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哲仙/譯
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在給一位年輕詩人的信中寫到：「您大部分作品中體現出的精準韻律，您對聲韻原則的忠實，以及將亞歷山大·勃洛克所說的‘上行’發揮到極致，都令我感到極為親切。如果您去讀我最新的作品，您會發現我也同樣深受影響，不過我們必須努力做到，正如亞歷山大·勃洛克的作品一樣，這支曲調悠然響起，至為明晰地揭示、體現和表達出隱於其中的思想，而不應僅僅是些縹緲的餘音，起初魅惑了我們，隨即風飄雲散，消逝成為無關痛癢的迴音。」
一月我到達了莫斯科，十天後，我決定去拜訪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我的雙親與他相識多年，從他們那裡我聽說過很多關於他的傳聞；早在孩提時代我就聽過他的詩，我很喜歡。
我的雙親和其他仰慕帕斯捷爾納克的人託我帶信和小禮物給他。到了莫斯科，我才發現帕斯捷爾納克沒有電話。我打消了寫張便條的念頭，那樣未免過於不近人情。面對大量的採訪要求，我怕他會一概加以拒絕。暗訪一位如此知名的人士真是要花很多的心思，我擔心近年來的帕斯捷爾納克不復是他的詩歌在我心目中建立起來的形象——抒情衝動，而首先是青春洋溢。
我的父母說過，他們一九五七年去見帕斯捷爾納克，就在他獲得諾貝爾獎前夕，當時每逢週日他會舉辦家庭招待會，這是俄羅斯作家的傳統。移居國外的俄國人沿襲了這一做法。記得豆蔻年華的我在巴黎時，曾在星期天下午隨父母去拜見作家列米佐夫和著名的哲學家別爾嘉耶夫。
在莫斯科的第二個星期天，我突然決定前往佩列傑爾金諾。這一天陽光明媚，在我居住的市中心新雪初霽，與克里姆林宮的金色圓頂交相輝映。街頭滿是觀光者，這些城外的家庭像農民一樣結伴步行來到克里姆林宮。許多人捧著幾束新鮮的含羞草——有的時候只帶著一個枝杈。冬天的週日，通常會有大量的含羞草被運送到莫斯科。俄羅斯人買下來互相贈送，或者僅僅是手持含羞草，彷彿是為了表示那一天的莊嚴和肅穆。
雖然我知道莫斯科近郊有一班基輔站始發的電車，但還是決定乘計程車去佩列傑爾金諾。儘管知情的莫斯科人一再警告，帕斯捷爾納克不願接待外國人，我還是突然十萬火急地要趕到那裡，我準備把口信捎去，或許和他握一下手就打道回府。
計程車司機是個年紀輕輕的小夥子，同各地的計程車司機一樣神神叨叨的，他向我保證自己非常熟悉佩列傑爾金諾，沿基輔高速開上大約三十公里就能到。費用約三十盧布（約合三美元）。他似乎覺得，在陽光如此燦爛可愛的日子裡坐他的車過去，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但司機自詡的認路原來是吹牛，很快我們就迷路了。我們沿著四車道高速公路平穩行進，路上沒有積雪，也沒有廣告牌或者加油站。倒是遇到幾塊內容詳盡的路標，卻也沒有把我們指引到佩列傑爾金諾，於是路上無論碰見誰，我們都要停下來問路。每個人都很友善，樂於助人，但看上去沒人知道佩列傑爾金諾。我們沿著一條凍得硬邦邦的沒鋪過柏油的土路，穿過茫茫無際的雪野行駛了很久。最後，我們駛入一座村莊，它彷彿來自另一個時代，與莫斯科郊外的大型嶄新公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低矮古樸的木屋散落在筆直的主路兩邊。一匹馬拉雪橇從旁掠過，包著頭巾的婦女們三三兩兩地聚集在一座小木教堂附近。我們發現這個鎮子離佩列傑爾金諾已經很近了。車子穿過茂密的常青樹林沿著一條蜿蜒的小路行進，十分鐘後，我來到了帕斯捷爾納克的房前。我曾經在雜誌上見過房子的照片，突然它就出現在我的右邊：棕色的房子，帶有飄窗，坐落在斜坡上，背靠一片冷杉林，俯瞰著我們偶然踏入鎮子的這條小路。
