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鳴謙/譯
奧登：還有什麼要問？
《巴黎評論》：我想知道，哪個在世的作家，您認為擔當了我們英語語言的完整性的首席保護者……？
奧登：嗨，是我，當然了！
——一九七二年八月的談話
他坐在膠合板門廊兩盞垂直照下的白熾燈下，喝著一大杯早餐前的濃咖啡，一邊一支接一支地抽菸，一邊在做《紐約時報》每日書評版上的縱橫字謎——這天的報紙上，恰巧登了一篇對他新近出版的詩文集的評論，還附了他的照片。
做完字謎，他攤開報紙，瞥了一眼訃告欄，就跑去烤麵包了。
我問他是否讀了那篇評論，奧登答道：「當然沒有。很明顯這些事跟我沒多大關係。」
奧登不同尋常的洞察力、超前性和品位，在他這間紐約公寓的裝飾風格中強烈地顯示了出來，通常他會在這裡過冬。三間寬敞的層高很高的主房間被刷成了深灰色、暗綠色和紫色；牆上掛著朋友們——伊莉莎白·畢肖普，福斯特，保爾·瓦雷裡，切斯特·卡爾曼——的畫，都鑲著簡潔的金色相框。餐室裡掛著一幅威廉·布萊克的原版水彩畫《創世史》，另外還有幾幅男性裸體素描。在他臥室的地板上，有他自己的一幅肖像，沒有鑲框，正對著牆面。
黑洞洞的前起居室裡，書籍壘得高高的；平時不開燈，除非他要在裝著手稿的很多箱子裡翻找東西，或是要去查閱《牛津英語辭典》，這才會跑進去一會兒。
奧登的廚房很狹長，牆上掛著很多罐子和平底鍋。他像熱愛語言一樣偏愛美味佳餚，牛肚下水，豬腦，還有波蘭香腸，還認為吃牛排很低等（「一點也不上流社會！」）。他喝斯米爾諾夫馬蒂尼、紅酒和科涅克白蘭地（不用罐式蒸餾器）；他還承認曾在一個醫生的監護下試服過lsd：「沒發生什麼，但我那個感覺確實很清晰：有幾隻小鳥想要和我攀談說話。」
他的談話很逗趣，機智，又溫文爾雅，是某種具備全球視野、富有人文色彩的閒聊。他對野心圖謀不感興趣，對具體的詩歌也興趣寥寥，並絕對排斥電子化時代的影響。
正如他有次說起過的那樣：「我剛從加拿大回來，在那兒我和麥克盧漢吵了一架。我贏了。」
——邁克爾·紐曼，一九七四年
《巴黎評論》：你堅持在這次談話中不用錄音機，為什麼呢？
奧登：因為我覺得如果真有什麼值得留存的內容，記者本人肯定都會記住。杜魯門·卡波蒂說過一個故事，說是一個記者在採訪他時中途機器突然壞掉了，那傢伙徒勞擺弄了半天也沒修好；杜魯門在旁等著，最後就問他是否可以繼續。記者說不想添麻煩了——他還不習慣去聽採訪物件說些什麼！
《巴黎評論》：我想你反對的或許只是工具本身吧。你在新寫的一首詩裡曾指稱照相機是個可惡的機器。
奧登：是的，它徒增哀傷。當你在街上經過某個苦惱人身旁時，通常情形下，你要麼設法去幫助他，要麼就扭頭不看。可對著一張照片，你沒法做出任何符合人性的決定：你不在那兒，你都不能背過臉去，你只能張嘴傻瞪著。這是一種窺視癖。還有，我認為特寫鏡頭很無禮。
《巴黎評論》：有沒有什麼東西會讓你特別害怕，就像小孩子那樣？黑暗，蜘蛛，或其他等等？
奧登：不，我不是很怕。蜘蛛，當然——可那個不一樣，那是持續一生的個人恐懼症。蜘蛛和章魚。我的確從來不怕黑。
《巴黎評論》：你小時候是不是話很多？我記得你在某篇文章裡曾描述過你私密世界裡的自閉特質。
奧登：是啊，我確實挺能說的。當然，在我的私密世界裡，有些事我不會與他人分享。但我總有一些很好的朋友。
《巴黎評論》：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寫詩的？
