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羅斯曼：年輕時候，我在我們位於耶路撒冷的小公寓臥室裡寫。我想不出自己還有什麼別的選擇，所以覺得在那兒寫也挺自然的。多少有點不方便，因為我妻子也在那兒工作。我在寫書期間，只閱讀相關題材的作品。所以我在寫《證之於：愛》的時候，我的書桌、床、床邊的桌子和地上，堆了幾十本有關大屠殺和「二戰」的書，它們的封面上，大多印有納粹黨徽「卐」。屋裡就像個納粹紀念堂。就在那時，我們認定，我需要一間自己的屋子。我們不能讓這些暴行侵擾我們的臥室。很快，我們搬進了一套更大的房子。
《巴黎評論》：那你現在如何寫作呢？
格羅斯曼：我早上六點左右起床，在耶路撒冷的山上——就是我們住的梅瓦塞萊特山——散步一小時。然後我到租來的一間單房公寓去工作，這間公寓就在我家附近的村子裡。當初我去看房時，房東太太說，可惜這裡沒有電話線。我說，太好了！我要了。我每天早晨過去，風雨無阻，在與世隔絕的狀態下，待六個小時。
《巴黎評論》：然後，一天的工作就結束了？
格羅斯曼：不，然後我回家寫。不過下午或晚上的工作內容與上午不同，基本上是對上午寫的內容作一些刪改。這部分的創造性弱一些，因為生活就圍繞在你周圍——家人和朋友。
《巴黎評論》：你在電腦上寫嗎？
格羅斯曼：開始時，我先用手寫。我會寫滿十來本本子，直到手稿的數量多得無法控制，然後我再用電腦寫。我會寫好多稿。從經濟角度來看，這種寫法不怎麼划算。
《巴黎評論》：你用四五年的時間寫一部長篇小說時，要在整個寫作期間維持同樣的風格和活力，有無困難？
格羅斯曼：我寫一本耗時數年才能完成的書時，寫到最後一頁的我，與當初寫下第一頁的我，已經大不相同了。我常常向我的書取經。我之所以會耗費數年才能完成一部長篇，是因為我其實並不真正理解，自己寫的是什麼，為什麼要寫這些。直到事後，我才會明白，這本書想告訴我些什麼。我不是故作神秘——事實上，我覺得唯有通過寫作，我才能體驗到自己在現實生活中不敢體驗的事物。
《巴黎評論》：你的長篇小說當中，有幾本更受讀者青睞，另外幾本可能相對難讀一些。你剛開始寫一本書的時候，是否知道這本書會有一定難度？
格羅斯曼：我寫得越多，就越是發現：作品越是私人化，得到的理解也就越少。人們不會讓私密的內容輕易影響到自己。對於像《z字形的孩子》或《一同奔跑的人》這樣較為輕鬆的讀物，他們更容易作出回應。
但對我來說，那些真正重要的書，那些我無法想象自己若是沒有寫，自己的生活會是怎樣的書，是那些需要讀者花費更多心思閱讀的書，比如《私密語法書》《做我的刀》《證之於：愛》，還有我正在寫的這本書。也許，我偶爾會寫一本有趣的書，但我把文學看得很重。就像經手處置爆炸物一樣。你可能會改變一名讀者的人生，你可能會改變——我認為也應該能改變——你自己的人生。
通常來講，較為輕鬆的書可以幫我恢復身心。我寫某一類書時，會給自己造成不小的破壞——其中有個過程，是把我的人格拆解開來。我的所有防禦機制、穩穩當當地發揮作用的一切、隱藏在生活中的一切，全都會變得支離破碎，因為我需要進入內心的破碎之處、脆弱之處、並非理所當然之處。寫完這些書時，我已經把自己破壞得夠嗆。當然，我不會抱怨。因為寫書就是這樣的。但我從這種完全孤獨的狀態中恢復過來的方法，就是寫一些能讓我跟其他人建立緊密聯絡的書。我寫《z字形的孩子》，是因為我得從寫完《私密語法書》和《睡在鋼絲上》的狀態中恢復過來。
《巴黎評論》：《睡在鋼絲上》延續了你在《黃風》中探討的課題。是什麼把你帶回到這個問題上？
格羅斯曼：那本書令我深受震動，因為我意識到，《黃風》只說出了巴以問題的一半。另一半，我覺得可能是更重要的一半，就是在以色列境內的巴勒斯坦人問題。
《巴黎評論》：更難解決的一半？
格羅斯曼：更內在，也更復雜的一半。我們有著同樣的定義——以色列人，但他們對以色列這個國家，這個猶太人的國家，作何感想？他們是這樣一個國家的公民——這個國家宣稱，它不屬於他們。
