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嘉茜譯
蘇珊·桑塔格住在一間五室戶的傢俱稀少的公寓裡，它位於曼哈頓西區切爾西的一幢大樓的頂層。屋裡到處都是書和紙，書大約有一萬五千本之多。蘇珊·桑塔格傾其一生來閱讀書籍，內容涉及藝術與建築、劇院與舞蹈、哲學與精神病學、藥學的歷史以及宗教、攝影和歌劇的歷史等等。蘇珊·桑塔格擁有各種歐洲文學書籍——法國、德國、義大利、西班牙、俄羅斯文學等，也有成百上千的日本文學書籍和關於日本的書籍，它們以語言種類區分，並大致按年代排放。她也有很多美國文學及英國文學書籍，從《貝奧武夫》到詹姆斯·芬頓，一本不落。桑塔格熱衷於剪報，她的書裡充斥著從報紙上剪下的一篇篇文章（她說「每本書都被做了標記，並被層層疊放」），書架上貼滿花花綠綠的便條，上面潦草地寫著補充閱讀材料的名字。
桑塔格通常在她的起居室裡一張不高的大理石桌子上寫作。一本本不大的主題筆記本里夾滿了便籤，記錄著她的小說《在美國》的寫作進度。關於蕭邦的一本舊書被放在餐桌禮儀歷史的書籍之上。整個房間被一盞可愛的福圖燈所點亮，也許這盞福圖燈只是個複製品。牆上佈滿了皮拉內西式的蝕刻和雕刻裝飾（建築蝕刻是桑塔格的愛好之一）。
桑塔格公寓裡的每件物品都顯示出她興趣愛好範圍之廣，但正是她的工作本身，就像她的談話一樣，顯示出她對所信奉之事的熱情本質。她很渴望被主題引領，無論她將會被帶向何處，她都會跟著走。她對羅蘭·巴特的評論恰恰也適用於她自己：「這不是知識的問題……而是警覺的問題，一旦它受到大家的關注，對可能產生的想法就會吹毛求疵。」
蘇珊·桑塔格小說《火山情人》
桑塔格於一九九四年七月的三個酷暑天裡，在她的曼哈頓公寓裡接受了我們的訪問。她一直往返於薩拉熱窩和曼哈頓，我們很感謝她撥冗來接受我們的訪問。桑塔格非常健談，她坦率、平易近人、博學而又熱情；她每天要在木質的廚房桌上寫作七八個小時。這個廚房不單是個廚房，裡面什麼都有，但傳真機和影印機始終安靜地躺在那裡；電話鈴聲偶爾才會響起。我們的談話涉及許多不同的主題，但最終會迴歸至文學的愉悅和獨一無二之中，之後的訪談文本也會被印刷出來並進行修改。桑塔格對所有與寫作相關的東西都感興趣：從寫作這一過程的機制到靈感的本質。她有許多使命，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扮演好作家這個職業角色。
——愛德華·赫希，一九九五年
《巴黎評論》：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寫作的？
蘇珊·桑塔格：我也不確定。但我記得，大概在我九歲的時候，我就開始嘗試自己印刷。我嘗試著從印一份四頁的月報開始，用膠版印刷的方法（一種很原始的影印方法）印製了大概二十份報紙，然後以每張五美分的價格賣給了鄰居們。而後的幾年，我一直堅持辦那份報紙。我模仿我所閱讀的材料寫了很多東西。我仍然記得，報紙上有一些故事和詩歌，還有兩個劇本。其中一篇是受到了恰佩克的《萬能機器人》的啟發，另一篇受到了埃德娜·聖文森特·米萊的《返始詠歎調》的啟發。那份報紙裡還有對中途島海戰和斯大林格勒等戰役的報道。你要知道，那可是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那些內容都是我很認真地根據真實報紙上的文章縮寫而成的。
《巴黎評論》：因為你經常去薩拉熱窩的緣故，我們不得不三番四次地推遲這次訪問的時間。你曾經告訴我，在薩拉熱窩的日子是你人生中最難忘的經歷之一。於是我在想，戰爭是如何在你的工作和生活中重現的呢？
