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勒：我對於文學界在面對暴力時的敵意十分敏感。那是個一切都不確定的時期，我們不知道能不能走完那個世紀。我們也都適應了——我們現在仍然還懷有這種不確定性。這時，個人暴力被認為是非常令人厭惡的，不許談論。而在我看來，暴力時刻就是存在時刻。它們就是生活。於是有人看著它們說，或許我可以拿它做點什麼有意義的事。
《巴黎評論》：那比如你看看像李·哈維·奧斯瓦爾德這樣的把自己的名字和一件可怕地暴力事件永遠聯絡在一起的人——你看到了什麼？
梅勒：嗯，首先，我得決定他是否是真兇。當我開始寫《奧斯瓦爾德的故事》時，我覺得自己要是能去一趟俄國的話可能會有更多發現。我相信背後肯定有陰謀。而且我越是瞭解奧斯瓦爾德就越來越相信就算他是陰謀中的一員的話，他也只是個跑腿的角色。他絕不是在某種陰謀中起重要作用的人，因為他是個不合群的人。他太驕傲了。他想獨自一個人幹這件大事。我當然可能整件事就弄錯了。因為我說奧斯瓦爾德殺了約翰·f.肯尼迪時，我也是順著情報官員結論說的。這意味著我也是百分之七十五地肯定他殺了肯尼迪。當然，如果有人拿出確鑿無疑的證據證明他參與了陰謀，我也只能承認我錯了。但我認為他幹這事原因很簡單，就是他想出名。他想不朽。這點在他身上特別突出。再加上他有蘇聯和美國的經歷，他把大規模暴力轉換成了個人暴力，終於覺得自己在現實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巴黎評論》：你還堅持你文章《白種黑鬼》當中的觀點嗎？
梅勒：我還堅持認為肯定有那麼一部分人——尤其是年輕人——他們的生活質量完全依賴於他們的性高潮。換句話說，他們一個接一個地尋找能給他們帶來更大高潮的姑娘。這就是他們的追求，這就是他們的愛情觀念。誰能說他們錯了呢？高潮是我們自身一種非常深層的表達。很多黑人非常恨我，因為我在進行高潮調查的時候問的黑人比白人多。我想的是，因為他們在很多方面被剝奪了成功機會，所以這時多重視他們一點是合理的。
《巴黎評論》：我想跟你談談作家是怎麼昇華現實素材的。勞倫斯·席勒幫你採訪的加里·吉爾摩和李·哈維·奧斯瓦爾德的故事。那麼你能談談怎麼把事實變成藝術的嗎？
梅勒：要說得藝術化些嗎？好吧。拉里做了對吉爾摩的三分一，也許一半的採訪吧——量非常的大。然後我也做了很多次，而我的助手朱迪絲·麥克納利採訪了所有的律師，因為她很擅長這個。最終我們有了大約三百個採訪記錄，我可能參與了其中的一半。之後，就有點像是把楓樹汁弄成糖漿——整天放在爐子上熬，熬到最後就是精華了。我們的第二步是把它們變成虛構的形式。
這時我意識到事實和虛構之間有一個有趣的互反關係，這種感覺我都沒法論證和解釋，就是我越儘量地描寫實際情況，它就越顯得虛構化。當你有了一大堆乾巴巴的事即時，麻煩的是這些事實大都不是——我想說什麼來著——精練的。它們上句不接下句，到處都是補丁，變形和誇張。還常常不能保證真實。通常來講，你都不用把所有這些事實湊起來，所以不管你怎麼努力怎麼認真，這個故事最後常常是和現實相背離的。
《巴黎評論》：太精彩了，接著說。
梅勒：好的。我說到這裡意思是任何歷史要是完全靠事實建立起來的話就會充滿錯誤，會誤導。必須靠人腦才能把曾經的現實綜合起來。今天，現實已經不一定非得是曾經發生的那起事件了，而必須是人們有限的腦子裡能容納的現實，是事情將會怎麼發生的可能性。這是跟以前完全不同之處。如果你讀完一本書後說事情很可能就是這樣發生的啊，你的思想就豐富了。我對於《劊子手之歌》的素材處理的原則是，這些東西如果仔細檢查再檢查，刪減再提煉的話，就可以開創出一個現有素材的秩序，我稱之為虛構。之所以是虛構的，是因為它有生氣了。這就有很大不同了。如果你把事實用這樣的方法堆砌起來，讓它們獲得了自己的生氣之後再給讀者，那你就是在寫小說。小說不止是故事或傳奇，也不是因為它與真實相對，講的都是非真實的事實才叫小說。你可以寫真人真事，可它還是小說。