《巴黎評論》：你在《睡在鋼絲上》裡說過，以色列人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雙方都想與對方隔絕開來。但這本書表明，不論他們如何努力嘗試，雙方不會如此輕易分開。
格羅斯曼：我們不得不彼此共存。我不像左翼和右翼立場的多數以色列人那樣，把這看成是詛咒。我不願讓這個國家變成鐵板一塊。我寧願要一個多元化的國家。猶太人和阿拉伯人感受不到這種多元性，是因為我們雙方的敵意太重。如果我們的生活有安全保障，那我們就能無拘無束地探索雙方的文化了。但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寫完這本書後，大為震動，因為我意識到了危機的深重。在邊境另一側，跟巴勒斯坦人存在衝突是一回事，在國記憶體在衝突，又是另外一回事。這邊潛在的破壞力更大。
《巴黎評論》：但你並不認為，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是「第五縱隊」。
格羅斯曼：我一點也不這麼想。我把他們看作是一場挑戰。從一開始，雙方的關係就不是愛的結合。彼此共存是強加到我們身上的。但為什麼不欣然接受呢？在以色列境內，有五分之一的人感到，自己在文化、經濟、人道方面，並未從以色列這個國家獲益。他們感到自己受到排擠，蒙受了屈辱。放棄五分之一的人口，簡直是自殺行為。多數以色列人幾乎對阿拉伯人一無所知，只把他們看成是安全方面的威脅。有幾名阿拉伯人的確是這樣。我遇到過一些阿拉伯人，他們想在以色列內部，再建立一個國家——不光是要有與我們接壤的巴勒斯坦國，還要在以色列內部建立一個國家，這樣我們就會有三個國家了，加沙地帶一個，西岸一個，加利利一個。對我來說，這種要求有些過了。雙民族國家的想法，在別處很少能行得通，尤其是在雙方都曾遭受如此重創的地方。我還認為，眼下，我們需要在西岸和加沙走廊，在我們與巴勒斯坦人之間，設立一條邊境。對我來說，這很重要。不是一堵牆，而是一道雙方認可的邊境。
要接受這一想法，需要在政治上達到相當的成熟。這是一種崇高的想法，不過我還能想出更崇高的：所有的國家，捨棄所有的邊境。這種想法符合我與生俱來的傾向，但不符合現實，更不符合我們這裡的現實。
《巴黎評論》：你是否認為自己是後猶太復國主義者（post-zionist）？
格羅斯曼：不，完全不是。後猶太復國主義者認為，以色列應該成為雙民族國家。我跟巴勒斯坦裔的以色列朋友聊天時，他們告訴我，如果他們在這裡佔多數的話，他們是不會羨慕我們猶太人的。他們對自己能否保護好我們，會不會讓我們得到自由，沒有多少把握。我很抱歉這樣說，但我並不想參與這樣的實驗。我們這個民族已經經歷過太多的實驗。我寧願讓檢驗的重擔落在我的民族肩上，而不是他們肩上。我寧願讓我們來表現慷慨大度和政治上的成熟。對我來說，猶太人國家面臨的一大挑戰是，讓這裡的所有公民都有家的感覺。
你要知道，批評猶太人很容易。但在我看來，猶太復國主義的基本想法是高尚的：讓猶太人休養生息，在自己的土地上體驗政治、社會和文化的常態，有自己的軍隊保衛自己的土地——這是我們被剝奪多年的權利。我不會把戰爭神聖化，但在我們這個瘋狂、狂暴的世界上，尤其是在中東，擁有部隊是重要而必要的。
《巴黎評論》：你會不會覺得，你——作為一名作家，一個自由主義者——這樣說，有些奇怪？
格羅斯曼：只有不在這裡生活的人，才會覺得奇怪。一名義大利記者採訪我時，總把我描述成和平主義者，因為我致力於追求和平。我努力向他解釋，我並非和平主義者。和平主義者是這樣的人：哪怕別人當場殺死他的母親，他也不會拿起槍來。我當過四年兵，還做了三十年預備役。我有兩個兒子是坦克車長。我們必須自衛。話雖如此，但能將我們從當下困境中解救出來的辦法，並非始終堅持武力路線，而是要做到敞開胸襟、寬宏大量、富有勇氣。我們沒能做到這一點。我們已經沉溺於自己的武力和恐懼，無法自拔。
