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評論》：和你的家庭故事不同，你有幾篇作品可以被稱作歷史小說。你是去尋找這些故事素材，還是等著這些故事在你腦子裡出現？
門羅：我從來沒有在尋找寫作素材方面遇到過麻煩。我等著它們出現，它們總是會出現。如何去處理洶湧而來的素材才是我的問題。對於歷史小說，我不得不對許多史實做大量的研究。好多年來，我一直想寫一個關於維多利亞時代女性作家的故事，是這個地區的一位女作家。唯一的麻煩是我找不到我想引用的詩文；所有讀到的東西都很糟，都有些荒唐可笑了。我希望有一些更理想的東西。最後，是我自己寫了裡面的詩文。寫作過程中，我參閱了大量的舊報紙，我丈夫手邊有一些——他在做關於我們所在的郡、也就是安大略省休倫郡的研究。他是一位退休的地理學家。我腦子裡有非常清晰的那個鎮子的形象，我把它叫作沃利鎮。我從剪報上得到小鎮的樣子。還有，如果需要某些具體資料，我有時會讓那個圖書館的年輕人幫我一把，比如找找舊車型號，或者是一八五〇年代的長老會教堂之類的資訊。他很棒，也很喜歡做這些事情。
《巴黎評論》：那些出現在你作品裡的姨媽呢？
門羅：我的姨婆和外婆在我們的生活中非常重要。不管怎麼說，我家住在一個搖搖欲墜的農場，養狐狸和貂，還是在鎮子最糟糕的地區北面一點兒。可她們住在真正的市中心，有一棟漂亮的房子，保持著文明的生活習慣。所以，她們的房子和我們的房子之間，關係總有些緊張，但這對我來說很重要。在我還是個小姑娘的時候，我很喜歡這一點；不過，到了青春期的時候，我覺得這是個負擔。那個時期，我母親不是我生活中最主要的女性角色，儘管她是絕對重要的人；她不再是那個設定生活規範的人。所以，這些老年女性走進來，替代了她的角色，儘管她們設立的規範我全然不感興趣，不過，那種持續的緊張對我來說很重要。
《巴黎評論》：所以，實際上你並沒有像小說《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裡的那對母女一樣，搬到城裡去生活？
門羅：我們搬到城裡過了一個冬天。我母親決定在城裡租棟房子過個冬天，她就這麼做了。她邀請女士們來參加午餐聚會，努力想融入那個圈子，但是卻完全做不到。她融不進去。她們無法相互理解。我還記得我們搬回農場時的情景。家裡的男人們佔領了農場，我爸爸還有哥哥。你甚至看不出油氈地毯上的花紋了，房子像是被泥沙淹沒過似的。
《巴黎評論》：有沒有一些小說你喜歡，但是其他人不喜歡？比如，有沒有你先生不喜歡的故事？
門羅：我非常喜歡《橙子街溜冰場的月光》，但是，格里不喜歡。那故事是他告訴我的，他的童年軼事，也可能因此他期待著一個非常不同的故事。我以為他會喜歡，所以也沒怎麼擔心。他看完了說，哦，它不屬於你作品中最好的。那是我們唯一一次對我寫的東西有爭執。從那以後，他就非常小心，不當著我的面閱讀我寫的東西。如果他喜歡某一篇，他就會提起來，但也可能絕口不提。我想，在婚姻裡處理這類的問題，你必須如此。
《巴黎評論》：格里就是本地人，他當時住的地方離你長大的地方不超過四十公里。和你的第一任丈夫吉姆比起來，他的這些童年軼事或是記憶是否對你更有價值？