《巴黎評論》：下面的問題你肯定不是很樂意聽到。當你寫《夜幕下的大軍》時你感覺那是小說嗎？
梅勒：哦，嗯，我沒有帶著「作為小說的歷史和作為歷史的小說」這個標籤去幹活。直到今天，我也還不確定我當時寫那本書的時候到底做的是什麼。我認為《夜幕下的大軍》不是小說。那本書是我所能寫的最真實的了。它是自傳性的敘述，這跟小說可不是一回事了。
《巴黎評論》：你的兩部普利策獲獎小說都是基於真人真事寫的，你對此有什麼想法嗎？
梅勒：有人用不容置疑的口氣說，梅勒當然是個非虛構文學的作者——他不是真正的小說家。對，這讓我很惱火。因為說這話的人顯然不熟悉我的作品。沒人讀了《妓女的鬼影》後會說它不是小說，對吧？沒人能讀完了《古代的傍晚》後敢說它不是小說。他們只是不熟悉我的這些作品，就這麼回事。他們就憑他們讀過的幾本碰巧是非虛構的書就下結論了。
我承認我這些年來有喜歡寫非虛構作品的問題。我之所以熱衷寫非虛構的作品是因為它比寫小說更簡單些。你不用擔心故事怎麼編。
《巴黎評論》：這可不行，諾曼。這樣不對。
梅勒：不，你等我說完。如果你寫的是虛構作品，你可以讓你的故事隨便發生在任何一個早上。你可以讓你的主人公去做一件對你目前來說非常嚴肅的事，然後你就得順著這個行動去寫了，你必須著眼於這個行動的一系列後果來寫。兩個後，六個月後，最可怕的是，直到兩年後，你突然醒悟過來你一開始那天就走錯了。這在寫小說的時候是屢見不鮮的，足以把你嚇死。
《巴黎評論》：好吧。可你不會說你之所以寫非虛構作品是因為它寫起來容易吧？
梅勒：不——當然不。我寫非虛構作品是因為這些工作來找的我。比如《夢露傳記》，當時司各特·梅瑞迪斯是我的經紀人。他打電話來說他拿到了一個為瑪麗蓮·夢露寫兩萬五千字的傳記的代理，價錢很好。然後他就說了數目。
《巴黎評論》：多少錢？
梅勒：根據當時的記錄是五萬美元。那時候這可是個大價錢。司各特對我說，你看，諾曼，這價錢真的挺好，但是別寫太多了。結果我寫著寫著被夢露吸引了，最後交稿時是九萬五千字。這樣，五萬美元最終也就成了一般的報酬而不是意外橫財了。我要說的是，這部書寫起來很順手。我不用做太多思考。這位金髮美女的生活已經令人難以置信了，根本不用再去創作什麼——素材就在那兒擺著呢。最重要的是，寫這本書讓我對真實的事實和虛假的事實有了很多經驗。要知道，那時我成天跟一群騙子打交道。好萊塢的每一個人都是誇大，歪曲，裁剪或者操控故事的高手，所以你就得像情報人員一樣去甄別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
《巴黎評論》：你是不是有點喜歡做情報人員的這個狀態？
梅勒：答對了！我有一次給《名利場》寫一個關於沃倫·貝蒂的故事。我很喜歡他，我覺得他也喜歡我。我還想讓他參選美國總統呢。那是一九九一年，他當然不同意。後來亞里安娜·休芬頓寫信建議他參選總統。於是我就給沃倫打電話說，你當副總統行嗎？他回答說，好啊，好啊，你想幹什麼？情報局長，我告訴他。那就你了，他說。然後我們就笑啊。哎，要是沃倫·貝蒂當了總統就好了。
《巴黎評論》：福樓拜覺得讀者可能會發現愛瑪·包法利的模特和作者非常接近。那在你筆下的眾多人物中，有沒有一個你可能會說，比如阿道夫·希特勒，就是我？
