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內古特：《貓的搖籃》。
《巴黎評論》：但那不是你離開芝加哥大學多年之後寫的嗎？
馮內古特：我離校時沒有寫論文——也沒有拿到學位。我所有的題目都被否決了，我破產了，所以在斯克內克塔迪做了通用電氣的公關。二十年後，我收到芝加哥大學新任校長的一封信，他一直在翻閱我的檔案。他說，根據學校的規定，一本高質量的出版物可以代替論文，所以我有資格獲得碩士學位。他把《貓的搖籃》拿給人類學系的人看了，他們說那是一個還過得去的人類學作品，所以他們會給我寄我的學位。我大概是一九七二級。
《巴黎評論》：祝賀你。
馮內古特：那東西真的沒什麼。易如反掌。
《巴黎評論》：《貓的搖籃》中的一些人物是以你在通用電氣認識的人為原型的，是嗎？
馮內古特：心不在焉的科學家霍尼克爾博士是對通用電氣研究實驗室的明星歐文·朗繆爾博士的誇張。我對他有些瞭解。我哥哥是他同事。朗繆爾驚人的心不在焉。他有一次大聲問，烏龜縮頭時，它們的脊椎會不會彎曲或收縮。我把這寫到了書裡。有一次，在家裡他妻子給他端來早餐，他在盤子下面放了小費。我也寫到書裡去了。但他最重要的貢獻是我稱之為「冰-9」的想法，這是一種在室溫下很穩定的冰水。他沒有直接告訴我。那是實驗室裡的一個傳奇——大概在韋爾斯去斯克內克塔迪的時候。那是我去那兒很久之前的事。當時我還是一個小孩子，還在聽廣播，做航模。
《巴黎評論》：是嗎？
馮內古特：韋爾斯去斯克內克塔迪時，公司讓朗繆爾接待他。朗繆爾想，他可以用一個科幻小說的想法取悅一下韋爾斯——一種室溫下很穩定的冰。韋爾斯不感興趣，或至少從未採用這一想法。後來韋爾斯去世了，最後，朗繆爾也去世了。我想：「發現者，保有者——這個想法是我的了。」順便說說，朗繆爾是第一個私人公司裡贏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
《巴黎評論》：貝婁贏得諾貝爾文學獎你怎麼看？
馮內古特：這是向美國文學頒發榮譽的最佳方式。
《巴黎評論》：跟他交流起來容易嗎？
馮內古特：很容易。我大概跟他聊過三次。有一回我在愛荷華大學接待他，我在那兒教書，他去演講。很順利。我們有一個共同點。
《巴黎評論》：是什麼？
馮內古特：我們都畢業於芝加哥大學人類學系。據我所知，他從沒做過人類學探險，我也沒有。但我們塑造了前工業社會的人，我是在《貓的搖籃》中，他是在《雨王亨德森》中。
《巴黎評論》：所以他跟你是科學上的同行。
馮內古特：我根本不是科學家。但很高興我爸爸和我哥哥逼迫我去當科學家。我知道了科學的推理和遊戲是怎麼進行的，雖然我沒有加入其中的天賦。我很享受科學家們的陪伴，他們告訴我他們在做什麼時，我又興奮又高興。我跟科學家共處的時間多過跟文人共處的時間，大部分是我哥哥的朋友們。我也很喜歡管子工、木匠和汽車機械師。過去十年我才認識了一些文人，開始於我在愛荷華任教那兩年。在愛荷華，我很快就跟納爾遜·阿爾格倫、何塞·多諾索、萬斯·布傑利、唐納德·賈斯蒂斯、喬治·斯塔巴克、馬文·貝爾等人成了朋友。我很驚訝。現在，從我的新書《滑稽劇》得到的評論來看，人們想把我趕出文學界——送回我的老家。
《巴黎評論》：有一些惡評？
馮內古特：只有《紐約時報》《時代週刊》《新聞週刊》《紐約書評》《村聲》和《滾石》上有惡評。他們希望我待在加拿大的梅迪辛哈特。
《巴黎評論》：你認為這些怨恨是因為什麼？