門羅：是這樣的。吉姆來自多倫多附近的一個城市。不過，他的家庭背景是完全不同的。他住在富裕的中產階層地區，那裡所有的男人都在多倫多上班，而且是專業人士。約翰·契弗曾經描述過在紐約附近的類似地區。我以前從來不瞭解這個階層的人士，所以，他們的思維方式對我來說有趣得要命，不過，那不是軼事一類的東西。我猜，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對那個階層有太多的敵意，以至於沒有去了解過他們。我那時更左傾一些。而格里告訴我的東西卻是對我的成長記憶的進一步延伸——儘管一個小鎮男孩的經歷和一個農場女孩是截然不同的。格里生活中最有意思的部分可能是他七歲到十四歲之間的經歷。在那個年紀，男孩子們成群結隊在鎮子裡閒逛。他們倒不是小流氓啊什麼的，不過，他們或多或少做事情隨心所欲，像是鎮子上的一種亞文化現象。而女孩子們不是這其中的一部分，從來就不是。我們總是和一小群女孩扎堆，我們就是沒有那種自由。所以，瞭解他們的這部分生活會非常有趣。
《巴黎評論》：你在這個地區以外的地方住過多少年？
門羅：我在一九五一年底結婚，然後搬到了溫哥華，在那裡一直住到一九六三年。然後，我們搬到了維多利亞市，我們在那裡開了間書店，門羅書店。我應該是在一九七三年夏天搬回來的。所以，我在維多利亞只住了十年。我的第一次婚姻維持了二十年。
《巴黎評論》：你搬回東部來，是因為遇到了格里，還是為了工作？
門羅：是為了工作。還有是因為我和我的第一任丈夫在維多利亞住了十年。我們的婚姻在最後那一兩年已經面臨解體。那是個很小的城市，你有個很小的朋友圈子，裡面的每個人都相互認識。在我看來，如果你的婚姻正在解體，繼續待在同一個環境裡就非常困難了。我覺得這對我們兩個人都好。他無法離開，因為他要照顧書店。多倫多附近的約克大學向我提供了一個教師的職位，在那裡教授創意寫作。可我只做了很短的一段時間，我恨那份工作。所以，儘管我沒有錢，我還是辭去了那個職位。
《巴黎評論》：是因為你不喜歡教授創作？
門羅：不喜歡！那太可怕了。那是在一九七三年。約克大學是加拿大比較激進的大學，再加上我的班上都是男生，只有一名女生，可她幾乎沒有說話的機會。他們嘗試的是當時非常流行的寫作風格，也就是既艱澀難懂又老生常談的那類東西。他們似乎對所有的事情都無法容忍。對我來說，在那個位置上，我學會了如何大聲嚷嚷回去以及表達自己某些關於寫作的想法，這些都是好事。那些想法我以前從沒有認真總結過。不過，我不知道怎麼和他們溝通，怎麼做才能不與他們為敵。現在我可能知道怎麼做了。不過，我所教的東西和寫作沒什麼關係——更像是為將來進入電視行業而進行的良好培訓，或是讓你非常安心地認可一些俗套的東西。我應該是能夠改變些什麼的，但是我沒能做到。有個學生，不是我班上的，交給我一篇她寫的故事。我記得讀的時候我熱淚盈眶，因為寫得太好了，也因為我已經有好長時間沒有讀到過好的學生作品了。她問我怎麼才能夠註冊到我的課程，我說，不要！不要靠近我的班級，只需要繼續把你寫的東西拿給我看。她後來成了一名作家。我學生裡唯一做到的一個。
《巴黎評論》：加拿大是否也像美國那樣，開設創意寫作專業的大學在擴充套件？
門羅：加拿大在這方面的擴充套件並不大。這裡沒有像美國愛荷華大學那樣的寫作專案。不過，在大學裡教授寫作也成就了一些人的個人事業。有一陣子，我很同情他們，覺得他們的東西不可能發表。可事實是，他們掙的錢可能有我一向掙的數目的三倍，這讓我不是很理解。
《巴黎評論》：看上去，你絕大部分的故事就發生在安大略省。你是選擇住在這裡呢，還是機緣巧合？
門羅：現在，我會選擇住在這裡。這是格里母親留下的房子，他曾經住在這裡照顧她。我的父親和繼母也住在這個地區。我們覺得人生一世能夠照顧老人家的時間其實是有限的，之後，我們會繼續自己的生活。當然，也是有很多其他原因，我們並沒有離開。老一輩的人都走了，我們卻一直住在這裡。現在，我們留在這裡的一個原因是，這裡的風景對我們倆來說都太重要了。我們有這個共同之處真是非常棒。而且，感謝格里，讓我可以用如此不同的視角來領略這個地方。我無法以同樣的感情擁有其他任何的一片風景，一個鄉村、一片湖泊或是一個小鎮。我現在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我永遠不會離開了。
