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辛：可能是因為我年紀大的緣故吧。我們的確會變得越來越超脫。我把每本書當成是必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框定了你的形式。並不像你所說的：「我想寫一個科幻小說。」你是從另一端開始的，你想說的框定了你要選擇的形式。
《巴黎評論》：你是一直不間斷地寫作？還是會在寫完一部作品之後稍作休息呢？
萊辛：是的，我並不是一個勁兒地寫，有時會有很長時間的間隔。但是你總是會有一些事情要做，你要寫文章，不管你願意不願意。現在我就在寫一些短篇小說。這很有意思，因為都很短。一次很偶然的機會我的編輯鮑勃·戈特利布說，很少有人寄給他短篇小說，但是他發現它們很有意思。我想：「哦，上帝，我已經有年頭兒沒寫短篇了。」所以我就寫了一些一千五百字左右的小故事，這其實是很好的訓練。我很喜歡這樣。我已經寫了不少。我想我會把它們命名為「倫敦寫生」，因為它們都是關於倫敦的。
《巴黎評論》：所以它們不是寓言式的，也不是異國情調的？
萊辛：是的，完全不是。它們是完完全全的現實主義作品。我經常去倫敦的大街小巷閒逛，對倫敦瞭解不少。所有的城市都是一個大的劇院，不是嗎？
《巴黎評論》：你的工作有規律嗎？
萊辛：這並不重要，因為這只是習慣的問題。我帶孩子的時候學會了如何在非常短的時間來集中做很多工作，捕捉靈感。如果給我一個週末或者一週的時間，我可以完成的工作你難以置信。現在這已經成了我根深蒂固的習慣。其實如果我寫得慢一點兒，我可以寫得更好一點兒。但是習慣是不好改變的。我注意到有很多女性作家是這樣做的，而格雷厄姆·格林每天只寫兩百字。人家是這樣對我說的。事實上，我覺得我自己在文思噴湧的狀態下寫得更好。你開始寫一個東西的時候可能有點生澀，但是當你抓住了某個點，一切突然豁然開朗。每當這時，我覺得自己寫得很好。坐在那兒，為了一個單獨的短語而絞盡腦汁，我反而寫不好。
《巴黎評論》：你最近都讀哪些書呢？你看當代小說嗎？
萊辛：我讀得很多。感謝上帝，我讀得很快，否則我不知道怎麼對付這麼多的作品。作家們會從他們的出版社得到非常多的書。我每週會從出版商那裡得到八九本，甚至十本書。這其實是一個負擔，因為我一直是一個盡職盡守的人。只看前面一兩章就能知道這是一本什麼樣的書了。如果我喜歡，我就繼續往下讀。這不公平，因為也許你當時心情壞極了，或者一直想著自己的工作。但對於那些我一直敬仰的作家，他們最新的作品我是一定會讀的。而且，當然還有很多別人推薦的書，所以我一直在讀。
《巴黎評論》：你能跟我們再多談一點兒你是怎樣用「簡·薩默斯騙局」愚弄了評論家的嗎？我覺得你用假名為兩部長篇小說署名的做法很有雅量，你讓世人瞭解了年輕小說家們的遭遇。
萊辛：首先要說的是原先並沒有打算要寫兩部的！原打算只寫一部的。情況是這樣的，我寫好了第一部，然後告訴我的經紀人說，我想把這當作是一位倫敦女記者寫的第一本書來賣。我想找一個和我類似的身份，不能太不一樣。我的經紀人瞭解了我的意思，便把書發給了出版社。我的兩個英國出版商都拒絕了。我看了看閱讀報告，內容非常傲慢。真的是很傲慢！第三位出版商邁克·約瑟夫出版社（我的第一本書的出版商）當時的經理是一位非常聰明的女人，她叫菲麗帕·哈里森，她看了我的書後對我的經紀人說：「這讓我想起了早期的多麗絲·萊辛。」我們當時有點驚慌失措了，因為我們不想她到處這麼說！於是我們請她一起吃午飯，我對她說：「這就是我的，你相信嗎？」剛開始她還挺失落的樣子，但接著她真的變得很喜歡那本書了。當時在美國克諾夫出版社任我的編輯的鮑勃·戈特利布也猜到了這是我寫的。