梅勒：我在寫沃倫的故事的時候，去看了沃倫·貝蒂主演的電影《巴格西》，那時還沒公映呢。《巴格西》中的暴力是很突出的。雖然沃倫·貝蒂平時看上去很活躍，有點像運動員，可你不會覺得他暴力。所以，當看到他令人信服地飾演了這個暴力角色時很是驚訝。我跟他說，你不怕你的朋友們從此在你身邊會不舒服嗎？他說，哦，不會，我絕大多數的朋友都是演員，他們能理解。要演好一個人你只需要不超過百分之五像這個人就行。然後他咧嘴笑笑說，當然，如果你要是有百分之七十五像就更方便了。所以我說，寫希特勒，我只要百分之五的相似度就夠了。
《巴黎評論》：你寫出來的可遠不止百分之五。
梅勒：你要把你全部的火力集中到一起來。這就是為什麼很少有人能成為成功的小說家並保持成功的原因。他們很有才華，但是還得把力量集中起來做事。這裡就有些不是那麼舒坦的事了。比如，做一個小說家意味著你得準備過一種苦行僧的生活。當你真的開始寫作的時候，就得連續十天坐在那兒，對你的伴侶，對任何人都不搭理。你也不想被搭理，你不想接電話，甚至都不大想跟你的孩子說話——你只想獨自待著寫作。這很困難。而且每天早上你都得到那兒面對著空白的紙張重新開始。所以，幹這一行要求的不是一般的集中精力。你必須努力進入一種精神上的壓抑才能達到思考的境界。你不是自己在想，你要以推動這部小說的人物的身份去思考。
《巴黎評論》：你有沒有過百分之七十五的情況，就是覺得你對這個人物把握特別大的時候？我的意思是說你從心底瞭解這個人物，而不僅僅是他妻子們的名字和他們有過多少次約會。比如說畢加索。
梅勒：要是那樣就容易了。可是沒有，從來也沒超過百分之七十五。總是少於一半。我是說，這些都是非同尋常的人。像你提到的李·哈維·奧斯瓦爾德，加里·吉爾摩，瑪麗蓮·夢露，希特勒。他們之間有什麼共同特性？他們基本上都是沒有根的人——都是不會有身份認同危機的人。
《巴黎評論》：那穆罕默德·阿里呢？
梅勒：哦，我覺得他每隔幾年就得重新打造自己的身份。
《巴黎評論》：為什麼？
梅勒：阿里關注的不僅是拳手，還有賽場，還有觀眾。他有著絕對的清醒。所以每次他的地位轉換了，他大起大落好幾次呢，每次他都會變成不同的人。所以，他有身份危機。或者叫調整，身份轉換。
《巴黎評論》：耶穌基督呢？
梅勒：如果你知道自己是上帝的獨生子，你的身份危機就多了。
《巴黎評論》：你一直對那些著名人物的光輝與苦難情有獨鍾，但是對於家庭生活的細節或是美國大眾下筆不是很多。索爾·貝婁就把他周圍發生的大大小小的事都寫進了小說裡。你曾經有過六次婚姻，可是卻從來沒像他那樣利用過這些經歷。
梅勒：確實沒有，有原因的——就是，我認為你生活中的基本經驗是你想象的水晶球，你可以把你的想象用不同角度的光線來照射。光線照過來，你可以從這邊放它過去，也可以從那邊放它過去，不同的角度就會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敘述，寫成不同的小說。就像演員的表演一樣。我從來都沒有直接描寫我的任何一個妻子，我甚至也從來沒寫過我的任何一位妻子。但我肯定寫過這些妻子們不同的特性，我的孩子們的特性，因為我不信任直接使用僅僅一個人的經驗。我覺得要是你這樣做的話，你就取消了其他的可能性。
《巴黎評論》：現在，要想跟你談論虛構藝術而不涉及政治是不可能的了。你也曾經自詡為左翼保守派。
梅勒：我還是。我就是左翼保守派。
《巴黎評論》：那我們來聊聊新保守主義吧。它現在在美國可盛行了。我很好奇你跟諾曼·波德霍茲他們的關係，這些人都是在長時期奮鬥之後，偏離最初方向比較遠的人。
