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勒：沒有。任何東西只要開始寫了我就不會半途而廢。我非得等到整個東西都在我腦子裡清晰可見時才會動筆。
《巴黎評論》：你的素材還有其他來源渠道嗎？
海勒：許多是從朋友們那裡搜尋來的。比如梅爾·布魯克斯、喬治·孟德爾，尤其是孟德爾。他講過自己在戰爭中的經歷。有一次，他告訴我，他跟一個隨軍心理醫生交談過，這個醫生問他都做些什麼夢，喬治就編了一個，說做過一個手裡拿著一條魚的夢，這只是用在《第二十二條軍規》中的微不足道的部分。我從他那裡得到的東西太多了。他有一次得了一種非常奇怪的疼痛病。他的唾腺裡發現了一粒結石。這種病非常罕見。我們會說那可能是一粒非常小的結石。後來，這個情節寫進了《第二十二條軍規》裡醫院發生記錄混淆的情景。就在一年前，孟德爾忽然意識到，舒拉富特一家已不在紐約，《世界電訊報》也不再發行——不知為什麼他沒有注意到，他說：「天吶，過不了多久，就什麼也沒有了。」這句話也記在一張卡片上，用在《出事了》中跟鮑勃·斯洛克姆有關的一個情節裡。他的幫助真的挺大。
《巴黎評論》：能否談談閱讀對你的影響？
海勒：每過一陣子我就能識別出某種影響來。在《出事了》中，有一頁半的篇幅，是我在讀亨利·詹姆斯作品的時期寫的……比如「噢？」（ah?）這個詞的使用。當斯洛克姆告訴那位精神分析師他沒有聽幻覺，只是老聞到有股糞便的味道時，精神分析師說「噢？」，這樣說了好多次。這個用法就出自亨利·詹姆斯的《奉使記》。這樣的影響不是特別明顯。
《巴黎評論》：跟當代作家有什麼私人聯絡嗎？這種接觸有何益處嗎？
海勒：我覺得作家之間相處時並不很自在。當然，我們可以交談上幾分鐘，但我覺得我們並不想交際。因為在跟他交談的那個人心目中總是有一種敏感的作家地位高低意識。我發現兩個作家之間的談話帶有公然先發制人的味道。聽著這樣的話我心裡總是不舒服——比如「我挺喜歡你的作品」。我經常聽到這樣的話。其實，這樣說帶有一種高高在上的屈尊色彩。如果這個人什麼也不寫會怎麼樣呢？他根本就不會被人說起。這種關係是作家之間特有的——畢竟，我們的地位永遠不會遭到他人的挑戰，比如珠寶商或服裝製造商。我認為兩個很成功的小說家，如果他們繼續寫作，恐怕很難親密相處，相安無事到中年——我不相信人性會容忍這種情況存在。事實是，我連可以在一起待整整一週末的人都不多……住在一個房子裡或者一起去釣魚，除非我跟他們非常熟悉，我去的話大家可以無拘無束自行其是。我不是非要取悅他們。在一部長篇小說中，絕對不可能花六十頁的篇幅描寫這種關係。
《巴黎評論》：你不想跟鮑勃·斯洛克姆繼續來場釣魚之旅嗎？
海勒：不想。
《巴黎評論》：《出事了》與你的個人經歷之間的密切程度有多大？
海勒：我不想讓自己的任何作品有自傳成分。在某種程度上這些著作都是基於某些經驗——《出事了》是描寫某人在一家公司（我也幹過）工作、有自己的家庭（我也有），但同時它是在更宏觀意義上基於我作為他人觀察者以及其他作家的讀者這樣一個身份經驗寫出來的。畢竟，它是一部想象性的虛構作品，小說創作最關鍵的一點是你要不斷地面臨選擇：會是誰？會發生什麼？幾年前，我的妻子和孩子想當然地以為《出事了》是對他們家庭生活的曝光。我真誠地告訴他們，這部小說並不是寫他們。我不覺得（我是以半開玩笑地告訴妻子的）她還沒有好玩和有趣到——在這個意義上我本人也是如此——值得寫一部長篇。
我沒有跟腦部受過損傷的孩子打交道的經驗。但是最後，鮑勃體會到的那種不知如何是好的不安全感在有過類似經歷的父母看來相當常見……即所謂的「拒絕」……拒絕現存環境。每當斯洛克姆談起這個孩子時，他就開始焦慮起來——這種反應是很準確的。
《巴黎評論》：可否談談你對這兩部小說的比較？
