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小戎譯
對庫爾特·馮內古特的這篇訪談是由過去十年間對他的四次採訪組成的。受訪者對這篇拼起來的採訪做了大量修訂，他帶著深深的疑慮審讀他自己說過的話……實際上，後面的內容可以看作他對他自己做的採訪。
對第一次採訪（做於馬薩諸塞州西巴恩斯特布鎮，當時馮內古特四十四歲）的介紹中說：「他是一位老兵，一個居家型男人，骨頭很大，關節鬆弛，神情很安逸。他坐在一把扶手椅上，穿著一件起了毛的花呢夾克，一件灰色的劍橋法蘭絨衣，一件藍色布魯克斯兄弟牌襯衫，懶洋洋地坐著，雙手插在衣兜裡。採訪中他有時會劇烈咳嗽、打噴嚏，噴出秋季感冒和終身大量抽菸造就的氣流。他的嗓音是響亮的男中音，中西部的口音，轉調時帶些嘲諷。他不時流露坦率、警覺地微笑，那種幾乎閱盡並記住一切的微笑：抑鬱、戰爭、死於暴力的可能性、公司公共關係的愚蠢、六個孩子、不穩定的收入、遲遲得不到的認可。」
訪談的最後一部分是一九七六年夏天做的，已經是在第一次採訪數年之後。這次對他的描述是：「……談話時他低調、和藹得像一條老家犬。大體上，他的外表很凌亂：長長的捲髮、鬍子，表示贊同的微笑表明周圍的世界既令他開心，又令他感到悲傷。他租了格拉德·墨菲的房子度夏。他在走廊盡頭的一間小臥室裡寫作，一九六四年錦衣玉食的墨菲就死在那裡。坐在桌前，透過一扇小窗戶，馮內古特能看見外面的草坪；他身後是一張帶白色床罩的大床。打字機旁邊的桌子上有一本安迪·沃霍爾訪談、克蘭西·西加爾的《內部區域》，還有幾盒被扔掉的雪茄。」
馮內古特未完成的長篇小說《一模一樣》手稿中的一頁
「馮內古特從一九三六年就一根接一根不停地抽長紅，訪談過程中，他抽了近一盒。他的聲音低沉沙啞，說話時，不停地點菸、吐煙就像他談話時的標點符號。其他的干擾，像電話鈴聲，一條長滿粗毛的小狗南瓜的叫聲，並不會令好脾氣的馮內古特分心。實際上，如丹·韋克菲爾德所說，他這位肖特里奇高中的校友‘經常大笑，對所有人都很和善’。」
——戴維·海曼、戴維·米凱利斯、喬治·普林頓、理查德·羅茲，一九七七年
《巴黎評論》：你是一位二戰老兵？
馮內古特：對。我希望我去世後能得到一個軍事葬禮——禮號，靈柩上覆蓋著國旗，鳴槍隊，聖地。
《巴黎評論》：為什麼？
馮內古特：那是我一直以來最想得到的方式——我本可以得到的一種東西，要是我能在戰爭中陣亡的話。
《巴黎評論》：那意味著什麼？
馮內古特：我的同胞絕對的認同。
《巴黎評論》：你覺得你現在還沒有得到？
馮內古特：我的親人們說，他們很高興我很有錢，但他們不懂我的心思。
《巴黎評論》：二戰時你是步兵偵察員？
馮內古特：對，但我接受的基本訓練是操作240毫米榴彈炮。
《巴黎評論》：一種巨型武器。
馮內古特：是那時軍隊中最大的移動野戰炮。這種武器有六個部件，每個部件都要用一輛履帶牽引車滾動著牽引。每當要我們開火的時候，我們就得先把它組裝起來。實際上我們得自己把它發明出來。我們用吊車和千斤頂把一個部件降到另一個部件上面。炮彈的直徑就有九個半英寸，重達三百磅。我們會建一條微型鐵路，這樣我們能把炮彈從地上運到後膛，後膛大概離地八英尺高。尾栓就像印第安那州珀魯縣存貸協會金庫的大門一樣大。
《巴黎評論》：發射時一定非常激動。
