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爾：那個故事發生在西班牙港。所以主語肯定是我們，因為我正是在那個環境中長大的。這是我們對於荒謬的觀念，它源自卡利普索民歌，這一荒謬的觀念來自非洲。我在後來的人生中開始理解這種歇斯底里和荒謬感。
《巴黎評論》：也就更懂得品味它？
奈保爾：實際上我更感到害怕。因為我明白了人們可以如此荒謬，他們可以寫下這些風趣的歌曲，也有潛力去焚燒一名警察。我害怕殘忍。
《巴黎評論》：我注意到《世間之路》的結局和《抵達之謎》一樣，是一場葬禮。
奈保爾：這真的只是巧合。也許在你告訴我之前，我都沒想過這個問題。而我在寫作中意識到的，是對屍體和葬禮的強調。一開始是一位為屍體著裝的人，接著到了我所工作的紅房子裡的屍體，然後雷利的故事裡也有很多屍體。
《巴黎評論》：是你愈發感受到人的速朽，還是說這是一種世間之路的感覺？
奈保爾：大抵人越是年長，越會勇敢地面對它。當人年輕的時候，會有更多的辦法應對它。真的，這是死亡的肉體的一面，我不知道是什麼推動了它。要讓讀者來評判，作者不能越俎代庖。
《巴黎評論》：你會有意識地改編早期小說的元素嗎？
奈保爾：會的。你得把握到正確的視角：獲取了材料，換一種方式寫作，然後就產生了新的材料。
《巴黎評論》：你的後期小說採取了更為溫和的視角，你認同這種觀點嗎？在我看來，你現在的創作手法更相容幷包。
奈保爾：說話要具體。我在哪裡強硬了？你從哪些文字讀出了我嚴厲的意味？舉出個例子吧。
《巴黎評論》：比如說《自由國度》。
奈保爾：我在巨大的痛苦中和個人壓力下寫出了那本書。我在寫作時十分謹慎，彷彿組裝一隻手錶或是一件工程製品。而這本書的寫作也確實十分精到。在一九七九年的時候，我第一次被邀請在紐約朗讀我的作品，就在朗讀的那一瞬，我意識到這部作品出奇地暴力，而直到彼時之前我都對此一無所知，所以其中的暴力並不是我有意的。那份暴力令我感到震驚。當我把笑話抖出來時，人們笑了；可是緊接的內容直接止住了他們的笑聲。這是一段非常令人不安的經歷。也許這反映了它的寫作過程，出於和我人生相關的個人痛苦，我個人的苦痛。
《巴黎評論》：你能形容下你的寫作方式嗎？
奈保爾：我寫得很慢。
《巴黎評論》：總是很慢？
奈保爾：我年輕時曾寫得很快，當我狀態好的時候大約每天可以寫一千個詞。我現在做不到了。現在即便是狀態好，我每天也只能寫三百個詞，真的很少。
《巴黎評論》：你有寫不出的時候嗎？
奈保爾：常常有。大部分日子裡我都寫不出。
《巴黎評論》：海明威把他寫不出文字的日子稱作離死亡更近的一天。
奈保爾：我不像他那麼浪漫。我只會覺得很惱怒。但我的年齡沒有虛長，我已經足夠明智，足夠有經驗，知道一切都會過去。如果我腦海中已經形成了那部小說，那麼它總歸會出來。問題不過是尋找正確的途徑。
《巴黎評論》：約翰·厄普代克認為語言只應傳達，而不應翩翩起舞、令人炫目，你會這麼認為嗎？
奈保爾：如果人們有什麼想做的事情，他們就必須去做。我也希望我的行文能通俗易懂，我可不想讀者在我的文字上犯難；我希望讀者能通過我描述的內容，讀懂我想要說的意思。我可不想他說：噢，天哪，這文章文筆倒是不錯。這樣的文章就寫糟了。
《巴黎評論》：所以即便構思複雜，行文也必須簡潔。
奈保爾：是的，要簡單。我絕不用術語。生活中處處都是術語，無論是報紙上，還是朋友之間的對話中，而當你作為一名作者時，你有可能會變得非常懶惰。你可能會開始在用詞方面犯懶。我不想看到這樣的事情發生。詞語都非常珍貴。我想用一種珍貴的方式使用它們。
《巴黎評論》：你對英語文學感到絕望嗎？
奈保爾：我並不對其感到絕望。因為如今它並不存在，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如今再要完成曾經有過的一切無比困難。至少在英國它的狀況非常糟糕。英語文學不再存在了，但是它的過去如此豐富，也許如今也沒必要為其扼腕。