馮內古特：《滑稽劇》可能是一本很糟糕的書。我很願意這麼相信。其他人都寫爛書，我怎麼就不能？這些評論的獨特之處在於，他們希望人們承認，我從來沒寫過優秀的東西。《星期日泰晤士報》的書評作者要求以前表揚過我的人現在公開承認他們錯了。我的出版人薩姆·勞倫斯努力安慰我，說作家們變得有錢時，無一例外會遭到攻擊。
《巴黎評論》：你需要安慰？
馮內古特：這是我這輩子最難受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好像又在德國的火車車廂上站著睡著了。
《巴黎評論》：有這麼糟？
馮內古特：沒有。但也夠糟的了。突然間，評論家希望像捏蟲子一樣捏死我。不只是因為我突然有了錢。隱含的抱怨是，我很野蠻，我未曾系統地研究文學鉅著就開始寫，我不是一位紳士，因為我做過僱傭文人，高高興興地給粗俗雜誌寫東西——我不是科班出身。
《巴黎評論》：你沒吃過苦？
馮內古特：我吃過苦，但我是一個沒受過什麼教育的人，在一個粗俗的行業、粗俗的公司上班。我太可恥了，為了錢而濫用藝術。接著我因為變得異常富有，也就罪大惡極了。對我、對所有人來說，這太糟糕了。我的書都在賣，所以我們都纏著我，纏著我的書。
《巴黎評論》：你想反擊嗎？
馮內古特：某種程度上是。我現在是紐約州藝術委員會的理事，不時會有其他成員談到給大學英語系發通知告訴他們有某些文學專案的好機會，我就會說，「通知化學系吧，通知動物學系去吧，通知人類學系、天文學系、物理學系，通知醫學和法學院吧。作家更有可能在那些地方。」
《巴黎評論》：你真的這麼認為？
馮內古特：我認為，如果一位創作者頭腦裡裝著文學史之外的東西，那會令人耳目一新。這麼說吧，文學不應該封閉、消失於它自己的屁眼中。
《巴黎評論》：咱們來談談你書中的女性吧。
馮內古特：沒有女性。沒有真正的女性，沒有愛情。
《巴黎評論》：這值得詳細論述一下嗎？
馮內古特：這是一個機械問題。講故事的過程是機械的，跟如何讓故事運轉的技術問題有關。比如，牛仔故事和政客故事結束於開槍，因為開槍是結束這類故事最可靠的機制。宣佈故事結束總是人為的，死亡是最合適的結尾方式了。我努力不讓愛情進入我的小說，因為一旦這種話題出現，幾乎就不可能再談別的了。讀者不想聽到別的事情。他們對愛情很狂熱。如果小說中的戀人贏得了他的真愛，故事就結束了，哪怕要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天空中全是黑壓壓的飛碟。
《巴黎評論》：所以你不讓愛情進入你的小說。
馮內古特：我想談點別的。拉爾夫·艾里森的《看不見的人》也是如此。如果這部偉大作品中的主人公遇到了某個值得愛的人，某個為他發瘋的人，小說就結束了。塞利納的《長夜行》也一樣：他排斥了真正的、最終的愛情的可能性，因此那個小說可以一直繼續下去。
《巴黎評論》：談論小說的機制的作家並不多。
馮內古特：我是一個野蠻的技術統治論者，所以我認為小說可以像福特t型汽車一樣修修補補。
《巴黎評論》：為了什麼？
馮內古特：為了讓讀者獲得快感。
《巴黎評論》：你有朝一日會寫一個愛情小說嗎？
馮內古特：可能吧。我過著充滿愛的生活。但即使我過著這樣的生活，過得挺好，有時還是會想，天哪，我們就不能談一會兒別的東西嗎？你知道真正有意思的是什麼嗎？
《巴黎評論》：不知道。
馮內古特：我的書在被全國各地的學校圖書館丟出去，因為它們被認為很淫穢。我看到有人致信小城市報紙，要求把《五號屠場》跟《深喉》和《好色客》雜誌歸為一類。怎麼能有人對著《五號屠場》自慰呢？
《巴黎評論》：什麼樣的人都有。
馮內古特：怎麼說呢，這種人不存在。審查者憎恨的是我的信仰。他們發現我不尊重他們的上帝觀念。他們認為，政府有義務保護上帝的名聲。我只能說：「祝他們好運，祝政府好運，祝上帝好運。」你知道門肯怎麼說信徒嗎？他說，他被嚴重地誤解了。他說他不恨他們。他只是覺得他們很可笑。
