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志清/譯
阿摩司·奧茲居住在阿拉德，一個擁有兩萬兩千居民的新型小城，小城在一九六一年建於內蓋夫沙漠。為同奧茲見面，我從耶路撒冷乘坐開往比爾謝巴的大巴，又從比爾謝巴轉乘開往阿拉德的大巴。阿拉德中心汽車站的人都知道他家，有個男子為我帶路：沿一條寬闊的林蔭道上坡，道路兩旁坐落著中型白沙岩公寓樓，直抵坡頂，側面街上的一排排家居住房背對著沙漠。奧茲家門前的花園裡種著玫瑰和羽毛似的碩大菊花，掩映在胡桃樹的陰影下。
住宅內的陳設簡樸而親切。從客廳走下幾級臺階便是奧茲的書房：這是一間整潔、子宮狀的屋子，屋子裡滿滿地碼放著書籍，就像牆紙。一個長長書架上擺放著奧茲自己創作的多部作品，包括不同的版本和譯作。房間裡有張舒適的沙發和一把灰色平絨面的扶手椅、一張小咖啡桌、一張大寫字檯，角落裡有一張小講桌，此乃房間裡的全部陳設。露臺的窗戶通向漂亮的小花園，猶如涼亭，花園裡長著玫瑰叢和灌木，白花丹懸垂其上。再往上便是沙漠。「我為擁有自己的花園自豪，」他說，「是我自己造的。這裡沒有表土，因此得把土專門運來。」
阿摩司·奧茲講一口地道的英語，只帶有一點點口音。他的語句簡短乾淨，表達力強，吐字清晰，停頓有致，就像他在寫作。奧茲原名阿摩司·克勞斯納，一九三九年出生在一個學者之家，其家人於一九二〇年代從俄國移民巴勒斯坦，後定居在耶路撒冷。十五歲那年，奧茲離家去往胡爾達基布茲，在那裡居住多年，主要因為幼子患有哮喘病，他們才在幾年前搬到阿拉德，因為沙漠的清潔空氣可以緩解兒子的病情。奧茲曾在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攻讀哲學和文學，後作為預備役士兵分別於一九六七年和一九七三年在西奈半島和戈蘭高地作戰。除十幾部長篇小說和一些短篇小說集外，他還出版了三部隨筆集，主要涉及阿以衝突。他是「即刻和平」運動中最早的活動家之一，主張巴以兩個民族之間要在相互接受、合作與分享土地的基礎上進行妥協。
阿摩司·奧茲小說《瞭解女人》希伯來文手稿中的一頁
當他開始從事創作時，採用了「奧茲」這個名字，意思是力量。他和夫人尼莉在基布茲相識，當時他們都是十五歲。他們有兩個女兒，均已經長大成人，並且結婚，還有一個十幾歲的兒子——說是「老來得子」——與他們住在一起。尼莉在阿拉德開了一家國際藝術家聚所，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可在那裡進行為期八個月的居住與工作。
阿摩司·奧茲在比爾謝巴的本—古裡安大學擔任希伯來文學教授，並在英美諸多大學做訪問教授。他經常收到講座與會議邀請，去年他走訪了幾個歐洲國家——法國、波蘭、比利時、德國和義大利，等等。
「他長得像梅爾·吉布森。」奧茲的英國出版商如是說。奧茲擁有一雙翠藍的眼睛，一頭金黃色的短髮，總是面帶和藹的微笑。他那謙恭有禮、優雅得體的舉止，敏銳的智慧與學識，使得與他相處的整個下午非常愜意。時值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淑莎·吉皮，一九九六年
《巴黎評論》：你的旅程安排已經夠嚇人了。可你依然有規律地每隔一段時間就出產一部作品。你如何分配你的時間？首先是每年如何分配，其次是每天如何分配？
阿摩司·奧茲：第一個規則便是我在構思一本書時從不外出旅行。我傾向於寫作時不到國外旅行，即使在國內，我也把每年的旅行限定在三四次之內。並非總能做到，但這是我的模式。至於每天，我早上六點鐘在沙漠散步四十分鐘，無論冬夏。
《巴黎評論》：沙漠裡下雪嗎？