馮內古特：其實不然。我們會把炮彈放上去，然後緩慢、耐心地丟進一袋袋炸藥。它們就像潮溼的狗餅乾一樣。接著關上後膛，拉下一隻錘子，砸向雷管，引爆潮溼的狗餅乾。我想主要目的是產生蒸汽。過一會兒，我們就會聽到燒菜似的聲音。很像燒火雞的情形。在十分安全的情況下，我們應該可以不時拉開尾栓，踹炮彈。但最後榴彈炮總是會變得不安分。最後它會往後推駐退機，把炮彈吐出來。炮彈會像古德伊爾飛船一樣飄起來。如果我們有梯子的話，我們會在炮彈出膛時在上面寫上「狗日的希特勒」。直升機能追上它，把它射下來。
《巴黎評論》：終極恐怖武器。
馮內古特：普法戰爭中的終極恐怖武器。
《巴黎評論》：但是後來你被派往海外時，不是跟這種武器一起走的，而是跟一〇六步兵師一起走的。
馮內古特：「午餐包師」。他們總是給我們許多午餐包吃。臘腸三明治。一隻橘子。
《巴黎評論》：在戰鬥中？
馮內古特：我們還在美國的時候。
《巴黎評論》：你在作為步兵受訓的時候？
馮內古特：我沒有作為步兵受過訓練。偵察兵部隊是精英部隊。每個營只有六名，誰都不知道自己會被派去做什麼。所以我們上午都去娛樂室，打乒乓球，填表申請去候選軍官學校。
《巴黎評論》：但你在接受基本訓練時，一定已經熟悉了榴彈炮之外的武器。
馮內古特：如果你研究240毫米榴彈炮，就連看性病教育影片的時間都沒有了。
《巴黎評論》：你到前線後發生了什麼事情？
馮內古特：我模仿各種我看過的戰爭影片。
《巴黎評論》：在戰爭中你向人開過槍嗎？
馮內古特：我想想。有一次我確實把刺刀都安上了，滿心盼望著去進攻。
《巴黎評論》：你進攻了嗎？
馮內古特：沒有。如果別人都進攻了，我也會進攻。但我們決定不進攻。我們看不見人。
《巴黎評論》：這是突出部之役時的事情吧？那是美軍歷史上最大的敗仗。
馮內古特：可能是。我當偵察兵的最後一個任務是去尋找我們自己的炮兵部隊。通常，把偵察兵派出去是尋找敵人的東西。情況糟糕到我們最後要去找自己的東西。如果我找到我們的炮兵指揮官，人人都會覺得我很了不起。
《巴黎評論》：你介意描述一下你被德國人俘獲的過程嗎？
馮內古特：我很樂意說。我們在一個像一戰戰壕一樣深的溪谷中。周圍都是雪。有人說我們可能是在盧森堡。我們沒有吃的了。
《巴黎評論》：「我們」是誰？
馮內古特：我們的偵察小隊。我們六個人。還有大約五十個我們從沒見過的人。德國人能看見我們，因為他們用喇叭向我們喊話。他們告訴我們說我們的形勢毫無希望，諸如此類的話。我們就是在那個時候裝上了刺刀。有幾分鐘感覺很美好。
《巴黎評論》：怎麼會這樣？
馮內古特：像一頭一身硬刺的豪豬。我可憐那些要來捉我們的人。
《巴黎評論》：但他們還是來了？
馮內古特：沒有。他們送來了88毫米炮彈。炮彈飛向我們頭頂的樹梢。在我們頭頂發出很響的爆炸聲。鋼鐵碎片像雨一樣淋下來。有人被擊中。接著德國人又要我們出去。我們沒有喊「蠢貨」之類的話。我們說「好的」，還有「放輕鬆」，等等。德國人最後現身時，我們看到他們穿著白色的迷彩服。我們沒有那類東西。我們穿著綠軍裝。不管什麼季節，我們穿的都是綠軍裝。
《巴黎評論》：德國人說什麼了？
馮內古特：他們說，對我們來說戰爭結束了，我們很幸運，我們現在可以肯定自己會從戰爭中倖存下來，他們自己會怎樣還不知道呢。確實，幾天後他們可能會被巴頓的第三集團軍擊斃或俘虜。輪中套輪。
