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立夏/譯
用精準的英國管家式口吻寫就《長日留痕》的作者本人也彬彬有禮。在其位於倫敦戈德格林的寓所門口迎接我之後，他立即表示要為我沏茶，儘管從他在櫥櫃前面對諸多選擇時缺乏決斷的樣子判斷，他並不是在下午四時享用阿薩姆的老茶客。當我第二次到訪，茶具已在風格隨意的書齋中擺開。他耐心地重新審視生命中那些細節，總是對年少時的自己，尤其是對那個彈著吉他、用支離破碎的斷句寫大學論文的嬉皮，帶著忍俊不禁的包容。「教授們鼓勵這麼做，」他回憶道，「除了一位非常保守的非洲講師。但他很有禮貌。他會說，石黑先生，你的文風有點問題。如果你在考試時也這麼寫，我不得不給你打不及格。」
石黑一雄一九五四年生於長崎，五歲時隨家人遷往英格蘭南部小城吉爾福德。他有二十九年未曾重回日本。（他說，他的日文「糟透了」。）二十七歲時發表第一部小說《遠山淡影》（1982），主要以長崎為背景，獲得一致好評。他的第二部小說《浮世畫家》（1986）獲得了英國著名的惠特布萊德獎。而他的第三部小說《長日留痕》（1986）奠定了他的國際聲望。該書在英國的銷量超過一百萬冊，榮獲布克獎，並被麥錢特—艾沃裡公司拍成了電影，安東尼·霍普金斯主演，魯絲·普羅厄·賈布瓦拉擔任編劇。（初期劇本由哈羅德·品特操刀，石黑回憶道，有「許多山珍野味在砧板上切來切去的鏡頭」。）石黑獲得過一枚大英帝國勳章，有段時間，他的畫像懸掛於唐寧街十號。他拒絕被神化，下一部小說《無法慰藉》（1995）讓讀者大為意外，五百多頁看來全是意識流。一些困惑的書評人對其口誅筆伐，詹姆斯·伍德寫道：「它創造出了專屬的糟糕門類。」但其他人則激情澎湃地為之辯護，其中包括安妮塔·布魯克納，她消除自己最初的疑慮後，稱其「幾乎可以肯定是篇傑作」。作為另兩部廣受好評的作品——《上海孤兒》（2000）和《別讓我走》（2005）——的作者，石黑一雄還寫過電影和電視劇劇本，他也作詞，最近與爵士女歌手史黛西·肯特合作的爵士專輯《早安，幸福》暢銷法國。
石黑一雄的一頁手稿
石黑與十六歲的女兒內奧米、妻子羅拉一同住在白色泥灰牆的舒適居所內，羅拉曾是一名社工。屋內有三把閃閃發光的電吉他和一套最頂級的音響裝置。樓上供石黑寫作的小辦公室從地板到天花板定製成淺淡的木色，按顏色分類的資料夾整齊堆放在檔案架中。他被譯成波蘭語、義大利語、馬來西亞語和其他語種的作品排放在一面牆上。另一面牆上是供研究用的書——例如，託尼·朱特的《戰後：1954年以來的歐洲史》與艾迪斯通·c.內貝爾三世的《更有效地管理酒店》。
——蘇珊娜·哈尼維爾，二〇〇八年
《巴黎評論》：你的小說創作從一開始就很成功——但你年少時期的作品有無未能發表的？
石黑一雄：大學畢業後，我在倫敦西區與無家可歸者一同工作時，寫過半小時長的廣播劇並寄給了bbc。劇本雖被槍斃但我得到了鼓勵的回覆。它的趣味有些糟糕，但卻是我第一篇不介意拿來示人的習作。劇本名為《土豆與愛人》。交劇本的時候，我拼錯了土豆的複數形式，寫成了potatos。故事說的是兩個在炸魚薯條店打工的年輕人。他倆的鬥雞眼都很嚴重，而且兩人墜入了愛河，但他們從未捅破彼此都是鬥雞眼的事實。兩人對此諱莫如深。故事的結尾，在敘述者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後，他們決定不要結婚。夢中，敘述者看見防波堤上有一家人朝他走來。父母親是鬥雞眼，孩子們是鬥雞眼，狗也是鬥雞眼，於是他說：行啦，我們不會結婚。