《巴黎評論》：剛才我問你家裡人誰對你的寫作影響最大，你說是你媽媽。我希望你說說你姐姐，因為你在《滑稽劇》中說了很多。
馮內古特：我在《滑稽劇》中說，我是為她而寫的，每一位成功的作者都是為他心目中的一個讀者而寫。這是藝術完整性的秘訣。誰都能做到，如果他或她只為心中的一個人而寫。直到她去世時，我才意識到我是為她而寫。
《巴黎評論》：她喜歡文學？
馮內古特：她寫得很好。她讀得不多，但亨利·大衛·梭羅晚年時讀得也不多。我爸爸也是這樣：他讀得不多，但是寫東西對他來說很容易。我爸爸和我姐姐的信寫得多好！我把他們的文字跟我的比較時，我感到丟臉。
《巴黎評論》：你姐姐也為掙錢而寫作嗎？
馮內古特：不是。她本可以成為一位傑出的雕塑家。有一次我怒斥她沒有好好地利用她的天分。她回答說，擁有天賦的人並沒有義務去使用它。這對我來說是不可思議的態度。我認為人人都應該抓牢自己的天賦，能跑多快就跑多快。
《巴黎評論》：你現在的態度呢？
馮內古特：怎麼說呢，我姐姐的話現在看上去是一種特別女性化的智慧。我有兩個女兒，跟她一樣有天分，如果她們兩個丟掉姿態和幽默感，握住她們的天賦，能跑多快就跑多快，那結果會很驚人。她們看到我竭盡全力地奔跑，一定覺得這樣做是瘋了。這是最糟糕的比喻了，因為實際上她們看到的是一個男人靜靜地坐了幾十年。
《巴黎評論》：坐在打字機前。
馮內古特：對，還沒命地抽菸。
《巴黎評論》：你有沒有戒過煙？
馮內古特：戒過兩次。一次是我用吃冷火雞肉代替抽菸，把自己吃成了聖誕老人的體型。胖得圓滾滾的。體重接近二百五十磅。我幾乎一年沒抽菸，後來愛荷華大學讓我去瓦胡島演說。一天晚上，我在伊利凱酒店的頂層喝掉一隻椰子，為了讓我的快樂成為一個完整的圓圈，我只需要抽一支菸。我就抽了。
《巴黎評論》：第二次呢？
馮內古特：就在不久前——去年。我付了「香菸終結者」一百五十美元，讓他們幫我在六週內戒菸。就像他們許諾的那樣——很容易、很有啟發。我拿到了畢業證書和認可徽章。唯一的麻煩是，我也瘋掉了。我非常高興、自豪，但我周圍的人發現我固執、魯莽、粗魯得令人難以忍受。我還停止了寫作。我連信都不寫了。顯然這很不划算。所以我又吸上了。如全國製造商協會過去所說，「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
《巴黎評論》：你真的認為創意寫作是可以教授的嗎？
馮內古特：就像打高爾夫一樣可以教。專業人士能夠指出你揮杆時明顯的錯誤。我想我做得很好，在愛荷華大學的那兩年。蓋爾·戈德溫和約翰·歐文、喬納森·彭納、布魯斯·多布勒、約翰·凱西、簡·凱西都是我那時的學生。他們後來都出版了很好的作品。我在哈佛教得很差，因為那時我的婚姻破裂了，還因為我要每週乘車從紐約趕往劍橋城。幾年前我在城市學院教得更差。我同時要做太多個專案。我也不想再教了。我只懂理論。
《巴黎評論》：你能概括一下這套理論嗎？
馮內古特：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的創始人保羅·恩格爾說過。他對我說，如果工作坊有朝一日能有自己的大樓，應該把這句話刻在門口：「別太認真。」
《巴黎評論》：這句話怎麼會對人有幫助？
馮內古特：它會提醒學生，他們是在學習翫惡作劇。
《巴黎評論》：惡作劇？
馮內古特：如果你能讓人們對著白紙上的黑點笑或者哭，那不就是惡作劇嗎？所有偉大的故事型別都是讓人們一次次聽信的惡作劇。
《巴黎評論》：你能舉個例子嗎？