《巴黎評論》：你會說德語嗎？
馮內古特：我經常聽我父母說德語。他們沒有教我怎麼說，因為一戰時美國對德國充滿敵意。我對俘虜我們的人說了幾句，他們問我是不是德國後裔，我說沒錯。他們想知道我為何要跟自己的兄弟作戰。
《巴黎評論》：你怎麼回答的？
馮內古特：我覺得這個問題無知又可笑。我父母把我跟我的德國祖先徹底隔絕，對我來說捉我們的人就像是玻利維亞人或西藏人，對我來說那沒什麼區別。
《巴黎評論》：被俘後，你被運到了德累斯頓？
馮內古特：乘坐的是跟運來抓我們的部隊一樣的貨車車廂，把猶太人、吉普賽人和耶和華的目擊者等送到集中營的可能也是這樣的車廂。火車就是火車。英國的蚊式轟炸機夜間攻擊過我們幾次。我猜他們以為我們是什麼戰略物資。他們擊中了一輛載有我們營大部分軍官的汽車。每次我說我恨軍官，現在我還經常這麼說，就會想起，幾乎所有我服從過的軍官都死掉了。聖誕節隨時會降臨。
《巴黎評論》：最後你到了德累斯頓。
馮內古特：最初是到了德累斯頓南部一個巨大的監獄集中營。他們把列兵跟軍士和軍官分開了。根據非常愛德華式的日內瓦公約的條款，列兵需要為他們的給養而勞動。其他人都慘死在了獄中。因為是列兵，我被運往德累斯頓……
《巴黎評論》：你對這個城市遭到轟炸前的印象如何？
馮內古特：是我看到的第一個夢幻城市。跟巴黎一樣，到處都是雕塑和動物園。我們住在一個屠宰場，有著嶄新漂亮的水泥豬舍。他們把床鋪和稻草床墊放進豬舍，作為合同工，我們每天早上去一個麥芽糖汁廠上班。糖汁是給孕婦喝的。該死的警報聲消失了，我們會聽到它在其他城市響起——嘭嘭嘭嘭。我們沒想到還會在那兒聽到它。市裡沒幾個空襲掩體，也沒有軍工廠，只有香菸廠、醫院和豎笛廠。不久警報大作，那是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三日，我們下兩層樓，躲進人行道下一個巨大的肉庫。那兒很冷，到處都掛著宰好的豬。我們上來後城市已經不復存在了。
《巴黎評論》：沒人在肉庫裡窒息而死？
馮內古特：沒有。肉庫挺大，我們人又不多。空襲也不是跟地獄似的。嘭。他們先用強力炸藥把東西炸松，然後撒燃燒彈。戰爭剛開始時，燃燒彈個頭很大，大概有鞋盒子那麼長。待輪到德累斯頓時，燃燒彈就很小了。它們把整個城市都給燒垮了。
《巴黎評論》：你們上來之後發生了什麼事情？
馮內古特：看守我們的都是軍士，一箇中士、一個下士、四個列兵，他們沒有領頭的。也沒有城市了，他們都是德累斯頓人，被派往前線，又被送回老家乾點輕鬆的活。他們盯了我們幾個小時。他們不知道該怎麼做。他們一起討論、交談。最後我們穿過瓦礫，他們把我們跟一些南非人分到一起，待在市郊。作為衛生措施，每天我們進城，從地下室和掩體裡往外挖屍體。我們進去之後，那些典型的掩體，普通的地下室，就像一列有軌列車，裡面的人同時心臟衰竭。人們就那樣坐在座位上，都已經死了。熱浪是一個驚人的東西。自然界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中間颳起龍捲風，誰也呼吸不了。我們把死人弄出去。他們被裝在推車上，運到公園，城市裡沒有瓦礫的巨大、開闊的地方。德國人開動火葬場，燒掉屍體，以免屍體發臭、傳染疾病。地下埋著十三萬具屍體。這是一場艱鉅的、複雜的尋找復活節彩蛋遊戲。我們走過德國士兵的封鎖線去工作。平民們看不到我們在做什麼。幾天後整個城市開始發出臭味，一項新技術被髮明出來。需要是發明之母。我們會砸開掩體，從人的身上拿走值錢的東西，不去確認他的身份，然後把值錢的東西交給看守。然後士兵拿著噴火器過來，站在門口，把裡面的人火化。把金子和珠寶拿出來，然後把裡面的所有人燒掉。
