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中良華菁/譯
多麗絲·萊辛在位於曼哈頓東四十條的羅伯特·戈特利布家裡接受了採訪。戈特利布先生在克諾夫出版社工作時曾擔任她的編輯多年，而當時他是《紐約客》雜誌的主編。其時，萊辛為了參加菲利浦·葛拉斯以她的小說《八號行星代表的產生》而改編的歌劇的試鏡，在城裡作短暫的停留。她還為歌劇寫了歌詞。歌劇演出的計劃總是在不停地改變，因而是在收發了一陣子的明信片後——萊辛女士一般是通過明信片和別人交流的，而且一般都使用大英博物館的明信片——才最後確定下這次採訪的。
在準備錄音裝置的時候，她說：「這個地方夠吵的，尤其是當你想到我們所在的這個花園是在一排房子後面時。」她指了指對面凱瑟琳·赫本住的公寓房，聊了會兒這個城市。她在倫敦住了近四十年，可還覺得「城市裡的一切都是那麼的特別！」她在別的時候還說過更為讓人吃驚的話，她說：「如果事實證明那些高樓的龐大體積在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影響我們，我一點兒都不會覺得驚訝。」她談到了自己在五歲之前曾在英國待了半年，她說：「我認為孩子們應該多出去走走。帶著孩子出遊非常好，對孩子們很有幫助。當然對於父母來說可能就很麻煩了。」
採訪是在花園天井裡進行的。她頭髮花白，中分往後梳了個小發髻，身著一條短裙，穿著長筒襪，一件寬鬆的襯衣外面罩了一件夾克，和她書籍封面上照片很像。由於最近不停地奔波，她看起來有點兒疲憊。她的聲音很有力，也很有樂感，她的語言既幽默風趣，又辛辣尖酸。
——托馬斯·弗裡克，一九八八年
多麗絲·萊辛長篇小說《倖存者回憶錄》的一頁手稿
《巴黎評論》：你出生在波斯，現在的伊朗，你的父母是怎麼到那裡的？
多麗絲·萊辛：當時我的爸爸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來他就不能再忍受英格蘭了。他發現那裡出奇地狹窄。那些士兵在戰壕裡經歷了太多了，他們不想回家也待在像戰壕一樣的地方。於是他要求他的銀行把他派到別的地方去。他們就把他派到了波斯。在那裡，我們有了一個很大的房子，還有供騎乘的馬。那裡充滿了鄉野氣息，非常漂亮。不久前有人告訴我，那個城市已經變成了一堆瓦礫。這是這個時代的特徵，因為那裡曾是一個有著美麗建築的古老市場。沒有人注意這一點，那麼多的東西都被毀掉了，我們沒有什麼可想的了。他被派到了德黑蘭，那是個非常醜陋的城市，但我媽媽卻非常高興，因為在那裡她變成了使團機構的成員，她非常珍視在那裡度過的每一分每一秒。那裡每天都有晚宴，我的爸爸很討厭這些。他又隨機構回去了。於是一九二四年我們回到英格蘭，去參加了一個很有影響的帝國展覽會（這個展覽會在文學作品中經常被提及）。南羅得西亞的展臺堆了好多的玉米棒子和玉米穗子，橫幅上寫著「五年內你就能致富」之類的廢話。於是我那富有浪漫主義想法的父親就回家收拾了行李。他因為在戰爭中腿部受傷了，所以有一筆撫卹金——不是太多，大概五千英鎊的樣子，他就帶著這些錢和家人一起去了那個陌生的國家當農民去了。他小時候是在科爾切斯特長大的，那時候那個地方還只是個很小的鎮，因而他過過農民孩子的生活。這也是為什麼他會選擇去南羅得西亞。他的故事在當時來說並不新奇。倒是我花了好長時間才適應的。但是在寫《什卡斯塔》的時候，我才發現有好多受過傷的退役兵在那裡生活，英國的、德國的都有，這一發現著實讓我很吃驚。他們都受過傷，而他們又都和自己的另一半一樣，很幸運沒有死在戰場上。
《巴黎評論》：可能我們的越南老兵也和他們差不多，回來後不能適應社會。
萊辛：人們在經歷了那麼多之後是很難再適應這個社會的。那對他們來說要求太高了。
《巴黎評論》：你最近在《格蘭塔》雜誌發表了一篇回憶錄。從題目來看，是關於你媽媽的，可是從某些方面來看更多的是關於你父親的。
萊辛：嗯，你怎麼能把他們分開來呢？她的一生，他們經常這麼說的，完全奉獻給了他。
《巴黎評論》：讀到關於他的黃金預測、他的遠大抱負、他的冒險部分的時候，真讓人覺得很吃驚。