桑塔格：確實是這樣。我去過兩次遭受美國炮轟的北越，第一次我在《河內之旅》裡敘述過了，當一九七三年贖罪日戰爭爆發的時候，我到以色列的前線去拍了一部電影，叫做《應許之地》。波斯尼亞戰爭實際上是我經歷的第三場戰爭。
《巴黎評論》：在《疾病的隱喻》一書中，出現了對戰爭隱喻的痛斥。而《火山情人》的敘述高潮出現在描寫對邪惡戰爭的恐怖回憶。而當我請你為我所編輯的《轉換影像：作家談藝術》一書撰文，你選擇論述的是戈雅的畫作《戰爭的災難》。
桑塔格：儘管我出自一個旅行之家，但我認為，真正去戰火紛飛之地旅行，而不只是在腦海中想象，會顯得很離奇。我的父親是一位在中國北方做毛皮貿易的商人，日本入侵時他在當地亡故，那時候我只有五歲。我仍然記得一九三九年九月，我第一次聽說「世界大戰」。那時我還在上小學，當時我最要好的同班好友是一個西班牙內戰的難民。我也記得在一九四一年的十二月七日，我嚇得渾身發抖。第一句引起我沉思的話語就是「在整個戰爭期間沒有黃油」。這句話裡的「在整個戰爭期間」，我現在還能回憶起當時品味這個短語的感受，既覺得它怪怪的，又覺得它帶有點樂觀主義。
《巴黎評論》：在《寫作本身：論羅蘭·巴特》一文裡，你對巴特從未在他的作品中提到「戰爭」兩個字表示了驚訝。雖然巴特的父親死於一戰的戰場（巴特當時還是嬰兒），爾後巴特漸漸長大，在二戰中的佔領區裡度過了他的青年時期。但是你的作品看起來卻始終被戰爭所縈繞。
桑塔格：我只能回答，所謂作家，就是一個對世界充滿關注的人。
《巴黎評論》：你曾經在《應許之地》裡寫道，「我的主題是戰爭，任何有關戰爭的內容，如果不能表現出戰爭所帶來的毀滅和死亡的真實感，就不能讓人戰慄，就將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謊言。」
桑塔格：這個教訓人的口氣使我自己感到有點恐懼。但是……確實是這樣。
《巴黎評論》：你正在寫薩拉熱窩之圍嗎？
桑塔格：沒有，我的意思是還沒開始寫，大概短時間內也不會寫。至少不會用文論或報導的形式去寫。我的兒子大衛·裡夫在我之前就去了薩拉熱窩，他已經出版了一本文論體的報導集，書名叫《屠宰場》。一個家庭有一本關於波斯尼亞種族屠殺的書就已經足夠了，所以我不會再花時間在寫薩拉熱窩這方面的書。目前我儘量在那裡多待：去見證、去哀悼、去樹立一個公正的榜樣、去介入等等就已經足夠了。相信正確的行動，是一個人的責任，而不是一個作家的責任。
《巴黎評論》：你一直以來就想當個作家嗎？
桑塔格：在我大概六歲的時候，我讀到了居里夫人的女兒艾芙·居里寫的《居里夫人傳》，所以最初，我立志成為化學家。後來童年的大部分時間裡，我又想成為物理學家。最後讓我不能自拔的是文學。我真正想要的是將每一種生活都過一遍，一個作家的生活似乎最具包容性。
《巴黎評論》：你有崇拜的作家嗎？
桑塔格：當然，我曾把自己看作是《小婦人》中的喬，但我不想寫喬所寫的東西。而後，在《馬丁·伊登》裡，我發現了身為作家的主角，而且我對他的寫作有種認同感。所以我又想成為馬丁·伊登。不過傑克·倫敦把他寫得很悽慘，這我可不想要。我把自己視作（我猜是這樣的）是一個英雄式的自學者。我期待寫作生涯中的搏鬥。我認為每個作家都會具有一種英雄主義的稟性。
《巴黎評論》：你還有其他偶像嗎？
桑塔格：後來，在我十三歲的時候讀了安德烈·紀德的札記，它展現了一種有巨大優越感和不懈渴望的生活。
《巴黎評論》：你記得你是何時開始閱讀的嗎？