佩列傑爾金諾是個住戶疏疏落落的小鎮，在正午明媚的陽光下看上去熱情好客而又歡欣鼓舞。據我所知，許多作家和藝術家常年生活在這裡，住處由當局為他們提供，可以享用終生，蘇聯作家協會還為作家和記者開辦了一家大型療養院。但鎮子裡還住著一些小手藝人和農民，這裡絲毫沒有「文雅」的氣息可言。
楚科夫斯基，著名的文學評論家和兒童文學作家，住在一棟舒適而好客的房子裡，房間裡陳列著一排排的書架——他為鎮上的孩子們開辦了一座小小的可愛的圖書館。康斯坦丁·費定，在世的俄羅斯最著名的小說家之一，住在帕斯捷爾納克隔壁。他目前擔任作家協會秘書長，這個職務先前由亞歷山大·法捷耶夫長期擔任，他也住在這裡，直到一九五六年辭世。後來，帕斯捷爾納克帶我看過伊薩克·巴別爾的故居，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他在此被捕，從此再也沒有回來。
帕斯捷爾納克的房前是條彎彎曲曲的鄉間羊腸小道，蜿蜒通向山下一條小溪。在那個陽光和煦的午後，山上擠滿了滑雪和坐雪橇的孩子，他們穿得鼓鼓囊囊的，活像泰迪熊。房子對面是一大片被柵欄圍起的空地，那是人們夏天耕種的公地，如今成為一片白色的莽原，山上的一座小公墓聳立在那裡，有點像從夏加爾畫作中走出來的背景。墳墓被漆成湖藍色的木柵圈起來，十字架以各種奇怪的角度樹立著，明亮的粉紅色和紅色的紙花半埋在雪裡。這是一座歡愉明快的公墓。
這所房子帶有門廊，看起來好像四十年前的美式木屋，不過屋後的樅樹卻標記出它的俄式風格。冷杉密集地生長在一處，好似深山老林，其實鎮上只有小片這樣的樅樹林。
我給司機付了錢，隨後惴惴不安地推開那道將庭院和小路隔開的門，走到幽暗的房前。小門廊的盡頭有扇門，門上釘著一張英文字條，紙已發黃，且已撕破，上面寫著「我在工作。我不見任何人，請走開」。片刻猶豫後，我選擇視而不見，主要是因為字條看上去很舊，還因為我手中拿著需要轉交的小包裹。我敲了敲門，幾乎就是同時，門開了，開門的正是帕斯捷爾納克本人。
他戴著一頂阿斯特拉罕羔皮帽。人出奇地帥氣，高高的頰骨、黑黑的眼睛，加上這頂皮帽子，彷彿是從俄羅斯童話中走出來的人物。旅途中積聚起來的焦慮，此刻突然煙消雲散，好像我從未真正懷疑過能否見到帕斯捷爾納克似的。
我做了自我介紹，奧爾佳·安德烈耶夫，是瓦季姆·列昂尼多維奇的女兒，我使用的是我父親半正式的名字。前面是他的教名，後面是祖父的名字。祖父列昂尼德是一位短篇小說作家和劇作家，著有《挨耳光的男人》《七個絞刑犯的故事》等作品。在俄國，安德烈耶夫是個相當常見的姓氏。
帕斯捷爾納克沉思了片刻，才醒悟過來我是從國外來拜訪他的。他極其熱情地向我問候，雙手握住我的手，詢問我母親的身體健康，我父親的寫作狀況，還問我什麼時候離開巴黎的。他仔細地端詳著我的臉，尋找著家族相像的痕跡。他正打算出門打幾個電話，如果我晚來一會兒，也許就見不到他了。他要我陪他一程，只要到第一站——作傢俱樂部即可。
帕斯捷爾納克做外出準備的工夫，我有機會打量起我走進的這間陳設簡單的餐廳。從踏進屋裡的那一刻起，我就驚詫於它酷似我昨天參觀的托爾斯泰在莫斯科的故居。簡樸而又好客的氣氛，我想應是十九世紀俄羅斯知識分子家庭的特徵。傢俱很舒適，但是老舊而又樸實無華。這些房間是用於私人招待、兒童聚會以及書齋生活的理想處所。儘管這些房子在各自所處的時代都極為簡樸，托爾斯泰的住宅比帕斯捷爾納克的大些，也更雅緻，但相同之處都是不講究外表和排場。