萊辛：嗯，我的父親，他是個很了不起的傢伙。他是一個非常不實際的人，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戰爭。他只是遠離社會，疲於應付。我媽媽是所有事物的組織者，而且把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條。
《巴黎評論》：我覺得他的黃金預測還是挺有科學性和創新性的。
萊辛：他認為，只要你知道方法，預測哪裡有黃金或其他的金屬是完全有可能的。現在看來，這個想法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所以他就一直做實驗。我在一個叫作《黃金國》（eldorado）的故事裡寫到了他，故事是以一種演講的形式寫的。我們生活在一個黃金的國家，小金礦俯拾皆是。
《巴黎評論》：所以那還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萊辛：是的，農場主們總是在車裡放一個錘子或平底鍋，以防不時之需。他們回來的時候經常帶回一些金礦石，當然這些礦石上也就那麼一點點金子。
《巴黎評論》：你小的時候身邊有很多講故事的人嗎？
萊辛：沒有……非洲人講故事，但是我們不被允許和他們在一起。這是非洲生活中最不好的地方。我的意思是，我本來可以擁有豐富多彩的童年生活。但作為一個白人女孩，我只能對這樣的生活望洋興嘆。現在，我參加了英國一個被稱為「講故事學院」的組織。大概三年以前有一些人想復興「講故事」這個藝術形式。他們做得相當好。但問題在於——我只是一個贊助者，參加過幾次活動——人們一想到講故事就會聯想到笑話。所以他們有點兒心灰意冷。還有一些人把講故事集會看成是一種交心的心理治療小組，總有一些人想講他們的個人經歷，你知道的。但是大量的真正的講故事的人被吸引過來了。他們來自世界各地，有些來自非洲。他們是傳統的故事講述者，或是力圖搶救正在消亡的故事的人們。就這樣，這個組織還一直持續著。講故事這一形式還活在人世，是很好的（遺產）。每當倫敦或其他什麼地方有故事集會的時候，觀眾總是非常多的。人們沒有去觀看《達拉斯》，而是來聽故事，那的確是讓人感到驚奇的。
《巴黎評論》：回到倫敦時的感覺怎麼樣？我記得巴拉德第一次從上海回來的時候，覺得非常不舒服；他覺得所有的東西都非常小氣而落後。
萊辛：噢，是的！我感到非常受拘束，灰濛濛的而且很潮溼，所有的東西都顯得很封閉和保守。現在我還是這樣認為的。我覺得到處都很漂亮，但是過於做作。我想象不到有哪一寸的英格蘭風景沒有被刻意安排處理過。我想不到哪裡還有什麼野草。
《巴黎評論》：你有沒有要回到非洲神秘大地的強烈衝動？
萊辛：嗯，我不會在那樣的地方生活的，我為什麼要呢？那裡不可能還像我過去在的時候那樣。三年前我回到辛巴威——她在兩年前剛剛獲得獨立。如果我回去，我一定只能回到過去，那是非常肯定的。我在當下唯一的一項功能就是作為一個象徵物。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我是「改造好了的本地女孩」。在白人的殖民政權裡我是一個壞人。人們對我沒有一句好話。你不知道他們把我想象得多麼壞。不過現在我「好了」。
《巴黎評論》：是不是因為你對黑人的態度而被認為是壞人？
萊辛：我反對白人政權。那裡有顏色隔離政策。「顏色隔離」這個短語現在已經完全過時了。我和黑人接觸的唯一機會就是和僕人在一起的時候。因為晚上九點的宵禁令，你很難和黑人保持一種正常的關係，而且他們生活在赤貧之中，而你則不是。
《巴黎評論》：在《格蘭塔》雜誌上的那篇回憶錄中有你兒時的形象，拖著槍到處亂轉，打獵什麼的……
萊辛：嗯，那個時候那裡有很多獵物。但是現在卻很少了，一個原因就是白人把它們獵殺光了。
《巴黎評論》：在這些早期的日子裡你有成為一個作家的渴望嗎？你提到過經常把你的寫作藏起來不讓媽媽發現，因為她總是對那大驚小怪的。
萊辛：我媽媽是個受了很多挫折的人。她多才多藝，這些能力大部分傳給了我和我的弟弟。她一直希望我們有所成就。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她希望我成為一個音樂家，因為她本人曾是一個非常好的音樂家。我對音樂沒有什麼天分。但是那個時候的所有人都要上音樂課。她總是強迫我們。當然，一定程度上，這是很好的，因為小孩子需要一些強迫的。但是她希望我們學會任何當時流行的東西。所以（作為孩子）要進行自我保護。不過，我覺得所有的孩子應該找出一種能夠擁有自己作品的方式。