梅勒：嗯，我能理解他們。而且，事實上，我覺得我對波德霍茲的轉變還負有一定的責任。他和我曾經是很好的朋友。他寫了本書叫《成功》，遭到了嚴厲抨擊。他在左派裡很不受歡迎。我一直都不明白他為什麼這麼不遭人待見。可是他們大肆糟蹋這本書，你都難以想象。那情景實在不太好看。那時我還沒讀這本書——或者說我剛讀了一半，覺得還挺好的。我看見他們這麼糟蹋它就對波德霍茲說，我也來寫個評論吧。於是我就把後半部也讀完了，這才發現這本書前後矛盾。後半部簡直是太可怕了。前半部裡，他的理論是左派的那些小秘密，都是藝術家和知識分子所熟知的，想發揚光大的，想使之成功的思想。不過他們都只是私底下藏著，沒讓外人知道。但這些他們從來不談論的東西才是他們真正的動機。你可以談性，但是你不能談理想，談對功成名就的渴望。他就全給兜出來了。然後他開始描繪左派裡的各個成功人物——全是些偽善的，甜美的小畫像，我們這些圈內人一看就知道不是這麼回事。我對於他能如此背叛自己的書嚇壞了。這是徹頭徹尾的失敗——換句話說，你如果想要在理論上強大的話，你最好是在細節上也夠堅實。這才能算是一本好書。要兩頭硬。他卻兩頭都不是。
於是最終我也開始嘲諷他這本書。而且我還特別不留情。現在回頭想想，我可能有點太過了。他陷入了低潮，躲起來大概有一年……啥也沒幹。只是編他的雜誌，聽音樂，幾乎不見什麼人。之後，他就轉向右派了。不僅僅是站到右邊，而是要比右派還右派。所以，我覺得我有責任，在把他推向那邊的過程中是有責任的。這很糟糕，因為現在他開始為他在右派那邊所犯的錯比如說支援伊拉克戰爭付出代價了。那他也得受著——他必須得為他新保守主義的愚蠢行為負責。
《巴黎評論》：政治是你的激情所在——而且是在行動層面上，有一陣子也在寫作層面上。那你實現了你希望的政治局面了嗎？
梅勒：如果你是個政治性作者，你就會一輩子攻擊你政治上憎惡的東西。可能成效甚微。但是你內心就有這種衝動。一度我還進入政壇兩次參選紐約市長，以為我能夠改變現狀，結果我發現還不如參加個足球隊呢，那時我對足球一竅不通。
《巴黎評論》：一九六九年的市長競選標誌著你政治生涯的結束。
梅勒：不過之後我明白了幾件事。其中之一是我沒有足夠的耐力，我是說這種三四個月的競選運動對我的年紀來說太辛苦了，我一直覺得很累。我們在媒體上幾乎沒有聲音。很多時候，似乎我們只是自己在跟牆打。我當時說的話後來廣為流傳的一句就是你不可能指望一個新生就能選上兄弟會主席。不過我剛說完這話，吉米·卡特就當上了總統。他打破了規則，但是他不是個成功的總統。
《巴黎評論》：那你一定很好奇捷克作家瓦茨拉夫·哈維爾是怎麼又當總統又當作家的？
梅勒：我不大清楚他的事業。我們曾經見過一次，好像不大愉快。因為我去過哈瓦那，就談起了見卡斯特羅的經歷，說他是個有意思的人，這其實也不可否認。但是哈維爾一言不發。顯然我不是個他認為需要發展關係的人。所以我的感覺是，嘿，你告訴我一邊去？我也就叫你一邊去！他激起了我身上老布魯克林人的驕傲。
《巴黎評論》：但在某些層面上你們倆是能理解的？
梅勒：我理解，可我覺得這是氣量小。對，他是一輩子都在和共產主義做鬥爭，他討厭他們，但是你得會區分啊。共產主義者裡也有比較好的人。要說地球上還有一個的話，那就是菲德爾·卡斯特羅。我的意思是說，共產主義者中間的區別也大了——那個迫害哈維爾的普通共產黨人只是個官僚，他只是上行下效，混口飯吃，他之所以成為一個迫害者，是因為他是個庸才。而卡斯特羅則不同，每一個美國總統都很恨他，原因很簡單，就是他領導的國家敢於戰勝美國。他們是怎麼當上總統的？通過和他們幾十年來一直都鄙視的人握手上臺的。哈維爾應當能夠看清楚這區別。
《巴黎評論》：弗蘭納裡·奧康納曾經問過一個問題，「誰在充當美國的代言人？」她給的答案是廣告公司。你能覺得什麼時候美國小說家可以成為這個問題的答案呢？
梅勒：不，現在不行。我也很沮喪。我希望我能更肯定一些。但是商人們已經掌握了這個國家。美國倫理裡有一個深遠的轉變。我們過去是個為自己製造的產品自豪的國家，它們不一定是最棒的、最漂亮的或最精確的，但我們產品的絕對對得起我們的經濟繁榮。現在這個國家只為營銷而自豪。
