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拉馬戈：和我的所有小說一樣，《失明症漫記》來源於一個突然出現在我腦海的想法。（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最準確的方式，不過我找不到更好的了）我當時在餐館等著吃午餐，突然間沒有任何預兆，我就想到：如果我們都失明瞭會怎麼樣？好像是在自問自答，我接著想：但是我們其實就是盲的。這就是這部小說的胚胎，之後我只需要構思出最初的情形，讓後果自然誕生。這些後果很恐怖，但自有牢不可破的邏輯。《失明症漫記》中並沒有太多的想象，只不過是對因果關係的一次系統運用罷了。
《巴黎評論》：我特別喜歡《失明症漫記》，但是讀著可並不輕鬆。這是一本艱深的書，但是翻譯得很好。
薩拉馬戈：你知道嗎，我長久以來的英語翻譯喬萬尼·波爾提耶羅去世了。
《巴黎評論》：什麼時候的事？
薩拉馬戈：二月份。他死於艾滋病。他死的時候剛翻好《失明症漫記》。到了最後，由於醫生開的藥的影響，他自己也開始失明瞭。他必須選擇，是吃藥延長一點生命，還是不吃藥，這會帶來其他風險。這麼說吧，他選擇的是保留自己的視力，而他自己正在翻譯一部有關失明的小說。這真是個災難。
《巴黎評論》：那《里斯本圍城史》的創作想法呢？
薩拉馬戈：有個想法從一九七二年就伴隨著我，關於圍攻，比方說被圍困的城市，不過不清楚是誰在外面圍攻。之後它發展成為具體的圍城，我起初想到了卡斯蒂利亞人一三八四年對里斯本的圍攻。在這個想法之上，我又加入了另一場發生在十二世紀的圍城。到最後，圍城成為了這兩場史實圍攻的結合——我想象出一場曠日持久的圍城，受圍者和圍困者都經歷了數代。這是荒唐的圍攻。它的意思是，城市被圍，人們圍城，但這些都沒有一點意義。
到了最後，所有這些結合組成了這本書，一次對歷史真實概念的反思，至少我希望是這樣。歷史是真實嗎？我們通常所說的歷史講的故事完整嗎？歷史實際上是虛構的——這不是因為它由虛構的事實構成，事實本身是真實的，但是在如何組織這些事實上有很多虛構。歷史是精選出的特定事實拼湊而成的，讓故事有連貫性和線性。為了創作這條線，很多事情都要被忽略。永遠有事實沒有進入歷史，因為不這樣做歷史就會有另一種含義。歷史不應被當作一堂確定的課。沒有人能說：我說它怎樣事實就是怎樣。
《里斯本圍城史》並不僅僅是一次歷史寫作的嘗試。它是一次反思，反思歷史是真實的，還是假定的（這是一種可能），但是歷史並不是謊言，哪怕歷史經常會誤導。我們有必要對官方歷史說不，這要求我們尋找另一個是。這與我們自身的生命有關，和虛構文學的生命有關，與思想體系也有關。比方說，革命是一次說不，但或快或慢，這個不轉換成是，這時候另一個不就必須出現。我有時會想，不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需要的字。就算那個不是一個錯誤，它帶來的好處也大於壞處。一個例子就是對今天這個世界說的不。
至於這本書就遠沒有那麼雄心勃勃了——它是一個小小的不，不過仍然有能力改變一個人的生活。官方歷史說十字軍在一一四七年幫助葡萄牙國王光復里斯本，而通過在這句話里加入一個沒有，萊蒙多不僅開始寫另一部歷史，而且他開啟了改變自己生活的道路。對那個句子的否定也是對他原先生活方式的否定。那個否定讓他的存在上了一個臺階，讓他從日常生活，從每天的陰暗和憂傷中解脫出來。不僅他自身上了一個臺階，與瑪利亞·薩拉的關係也是如此。
《巴黎評論》：在《里斯本圍城史》全書中，萊蒙多和瑪利亞·薩拉都被描述成陌生人，是他們自己城市中的外鄉人。他們甚至互稱對方為摩爾人。
薩拉馬戈：對的，是這樣，就是這樣。到了最後，我相信我們大家都是這樣。
《巴黎評論》：您說「我們」指的是葡萄牙人嗎？
薩拉馬戈：是的，但不僅僅是葡萄牙人。我們所有人都生活在城市裡——我的意思是城市是一種集體生活的方式，但是同時，我們應該成為那座城市中的外鄉人，摩爾人——摩爾人的意思是，摩爾人生理上屬於城市，但同時仍然是城市的外人。這是因為他是一位可以引起變化的外鄉人。摩爾人，聽著，陌生人，陌客，這樣說吧，這些人雖然身在城牆內但是依然在城外，他們才是能夠改變城市的人，當然呢，我們希望是朝好的方面改變。