這樣就有三個人知道了。然後法國的出版商打電話過來說：「我剛買了本一位英國作家寫的書，但是我想你是不是對她進行了指導！」於是我又告訴了他。這樣總共就四五個人知道。我們都希望書面世時，每個人都在猜想誰是作者。在正式出版前研究我作品的專家們每人都收到了一本這樣的書，但沒有一個人猜出那是我寫的。所有的作家都很討厭被這些專家給框住——成了他們的財產。所以，結果非常棒！這是天下最好的事了！歐洲的四位購買此書的出版商都不知道這本書是我寫的，這也非常好。然後書出版了，我像第一次發表小說時一樣受到了評論家們的評論，但都只是些小報的，主要是女記者們寫的，她們覺得我和她們是一樣的。然後「簡·薩默斯」收到了很多的讀者來信，大都是非文學界的，而且一般是由於照顧老人而要發瘋的人。還有很多社會工作者寫來的信，有的同意書中的觀點，有的不同意，但都非常高興我寫了這本書。於是我就想，好的，我應該再寫一本。到了那個時候我已經對簡·薩默斯很著迷了。當你用第一人稱寫作時，我不能離那個人的本真生活太遠。簡·薩默斯是一位中產階級，英國人，家庭背景很一般。沒有比英國中產階級更狹隘的事了。她沒有上過大學。她很早就開始工作了，而且直接就進了辦公室。她的生活就是在辦公室的。她的婚姻形同虛設。她沒有孩子。她不怎麼喜歡出國。當她和丈夫一起去國外，或出公差的時候，回到家的時候總是最高興的。所以在寫作過程中，我得砍掉所有湧到筆端的其他各種東西。刪！刪！她是一位非常普通的女性。她的是非觀也是很清晰的，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一目瞭然。
《巴黎評論》：她的穿著呢？
萊辛：隨便什麼都可以！我有一位朋友非常在意自己的穿著。她為了讓自己在穿著上完美而絞盡腦汁，苦不堪言，我可不想讓我的人物受那樣的罪！簡·薩默斯是各種各樣的人的集合。另一個這樣的人是我母親。我想她要是現在很年輕，而且也在倫敦的話，會是什麼樣的。第三個這樣的人經常說：「我有一個非常完美的童年。我非常喜歡我的父母。我喜歡我的弟弟。我們有很多錢。我喜歡上學。我很早就結婚了，我非常喜歡我的丈夫。」——她會這樣沒完沒了地說下去的。可是突然有一天她的丈夫去世了。然後她從一位很可愛的「女孩寶貝」變成了一個「人」。我把這些人都集中成一個人物。以第一人稱寫一個和你很不一樣的人物時，你會有很驚奇的發現的。
《巴黎評論》：你最初寫《簡·薩默斯日記》時只是想看看文學界的反應，是嗎？
萊辛：是的。我對文學界這架機器已經瞭解了很多年。我知道什麼是好的，什麼是不好的。我不是要看出版商的反應，也不是要看評論家和批評家們的反應，因為我知道他們的反應會是什麼樣的。我知道將要發生在這本書上的所有的事！就在公開此事之前我還接受了加拿大電視臺的採訪。他們問我：「你覺得將會發生什麼呢？」我回答說：「英國的評論家們會說這本書不怎麼樣。」他們真那麼說了！我看到了那些酸不拉嘰的、令人討厭的小評論。而與此同時，這本書在其他國家頗受好評。
《巴黎評論》：你在《什卡斯塔》的序言裡寫道，現在這個時代圖書觸手可及，但人們卻看不到這種優勢。你是否覺得我們正在遠離書本文化？你覺得這一形勢有多嚴峻呢？
萊辛：嗯，不要忘了，我記得「二戰」的時候，那時市面上只有很少的幾本書，紙張也很緊張。對於我來說走進一家商店或拿著一張列表看看上面有沒有我要的東西，或是任何其他東西，這都是像奇蹟一樣的不可能發生的事。在艱辛的年代，誰知道我們還會不會再享受到那樣的奢侈呢？
《巴黎評論》：除了講述一則好故事外，你在提出這些預言的時候有沒有一種責任感在裡面呢？
