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學娣/譯
馬德里一家餐館的侍應生在聽說我要去採訪哈維爾·馬里亞斯時驚訝得倒吸了一口氣。「您認識他？」他問道，好像我提到的是一位總統或者電影明星似的。「我們有時看見他從這條街上走過。」
儘管馬里亞斯在美國讀者中名氣還不是很大，但在歐洲他已經在文學界和知識分子中引起了轟動——他的名下有十一部小說，兩部短篇小說集，一部傳記散文集，在馬德里的《國家報》週刊上有一個談論政治、文學、電影、體育和社會的專欄。同時他還是西班牙最優秀的英語翻譯家之一。他自己的作品已經以三十多種語言出版，全球銷量已超過了五百萬冊，他經常以諾貝爾獎候選人的頭銜出現在歐洲報刊上。批評家們和欣賞他的同行們（庫切，薩爾曼·魯西迪，以及已故的塞巴爾德）稱讚他用西班牙式黑色幽默挑戰英式豪言壯語，創作出了節奏很快卻又重視細節，既有推理性又有邏輯性，既現代又古典的小說。
而馬里亞斯本人也表現出一些特點的對立統一——他時而是一個貴族，時而是一個隱士，時而喜歡交際時而沉默寡言，時而謹小慎微時而輕鬆隨意。就像他小說中幽靈般的敘述者一樣，他有點讓人難以判斷。他喜歡隨意靠在沙發上，而不是正襟危坐，說英語的時候總是字正腔圓。他習慣喝可口可樂，喜歡吃塞拉諾火腿和拉曼卻乳酪，如果不是萬不得已不喜歡系領帶。馬里亞斯有一個部落格，但他從來不看，提到它時也只說是「我名下的網頁」。這個部落格由一位助手打理，負責釋出他的報紙專欄文章和著作。馬里亞斯沒有電腦和手機。他在馬德里的馬約爾廣場周邊租了兩套幾乎一模一樣的公寓。一套公寓擺放著深色傢俱；另外一套公寓則擺放著白色同款傢俱。高達天花板的書架上收藏著希臘文、拉丁文和拜占庭書籍，不遠處有一個房間裡面全是傑瑞·劉易斯和迪恩·馬丁的電影dvd以及《大淘金》《賭俠馬華力》和《老友記》的dvd。雖然他的居住空間凌亂地堆滿了玩具士兵，文學紀念品——達希爾·哈米特和約瑟夫·康拉德的書信，一尊勞倫斯·斯特恩的半身像，幾位作家的照片——和書迷來信，但是馬里亞斯仍然強調自己是一個井井有條的人。「我只是沒有時間整理東西。」他說。
馬里亞斯始終在重新劃定幻想和現實之間那條細細的分界線，二者是他作品的核心元素。不僅他的敘述者是不可靠的，他的整個小說世界都是不可靠的。他的作品演繹了納博科夫「回憶終究是虛假的」這一原則，這賦予了他的故事一種永恆感。
馬里亞斯一九五一年出生於馬德里，也就是佛朗哥在西班牙上臺十二年後。他的父親胡裡安·馬里亞斯是一位知名哲學家，因為反對佛朗哥政權曾被監禁，之後被禁止在西班牙任教，馬里亞斯有小部分童年是在美國度過的。他在二十一歲之前完成並出版了兩部小說：《狼的領地》（1971）和《地平線之旅》（1973）。他曾在馬德里康普頓斯大學學習英文，畢業後的六年之內沒有再寫過一部小說，而是致力於翻譯英美名家，如托馬斯·布朗爵士，斯特恩，威廉·福克納，華萊士·史蒂文斯，約翰·阿什伯利。他曾在牛津大學教授翻譯理論，並在那裡寫了他的第六部小說《靈魂之歌》（1989）。在這部小說裡，馬里亞斯諷刺了牛津大學的教師生活，用同情的筆墨刻畫了作家約翰·高茲華斯，他繼承了安提瓜所屬的一個小島雷東達島的國王頭銜。《靈魂之歌》的出版引致馬里亞斯被任命為新一任雷東達國王，這個頭銜他保留至今。馬里亞斯的第七部小說《如此蒼白的心》（1992）獲得了國際impac都柏林文學獎，此後他又出版了四部小說，包括《明日戰場上勿忘我》（1994）和《時間的黑背》（1998）。