《巴黎評論》：你怎麼遇到格里的？
門羅：我在大學的時代就認識格里了。他是高年級生，而我是新生。他是「二戰」後退伍的軍人，這意味著我們之間有七歲的差距。那時候我十八歲，極度迷戀他。不過，他沒有注意到我，他那時候注意的是另外一些人。那個大學很小，所以你會認識每個人，知道他們是誰。他當時屬於一個很小的團體——我記得我們稱他們為「波希米亞人」。他們給文學雜誌寫詩，他們是危險的，醉酒鬧事什麼的。我覺得他和那個文學雜誌社有聯絡。我在寫第一篇故事的時候，計劃的一部分就是，我可以把手稿拿給他看。然後，我們就開始聊天，他會愛上我，事情就從那兒開始了。可我把手稿拿給他的時候，他說，約翰·凱恩斯才是編輯，他在走廊那頭。那是我們唯一的一次交往。
《巴黎評論》：這是你在大學兩年和他唯一的一次交往？
門羅：是的。不過，在我發表了第一篇小說之後，我收到格里寫來的一封信。他那時已經離開了大學。我呢，在兩個學年之間的假期裡，到餐館做服務生。那是一封非常美的信，通篇都是關於我的小說的，是我收到的第一封粉絲來信。但是，信裡一點兒也沒有說到我，比如說提到我的美麗，或者表示要是我們能一起聚聚該有多好啊什麼的。那就是一封純粹的文學欣賞的信。我對那封信沒有表現出應有的感激，因為我對他有更多的幻想；如果那封信是其他任何人寫來的，我的反應都會不一樣。不過，那的確是一封非常可愛的信。再之後，我搬回了倫敦，在西安大略大學找到了工作，他碰巧聽到了我在廣播裡的聲音。我在接受一個採訪。我當時一定是談到了我住在哪裡，給人的印象是我又單身一人了，因為他之後就直接來看我了。
《巴黎評論》：這已經是在二十來年之後了？
門羅：至少是二十年之後了，我們那些年也沒有見過面。他看上去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他直接打電話給我說，我是格里·弗雷姆林。我現在在克林頓，我想著我們什麼時候能一起吃個午飯。我知道他家是在克林頓，還想著他可能回來看望父母。我那時候知道他是在渥太華工作，有人曾經告訴過我。我想，他的妻子孩子在渥太華，而他在這裡看望父母親，想和舊相識吃個午飯。這就是我想象的情景。等到見了面我才知道，他就住在克林頓，也沒有妻子和孩子什麼的。我們去了教工俱樂部，一人喝了三杯馬提尼，那可是中午啊。我覺得我們都有些緊張。不過，我們很快就變得熟悉起來。我記得到了當天下午，我們就已經在談論搬到一起住了。真是夠快的。我想我是在西安大略大學教完了那個學期的課程後，就搬到了克林頓鎮。我們開始生活在一起，就住在他搬回來照顧母親的那幢房子裡。
《巴黎評論》：搬回東部不是因為你決定要在這裡從事寫作。
門羅：我從來沒有為了任何寫作的想法而做過什麼決定，儘管我也從來沒有想過要放棄它。我想，我只是不太能理解某些條件比另一些條件更有利於你寫作這樣的說法。唯一會阻止我寫作的就是把寫作當成一份職業——比如當我被公眾定義為作家、給我一間辦公室讓我寫作的時候。
《巴黎評論》：這倒讓人聯想起你早期的一篇小說《辦公室》——一個女人為了寫作租了間辦公室，結果被房主不停地干擾，最後她只好搬出來。