以色列人和猶太人往往被看作是聖書的子民（peopleofthebook）和有故事的人（peopleofthestory）。我們常常不被當人看，只被當作某種其他事物的隱喻。就好像別人可以從我們的經歷中，汲取到什麼教訓似的。這讓我們很容易成為刻板印象和偏見的攻擊物件。幾百年來，猶太人一再經歷重大事件，一直生活在絕境之中。
我認為，和平能為我們解決這一問題。如果我們能享有和平——如果我們能享有常態，如果我們能感到，我們在這裡是有希望的，如果我們能有穩固不變的邊境線——那麼我們或許就不會再認為，我們的活法與別人不同。這很重要，因為如果你的活法異乎尋常，那你其實體會不到正常生活的那些品質——那些瑣碎、細小、常見的國內問題。
《巴黎評論》：《睡在鋼絲上》似乎表明，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經歷驚人地相似。
格羅斯曼：你馬上就會體會到這一點。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一起來到自由環境下的時候，尤其是在以色列之外的時候，你能看得出，這兩個民族是多麼親近。我深信，如果我們能有機會——能有這樣的殊榮——和平共處，我們會成為好鄰居，因為我們在個人層面上，彼此能夠達成理解。眼下，我們對彼此的憎恨和懷疑，已經嚴重到了這樣的地步，一方所採取的每一個步驟，都會被另一方視為詭計或花招。在這層意義上，我們陷入了困境。
但這兩個民族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就是是否經歷過大屠殺。非猶太人談起大屠殺來，就像談起其他往事一樣。那時發生了什麼？他們會問。而猶太人，不論他們說的是何種語言，都會談到「在那兒發生的事」。問「那時發生了什麼」，意味著事過境遷。但對猶太人來說，悲慘的是，它從未結束。它就在跟我們的生活並行不悖的某處，是我們的另一重選擇。我說這話，不是妄加評斷。這就是我們的處境。它影響著我們的社會行為，我們的個人行為，我們對未來可能性的信念，我們撫養孩子的方式，我們搞政治的方式。它的影響力無處不在。
在我的婚禮上，我姨媽——她的胳膊上文有一個數字，因為她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待過——在那個數字上，貼了一枚小小的邦迪創可貼。我看了看那個創可貼，又看了看她的眼睛，我意識到，她貼上那東西，是怕給喜事帶來不快。我很難過。我想，這種事可不是邦迪創可貼能掩飾得了的！
《巴黎評論》：但在《死亡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中，你說：「有些人相信，大屠殺是專屬於猶太人的事件，我不屬於這類人。」
格羅斯曼：我不認為有誰能把猶太人身份與大屠殺分割開來，但這是一場事關全人類的事件。每個人都應該問自己幾個有關大屠殺的問題。其中之一就是：面對如此的專制，我如何維持自己作為一個人的唯一性？我有什麼無可磨滅的地方？
在《做我的刀》裡，我把這種想法稱作「luz」，核心。「luz」是《塔木德》裡的詞。它是你脊骨裡最小的、無法消滅的骨頭。你的全部本質，都儲存在這個核心裡面，它可以讓你在復活時，恢復如初。有時我會做這樣一件小事：我讓人閉上眼睛，用一分鐘的時間想象一下，他們的「luz」是什麼。如果把人格比作是眼睛，那這個核心就是瞳仁。我得到的回答頗為有趣。
《巴黎評論》：你的「luz」是什麼？
格羅斯曼：我覺得它跟迫切的創作欲有關。
《巴黎評論》：你在《睡在鋼絲上》裡寫道，有必要「擯除先入為主之見，虛心看待」以色列境內巴勒斯坦人的「複雜情況」，「在我們心裡，給他們騰出地方來」。這一做法在你的許多書裡，似乎都有所體現，某人擯除先入為主之見，虛心看待他人的生活。這個例子能否說明，政治局勢塑造了你的小說的面貌？