此次訪談歷經六個春夜，地點是馬里亞斯的公寓——那套配有深色傢俱的公寓。他的父親幾個月前剛剛離世，馬里亞斯的眼周一片黑暈。「我睡不好。」他坦言。他無可厚非地一支接一支地抽菸，左右手一樣熟練，旁邊的傳真機上堆滿了等待他審批的書封校樣以及有關馬里亞斯剛剛以其出版公司「雷東達王國」的名義釋出的獎項的細節事宜。馬里亞斯講話句式曲折，有大量的從句和附加說明，讓人感覺就像在同亨利·詹姆斯講話。馬里亞斯在他的《書寫的人生》（1992）一書中以讚賞的態度稱，這位作家講話和寫作一樣愛用閒筆，婉轉迂迴，有一次在提到狗時稱它為「某種黑色的犬類」。
——莎拉·費伊，二〇〇六年
《巴黎評論》：您不僅是西班牙公民，還是西印度群島一個微型國家雷東達島國的國王。我肯定您是《巴黎評論》採訪的第一位君主。您是如何獲得這頂王冠的呢？
哈維爾·馬里亞斯：十九世紀有位航運巨頭希爾，他居住在加勒比海地區，有八九個女兒，但是沒有兒子。最後他終於有了一個男孩，叫馬修·菲普斯·希爾，成了一名作家。一八八〇年，為了慶祝兒子十五歲生日，希爾宣佈無人居住的雷東達島歸自己所有，該島在蒙特塞拉特島附近，離安提瓜不遠。他和安提瓜一位衛理公會牧師一起籌備了一個加冕儀式，馬修·菲普斯·希爾被加冕為該島的國王。最近我得知雷東達相當於歐洲的特蘭西瓦尼亞，很適合構造文學傳說。那個地方遍佈岩石，交通受限，曾被走私犯用作藏匿之地，傳說那裡有可怕的野獸，發生過恐怖的事件。在希爾加冕之後不久，英國政府決定吞併這個島嶼，因為在島上發現了磷酸鋁。希爾家族向英國政府抗議了多年，最終殖民總部表示他們不打算把島嶼還給任何人，更不用說是一個瘋子船主和一個作家，但是他們並不反對希爾使用雷東達國王的頭銜，只要它不包含任何實質性內容。
希爾最終在英國定居，晚年得到一位名叫約翰·高茲華斯的年輕作家的幫助。希爾一九四七年去世時，高茲華斯成為他的文學遺囑執行人和遺產繼承人。高茲華斯開始了所謂的「貴族知識分子」生活，他封了許多男女公爵，包括勞倫斯·杜雷爾、亨利·米勒和狄蘭·托馬斯。高茲華斯是個很有前途的作家，十九歲就出版作品了。他參加過對印度、阿爾及利亞和埃及的戰爭。令人稱奇的是，他到處出版詩歌小冊子，甚至包括加爾各答。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在戰火紛飛中做到這一點的。他是皇家文學學會最年輕的會員，和同時代的很多大文豪都有接觸，比如托馬斯·哈代和勞倫斯。不過高茲華斯後來成了酒鬼，很快便不名一文。他欠了房東和酒保們一大堆債務，於是開始向這些人售賣頭銜。他甚至在《泰晤士報》上登了一則出售雷東達國王頭銜的廣告，很多人都頗有興趣。在「雷東達王國」出版公司出版的我的一本書中，我模擬了一封電報。就在這兒。丹麥的卡爾·維爾納·斯科格霍姆寫道：
雷東達國王約翰·高茲華斯陛下，
關於您的廣告我懇請向您提出如下問題，希望您能作答：
（1）國王的職責是什麼？
（2）國王的權利是什麼？
（3）雷東達島是居住佳地嗎？
（4）國王能聯絡到黛安娜·多絲嗎？
（5）我有兩個女兒，女孩能繼承王位嗎？
突然之間成為國王應該是件美事。我希望我可以——如果您仍願意出售的話。
《巴黎評論》：「突然之間成為國王應該是件美事」——這件美事在您身上發生了。
馬里亞斯：正是。不過對我而言，除了傳說帶來的樂趣之外，其餘的並不怎麼美妙。好像高茲華斯在生活最困窘的那幾年確實把王位賣了——他將檔案頒發給了不同的人，因此關於這個頭銜有一些爭議。那些聲稱自己是王位繼承人的酒保的一些後嗣對我很憤怒。其中一人說：「當初好不容易打敗了西班牙人，現在你又把王位還給了他們！」這讓我忍俊不禁。我從未說過我是雷東達國王，也從未使用除了我的名字哈維爾·馬里亞斯以外的任何頭銜簽過名。我從不贊成君主制。我擁護共和制。
《巴黎評論》：但您是怎麼勉為其難地當上這個國王的？