門羅：那寫的是我的真實經歷。我的確是租過一間辦公室，可在裡面我卻一個字也寫不出——除了那篇小說。房主總是來煩我，不過，即便後來他不再打擾我了，我也寫不出來。一旦劃定個地方寫作，比如在辦公室，我就什麼也寫不出來。我曾經在澳大利亞的昆士蘭大學做過駐校作家，我在那裡有間辦公室，是在大學的英文系，非常時髦漂亮的辦公室。那裡沒人聽說過我的名字，也就沒人來看我。當然，那裡也沒人想成為作家。就像在佛羅里達，隨時有穿著比基尼的人走來走去。我有大把的時間，坐在那間辦公室，構思我的小說，可我卻什麼也想不出來；我的確想寫些什麼，可腦子卻癱瘓了。
《巴黎評論》：溫哥華為你提供的素材沒那麼有用嗎？
門羅：我住在溫哥華地區的郊區，最初是在北溫哥華，然後是西溫哥華。在北溫哥華的時候，男人們都是一早出門，傍晚才回來。所以，白天都是主婦和孩子們。有很多非正式的聚會，幾乎找不到機會可以獨自待一會兒。主婦們聚在一起，爭論些什麼方式吸塵或是清潔絨毛玩具更好，我都快被弄瘋了。還只有第一個孩子的時候，我就把她放在嬰兒車裡走到好幾公里以外，來避免參加那些咖啡聚會。和我的成長環境相比，那裡更加狹隘和壓抑。好多事情是被禁止的——比如認真地探討些什麼。你的生活被嚴密安排好了，包括一系列被認可的消遣方式、被允許發表的意見，還有被大家接受的作為一個女人的行為方式。我想，那些女人唯一發洩的機會就是在派對上和別人的丈夫調情，那也是僅有的讓你能有種真實感的時刻。在我看來，讓她們和男人們唯一發生關聯的，具有實質內容的，就是性；否則，男人們通常不和你談話，或者即便和你談話，也是一副居高臨下的樣子。我曾經遇到過大學教授什麼的，如果我也瞭解他談論的話題，就會被視為不可接受。男人們不喜歡你講話，女人們也不喜歡你講話。所以，你生活的世界是女人們談論最好的飲食，或者如何護理毛絨玩具。我周圍的都是些正在往上爬的男人們的太太。我是如此痛恨那個社群，以至於從未能把它寫出來。後來，我們搬到了西溫哥華。那是一個各年齡和各階層人士混合的社群，不僅僅有年輕的中產夫婦。我在那兒交到了非常好的朋友。我們談論書籍，還有醜聞，什麼事情都能嘲笑一番，就像一群高中女生。那段生活是我一直想寫而還沒有動筆的——年輕女人們的顛覆性社群，它讓每個人都保持著活力。不過，搬到維多利亞還開了那家書店是我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感覺非常棒，因為鎮子上所有瘋狂的人都到書店來，和我們聊天。
《巴黎評論》：你們怎麼想到要開一家書店？
門羅：吉姆那時候想離開他工作的伊頓商場，那是城裡的一個大型百貨商店。我們商量著他想做什麼樣的生意，我就說：「瞧，要是我們有個書店，我可以幫忙。」每個人都覺得我們會破產，的確，我們差一點兒就破產了。我們非常窮。不過那時候，我大點兒的兩個女兒都上學了，所以我可以經常去書店照看。那是我第一段婚姻中最快樂的時光。
《巴黎評論》：你是否一直有種感覺，知道那次婚姻不會長久？
門羅：我感覺自己當時就像維多利亞時代的女孩子——結婚的壓力是那麼大，你會覺得需要趕緊解決掉這個問題：好吧，我要結婚了，他們就不會再用這個事情來煩我了。然後，我就會成為一個獨立的人，我的人生就會開始了。我覺得，我結婚是為了能夠寫作，為了能夠安頓下來，讓我的注意力重新回到重要的事情上。現在有時候，我回過頭看自己以前的日子，會想：那個年輕女人真是冷酷啊。我現在比那個時候傳統得多了。
《巴黎評論》：每個年輕藝術家都在某種程度上不得不冷酷的吧？