《巴黎評論》：f.司各特·菲茨傑拉德那時候知道美國已經幻想上癮了。但現在是不是可以說美國人更加沉浸在自欺欺人當中呢？
梅勒：說到外交事務，我們從二戰以來就一直生活在謊言中。現在，大概是戰後五年或者十年起裡，俄國是個意識形態威脅，因為他們對於貧窮國家有很大吸引力。這沒問題。後來，他們不景氣了，不再是我們的巨大威脅了。可是四十多年來，冷戰還是持續不斷，我們一直讓美國人以為自己還處在一場意識形態之戰中，我們必須得贏。於是就有一大堆狗屎，就像岩漿一樣慢慢流入美國人的腦子裡。
這個國家大多數人都信仰耶穌基督。他們認為同情是最偉大的美德。但是我們只有在禮拜天才相信這一點。至於其他六天，我們是激烈競爭的國家。我們忙得跟個鬼似的就為了比鄰居多掙點錢。文化是美國人反應最慢的一個詞。一個歐洲人清楚地知道文化意味著什麼，他們的建築裡，彎彎的街道上充滿了文化。而我們的大街都是直來直去的，因為這是到達市場最快的路。所以，美國人的生活中有巨大的負罪感，這種負罪感就是我們不是好的基督徒。卡爾·羅夫模式——愚蠢加愛國主義——就粉墨登場了。兩黨的宣傳機器，尤其是共和黨的，主要就是灌輸我們是個高尚，正義的國家，想的全是為了這個世界更美好，我們是上帝保佑的國家，上帝也希望我們成功，我們是上帝的專案。在這種口號之下，還存在著一種持續的羞恥感，持續的負罪感，慚愧我們沒有自己假裝的那麼好。
《巴黎評論》：年輕的美國作家已經發出呼聲，表達對美國高雅文化遭到忽視的擔心和奧普拉讀書俱樂部的興起憂慮。可是在我看來，作家們幹得還行，實際上，是批評文化出問題了。作家的成長是以一代文學評論家的成長為條件的，或者說是和他們共同成長的——評論家們應當有政治感覺，對高雅文化充滿尊敬。我想到的是歐文·豪，阿爾弗雷德·卡贊，萊昂內爾·特里林，當然還有埃德蒙·威爾遜。請回答我兩個問題：這些批評家讀者的存在是否影響了你為之寫作的文化意識？第二，這種批評文化的消失是否把小說的優良品質也帶走了？
梅勒：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非常肯定的。那些評論家們是審視我的同輩。我見到特里林和豪比見到什麼電影明星都要激動多了。埃德蒙·威爾遜是最接近耶和華式的人物了。你期盼得到他們的尊重，你會很害怕他們的否定。同時，隨著你的成長和發展，你也不覺得你低他們一等。最後，會有一個時刻——一個快樂，幸福的時刻，你可以說，好吧，在這個問題上，我可能比歐文·豪懂得更多一些。那真是美好一刻。可惜再也沒有了。那些評論家都過世了。我目前沒發現誰能替代他們。
《巴黎評論》：你是特里林的朋友。你覺得這類人幫你確立了你的寫作風格嗎？
梅勒：我和萊昂內爾不怎麼熟，他從來沒怎麼介入我的哪一本書。但是跟他很好相處。他是個很聰明的人。他寫過一本書，《自由的想象》——你可以爭辯，你可以接受，也可以思考。他是個很適合晚上坐在一起聊天的人，因為他的腦子是如此之好。他妻子戴安娜倒是很有熱情，非常情緒化，她開放，衝動，暴躁，什麼事情都立場鮮明，絕不含糊，非常有趣——完全是萊昂內爾的對立面。我想我可能更接近戴安娜。我們倆就像表兄妹。我們一直吵個不停卻又相互敬慕。當然，還有莉蓮·海爾曼——他們不可能成為朋友的，特里林兩口子和海爾曼夫婦，因為莉蓮是共產黨的同情者，而特里林夫婦是非常反共的。不過他們從來沒討論過這個話題，直到最後他們分開。
《巴黎評論》：「婚姻是個可行的機制」，你的新書裡的敘述者說，「尤其是對於可怕的人來說。」這句話讓我發笑。
梅勒：哦，那是魔鬼在說話。不是我。