桑塔格：別人告訴我，我在三歲的時候就開始讀書了。不過我記得，我在六歲左右才開始閱讀真正的書籍——傳記和遊記等等。而後，我迷上了愛倫·坡、莎士比亞、狄更斯、勃朗蒂姐妹、維克多·雨果、叔本華和佩特等人的作品。我的整個童年時代是在對文學自得的譫妄中度過的。
《巴黎評論》：你一定和別的孩子相當不同。
桑塔格：是嗎？但我也很擅長掩飾。我不太關心自己是個怎樣的人，但我會高興地去向往成為別的更好的人。同時我也想置身於別的地方。閱讀本身營造了一種愉悅的、確鑿的疏離感。多閱讀、多聽音樂是如今世人越來越不在乎的，卻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正是我所追求的。我一度覺得自己來自別的星球，這個幻覺來自當時令我著迷的純真漫畫書。當然我無從知道別人怎麼看我。實際上，我覺得別人完全不會想到我。我只記得四歲時在公園裡，聽到我的愛爾蘭保姆告訴另一位穿著上過漿的白色制服的大人說：「蘇珊的弦繃得很緊，她非常敏感。」我當時想，這是個有意思的說法，對吧？
《巴黎評論》：跟我說說你的教育背景。
桑塔格：我上的都是公立學校，但一個比一個糟糕。不過我運氣不錯，在兒童心理學家的時代尚未到來之前就開始上學了。因為既能讀又能寫，我立刻就被安排到三年級的班裡，不久我又跳過了一個學期，所以從北好萊塢高中畢業時，我才十五歲。之後，我在加州大學伯克萊校區接受了一段很好的教育，然後又到了芝加哥大學所謂的赫欽斯學院讀書。我的研究生是在哈佛和牛津讀的，主修哲學。五十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我都在讀書，從我的每一位老師那裡都學到了東西。但在我求學生涯中，最重要的則是芝加哥大學，不僅那裡的老師們讓我敬仰，我還尤其要感謝我的三位老師：肯尼思·伯克、理查德·麥克科恩和列奧·斯特勞斯，他們對我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巴黎評論》：伯克是一位怎樣的老師？
桑塔格：他完全沉浸在自己那種引人入勝的展開文本的方式裡。他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時間，在課堂上逐字逐句地精讀了康拉德的作品《勝利》，解讀每一個形象。通過伯克，我學會了如何閱讀。我現在依然按照他教我的方式進行閱讀。他對我頗有些興趣。在他成為我人文（三）課程的教師之前，我已讀過不少他的作品。要知道，他當時尚未成名，也從未遇見過一位在高中時便已讀過其作品的本科生。他給了我一本他的小說《為了更美好的生活》，然後向我講述了二十年代初他與哈特·克萊恩和裘娜·伯納斯在格林尼治村合租一個公寓的往事。你可以想見，這對我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在我所擁有的作品的作者裡，他是我第一個遇見的（除了十四歲時，我被拉去當觀眾，遁入了托馬斯·曼的世界，我在我的小說《朝聖》裡敘述了當時的情景）。當時在我看來，作家離我就像電影明星離我那般遙遠。
《巴黎評論》：你十八歲便獲得了芝加哥大學的文學學士學位。當時你有沒有意識到自己將成為作家？
桑塔格：有，但我還是去了研究生院。我從來沒想過自己能靠寫作謀生。我是個知恩圖報但又好勇善戰的學生。我自以為會以教學為樂，不過也的確如此。我小心翼翼地做了充足的準備，當然不是教文學，而是教哲學和宗教史。
《巴黎評論》：不過你只在二十幾歲的時候教過書，後來拒絕了要你返回大學教書的無數邀請。這是不是因為你逐漸感到學術生涯和創作生涯之間不能相容？