格羅斯曼：我寧願相信，哪怕我在美國或別的地方生活，也會寫一寫這些事。但在這片有如此破壞潛力的地方生活，遁世隱居的想法很有誘惑力。
我們坐在這條走廊上，滿目青翠，鳥兒啼囀，但緊張局勢無處不在。身為以色列人，是件累人的事。在這片土地上，在你遇到的人們身上，在語言裡，在別人給你講的故事裡，幾乎沒有什麼中立的空間。這裡的一切都充滿了意義，有時都被意義給毒化了。在我的後兩本書裡，我寫的故事在某種程度上，都與當下緊密的現實有些脫節——我想營造出一小片親密、平常、不受政治影響的小天地。因為我們有時會忘記，在某些地方，我們只是人，感謝上帝，而不是以色列人。
《巴黎評論》：透過巴以衝突的鏡頭來解讀你的所有作品，是否是一種詛咒？
格羅斯曼：這種感覺挺傷人。《她的身體知道》在義大利出版時，有位記者問我，沙烏勒的斷腿是不是以色列人的猶太復國主義夢想粉碎的隱喻？你能想象嗎？我差點走出房間。這種從政治角度解釋以色列的一切，將其歸類為政治隱喻的傾向，令人惱火。這無疑是一種誤解的表現——不是對以色列的誤解，而是對文學的誤解。文學有許多層面，政治層面只是其中之一而已。不可能只因為我們是以色列人，我們就不猜忌我們的妻子，不戀愛，不撫養孩子，沒有原始的舉動。我們首先是人，然後才是以色列人。對普通人來說，在這裡生活可能會很艱苦，但對作家來說，這裡就像天堂。這是個充滿激情的地方，我把它看成是一項恩賜。
《巴黎評論》：用希伯來語寫作的侷限和優勢是什麼？
格羅斯曼：希伯來語的各個層面，從聖經時代、拉比猶太教時代到其他時代的希伯來語，直到最新的以色列俚語，都可以用來玩文字遊戲。不過需要記住的是，有一千八百年的時間，人們並不說希伯來語，他們只用這種語言書寫和祈禱。孩子、士兵們不說這種語言，人們在做愛時，也不說這種語言——因此這種語言原先不具備日常生活的層面。如今，以色列的俚語既豐富又密集——它自身就堪稱一門語言。許多俚語是在部隊裡形成的，用這種語言，差不多可以表達任何事。因為以色列是個吸收移民的國家，所以對那些，比方說，俄國和衣索比亞來的人來說，俚語也充當了一種共同的交流手段。
《巴黎評論》：你熟悉俚語嗎？
格羅斯曼：我有好幾個孩子，所以我經常聽到俚語。它為語言賦予了活力，但也不無危險，因為它在某種程度上，也促成了希伯來語的不斷衰退。能讀《聖經》的孩子越來越少，《塔木德》更是如此。我不得不為我的孩子把《聖經》的章節翻譯出來，因為他們的老師讀不懂《聖經》的語言，或者起碼領會不了語言的內在含義和聯絡。顯然，希伯來語對他們來說，不像對我們這些五六十年代長大的人來說那麼重要，那時候，掌握高階的希伯來語，對成為以色列人至關重要。
有時候，我寫下一個詞，意識到很多人也許不認得這個詞時，我會自問，這個詞該不該用。我覺得擔心，是因為如果我們運用的語言是枯燥乏味的，那我們的現實也會變得乏味。
《巴黎評論》：在《證之於：愛》裡，你談到了「挫折」這個詞，這個詞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才進入希伯來文。你寫道：「只說希伯來語的人永遠也不會有挫折感。他們也許會感到憤怒或失望，甚至在某些處境中，體會到迷亂的感受，但他們從不瞭解尖銳的挫折感是怎麼回事，直到描述這種感受的那個詞，被人從英語裡移譯過來為止。」
格羅斯曼：我們找到這個詞的時候，儘管備受挫折，又是何等歡欣！我記得，我們突然給這種感受找到名字時，那種如釋重負的感受。在此之前，我們有「tiskul」這個詞，我們模糊不安地感到，這個詞不夠貼切，不夠敏銳。不過儘管如此，也許還有上百種「tiskul」我們沒有意識到，因為我們把它們歸結成了一個詞，也許日後，我們還會找出一百多種其他版本的「tiskul」。
《巴黎評論》：現在這種情況，對作家來說，是否就像一塊空白的畫布——充滿用寫作塑造當代希伯來語的嶄新機會？