《巴黎評論》：這會給一個立志成為作家的人留下多麼深的印象！
馮內古特：這是一件奇特的、驚人的事情。也是看到真相的時刻，因為美國的平民和地面部隊不知道美國的轟炸機面臨著轟炸飽和。直到戰爭臨近結束，這個秘密才被披露出來。他們燒掉德累斯頓的一個原因是，他們已經把別的全都燒掉了。你知道，「我們今晚乾點啥？」人人都會來這兒，這裡的德國人仍在戰鬥，使用了燒掉城市的機器。這是一個秘密，燒掉那些城市，煮沸夜壺，點燃嬰兒車。許多人廢話什麼諾爾登轟炸的景象。你會看到新聞短片上，一名炮兵軍士兩側各站著一個手持點45手槍的軍警。這類胡說八道，該死的，他們做的不過是從城市上空飛過，上千架飛機，然後扔下炸彈。戰後我去芝加哥大學時，面試我的人轟炸過德累斯頓。他聽了我的故事之後說：「唔，我討厭那麼做。」這句話在我心中揮之不去。
《巴黎評論》：另一種回答是：「我們是被命令那麼做的。」
馮內古特：他的說法更人性一些。我想他覺得轟炸是必要的，可能是這樣。所有人都知道了，很快就能重建一座城市。工程師們說，重建德國需要五百年的時間。實際上只用了十八個星期。
《巴黎評論》：你是不是剛經歷過這件事就想寫寫它？
馮內古特：這座城市被炸燬後，我不知道它有多大……是不是跟不萊梅或者漢堡、考文垂……差不多。我沒去過考文垂，所以除了電影裡看到的，我不知道它有多大。回到家之後（到《康奈爾太陽報》之後我就是一名作家了，雖然我也就寫寫報道），我想到把我的戰爭故事也寫下來。我所有的朋友都一直在家裡；他們也有奇妙的歷險。我去了報社的辦公室，《印第安納波利斯新聞》，去看看關於德累斯頓他們報道了什麼。有一篇大概一英寸長的文章，說我們的飛機去過德累斯頓上空，損失了兩架。所以我想，得，這真是二戰中最微小的細節。別人有那麼多可寫的。我記得我很嫉妒安迪·魯尼，他迅速出了書；我不認識他，但我認為他是第一個在戰後出版其戰爭經歷的人；他的書叫《空中炮手》。見鬼，我就沒有這樣不凡的歷險。但我不時會遇到一個歐洲人，我們就談論二戰，我就說我戰時在德累斯頓；他會感到很驚訝，都想多瞭解一些。接著戴維·歐文關於德累斯頓的書出版了，說那是歐洲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場屠殺。我說，天哪，我終於看到了點什麼！我要寫我自己的戰爭經歷，不管它是否有趣，要努力出點什麼來。我在《五號屠場》的開頭描寫了這一過程；我希望由約翰·韋恩和弗蘭克·辛納屈來扮演我們。最終，一個叫瑪麗·歐黑爾的姑娘，一個跟我在一起的朋友的妻子，說：「你們那時只是孩子。假裝你們是像韋恩和辛納屈那樣的男人不公平，對後代不公平，因為你們使戰爭看上去妙不可言。」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提示。
《巴黎評論》：整個焦點轉變了……