奧登：我想，自己的情形也許有點古怪。我曾想做個採礦工程師或者地理學家。在六歲到十二歲的時候，我花了很多時間來構造一個極其複雜的自我天地，它所基於的，首先是一處風景，奔寧山脈的石灰岩荒野；其次，是一種工業——石墨採礦。這時我發現，要做成這個的話，得給自己定些規則。我可以在兩種必配機器裡挑出一個來幹這個活，但它們得是真傢伙，在產品目錄冊裡也要找得到。我有兩種礦井抽水法可以選，但我不能去用魔法手段。過後的某一天，現在回想起來，似乎非常重要。我正謀劃著造一個選礦廠——你知道，這主意要多不切實際有多不切實際。有兩種機器能分離礦渣，其中一種我想比另一種更漂亮，另一種我知道效率更高。我感到自己面臨了一個道義選擇，只能這麼說它了——我有責任採用第二種更有效率的機器。後來，我意識到，為構造這個唯一佔據我身心的世界，我就已開始學習怎麼來寫詩了。然後，我的最終決定發生在一九二二年，看來那時相當幸運；那是四月裡，當時我正穿越一片田野，同行的是學校裡的一個朋友（他後來成了畫家）。他問我：「你寫過詩沒有？」我說：「沒有。」——我從沒這麼想過。他說：「你為什麼不寫啊？」——就在那個時刻，我決定了自己要做的事。回頭想去，我才明白準備基礎是如何打下的。
《巴黎評論》：你覺得你的閱讀對這個決定有影響麼？
奧登：好吧，直到那時（還是個孩子嘛），我讀過唯一的詩歌，都是些低俗笑話——貝洛克的《警誡故事集》，霍夫曼的《亂髮彼德》，還有哈里·格雷厄姆的《冷酷家庭的無情韻詩》。有一首我特別喜歡，它的調子是這樣的：
一頭鑽進了水井裡，
管道工在為倒地的
瑪利亞姑媽造座礦哩；
我們得要買個濾水器。
當然，我讀了很多地理學和石墨採礦方面的書。一本是索普威斯的《阿爾斯頓荒野訪問記》，另一本是《地底生活》，我記不起是誰寫的了。畢翠克絲·波特的書我讀了個遍，還有劉易斯·卡羅爾。安徒生的《冰雪女王》我很喜歡，還有哈格德的《所羅門國王的寶藏》。我讀偵探小說，則是從夏洛克·福爾摩斯系列開始的。
《巴黎評論》：你讀了很多豪斯曼的書？
奧登：是的，此後我跟他本人私交很好。他給我講過克萊倫斯·達婁的一件事，很有趣。似乎達婁曾給他寫過一封信，文中滿是褒揚之辭，還聲稱摘引豪斯曼的詩句救了幾個當事人的命。此後不久，豪斯曼有個機會和達婁碰面。兩人談得不錯，達婁拿出了他提到過的那些庭審記錄。豪斯曼告訴我：「裡面果真有我的兩首詩——可引用得都不對！」這些只是作家須得適應的輕微頭痛症。讓我受不了的，是有人寫信來求籤名，卻忘了隨信放入郵票。
《巴黎評論》：你在學校裡就遇到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了？
奧登：是的，我早就知道他了，那時我八歲，他十歲，因為我們兩個都是寄宿生，一同住在薩里郡欣德黑德的聖埃德蒙學校。自那以後我們就相互認識了。我總是記得第一次聽到的那個機智評論。有個禮拜天，我和伊舍伍德一起散步——在薩里郡，他說：「我想上帝肯定累壞了，他弄出了這麼個國家。」我還是頭次聽到有人這麼機智地說話。
《巴黎評論》：你有好的老師麼？
奧登：除了數學以外，我很幸運能有很出色的老師，特別是科學課。當我站起來回答口頭測驗時，朱利安·赫胥黎讓我看一塊骨頭，然後讓我告訴他那是什麼。「一隻鳥的骨盆。」我說，碰巧給說對了。他就說：「有人還說這是塊滅絕爬行動物的頭蓋骨哩。」
《巴黎評論》：你教過寫作麼？