格羅斯曼：希伯來語是一門富於變化的語言，它可以熱切地投入到各種各樣的文字遊戲當中。你可以用俚語談論《聖經》，你也可以用《聖經》的語言談論日常生活。你可以編造出人們很容易理解的單詞，因為幾乎每個詞都有詞根，人們認得衍生出來的詞綴，或者通常能看懂它的意思。這是一門非常性感的語言。它恢宏、豪邁、壯美，但與此同時，它也有些巨大的缺口，亟待作家們填補。
《巴黎評論》：這麼說，這是作家的職責所在？
格羅斯曼：對，作家絕不該把任何事視為理所當然，不論是公式、詞句，還是現實。這也是我對孩童那麼著迷的原因之一——他們從不把任何事視為理所當然。一切都是令人驚訝和新奇的，是恆久的啟示。我還記得自己放完暑假，發現最好的朋友比我高了一個頭。還有一天，家裡突然擠滿了人，奶奶在哭，爺爺去了某個地方，沒有回來，沒有人肯告訴你他去了哪兒。人們竊竊私語——兒時的我不論何時走進一間屋子，就會有某個人閉口不言，就好像他剛剛說了什麼可怕的事似的。
我兒子三歲時，一天晚上，我安頓他上床，我解釋說，那天是十二月二十一日——一年當中夜晚最長的一天。我給他掖好被子，給了他一個晚安的吻。第二天早上，天一亮，他就衝進我們的房間，大汗淋漓，又激動又寬慰地喊道：爸爸、媽媽，結束了，夜晚結束了！你能想象得出，他是伴著什麼樣的想法，度過了一整夜嗎？因為他並不認為「太陽還會再出來」是理所當然的事。
我在寫作時，就努力把自己帶到這樣的境地。我想被引入歧途，被帶到能動搖我對自己、對家庭、對國家的基本判斷的危險境地。
《巴黎評論》：你在寫作期間，會把稿子給別人看嗎？
格羅斯曼：會，不過就拿我現在正在寫的這本書來說吧，我寫了四年，才把它拿給妻子和幾個朋友看。
《巴黎評論》：你的妻子是你的第一位讀者嗎？
格羅斯曼：一直都是。甚至在她還沒讀到正文之前，我們就已經聊了很多了。我正在寫的這部小說，有點像是我們的生活當中的另一重生活。我們還談論她的工作——她是個臨床心理醫生。
《巴黎評論》：亞伯拉罕·耶霍舒亞的妻子也是心理醫生。
格羅斯曼：這種結合很不錯，因為這兩種職業十分接近。米海爾用她的職業給我帶來影響，我用我的職業給她帶來影響。但我們的婚姻，還有她的家庭給我帶來的改變，比她的職業對我的影響還要大。因為她，我變成了左翼。我還記得自己和米海爾第一次因為政治爭吵的情景。我們是在部隊裡認識的，兩人都是年輕士兵，一天晚上，我們去看了左翼劇作家哈諾赫·萊文（hanochlevin）創作的歌舞劇，他是個天才。對我們的佔領，還有我們對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他道出了最令人憤慨的事。我大為震動。與此同時，她的祖父是共產黨員，她們家非常反對佔領，我第一次去他們家，就意識到了這一點。我感到大開眼界。
《巴黎評論》：人們常把你與耶霍舒亞和阿摩司·奧茲相提並論。你覺得自己跟他們有競爭關係嗎？
格羅斯曼：我認為我們是好搭檔。在別的國家，可能會有不少妒忌和競爭。我不能說，以色列作家之間沒有妒忌——有妒忌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甚至有句希伯來諺語說的就是這件事：kin’atsofrimtarbehhochmah。作家之間的妒忌會催生更多的智慧。
《巴黎評論》：這話是什麼意思？
格羅斯曼：意思是說，競爭是好事，會逼迫你變得更有創造力。
《巴黎評論》：你筆下的人物常對語言文字感到著迷。在《證之於：愛》裡，莫米克會玩這樣一種遊戲：用手指清點某個詞有多少個字母。《私密語法書》裡的阿倫，選出一些特殊的詞，在七天之內，他都不會說這些詞，好讓它們得到「淨化」。《狂暴》中的沙烏勒確信妻子有了私情，因為她說起一些從沒說過的話，還開始學習葡萄牙語。在《做我的刀》裡，亞伊爾寫道：「我曾想過，教我兒子學習一種私人的語言。有意讓他與世隔絕，從他一出生，就開始欺騙他，這樣，他就會只相信我教給他的那種語言。」對你來說，這種私人的語言意味著什麼？
