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評論》：你是指喬姆斯基和其他左翼的校園知識分子？
奧茲：在中東衝突問題上喬姆斯基總是非常教條。幾年前，我在德國遇到了一些左翼知識分子，他們熱情地支援薩達姆·侯賽因。我不知道是為了什麼。他們說因為他代表著貧窮的第三世界民族來對抗美國統治。我對他們解釋說薩達姆代表著一個遠遠比瑞典還要富足的國家。他們問，怎麼會這樣？我說，根據人均國民收入統計，伊拉克比瑞典還富。他們說，但是我們看到伊拉克人居住在簡陋的小房子裡，生活在悽苦可憐的貧困之中。我說，如果瑞典人決定建立世界上第三大軍隊，瑞典人也會居住在簡陋的小房子裡。
《巴黎評論》：然而，如果雙方的通情達理的人士坐在一起，就可以找到解決問題的方式。比如說，你見過哈南·阿什拉維嗎？她好像是位非常通情達理之人。
奧茲：我見過幾百位巴勒斯坦人，並非真正出於心靈和諧的幸福感，而是出於某種講究實效的原則。這也是西方的一個錯誤概念：他們想當然地認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相互之間需要更多一些瞭解。我接受動機良好的美國社團的邀請，去和一些巴勒斯坦人度過了一個奇妙的週末，以便可以相互認識並相互喜歡，安靜下來，衝突就會消失！就像集體治療或者婚姻諮詢。彷彿阿以衝突只是一場誤會。我帶給大家一條新聞：在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之間沒有誤會。我們都要同一片土地，因為我們都將其視為己有。這便為我們之間的激烈衝突提供了一種完全的理解。正如我所說，它是正義對抗正義——十足的悲劇。
必須通過痛苦的妥協來解決這個問題，而不是通過喝咖啡。一起喝掉一杯又一杯的咖啡不能消除兩個民族將這塊彈丸之地視為他們自己唯一家園而產生的悲劇。我們需要將其劃分。我們需要作出相互之間可以接受的妥協。
《巴黎評論》：你在年幼時期和青少年時期都看什麼書？
奧茲：在我剛才說到的百年前的希伯來語作家中，有些也是執著的翻譯家，他們翻譯了大量十九世紀俄國作家的書，許多人從俄國文學中汲取了諸多靈感，他們也翻譯了德國、法國、英國和北歐作家。我像個瘋子似的閱讀了全部作品——此外沒做什麼。
《巴黎評論》：哪些作家對你產生永續性的影響，並激發了你本人的創作才能？
奧茲：我九、十歲時，閱讀描寫古代以色列王國輝煌的猶太復國主義書籍。我決定成為反對英國委任統治的恐怖主義者；我用冰箱與摩托車殘骸製造了一枚跨洲火箭。我計劃把這枚火箭發射向白金漢宮，接著給英國國王寄一封信，說，或者你們滾出這個國家，或者把你們趕走！我是一個要在巴勒斯坦舉行暴動的抗英孩子——我朝英國士兵扔石頭，衝他們大喊，滾回老家去。因此我早期的讀物帶有民族主義色彩，本著為第三世界而戰的精神：關於義大利復興運動的書籍，如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寫的是小孩子們通過英雄舉動或自我犧牲來解救自己國家的故事。後來，我發現了俄國人，特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尤其是契訶夫的作品。我感到契訶夫一定是來自我們耶路撒冷的鄰居，從來沒有人像他那樣捕捉到那些說大話的、喪失活力的小小勞動改革家的特徵。
《巴黎評論》：那麼美國作家呢？你的作品經常被與福克納的作品相提並論，他的創作植根於美國南部，植根於他自己的地區，約克納帕塔法世系，然而贏得了整個世界的青睞。