《巴黎評論》：你著了什麼魔才會寫這個故事？
石黑一雄：那時我開始考慮將來的職業。成為音樂家已經無望。我向錄音公司a&r的人約見了好多次。兩秒鐘後，他們就說：沒戲，朋友。所以我想該試一下寫廣播劇。
後來，幾乎在無意之間，我看到一則馬爾科姆·佈雷德伯裡在東英吉利大學教授創意寫作碩士班的小廣告。如今這門課已名聞遐邇，但那時它還是個笑柄，刺目的美國作派。隨後我還發現，上一年因為沒有足夠多的申請人所以並未開班。有人告訴我伊恩·麥克尤恩十年前曾上過這課程。我覺得他是那時候最激動人心的年輕作家。但最吸引我的地方還是能重回校園一年，政府支付全額費用，況且我只需要交一篇三十頁的小說。我把廣播劇本和申請表一同寄給了馬爾科姆·佈雷德伯裡。
當我被錄取時感到些許詫異，因為它突然就成真了。我還以為，那些作家會審查我的作品，過程將令人羞愧難當。有人告訴我在康沃爾某片荒僻之地上有座小屋出租，它曾被用作癮君子的康復所。我打電話過去說，我需要找個地方住一個月，因為我想自學寫作。這就是我在一九七九年那個夏天做的事。這是我第一次真正思考短篇故事的構架。我花費數年才想明白諸如視角、如果講述故事之類的問題。最後我有兩個故事可以拿出手，所以感覺底氣更足了。
《巴黎評論》：你首次寫有關日本的文字是在東英吉利大學那年嗎？
石黑一雄：是的。我發現自己一旦無視此刻包圍我的這個世界，想象力就會鮮活起來。如果我試圖這樣開始一個故事：「當我走出坎登鎮地鐵站進入麥當勞時，遇到了大學時代結識的朋友哈利」，我就想不出接下來該寫什麼。然而當我寫到日本，有些什麼會豁然開朗。我給班上同學看的故事中，有一篇以原子彈投放長崎為背景，故事以一個年輕女子的視角講述。我從同學們那裡收穫了爆棚的自信心。他們都說：這些關於日本的事實在振奮人心，你前程遠大。接著我就收到費伯出版社的來信，將我的三篇作品收錄入「推介系列」，銷售業績很不錯。我知道湯姆·斯托帕和泰德·休斯就是這樣被發現的。
《巴黎評論》：你是那時候開始寫《遠山淡影》的嗎？
石黑一雄：是的，費伯出版社的羅伯特·麥克拉姆給了我第一筆預付金，我才得以完成此書。我本來已經開始寫一個以康沃爾小鎮為背景的故事，講的是一個年輕女子和她智障的孩子，她的背景闇昧不明。我腦子裡一直想著，這女人在兩種說法間搖擺：我要為這孩子奉獻一切，以及，我已愛上這個男人而孩子是個累贅。我和無家可歸者共事時曾遇到過很多這樣的人。但當我的日本短篇故事在同學那裡獲得熱烈反響之後，我重新審視這個以康沃爾為背景的故事。我意識到，如果以日本的方式講述這個故事，所有看來狹隘瑣碎的事物都將激發共鳴。
《巴黎評論》：五歲之後你就再未回過日本，那你的父母親又是多典型的日本人呢？