萊辛：我知道人們經常會說：「我更多的是把你當作一名預言家。」但是我所說的那些話在像《新科學家》這樣的雜誌上都出現過了。沒有什麼是沒有說過的！所以我為什麼被稱作預言家，而他們卻沒有呢？
《巴黎評論》：你寫得要比他們好。
萊辛：好吧，我正打算說我以更為有趣的方式把它們說了出來。我也確實覺得自己有的時候在預言事件的時候，會突然冒出些想法，其實很多作家都有這樣的經歷。但是我覺得這種情況並不多見。我覺得一位作家的工作就是要提出問題。我非常樂意看到讀者看了我的某本書之後彷彿經歷了一場——我不知道是什麼——文學上的甘霖。他們會開始以一種不同的方式去思考。這就是我所認為的作家的職責。這也正是我們的功用所在。我們所有的時間都花在了考慮世界是怎樣執行、為什麼這樣執行等問題上，這就意味著我們對於這個世界更加地敏感。
《巴黎評論》：你在六十年代的時候有沒有嘗試過像迷幻劑這樣的東西呢？
萊辛：我倒是吃過一次麥司卡林。我很高興我嘗過了，但沒有再吃過。當時的情形非常糟糕。給我搞到麥司卡林的那兩個人有點負責過頭了！他們從頭到尾都坐在那裡，也就是說我只發現了自己性格中「主持人」的一面，因為我從頭到尾就在不停地做一件事：就是向他們展示自己的那種經歷！部分的原因是我在保護著自己真正的感受。他們本應該做的是讓我一個人待著。我想他們可能是擔心我會從窗戶上跳下去。我可不是那樣的人！然後我就不停地哭。這一點沒有什麼，但是他們倒是因此而覺得很沮喪，這反過來讓我覺得很煩。所以整件事原本可以有更好一點的結果的。我不會再做一次的。主要是因為我知道有些人會有很不好的反應。我有一個朋友有一次也吃了麥司卡林，然後整個過程就像一場噩夢一樣，而且這場噩夢持續出現了好幾個月——人們的頭腦彷彿從肩膀上滾落下來。太恐怖了！我可不想那樣。
《巴黎評論》：你是不是經常要外出旅行呢？
萊辛：太多了。我是說我都不想出去了。
《巴黎評論》：主要是公事嗎？
萊辛：就是工作，你知道的，推銷新書之類的。人們覺得作家就是要賣書的！這是一個非常讓人震驚的發展！我跟你說說我今年都去了些什麼地方吧，都是為我的出版商去的。我去了西班牙……巴塞羅那和馬德里，當然這些都是很舒服的地方。然後我去了巴西，在那裡我發現——我之前不知道此事——我的書在那裡賣得不錯。尤其是太空小說。他們對太空小說非常著迷。然後我去了舊金山市。他們說道：「你在這裡的時候，你不妨去……」——就是這個表述，「你不妨去」——「沿著海岸到波特蘭遛一下。」你去過那兒嗎？
《巴黎評論》：沒有，從來沒有。
萊辛：你可真得去一次！在舊金山，他們都是享樂主義者、憤世嫉俗的人，很和善可親，非常隨和，而且穿著體面，當然也很隨意。半小時的飛行後你就到了一個非常正式拘謹的城市，沒有一點兒休閒隨意的感覺。太不可思議了，它們就在同一條海岸線上。美國就是這樣的一個國度。然後我就第二次去了芬蘭。他們有著世界上最好的書店！非常棒的書店！他們說那是因為這裡的夜晚特別的長！現在我又到了這裡。接下來我要去布萊頓，去參加那個科幻小說大會。我還在義大利贏得了一個叫蒙德羅獎的獎項，將在西西里頒發。我問：「為什麼在西西里呢？」他們面無表情地回答說：「你知道的，西西里因為黑手黨所以城市形象不好……」於是我要去西西里，然後整個冬天我都要工作。
《巴黎評論》：我聽說你在和菲利普·葛拉斯合作寫一部「太空歌劇」。
萊辛：書的遭遇實在讓我太吃驚了！誰會想到《八號行星代表的產生》會被改編成歌劇呢？我是說這很讓人吃驚！
《巴黎評論》：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萊辛：呃，菲利普·葛拉斯寫信給我說他想寫一部歌劇，於是我們就碰頭了。
《巴黎評論》：你以前聽過他的音樂嗎？