馮內古特：哥特小說。每年都會出十幾部，都賣得很好。我的朋友博登·迪爾最近為了好玩而寫了一部哥特小說，我問他什麼情節，他說，「一位年輕女子在一幢老房子裡找了一個工作，被嚇得魂飛魄散。」
《巴黎評論》：再比如？
馮內古特：其他的說起來就沒那麼有趣了：有人陷入了麻煩，後來又擺脫了麻煩；有人失去了什麼東西又復得；有人蒙冤後報復；灰姑娘；有人走下坡路，就那樣不停地往下、往下；有兩個人相愛了，有許多人阻攔他們；一個高尚的人被錯誤地指控犯有某種罪行；一個有罪的人被當作好人；有人勇敢地面對挑戰，成功或失敗了；有個人撒謊，有個人行竊，有個人殺人，有個人通姦。
《巴黎評論》：請原諒，這都是很老套的情節。
馮內古特：我向你保證，現代的故事框架或毫無情節的作品都不會讓讀者得到真正的滿足，除非老套的故事情節在某個地方被走私進來。我不是誇獎這些情節準確地反映了生活，但它們是吸引讀者閱讀的方法。我過去教創意寫作的時候，會要求學生讓他們的人物立刻要一點東西，哪怕只是一杯水。被現代生活的無意義弄麻痺了的人仍舊得不時地喝點水。我一個學生寫了一篇小說，說一位修女左下方的臼齒卡了一根牙線，一整天也沒弄出來。我覺得寫得非常好。這篇小說寫的是比牙線重要得多的問題，但是吸引讀者接著讀下去的是擔心牙線到底什麼時候能除掉。如果沒有用手指在嘴裡掏來掏去，那篇小說根本沒人讀。現在，你有一個絕妙的惡作劇。如果你除掉情節，裡面沒有人想得到什麼東西，你就除掉了讀者，這樣做很卑劣。你還可以這樣除掉讀者：不馬上告訴他們故事發生在何處，人物是誰……
《巴黎評論》：他們想要什麼。
馮內古特：對。你還可以讓他們睡著，從不讓人物發生衝突。學生喜歡說，他們沒有上演衝突是因為在現代生活中人們避免衝突。他們說，現代生活很孤獨。這是懶惰。作家的任務就是上演衝突，所以人物會說出令人驚訝、給人啟發的東西，教育和娛樂我們。如果一個作家不能或不願意這麼做，他就應該退出這個行當。
《巴黎評論》：行當？
馮內古特：行當。木匠建房子。講故事的人使用讀者的空閒時間時，要讓讀者不會覺得他的時間被浪費了。機械師修理汽車。
《巴黎評論》：肯定這是需要天賦的？
馮內古特：所有這些領域都需要。我在科德角做過一段時間的汽車銷售，我入讀了他們的機械師學校，他們把我趕了出來。沒有天賦。
《巴黎評論》：擁有講故事的天賦的人多嗎？
馮內古特：在我國的某個創意寫作班中，會有六個天賦相當高的人。其中兩個可能馬上就能出書。
《巴黎評論》：這兩個人跟其他人的差異在哪裡？
馮內古特：他們頭腦中還有一些文學之外的東西。他們也可能很能幹。我是說他們不會被動地等著有人來發現他們。他們會堅持要別人讀他們的東西。
《巴黎評論》：你做過公關和廣告人。
馮內古特：哦，我的想象。
《巴黎評論》：那樣的工作煩人嗎？你有沒有覺得你的天賦被浪費、被削弱了？
馮內古特：沒有。這樣說很浪漫——那樣的工作會損害一個作家的靈魂。在愛荷華，理查德·耶茨和我經常每年做一場講座，談作家和自由企業制度。學生們討厭它。我們會談作家們為了避免被餓死，或者想攢錢去寫本書而做僱傭文人的工作。由於出版社不再投錢出版處女作，雜誌都死掉了，電視也不買年輕自由撰稿人的作品，基金會只補助我這樣的老人，年輕作家只能做丟臉的僱傭文人來養活自己。不然，我們很快就會發現我們沒有當代文學了。僱傭文人工作對作家來說只有一個不好的地方，就是浪費他們寶貴的時間。
《巴黎評論》：確實是。
馮內古特：一場悲劇。我一直在想，年輕作家能用什麼方式，哪怕是很可怕的方式堅持下去。
《巴黎評論》：年輕作家是否應該得到補助？