門羅：如果是個女人，那會更糟。我不停地想提醒我的孩子們：你肯定你一切都好嗎？我不是有意要這麼……這當然會讓她們惱怒，因為這暗示她們像是某種被損壞的物品。對孩子們，我是有些心不在焉的，而小孩子洞悉這類事情。我倒不是有意忽略她們，但我也沒有全身心撲在她們身上。我大女兒兩歲左右的時候，她會走到我的桌子跟前，而我正在打字。我會用一隻手把她趕開，另一隻手還在繼續打字。我和她說過這些。這真糟糕，它讓我女兒和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事情成了敵人。我覺得我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反過來的：在孩子們還小、最需要我的時候，我是個充滿野心的作家。到現在，孩子們完全不需要我了，我卻那麼愛她們。我出神地看著房子四周，想著，以前這兒的家庭聚餐要多得多啊。
《巴黎評論》：你的第一本書就贏得了加拿大總督文學獎，大概相當於美國的普利策獎。在美國，靠處女作獲得如此巨大榮譽的作家鳳毛麟角。而一旦發生這樣的事情，這位作家此後的寫作生涯似乎會遇到更多困境。
門羅：嗯，首先是，我那時候已經不年輕了。不過，後來的確是更加困難。有差不多一年的時間，我什麼也寫不出來，就因為不停地在想，接下來，我必須寫一部長篇小說。我倒沒有壓力說自己必須寫出一部極其暢銷、每個人都在談論的書，比如，像譚恩美的處女作發表之後那樣。我的那本書銷量很差，即使獲得了總督文學獎，還是沒人聽說過。你去一個書店，找這本書，他們卻沒有。
《巴黎評論》：書評對你來說很重要嗎？你覺得曾經從評論中學到過什麼嗎？是否有評論傷害過你？
門羅：重要，也不重要，因為你真的不能從評論裡學到多少東西，當然，你也不會因為它而受到太大傷害。對你作品的批評，會讓你覺得在公眾面前受了羞辱。儘管沒什麼要緊，你也還是希望人們鼓掌歡送你下臺，而不是鼓譟著轟你下臺。
《巴黎評論》：在你的成長過程中，你是個喜歡讀書的人嗎？是否有作品對你產生過影響？
門羅：三十歲之前，閱讀真的就是我的生活。我就活在書裡面。美國南方的作家是最早一批讓我感動的作家，他們向我證明你可以描述小鎮，描述鄉下人，而這些正是我非常熟悉的生活。不過，有意思的是，連我自己都沒太意識到，我真正熱愛的美國南方小說家都是女性。我不是太喜歡福克納。我熱愛尤多拉·韋爾蒂、弗蘭納裡·奧康納、凱瑟琳·安·波特，還有卡森·麥卡勒斯。她們讓我覺得女性也可以寫奇特的邊緣化的東西。
《巴黎評論》：這也是你一直在寫的東西。
門羅：是的。我逐漸認識到這是女人的領域，而關於現實生活主流的大部頭小說是男性的領域。我不知道這種邊緣人的感覺是怎麼來的，我並沒有被排擠到邊緣。或許是因為我自己是在邊緣社會長大的。我明白，偉大作家身上的某些東西，我感到自己是不具備的，不過，我不確定那究竟是些什麼。我第一次讀到勞倫斯的作品的時候，覺得極度不安。我總是對作家有關女人性方面的描述感到不安。
《巴黎評論》：你能告訴我究竟是什麼讓你覺得不安？
門羅：我的不安是，當我成為其他作家的描述物件的時候，我怎麼能是一名作家？
《巴黎評論》：你怎麼看魔幻現實主義的作品？
門羅：我的確非常喜歡《百年孤獨》。我愛這本書，但它無法模仿。它看似簡單，實則不然。當讀到螞蟻搬走嬰兒，處女升入天空，族裡的長老去世，天上飄下花瓣雨的情景時，真是精彩。不過，正如這本書一樣難以寫就，也如這本書一樣完美的是威廉·麥克斯韋爾的《再見，明天見》，裡面的一個角色是一條狗。他讓一個原本老套的題材變得光彩奪目。
《巴黎評論》：你新近的一些作品似乎標誌著你的創作方向改變了。
門羅：大概在五年前，我還在寫《我年輕時的朋友》裡面的故事的時候，我就想寫一個另類現實的故事。我一直拒絕寫這類故事，是擔心會寫成像《靈界》那樣非常無聊的玩意兒。我很害怕會這樣。不過，我開始寫《搬離》，就繼續信手寫下去，還寫了那麼一個莫名其妙的結尾。這可能和年紀有關。它讓你對什麼是可能的，究竟發生了什麼——不僅是能夠發生什麼，還有究竟發生了什麼——這一類問題的認知發生了變化。與現實脫節的事情曾在我的生活中發生，在其他人身上我也看到過。這是我的問題之一——為什麼我無法寫出長篇小說，我從來無法將事物之間的相互關聯看得很透徹。