桑塔格：比不能相容更糟。我曾經目睹學術生涯如何毀掉我這一代最好的作家。
《巴黎評論》：你是否介意被稱作為知識分子？
桑塔格：被扣上帽子以後，一個人總是會不高興的。對我來說，與其說「知識分子」是個名詞，倒不如說它是個形容詞，這樣更易理解。即便是這樣，我仍舊覺得，人們把知識分子視為一群蠻狠的怪物，如果這個物件是女人就更糟了。這使我更堅定地抵制那些主流的反知識分子的陳詞濫調，比如心靈與頭腦之爭，情感與理智之爭等等。
《巴黎評論》：你是否把自己看作女權主義者？
桑塔格：這是少數幾個我願意接受的標籤之一。儘管如此……這難道不是一個名詞嗎？對此我表示懷疑。
《巴黎評論》：哪些女性作家對你來說意義非凡？
桑塔格：有很多。清少納言、奧斯丁、喬治·艾略特、迪金森、伍爾夫、茨維塔耶娃、阿赫瑪託娃、伊麗莎白·畢肖普、伊麗莎白·哈德威克等等，當然還不止這些。因為從文化意義上講，女性屬於少數群體。當我把自己歸為少數群體中的一員，我慶幸能看到這些女作家的成就；當我把自己歸為作家中的一員，我慶幸能崇拜任何作家，女性作家的數量並不比男性作家少。
《巴黎評論》：在你的孩童時代，無論哪些懷揣文學使命的偶像啟發了你，在我的印象中，成人以後，你對文學使命的看法似乎更偏歐洲化而非美國化。
桑塔格：我自己也不確定。我認為這是我的個人特色，但事實是，生活在二十世紀下半葉，我依舊能沉浸在自己的歐洲情結中而不放縱自己，同時又在歐洲度過我的大半部分人生。這就是我對美國式生活的詮釋。正如格特魯德·斯泰因所說，「如果你植根於一種文化，而又不能將它隨時帶在身邊，那又有什麼用？」別人也許會說，這是種典型的猶太式的說法，但它也是很典型的美國式想法。
《巴黎評論》：你的第三本小說《火山情人》，儘管其中的故事發生在十八世紀的歐洲，但在我看來非常美國化。
桑塔格：確實如此。除了一個美國人，沒有其他人能寫出《火山情人》。
《巴黎評論》：《火山情人》的副標題是「一部羅曼司」。這是一種對霍桑的引用，對嗎？
桑塔格：正是。我當時在想，霍桑在《帶七個尖角閣的房子》的序言裡說，「當一個作家把自己的作品稱為一部羅曼司時，很明顯，他想要給自己的寫作方法和素材都留一些空間，這讓他不會覺得自己有權利宣稱他正在寫一部小說。」我的想象力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十九世紀美國文學的影響，首先就是愛倫·坡。我在十幾歲的時候就讀過愛倫·坡，他那種將推理、幻想、陰森和完美結合在一起的能力使我著迷。愛倫·坡的故事至今在我腦海中盤旋。然後就是霍桑和梅爾維爾。我很喜歡梅爾維爾作品裡的迷幻色彩，他的《克拉瑞爾》和《白鯨》。還有他的《皮埃爾》，這是又一部關於一個英雄式的孤獨作家那可怕的挫敗人生的小說。
《巴黎評論》：你的第一部作品《恩主》是部小說。從那以後，你開始寫文論、遊記、故事、劇本，然後又寫了兩部小說。你有沒有哪次是一開始用某種文體寫了點東西，然後中途把它們改換成另一種文體的？
桑塔格：沒有過。我總是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寫出來的東西會是什麼樣子的。對我來說，每次寫作的衝動都來自我對文體的構想。動筆之前我腦海中必須先有輪廓和結構。在這點上，納博科夫說得更好：「萬事萬物都是先有形再有實的。」
《巴黎評論》：你的寫作有多順暢？