奧登：不，我從沒教過。如果不得不去「教詩歌」（感謝上帝，我沒踏上這條船），我會專注於韻律、修辭和語言學，還有詩歌背誦。我的路數或許不對頭，可我看不出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學，除了純粹的詩歌技藝——什麼是十四行詩，關於韻律的問題。如果真有個什麼詩歌學院，所列科目應該截然不同——自然史，歷史，神學，各種各樣的旁門雜學。
我上大學的時候，總堅持去上那些通識課程——關於十八世紀的，或是關於浪漫主義的。真的，這是大學作為藝術贊助人所做的絕妙好事。但藝術家們應該達成一致，不去染指任何的當代文學。假如擔任了教職，他們該去做些學術研究，更進一步，如果可以擺脫那類直接影響他們當前寫作的事情，那就更好。他們應該去教十八世紀曆史或者其他不干擾他們本身工作的課程，且還要以此來謀生。去教創意寫作課——我認為那很危險。我能想象出的唯一一種可能性，是一種學徒制，如同文藝復興時期那些人的做法一樣——那時的詩人會忙著督促學生們完成他的詩歌訂單。這樣你才真的是在教詩歌，你會負起責任，當然嘍，因為所有成果都會冠以詩人的名義發表。
《巴黎評論》：我注意到，在你的早期作品裡，你似乎對英國懷有一種激烈情緒。感覺你與所處環境正處在某種交戰狀態——而那種感覺，在你來美國後所寫的詩歌裡就不多了，你似乎更自在了。
奧登：是啊，確實如此。我相信這部分地與年齡有關。你知道，每個人都會變。對一個作家來說，順應他自己的年齡真是太重要了，既不要看著太幼稚，也不要顯得過於老成。人們或許會問：「到六十四歲時我該寫些什麼？」卻從不會問：「我在一九四〇年該寫些什麼。」我想，這一直是個問題。
《巴黎評論》：對作家來說，是不是有一個達到他創作巔峰的某個特定年齡？
奧登：有些詩人，像華茲華斯，他很早就才思枯竭了。有些人，比如葉芝，到垂暮之年才寫出了他們最好的作品。世事難測啊。衰老確是個問題，但你必須接受它，無須大驚小怪。
《巴黎評論》：是什麼促使你選擇定居美國的？
奧登：嗯，英國的難處在於其文化生活——她確實前程黯淡，而我懷疑她現在仍是如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與你面對家庭事務時的為難是一樣的。我深愛著我的家人，可我不想和他們一起住。
《巴黎評論》：你來美國後使用的語言，與你在英國時使用的語言，中間是不是有條分界線？
奧登：沒有，真的沒差別。你顯然會看到一些小細節，特別是在寫散文的時候，不過那是非常次要的事情。有些押韻在英國不被接受。在這裡你可以用「clerk」來押「work」的韻，在英國你就不可以。但這些都是次要的——說twentyof，而不是說twentyto；說asidefrom，而不是a#bz46"id="z46">[46]教過一段書，後來又到了斯沃茲摩爾。我為軍隊幹過一段時間，在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團。軍隊一點也不喜歡我們的報告，因為我們證明，不管我們怎樣輪番轟炸德國，他們的武器生產量都不會下滑，除非他們輸掉了戰爭。這在越南也是一樣——轟炸無濟於事。可你知道軍隊裡的人是怎麼回事。他們不喜歡聽到與自己想法相反的觀點。
《巴黎評論》：你和政界人物或政府部門聯絡多麼？
奧登：我和這類人來往很少。當然，我在牛津讀書時認識幾個學生，他們中最後就有從政的——休·蓋茨克爾，克羅斯曼，等等。我認為沒有政治家我們也會幹得很好。我們的領導人應該用抽籤方式來選出。人們可以用他們的良知來投票，剩下的事電腦自會處理。