通常，進入帕斯捷爾納克的房間需要穿過廚房，那裡有個笑容可掬的小個子中年廚師，幫助客人掃掉衣服上的雪。然後來到有飄窗的餐廳，飄窗旁擺放著天竺葵。牆上掛著作家的父親、畫家列昂尼德·帕斯捷爾納克的木炭畫作品，有寫生畫和肖像畫，可以辨認出托爾斯泰、高爾基、史克里亞賓和拉赫馬尼諾夫的肖像。還有兒時的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和弟弟妹妹的速寫，以及戴著大寬簷帽蒙面紗的婦人畫像……這正是帕斯捷爾納克早年記憶中的世界，是他年少時愛情詩歌的世界。
帕斯捷爾納克很快就準備停當出發。我們走進燦爛的陽光，穿過房後的常青樹叢，積雪很深，直往我的矮腰靴子裡鑽。
很快我們上了大路，雖然不得不提防容易滑倒的兇險莫測的冰面，但走起來舒服多了。帕斯捷爾納克闊步前行，他只會在特別危險的地方抓住我的手臂，餘下的精力則專心致志地和我談話。散步已然成為俄羅斯生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就像喝茶或者關於哲學的長篇大論一樣，他顯然喜歡散步這種生活方式。我們通往作傢俱樂部的這條路，明顯兜了一個很大的圈子。路程走了大約四十分鐘。起初他詳盡地闡述翻譯的藝術，談話的過程中，不時會停下來向我詢問法國和美國的政治局勢以及文學狀況。他說自己很少讀報。「最多削鉛筆的時候，瞥一眼接碎屑的報紙。去年秋天，我就是這樣才得知阿爾及利亞險些發動了反對戴高樂的兵變，而且蘇斯戴爾下了臺——蘇斯戴爾下了臺。」他重複了一遍自己大致的翻譯，既強調對戴高樂裁決的贊同，也突出了「蘇斯戴爾」和「下臺」之間發音的相似。看來實際上他對海外的文學生活了如指掌，對此似乎也充滿了極大的興趣。
帕斯捷爾納克的談吐和他的詩歌作品有相似之處，既充分地運用雙聲修辭手法合轍押韻，又充滿了獨特的意象，從最初的一刻起就令我非常著迷，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用音樂的方式將詞語彼此聯結，但絲毫沒有做作的痕跡，也不會犧牲所要表達的準確詞義。對於熟稔帕斯捷爾納克俄語詩歌的人來說，與他交談是令人難忘的經歷。他的詞語極富個人色彩，讓人覺得對話是詩的延續和闡釋，是一場激情迸發的演講，語詞和意象滾滾而來，一浪推進一浪，越來越強勁有力。
後來，我提及他話語中的音樂特質。「寫作和談話一樣，」他說道，「語詞的音樂從來不僅僅是聲響。它不是由母音和子音的和諧形成的，而是由言語與意義之間的關聯所產生的，而意義——也就是內容——必須始終處於統領的地位。」
我常常難以相信，自己是在同一位七十歲的老者交談。帕斯捷爾納克看上去非常年輕，身體健康。這種年輕有些怪異和令人生畏，好像某種物質——是藝術嗎？——融入他的靈肉，讓他永葆青春。他的舉止儼然一副年輕人的模樣——他的手勢，他向後甩頭的動作。他的朋友，女詩人瑪麗娜·茨維塔耶娃曾經寫道：「帕斯捷爾納克看起來既像一個阿拉伯人，又像阿拉伯人的馬。」的確，由於帕斯捷爾納克黧黑的面色以及有些古典的面容，他的面龐確實帶有阿拉伯人的五官特徵。有時，他似乎突然意識到自己與眾不同的面孔，以及他整個人格產生的影響，便瞬間好像收斂起來，閉口不言，半合上微斜的棕色的雙眼，轉過頭去，隱約讓人聯想到一匹卻步不前的馬。
莫斯科有些作家對我說，帕斯捷爾納克是一個自戀的人，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和他並無交往。我在莫斯科逗留的那幾天，還有人對我描述了許多和這種說法相矛盾的事情。帕斯捷爾納克似乎是一個活著的傳奇——有的人奉他為英雄，有的人則視他為賣身投靠於俄國敵人的叛徒。作家和藝術家對他的詩歌普遍懷有強烈的崇敬之情，而為其帶來最大爭議的似乎是《日瓦戈醫生》的同名主人公。「沒什麼大不了的，不過是個毫無生趣的過氣文人罷了。」一位著名的年輕詩人評論道。而這個年輕人思想非常自由開明，還狂熱地崇拜著帕斯捷爾納克的詩歌。