馬里亞斯：這些被稱為「王位覬覦者」的人稱我是在一次拍賣時買到的頭銜，但我並沒有這麼做。一九九七年，在我將高茲華斯的一篇故事收入一本選集並在我的小說《靈魂之歌》中提到這個故事之後，高茲華斯的下任國王喬恩·威尼·泰森寫信給我說他想讓位，因為王位覬覦者們多年來一直在給他寫信。我必須承認他是一個特別友好的人。因為我瞭解雷東達並且讓它名氣空前，他便問我覺得誰會是一個好的繼承人。他提到了謝默斯·希尼，因為希爾是愛爾蘭裔，而希尼又是一個偉大的作家。我說，可以，我認為繼承人應該是一位「真正的」作家——王位的繼承不僅要看血統還要看文字。我們見識過極盡委婉之辭的英式談話——即使你在說我認為你在說的事情，我也不敢認為你真的在說你似乎在說的事情，最後他才明說：「我認為你是一個很好的選擇。」我說如果這種小說中常有的情節闖入我的生活而我拒絕接受，我就不配當小說家了。於是我就接受了。
這只是一個頭銜而已。那個島嶼已經被安提瓜收復了，現在歸安提瓜所有，我並不想就任何虛擬而非現實的事情而引發王朝爭端。在我看來，喬恩·威尼·泰森的錯誤在於他答覆了那些王位覬覦者，他一直在和他們爭辯，可能多是在私下而非公開進行的。我早已下定決心絕不答覆任何人。我也正是這樣做的。我曾經半開玩笑地說過，這是唯一要做的符合國王身份的事情：徹底不作答覆。換作是英國國王或者西班牙國王會怎麼做呢？他們不會予以答覆的。
《巴黎評論》：鑑於您在小說裡總是把虛構和真實編織在一起，一些人懷疑這個島嶼完全是編造出來的。
馬里亞斯：但是有地圖為證。那個島就在那裡。
《巴黎評論》：您親眼見過嗎？
馬里亞斯：沒有，我本人沒有。喬恩·威尼·泰森親眼見過。但是我個人認為沒有太大必要親臨島嶼。
《巴黎評論》：您延續了向作家和藝術家授予頭銜的傳統，比如佩德羅·阿莫多瓦（顫抖公爵），約翰·阿什伯利（凸面公爵），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大都市公爵），等等。他們的職責是什麼？
馬里亞斯：沒有任何職責，甚至不需要效忠。所有的男女公爵都有名號——風趣的名號，這是始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一個傳統。除此之外，我一直努力保持低調。
《巴黎評論》：每年您還以島嶼的名義頒獎。
馬里亞斯：是的。問題是我給獲獎者寫信時，如果他們知道我是誰，事情就很方便。但是如果他們不知道，我就不得不去解釋雷東達的來龍去脈，這聽起來很瘋狂。不是嗎？我必須請求他們不必認真對待王國這件事，好讓他們不會認為我是一個瘋子什麼的。這有點複雜。到目前為止，一切都還好。今年的獲獎者是雷·布拉德伯裡。我們拭目以待他是否理解這個玩笑，因為如果他不理解，我就得去找讓—呂克·戈達爾——他排名第二位——然後再次解釋整件事情，並且是用法語。布拉德伯裡先生需要決定作為雷東達公爵他想用什麼名號。我有幾個建議：蒲公英公爵，或者黑暗狂歡節公爵。不過，他選什麼當然都行。
《巴黎評論》：在您的傳記散文《書寫的人生》一書中，您刻畫了二十六位作家，包括威廉·福克納、三島由紀夫、詹姆斯·喬伊斯和伊薩克·迪內森。您選的大多數作家個人生活都很悲慘，他們在愛情和人際關係方面都很失敗。
馬里亞斯：他們命運多舛，是這樣。
《巴黎評論》：您是一個悲慘的人嗎？
馬里亞斯：是，但是不像他們中的一些人那麼惹人矚目。我沒有像馬科姆·勞瑞那樣企圖殺害我的妻子——我目前沒有妻子，我也不認為我會有妻子。但是我認為我的生活不太順利。
《巴黎評論》：為什麼這麼說？