桑塔格：《恩主》我寫得很快，一點都不費力，我花了週末的時間在兩個夏天之間完成了（我當時在哥倫比亞學院的宗教系教書）。我覺得我講了一個愉快而又陰險的故事，它描繪了某個叫做「諾斯替教」的異教觀念是如何交上好運的。早期的文章寫得也很順手。不過，根據我的經驗，寫得越多並不代表會越寫越順手，而是恰恰相反。
《巴黎評論》：你的寫作一開始是如何下筆的？
桑塔格：我的下筆始於句子和短語，然後我知道有些東西開始發生轉變。通常都是開篇的那一句，但有時，一開始我就知道結尾的那句會是什麼樣的。
《巴黎評論》：你實際上是怎麼寫的呢？
桑塔格：我用氈頭墨水筆，有時用鉛筆，在黃色或白色的標準橫格紙上，像美國作家慣常的那樣寫作。我喜歡用筆寫作時那種特有的緩慢之感。然後我把它們打出來，再在上面塗改。之後我再不斷重打，有時在手稿上修改，有時則在打字機上直接修改，直到自己覺得已經寫到最好為止。我一直用這種方式寫作，直到五年前我有了電腦。現在，在第二或第三稿之後，我將它們輸入電腦，然後我就不需要再重新輸入整本原稿了。不過，在電腦上改完之後，我會繼續手寫修改。
《巴黎評論》：有沒有任何別的東西幫你下筆？
桑塔格：閱讀，不過通常它與我正在寫或希望寫的東西無關。我大量地閱讀藝術史、建築史、音樂學及主題各異的學術論著。當然還有詩歌。磨蹭也是準備開始的一部分，閱讀和聽音樂就是我的磨蹭方式。聽音樂既讓我精力更旺盛，同時也讓我心神不定，讓我對不寫作產生愧疚感。
《巴黎評論》：你每天都寫嗎？
桑塔格：不，思路如泉湧時我才寫。當壓力在內部疊加，某些東西在意識裡開始成熟，而我又有足夠的信心將它們寫下來時，我就不得不開始落筆。當寫作真的有了進展，我就不幹別的事了。我不出門，常常忘記吃東西，睡得也很少。這種非常缺乏規律的工作方式，使我不會多產。再者，我的興趣太廣泛。
《巴黎評論》：葉芝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每個人都必須在生活和工作之間做出選擇。」你是這樣認為的嗎？
桑塔格：實際上，他所說的是，一個人必須在完美的生活和完美的工作之間做出選擇。寫作就是一種生活，一種非常特殊的生活。當然，如果你說的生活是指與他人相處的那種，葉芝當然講得對。寫作要求大量的獨處時間。我不是每時每刻都在寫作，這樣就可以減緩這種二選一的殘酷無情。我喜歡出門，喜歡旅行。在旅途中我不能寫作。我喜歡談話，喜歡聆聽，喜歡去看，去觀察。我或許有一種「注意力過剩症」。對我而言，世上最易之事莫過於去關注。
《巴黎評論》：你是邊寫邊改，還是整個寫完之後才修改？
桑塔格：我邊寫邊改。這是很愉快的事。我不會因此失去耐心，我願意一遍又一遍地改動，直到能流暢地往下寫為止。萬事開頭難。開始下筆時，總有恐懼和戰慄的感覺伴隨著我。尼采說過，開始寫作就好像你心意已決，要跳入一個冰冷湖裡。只有在寫作進行到大約三分之一時，我才能知道它是不是夠出色。此時我手裡才真正有牌，可以玩上一手。
《巴黎評論》：寫小說與寫文論有什麼不同？
桑塔格：寫文論總是很費力，我常常幾易其稿，改到最後簡直面目全非了。有時在文論的寫作中，我會完全改變初衷。從這個意義上講，小說寫起來要容易得多，因為初稿通常已經包括了最基本的東西，如：基調、詞彙、節奏和激情。我的作品最終都在這些基本元素中結束。
《巴黎評論》：你有沒有對所寫的東西感到後悔過？
桑塔格：整體上說沒有，除了六十年代中期我為《黨派評論》寫的兩篇劇場紀事。不幸的是，它們還被收入了我的第一個文集《反對闡釋》中。我不適合在那種充滿火藥味環境下，靠印象進行寫作。顯然，我也不贊同早期文論中的一些觀點。我做出了改變，因此也瞭解得更多了。當時給予我寫作靈感的文化大環境早已完全改變。所以現在再去改早期作品也沒什麼必要。儘管我願意去修改我最初的兩部小說。