石黑一雄：我母親是她那一代人中非常典型的日本女性。她講究特定的禮儀——以今時今日的標準來看屬於「女性主義前派」。當我看日本老電影時，發現很多女人的言行舉止和我母親完全一樣。傳統中，日本女性使用與男性稍許不同的正式語言，現今兩者則要混淆得多。當我母親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去日本的時候，她說她震驚地發現年輕女孩子在使用男性語言。
投放原子彈時我母親在長崎。她即將度過少年時代。她家的房子有些扭曲，直到下雨他們才意識到損害程度。屋頂開始四處開裂，就像受到龍捲風襲擊。事情發生時，母親是全家人中——四個孩子與雙親——唯一在投放炸彈時受傷的人。一塊飛舞的碎片擊中了她。當其餘家庭成員去城市其他地方救難時，她獨自在家養傷。但她說，當她想起戰爭時，原子彈不是最讓她懼怕的東西。她記得躲在她工廠的地下掩體。他們列隊站在黑暗中而炸彈就在他們頭頂上方落地。他們以為大家都會死。
我父親不是典型的日本人，因為他在上海長大。他有中式性格：當壞事發生，微笑以對。
《巴黎評論》：你的家人為什麼移居英國？
石黑一雄：那原本只是場短期旅行。我父親是個海洋學家，英國國家海洋學院的負責人邀請他前來推廣他的一項發明，與風暴時的浪湧運動有關。我從未搞明白那是什麼。國家海洋學院創立於冷戰時期，瀰漫著密不可宣的氣息。我父親加入了那個建在密林中的單位。我只去過那裡一次。
《巴黎評論》：你對這次變遷感受如何？
石黑一雄：我覺得我並不明白其中的含義。我祖父和我曾去長崎的百貨商店買一種很棒的玩具：有張母雞的圖片，你則有把槍，然後你朝著母雞開槍，如果打中正確部位，一顆蛋就會掉出來。但他們不允許我帶上這玩具。這是讓我頗覺沮喪的部分。全程搭乘英國海外航空公司的飛機，用了三天時間。我記得想要在一張椅子上入睡，有人拿著葡萄柚汁四處出沒，每次飛機降落加油時都有人叫醒我。等我再次搭乘飛機時已經十九歲。
然而，我不記得在英國有過什麼不愉快。要是我年紀再大些，我想或許會艱難得多。儘管之前從未上過課，我並不記得曾為語言所困。我喜歡牛仔電影和電視劇，並從中學到了隻字片語。我的最愛是《拉勒米》（laramie），由羅伯特·福勒和約翰·史密斯主演。我還看過《獨行俠》（theloneranger），這在日本也很著名。我盲目地崇拜這些牛仔。他們會說「當然」而不說「是的」。我的老師會說：石黑，你說「當然」是什麼意思？我被迫搞明白原來獨行俠說話的方式和唱詩班成員不一樣。
《巴黎評論》：你覺得吉爾福德如何？
石黑一雄：我們在復活節期間抵達，我母親被這看似血腥殘酷的畫面嚇到了：一個男人被釘在十字架上，鮮血淋漓。而這些圖畫還要給孩子們看！如果你從一個日本人的角度，甚至一個火星人的角度來看，這場面幾乎滅絕人性。我的父母不是基督徒。他們不相信耶穌基督是神。但他們以禮待之，當然，如果你是一個陌生部落的座上客，你也會尊重他們的風俗。
對我來說，吉爾福德看來截然不同。它是鄉村，質樸而且色調非常單一：很綠。並且沒有玩具。在日本，一切都帶著讓人目眩神迷的圖象，你知道，到處是電線。吉爾福德很靜謐。我記得有位很和善的英國阿姨，茉利阿姨，帶我去商店買冰激凌。我從未見過這樣的商店。它很空曠，櫃檯後只站著一個人。還有雙層巴士。我記得初來乍到那幾天搭乘過一輛。那真是驚心動魄。當你乘那些巴士經過狹窄的街道，感覺像騎著刺蝟。我記得有關刺蝟的聯想。你知道刺蝟是什麼嗎？