萊辛：沒有！他寄了一些他的音樂作品過來。我花了好長時間才讓自己習慣它們。我的耳朵總是在期盼什麼其他事情發生。你知道我是什麼意思嗎？然後我們碰頭討論了一下，結果很順利，這也很讓人吃驚，因為我們之間的差別實在是太大了。我們相處得很愉快。我們從來都沒有遇到過什麼交流上的問題。他說那本書吸引了他，我覺得他說對了，因為那本書確實和他的音樂很配。我們見面了，一般是短期的，一天在這裡，一天在那裡，決定好了我們該幹什麼，不該幹什麼。我負責寫歌詞。
《巴黎評論》：你以前寫過類似的東西嗎？
萊辛：沒有，從來沒有寫過和音樂相關的東西。
《巴黎評論》：你在寫的時候有音樂參考嗎？
萊辛：沒有，我們從歌詞開始的。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寫了六個版本了，因為這是一個故事，和他所做的不太一樣。一旦某些地方定下來了，他就譜寫那部分的曲子，然後會說這裡還少六行或那裡還缺三行什麼的。這是個很大的挑戰。
《巴黎評論》：你能再談談你的下一個計劃嗎？
萊辛：好的，我的下一部書是一本很小的書。一部擴充套件了的短篇小說。說句笑話，在英國短篇小說非常受歡迎。但在美國倒不是那麼紅火。美國人喜歡大書。那樣的書才覺得物有所值。小說講的是一家非常普通的家庭裡出生了一個小精靈。這是現實主義的。我的靈感有兩個來源。一個是這位名叫勞倫·埃斯利（loreneiseley）的非常棒的作家。他寫了一篇文章——我記不得是關於什麼的了，文中說他在晨曦中的海邊散步，在一條鄉村的路上遇到了一位姑娘，他說是一位尼安德特姑娘：一個農村女孩在一條鄉村的路上，沒有什麼可問的，只注意到她身材短小，頭腦笨拙。那篇文章很感人也很憂傷。我一直想著它，我問道：「如果是尼安德特人，為什麼不是克羅馬農人，為什麼不是侏儒或小精靈呢？因為所有的文化都在討論這些人。」還有一個來源是發表在雜誌上的一篇最為憂傷的文章，是一位女人投稿的，同時還附了封信說：「我只是想把這些寫下來，不然的話我就會瘋掉了。」她曾有三個孩子。她最後一個孩子，現在七八歲的樣子，是一個天生的魔鬼。她就是這麼說的。她說這個孩子除了憎恨周圍的每一個人外什麼也沒有做。她從來沒有做過什麼正常的事，從來沒有笑過或高興過。她毀了這個家，他們沒法忍受她。母親說：「我晚上走進她的房間看著這個孩子睡覺的樣子。我只有在她睡的時候才親吻她，因為她醒的時候不敢那樣做。」所有的這些都編進了小說中。關於這個小精靈的主要一點是，他自己是完全可以生存下去的。他是一個正常的小精靈。但是我們就是沒有辦法和他相處。
《巴黎評論》：那個太空系列還有下文嗎？
萊辛：有的。我沒有忘記它。如果你讀了最後一本，即《多愁善感的特務們》——這是一本諷刺小說，而不是科幻小說——你就會發現其結尾暗示了下一本書。在下一本書裡，我把這個過於幼稚的特務送到了……我的那個壞行星叫什麼來著？
《巴黎評論》：莎瑪特？
萊辛：是的，送到了莎瑪特上，為的是改良所有的一切。寫莎瑪特可能會有點困難，因為我不想把它寫得太像地球！那樣的話就太簡單了！我想好了情節，但是我需要找一個基調。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巴黎評論》：你有沒有為公眾讀過你的作品？