奧茲：有三位美國作家對我來說尤為重要，其順序是：梅爾維爾、舍伍德·安德森和福克納。我也欽佩其他美國作家，但是我從美國文學中挑選出這三位作家。
《巴黎評論》：你什麼時候決定要當作家？在你「轟炸」了白金漢宮之後嗎？
奧茲：這兩種行為之間沒有矛盾：我可以邊做恐怖主義者，邊寫作。我父親撰寫言辭激烈的違禁小冊子，抨擊背信棄義的阿爾比恩，在書中用各種名字稱呼英國人，引用雪萊、濟慈和拜倫的詞句，證明他們是多麼的偽善不忠。與此同時，他又大大地親英，曾經有這樣的趣事。一九四七年英國人曾在耶路撒冷施行宵禁，並挨家挨戶進行搜查。我父親應耶路撒冷地下組織的要求，把兩顆燃燒彈藏在我們家中；這件事情很危險，因為恐怖主義活動要被判處死刑的。我們的住房很小，塞滿了幾千本書，我父親把炸彈藏在一個書架上一些書的後面，並告知我們，以免我們誤使其爆炸。英國人來了——我對那次事件記憶猶新，他們身穿土黃色短褲，垂到膝蓋，下穿土黃色襪子，短褲和襪子之間的膝蓋露了出來，就像阿爾卑斯山上的雪那樣白。軍官非常有禮貌，為造成的不便充分道歉，兩個士兵開始搜查。我們驚恐萬狀。他們顯然覺得，我父親太學究氣了，不可能成為恐怖主義者，搜查得馬馬虎虎。他們轉身離去時，軍官禮貌地評論了一下書籍，詢問是否有任何有意思的英文書。我父親開始來勁兒了：你什麼意思，先生？我們當然有英文書！他說著，開始一本接一本地把英文經典拽出來。我和媽媽呆若木雞，唯恐他把炸彈的事情給忘了，他在炫耀之際，可能會突然把炸彈給暴露出來，或者是引發爆炸。我們之所以得救，是因為他把炸彈藏到了俄文書的後面——與巴枯寧、涅恰耶夫、克魯泡特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藏在一起。
《巴黎評論》：你母親在你十二歲那年去世，你十五歲時離家去了基布茲。為什麼？
奧茲：我反叛父親和家裡沉悶乏味的氣氛。我想要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我認為，我可以將父親所談論、但是沒有任何實施的革命繼續下去。我並不在乎學校或者大學——我想當拖拉機手，就像蘇聯電影中演的那樣，終日干活，夜裡喝得酩酊大醉，和基布茲姑娘做愛。在某種程度上這樣的事發生了，但是卻沒有與書籍擺脫干係。
《巴黎評論》：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創作的？
奧茲：自從我五歲時學會字母表的時候起，我就一直在寫作。我虛構小故事。我在上小學的時候寫，在基布茲當拖拉機手的時候寫，在服兵役的時候寫。當我意識到我生來就要寫作，決定當一名作家時，乃是轉折點。我在棉田裡幹活時寫的兩首詩和幾個短篇小說得以發表並被廣泛接受。於是我申請每星期分配給我一天的時間不幹農活，從事寫作。現在人人都可以聲稱，他或她是藝術家，不要從事手工勞動。一個委員會不得不決定誰具備藝術家天賦，誰沒有藝術家天賦。他們說，如果我們給奧茲一天時間，再有人提出申請怎麼辦？有一個老人——和我現在的年齡差不多——說，也許這個年輕人有天賦，也許他是未來的托爾斯泰，不過他現在太年輕了。讓他先在地裡幹活幹到四十歲吧，然後他就有的寫了。幸運的是他被否決了，基布茲告訴我說我每週可以有一天不下地幹活，只要我在其他的日子裡加倍努力幹活，這一點我做到了。但是我可以集中精力——我在地裡幹活時一直思考著寫什麼。在寫作日里，我一天寫十二、甚至十五個小時。