奧茲：是的，每隔兩三年下一次雪。那時你應該看看正在穿過沙漠的駱駝們臉上的表情！只有那時我才真正瞭解到「困惑」（bewilderment）一詞的含義！但即使不下雪，冬天也是徹骨的寒冷，黎明時分，當風暴似乎就要將整個小鎮席捲進沙漠的那一刻，這裡十分荒涼。但是獨自在沙漠中行走就相稱了。後來如果我在早報中看到一些政治家說這件事情或者那件事情永遠不會發生時，我就知道這件事情或那件事情將永遠持續下去，那裡的石頭在發笑，在這片數千年不變的沙漠裡，一個政治家的「永遠不會」就像……一個月？六個月？三十年？完全沒有意義。
然後我喝咖啡，來到這個房間，坐在寫字檯旁邊，等待。我不看書，不聽音樂，不接電話。再後來我寫作，有時寫一句話，有時寫一段話——若是幸運，一天可以寫上半頁紙。但我至少每天在這裡待七八個小時。我過去經常因一上午寫不出東西而感到內疚，尤其是當我住在基布茲，其他的人都在勞動——耕地、擠牛奶、植樹時，更是這樣。現在我一想到自己的書，那感覺就像一個店主：我的工作就是早晨開啟店門，坐在那裡，等待顧客的到來。如果我得到一些顧客，那就是值得讚美的一天，如果得不到，那好，我就仍然做自己的事。因此便沒有了負疚，我試圖堅持做店主的日常工作。比如在吃午飯或晚飯前擠出一個小時，回信，回傳真，接聽電話等。
也許詩人和短篇小說作家可以採用其他模式來工作。但是寫長篇小說是一項紀律性極強的事業。寫一首詩猶如一次短暫的風流韻事，一夜情；寫短篇小說猶如一場浪漫關係，一次浪漫愛情；寫小說則猶如一次婚姻——人得變得詭詐，要策劃妥協，做出犧牲。
《巴黎評論》：那晚上呢？阿拉德似乎沒有令人激動人心的夜生活。即使在這樣陽光明媚的下午似乎也會沉睡的。
奧茲：事實並非如此！這是個激動人心的小地方：有三家餐館和三家銀行，一個嶄新的購物中心，一個理髮店。近年來，資歷很高的俄羅斯猶太人源源湧入。我們說如果一個俄國人沒帶著小提琴來，只是因為他或她是鋼琴家。因此我們有很精彩的音樂會。
有時我吃完晚飯後來到這裡，看我在白天寫的東西。我無情地將其毀掉，第二天再重新開始。有時我出去到地方議會坐坐：那是咖啡館的兩條長凳，人們在那裡爭論人生的意義，歷史的意義，或者上帝的真正意圖，我喜歡那樣消遣時光。
《巴黎評論》：你什麼時候從事新聞寫作？
奧茲：我寫文章並非因為有人要求我寫，而是因為自己我義憤填膺。我感到我得告訴我的政府怎麼做，有時是告訴他們要怎麼走。不是我說他們聽。因此我放下所有的事情，寫一篇政論，總是先在以色列發表，而後被《紐約時報書評》，或英國《衛報》，或另外一家出版物採用。你瞧，我並非政治分析家或評論員。我從意識到不公正以及我對不公正的反叛來寫。但是，只有當我自己百分之百同意自己的見解時我才寫文章，對我來說這並非常態——通常我並不完全同意自己的見解，針對同一件事，可以認同三五種不同的見解和感覺。也就是說，我在寫故事時，不同的人物可以對同一主題表達不同的觀點。我從來不寫短篇小說或長篇小說使人改變自己的想法——一次也沒有。當我需要使人改變想法時，我就寫政論或文章。我甚至使用兩支不同的筆作為一種象徵性的姿態：一支筆用來講故事，一支筆用來告訴政府如何處理自己的事務。順便說一句，兩支筆都是非常普通的圓珠筆，大約每隔三個星期就更換一次。
與寫故事不同，寫文章往往六七個小時一氣呵成。就像和我太太吵一次架——我們大呼小叫，然後加以修補。我們生活在費里尼的影片中，而不是生活在英格瑪·伯格曼的某部影片中：做任何事都比沉默、相互之間不理不睬、讓雙方感到負疚要強。我在政治中也堅持這種原則。
《巴黎評論》：你怎樣寫作？是在小講桌旁邊站著寫作，像海明威那樣，還是坐著寫作？你是手寫還是採用文書處理器？
奧茲：我用手寫。寫字檯上的那個機器（文書處理器）是用來列印的，而不是用來寫作的。多年來，我使用我的行動式打字機打下最後一稿，這樣其他的人可以閱讀了。而今我用文書處理器也這麼幹。我甚至不在上面編輯，而是用手寫的方式一遍遍重寫。多易其稿後，我最終將其打出。文書處理器對我來說只是打字機，使得你不必使用色帶塗掉或修改錯誤。
我在房間裡踱來踱去，而後站在小講桌旁寫下一個句子，再繼續踱來踱去。我在寫字檯和小講桌之間來回行走。