《巴黎評論》：那些印度作家呢？你是否對他們也有同樣的感受？
奈保爾：我還沒考察過印度文學，但我認為印度將會出很多作品。印度曾有幾個世紀都完全沒有知識生活。那曾是個儀式化的社會，並不需要寫作。可是當社會走出原先純粹的儀式化生活，開始在工業、經濟、教育方面進行擴張時，人們就開始產生了理解現狀的需求。人們轉向作家，而作家則需要引導人們、鼓舞人們。我認為今天的印度會出很多作品。印度的發展會證明這一切。
《巴黎評論》：回到暴力的問題，我想讀一段《世間之路》裡的話：「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殘忍一直都顯現在整個背景之中。街巷的語言中有著一種古老，或者不那麼古老的殘忍：人與人之間、父母與孩子之間習以為常的要挾，揚言要對你進行懲罰或讓你丟臉，簡直讓人回到了種植園的年代。」
奈保爾：是的。人們總是用平靜的語氣，說出那些主人對奴隸才會說的話：我會揍你揍到尿失禁；我要扒你背上一層皮。這些話太難聽了，你說呢？
《巴黎評論》：而你也一直抵制把憤怒簡單化，把它歸罪於殖民主義，歸罪於黑奴隸的白人主人。你的眼裡沒有這麼簡單的反派。
奈保爾：簡單的反派當然不存在。這是我們可以放心斷言的事情。這種形象無法提供任何助益。它們不能為任何論點和討論添磚加瓦。它們不過是一種口號。歸罪於殖民主義是非常令人放心的口號。這些人在殖民時代一言不發；他們已經準備好一生都對人卑躬屈膝。現在殖民主義不復存在，他們開始無所畏懼地言說，可其他人的無所畏懼要來得更早。
《巴黎評論》：有人批評你說，你投向了壓迫者的懷抱。
奈保爾：這些人都是誰？
《巴黎評論》：舉個例子的話，德里克·沃爾科特。
奈保爾：我對此不知情。我不讀這些東西。你不該問我，你該問他。你得自己判斷這些事情。我沒法一一照顧到所有事情。我的寫作生涯也非常漫長。
《巴黎評論》：可是我想問……
奈保爾：至少你不該問我這個是不是投向了英國和奴隸主的問題……我的作品中有表現出這一點嗎？
《巴黎評論》：我不會這麼認為。
奈保爾：那你為什麼還要問？
《巴黎評論》：即便你始終抵制簡單化，但你周圍的評論家們卻沒能抵制它。
奈保爾：那就是他們的問題了。你讀過我的《中途航道》嗎？那本書告訴黑人他們成不了白人，這造成了莫大的冒犯。在一九六二年的時候，黑人們認為獨立的時刻即將到來，而他們也離白人越來越近了。
《巴黎評論》：《中途航道》是你第一次嘗試非虛構類作品。
奈保爾：我們不能僅僅因為每個人所能夠處理的材料有限，就把他當作一個虛構作家。作家必須去觀察、去感受，隨時隨地都要保持敏感。而嚴肅作家就不能做之前做過的事情，必須繼續前行。我感到自己得繼續前行。我感到自己不能再困在已然做過的事情上，我不該只是待在家中，假裝在寫小說。我應該出門旅行，探索我的世界，再讓形式自然而然地呈現。然後我遇到了一件令我高興的事情：一個種族歧視的政府，認為他們應該在面子上假裝不搞種族歧視，他們要求我回來，在當地區域旅行。這就是我旅行開始的緣由，以及我寫作《中途航道》的契機。
《巴黎評論》：你常常去印度旅行。你在三十五年前首度拜訪，併為了寫作和度假經常回去。你對印度持續地著迷，它的源頭是什麼？
奈保爾：畢竟那是我的故土，我天生就對過去有所知覺，此外我過去曾經和我的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我沒法超越他們的認知，超出的那部分都不過是絕對的空白。我真的是在探索那片我所說的黑暗區域。
《巴黎評論》：你認為知曉你的故鄉，以及塑造你的一切，對你作為一名作家所起的功能和所用的材料是否至關重要？
奈保爾：如果你跟我一樣，並不瞭解你出生地的歷史，也沒人告訴你這段實際上並不存在，或者只存在於檔案中的歷史，當你這樣來到世界上，你就必須瞭解你的故鄉。這要花去很多時間。你也沒法直接去書寫世界，彷彿一切都渾然天成，一切都已然給予你。如果你是一位法國作家或者英國作家，你會對你的故鄉和文化都瞭如指掌。可要是你像我一樣，來自一片偏遠的農業殖民地，你就什麼都得學習。寫作對我來說也是一個探究和學習的過程。