《巴黎評論》：其成果便是你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胡狼嗥叫的地方》。你在開始從事長篇小說創作之前，決定把寫短篇小說當作某種訓練，就像一個運動員那樣嗎？
奧茲：我需要迅速的滿足。我非常年輕，沒有耐心和智慧做長時間的遊戲。我可以在腦海裡構思一個故事，而後坐下來，一天之內寫出來。順便說一句，我現在不這麼做了。我的步調不同從前了。
《巴黎評論》：你認為你要回歸文學型別嗎？
奧茲：可能吧。即使現在我也有時迴歸，但是方式不同——以十幾歲青少年性行為的節奏，用極大的慾望和不可遏制的飢渴去尋求滿足。現在我寫出了第一稿，再重寫，而後再修改某個特殊的點，變更這個或那個部分，雕琢所有多餘的素材。
《巴黎評論》：寫完第一本書後，你去上大學。為什麼？你為什麼要學哲學？
奧茲：基布茲送我去上大學，因為他們需要老師。我父親說你從來沒有看到報紙上有一則廣告說，需要嗎：一位哲學家？因此我覺得我可以也學點沒人願意學的東西。但我是幸運的：我抓住了在耶路撒冷大學任教的一代偉大哲學家的末梢。馬丁·布伯（martinbuber）的精神依然在那裡發揚光大：格肖姆·肖洛姆（gershomscholem）、雨果·伯格曼（hugobergman）和其他人都在。耶路撒冷那時是從德國到布拉格的中歐思想的堡壘。但是我一邊讀哲學，一邊處理一般規則，因為我是一個講故事者。當討論倫理學問題時，教授藉助插圖說，路得第一次見到大衛，我的思想便開了小差，開始想象圍繞他們見面所發生的故事。但是我想方設法取得了還過得去的成績，拿到了學位。
《巴黎評論》：都上什麼課？你讀了什麼書？
奧茲：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聖奧古斯丁、聖托馬斯·阿奎那……但是專攻斯賓諾莎。
《巴黎評論》：斯賓諾莎也許是最偉大的政治思想家。他吸引你是不是政治原因？
奧茲：並非刻意。他創造了純邏輯的冰殿，那是情感的結晶，當時令我極其著迷。就像音樂：他比任何哲學家都更為接近古典音樂。他令我感到刺激，就像巴赫。
《巴黎評論》：在《沙海無瀾》中，你說斯賓諾莎並不反對希望，相反，他尤其強調人類自由的理念。我們自由地接受不可避免的基本準則。這是一種有趣的生存境況，你曾經和本—古裡安進行了長談，他也受到了斯賓諾莎的啟迪。你可以詳細闡述一下嗎？
奧茲：我是指在斯賓諾莎學說裡，觀察與行動之間具有一種完美的平衡，觀察並不導致消極被動與宿命論——你不會為了採取行動而非得拋棄智力。多數哲學家相信，你必須因為某種東西而放棄一些東西：或者理智，或者情感，或者這個，或者那個……
我是個年輕計程車兵時，看到本—古裡安撰寫的關於斯賓諾莎的一些東西，我給他寫了一封信，在信中強烈反對本—古裡安對哲學所作的闡釋。令我吃驚的是，他的秘書竟然給我打電話，召我第二天拂曉去他的辦公室。試想被王后或美國總統召見的情形。本—古裡安威信極高，擁有十足的個人魅力，儘管身材矮小，腦袋很大。他走來走去，把我的論證撕成碎片，鋒利猶如剃刀。
《巴黎評論》：斯賓諾莎承認基督的神性，被阿姆斯特丹的猶太宗教機構驅逐出教會，在猶太教中叛教罪十惡不赦。我認為他皈依基督教並非戰術性的——他確實信仰基督教。你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你曾受到基督教的誘惑嗎？
奧茲：斯賓諾莎從未皈依基督教。他被阿姆斯特丹的猶太教領袖逐出教會，但從來沒有成為基督徒。至於我本人，我為亙古以來最偉大的猶太人之一耶穌著迷，但是我從未被基督教所誘惑。耶穌本人從來沒畫過十字，在他的有生之年從未看到或者從來未能看到教堂裡面，要是他活得更長一些，他亦可亦不可，對這個或者那個基督教教堂感興趣。或者他可以與之保持距離。