海勒：我覺得這兩本書有個不同之處，《第二十二條軍規》關心的是肉體生存，如何抵禦想要摧毀生命或者道德自我的外部力量或者體制，而《出事了》很大程度上處理的是內在的、心理的生存問題。在後一種生存裡，我們的戰場就是一個人的各種願望、這些願望能否實現、孩子們還小的時候以及長大後我們與他們的親密關係，還有我們自己對與逐漸年邁的父母的關係的記憶——這些都是《出事了》所要處理的惱人問題。當然了，這些問題要比《第二十二條軍規》所處理的問題難很多。面對阿道夫·希特勒或者一個不稱職乃至腐敗的人，或者面對一個無情之徒，我們知道危險所在，而且也知道如何應對。《出事了》中有這樣一句話：「戰爭結束後，戰鬥才開始。」
《巴黎評論》：寫《出事了》中直到結尾時才出來的那個「毛病」的高潮段落，花了你多長時間？
海勒：兩分鐘。多年前在小火島，我坐在那個平臺上的時候，一切就都已經完成了。
《巴黎評論》：取書名對你來說容易嗎？
海勒：只有很少幾個比較容易。《出事了》的書名是在一九六三年秋天出現的，當時我正在跟喬治·蒙代爾散步，經過科爾維特或布倫塔諾家，有個孩子跑過來，回頭對另外一個什麼人高喊：「嗨，快點，出事了。」——我猜估計是車禍之類的事情。
《巴黎評論》：你好像說過，寫作的時候音樂很重要是吧？
海勒：音樂能夠消除那些會讓我分心的噪聲——比如水龍頭漏水的聲音，我女兒在房間別處播放的搖滾樂，或者從院子對面傳來的別人家收音機的聲音。我有很多磁帶。我主要聽巴赫，他的合唱樂。貝多芬當然沒問題，他是很偉大的，但對我來說，巴赫最好。
《巴黎評論》：你都有哪些必要的寫作約束？
海勒：我從不跟別人共進社交午餐。不跟別人共進午餐的意思就是我不喝馬提尼酒，那往往意味著這個下午可能一個字也寫不出來了，因為喝過兩杯馬提尼後我就只能看看報紙了。
《巴黎評論》：可是，還有大量的時間……
海勒：我是個離奇的寫得巨慢的作家。我說「離奇」是因為此事無法解釋。我是坐在小火島平臺過了兩年後才開始寫《出事了》的。在此期間，我寫過一齣音樂喜劇，為《性與單身女郎》寫過最後一集的劇本，然後又寫了一部最後成為《麥克哈爾海軍》的領航員什麼的電視劇——這些東西沒有一個重要的。後來要寫《我們轟炸了新港》又讓我忙了起來——實際寫作（只花了六個星期）倒沒有花很長的時間，精力都用在兩個製作上了。最後看來所有這些耽擱都是好事。當我在已經寫成的二百五十頁的基礎上重新開始動筆時，我已經不喜歡前兩年寫的那些內容了。我能夠用自己希望的方式來寫這本書。我經歷了很多事情，也讀了不少作品。最初的五十頁變成一百二十頁，第二部分三十頁變成了八十頁，寫妻子的那部分由七十頁變成一百頁——所有這些無論結構還是語氣都跟我最初的構想有了很大的不同。這種情況在寫每本小說的時候都出現過。最初，我以為《第二十二條軍規》不會很長，頂多是個小長篇。增加的部分不是什麼填料而是有其獨特意義和特質的實質性的東西。寫完《第二十二條軍規》所用的時間比我預計的要多出四五年。我覺得這是我要寫的唯一的一本書，所以我是全力以赴。其實，我從來就沒有十分的把握覺得自己會成為一名作家。我寫《第二十二條軍規》時心想，寫長篇小說也許是個挺管用的消磨時間的方式。我還記得寫到三分之一時，我的經紀人把它拿給編輯看，如果他們都說「不好」的話，我就用不著把它寫完了。我還沒有那種自戀的動力，不是那種花幾年時間寫一本沒人有興趣出版的書的自大狂。正如後來所出現的情況那樣，沒費多大勁就找到一個出版商。順便說一句，《第二十二條軍規》是我平生寫的第一部長篇。
《巴黎評論》：成功對你的生活或者寫作態度有改變嗎？
海勒：我認為沒有。原因之一是，對我來說，成功來得太晚了。我不覺得年少成名是一件好事。如果你已經得到了所有夢寐以求的東西，未來還能給予你什麼呢？一個作家在一生中只會被發現一次，如果被發現得太早，他將無法與那一時刻相匹配，這會對他的個性並肯定會對他的寫作本身產生腐蝕性影響。
《巴黎評論》：這好像是一個極具美國特色的困境。