《巴黎評論》：你選擇用希伯來語寫作有兩個重要原因。首先因為它是官方語言，因此負載著民族身份……
奧茲：啊不是，我從來沒有選擇希伯來語。我生就使用希伯來語。它是我的母語。我用希伯來語做夢、大笑和詛咒。我曾經多次說過，只有涉及到語言，我才是個沙文主義者。即使我不得不和這個國家分離，我也永遠不會和語言分離。我感到語言就是一切，我對這個國家都不會總有這種感覺。
《巴黎評論》：第二個原因是希伯來語是一種神聖的語言，一種帶有啟示性的語言，一種上帝說話時使用的語言，就像阿拉伯語和梵語。使用希伯來語既是一種挑戰，又是一種責任。然而現代希伯來語據說只存在一百年之久，由比阿里克等詩人和其他早期作家創造。你能用英文寫作嗎？
奧茲：不能。希伯來語是我思考、計算、大笑、做愛的語言。是我生存的一部分。但你是對的，作為一門口頭語言，它曾經像古希臘語或拉丁語一樣死去。它擁有古老的文學以及中世紀文學，但是平時不通用。它用於宗教儀式，用於不同國家猶太人之間的學者交流。生活在穆斯林西班牙、熱愛希伯來語但在日常生活中不講希伯來語的猶太人在中世紀創作出技藝高超的詩歌。
因此，一百多年前希伯來語在這裡得以復興，但這種復興並非意識形態決定使然，意識形態決定不能產生這種結果——任何論證與決定也無法讓迦南人突然之間講韓語或日語。希伯來語之所以在這裡復興，皆因它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猶太人擁有的一門共同語言。東方猶太人講阿拉伯語、波斯語、土耳其語或拉地諾語（一種西班牙語方言），而歐洲猶太人講意第緒語、俄語、波蘭語。他們唯一可以交流的語言——在大街上問路，租住房屋或店鋪——是來自祈禱書的希伯來語。
但是對我來說，當第一個男孩用希伯來語對第一個女孩說我愛你時，希伯來語就復興了。不然就是女孩對男孩說我愛你？這樣的事情並非發生在十七世紀。我希望，男孩和女孩從此擁有他們相處的方式，並幸福地生活——他們理應如此，因為他們復興了語言。然而，倘若不是已經出現了一種意義重大的希伯來文學主體，一種令人驚奇地包含進幾種現代感受的文學，就不可能復興語言。像比阿里克、布倫納、別爾季切夫斯基、門德勒——這些名字對你或你的讀者來說沒有意義，但我是站在他們的肩膀上的。
另一方面，希伯來語就像一座火山，猶如伊麗莎白時代的英語。我的意思不是說我們的詩人都是莎士比亞，而是指語言猶如火山爆發一樣；一直是這樣。因此用希伯來語寫作是一種奇妙的挑戰。
你說它是一種啟示語言。說得對。一想到在大教堂裡演奏室內音樂——你對音響效果就要尤為小心，否則你可能會弄出你不想要的許多回聲。你需要使用具有預言性和神秘色彩意義的語詞來描述父母與孩子之間因一點零用錢而產生的分歧。你不想引入《以賽亞書》《詩篇》和西奈山。因此你總是要在雷區悄悄行走。如果你有時想釀造一起爆炸事件，那麼若通過在平淡無奇的句式中引進一個有分量的詞語，則可輕而易舉地做到。我感覺我是在使用一種奇妙的樂器。
《巴黎評論》：在以色列國家建立之初，建立一個學術機構一定有助於語言更新，使之適於表達你所說的「現代感覺」。你認為它重要嗎？或者不管怎樣，語言本身終究會進化？
奧茲：這對建立希伯來語非常重要。首先有了一個委員會，即後來希伯來語言研究院的前身，我驕傲地成為其中一員。該語言研究院致力於創造現代術語，當然，它無法控制語言，語言正如我所說猶如噴湧的火山口，擁有自己的有機生命。
《巴黎評論》：還有其他著名的現代希伯來語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格農、a.b.約書亞、大衛·格羅斯曼，等等。作家們在這個國家似乎得到了非常嚴肅的對待。在西方，商業考慮起到了重要作用。其結果，雪萊所言「詩人是世間未經公認的立法者」，在這裡似乎比在我們那裡更為適用。是這樣嗎？