《巴黎評論》：過去您曾經直言不諱對葡萄牙的擔憂。您對葡萄牙的現狀及融入歐盟的計劃有什麼看法嗎？
薩拉馬戈：給你舉個例子吧。一次採訪中，一名葡萄牙記者問我們派駐歐盟的負責人若昂·德烏斯·德·皮內羅，您難道不覺得葡萄牙有喪失過多國家主權的危險嗎？他的回答是，您說國家主權是想說什麼？十九世紀的時候，只是因為停泊在特茹河的英國艦隊將領不允許，葡萄牙政府就無法就職。說完他就笑了。難道一個國家派駐歐盟的負責人可以覺得這件歷史事件很好笑嗎？難道因為他相信我們從沒有過主權，葡萄牙就不應該擔心主權喪失嗎？
如果歐盟能夠繼續推進，那麼我們的政治家和外國的政治家一樣，責任都會減小。他們將會變成本質上他們已經是的東西——只不過是代理人，因為我們這個時代一個最大的謬論就是民主論調。這個世界上民主並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國際金融的力量，參與這些活動的人事實上統治著全球。政治家只是傀儡，事實上所謂的政治力量和金融力量狼狽為奸，這與真正的民主背道而馳。
人們也許會問，那你能提出什麼替代方案？我什麼也不提出。我只不過是個小說家，我僅僅寫我所見的世界，改變它並不是我的工作。我不能一個人改變世界，何況我根本就不知道該怎麼做。因此我限制自己，只是說我相信世界該是什麼樣子的。
現在，問題是如果我必須提出點東西，那會是什麼。我會提出我有時稱作「反向發展」的概念。看上去這是一個悖論，因為一個人只能向前發展。簡單說，「反向發展」意味著：我們已經達到的水平已經足夠我們舒適地生活了，這不是在說富人，而是那些身處中產上層的人。「反向發展」就是說，我們就停在這裡，回過頭關心數十億被甩在後面的人。當然這一切都是烏托邦。我住在蘭薩羅特，這是一個擁有五萬居民的小島，世界上其他地方該發生什麼就發生什麼。我並不渴望成為救世主，但是我的信念很簡單，我相信世界會更好，而且很容易就會讓它變得更好。
這個信念引導我說，我不喜歡現在我生活的這個世界。我構想的全球革命——原諒我烏托邦式的幻想——會出於善意。如果我們中間有兩個人早上起來說：今天，我不會傷害任何人，接著第二天又說了一遍，並且真正按照這些話做了，那麼世界會在短時間內改變。當然這都是胡言亂語，永遠不會實現。
這些都讓我懷疑這個世界中理性的使用。這就是為什麼我寫了《失明症漫記》。這也是為什麼我會寫作與這些主題相關的文學作品。
《巴黎評論》：您說過《失眠症漫記》是您寫過的最困難的小說。這是不是因為，儘管在白色失明瘟疫情況下人和人之間表現出公然的殘酷，還有在寫作此類行為時您感受到不適，但從根本上您是一位樂觀主義者？
薩拉馬戈：我是悲觀主義者，但是沒有悲觀到會飲彈自盡的程度。你所說的殘酷其實每天都在世界各地發生，並不只存在於小說中。就在此時此刻白色失明瘟疫也包圍著我們。《失明症漫記》是對人類理性失明的譬喻。這種失明讓我們能夠毫不愧疚地送航天器去火星檢驗那個行星上的岩石構成，而與此同時千百萬的人類還在這個星球上捱餓。我們不是盲了就是瘋了。
《巴黎評論》：《石筏》也論述的是社會問題。
薩拉馬戈：唔，並不完全一樣，不過人們更喜歡這樣看。人物喜歡把它看作是伊比利亞半島從歐洲分裂。當然，這是故事的一部分，的確故事也是這麼發生的：伊比利亞半島與歐洲斷裂，開始在大西洋航行。不過我想表達的並不是從歐洲分裂，那完全說不通。我當時想說的，我現在依然要說，那就是我相信一個事實：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根源並不是純歐洲的。我是在對讀者說，聽著，我們一直是歐洲人，我們現在是，將來也會是歐洲人，除此之外沒有另一種可能。但是我們有其他的責任，有關歷史、文化和語言的責任。所以，我們不應該與世界其他地方分離，讓我們不要與南美分裂，讓我們不要與非洲分裂。這並沒有反映任何新殖民主義的野心，而是正如《石筏》中發生的那樣，伊比利亞半島最後停在南美和非洲之間，這樣的發展是有原因的。這是因為我們一輩子都在說南方，南方，南方，還有南方如何一直受剝削，甚至在那個南方其實位於北方我們也這麼說。