萊辛：沒怎麼讀過。我只是在被要求的情況下才會讀的。他們在芬蘭沒有讓我那麼做。我想不起來最近的一次是什麼時候了。對了，是去年在德國，天哪！那次旅行實在是太糟糕了。那是在德國的一個學術機構裡。我對他們說：「我將同在其他地方一樣。我先讀故事，然後回答問題。」他們說，就是學院派的人經常說的：「哦，你可不能指望我們的學生問你什麼問題的。」我說：「你們就讓我自己來處理吧。我知道怎麼做。」不管怎麼說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在德國是頗為典型的。我們四點就見面，等著討論晚上八點才發生的事。他們不能容忍任何模稜兩可的事或混亂髮生——不行！不能容忍的。我說：「你們不用管那麼多的。」禮堂非常大，我用英語讀了一篇小說，一切都進展得很順利，非常好。我說：「我接下來回答問題。」然後四個該死的教授就開始回答觀眾提出的問題，還相互討論爭辯，他們討論的問題實在是太學術化、太無聊了，最後觀眾們開始起身離席了。一個年輕的小夥子，是個學生，他四肢伸開躺在出口處——當時一位教授剛發表完自己的長篇大論——大聲嚷道：「無聊，無聊，無聊，無聊，無聊，無聊。」於是我也不管教授們的感受了，我說：「我將回答觀眾們用英語提出的問題。」於是他們又都回來坐下了，接下來很順利……非常有意思的問題！教授們非常生氣。那就是德國。德國的學術界是最爛的。
《巴黎評論》：最近你開始寫一些非虛構類的作品。
萊辛：我剛寫完一本書，一本很短的書，是關於阿富汗情況的。我去參觀了那裡的貧民營。在那裡男人經常去找報紙，而根據伊斯蘭的教義男人不能和女人說話。所以我們把焦點投向了女人。這本書的名字叫《風把我們的話吹走了》（thewindblowsawayourwords）。這是他們的一個士兵說的，他說：「我們大聲呼喊向你們尋求幫助，但是風把我們的話吹走了。」
《巴黎評論》：你作為旁觀者在那裡逗留了很短的時間，（以這麼少的經歷）來寫這麼大的一本書，你是否覺得缺少權威性呢？
萊辛：那麼記者在訪問很短的時間之後是否考慮過他們所帶來的資訊的權威性呢？我的旅途很短，但是相對於很多記者，我在去那裡之前對這些問題進行過幾年的研究，所以我瞭解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這我在書裡講得很清楚）。我還認識一些懂波斯語的人。而這最後一點是很多記者所不具備的條件。
《巴黎評論》：一些美國的記者把你在這本書中的報道方式當成了靶子來批評，他們認為你的這次阿富汗之行是在一個親阿富汗的組織贊助下完成的。你對此作何回應？
萊辛：這是左翼批評的沆瀣一氣，你不能指望這幫人有什麼嚴肅的言論。因為我在書中寫得很清楚，我們的旅行不是任何一個政治機構組織的。我參加了一個叫作「拯救阿富汗」的組織，它是由我的一些朋友建立起來的，我幫助一些人去訪問巴基斯坦，但不給他們經濟上的幫助。我是自費去的，我的同伴們也不例外。這個組織和阿富汗人有緊密的聯絡，包括流亡在外的和在國內作鬥爭的，還有在倫敦作顧問的，等等。他們是我的私人朋友，而不是「政治性」的。目前為止：「拯救阿富汗」沒有在管理上花一個便士，所有的集資工作，無論是在這裡的還是在巴基斯坦的，都是自願完成的。明白說吧：「除了阿富汗人，沒有人從‘拯救阿富汗’組織里得到什麼東西。」
《巴黎評論》：在《簡·薩默斯日記》中你經常用像「假如年輕人知道/假如年紀大的人可以……」這樣的話。有什麼往事是你希望改變的，或者你可以給出什麼建議之類的嗎？
萊辛：我沒有什麼建議。問題的關鍵在於，你一定不相信我所知道的這一切都只是陳詞濫調，所有的話都被人說過了，但你就是不相信你正在變老。人們也不知道他們衰老的速度是多麼的快。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原載《巴黎評論》第一百〇六期，一九八八年春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