馮內古特：她使我不受約束地去寫我們是怎樣的嬰兒：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歲。我們都是娃娃臉，身為戰俘，我認為我無需經常刮鬍子。現在想想我覺得那不是問題。
《巴黎評論》：還有一個關於戰爭的問題：你現在還會想起德累斯頓的燃燒彈嗎？
馮內古特：我寫了一本關於它的書，《五號屠場》。這本書現在還在賣，作為生意人我不時還要做一些跟它有關的事情。馬塞爾·奧弗爾斯要把我拍進他的電影《正義的記憶》。他想讓我談談發生於德累斯頓的暴行。我讓他去找瑪麗的丈夫，我的朋友伯納德·歐黑爾，他去找了。歐黑爾也是偵察兵，在戰爭中是我的獄友。現在他在賓夕法尼亞做律師。
《巴黎評論》：你為什麼希望去作證？
馮內古特：我有一個德國人的名字。我不想跟那些認為德累斯頓就該被炸掉的人爭辯。我在書中都說了，德累斯頓，不管你是否情願，被炸沒了。
《巴黎評論》：那是歐洲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屠殺？
馮內古特：它最快地殺死了許多人——幾小時內炸死了十三萬五千人。當然還有較慢的殺人計劃。
《巴黎評論》：死亡集中營。
馮內古特：對——在集中營裡，最終幾百萬人被殺死。許多人認為轟炸德累斯頓是對集中營屠殺正當的、極小的報復。可能是吧。如我所說，我從不爭辯這一點。我只附帶指出，待在這座毫無防禦的城市裡的所有人都被判了死刑——幼兒、老人、動物園裡的動物，當然還有成千上萬狂暴的納粹，還有我最好的朋友伯納德·歐黑爾和我。本來我和歐黑爾也該被炸死。炸死的越多，報復得越到位。
《巴黎評論》：富蘭克林圖書館出版社要出《五號屠場》的豪華版了。
馮內古特：對。他們要我寫一個新的序言。
《巴黎評論》：你有什麼新想法了嗎？
馮內古特：我說整個地球上只有一個人從襲擊中得到了好處，空襲肯定要花上千萬美元。空襲沒有令戰爭縮短半秒，沒有削弱德國人的防禦，沒有襲擊其他任何地方，沒有從死亡集中營解救出一個人。只有一個人獲益了，不是兩個、五個或十個。只有一個。
《巴黎評論》：他是誰？
馮內古特：我。我從每個被炸死的人那裡掙到三美元，我想。
《巴黎評論》：你覺得你跟你的同時代人有多親近？
馮內古特：我的同輩作家？當然很友好。但我很難跟其中的一些人交談，因為我們好像是做不同事情的。一度這對我來說是一個不解之謎，但後來索爾·斯坦伯格——
《巴黎評論》：那位畫家？
馮內古特：對。他說在幾乎所有的藝術門類中，總是會有些人對藝術史，對過去的勝利、慘敗和實驗反應激烈，其他人則不會。我屬於第二種，我不得不如此。我沒法跟我的文學前輩們一起玩遊戲，因為我未曾系統地研究過他們。我在康奈爾大學學的化學，後來又在芝加哥大學學習人類學。天哪，我對威廉·布萊克著迷時已經三十五歲了，四十歲時才讀《包法利夫人》，四十五歲時才聽說塞利納。因為走運，我剛好在該讀《天使，望故鄉》時讀到了這部書。
《巴黎評論》：什麼時候？
馮內古特：十八歲的時候。
《巴黎評論》：所以你一直在看書？
馮內古特：沒錯。小時候我家裡塞滿了書。但我從來沒有為了學位而讀書，也不用寫論文，不用在討論班上證明我讀懂了。我討論書時笨拙得無可救藥。我的經驗為零。
《巴黎評論》：家裡誰對你成為作家影響最大？