《巴黎評論》：隨便是誰說的。但我還是想知道你的婚姻是否有助於你的寫作事業。
梅勒：我們換個問法吧。畢加索的婚姻——我們還是說伴侶關係吧，讓他成了一個更好還是更壞的畫家呢？這真是個有趣的問題。
《巴黎評論》：她們當然給他帶來不同的變化。
梅勒：每個妻子都是一種文化，你要是進入另一種文化，一種不屬於你自己的文化，可以學到很多很多東西，而且還要考慮到婚姻並不總是一個舒適的機制，你在這個文化中也會受傷。比如說，假如你花了十年在法國，然後最終決定離開。你不會剩下半輩子都說，我恨法國。你會說，法國有很多好東西，但我跟它合不來。但是我在法國的十年是很快樂的。女人不喜歡這個解釋，因為她們把這看成是男人的詆譭。哦，這就是那個消耗了我的青春然後溜之大吉的傢伙。話不是這樣說的。男人和女人一樣也會老的。我腦子裡從來沒懷疑過畢加索在每一次婚姻中都是一個不同畫家想法。我覺得你可以說——我不是把自己比作畢加索啊，他對這個世界的影響比我大了去了——我的寫作隨著我妻子的變換是有變化的。每一段感情都對作品有巨大影響。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忠誠觀，自己的興趣，自己的理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正邪觀。
《巴黎評論》：正邪？
梅勒：我們對於正邪的理解源自我們的父母。往下，也會受到他跟孩子的關係的影響。
《巴黎評論》：如果一個作家這麼有思想——或者說這麼有方向，那是不是說他應該有孩子呢？
梅勒：我不給作家開處方。我是說，如果亨利·詹姆斯也照我的方子去做，他會成什麼樣子？
《巴黎評論》：詹姆斯自己可是開了很多方子的。
梅勒：他有個盲目崇拜的世界觀，搞得跟個全心全意的宗教人士似的。
《巴黎評論》：他最著名的散文標題就和這個訪談系列的名字一樣，《小說的藝術》。其中他列出了好文章的標準。「要豐富而優雅，追求完美。」「不要想太多樂觀主義或是悲觀主義，努力抓住生活本身的色彩。」他對於這份工作要求什麼有明確的概念。
梅勒：我可不想生活在他的生活裡。太繁複就會導致什麼也沒有。不僅僅是在作品中，日常生活也是如此。特定的晚上都該穿什麼衣服，每次說話都得考慮自己的話夠不夠文雅，諸如此類的。不，人決不能這樣束縛自己。
《巴黎評論》：還有個友誼的問題。美國作家多多少少都受他們的友誼的影響了——菲茨傑拉德和海明威，還有舍伍德·安德森和西奧多·德萊塞。
梅勒：菲茨傑拉德和海明威的友誼從來沒受到過打擾。
《巴黎評論》：是沒有。但是友誼對他們的各自都產生了一些影響。
梅勒：好吧，嗯，我給你的例子是詹姆斯·瓊斯和我自己。
《巴黎評論》：還有威廉·斯泰倫吧？
梅勒：我有一陣子跟威廉·斯泰倫有點緊張。他是個很有才華的人。你要明白一件事。瓊斯和斯泰倫還有我自己，我們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競爭。作家們不被理解的一點就是我們之間競爭非常大。我們都跟明星運動員一樣相互較著勁。尤其是那些進入公眾視線裡的。我們不會說，哦，你們幹嗎要互相嫉妒？我們大家都承認有才華不就夠了嗎？我們為什麼不能相互喜歡呢？不是這麼回事。我們競爭。你不能跟運動員說，你們爭什麼啊？幹嗎不每個人拿個球輕輕鬆鬆地跑啊？幹嗎非得較那麼大勁兒？誰要是這樣說就是心胸開闊的傻瓜蛋。
同時我們也極其尊重對方。我記得我收到一本《從這裡到永恆》，是我要來的。瓊斯在裡面寫著，「給諾曼——我最敬畏的朋友，我最親密的對手。」這就是作家之間友誼的本質。戈爾·維達爾指出——他從來不憚於看到人性消極的一面，「每當一個朋友成功之時，我就覺得自己的一部分死掉了。」這就是這種競爭的誇張說法。但是，我們這裡要理解的是，儘管你身上是死了一部分，但另一部分可能又得到激發了。你會說，好吧，如果他能寫，我也能。