《巴黎評論》：你寫作的自信心如何？經過這麼多年，在自信心上有什麼變化？
門羅：對於寫作，我一向是非常自信的，但這其中又夾雜著擔心，擔心這種自信是完全錯誤的。在某種程度上，我覺得我的自信源自我的愚鈍。還因為，我離文學的主流那麼遠，我沒有意識到女人不像男人那樣容易成為一名作家，對較低社會階層的人來說也是一樣。如果你生活在一個小鎮，在那裡，你連個真正讀書的人都遇不到，而你自認為還寫得不錯，你當然覺得自己確實有罕見的天賦。
《巴黎評論》：在避開與文學界的接觸方面，你可稱得上是個高手了。你是有意識地這樣做，還是特定的環境使然？
門羅：有好長一段時間，這當然是環境使然；不過，後來，就是一種選擇了。我想我是個友善的人，但不好交際。主要也是因為作為一個女人，一個家庭主婦，一個母親，我需要留出大量的時間，而這被解讀成害怕交際。如果不是這樣，我可能已經喪失了自信。我會聽到太多我不理解的談話。
《巴黎評論》：所以你對於置身主流之外感到高興？
門羅：這可能正是我想說的。如果不是這樣，我可能無法作為一個作家很好地倖存下來。在一群比我更清晰地知道自己正在做什麼的人當中，我很可能會失去自信。他們經常高談闊論，而且在信心方面都公認比我更有底氣。不過，話說回來，對作家，這也很難說——誰是自信的呢？
《巴黎評論》：你成長的社群對你的寫作生涯感到高興嗎？
門羅：人們知道我在這裡或那裡發表作品，不過，我的寫作風格並不華麗。在我家鄉，我的作品也不很受歡迎，因為裡面有性、粗話，而且不大好理解……當地一份報紙曾經發表了一篇關於我作品的社論：「一種刻薄內省的人生觀……其扭曲的人格表現在……」這篇文章發表的時候，我父親已經去世了。要是我父親還活著，他們不會這麼做的，因為鎮上每個人都非常喜歡他。他是那麼受歡迎且受人尊重，以至於大家對我的小說會保持緘默。不過，他去世後，情況就不同了。
《巴黎評論》：不過，你父親喜歡你的作品？
門羅：不過，他喜歡我的作品，是的，他為我感到驕傲。他讀很多的書，可他總是對閱讀這事感到難為情。後來，在他去世前，他寫過一本書，是在他去世後出版的。那是一部關於西南部內陸早期拓荒者家庭的故事，故事設定的時間就在他出生前，小說結尾的時候，他還是個孩子。他很有作家的天分。
《巴黎評論》：你能為我們讀上一段嗎？
門羅：在其中一個章節，他描述了一個生活在比他稍早時代的男孩子的學校是什麼樣子：「在另外幾面牆上，是已經泛黃的地圖。上面畫著些有趣的地方，比如蒙古，零星地散佈著些牧民，穿著羊皮襖，騎在小馬駒上。非洲的中心地帶是一片空白，只用一條張開血盆大口的鱷魚、還有把黑人按在大爪子下的獅子作為標記。而在地圖正中心的地方，斯坦利先生正與利文斯頓先生互致問候，他們都戴著舊式的帽子。」
《巴黎評論》：你在他的小說裡讀到了自己生活的影子嗎？
門羅：它不是關於我的生活的。不過，我辨認出相當多的我的寫作風格。還有他看問題的角度——這我倒是不奇怪，因為我知道我們在這點上是一致的。
《巴黎評論》：你母親在去世前看過你的任何作品嗎？
門羅：我母親不會喜歡我的東西的。我認為她不會喜歡的，性和那些粗話。如果她還健在，為了能發表自己的作品，我會不得不和家裡大吵一架，甚至斷絕關係。
《巴黎評論》：你覺得你會那麼做嗎？