馬里亞斯：嗯，從我父母的觀點來看，我想我太猶豫不決了。我沒有固定的職業。有那麼幾年我都不確定自己是否真的有謀生能力。你當然不能靠翻譯來維持生計。我有過極度焦慮不安的時期。那時我生活在其他國家。沒有成家。有過各種各樣的女朋友——有的已婚，有的不願嫁給我或者我不願娶她們，有的是外國人，生活在其他國家。總有這樣或者那樣的困難。我記得我的母親——她已經去世二十九年了——曾經說過，在她的五個兒子中只有我總是讓自己身處危險。她最擔心我。我過馬路闖紅燈——諸如此類的事情。
如果我不是成了一個成功的作家，我的境況可能要糟糕得多。這種情況是很有可能發生的。這一點我永遠不會忘記。我不認為我的書容易讀，但也不是太難，如果我的小說只賣了一萬本也毫不奇怪。許多作家的銷量遠遠低於這個數字。我很幸運，但是循序漸進的。我不是那種寫了一本書就一舉成名的作家。《多愁善感的男人》比之前所有的小說都成功，而《靈魂之歌》又更加成功，然後《如此蒼白的心》取得的成功又遠遠高於所有其他的小說。我已經有了忠實的讀者，但是事情也有可能完全不是這樣的。
《巴黎評論》：您所刻畫的作家的另一個共性是他們都不太看重自己。最明顯的例外是托馬斯·曼、喬伊斯和三島由紀夫。您是如何避免過於看重自己的呢？
馬里亞斯：這不是避免的問題。要麼你覺得自己很重要會被銘記，要麼你不這麼想。他們三位似乎很看重自己，對後世考慮頗多。我多年前翻譯過史蒂文森的一首詩，詩中他稱寫作為「這種幼稚的工作」。在這首詩中他向他的祖先致辭，他們都是燈塔建築工人。他為自己沒有沿襲這一傳統而是待在家裡像個孩子一樣舞文弄墨表示歉意。
現在為後世考慮是荒唐可笑的，因為事物不是一成不變的。書籍看似比電影和唱片更經得起歲月，但是即使是它們也不會保留很久。現在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依賴生活的憐憫。作家和電影製作人去世時，如果運氣好的話，三五天內報紙的版面和電視節目會報道他們，大家都忙作一團，但是之後你就得等上十年等到有一個紀念活動。那時你已經不在這裡接受訪談捍衛自己的作品了，你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這是一種懲罰。
當然，有一些人在後世很幸運，或者說他們值得如此。埃爾維斯·普雷斯利就很幸運。他常常活在很多人的記憶裡，包括我。我認為埃爾維斯·普雷斯利值得常被懷念。但是大多數人都不是這樣。在福克納一百週年紀念時，我做了一個小冊子向他致敬，裡面有我寫的幾篇文章、我翻譯的詩以及別人寫的一篇文章。這本小冊子讓媒體對福克納產生了興趣。他們打電話向我詢問有關他的事宜時，我有種感覺，就是一個像我這麼平庸的作家正在幫忙談論福克納。我不想假裝謙虛——你總是有自己的英雄，你永遠都不會超越他們，永遠不會。因此，在我看來，多虧了一個平庸的西班牙作家——我，並且因為我在世並且被人所熟知這個偶然的事實，西班牙人才讀福克納。但是福克納不應該需要任何人幫忙。
《巴黎評論》：在您二〇〇二年出版的《明日你的容顏》第一卷中，您講述了您父親的故事，對他產生了一種後世影響。您為什麼決定把這本書分三卷出版？
馬里亞斯：這本書，特別是第一卷《狂熱與長矛》，部分靈感來自我的父親，西班牙內戰剛一結束他就被他最好的一個朋友出賣的故事被安在了敘述者的父親身上。我擔心如果我一直寫下去直到完全寫完才出版——我當時很清楚這部書要寫很長時間，那就可能無法及時印出讓我父親讀到了。老年人要求不多，很少有什麼能讓他們激動的事了。我看出我的父親非常想看看他的故事如何被講述。我讀了部分內容給他聽，看他是否有異議。他唯一的評論就是，和我的敘述者不同，他從未透露向佛朗哥警方告發他的那個人的姓名。但是我說，現在是我在講故事，於是他接受了。他想知道小說裡是如何刻畫他的。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他的視力已經差到無法自己閱讀了，但是我把那部分章節讀給他聽了。他能聽得見。