《巴黎評論》：那種典型的英國齧齒類動物？
石黑一雄：如今你再也見不到了，即便在鄉村。我覺得它們已經滅絕得差不多了。但在我們生活的地方，它們隨處可見。它們看著像豪豬，只是它們並不陰險歹毒。它們是討喜的小東西。它們會在夜晚出沒，於是常會被碾到。你會在室外看見這些小東西帶著刺和內臟散落各處，被利落地掃進路邊的下水道里去。我記得這景象讓我困惑。我見過這些扁平的、死去的東西，於是我將它們與行駛時如此接近人行道的巴士聯想起來。
《巴黎評論》：孩提時代你讀很多書嗎？
石黑一雄：就在我離開日本前，名叫「月光蒙面俠」的超級英雄很熱門。我曾站在書店中，試著牢記他在兒童漫畫書中的探險場景，然後回家自己畫。我讓母親把我的畫縫訂起來，這樣看起來就是本像樣的書。
然而，作為一個生活在吉爾福德的孩子，我讀的唯一的英語讀物大概就是看圖說話。它們都是為英國孩子準備的教材，是些關於諸如你怎麼得到電之類的乏味文章。我不喜歡。與我祖父從日本寄來的東西相比，它們實在乏味。有個日語系列我想現在還有賣的，是活潑得多的看圖說話版本。它妙趣橫生，有些內容純粹是娛樂，搞笑的詞條和行文搭配著插圖。當你開啟書的時候，各種各樣的學習輔助工具會掉出來。
通過這些書，我瞭解到自己離開日本後是哪些人物開始走紅，比如日本版本的詹姆斯·邦德。他也叫詹姆斯·邦德，但和伊恩·弗萊明筆下或是肖恩·康納利演繹的版本毫無相似之處。他是個漫畫人物。我覺得他非常有意思。在體面的英國中產階級看來，詹姆斯·邦德代表著現代社會所有不足之處。電影令人反胃——使用了汙言穢語。邦德毫無道德觀，因為他會用不紳士的手法把別人痛揍一頓，而且還有那些穿比基尼的女孩，想來他一定和她們有肉體關係。作為一個孩子，你想看這種電影的話，得先找個不認為詹姆斯·邦德有傷風化的大人。但在日本，他出現在這種具有教育意義並受肯定的語境中，這向我展示了態度的不同。
《巴黎評論》：你在學校寫作嗎？
石黑一雄：寫。我上當地的公立小學，學校正在試驗現代教學方法。那是六十年代中期，而我的學校為沒有嚴格界定的課程而洋洋自得。你可以玩手動計算器，也可以用陶土做頭奶牛，你還可以寫文章。這專案很受歡迎，因為它有利於交際。你寫上一點，然後閱讀彼此的東西，你可以大聲讀出來。
我虛構了一個叫席涅先生的人物，這是我朋友的童子軍團長的名字。我覺得給間諜起這個名字很酷。那時我對福爾摩斯中毒太深。我會模仿著寫維多利亞時期的偵探故事，開頭當事人會上門，然後講個漫長的故事。但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把我們的書裝飾成書店裡的平裝書上——在封面上畫彈孔並在背面貼報章的推薦語：「才華橫溢，緊張刺激。」——《每日鏡報》。
《巴黎評論》：你覺得這經歷對你成為作家有影響嗎？
石黑一雄：那太好玩了，還讓我覺得寫故事是不費吹灰之力的事。我覺得這感受一直伴隨我。如果人們處於放鬆的環境中，事情總是相對容易達成。
《巴黎評論》：偵探故事之後，下一個讓你入迷的是什麼？