《巴黎評論》：作家的領導能力你覺得如何？比如說，葉芝就擔任過公職。
奧登：可他幹得有多糟糕！作家很少能成為好的領導者。首先，他們是獨立自主慣了的，他們與購書讀者都少有聯絡。再者，對作家來說，很容易就變得不切實際。我沒有對政治喪失興趣，但我開始認識到，如果遭遇社會或政治的不公，只有兩樣事情有效：政治行動和直接報道事實。藝術在此無能為力。即便但丁、莎士比亞、米開朗琪羅、莫札特等人從未降生人世，歐洲的社會史和政治史該怎樣就還是怎樣。一個詩人，身為詩人，只有一個政治責任，即通過他自身的寫作，來為他不斷墮壞的母語建立一個正確使用的典範。當詞語喪失了其意義，肉體的蠻力就會取而代之。無論如何，就讓一個詩人按他自己的意願去寫現今所謂的「介入詩歌」吧，只要他明瞭主要是他自己會從中受益。他這麼做了，自會提升他在那些同道者中間的文學聲譽。
《巴黎評論》：現今語言的退化和墮落，思想的欠缺嚴密，諸如此類的現象，是不是讓你很憂懼——或者，這恰好就是一個頹廢時期？
奧登：它讓我感到恐怖。我試圖以個人之力來抵抗它；如我所說，保持語言的神聖性正是詩人理應擔當的角色。
《巴黎評論》：你是否認為，在「未來」的眼中（若確實有的話），我們當前的文明狀況正面臨一種戰前的頹敗徵象？
奧登：不，我不認為它和另一場實際戰爭能扯上什麼關係。在過往年代裡，不管掌握的詞彙量是多是少，人們知道詞語的含義。可現在，人們從收音機和電視中耳濡目染習得的詞彙，比他們明瞭其意義的要多出百分之三十以上。我見識過的對詞語最為粗暴的使用，是我作為嘉賓參加戴維·薩斯金德的電視節目的時候。中間休息時，他不得不為某類投資公司插播廣告，而他宣稱那些傢伙「正直纏身」！我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巴黎評論》：你曾說過劣等藝術總是以一種非常當代的面目出現。
奧登：是的。當然，一個人在評判好壞優劣時可能會出錯。鑑賞力和判斷力可能各不相同。但他必須對自己忠實，並相信自己的品位。譬如說，我會欣賞一部催人淚下的好電影，那裡邊，哦，一位老母親被丟在了家裡——即便我知道這很糟糕，眼淚還是會流下我的臉頰。我不認為好作品會有催淚的功效。豪斯曼說他看到好詩時會有一種異樣的身體感覺——我從來沒有過。如果你去看《李爾王》，你不會哭。你沒必要哭。
《巴黎評論》：你曾說起過你的守護神聖威斯坦的故事，他很像哈姆雷特。你是個哈姆雷特式的詩人麼？
奧登：不，我一點也不沾邊。就我自己而言，我發現莎士比亞的最大影響，是他對大量詞彙的運用。英語對詩歌來說如此不可思議的原因，就在於它的極大廣度，以及它是非屈折語這個事實。你可以把動詞變成名詞，反之亦然，如莎士比亞做過的那樣。你無法用那些屈折變化的語言做到這些，譬如德語、法語和義大利語。
《巴黎評論》：在三十年代早期，你寫作時是否面對著一個聽眾，而你想要把他搖醒過來？
奧登：不，我只是試著去揭示事實，並且希望有人能讀到它。若有人問「你為誰而寫作」，我會回問「你讀過我的東西麼」；如果他們說「是的」，我會再問「那你喜歡它麼」；如果他們說「不喜歡」，我就會說「我可不是為你寫的」。
《巴黎評論》：那麼，下個問題是，在寫某些詩歌的時候你是否會想象有一個特殊聽眾呢？
奧登：嗯，你知道這事可沒法兒說。要說腦袋裡想著某個人的話……好吧，他們中的大多數可能早就過世了。你會尋思他們是不是會讚許，然後你也會希望——在你自己死後，也會有人來讀你的東西。