奧茲：我們的傳統有些不同。在西方，至少在英語國家內，作家、甚至偉大的作家和詩人通常被視為表演者（娛樂者）。他們可以傑出，可以精湛，可以深邃，可仍然是表演者。就連莎士比亞也被視為一個高貴的、也許是最偉大的演員。與之相比，在猶太—斯拉夫傳統中，作家們被視為先知。這也許是一種沉重的負擔，因為與先知不同，我聽不到上蒼的聲音，我認為我並不比一個美國作家或英國作家更能做一個先知——去預見未來，或者充當人民的良知。
也許，我們可以開始探討「小說/虛構類文體」（fiction）一詞，這個詞在希伯來語中並不存在。學術界發明了「bidayon」這個詞來翻譯英文，但是在書店裡，你不會看到我的作品或其他小說家的作品放在這個標題之下。你會看到這些作品放在「siporet」之下，其意為敘事散文。這樣做有點得體，因為「小說/虛構類文體」具有某種撒謊的特質，與真實（truth）相反。在我看來此乃一派胡言：為什麼頗費周折、如實地測量從酒吧到街角信箱之間有多少步的詹姆斯·喬伊斯，或者研究博羅迪諾戰役細節的托爾斯泰被視為小說/虛構類文體作家，而使用諸如「中東沸騰的大鍋」等陳詞濫調的、最平庸的記者也被視為非小說/非虛構類文體（nonfiction）作家？小說家沒有政治目的，但是關心真實（truth），而不是事實（fact）。就像我在自己的一篇政論中所說，有時真實的最壞敵人便是事實。我是敘事散文（siporet）作家，但我不是先知或者嚮導，我也不是「小說/虛構類文體」的發明者。
《巴黎評論》：然而你的創作更多地源於以色列今天的現實生活，你確實告訴百姓和政府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奧茲：因為我們的生活中浸透著歷史。歷史並非在電視螢幕上，或在海外，或在國會，或在下議院所展現的某種東西，它到處都是，浸透在生活中最為秘密的組織結構裡。舉例來說：在最近的海灣戰爭中，有人給我們發了抵禦化學武器的防毒面具。我那患哮喘病、呼吸困難的兒子得戴防毒面具。我們被緊緊關在封閉著的臥室裡，戴著這些可怕的面具坐在那裡，樣子就像怪獸一樣，來自兩千英里以外的威脅闖入了我們最為私密的生活。因此你看到了，我們無法擺脫現實。人們運用這個國家的歷史瞬間來衡量時間：我在「六日戰爭」之前結婚，他們說。不然就是：我女兒在薩達特訪問以色列那天出生。
《巴黎評論》：你在家裡講什麼語言？你父母講俄語還是隻講希伯來語？
奧茲：我父親祖籍敖德薩，後移民到立陶宛的維爾紐斯，當時隸屬波蘭；我母親祖籍烏克蘭。他們的語言是俄語或波蘭語。他們在耶路撒冷相識，當時他們都在希伯來大學唸書。我父親懂十六種語言，講十種語言，母親也懂七八種語言。他們不想讓我聽懂時就講俄語，否則他們堅持只用希伯來語。他們害怕如果我學會了任何一門歐洲語言，我就會受到誘惑去往歐洲，他們認為歐洲與猶太人不共戴天。他們自己對歐洲愛恨交織，因為他們對歐洲的愛沒有得到回報：他們熱愛歐洲，但是歐洲把他們趕了出去。他們在關鍵時刻離開了歐洲，否則我將不會坐在這裡同你說話。
《巴黎評論》：你父母來自波蘭與俄國曾經易手的地區，那裡的反猶主義也許甚於歐洲其他地方。可是反猶主義是否為歐洲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呢？
奧茲：我說過，猶太人的形象在任何意義上都是歐洲—基督教文明的組成部分。有了不起的、值得崇拜的、近乎超人的猶太人，他們遭受了許多苦難，但勝過他人。然而也有可怕、惡魔般作祟的猶太人，他們用不光明正大的手段毀壞了一切。好、壞兩種型別的猶太人有一個共同之處，即他們都不被視為個體，他們永遠是其人種的代表。
《巴黎評論》：你認為以色列建國祛除了那種形象嗎？我注意到這裡的人，尤其是年輕的以色列人，一點也不像歐洲猶太人那樣擁有保持與眾不同的自我意識，而只是要做人，與世上任何地方的人一樣。
奧茲：我不知道。當然是目的之一。眼下該使猶太人與基督教歐洲分離，並創造一種更為平衡的關係。一種睦鄰友好的關係，一種來喝一杯咖啡的關係，而不是一種永久的主—客關係，主—客關係對客人與主人都沒有好處。即便客人變成主人家傑出的一員，與主人的兒子或女兒結婚。即便猶太人在語言、傳統和國家文化方面變得比「本土人」更加自如，也無濟於事。