馮內古特：我想應該是我媽媽。伊迪絲·利伯·馮內古特。我們家在大蕭條期間損失了幾乎所有的錢之後，我媽媽認為她或許可以給時尚雜誌寫東西來掙點錢。她在夜校上了短篇小說課。她像賭徒研究賽馬新聞一樣地研究雜誌。
《巴黎評論》：她一度很有錢？
馮內古特：我爸爸是一位收入中等的建築師，娶了城裡最有錢的姑娘。她家靠賣利伯儲藏啤酒和金牌啤酒掙了很多錢。利伯儲藏啤酒在某屆巴黎博覽會上獲獎後成了金牌啤酒。
《巴黎評論》：味道一定不錯。
馮內古特：比我早很久的事情了。我從沒嘗過。它有一個秘方，我知道。我外祖父和他的釀酒師傅放進去的時候，不會讓任何人觀看。
《巴黎評論》：你知道那是什麼嗎？
馮內古特：咖啡。
《巴黎評論》：所以你媽媽研究過短篇小說創作——
馮內古特：我爸爸在家裡頂層的房間建了一個工作室，在裡頭畫畫。大蕭條期間建築師接不到什麼活——誰都找不到工作。但奇怪的是，我媽是對的：低俗雜誌的作者卻能大把地掙錢。
《巴黎評論》：所以你媽對寫作採取的是非常實用的態度。
馮內古特：也不是全然如此。她是一個非常聰明的、有文化的女性。她跟我上的是同一所高中，是同期不多的全得a+的人之一。她的德語和法語都很流利。我還存有她的一張高中成績單。「a+，a+，a+……」結果表明，她是一位優秀的作家，但她沒有低俗雜誌所要求的粗俗的天才。幸運的是，我不缺粗俗，所以，我長大後，能夠讓她夢想成真。對我來說，給《科利爾》《星期六晚郵報》和《大都會》《女性家庭》之類刊物寫稿不費吹灰之力。我多麼希望她能活著看到這一幕。我多麼希望她活著看到她所有的孫輩。她有十個孫輩。她連第一個也沒見到。我還實現了她的另一個夢想：我在科德角住了幾年。她一直希望住在科德角。可能兒子都希望能實現他們的媽媽的夢想。我姐姐去世後，我收養了她的兒子，他們努力去實現她的夢想的做法挺嚇人的。
《巴黎評論》：你姐姐的夢想是什麼？
馮內古特：她想像《瑞士家庭羅賓遜》裡的成員那樣生活，在宜人、與世隔絕的地方跟友好的動物住在一起。她的長子吉姆過去八年間在牙買加的山頂上養羊。上面沒有電話。沒有電。
《巴黎評論》：你和你媽媽上的印第安納波利斯高中——
馮內古特：還有我爸爸。肖特里奇高中。
《巴黎評論》：該校有一份日報。
馮內古特：對。《肖特里奇每日回聲》。學校裡就有一個印刷鋪。學生給報紙寫稿。學生製版。放學後。
《巴黎評論》：你剛才覺得什麼很好笑。
馮內古特：我想起了高中的一些蠢事。跟寫作無關。
《巴黎評論》：不介意的話跟我們說說？
馮內古特：哦，我剛才想起了高中公民課上講關於政府如何運作的內容時發生的事情。老師讓我們輪流起立，說說我們放學後都幹啥。我坐在教室的後面，挨著一個叫埃爾伯格的同學。他後來在洛杉磯賣保險。他近來去世了。他不停地推我，催我，激我真實地講述我放學後乾的事。他給我五美元，讓我說實話。他希望我站起來說，「我做航模，還有自慰。」
《巴黎評論》：我明白了。
馮內古特：我還辦《肖特里奇每日回聲》。
《巴黎評論》：有趣嗎？
馮內古特：有趣，也很簡單。我總是覺得寫東西很容易。而且，我學會了寫給同學們而非老師看。大部分初學者不會寫給同輩看——令同輩痛罵。
《巴黎評論》：所以你每天下午都去《回聲》的辦公室。