門羅：我覺得會。是的，像我剛才說的，我年輕的時候更加冷酷。我現在想到我母親的時候，感覺很溫柔，可我有這種感覺的時間並不長。我不知道如果我女兒寫到我，我會有什麼感覺。她們現在的年紀，如果是個作家的話，該是出版處女作的時候了，描述自己的童年生活。成為你孩子作品中的某個人物，這種經歷一定讓人感到恐怖。有些人的評論很草率，這會傷害到其他人。比如有篇關於我的小說評論說，哦，她父親是個邋遢的養狐狸的農夫，用這樣一些句子來反映我家裡的貧窮。一位女性主義作家解讀說，《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裡的「我父親」是完全自傳性的。她把我變成一個有悲慘的成長背景的人，因為我有個「不負責任的父親」。這還是加拿大的大學裡某位學者的言論，我真是太生氣了，甚至想要起訴她。我非常憤怒，不知道怎麼去處理。我覺得，她怎麼寫對我來說沒什麼，我已經取得了那麼多成功，但對我父親不公平，他只不過是我父親而已。他現在已經去世了。難道因為我寫的小說，他以後就該被認為是個「不負責任的父親」？後來，我意識到，這位學者代表著年輕的一代，他們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經濟狀況下。他們生活在一個福利社會，享受全面的醫療保險。他們無法想象一些事情，比如一場疾病能給家庭帶來怎樣毀滅性的打擊。他們從未經歷過任何真正的財政困難。看到一個貧窮的家庭，他們想到的是，那是一種選擇。而你不願意改善自己的生活，那就是「不負責任」，那是愚蠢或類似的東西。我小時候，房子裡沒有洗手間，這個太令年輕人震驚了，真邋遢。事實上，他們想到的也許不是邋遢，而是：這太有趣了。
《巴黎評論》：我們還沒有問到你每天的寫作習慣。你一星期實際上寫作幾天？
門羅：我每天早上都寫，一星期七天。一般我從早上八點鐘開始，上午十一點左右結束。剩下的時間我就做其他的一些事情。除非我正在對作品做最後的潤色或什麼的，那我會希望持續工作一整天，中間只稍稍休息一下。
《巴黎評論》：你嚴格執行這個時間表嗎？要是遇上婚禮或是其他必要的活動怎麼辦？
門羅：我每天對自己的寫作頁數有個定量，我強迫自己完成。如果我知道我在某一天要去別的地方，我會盡力在之前多寫幾頁。這是一種強迫症，非常糟糕。不過，我不會讓進度過於延後的，好像那樣我就會失去這個故事似的。這和年齡增長有關。人們變得強迫自己做某些事情。我對自己每天走多遠的路程也有規定。
《巴黎評論》：你每天走多遠？
門羅：我每天走五公里。如果我知道有哪一天我沒有辦法走那麼多，我必須在其他時間把它補回來。我留意到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我父親身上。你是在保護自己，這麼做會讓你覺得如果你遵守所有好的規矩和習慣，就沒有什麼可以打敗你。
《巴黎評論》：你用五個月左右的時間完成了一個故事，你會休息一陣子嗎？
門羅：我幾乎是馬上就開始下一個故事的寫作。以前，我有孩子還有好多其他事情的時候，不是這樣的。不過，到了現在，有可能停止寫作這個想法讓我有點驚慌——就好像一旦停下來，我可能會永遠停止寫作。我腦子裡可是儲存了一堆的故事。不過，寫作不僅需要你有個故事，也不僅僅是技能或是技巧，還需要有一種激情和信念，沒有它，我無法寫下去。我曾經有過全然不知疲倦寫作的日子，那時這種激情和信念似乎用之不竭。但現在，我有了些小小的變化，有時候會想到，如果失去它，感覺會怎樣，可我甚至無法描述它究竟是什麼。我覺得它只對故事本身敏感，甚至與這篇故事成功與否沒有太大關係。上了年紀以後，在某種程度上，你的興致有可能被耗盡了，你無法預見這一點。它甚至在一些曾經對生活充滿興致和責任的人身上也會出現，就是為了活著而活著。你在旅行的時候，可以從許多人的臉上看到這一點——比如，餐館裡的中年人，或者像我這樣在中年的尾巴上、即將步入老年的人。