《巴黎評論》：你一直是個形式主義者。今天的詩人們似乎更喜歡自由體詩。你是否認為這是對詩歌訓練的背離？
奧登：很不幸，那已是很普遍的情形。可我無法理解——僅僅從一個享樂主義者的角度來看——寫作者倘若完全捨棄形式的話，他又怎麼享受箇中樂趣呢？你去玩一個遊戲，你就需要規則，否則一點不好玩。最狂放不羈的詩歌也得有個堅實的常識性基礎，而這個，我認為正是格律詩的優勢。除了明顯的整飭修正的優勢，格律詩正可以將人從自我桎梏中解放出來。這裡我想引述瓦雷裡的話，他說過，如果一個人的想象力能被其藝術的內在困頓激發出來，他就是一個詩人，倘若他的想象力因此而變得遲鈍，那他就不是。我認為很少人能處理好自由體詩——你得像勞倫斯那樣有隻不會出錯的耳朵，來決定詩行該在哪裡適時收尾。
《巴黎評論》：在讀過的詩人中，有沒有誰在你看來是志趣相投呢？這會兒我想到了坎皮恩，你與他對韻律學方都很著迷。
奧登：是啊，我確實有幾個特別喜愛的詩人。坎皮恩當然是其中一位，還有喬治·赫伯特和威廉·巴恩斯；是的，他們對韻律學都懷有某種興趣。這些詩人，我會樂意成為他們的友人。而像但丁這麼偉大的詩人，我不會存有丁點奢望去與他建立私交。他是一位可怕的首席詩人。
《巴黎評論》：你能談談一首詩是如何醞釀成形的麼？最初想到的是什麼？
奧登：每到那時候，我腦海裡會出現兩樣事情：一個是吸引我的主題，另一個則是與動詞形式、韻律、措辭等等有關的問題。主題會尋找最確當的形式；形式也會尋找最確當的主題。它們兩個碰在一起時，我就能動筆寫了。
《巴黎評論》：你是從起句開始寫起？
奧登：當然嘍，通常你都會從起句開筆，然後一直寫到結尾。可是，有時也會從腦海裡的某行詩句開始，也許是最後一行。我想，我們都是有了主題構思的某個想法後才開始寫的，但這個想法在寫作過程中也經常會變。
《巴黎評論》：對獲得靈感，你有什麼輔助方法？
奧登：我從不在喝酒時寫。你為什麼要藉助外力呢？繆斯是個性子活潑的姑娘，她不會喜歡那種蠻橫粗俗的追求方式。她也不喜歡一味奉從——那樣她就會撒謊。
《巴黎評論》：這讓我想起了那句「圓臉的蠢物，博學的仿冒者」，如你在《田園詩》組詩中的一首裡說過的那樣。
奧登：的確如此。詩歌並非自我表現。當然，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獨特觀點希望表達出來。我們希望有人讀到它，並且會說：「這道理我當然一直知道，但此前從未想明白。」在這裡我大體同意切斯特頓的說法，他說過：「藝術氣質是影響業餘人士的一種宿疾。」
《巴黎評論》：很多詩人都是夜貓子，脾氣狂躁，生活習慣又不規律。
奧登：抱歉，我親愛的，詩人可不必都變成波希米亞人。
《巴黎評論》：艾略特《荒原》的初稿最近出版了，你為什麼不贊成？
奧登：因為在他刪去的那部分裡，你一行都不會希望他保留，我認為這類東西會助長那些業餘人士的遐想：「哦，看，我也能這樣寫。」在一份初稿上面勞心費神，而不是去關注一首完整的詩歌，我認為這很可恥。瓦萊莉·艾略特不喜歡迫於壓力出版那些草稿，可一旦被發現了，她知道它們終會流傳於世——所以她就自己來做，以確保儘可能地做好。
《巴黎評論》：可是，從中難道不是瞭解了某個事實了麼？一個詩人真真確確是從「心靈那愚蠢的舊貨商店」開始起步的。
奧登：對他本人來說，這或許是必要的起步吧，但其他人就沒有理由再去走一圈了。這裡我想引用瓦雷裡的話，他說，當人們一無所知的時候，他們才會脫去自己的衣服。