《巴黎評論》：回到你的寫作上去。最為根深蒂固的藝術品通常最具有普遍性。偉大的俄國作家就是例證：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契訶夫就是俄國人，然而我們從他們的人物和環境中可以認出我們自己。但是在你的長篇小說中，人們形成這樣一個印象，即真正的主人公是以色列——土地、人、歷史。西方世界喜歡《我的米海爾》，這部作品講述的是以色列女子漢娜和兩個阿拉伯男子在蘇伊士危機結束後一個時期內的關係。可以解讀為表現了阿以衝突。你是有意地賦予其某種觀念了嗎？
奧茲：你知道，如果你寫世界上某個混亂之地，一切都可用寓意來作解釋。如果我寫一位母親、一位父親及其女兒的故事，批評家會說父親代表政府，母親代表舊價值，女兒代表疲軟的經濟！如果《白鯨》在今天的南美以巴爾加斯·略薩的名義寫成，人們會說它表現的是獨裁專政。如果它由南非的納丁·戈迪默寫成，又會被解釋為反映黑人與白人之間的種族衝突。在中東小說則會反映了以色列人對巴勒斯坦人的驅逐，反之亦然。因此，那便是你為一個混亂之地的創作而付出的代價。但是我總是以寫一組人物開始。然後，他們講述自己的故事。我從來不寫政治隱喻，也不寫觀念小說。
《巴黎評論》：然而，你說過阿以衝突是場悲劇，因為雙方的土地主張都正確——「是正義對抗正義」。
奧茲：是的，在一篇政論中這麼說過。可是我的長篇小說寫的不是正義問題。我給你講一箇中世紀時期的一個哈西德教派的故事，說的是一個身份為法官的拉比，需要裁決一隻山羊的所有權問題。他仔細傾聽了兩位原告的申辯，然後裁定兩人都是對的。他的夫人說，親愛的丈夫，這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把山羊一分為二；它或者屬於x，或者屬於y，他們不可能都對。拉比撓撓腦袋說，親愛的夫人，你知道你是對的！
我就是那個拉比。如果我不得不用一個詞來告訴你我的作品寫的是什麼，我會說「家庭」。我發現家庭是最為神秘的機構，最不可靠，最為悖論，最為矛盾。多少個世紀以來，我們一直聽說關於家庭之死的預言，並看到了家庭如何在宗教、意識形態、政治制度與歷史變遷中生存下來。看到父親、母親、兄弟、姐妹，以及他們當中所發生的事情。這一理念使我們認識到世界上的許多衝突可以在家庭關係中體現出來：愛與恨、嫉妒與團結一致、幸福與神秘的永恆交替。這種交替幾乎體現在我的每一部長篇小說中。在這個家庭中，每個人都與他人之間具有衝突，每個人都是正確的，就像在拉比與山羊的故事中一樣。兒子是正確的，因為父親專橫殘暴；父親是正確的，因為兒子懶惰無禮；母親是正確的，因為父子如出一轍，堪稱絕配；女兒是正確的，她無法忍受家裡的氣氛，離家而去。然而，他們都愛著對方。因此我有時通過家庭視角看到國際衝突。
《巴黎評論》：托爾斯泰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其不幸……
奧茲：恕我對託翁直言，我認為恰恰相反。關於不幸家庭的陳詞濫調有半打之多，但是每個幸福的家庭——確屬罕見——都是獨特的。我對幸福家庭非常著迷。
《巴黎評論》：在你近期的幾部長篇小說中，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有明顯的變化。比如，倒數第二本英文譯作《黑匣子》是書信體。你為什麼突然選擇了這種形式？