格羅斯曼：我覺得這也許是讓某人成為作家的第一推動力——按照自己的私人方式命名事物的需要。這也是讓外部世界不那麼陌生的方式。通過對私人語言——通過特定的節奏組合、對特別詞彙的特殊運用來實現——的運用，讀者可以感受到你的內心世界的特質，我認為他們會有所回應。
《巴黎評論》：與此同時，你的書裡始終有著持久的懷疑，懷疑存在通過語言從事不軌行徑、操縱他人的可能。
格羅斯曼：在以色列生活了這麼多年，我看到，用語言巧妙地操縱人心，是多麼容易的事。人們幾乎急於被人操縱，因為他們不願意認識他們生活其間的現實——現實太粗糲猙獰，讓他們覺得難以忍受。他們運用虛假的語言，在他們與現實之間營造出一片緩衝區，這與語言理應發揮的作用截然相反。這種做法包括：將敵人妖魔化、使用陳腔濫調、只強調負面因素，等等。
與此同時，我們又不能當真發願，要了解全部真相，我們只須指明語言的含混之處。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並不清楚什麼是絕對正確或錯誤的，但我在運用政府描述時局時使用的那些詞時，我也應該注入別樣的觀點。
我參加了一個名叫「keshev」的組織，這個詞的意思是「關注」。這個組織負責運營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發起的一個專案：監督以色列和阿拉伯雙方的新聞輿論所使用的語言。媒體通過在報紙上給新聞報道留出的篇幅，或者通過頭條新聞的標題——有時這類標題還與報道的內容相悖——來操縱民意，看出民意是多麼容易被操縱，讓人深感著迷。謊言被報道出來，最後滲透到了人們的意識當中。就以在以色列深入人心的這個觀點為例吧：沒有一個巴勒斯坦人是我們的夥伴。在keshev，我們對電視和廣播是如何促成這種看法的，作了系統的研究。
《巴黎評論》：不久之前，你甚至都不能提到「巴勒斯坦人」。
格羅斯曼：事實上，人們很生我的氣，因為我在《睡在鋼絲上》用了這個詞。人們說，你幹嗎要讓他們有想法呢？其餘那些阿拉伯人是埃及人、敘利亞人、約旦人——只有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只叫阿拉伯人，因為我們害怕「巴勒斯坦人」這個詞。
我在廣播電臺做新聞節目主播時，手頭有一份特定詞彙表，詞彙表上面的詞都是不允許我說的。我不能說「被佔領土」。每天，我都得報道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士兵殺害的新聞，我的措辭是這樣的：「在領土地區的騷亂中，一名當地少年被殺。」這句話裡的每個詞都是謊言。「騷亂中」，聽起來就像有人違反了特定的命令；說「在領土地區」，就可以不用提及「被佔領土」或「佔領」；說「當地」，就可以不用提及「巴勒斯坦人」——願上帝阻止他們發現自己是巴勒斯坦人，他們有可能反抗我們；那個「少年」可能只有兩三歲大。我們總是用被動語態來講，「被殺」，這樣我們就不用提及，究竟是誰用槍打死了那個孩子。
我們從來不提受害者的名字，直到我們當中有人提出抗議，說我們必須說清軍隊殺害的人叫什麼名字。哪怕人們只是支援佔領，他們也應該為這一事實承擔部分責任：我們計程車兵以佔領政策的名義，殺害了某個人。
《巴黎評論》：你有沒有覺得，你的作品遭到了誤解，哪怕在以色列國內？
格羅斯曼：我寫的政治題材作品，遭到右翼分子的激烈抨擊。比如《黃風》就招來了一股仇恨，我們不光收到書信和電話威脅。他們還弄壞了我家的車。他們把水箱散熱器給堵了，結果開出三公里，車子就冒煙了。當時車上還有兩個孩子。我還遭到總理伊扎克·沙米爾的公然斥責，最後廣播電臺把我給解僱了。
《巴黎評論》：沙米爾說了什麼？
格羅斯曼：我當時是早間新聞節目的主播，所以在「六日戰爭」二十週年紀念日那天，我一定要採訪他，這是全國性節日。他想舉行一場大閱兵，我問他，在國家經濟狀況如此糟糕的情況下，是否真的有此必要。我們不能把錢用在別的地方嗎？我還向他問起巴勒斯坦人，暗示說，他們也許會造反。