《巴黎評論》：我只是想知道，你是否在很早的時候就想成為一個作家。
萊辛：相對於其他的可能而言，我的確還有可能成為一個醫生。我也可能成為一個很好的農場主等等。我之所以成為一個作家是因為生活中的挫折。就像許多其他作家一樣。
《巴黎評論》：人們是否會覺得被欺騙了呢？因為你不是總在某一個營地上耕耘，你嘗試了太多的小說模式了。我想到了那些「科幻小說」迷們，他們非常的小心眼，排斥那些不固守在「科幻小說」這個小圈子裡的作者。
萊辛：嗯，這是有點兒狹隘，的確是有點兒。事實上，那些自認為是這個團體代表的人希望這種封閉的情況能夠有所改善。我之後將作為特邀嘉賓參加在布賴頓舉行的世界科幻小說大會。他們也邀請了兩位蘇聯的科幻小說作者。以前總是有很多麻煩，現在他們希望「公開化」使作家能親自來參加。事實上，在寫作這些晚近的書時，科幻小說之類的想法從來沒有在我的頭腦裡駐足過。直到有人把我的小說當作科幻小說來評論的時候，我才意識到我涉足了這個神秘的領域。確定無疑地，我事實上並不是寫真正的科幻小說。我剛讀了《索拉里斯星》作者斯坦尼斯拉夫·萊姆寫的一本書，現在這本小說已經成了科幻小說中真正的經典之作……充滿了科學的思想。當然，有一半的內容對我來說是浪費，因為我根本不懂它們的意思。但就我能讀懂的那部分而言，它們的確奇妙。我曾經遇到過很多年輕人——有些已經不是特別年輕了。說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們會說：「對不起，我沒有時間讀現實主義的作品。」於是我說：「上帝！但是看看你們為此失去了什麼！這是一種偏見。」但是他們並不想知道。我也經常遇到一些中年朋友，他們說：「對不起，我讀不懂你的非現實主義的東西。」我覺得非常遺憾，這就是為什麼我願意去做那次會議的嘉賓的原因：它真實地展示了一種分裂。
《巴黎評論》：我最喜歡《什卡斯塔》的原因，是它把科幻小說中所有的隱藏起來的或壓抑下去的關於精神的話題都拉了出來，並且把它們放在醒目的位置。
萊辛：我在創作它的時候完全沒有把它當成是科幻小說，完全沒有。我不知道，那真的不能算是一本書的開頭，像「一八八三年，湯姆斯科，下午三點整……」這樣的開頭是完全不合常規的，但這種是我第二喜歡的開頭方式。
《巴黎評論》：你為蘇菲故事和散文寫了很多介紹性的文章，你對蘇菲主義有多大的興趣，或者受到了它多少影響呢？
萊辛：嗯，你知道，我討厭談論這個問題。因為雖然你說得好聽，但是你所說的卻是陳詞濫調。我真的想說的是：我想尋找一些這類的理論來指導自己。所有人都覺得我們需要一個老師。我一直在四處尋找，但是沒有一個能令我滿意，因為他們都只是這個或者那個方面的導師。後來我就聽說了沙哈這個人，他是一個蘇菲派教徒，他真的令我印象深刻。因此從六十年代早期我就開始寫這些東西。很難對這些作一個總結，因為它們都是你的體驗。我想強調的是，很多人到處宣揚「我是個蘇菲教徒」，可能是因為他們讀了一些相關的書，然後覺得非常吸引人。這樣的做法和任何真正的蘇菲教徒的言行都是悖逆的。一些偉大的蘇菲教徒會說：「我從來不會說自己是一個蘇菲，因為這個名字太大了。」但是我時常收到這樣的信：「你好，多麗絲，我聽說你也是一個蘇菲教徒！」我真的不知道說什麼好。我傾向於不理他們。
《巴黎評論》：我想人們是想把你當成一個導師，政治上的或是哲學上的。
萊辛：我想人們一直在尋找導師。成為導師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那很可怕。我有一次在這裡——紐約，看到一些奇妙的事情。那應該是在七十年代的早期，那個導師的時代。有一個人總是穿著一件金黃色的袍子坐在中心公園裡。他從來不張嘴說話，只是呆坐著。他在午餐的時間出現。顯然他看起來像一個聖者，從四面八方來的人也恭恭敬敬地靜坐在他身邊。這樣一直持續了幾個月。最後他感到厭煩了，所以就離開了。是的，（做導師）就是這麼容易。