石黑一雄：搖滾樂。福爾摩斯之後，我停止了閱讀，直到二十多歲。但從五歲開始我就彈鋼琴。十五歲時開始彈吉他，大約十一歲時開始聽流行唱片——非常糟糕的流行唱片。當時覺得它們很棒。我喜歡的第一張專輯是湯姆·瓊斯演唱的《家鄉的綠草地》。湯姆·瓊斯是威爾士人，但《家鄉的綠草地》是首牛仔歌曲。他唱的是我從電視上了解到的牛仔世界。
我有臺父親從日本帶給我的微型卷盤錄音機，我可以從收音機的揚聲器直接錄音，一種早期的音樂下載方式。我會試圖從帶噪音的糟糕錄音中聽出歌詞。到我十三歲時，我買了《約翰·韋斯利·哈丁》，我的第一張鮑勃·迪倫唱片，一上市就買了。
《巴黎評論》：你喜歡它什麼呢？
石黑一雄：歌詞。我當即就知道，鮑勃·迪倫是個偉大的詞作者。有兩樣東西我很有自信，即便是在那時候：什麼是好的歌詞，什麼又是好的牛仔電影。通過迪倫，我想我第一次接觸意識流或者說超現實歌詞。我還發現了萊昂納德·科恩，他以文學的方式演繹歌詞。他已經發表過兩本小說和一些詩集。作為一個猶太人來說，他的意象很具天主教風格。很多的聖徒和聖母。他就像個法國香頌歌手。我喜歡這個想法：音樂家可以全然自給自足。你自己寫歌，自己唱，自己編曲。我覺得這很誘人，於是我開始寫歌。
《巴黎評論》：你的第一首歌是怎樣的？
石黑一雄：有點像萊昂納德·科恩的風格。我想開場那句歌詞是：「你的雙眸再不會睜開，在我們曾生活嬉戲的海灘上。」
《巴黎評論》：是首情歌？
石黑一雄：迪倫和科恩的部分魅力就在於，你不知道那些歌是關於什麼的。你糾結萬分地表達著自己，但你總是會遇到你無法全然瞭解的東西，你就被迫假裝懂得。在你的年少時代，大部分時間裡生活就是如此，而你羞於承認。不知怎的，他們的歌詞似乎能體現那種狀態。
《巴黎評論》：十九歲時，當你終於再次登上飛機，你去了哪裡？
石黑一雄：我去了美國。這是我很早之前就有的雄心壯志。我為美國文化神魂顛倒。我在一家嬰兒用品公司打工存錢。我包裝嬰兒食品，還檢查名為「四胞胎誕生」「剖腹產」等字樣的8毫米電影是否有損傷。一九七四年四月，我登上一架加拿大航班，這是較廉價的抵達方式。我在溫哥華降落，半夜搭灰狗客車穿越邊境。我在美國停留了三個月，每天的花費是一美金。那時候，每個人都對這些事抱有浪漫態度。每天晚上，你都得搞清楚要去哪裡睡覺，或是「靈魂碰撞」。整個西海岸，都有搭便車旅行的年輕人建立起來的網路。
《巴黎評論》：你是個嬉皮嗎？
石黑一雄：我想我曾是，起碼錶面上是。長髮，蓄鬚，吉他，帆布背包。諷刺的是，我們都覺得自己很獨特。我搭車走太平洋沿海公路，穿過洛杉磯、舊金山，以及整個北部加州。
《巴黎評論》：你怎麼看待整個經歷？
石黑一雄：它大大超過我的預期。有些部分驚心動魄。我搭運貨列車從華盛頓穿越愛達荷州去蒙大拿。和我一起的是個明尼蘇達州來的傢伙，那一晚我們過得像完成特殊使命。那是個汙穢不堪的地方。你必須在門口脫光衣服，和那些酒鬼一同進入淋浴間。踮著腳尖經過黑色的水坑，在另一頭，他們給你洗過的睡衣，你在鋪位上睡覺。第二天早晨，我們和這些老式的無業遊民去貨運站。他們和搭車文化毫無關係，這文化幾乎全是由中產階級學生和逃亡者組成。這些人則搭火車旅行，他們浪跡於不同城市的貧民區。他們靠獻血維生。他們是酒精中毒者。他們窮困潦倒且疾病纏身，而且他們看起來糟糕透了。他們和浪漫半丁點關係都沒有。但他們會提供很多好建議。他們告訴我們，火車行駛過程中不要試圖跳車，因為你會丟了性命。如果有人想上你的車廂，儘管把他們扔下去。如果你覺得這會要了他的命，也沒關係。他們會想偷你的東西，停車之前你都得和他們困在一起。如果你睡著了，你會僅僅因為身揣五十美金而被丟擲車外。