馮內古特：應該做點什麼，現在自由企業已經使年輕作家無法通過自由企業來養活自己。我剛開始時是一個很出色的商務人士，完全是因為有許多生意可做。我為通用電氣工作時，寫了一個小說，《關於牲口棚效應的報告》，那是我寫的第一篇小說。我把它寄給了《科利爾》雜誌。諾克斯·伯格是那裡的小說編輯。諾克斯告訴我哪裡不對以及如何修改。我按他說的做了，他用七百五十美元買下了那篇小說，相當於我在通用電氣六個星期的薪水。我又寫了一篇，他付了我九百五十美元，並建議我差不多該從通用電氣辭職了。我照辦了。我搬到了普羅溫斯敦。最後，我短篇小說的價錢上升到了兩千九百美元。瞧瞧。諾克斯給我找了幾個像他一樣對故事很有眼力的經紀人——肯尼思·利陶爾，諾克斯在《科利爾》的前任，還有馬克斯·威爾金森，米高梅電影製片公司的小說編輯。讓我們把這個記在這裡：在他那個年代，跟我差不多年紀的諾克斯·伯格是發現和鼓勵優秀年輕作家數量最多的人。我想沒人把這個記錄下來過。只有作家知道這一事實，而這很容易消逝，如果不記下來的話。
《巴黎評論》：諾克斯·伯格現在在哪裡？
馮內古特：他是一位文學經紀人。他是我兒子馬克的代理人。
《巴黎評論》：利陶爾和威爾金森呢？
馮內古特：利陶爾去世十來年了。順便告訴你，他二十三歲就當上了拉斐德飛行小隊的上校，還是第一個向戰壕掃射的人。他是我的導師。馬克斯·威爾金森退休後去了佛羅里達。做經紀人總是讓他感到尷尬。如果某個陌生人問他做什麼謀生，他總是回答說他是一個種棉花的。
《巴黎評論》：你現在有什麼新導師嗎？
馮內古特：沒有。我猜是因為我太老了，所以找不到了。現在不管我寫什麼，都直接排印，我的出版商、編輯或其他所有人都不會提意見，他們都比我年輕。我姐姐不在了，也不能為她而寫了。突然，我的生命中出現了這些空缺的職位。
《巴黎評論》：你覺得你好像升到了那裡，下面卻沒有網嗎？
馮內古特：也沒有平衡杆。有時我會緊張得發抖。
《巴黎評論》：你還有什麼想補充的嗎？
馮內古特：你知道學校和劇院的大門上有恐慌栓嗎？如果你撞一下，門會突然開啟。
《巴黎評論》：知道。
馮內古特：這些門大部分都是「馮·杜普林」牌的。其中的「馮」代表馮內古特。我的一個親戚很久以前遭遇了芝加哥易洛魁劇院大火，他跟其他兩個人一起發明了恐慌栓。「普林」是普林茨勒。我忘了「杜」是誰。
《巴黎評論》：嗯。
馮內古特：我想說的是，幽默作家往往是家中的老小。我是晚餐桌前最小的小孩時，只有用一個辦法才能得到所有人的注意，那就是有趣。我不得不好好練。我經常有意收聽電臺裡的喜劇節目，學習如何講笑話。所以長大後，我的書都是這樣的，笑話鑲嵌畫。
《巴黎評論》：你最喜歡哪些笑話？
馮內古特：我和我姐姐經常爭論世界上最有趣的笑話是哪個，當然是排在一個人衝進衣櫥之後。我們倆聯手時，幾乎跟勞雷爾和哈代一樣有趣。《滑稽劇》寫的基本上就是這個。
《巴黎評論》：你們最後就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話達成共識了嗎？
馮內古特：我們最後確定了兩個。這樣沒有準備的話，哪個都講不好。
《巴黎評論》：還是講講吧。
馮內古特：好吧——你們不會笑的。沒人笑過。但有一個是老的「兩隻黑烏鴉」的笑話。「兩隻黑烏鴉」是扮演黑人的白人，他們叫莫蘭和麥克。他們用錄音機錄下了他們的常規表演，兩個黑人慵懶地談話。一個說，「昨晚我夢見我在吃法蘭絨蛋糕。」另一個說，「真的嗎？」頭一個說，「醒來後，毛毯不見了。」
《巴黎評論》：唔。
馮內古特：我跟你說了你不會笑的。另一個最佳笑話需要你的配合。我會問你一個問題，你要說「不」。
《巴黎評論》：好。
馮內古特：你知道為什麼奶油比牛奶貴那麼多嗎？
《巴黎評論》：不知道。