《巴黎評論》：你在《備忘錄》裡已經寫到了「行為學派有效——痛苦亦能成就」。
奧登：它確實有效。但我確信，假如把斯金納教授交到我手上，手邊還配備適當的藥物和器具，我一個星期內就可以讓他誦讀《阿薩納修斯教義》——是當眾背誦。行為學派學者的問題，是他們總要把自己排除在自身理論之外。倘若我們的所有行為都是受條件制約的，那我們的理論自然也在轂中。
《巴黎評論》：你在聖馬可廣場那些嬉皮士中看到精神性了麼？你住在他們中間已經有些時日了。
奧登：我不認識他們中的任何一個，這讓我從何說起？有一點我確實喜歡他們，他們試圖去復興那種狂歡精神，那是在我們的文化裡明顯長期缺乏的東西。但我也擔心，他們一旦徹底放棄了工作，有趣也會變味。
《巴黎評論》：你新寫的詩《喀耳刻》就涉及了這個主題，特別是這段：
她沒有讓受害者變得殘忍（野獸們
會撕咬或是奔逃）。她令他們
退化成了花朵和惰性的宿命論者，
不會聲言反對，只能自說自話。
顯然，你比你所承認的更瞭解那一代人。
奧登：我得說，我真的很欽佩那些退出了激烈競爭、棄絕了金錢和財物的人。我做不到，我太過世俗了。
《巴黎評論》：你有信用卡麼？
奧登：有一個。我能不用就儘量不用。只用過一次，在以色列，為了付賓館賬單。我打小就被教會一個事理，沒有現金就不要買任何東西。欠債的想法讓我恐懼。如果每個人都像我這樣，我想我們的經濟會整個崩潰的吧。
《巴黎評論》：你是個好商人麼——你很會討價還價麼，或者諸如此類？
奧登：不。這話題我不想去考慮。
《巴黎評論》：但你確實因為你的詩歌得了該得的報酬。前幾天剛在《詩歌》上看到你的一首詩，我很驚訝——每行才付五十美分的稿酬。
奧登：我當然得了該得的報酬——有誰不願意呢？前幾天我從他們那兒收到了支票，在我發現已賺到手之前，我就把它花掉了。
《巴黎評論》：你是個美食家麼？
奧登：我很喜歡享受美食。在奧地利時我很幸運，因為我的朋友卡爾曼先生是個專業級的大廚，於是整個夏天我被慣壞了。我在這兒一個人住，情況就大不同嘍。當你只為自己做飯時，你有時會熱衷於某些東西。我有一次就迷上了蘿蔔。可獨自吃飯，你就不願花上很多時間，只是狼吞虎嚥地趕快吃完。當然了，我喜歡好酒，但我不會為此大費周章。有一種佐餐紅酒，瓦爾波利塞拉葡萄酒，我在奧地利和在這兒時都很喜歡喝。它比基安蒂紅葡萄酒順口得多，後者如果你在這兒喝到的話，味道總是像紅墨水。
《巴黎評論》：你在寫作過程中曾忘記過吃飯嗎？
奧登：沒有。我看著表很規律地作息。可如果沒戴手錶，我就不會知道餓！
《巴黎評論》：你所知道的最糟糕的詩句是哪些？最好是大詩人名下的。
奧登：我想它們出現托馬斯·哈代的《列王》中，那裡邊拿破崙試圖逃離埃爾巴島。有一節四行詩好像是這麼寫的：
那護衛艦該會抵達
載著年邁的蘇格蘭上校，
逃亡會遭遇失敗，
拘禁會永無期限。
《巴黎評論》：葉芝的「德·瓦勒拉吃掉了帕內爾的心」和艾略特的「為何蒼老的鷹鷲要伸展它的翅翼？」怎麼樣？
奧登：都不是很糟啊，真的，只是無意中有點滑稽。這兩句都可作為瑟伯的卡通漫畫的絕妙配文。作為牛津在校生，我想到了這句：「伊澤貝爾和她蹦跳的乳房/整個夏天都追著我……」想想看，瑟伯若看了這些會構思出多麼精彩的漫畫！嚯！嚯！嚯！
《巴黎評論》：自己的詩裡面，你最不喜歡的是哪首？
奧登：《1939年9月1日》，恐怕它已被選進很多詩選裡了。
《巴黎評論》：你最驕傲的是哪首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