《巴黎評論》：你寫過有關這次旅行的事嗎？
石黑一雄：我一直寫日記，類似那種仿凱魯亞克體。每天我都寫下發生了什麼：第三十六天。遇到了什麼人。我們做了什麼。我回家後，拿出這些厚厚的日記，坐下來寫了兩個片段，深入地寫，以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一篇寫的是關於我在舊金山被偷了吉他。那是我第一次開始留意結構。但我將這種奇怪的翻譯腔融入了我的敘事風格，因為我不是美國人，所以它讀起來矯揉造作。
《巴黎評論》：就像你的牛仔時期？
石黑一雄：有點兒那個時代的餘音。我覺得美國口音有些特別酷的地方。諸如「公路」（freeway）而不是「馬路」（motorway）這樣的詞彙。我甘願受罰也要說：從這裡到公路有多遠？
《巴黎評論》：似乎你的整個青年時期都有個模式：你盲目崇拜某些東西，然後模仿。先是福爾摩斯，接著是萊昂納德·科恩，然後是凱魯亞克。
石黑一雄：當你處於青春期，這就是你學習的方式。其實寫歌是我喜歡的領域，因為我必須做的不僅僅是模仿。如果我的朋友和我經過某個吉他彈得像鮑勃·迪倫的人，我們會對他不屑一顧。關鍵是要找到你自己的聲音。我的朋友和我很清楚我們都是英國人，我們無法寫出原汁原味的美式歌曲。當你說「在路上」，你會想象61號公路，而不是m6。挑戰在於，要找到相對應的有說服力的英語。濛濛細雨中被困寂寞的路途，但得是在蘇格蘭邊界的灰色環路上，濃霧正漫起，而不是坐著凱迪拉克行駛於美國的傳奇公路。
《巴黎評論》：你的履歷中說你曾是松雞捕獵助手，請解釋下？
石黑一雄：從學校畢業後的第一個夏天，我在巴爾莫勒爾城堡為伊麗莎白王太后工作，皇室家族在那裡消夏。那時候，他們會僱傭當地學生擔任捕獵松雞的助手。皇室成員會邀請人們到他們地盤上打獵。王太后和她的賓客會帶著獵槍與威士忌乘上路虎車，駛過荒原中的一個個射擊點。那是他們瞄準射擊的地方。從距離石楠叢大約一百碼遠的地方開始，我們十五人列隊走過荒原。松雞生活在石楠叢裡，聽到我們靠近的聲音，它們就上躥下跳。等我們到達石楠叢的時候，附近的松雞都已聚到了一起，而王太后和她的客人們正舉槍而待。射擊點附近沒有石楠，所以松雞只得飛起來。接著獵殺就開始了。然後我們走向下一個射擊點。這有點兒像高爾夫。
《巴黎評論》：你遇到過王太后嗎？
石黑一雄：遇到過，時常遇到。有一次她來到我們的陣營，氣勢嚇人，當時只有我和另一個女孩在那裡。我們壓根不知道該做些什麼。我們閒聊了一小會兒，然後她再次駕車離開。但那是很不正式的見面。儘管她自己不打獵，你經常會在曠野中看見她。我想他們喝掉了很多酒精飲料，氣氛相當融洽。
《巴黎評論》：這是你第一次接觸那個世界嗎？
石黑一雄：是我最後一次接觸那樣的世界。