無論如何，我發現關於帕斯捷爾納克以自我為中心的指責實屬無稽之談。恰恰相反，他似乎對於周圍的世界一清二楚，對身邊人些微的情緒變化都關照有加。很難想象還有比他更善解人意而又健談的人。他能立刻領會最難以捉摸的念頭，與他交談非常輕鬆，絲毫都不沉悶。帕斯捷爾納克問起我父母，雖然他同他們只見過幾面，卻記得關於他們的點點滴滴，乃至他們的喜好。對於他所喜歡的我父親的一些詩歌，他的記憶驚人地準確。他想了解我認識的作家——巴黎的俄國人，以及法國人和美國人。他對美國文學表現出格外的興趣，雖然他只知道幾位重要作家的名字。不久我就發現，讓他像我希望的那樣談談自己，很難。
我們漫步在陽光之下，我告訴帕斯捷爾納克，《日瓦戈醫生》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引發了人們何其濃厚的興趣和狂熱的崇拜；即便我和其他許多人都認為，英文譯本並未完全再現他作品的本來面貌。
「是的，」他說，「我知道大家感興趣，我格外地開心，並引以為榮。我收到了大量詢問我作品的海外郵件。其實，這還真是不輕的負擔，因為我得回覆所有的信件，但為了保持同境外的聯絡，這又是不可或缺的。至於《日瓦戈醫生》的譯者，不要苛責他們。這不是他們的錯。就像世界各地的譯者一樣，他們是要再現作品的字面意思，而非作品的格調——當然重要的恰恰是格調。實際上，唯一有趣的翻譯是翻譯經典作品，這是一項富有挑戰性的工作。就當代作品而言，鮮有翻譯的價值，儘管翻譯起來也許不費什麼力氣。你說你是畫家，好吧，那麼翻譯很像臨摹。想象一下你在臨摹馬列維奇的一幅畫，是不是很無聊？我在翻譯捷克著名的超現實主義作家奈茲瓦爾時，就感覺枯燥無味，如同嚼蠟。其實，奈茲瓦爾的作品並不差，只是這部二十年代的作品太過時了。我答應完成這本書的翻譯，再加上自己的往來信件，佔用了我太多太多的時間。」
——奧爾佳·卡萊爾，一九六〇年
《巴黎評論》：寄給您的郵件您能收到嗎？
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目前所有的郵件我都收到了，寄給我的每一樣東西，我認為是這樣。郵件好多——我很高興，儘管太多了，還必須逐一回復，真是有些不堪重負。
你可以想象，有些關於《日瓦戈醫生》的信是相當荒謬的。最近法國有位撰寫關於《日瓦戈醫生》評論的人，向我索要小說的寫作計劃。我猜想按部就班的法國人難以理解這部作品……這有多蠢，因為這部小說的構思是由附詩勾勒出來的。這也是我把詩歌與小說一併發表的部分原因。它們令小說更豐滿，更充實。出於同樣的考慮，我運用宗教象徵的手法，讓這本書讀起來溫暖而親切。現在一些批評家沉迷於這些象徵符號——其實它們在書中的作用跟屋裡的爐子一樣，是為了取暖，他們想讓我公開表態，然後爬進爐子裡去。
《巴黎評論》：您讀過埃德蒙·威爾遜評論《日瓦戈醫生》的文章嗎？
帕斯捷爾納克：是的，我看過了，感謝他的洞察力和理解力，不過你要知道這本小說不能按照神學原則來評判。我對世界的認知從未放棄。生活不斷提供新的素材，作家要做到生命不息，筆耕不止。我厭惡不顧一切的固執己見。周圍的生活在不斷變化，我相信人們應該因此儘量改變自己的成見——至少每十年改變一次。像偉大的英雄一樣獻身於自己的成見不是我的特點——這是缺乏謙恭的表現。馬雅可夫斯基自殺了，因為他的傲慢無法順應滋生於他體內或周遭的新生事物。