《巴黎評論》：您的父親曾是哲學家何塞·奧爾特加·伊·加塞特的弟子，是西班牙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後來被佛朗哥驅逐出境。他的流放對您有影響嗎？或者您那時還太小了？
馬里亞斯：流放這個詞並不準確。他屬於那種「內心流亡」，就是反對佛朗哥但是仍留在西班牙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他曾入獄幾個月。他本來很可能死於行刑隊槍下的，但是他倖免於難。就像許多不被允許從事自己職業的人一樣，他被禁止任教，我都不知道他是依靠什麼生活的。甚至有十年時間連給報紙撰稿都不允許。於是他去了美國。
我最早的記憶是關於紐黑文的，我們在那裡生活了一年。《明日戰場上勿忘我》裡有一個形象就是來自那個時期。我們住在一位正在休假的教授的房子裡。家裡傢俱齊全。我睡的房間屬於另外一個男孩，等他回來還要再歸還他。天花板上掛著一個玩具飛機風鈴。
《巴黎評論》：您小時候講英文嗎？
馬里亞斯：講一點。我在紐黑文時——應該是一九五五年或者一九五六年——我們不上學，因為那會兒有脊髓灰質炎，我母親認為我們最好不要去學校。父母在家裡教我們，但是我們不講英文。我們過得很愉快。很新鮮。有白雪，松鼠。我們有一個後花園。
我父親有機會留在美國——他曾在威爾斯利學院、印第安納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耶魯大學等高校任教——但是他不願意。他說即使西班牙的情況很糟糕，特別是對他來說極糟糕，他也覺得他不應該永遠離開祖國。他說：「如果當初我留在美國的話，我的兒子就是美國人了。我不介意孫子是美國人，但是兒子是美國人，太快了。」他也意識到作為一個作家——不是文學作家，他寫哲學散文，寫過一本關於《堂吉訶德》的書，一部學術論文——你必須和自己的語言保持聯絡。
因此他的經歷不是流放。他不時離開三個月又回來。六十年代，他主要教在西班牙就讀的美國大三學生。我小時候和美國人接觸很多。我記得我十一歲時愛上了一個大概十八九歲的杜蘭大學的學生。我非常喜歡她。她叫伊娃。我記得她是立陶宛裔。
《巴黎評論》：有一位備受關注的社會名人父親讓您覺得困擾嗎？
馬里亞斯：並沒有。我剛開始出版作品時很「叛逆」。我那時覺得很獨立。覺得自己的寫作和我父親沒有多大關係，我的確不想成為——或者利用自己是——胡裡安·馬里亞斯的兒子。事實上，我也無法利用，因為他憎惡裙帶關係。倒是其他人讓我感覺到我是作家之子，因此他們對我的書缺乏信心，甚至更糟。可笑的是，一個作家可以是建築師或者鞋匠的兒子，沒人會在意。但是如果你的父親是作家，即使屬於截然不同的型別，你也很容易像個闖入者一樣被拒絕。這種懷疑有時比其他任何東西更麻煩。這麼多年我一直被人追問「您和胡裡安·馬里亞斯有關係嗎？」我開始回答：「是的，我是他的父親。」
《巴黎評論》：您的祖父母從事什麼工作？
馬里亞斯：我父親的父親也叫胡裡安，曾是一家銀行的經理。他表面上是個非常有趣的怪人，很愛笑。在「二戰」期間，他將自己所有的錢都換成了德國馬克，因此破產了。我母親的父親艾米利歐是軍醫。他的妻子羅拉生於古巴哈瓦那，一八九八年來到西班牙，當時她大概七八歲。她說話有口音。在《如此蒼白的心》中她被刻畫成敘述者的外祖母。她生了十一個孩子——其中有兩個夭折了。我猜她除了撫養孩子幾乎沒法再做其他事情了。
《巴黎評論》：您的母親是怎樣的人？