奧茲：很偶然。我是想在小說開篇寫一個女人給她前夫寫信，他們七年前就已經離婚。他們有一個兒子，丈夫宣告完全放棄這個兒子，前妻想給他們安排一次見面。因此我想從她寫信開篇。可是後來丈夫突然回信，他們之間開始了通訊往來，其他人物也逐漸寫信，就這樣繼續下去了，我無法操控，直至結尾。認為小說家是全能上帝的說法是錯誤的，他不可能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在某些方面，人物接管並操控了一切。小說家可以毅然決然地說，我拒絕這麼做，可是他無法告訴他的人物成為怎樣的人，如何昭示其故事。《黑匣子》逐步形成為一種書信體長篇小說是因為人物慾使之然。我得加上一句，書信體長篇小說是一種令人感到恐怖的困難形式，尤其是現在，人們只是拿起電話聽筒，從不勞神寫作，因此這種形式不具備什麼可信性。既然人物之間沒有對話，寫信就是在作出回覆。我是說現在誰還寫信呢？夫妻吵架，誰都不理誰，就在冰箱上或者餐具櫃上留個小條；孩子離家出走，給讓他們無法忍受的父母寫信要錢。因此書信成為親密行為的媒介，與此同時也是分離行為的媒介。若想在傳遞思想時不會話說一半便被打斷——家人之間爭吵時經常發生此類的事，寫信也是一種好方法。正如我所說，我總是從一系列人物寫起。
《巴黎評論》：你最近一部長篇小說的另一個新面向便是其性愛因素。是因為你自己已經人到中年，開始追問起人生的基本方面嗎？
奧茲：性愛一直在我的作品中有所表現。明晰的性場景不是很多，但是有性之電感。我覺得這並不是我近期作品中才出現的東西。
《巴黎評論》：你的長篇小說在以色列出版後，需要多長時間方能在西方面世？
奧茲：通常翻譯一本書需要兩年，取決於我的譯者尼古拉斯·德朗士的工作進度，也取決於出版流程需要多長時間。新作將叫作《莫稱之為夜晚》。它講的是中年之戀，講的是沒有子嗣。故事發生在一個沙漠小鎮，像阿拉德。兩個中年人已經在一起生活多年，但是沒有孩子……可是我不會把整個情節都講給你聽。
《巴黎評論》：你現在正在寫的長篇小說呢？
奧茲：我從來避而不談——人們不會把孕體展現在x光面前，那樣會傷害胎兒的。
《巴黎評論》：你還年輕，還會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你想到過死亡嗎？
奧茲：我現在五十七歲了，在以色列已經不再年輕。意思是說我比我的國家要年長了。我當然想到過死亡。如果不想到死亡，我就不會充滿陶醉地享受人生的樂趣。我想到過死亡，但是我更多地想到死者。想到死者便是在為自己的死亡做準備。因為那些死者只存在於我的記憶中，存在於我的渴望中，存在於我重構以往瞬間的能力中，幾近於大約五十年前出現的，普魯斯特式作品對精確手勢的重新捕捉。我一天花費幾個小時重構我童年時代一個十分鐘的事件：一個房間，六個人待在裡面，只有我還活著。誰坐在哪裡？誰在說什麼？而後我思考，我儘量讓這些人在我的心目中，在我的腦海裡，或者在我的創作中長久地生存下去。如果當我死去時，有人以同樣的方式讓我生存下去，就公平了。
《巴黎評論》：人過五十，死亡會隨時來臨……就像哈姆雷特所說，有備無患。
奧茲：我寧願死亡再過五十年才來。我熱愛生活，極其享受生活，但是一部分享受則是，我的生活由死者和生者共同構成。如果死亡今夜來臨，它則會發現我憤怒而不情願，但並非沒有準備。
（原載《巴黎評論》第一百四十期，一九九六年秋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