馮內古特：對。有一次，我在寫東西時，剛好漫不經心地聞了一下自己的腋窩。有幾個人看見了，覺得那很有趣——從那之後我就得了一個外號「嗅聞癖」。在我們一九四〇屆的畢業紀念冊上，我被寫成「小庫爾特·嗅聞癖菲爾德·馮內古特」。嚴格地說，我沒有嗅聞癖。嗅聞癖是四處聞女孩的腳踏車車座的人。我沒那麼幹過。「蠢貨」（twerp）還有一個特定的含義，現在很少有人知道了。現在都亂用，「蠢貨」就成了一個意思不清楚的髒話。
《巴黎評論》：蠢貨最初嚴格的意義是什麼？
馮內古特：是指往屁股瓣中間塞假牙的人。
《巴黎評論》：我明白了。
馮內古特：對不起，是在他或她的屁股瓣中間。我總是會像剛才那樣得罪女權主義者。
《巴黎評論》：我不太明白為什麼會有人那樣用假牙。
馮內古特：為了咬掉計程車後座上的紐扣。這是蠢蛋們那樣做唯一的原因。激發他們的就是這個。
《巴黎評論》：從肖特里奇畢業後，你去了康奈爾大學？
馮內古特：我那樣想象。
《巴黎評論》：你想象？
馮內古特：我有一個朋友，經常大量飲酒。如果有人問他，前一天晚上他是否喝醉了，他總是不客氣地回答說，「哦，我的想象。」我很喜歡這個答覆。它承認人生是一場夢。康奈爾是一個醉鬼的夢，部分是因為喝醉了，部分是因為我入讀了一個我毫無天賦的專業。我爸爸和哥哥都認為我應該學化學，因為我哥在麻省理工學化學學得很好。他比我大八歲。也比我更有趣。他最著名的發現是碘化銀有時能夠讓天下雨或者下雪。
《巴黎評論》：你妹妹也很風趣嗎？
馮內古特：哦，沒錯。她的幽默感帶有一絲奇怪的殘酷色彩，這跟她性格的其他部分有些不吻合。每當有人摔倒她都會覺得非常有意思。有一回她看見一位女士從電車上橫著摔下來，笑了幾個星期。
《巴黎評論》：橫著摔下來？
馮內古特：對。這位女士肯定是鞋跟卡住了。電車的門敞開著，我妹妹剛好在人行道上看見了，之後她看見這位女士橫著摔了下來——像一塊木板一樣平，臉朝下，離地大概兩英尺高。
《巴黎評論》：滑稽劇？
馮內古特：當然。我們喜歡《勞雷爾和哈代》。你知道電影裡最有趣的是什麼嗎？
《巴黎評論》：不知道。
馮內古特：讓一個人走過一個看上去很淺、但實際上有六英尺深的水坑。我記得在一部電影中，夜裡加里·格蘭特慢慢地跑過一片草坪。他跑到一個低矮的樹籬跟前，優雅地跨過樹籬，但發現對面是一個二十英尺長的陡坡。但我和我妹妹最喜歡的還是電影中有人呵斥其他所有人，然後高傲地退進一個衣櫥。當然，他還得再出來，整個人都纏在了衣架和絲巾上。
《巴黎評論》：你在康奈爾拿到化學專業的學位了嗎？
馮內古特：到三年級期中的時候，我每一科都不及格。我高興地參軍打仗去了。戰後，我去了芝加哥大學，痛快地學起了人類學，一種基本上是文科的科學，幾乎跟數學無關。那時我已經結婚了，不久就有了一個孩子，馬克。他後來瘋了，還據此寫了一本書《伊甸園快車》。他自己也剛剛做了父親，我第一個孫子，男孩，叫聖扎迦利。馬克即將結束他在哈佛醫學院的第二個學年，將會是他班上畢業後唯一一個不欠債的人，因為他出了本書。可以說，他精神崩潰後恢復得相當不錯。
《巴黎評論》：研究人類學後來對你的寫作有什麼影響嗎？
馮內古特：它確認了我的無神論，這也是我爸爸的信仰。我一直認為，展覽和研究宗教是小題大做。我們不可以認為一種文化比另一種優越。如果經常提到種族就會惹麻煩。這太理想主義了。
《巴黎評論》：幾乎成了一種宗教？
馮內古特：沒錯。這是我唯一的宗教。迄今為止。
《巴黎評論》：你的論文寫的是什麼？