《巴黎評論》：你的作品委實植根於以色列，從最早描繪基布茲生活的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何去何從》，到最近出版英文版的《費瑪》都是如此。它們都因之引起了爭論。在某種程度上，你書中的主人公便是以色列地（thelandofisrael）。你的立場是，不能否認以色列地既是猶太人的家園，也是巴勒斯坦人的家園。那麼解決的辦法是什麼呢？
奧茲：阿拉伯世界每年仍然花費二十或二十五億美元用於軍事裝備。為什麼？關鍵是巴勒斯坦人生活在這裡，他們不會離開。以色列人生活在這裡，他們也不會離開。因此他們是擁有同一片土地、同一個家裡的兩個民族。他們不能分享這個家，因此不得不將其一分為二。我認為，生活在佔領地的巴勒斯坦人應該立即舉行由國際監督的自由選舉。他們將首次擁有代表他們的合法政府。
《巴黎評論》：自由選舉造成極端主義分子上臺怎麼辦？
奧茲：即使哈馬斯也可以成為民主政治機器的一部分，承擔責任，或者我們可以回到第一方陣，清楚地知道沒有機會與之合作。如果是那種情況，我們將施行單邊分治，說，你不想和我們談判嗎？非常好，我們分開：你拿走這張床，我們拿走那張床，你拿這間浴室，我們拿那個。如同分一套房子，將其變成一個半獨立式的家。
《巴黎評論》：與此同時，還有人權問題：左翼人士指控你們在這方面沒有采取強硬立場，譴責以色列佔領軍對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
奧茲：這是一個確診問題。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間的衝突並非民事權利問題，而是一個國際爭端。我們沒有徵服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以剝奪巴勒斯坦人的人權（他們從來就沒有擁有過許多人權），也不會因此給他們人權。我們征服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是因為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遭到襲擊，面臨遭到滅絕的危險。一旦我們的安全有了保障，我們就應該從巴勒斯坦地區撤軍，讓其自行發展。巴勒斯坦的人權問題是巴勒斯坦人的問題。
《巴黎評論》：可是，在巴勒斯坦人起義的過程中，以色列人對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是以色列人權人士思考的問題。
奧茲：認為可以有帶有玫瑰色彩的軍事佔領乃是一種幻象。就像一次友好的強姦——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措辭。我竭盡全力尋找「終止」佔領而不是「改善」佔領的途徑，因為我並不認為如果佔領的條件好一些，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我們不需要改善我們統治他們的方式，我們需要停止統治他們。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我的態度比人權人士的態度更為激進。他們已經將這一問題視為兩大共同體或兩個社會階層之間的衝突，而我總是將其視為兩個不同民族之間的國際爭端。因此，我並不浪費任何時間引進某種美國左翼概念，比如把巴勒斯坦人視為我們的美國黑人，或者提出我們只需要黃色公共汽車系統和取消不平等待遇。我不浪費時間做不相關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