他漲紅了臉，突然抓起他的麥克風，扔了出去。他說，你在小說裡，在你的想象裡，愛怎麼編都行，作家。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的處境，從未像在我們的統治下這樣好過。他們永遠也不會做出你說的那種事。他拂袖而去，不肯繼續接受採訪。
然後是好一通協商。我待在內閣會議室裡，身邊只有他的一名助手和一名技師。在這樣的情況下，該如何是好？他終於還是回來完成了採訪，但在接下來的一年半時間裡，他不肯再接受我的採訪了。當時我是兩大新聞主播之一，竟然不能採訪總理。你能想象嗎？諷刺的是，半年之後，抗暴行動就爆發了。我在《黃風》裡寫的事當真發生了。結果證明，他制定的政策完全是一場災難。
《巴黎評論》：儘管身為公眾人物，你還是一個很注重隱私的人。但令郎的死這一私人的不幸，讓舉國上下同悲。你是如何對待這件事的？
格羅斯曼：很不好受，感覺也有些奇特，因為悲痛具有私人的性質。但我感到，以色列內外，有那麼多人，深感同情和震驚。我受到許多巴勒斯坦人、埃及人、黎巴嫩人、約旦人、伊拉克人和伊朗人的回應，他們寫信給我，或者在各種場合告訴我，這是他們第一次為一名以色列士兵的陣亡感到難過。如今對我來說，他不是以色列士兵，他是我兒子。但他們告訴我那番話時，我的內心受到了觸動。
我無法公開談論烏里的事。我說了悼詞，因為那是父親悼念兒子的場合，但要是換作別的公開場合，我是無法說起他的。甚至在他離開一年之後，也不行。我對他的悼念只能私下進行，不好意思。
《巴黎評論》：你個人遭遇的不幸，對你的寫作有影響嗎？
格羅斯曼：我不寫作的時候，感覺就像帶著悲傷，來到了不同的空間。四年前，烏里入伍時，我開始寫一部長篇小說，這部小說與我的生活密切相關，它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迎合了現實。「愉快」這個詞用在這裡，似乎不大合適，但讓我感到愉快的是，當時我在寫的，是這部小說，而不是其他任何一部小說，因為在他陣亡之前的三年零兩個月裡，我創造出來的這片空間，如今是我能與發生在我身上，發生在我們身上的這件事共處的唯一一片空間。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那片空間，就像我全心投入我要寫的任何環境一樣——毫不設防，徹底袒露內心，陷入悲痛，同時無比真切地體會到，自己喪失了什麼。所以如今，要潛心於小說並不容易，不光是因為我在以色列生活，在瘋狂、激烈的現實中生活，還因為我現在過得是這樣一種生活。我很難談論這種生活。
《巴黎評論》：你還有日子不好過的感覺嗎？
格羅斯曼：如今，我過的是痛苦的生活。就像一直身處地獄一般，而且還是慢動作的。我無意逃避悲傷，我在寫作的過程中，激烈地直面悲傷，但我不光是在寫作的過程中這樣做。如果我一定要承受痛苦，那我要徹底弄清自己的處境。這一處境並不舒適，但既來之則安之。如果我註定承受這一處境，我願意——這也是人的一種困境，我願意體驗一番。
有一件事，我確定不疑：如果我不寫這些人物，這些故事，我會痛苦得多，也許還會反常得多。寫作讓我得以探索自己在生活中不可能探索的處境。但在我心裡，它們都很生動。在感情方面，我是個極端的人，寫作讓我有了繼續前行的可能。
《巴黎評論》：你說的極端，是什麼意思呢？
格羅斯曼：就是熱切，不憚接觸他人的極端狀況，對他人的內心生活感興趣，尤其是在備受壓抑的地方。我總會質疑自己觀察到的情形。不論何時，我總能看到裂縫——甚至在我有那種經歷之前就是這樣。這是看待事物的一種方式，我不能說，這種方式是我有意選擇的，但我愉快地投入到這種方式之中，因為我覺得，這是看待人生無常的準確方式。在我看來，一切平靜安穩，都像幻覺。
（原載《巴黎評論》第一百八十二期，二〇〇七年秋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