《巴黎評論》：那斯泰倫呢？
梅勒：主要是他的風格。他是個了不起的文體學家。可能是我們當中最棒的。他不是很聰明，但是他在煽動情緒方面非常棒。我覺得對他來講成為一個偉大作家非常重要。如此重要，以至於當他作為作家遇到麻煩所帶來的壓力比其他任何壓力都大。
《巴黎評論》：怎麼解釋你們鬧翻了？
梅勒：我也不想的。有一次，我寫了一封信叫他不要再說我老婆壞話了，信裡說了些難聽的話。寫這封信時我沒有說清楚情況，措辭失當。
《巴黎評論》：你跟詹姆斯·瓊斯的友誼也結束了？
梅勒：跟詹姆斯的事情是這樣的，他和格洛麗亞結婚的時候我們還挺好的。那時候我和阿黛爾還沒離婚。我認為格洛麗亞是個非常愛社交的女人。她把阿黛爾看成是她社交野心的障礙。所以她決定結束這段關係。於是她對詹姆斯說，阿黛爾侮辱了我。阿黛爾非常傷心，她說，我沒有侮辱她，我不知道怎麼回事。所以我猜，詹姆斯的決定也是非常艱難，迫不得已的。格洛麗亞是個很難對付的女人。所以詹姆斯和我就好多年不說話了，我們再也沒有恢復友誼。這真是個巨大的損失。但事情就是這麼無奈。結果，奇怪的是，等詹姆斯走了，我和格洛麗亞倒是有點像朋友了。也就是一個晚上的事，我們在紐約參加完一個晚會後又走到一起了。這要是五年前是不可能的。
《巴黎評論》：下面為你寫的那篇著名的文章提供一點最新進展。那篇文章叫《評論：對〈房間裡的人才〉一文快速而昂貴的評語》。那時候很多人讀了都不高興，但那群作家中誰被證明是最終最出人意料的呢？
梅勒：才華方面嗎？
《巴黎評論》：是的。
梅勒：厄普代克和羅斯。因為我小看了他們，你記得吧。我真是大錯特錯。要說出人意料，甚至我也可以算得上一個。我相信我會讓他們非常惱火地說，他會為說這話後悔的。
《巴黎評論》：像杜魯門·卡波蒂死後發生的這些事讓你詫異嗎？
梅勒：他是個非同尋常的人。非同尋常。不是因為他比別人聰明，而是因為他比別人膽大。我曾經評論說他是紐約最勇敢的人之一。你可能想象不出來他年輕的時候走這條路意味著什麼。我記得他那時住在布魯克林，然後有個佈景師——我記得好像是奧利弗·史密斯，就住在離我布魯克林高地的家兩個街區外的地方。杜魯門就住在我這邊的地下室裡，所以我們在大街上還經常能碰到。一次，我們碰到了，就一起散步。我說，我們去喝一杯吧。於是就進了最近的酒吧。碰巧是個老愛爾蘭人的酒吧，大概有一百碼長，或者說看起來有那麼長，顧客們全把腿架在欄杆上，都是些愛爾蘭工人，也可能有幾個蘇格蘭人，喝得熱火朝天的。
我們走進去，杜魯門當時留著一頭金髮，還有劉海，身上穿的是華達呢雨衣。他袖子沒套進去，而是把它們紮起來像個斗篷一樣圍在肩膀上。他走了進去，我跟在他後面，突然意識到情況不妙，哦，上帝啊。我們走到酒吧的最裡面，坐下來聊了一會兒。沒人來騷擾我們，但是你知道就有那檔子事在那兒，一刻也不敢放鬆。我老覺得不等我們出去就會出亂子。那時我突然意識到杜魯門就是這樣，每天，每分鐘都生活在這樣的不安當中——可他還是我行我素。他做好了隨時面對的準備。我對此印象極深。
《巴黎評論》：你一直的敵人是誰？自負？
梅勒：它可以把你拖垮。看看可憐的杜魯門。他後來的態度就成了，如果我沒有在生前被這個世界認識，那一定是這個社會出大問題了。這種自負是我們大家都會碰到，必須小心繞開的。要是陷進去了，它會毀掉我們的大部分。你知道嗎，你一定要能夠歇氣，就是歇一口氣，對自己說，我們幹嗎不把它留給歷史去評判呢？
（原載《巴黎評論》第一百八十一期，二〇〇七年秋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