《巴黎評論》：在過去的三十五年間，你寫了三本關於印度的書：《幽暗國度》《印度：受傷的文明》和《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而你在每本書中都對這個國家做出不同的回應。
奈保爾：實際上，那三本書相輔相成。你要明白我不希望其中任何一本去替代其他書。它們相輔相成，是因為我認為它們都是真事。寫作它們的方式各不相同：一本是自傳式的，一本是分析式的，而最後一本則是對這個國度人民經驗的講述。寫作它們的時間當然也各不相同，就像印度一樣，人們在各個時間存在著。所以你可以說《幽暗國度》依然存在，那是對入侵和潰敗的分析，而那道心理的傷口依然存在。而在《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中，人們發現了一些微弱的聲音，得以表達他們的個性，訴說他們的需求，這仍然是真的。這些書必須作為一個整體去把握，它們依然存在、依然相關、依然重要。
而你首先必須銘記我是一名作家，一個寫作段落、章節和書籍的人。這是一門技藝。我不只是一個發表言論的人。所以這些書代表了我這門技藝的不同階段。《幽暗國度》是一件出色的藝術品，出色地混合了旅行、記憶和閱讀。《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代表發現國家中人民的重要性。這本書的寫作形式非常繁重，體現在我實際旅程中發生的種種事情，當你遇見不同的人時總會發生很多事情。如果你不知道該怎麼與他們交談，不知道該怎麼讓他們跟你聊上天，你就寫不出這本書。你的鑑別力要派上用場。我時而看看這個人，時而又看看那個人，看看他都是怎麼說自己的……他的經歷會不斷地把你引向別的思緒。這本書產生於實際的旅途中，儘管寫作本身也總要花去時間。所以不同的書是不同的藝術品，你要始終記得我是一名工匠，不斷地改變藝術品；我始終都在嘗試新的東西。
《巴黎評論》：你為了非虛構作品做採訪時會使用錄音機嗎？
奈保爾：我從來不用錄音機。它能夠節省勞力，使得整個採訪更為準確，可它也會控制我。我要寫的內容只需做一個半小時的採訪就足夠了，儘管很多人覺得這難以置信。
《巴黎評論》：你會在遇見一個人後馬上開始採訪嗎？
奈保爾：首先我會和你相遇，聊會兒天；然後我會徵求你的意見來拜訪你。在九十分鐘的採訪中，我能獲取兩千到三千單詞的文字。你會看到我用筆記下你的話語，你也會配合著放慢語速，用自己的本性去言說。而你的話語仍然會有訪談的要素。
《巴黎評論》：《幽暗國度》中暗含了許多憤怒，而你關於印度的許多報刊文章也是如此。對於作者來說，你會覺得憤怒比理解更好用嗎？
奈保爾：我不願把那些文章當作報刊文章，報刊文章就是新聞，講述的是今天發生的大事。而我那類的寫作則試圖尋找源泉，尋找社會和文化（尤其是印度）的動機。這種寫作可不是報刊文章。我要糾正的是這種文章不是人人可寫的。它需要作者具備一種深刻的天賦。我可不打算和新聞作者搶飯碗。
《巴黎評論》：可是你會覺得憤怒比理解更好用嗎？
奈保爾：嚴格說來，我認為那不只是憤怒。那是一種深層的情感。沒有它，寫作就無以為繼，你就只能寫出報刊文章了。當你受到深層的觸動，你會明白你無法直接表達這一赤裸裸的原初情感，你必須對其進行某種處理。你會把這一情感的精煉稱作理解，正是它使得寫作成為可能。憤怒和理解並不相互矛盾，因為理解正是來自於你所謂的憤怒。而我會把它叫作情感。它是寫作所必需的。
《巴黎評論》：通過對《幽暗國度》的閱讀，我有一個問題想要問你。你寫到了一個印度觀念，認為世界即是幻覺，它無比強烈地吸引著你，卻又讓你感到害怕。我想知道我的這種解讀是否正確？