海勒：這一問題源自困擾著美國成功人士的那種根本的不安全感，特別是那些憑藉自我奮鬥在具有極高風險因素的領域中獲得成功的美國人。他們始終覺得自己不配享有那樣的成功，或者覺得那樣的成功不會長久。事實上，他們害怕自己的下部作品會使他們失去業已獲得的一切……有點像賭博時把最初的本錢和贏得的賭注雙雙押在了輪盤上……連續五次都賭黑。演員也有同樣的痛苦。他們不敢相信自己業已取得的成功。他們堅信會出現一個像克勞德·雷恩斯一樣的天使，說自己犯了個錯誤，並且說「我們會把這一切都拿走」，對此我本人也難以免疫。這對我同樣是一個巨大的困擾，但我傾向於認為自己能克服這個障礙。如果我年僅二十八歲就已寫完了兩本書，那麼，我會憂心忡忡。那還很不夠。但我現在五十一歲了，才完成了兩本書，那就意味著下一本書得到我將近七十歲時才會出現了，我還可以優哉遊哉好長一段時間。
《巴黎評論》：你是否想過從此以後可能什麼也寫不出來了？
海勒：如果我覺得自己無論怎麼都想不出下一部小說該寫什麼——湧現不出可以讓我看到整部作品輪廓的一個句子，我也不會為此感到痛苦。我會這樣想，現在我手上已經有兩本書了。我可以心滿意足地把它們當作自己的終生之作，完全可以優哉遊哉地找別的事兒幹了。我已經相當幸運了。我已經寫出兩本不同尋常而且取得非同尋常成功的書了。
《巴黎評論》：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寫東西的？
海勒：我上六年級的時候就想當作家——當然我只是幻想，並沒有付諸行動。我想在《紐約客》或者紐約的《每日新聞》上發表文章，當時，每日新聞每天要刊登一篇小說。我記得自己寫了一篇俄國入侵芬蘭的短篇，投給《每日新聞》，當然是遭到拒絕了。我當時只有十一歲。我寫的所有的東西都是模仿自己讀過的作品：我哥哥或姐姐帶回家的雜誌，我們住的康尼島流動圖書室的東西，我還記得一九三〇年代傑摩·威德曼的作品比現在寫得好。一九四八年，我的第一個短篇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了，而且差點兒榮獲「大西洋一等獎」，我興奮極了。大致與此同時，諾曼·梅勒的《裸者與死者》出版，他上了《星期六文學評論》的封面。我們的年齡差不多——都是二十六或者二十七歲——這事讓我感到很氣餒。
《巴黎評論》：你還寫過其他型別的東西嗎？你考慮過寫非虛構性作品嗎？
海勒：我寫的非虛構性的東西都不太好，因為我寫得很辛苦，我只能集中精力攻自己做得來的領域。我覺得自己太自我了，不適合當新聞記者。我是那種喜歡賣弄的傢伙。我寫東西時，要別人都注意到我跟別人乾的不是一回事。一個新聞記者——至少是我欽佩的那些記者——是那種能夠讓我忘記他的存在，讓我專心於文章主題而非作者個性的人。新聞記者和小說家的智力性質完全不同。新聞記者是用打字機直接寫東西。他們從來不打底稿。他們的思維流程是開頭、發展、結論——一切幾乎都是自動生成的。我很嫉妒那種才華。但是，如果讓我擁有，我就會去當新聞記者。你不可能二者兼備。
《巴黎評論》：自從寫完《出事了》後，還有什麼第一個句子在你頭腦中出現過嗎？
海勒：好多呢！我覺得，當一本書寫完了，如果編輯也喜歡，把它交上去，作者會經歷一個緊張的瘋狂期。有的作家會去投資加拿大銅礦，有的會更換經紀人或者妻子，有的會自殺，有的會在幻覺中聽到各種聲音。那段時間想要堅信自己的判斷是很難的。作者一定會很忙碌，也很熱心。我想起來了，這次想到的第一個句子是：「那小子，他們說，出生於一個老闆家，但坦率地說我表示懷疑。」這個句子不壞，但我覺得不可能從中演變出一部書來……我又經過一番深思，很喜歡這個創意，但它不可避免地啟發我聯想到t.s.艾略特寫的一個開首句，我想是在《聖灰星期三》中吧，東方三博士向老闆走去，「一股冷氣襲來，我們都感覺到了」——然後我就放棄它了。所以，我繼續等待下一個句子不期而至。
（原載《巴黎評論》第六十期，一九七四年冬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