。
《巴黎評論》：那什麼能賣書？
維勒貝克：口口相傳。比如，眼下法國最暢銷的作家是馬克·李維。他從來不上媒體。
《巴黎評論》：評論家們也是因為《基本粒子》開始關注您的生平，因為書中人物似乎跟您有很多共同點。但您似乎對此很厭煩，即人們總把一切歸結為傳記。
維勒貝克：是的，很煩人，因為這否定了小說寫作的一個核心特點，即人物們是自發生長的。換句話說，你從一些真實的事實出發，然後你就任由它憑著自己的動量滾動向前。你走得越遠，就越可能把現實完全拋到身後。事實上你是沒法講述自己的故事的。你可以使用其中的元素——但別以為你能控制一百頁之後某個人物會做出什麼事來。你唯一能做的是，比如，賦予這個角色你自己的文學品位。沒有比這個更簡單的了。讓他開啟一本書就是了。
《巴黎評論》：說到您的生平，您最近寫過您有一個和祖母一起度過的幸福童年。
維勒貝克：是的，我的祖母。我六歲到十八歲之間和她一起生活。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真正的幸福，六歲到十二歲之間。我們住在約納的鄉下。我騎腳踏車。我搭建水壩。我讀了很多書。沒有太多電視。這很好。但是後來我們搬去了克雷西—布里。如果你現在去那裡，不太能找到當時的感覺。那時候更農村。現在基本上都是郊區專案。但我還是感覺不舒服。人太多了。我喜歡鄉下的荒僻。
但是，說實話，青春期從來都不如童年愉快。
《巴黎評論》：您祖母是個共產黨人？
維勒貝克：這麼說有點誇張。那時候，來自某個特定階層的人都會投共產黨的票，但他們完全不知道馬克思是誰。那是屬於階級的一票。
《巴黎評論》：她工作嗎？
維勒貝克：她不工作，她退休了。
《巴黎評論》：她以前做什麼工作？
維勒貝克：她在鐵路上工作。我想她以前是村裡火車站的負責人吧。
《巴黎評論》：您和您的祖母親近嗎？
維勒貝克：是的。我非常愛她。
《巴黎評論》：您有不同尋常的幽默感。她也是個有趣的人嗎？
維勒貝克：不是。她不太開玩笑。
《巴黎評論》：她很有母性嗎？
維勒貝克：是的。她的四個孩子都喜歡她。她是個非常好的母親。
《巴黎評論》：您常常見您的父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