《巴黎評論》：讓我再來問您一個這一類的問題。你是否覺得「轉世再生」是個可行的概念？
萊辛：嗯，我覺得這是個很吸引人的概念。我自己對此並不相信。我更傾向於認為我們在自己漫長的旅途中對這個世界進行了一次淺嘗輒止的探索。
《巴黎評論》：也就是說這個星球只是其中一站？
萊辛：我們並沒有被鼓勵花費很多的時間去冥思苦想——我說的是跟沙哈學習的人。因為還有更緊迫的事情等待我們去做。當然，對這些事情的冥想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我甚至希望寫一些與此有關的書。但是就目前我的情況來看，在《什卡斯塔》裡，「轉世再生」的素材只是一個隱喻，或者是一個文學觀點，雖然我知道有些人把這本書當成了某種教科書。
《巴黎評論》：預言類的書？
萊辛：這是講故事的一種方式——我們那些偉大的宗教裡都有著相呼應的觀點。在《什卡斯塔》的前言裡我曾寫道，如果你讀過《舊約》《新約》《次經》和《古蘭經》，你會發現一個連貫的故事。這些宗教中有些相似的觀點，其中一點就是關於最後的大戰或者天啟或者其他什麼的。所以我就想來發展這個觀點。我把它稱為「太空小說」（spacefiction），因為沒有更合適的名字。
《巴黎評論》：我有一種感覺，你是一個極度感性的小說家，所以你在寫作的時候不作具體的計劃什麼的，而是一點點地感覺和發現。是這樣麼，或者不是？
萊辛：嗯，我有個大概的計劃，是的。但是這並不是說這裡就沒有多餘的空間，在我寫作的過程中，很可能會有一兩個古怪的傢伙突然冒出來。在《好恐怖分子》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很清楚我下一步要寫什麼。哈羅德商場的爆炸是這個故事的起點。我想如果寫一個無所事事的團伙參與爆炸行動將會是非常有意思的，他們沒有什麼能耐，只有業餘水平。我有一箇中心人物，我知道一些和艾麗絲類似的人。她有母性般的愛心，為鯨魚、海豹和環境問題而擔心，但是卻又在同時說著這樣的話：「你不可能不打破雞蛋而得到煎蛋。」她也還可能想著毫不猶豫地殺死一大群人。我想得越多，故事就越有意思。於是就有了她。我知道她那個男朋友，我腦子裡有一個我所需要人物的粗線條的形象。我想要各種各樣的角色，於是就產生了這對同性戀姊妹花。但是接下來真正讓我感興趣的是那些不在計劃之中的角色，比如費伊。後來他也變成了這幫被毀掉的人之中的一員，這是非常令我驚奇的。那個小壞蛋菲利浦是這樣產生的：當時我聽說有一個非常脆弱的年輕人，二十一歲或二十二歲的樣子，他失業了，但是總有人給他一些活做，當然，只是一些體力活，比如從卡車上搬大卷的紙。你也許會覺得他們是神經病！所以他就總是在最後三天裡被騙而得不到錢。我覺得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書。
《巴黎評論》：真的嗎？
萊辛：是的，從一定程度上講，很可笑。我們總是談論那些按照常理我們覺得應該會發生的事，而且所有的事都很有功效。事實上，我們所經歷的事情都是一片混亂，我是說所有的一切！所以為什麼要讓這個（小說）例外呢？所以我不相信那些效率特別高的恐怖分子。
《巴黎評論》：陰謀，等等？
萊辛：還會繼續這樣地混亂和混沌下去。
《巴黎評論》：你會同時編造幾個故事嗎？
萊辛：不會的。我確實有的時候會把之前寫的稿子收起來放到一邊去，然後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但是總的來說我喜歡做完一件事情再做另一件。
《巴黎評論》：我可以想象你從頭至尾地專注於一件事，而不是把一些事混起來做……
萊辛：是的，我是這樣。我從來不用別的方式做事。如果你斷斷續續地寫，你就會損害文章形式上的連續性，而這是非常重要的。那是一種內在的連續性。只有當你想重塑它們的時候才能感受到它們的存在。
《巴黎評論》：你是否有這樣的感覺，你在寫作時會滲入到你使用的各種文體內部？比如說，《好恐怖分子》，甚至像《簡·薩默斯日記》此類書中的現實主義視角要比你早期的現實主義更為超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