奈保爾：我認為你的解讀非常敏銳。它既攝人心魂又令人心生恐懼。當一切都特別糟糕，而你自己的處境又是一團混亂時，人們會把它用作不作為的藉口，一想到世界不過是個幻覺，可以躲到這個思緒的小屋中去，人們心中就會覺得寬慰。我發現人們很容易進入這種思維模式。在我寫作《河灣》前的幾個禮拜，我就一直沉溺於這種思維模式之中。我分明地感受到世界不過是個幻覺，我目睹著它在空間中旋轉，彷彿一切都是我的想象。
《巴黎評論》：你去過很多地方，印度、伊朗、西非、美國的南方腹地。旅行至今還吸引著你嗎？
奈保爾：旅行現在對我來說變得越來越困難。問題是，我不能去了一個地方，卻不就它寫點什麼。我會覺得我錯失了那一份經歷。有一次我去巴西待了十天，卻什麼也沒寫。不過我倒是寫了阿根廷和福克蘭群島，儘管我並不擁有其中的經驗。我並沒有去研究它，它只不過是從我身上淌過。這是對我生命的浪費。我不是個享受度假的人。
《巴黎評論》：瓦萊裡不是說過，世界的存在是要被寫入書中？你同意嗎？
奈保爾：或者世界的存在是要被思考，是要進入人們的沉思。然後你就會享受這個過程，它就具有某種意義。否則你就活得像只小狗：汪汪汪，我現在要吃東西，汪汪汪。
《巴黎評論》：你的新書《何以置信》回到了伊斯蘭教的主題，而這個主題你在《信徒的國度》裡就審視過。你有預料到這本書的出版，會讓那些敏感的伊斯蘭護教人士來找你麻煩嗎？
奈保爾：人們可能會批評我，但我總是非常小心，從來不去批評信仰和信條。我所談論的不過是它的歷史和社會效應。當然，一個人的所有書都會受到批評，這也是它們應有的待遇。但這本書不是要表達特定的觀點。它要回到我更早先的意圖，即一個人的所有作品相輔相成：在我寫過的所有探索之書裡面，我始終都試圖達到一種形式，不讓旅行者的重要性蓋過原住民。我書寫那些我遇到的人，我書寫他們的經歷，我用他們的經歷來定義文明。這種書關涉個人經歷，所以它很難造成你所說的問題，因為你沒法說它誹謗了任何東西。我關注個人經歷並塑造了一種模式。你也可以說這就是本故事書。它確實就是本故事書。
《巴黎評論》：與《南方的轉折》和《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如出一轍？
奈保爾：當然如出一轍。但這本書是一項不同的挑戰，因為我很注意不要重複同一個模式，這本書裡有三十個故事，而我試圖做到不同，讓每一個故事都不同，這樣讀者就不會覺得自己受到了侵犯。我不想讓不同的故事讀出同樣的感覺。
《巴黎評論》：你在寫完一本書時會覺得筋疲力盡嗎？
奈保爾：是的，會筋疲力盡。寫作生涯如此緩慢，在我圖書寫作過程的末尾，我會如此疲憊。我的眼睛不太好，我覺得我都快瞎了。我的手指也很痠痛，得用膠布包起來。身體會在處處體現出這一勞動的艱辛。然後便要經歷虛無的、絕對的空虛。實際上在過去的九個月裡我就一直很空虛。
《巴黎評論》：有什麼東西會觸動你，讓你回到寫作中去？
奈保爾：實際上我現在就覺得受觸動了。我想要回到工作中去。
《巴黎評論》：你想出了什麼新方案沒有？
奈保爾：我的寫作生涯非常漫長，我在這一點上與眾不同。大部分來自受限的背景的人都只能寫一本書。而我是個散文作家。一本散文集可以容納數千情感、觀察和思緒，這需要很多的勞作。大部分人的模式是寫點他們自己的生活。但我的模式卻是書寫他人。我發現了越來越多的題材。如果我有那個精力，我可能會寫得更多；因為可以一寫的題材始終都有。可是我真的沒有那個精力和體力。你知道，身體狀況糟糕的話會浪費掉你很多時日。我老得很厲害。這麼多年來，我為我的寫作生涯付出了太多。我也花了很多時間，試著讓自己過得舒適些。光是生活、寫作和思考就能夠讓人疲憊不堪。
你的採訪做足了嗎？
《巴黎評論》：做足了。
奈保爾：你會覺得，我跟你聊天這會兒，又浪費了一點兒我自己嗎？
《巴黎評論》：我當然不會這麼想。
奈保爾：你會珍惜它？
《巴黎評論》：看來你不喜歡接受採訪。
奈保爾：我是不喜歡，因為思緒太過寶貴，很可能會在談話中流失。你可能會失去它們。
（原載《巴黎評論》第一百四十八期，一九九八年秋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