馬里亞斯：不管我什麼時候見到她的照片，她彷彿總是帶著一絲憂鬱。但是她愛笑，性格堅強。她的意見對我父親很重要。像他那麼自信的人，卻總是在把文章發給出版社之前先大聲念給她聽。她其實很慈祥，總是擔心我們會發生什麼事情——這毫不奇怪，因為她的第一個孩子三歲半夭折了。也許她的憂鬱——主要是眼神——來自戰爭，因為她年僅十七歲的弟弟在戰爭中無辜被害。
我母親一九七七年去世後，父親留下了她所有的衣物。我和兄嫂們問他想要我們怎麼處理它們，他說：「先放在那裡。暫且不動它們。」自然，誰也不再去過問此事了。那些衣物在那裡一放就是二十八年，直到去年他去世。他不是一個病態的人——他只是希望物品原封不動地放在那裡。我不認為我自己會那麼做，但是我理解那種做法。
《巴黎評論》：您的兄弟們也是作家，是嗎？
馬里亞斯：可以這麼說。我大哥米蓋爾是經濟學家，但是他已經做了多年的影評家。他寫過三本書，其中一本是關於萊奧·麥卡雷的，他曾執導過《與我同行》《聖瑪麗的鐘聲》和《金玉盟》。我二哥費爾南多——不要把他和小說家費爾南多·馬里亞斯混了，這位作家我沒讀過——是一位藝術史學家，已經寫了好幾本書。他也曾在哈佛任教過一段時間。我的弟弟阿爾瓦羅是音樂家。他演奏長笛和豎笛，出過幾張巴洛克音樂cd。他有時寫些音樂評論，但是不寫書。沒錯，我想我們都在從事某種形式的寫作。
這是我的直系親屬，另外還有兩個電影人——幾年前去世的我的一個表親，還有我的一個舅舅，我母親的兄弟，叫傑斯·佛朗哥。他製作了幾百部影片——從恐怖片到傅滿洲系列電影、鬼片、色情片或者類色情片各種型別都有，都很糟糕。他和過氣的演員合作，比如喬治·桑德斯和傑克·帕蘭斯。近年來他成了cult影片（邪典影片）導演。幾年前，我給倫敦的一家書商打電話訂幾本書，我把我信用卡上的全名哈維爾·馬里亞斯·佛朗哥告訴了職員。在西班牙我們的正式名字有兩個姓。第一個姓是父姓，最重要，第二個姓是母姓。我母親的姓是佛朗哥——和那個獨裁者沒有任何關係。這並不是一個罕見的姓氏。但是當我告訴職員我的全名時，他說，您能拼讀一下嗎？我說：「可以，和那個獨裁者的姓一樣。」他說：「獨裁者？」他是個年輕人，不知道誰是佛朗哥。接著他又說：「和傑斯·佛朗哥的姓一樣？」我說：「對，他是我舅舅。」那個職員驚訝極了。
《巴黎評論》：您的家庭成員中誰對您的影響最大？
馬里亞斯：或許是我的母親，還有米蓋爾。他比我大，我們有許多共同愛好。我曾經還有一個兄弟，已經去世了。我在《時間的黑背》中寫到了他。而母親給我們讀過很多東西，給我們講故事。父親告訴我，母親常常給我們念《伊利亞特》哄我們入睡。我希望這是他在誇大其詞，因為這聽起來太學究了。
《巴黎評論》：您的母親出版過一本有關西班牙的文學作品選集，但是她為了撫養你們兄弟而輟筆了。
馬里亞斯：最近我發現了她二十多歲時從法語翻譯成西班牙語的一本書——拿破崙的一些書信，她還作了很短但是很精彩的序。我敢說，她對人和世界的認識勝過我的父親。她溫文爾雅，即使對待自己的孩子亦是如此。她能保守秘密。人們都願意告訴她自己的故事和問題，她從來不會說出去，甚至連我的父親都不告訴。她大學畢業取得了哲學文學學位，那個時代女性上大學的並不多。
《巴黎評論》：在《時間的黑背》裡有一行字是敘述者的母親說的。她對他說：「我不理解，但是我明白我不理解。」您母親說過這樣的話嗎？
馬里亞斯：是的，她在一封信裡對我說過那句話。我二十三歲時去另外一個城市和一個女人一起生活，那個女人已經結婚了，有個很小的孩子。西班牙在佛朗哥去世以前是不容許離婚的。我的父母在當時已經相當開放、開明瞭，但是他們都是天主教徒，不喜歡這類事情。我的母親很擔憂。三年後，我和那個女人的關係結束了，我的母親無法理解怎麼會這樣。她不能接受這段關係沒有持續下去的事實。她就是在那時說了那句話。