《巴黎評論》：這對你有何助益？
石黑一雄：我覺得很有意思。但更令人著迷的是那些打理這些豪宅的人的世界，那些僕從。他們說一種蘇格蘭方言，沒有人——包括蘇格蘭學生——可以聽懂。他們對那邊荒原非常非常熟悉。他們性格堅毅。他們對我們很恭敬，因為我們是學生——直到真正的松雞捕獵開始。他們的工作是讓我們保持絕對精準的隊形。如果我們中有誰脫離隊形，松雞就有可能逃脫。所以他們會變身為瘋狂的軍士長。他們會站在懸崖上，用奇怪的蘇格蘭口音咒罵我們，簡直罵飛頭蓋骨——你們這些該死的混賬！然後他們會從懸崖上下來，再次變得彬彬有禮、畢恭畢敬。
《巴黎評論》：你的大學生涯如何？
石黑一雄：我在肯特大學學習英語與哲學。我發現相較於那些通過包裝嬰兒用品將我從皇室家族帶往運貨列車的年月，大學很無趣。一年後，我決定再休學一年。我去了一個叫蘭福瑞的地方，離葛拉斯哥不遠，其中六個月在居民區擔任社群義工。最初抵達時我完全找不到北。我在英格蘭南部很典型的中產家庭長大，而那裡是蘇格蘭內陸工業區內成片的破落工廠。這些典型的小居民區，規模都不超過兩條街，劃分成敵對陣營彼此憎恨。第三代居民和其他被驅逐後突然來到這裡的家庭之間關係緊張。那裡的政治局勢很活躍，但卻是貨真價實的政治。與學生的政治世界天差地別，這與之後你是否反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運動有些相像。
《巴黎評論》：這些經歷對你有何影響？
石黑一雄：我成長很多。我不再是那個叫囂著一切「妙不可言」並以一百碼時速四下呼嘯的人了。當我在美國旅行時，緊隨「你想加入什麼樂隊」「你從哪裡來」之後的第三個問題是：「你覺得什麼是生命的意義？」然後我們會交流觀點和怪異的準佛教冥想技巧。《禪與摩托保養藝術》被四處傳閱。沒有人真的閱讀它，但書名很酷。當我自蘇格蘭回來，我已經成熟地擺脫了那些。在我見識到的世界裡，那些毫無意義。這都是些掙扎謀生的人。涉及很多酒精與藥物。有些人心懷真正的勇氣為一些東西努力追尋，而放棄卻是如此輕易。
《巴黎評論》：那時你的寫作進展如何？
石黑一雄：那時候，人們不會討論書籍。他們討論電視劇、實驗戲劇、電影、搖滾樂。那時我讀了瑪格麗特·德拉布林寫的《金色的耶路撒冷》。這時期我已經開始閱讀十九世紀的大部頭小說，所以對我來說，可以用同樣的技巧講述現代生活的故事，對我來說是個極大的啟示。你不必描寫拉斯柯爾尼科夫謀殺一個老婦人，或是拿破崙戰爭。你可以只寫個有關四處晃盪的小說。那時我嘗試寫一部小說，但沒有太多進展。它非常糟糕。我把它放在樓上了。寫的是一個夏天，年輕學生們在英國境內漫無目的地閒晃。酒吧裡的交談，女朋友和男朋友們。
《巴黎評論》：這正是你的作品引人注目的地方——你從不做現下很普遍的事，將你自己的故事寫成小說：倫敦的現代生活，或是成長於一個在英國的日本家庭。
石黑一雄：我正要和你說呢——我確實寫過這些。但寫得三心二意，因為我主要做的事還是試圖寫出能跨越疆界的歌曲。
《巴黎評論》：回頭看你發表的第一部小說《遠山淡影》，現在你覺得它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