你能看到這一點，或是像只蝸牛一樣感覺到它，那種眼神里的訕笑。那種感覺就是，某種程度上，人對事情做出反應的能力被關閉了。我現在覺得這是可能的。我感覺這就像是你有可能得關節炎，所以你要鍛鍊，以防止自己患上這種病。我現在更加意識到，所有東西都會有失去的可能，包括以前填滿你生活的那些東西。或許，應該堅持下去，做些什麼來避免它發生。某些原因導致一篇故事失敗——我說的不是這個。故事會失敗，但你對於寫這個故事的重要性的信念不會失敗。失去這種激情和信念可能才是危險所在。這可能是一頭野獸，藏身於老年人心理的最深處——你對於值得做的事情也失去了感覺。
《巴黎評論》：有人會覺得疑惑，因為藝術家似乎是一直可以工作到生命最後的。
門羅：我想這也是有可能的。但你還是需要更加警覺一些。二十年前，我無法想象我會失去這些——信念，以及激情。我猜想這就像是你不再墜入情網了。不過，不再墜入情網是可以忍受的，畢竟那不是必須的。我覺得這就是我還在繼續寫的原因。是的，我沒有一天停止寫作。就像我每天堅持散步一樣。如果我一個星期沒有鍛鍊，我的身體就失去了正常狀態。你必須時刻保持這種警覺性。當然，如果你放棄了寫作，也就無所謂了。我害怕的不是放棄寫作，而是放棄那種興奮，或者失去想要寫作的衝動感。我的疑惑是：一旦人們不需要做每天都在做的事情了，大部分的人會做什麼？甚至連退休的人也會去學個什麼課程或培養些興趣愛好來填補這個空白；想著我可能會像他們那樣，或是要那樣去生活，我真的充滿了恐懼。我這輩子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寫作。所以，我不瞭解如果有各種不同的事情可以做，那樣的生活會是怎樣。我想象中唯一能過的另一種生活就是學者式的生活，但我可能把它理想化了。
《巴黎評論》：它們是非常不同的生活，是隻有一個目標的生活與有一系列目標的生活的差別。
門羅：你外出打高爾夫球，你很享受，然後你種花，還請朋友來家裡晚餐。但我有時候想，要是停止了寫作怎麼辦？要是這個能力逐漸消失了怎麼辦？那樣的話，我不得不開始學習些別的事情。你無法從寫虛構類的作品轉變為寫非虛構類的東西，我覺得不行。創作非虛構作品本身就已經是非常困難的了，那是要學習一件全新的事情。不過，也許我會試試。我試過兩次要寫本書，是每個人都會寫的那類家族故事。不過，我還沒有完成故事的框架，也還沒有中心。
《巴黎評論》：發表在《格蘭街》雜誌上的那篇《勞碌一生》呢？讀起來很像回憶錄。
門羅：是的。我會把散文集結成書，這一篇也會收進去。
《巴黎評論》：嗯，威廉·麥克斯韋爾寫的那本關於他的家族故事的書《先輩們》，也是這種寫法。
門羅：是的，我非常喜歡那本書。我問過他寫作那本書的事情。他手上有許多的素材可以利用。他做到了每個寫這類作品的作家必須做的事，就是把家族歷史放到一個更大的歷史環境中去寫。具體到他的這本書，就是在十九世紀早期，美國的宗教復興。我對此完全不瞭解。我不知道美國其實曾是個沒有上帝的國家，可忽然之間，整個國家對宗教陷入瘋狂。這個背景太棒了。如果你有這樣的背景，這本書就成立。它是要花些時間的。我不斷地想著，我也要寫一本這樣的書，可接著，我有了另一個故事的構思，而這個故事總像是無限重要，儘管它不過是個故事而已。我在《紐約客》上讀到了對威廉·特雷弗的專訪，他說了類似這麼一段話：然後，又一個小故事的構思出現了，而它解答了生活將會怎樣這個問題。
（原載《巴黎評論》第一百三十一期，一九九四年夏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