馮內古特：因為奶牛不喜歡坐在那些小瓶子上。瞧，你又沒笑，但是我發誓，這倆是絕妙的笑話。非常巧妙。
《巴黎評論》：你好像更喜歡勞雷爾和哈代，而非卓別林。是這樣嗎？
馮內古特：我非常喜歡卓別林，但是他跟他的觀眾之間距離遙遠。他非常明顯是個天才。他像畢加索一樣傑出，這令我生畏。
《巴黎評論》：你還會再寫一個短篇小說嗎？
馮內古特：可能吧。我八年前寫了一篇我以為會是自己最後一篇作品的東西。哈倫·埃裡森邀請我給他編的文集寫一篇。那篇小說叫《太空大操》。我想我是第一個在標題中使用「操」（fuck）的作家。寫的是向仙女座發射一艘太空船，太空船的彈頭裝滿了精液。這讓我想起我的印第安納波利斯好友，我唯一還在世的印第安納波利斯友人，威廉·費利。我們上二戰的戰場時，每個人都要抽血，他在想他能不能用一品脫精液來代替。
《巴黎評論》：如果你的父母沒有失去他們的錢，你現在會在做什麼？
馮內古特：我會是印第安納波利斯的一名建築師——跟我爸爸和我爺爺一樣。會非常快樂。我仍舊希望真的是那樣。那裡一位最優秀的年輕建築師就住在我爸爸在我出生那年給我們家建的房子裡，一九二二年。我姓名的首字母、我姐姐的姓名首字母，以及我哥哥的姓名首字母都被寫在了大門旁邊三塊窗戶上用鉛條鑲嵌的玻璃上。
《巴黎評論》：所以你有你渴望的過去的歲月。
馮內古特：對。每當我到了印第安納波利斯，腦海中就會反覆出現同一個問題：「我的床呢？我的床呢？」如果我爸爸和我爺爺的魂飄蕩在那個城市，他們一定想知道他們蓋的樓都去哪兒了。他們的大部分建築所在的市中心已經變成了停車場。他們還一定想知道他們的親人都去哪兒了。他們在其中長大的大家族已經不在了。我只是略微體驗過——大家庭。我去芝加哥大學上學時，我聽人類學系的系主任羅伯特·雷德菲爾德在學會演講時說，那是一個穩定、封閉的大家庭，他不必告訴我，那會是多麼溫馨的一個大家庭。
《巴黎評論》：還有什麼嗎？
馮內古特：哦，我剛發現一個寫給作家的祈禱文。我聽說過給水手、國王和士兵等人的祈禱文，但從沒聽說過給作家的祈禱文。我可以把它放在這裡嗎？
《巴黎評論》：當然可以。
馮內古特：它是塞繆爾·約翰遜一七五三年四月三日寫的，那一天他簽了一份合同，合同要求他編寫第一部完整的英語詞典。他為他自己祈禱。也許四月三日應該成為作家節。不管怎麼說，這是他的祈禱文：「哦上帝，誰直到如今一直在支援我，讓我能夠繼續勞作，繼續承擔我的任務；當末日審判時，當我停止施展我的天賦時，奉主耶穌的名，希望我會得到寬恕，阿門。」
《巴黎評論》：這好像是希望儘可能地施展他的才華。
馮內古特：沒錯。他是一個著名的僱傭文人。
《巴黎評論》：你覺得你是僱傭文人嗎？
馮內古特：勉強算是。
《巴黎評論》：算哪種？
馮內古特：大蕭條的孩子。也許到這時我們應該說說這個訪談本身完成得怎麼樣——除非坦率會敗壞一切。
《巴黎評論》：別管結果會怎樣。
馮內古特：四個不同的對我的採訪交給了《巴黎評論》。它們被補綴起來，組成一篇完整的訪談，然後拿給我看。這一計劃開展得很順利，所以我叫了另一個採訪者來完成它。我就是那個人。我極度親切地採訪了我自己。
《巴黎評論》：我明白。我們提最後一個問題。如果你是美國出版業的負責人，你會怎樣來緩解目前悲慘的形勢？
馮內古特：缺的不是優秀的作家。我們缺的是大批可靠的讀者。
《巴黎評論》：怎麼說？
馮內古特：我提議每個失業的人領他或她的福利支票前，都要提交一篇讀書報告。
《巴黎評論》：謝謝你。
馮內古特：謝謝你們。
（原載《巴黎評論》第六十九期，一九七七年秋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