《巴黎評論》：你在三十歲之前所完成的《恩主》裡，用的是一位六十多歲的法國人的口氣。你是否覺得擬造一個與你本身如此不同的角色很困難？
桑塔格：這比寫我自己要容易。寫作就是一個角色扮演的過程。就算我寫了真正發生在我生活中的事件，如在《朝聖》和《中國旅行計劃》中，其中所敘述的「我」，也不是真正的我。但我必須承認，在《恩主》中，這種區別被我儘可能地擴大了。我既不是個獨居者，也不是隱士，不是男人，不是老人，更不是法國人。
《巴黎評論》：但《恩主》似乎受了不少法國文學的影響。
桑塔格：是嗎？好像很多人都覺得它受了「新小說」的影響，對此我不同意。反而，我在小說裡諷刺地影射了兩部法語文學作品：笛卡爾的《沉思錄》和伏爾泰的《老實人》，它們甚至算不上當代文學作品。但這算不上影響。如果真要說什麼作品對《恩主》產生了影響的話，當屬卡內斯·伯克的《為了更美好的生活》，但當時我也完全沒有意識到。最近我重讀了伯克的小說（我十六歲時他給了我這本小說，後來我大概沒有再讀過），幾十年後再次重讀，我發現，在標題音樂般的序言中似乎有《恩主》的範型。小說似乎是由一系列的詠歎調和虛構的教化所組成的。伯克小說中那個搔首弄姿的主人公，有種自鳴得意的自戀，是個讀者不會認同的人物，伯克卻敢於將他稱之為英雄。
《巴黎評論》：你的第二部小說《死亡匣子》與《恩主》相當不同。
桑塔格：《死亡匣子》對悲慘的主人公表示了一種認同。當時我一直處在哀傷的情緒裡，無法走出越南戰爭的陰影，這本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完成的。這是一本關於悲痛、哀悼和其他一切的書。
《巴黎評論》：你的作品裡應該早就出現過這種情感了吧，你最早發表的一篇小說不就取名為《痛苦的人》嗎？
桑塔格：那是一本少年讀物。在《我，及其他》裡，你就不會發現這種情感。
《巴黎評論》：你怎麼會替《黨派評論》撰寫那兩篇劇場紀事的？
桑塔格：要知道，當時的文學界是由所謂的小雜誌組成的，很難想象吧，現在當然大不同了。我的文學使命感得自於閱讀《肯庸評論》、《塞沃尼評論》、《哈德遜評論》和《黨派評論》等文學雜誌，那是四十年代末我還在南加州念高中的時候。六十年代我初到紐約時，這些雜誌仍然還在，但已進入了那個時代的尾聲。我當然不瞭解這個情形。我最大的野心就是能在其中一本雜誌上發表我的作品，能讓五千人讀到我的作品。對我而言，那就是天堂了。
搬到紐約不久後，我在一個晚會上碰到威廉·菲利普斯，我鼓起勇氣過去問他：「怎樣才能為《黨派評論》撰稿？」他答道：「你到雜誌社來，我給你需要寫評論的書。」第二天我去了，他給了我一本小說。我對那小說並不感興趣，不過還是寫了一篇頗為得體的東西。書評不久便發表了，大門就這樣向我敞開了。當時我有種不太恰當的錯覺，即我會成為「新的瑪麗·麥卡錫」，但我不想這樣。每次菲利普斯要我寫劇場紀事時，他總說得很直接：「要知道，瑪麗曾這樣做過。」我告訴他我不想寫戲劇評論，他不肯讓步。在違背自己意願的情況下（我完全不想成為新的瑪麗·麥卡錫，這位作家對我來說一點都不重要），我確實寫出了那兩篇東西。我評論了阿瑟·米勒、詹姆斯·鮑德溫和愛德華·阿爾比的劇作，試圖用一種機智的方式來批評它們的糟糕。其實我也很討厭自己這樣做。所以寫完第二篇後，我告訴菲利普斯，我沒法再繼續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