我們到了一排長長的矮木柵欄旁的大門口。帕斯捷爾納克停下腳步，他到達目的地了；我們的談話稍稍耽擱了他，讓他遲到了。我遺憾地和他道別，其實還有很多事情想問問他呢。帕斯捷爾納克給我指明瞭通往火車站的路，非常近，就在山下小公墓的後面。不到一小時的光景，小電車就把我帶回了莫斯科。帕斯捷爾納克在《在早班火車上》曾經如實地描述過它：
我一面剋制崇拜的心情，
一面觀察得那般虔誠。
這裡有鄉村婦女、居民，
這裡也有學生、鉗工。
他們身上無奴顏的痕跡，
貧困會給他們這種烙印，
他們也像堂堂的主人，
能承受種種新聞和困窘。
少年兒童們三五成群，
像乘坐馬車，姿勢各異，
個個像上足了發條似的
埋頭閱讀，把知識吮吸。
在向銀白色過渡的黑暗中
莫斯科迎接我們到它跟前……
隨後，我又兩次拜訪了帕斯捷爾納克，在我的記憶中，它們合為一場長長的文學對話。雖然他拒絕接受我的正式採訪（「要採訪的話，你得在我不太忙的時候過來，或許明年秋天吧」），他似乎對我想問的問題頗感興趣。除了用餐，我們都是單獨相處的，沒有任何人來干擾談話。每次當我打算告別時，帕斯捷爾納克都以老派的俄羅斯方式吻吻我的手，請我下個星期天再過來。
我記得黃昏時分從火車站去帕斯捷爾納克的住處，走的是公墓附近的那條近道。突然，狂風大作，暴風雪降臨了。我看到團團的雪花打著旋兒一波波從遠處車站的燈火旁飛舞而過。天很快黑下來，我頂著風艱難地走著。我知道這是俄羅斯冬季司空見慣的天氣，但這卻是我平生見過的第一場真正的——暴風雪。它令人憶起普希金和勃洛克的詩句，想到帕斯捷爾納克的早期詩歌，以及《日瓦戈醫生》中的暴風雪。幾分鐘之後我坐在他的家中，聆聽他如同自己詩作般含蓄的言談，覺得恍如隔世。
我來得太晚了，沒趕上午餐，帕斯捷爾納克的家人已經離席，屋子裡空蕩蕩的。帕斯捷爾納克堅持要我吃點東西，廚師拿了些鹿肉和伏特加放進餐廳。當時大約四點鐘，房間陰暗但卻溫暖，與外面的世界隔絕開來，只有暴風雪的呼嘯聲不絕於耳。我餓了，食物很美味。帕斯捷爾納克坐在桌子對面，談起我的祖父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他最近重讀了我祖父寫的一些故事，非常喜歡。「它們帶有俄羅斯輝煌璀璨的十九世紀作品的印記，那些年代如今在我們的記憶中漸漸淡去，但依然猶如遠處巍峨的群山在腦海裡隱現，雄偉壯觀。安德烈耶夫對尼采著了魔，他從尼采那裡繼承了超人哲學，史克里亞賓也是如此。尼采滿足了俄羅斯人對於極端和絕對的渴望。在音樂和寫作方面，人們必須具備如此廣闊的視野，才能獲得獨特的個性，成為他們自己。」
帕斯捷爾納克告訴我，他最近為一家雜誌寫了篇小文章，關於「什麼是男人」的主題。「尼采現在看上去何其守舊，可我年輕時，他是最重要的思想家！華格納，高爾基，他們受到了多麼巨大的影響啊……他的思想孕育了高爾基。實際上，尼采的主要作用在於傳播他所處那個時代的低階趣味。而當時鮮為人知的克爾凱郭爾才註定要對我們的時代產生深遠的影響。我想更好地瞭解一下別爾嘉耶夫的作品，他具有同樣的思想，我相信他是我們時代一位真正的作家。」
餐廳裡變得太暗了，我們挪到同一層亮著燈的小客廳裡。帕斯捷爾納克給我拿來蜜柑當甜點。我懷著一種似曾相識的奇怪感覺吃著，蜜柑經常出現在帕斯捷爾納克的作品中——在《日瓦戈醫生》的開篇，在他的早期詩作中。它們似乎代表了一種解渴儀式。隨之魂兮歸來的是帕斯捷爾納克的另外一首詩，如同外面肆虐的暴風雪一樣栩栩如生——一架開啟的三角鋼琴，黝黑、巨大，佔據了大半個房間：
……豈能比黃昏時分更加親密？
一串串的和絃音符，猶如年復一年一頁頁的日記投入壁爐，火苗躥來躥去。
和餐廳一樣，這裡的牆上也掛著列昂尼德·帕斯捷爾納克的速寫作品。氛圍既嚴肅又輕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