《巴黎評論》：在您的《蘭薩羅特日記》中您寫上一次到訪紐約，其中說到那個城市中的南方是在北曼哈頓。
薩拉馬戈：是的，那個南方就位於北方。
《巴黎評論》：我必須告訴您，我特別欣賞您在《蘭薩羅特日記》中對切爾西酒店的描述！
薩拉馬戈：哦，那真是很糟糕。出版社讓我待在那兒，但我並不確切知道那是誰的主意。他們覺得我說過我想要住在那兒，但是我從沒這麼說過。我從外面看過那家酒店，我覺得很迷人，但我從沒有說：請把我安排住進切爾西酒店。我猜他們把我安排到那裡是因為它有悠久的歷史，不過如果讓我在不舒適但歷史悠久的酒店和沒有歷史但舒適的酒店中選擇……我對自己說了好多遍，這是什麼東西，我從沒有見過這樣的地方。
《巴黎評論》：您在歐洲和拉美有很多讀者，但在美國讀者很少。
薩拉馬戈：本質太嚴肅的東西不討美國讀者喜歡。但是有趣的是，我在美國獲得的評論都非常高。
《巴黎評論》：批評家的意見對您來說重要嗎？
薩拉馬戈：對我來說重要的是，根據我對於好工作的標準，我的工作幹得不錯。我的標準就是一本書按照我希望的方式寫成。離開我的手後，它就和生活中的其他事物沒有區別了。母親懷胎生子，希望孩子好，但那是孩子的生命，它不屬於母親。孩子會過自己的人生，或者別人會造就他的人生，基本上可以肯定不會是母親期望的那種生活。我怎麼夢想我的書會獲得再多人再好的評論也沒用，因為讀者會照他們自己的想法看待我的書。
我不會說我的書應當讓讀者滿意，因為這樣說就意味著一本書的價值取決於讀者的數量。我們知道這是不對的。
《巴黎評論》：那次到訪美國您還去了麻省的福爾裡弗，那兒有很多葡萄牙人社群。
薩拉馬戈：是的，我接觸了一些移民，他們出於各種理由對我的作品感興趣。讓人吃驚的是，我在那兒到哪裡都有很多聽眾，甚至是在我最近越來越不喜歡談文學的情況下。我猜這是一個悖論，因為我寫作，如果我寫書，我難道該談別的什麼嗎？唔，我是在寫作，不過在成為作家前我也活著，所以我和生活在世界上的所有人一樣都有各種想法。
最近我去了葡萄牙的布拉加參加一個有關我文學作品的會議，但是我們談到了很多其他的東西，比如葡萄牙的現狀還有該怎麼做。我告訴大家，人類的歷史看上去很複雜，但實際上非常簡單。我們知道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暴力的世界。暴力對我們種族的存活必不可少，為了食物，我們必須殺死動物，或者有人需要替我們殺。我們採集漿果，我們甚至還摘花裝飾我們的房屋，這些都是施加於其他生命的暴力。動物也這麼幹：蜘蛛吃蒼蠅，蒼蠅吃蒼蠅該吃的不管什麼東西。然而有一個巨大的區別：動物並不殘酷。蜘蛛網住蒼蠅只不過是把明天的午餐放進冰箱，但人類發明了殘忍。動物不會互相折磨，但是我們會。我們是這個星球上唯一殘忍的物種。
這些觀察讓我想到接下來的問題，我相信這個問題很正當：如果我們是殘酷的，我們怎麼還能繼續說我們是理性的物種？是因為我們能說話？能思考？能創作？儘管我們能做所有這些事，它們還是不能夠阻止我們，我們還是會去做所有那些我們參與的負面殘忍的事情。我覺得我們必須討論這個倫理問題，也正是因為這個我越來越不願意討論文學。
有時候我自己想，我希望我們永遠不能離開這座星球，因為如果有一天能朝宇宙擴張，在別的地方我們表現得並不太會和在這裡不同。雖然我不相信我們會有這種能力，但如果我們真的能在宇宙定居，我們也會讓它感染。我們大概就像一種病毒，幸運的是都集中在這個星球。但是我最近讀到一顆爆炸的超新星，這讓我得到了安慰。爆炸的光在經歷了十六萬六千年後才於三四年前到達地球。我想，這樣呀，那就沒危險了，我們永遠到不了那麼遠。
（原載《巴黎評論》第一百四十九期，一九九八年冬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