《巴黎評論》：回顧早期的作品對您來說困難嗎？
馬里亞斯：很難。有時我感覺我的寫作有三次不同的起點。我最早的兩本書和後面的書極為不同。慶幸的是我並不為它們感到羞愧。它們沒有讓我難為情。我很幸運地看到它們出版，而這種事並不常見。這些小說如今仍在出版要歸功於幾個原因：它們不是自傳，沒有矯揉造作，它們不想做前所未聞的或者新鮮的事情，但似乎頗具可讀性和趣味性。它們是模仿和戲仿之作。在你非常年輕的時候，你所寫的其實都是習作。第一部小說《狼的領地》戲仿的是美國電影。故事發生在美國。第一部小說很有趣。第二部小說《地平線之旅》更具文學性。
《巴黎評論》：在您年輕時，您曾被批評不太像西班牙人。這種說法的根據是什麼？
馬里亞斯：為了貶低我的作品，他們說我的許多小說場景不是西班牙。但是我的大多數人物都是西班牙人，我的祖國存在於我的小說中，即使它們不是典型的西班牙小說。譬如說，我以前不寫民俗小說，雖然有些人從這類題材中獲益。人們期待西班牙文學、戲劇、電影和繪畫富有民俗色彩。但是我們的城市和其他歐洲城市沒有太大差別，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所認識的西班牙是一個相當正常的國家，即使是在獨裁統治期間。也有西班牙文人並沒有在西班牙小說中得到刻畫。文學界一直存在著描寫農村激情、罪行，以及吊襪帶中藏著匕首的女郎的風氣。我的書不走這種老生常談的路線。
有那麼幾年，他們都說我的寫作像是翻譯，這對我而言是溢美之詞。你知道在我看來翻譯有多麼重要。一段時間過後，當他們不能再那麼說了，他們便說我的書太冷酷，太費腦筋。然後當我出版了一部我覺得也不是那麼冷酷的小說，當冷酷已經逐漸銷聲匿跡的時候，他們又說我的書都是寫給女人看的。這是很糟糕的事情。和大多數作家一樣，我有很多女性讀者。女性更愛讀書，我發現女性絕對是更好的讀者，因為她們讀書更多。
《巴黎評論》：您覺得女性容易寫嗎？
馬里亞斯：不，對我來說並不容易。應該說我的女性角色都有些隱蔽。我不敢充分地刻畫她們。我常常對一位決定以男性視角寫整部小說的女性大感驚詫，並且這種驚詫未必是正面的。一位男性寫一位女性敘述者或者一位女性寫一位男性敘述者的想法似乎很荒唐。我知道很多人做得很好——福樓拜就做得非常好。我發現這類書有點不可思議。我只有一次在一個短篇小說裡以一個女性的角度來寫作。我無法在一整部長篇小說裡這樣寫下去。我最新的幾部小說都是用第一人稱寫的，女性角色總是通過一個男性的眼睛展現的。這是定式，是一部小說為了它的貌似合理性而必須遵守的定式：為了故事和觀點。有一種東西叫作主觀性。我從男人的角度看世界，這就是我在我的小說裡看待女性的方式。
《巴黎評論》：都說您很有女人緣……
馬里亞斯：那是不實之言。
《巴黎評論》：人們往往把您同您的敘述者等同起來，而您的敘述者常常認為自己是大情聖。
馬里亞斯：這不屬實。因為我曾和《靈魂之歌》裡的敘述者一樣在牛津大學任教數年，所以我的讀者往往更容易把我的敘述者等同於我本人。評論家們有時會提及「敘述者漂亮的妻子路易莎」。我從未說過我書中的任何女人漂亮。我非常小心，不會公開說她「美麗非凡」或者「光彩照人」。在《靈魂之歌》裡，敘述者有一次談起了那個會成為他愛人的女人克萊爾·貝斯，談到了她的低胸露肩裝，他說他不會更多地談及她的容貌，因為既然她會成為他的愛人，那麼說「你看，我征服了那個美人」就顯得太自以為是了。如果我的敘述者是這樣，我會嗤之以鼻的。誰偶爾沒個風流韻事？這並不意味著他有女人緣。我的敘述者並不以此為榮。
《巴黎評論》：您視您的敘述者為英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